这里首先要说到《语丝》了。这份周刊的创办种因于周氏兄弟的学生，也是同乡的孙伏园。孙原是《晨报副刊》的编辑，有一次因为上司抽去了鲁迅的稿子就同上司起了争执，闹到不可开交，最后是愤而辞职。孙伏园既是为自己砸了饭碗，鲁迅觉得有义务支持他，于是就商议另办一个刊物，这便是《语丝》。刊物的名字来得很有趣，是几个商议的人拿了一部诗集来，随意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指着什么是什么，凑在一起是“语丝”二字，似通非通，似还可用，于是就这样定下了。
《语丝》的发刊辞是周作人撰写的：“我们几个人发起这个周刊，并没有野心和奢望。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我们并没有什么主义要宣传，对于政治经济问题也没有什么兴趣，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和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这里的思想与五四的精神乃是一贯的，可说是《新青年》“随感录”的某种延续，要说有不同，那也许是少了几分新文化运动高潮期特有的“登高一呼”的气势，多了一点沉着和冷静。
在《晨报副刊》里，鲁迅和周作人就是重要的撰稿人，到了《语丝》，周氏兄弟更是台柱子，几乎每一期都有他俩的文章，大多排在显著位置，并且两人的文章常常就排在一起。还在办《语丝》之前，孙伏园就经常往来于鲁迅与周作人之间，在两兄弟失和以后，鲁迅离开北京之前的一两年时间里，孙伏园往往是同一天或隔一天，先后到两家，或者为办杂志，或为其他事，有时还是受了一方的委托去向另一方询问或交涉。
《语丝》的班底既多为《晨报副刊》的撰稿人，内容、风格上自有相通处，周氏兄弟的文章与此前也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然而《晨报副刊》是人家的地盘，发文章不免受制于人；此外那是兼收并蓄的，也就没有鲜明的特色。《语丝》是自己的刊物，当然可以放言无忌，畅所欲言。同时《语丝》虽然不是同人杂志，却有“提倡思想自由，独立判断”的立场，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主，而固定的投稿者又只有五六人，于是在不经意间显示了自己的特色，用鲁迅的话说，即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是怎样的新，却无明白的表示。因为对“应该是怎样的新”没有明确的表示，《语丝》“要催促新的生长”就更多地通过“对于有害的旧物的排击”来实现了。《语丝》上的文章因此大多是批判讽刺性的，后来人们便把《语丝》文章特有的一种大胆泼赖、尖锐犀利的风格称作“语丝体”，而“语丝体”的代表无疑是周氏兄弟的文章。
讽刺，用大白话说，就是骂人，挑毛病。周作人像鲁迅一样，正是要在病态社会的机体上挑出毛病来，让人们对不良的生活产生怀疑，不能安之若素，意识到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人的“美的生活”。周作人“骂”的对象，有时候是抽象的无形的，比如在一篇《女裤心理之研究》中，他“骂”的是礼教、禁欲主义的“忌讳”：某教育联合会郑重其事地通过了一项议案，规定女学生的制服“袖必齐腕，裙必及胫”，决不允许“豁敝脱露”，周作人由此说开去，很痛快地揭了假道学的阴暗心理——表面道貌岸然，实则是“一个戴着古衣冠的淫逸本体”。有的时候，他的“骂”则是冲着具体的目标。有具体的目标就特别容易招来论敌，就容易打笔仗，周作人从来不怕打笔仗，而《语丝》上的文章往往也是在打笔仗时更见锋芒，更显得精神百倍。
《语丝》的论敌中，最出名的要数《现代评论》的一拨人。《现代评论》是与《语丝》同一年创刊的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周刊，主要撰稿人有王世杰、高一涵、胡适、陈源（笔名西滢）、徐志摩等人，都是大学教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像《语丝》同人一样，原都是新文化阵营中人，只是到启蒙高潮过去后，选择了另一条路，简单地说，他们对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兴趣，也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与当局（即北洋军阀政府）合作，有时站在当局的立场上说话。《语丝》同人则像周作人说的那样，“对政治经济问题没有什么兴趣”，同时将统治当局看作封建余孽，十足的专制政府，对它的种种只有无情的揭露抨击。既有这样的分歧，周氏兄弟对《现代评论》诸人的不满以至不屑就是很自然的了。这种不满又与人际关系不无关联：围绕在《现代评论》周围的一拨人大都有留学英美的背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一群人则或是留学日本，或是江浙人氏。种种因素加在一起，使得“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犹如薰莸之不能同器。前者讥讽地将后者称作“正人君子”，对其接受官方的津贴更是大加奚落，周作人说《语丝》“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就是针对这一点说的。事实上这也是《语丝》可以傲视《现代评论》的地方：它不宣传党派的主张，不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说话，只是本着个人的良知来对社会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
虽然气味不投，周作人起初与“正人君子”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张，鲁迅对那些人一直是“敬”而远之，他倒还维持着礼尚往来。比起鲁迅的嫉恶如仇，周作人的谦冲儒雅显然也是那批人更容易接受的。若不是由于女师大风潮，周作人也许不会与他们舌枪唇剑地大打笔仗，正面地冲突起来。
女子师范大学原先的校长是许寿裳，因反对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他同其他大学的一些校长辞了职。接替他的是原英文系主任杨荫榆。这位女校长在美国留学多年，接触过西式的民主自由，却头脑守旧，又且性格怪僻，行起事来竟是地道的中国家长作风。她的治校之法是把学校当家庭，把学生当儿媳，严加看管，限制其自由，“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鲁迅将她的那一套治校的做法称为“寡妇主义”。
许寿裳掌校时，作风是很民主的，现在一下换成这样一位校长，学生自然难以接受。孙中山到达北京时，学生们主张前往欢迎，杨荫榆挡着不让去，还说孙中山要搞共产共妻；又一回，几个学生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未能如期到校，她严厉地令其退学，学生自治会请她收回成命，她拒绝了，而且对学生代表破口大骂。于是学生方面愈觉忍无可忍了，1924年秋天，一场“驱羊（杨）运动”终于热闹非常地爆发了。
周作人这时在女师大兼课，起初，他的态度毋宁是息事宁人的。有一天，两个他曾教过的学生来找他商量解决办法，她们是学潮中的中立派，说只要换掉校长，风潮就会自动平息。周作人当晚就给教育部打电话转达学生的意见，得到的答复似乎是有希望的。谁知后来章士钊当了教育总长，他支持杨荫榆，对学生采取强硬的立场。于是校长与学生的矛盾更加激化。1925年5月7日女师大开国耻纪念讲演会，会上校长与学生发生了冲突，两天后校长即召开评议会宣布开除学生自治会的六个职员（这里面就有后来成为鲁迅妻子的许广平）。周作人本来并未明确地站在学生一边，此时觉得校方的做法太过分了，便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几位教员站出来主持公道。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对学生表示同情，要求公正处理此事。宣言由鲁迅起草，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签了名。
事情至此，周作人的态度还并不是很激烈。他对任何形式的群众运动一贯是有着怀疑戒备心理的，他不希望事情闹大，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劝告被开除的六位学生领袖就此歇手，不必做了群众运动的牺牲品，因为他深知群众性的运动起来时轰轰烈烈，待到高潮过去，往往又是一哄而散，到那时，领头的人就白白牺牲了。可就在宣言发表之际，《现代评论》上登出了陈西滢的一篇《闲话》，不单支持校方的立场，而且说女师大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这里的“某籍”是指浙江籍，某系指北京大学国文系，宣言上签名的七人除一人之外都是浙江人，又多在北大任职或兼职，显然，陈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周氏兄弟等人。由此为发端，围绕着女师大风潮，周作人与鲁迅等人一道，与现代评论派正式接上了火。
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打笔仗，并非单是为学生抱不平，他最不能容忍的是陈西滢文中大有挑唆北洋政府出面严厉镇压女师大学生之意。若陈西滢等人只是发表自己的主张，周作人虽反感，也还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宽容，然而要政府出面干涉，那不就像白话文运动时林琴南要借徐树铮之力镇压《新青年》、北大一样了么？这已然不是平等的争论，而是搞专制了。周作人和鲁迅马上反击，鲁迅写了《我的籍和系》，周作人则写了《京兆人》，文中写道：“没有凡某籍人不能说校长不对的道理，所以我犯了法也还不明白其所以然，造这种先发制人的流言者之卑劣心理实在可怜极了。”
政府果然出来为杨荫榆撑腰了。这一年8月1日，杨荫榆得到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支持，带领军警、打手一百多人回校，强行驱赶学生离校，切断水电供应，并唆使军警殴打学生，最后将学生锁在校内。周作人立即写了《续女师大改革论》一文，指名道姓谴责章士钊说“总长对这回女师大事件决不能逃责”。这一回他真是怒不可遏了，斥责学校当局时用上了“丧心病狂，可谓至矣尽矣”这样激烈的词句。事态还在不断扩大，周作人的态度也随之越来越激烈，坚决。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政府强行解散女师大，在原来的校址设立女子大学，学生不肯屈服，继续占据校园，接连几天，当局派来接收学校的人与学生发生冲突，不少学生被殴打致伤。周作人这时完全站到学生一边，他参加了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招集的会议，与鲁迅一起被推为校务维持会的委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时他已是“与女师大共存亡”了。有一次，他参加了学生家长会议，与章士钊正面冲突起来。这家长会是因解散女师大令下之后遇到反对而召开的，周作人本无子女在女师大，但他却是名叫张静淑的女学生的保证人，他就以此名义出席了家长会。这会是章士钊主持的，其意无非是让家长约束学生，服从命令。到会的二十余人，起初谁都没开口，周作人却对章士钊声色俱厉的一通训词无法忍受，头一个站出来反对，结果引来众人响应，章士钊气得拂袖而去。第二天，周作人又为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代作呈文，——至此，他已经被卷入到学潮的中心，真成了学潮幕后的“黑手”了。
女师大解散之后，被强行拖出学校的学生只得另寻栖止，另外找了个地方，坚持与当局对峙，直到段祺瑞政府垮台，章士钊逃往天津，学生回到原校上课。这期间周作人一直是学生的支持者和代言人，校务维持会的活动，参加在新校址的开学典礼，继续给学生上课都不必说了，他还代表女师大几度到教育部去交涉，以致当局也认准了他是反对派的头面人物；第二年返校的学生开了“毁校纪念会”后不到十天，教育部又欲将女子大学与女师大合并为女子学院，以女师大为师范大学部，派林素园为学长，林首先要做的即是向周作人等人说明接受的理由。林素园到校的那一天，周作人等人与之论理，称校中教师早有宣言，根本不承认改组的合法性，林大为恼怒，大骂该校的教授是共产党。周作人是个“洁身自好”的个人主义者，与任何党派都无瓜葛，林素园指其为共产党，当然是胡说，不过这也从反面说明，周作人当时是如何的激烈了。
一面在和章士钊等人过招，一面周作人也在继续与陈西滢等人笔战。《现代评论》派诸人一直在给章士钊、杨荫榆帮腔，污蔑学生，诋毁支持学生的人。周作人听说陈西滢曾扬言于众，说“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意思是说女学生像应招女郎一样“出台”），不由感到愤慨。当时女子出了闺房去读书尚属新鲜事，女学生在社会上易遭物议，但凡有一点事，小报上必是大肆渲染，人群中也是飞短流长。章士钊在停办女师大的呈文即污蔑女学生“不受检制，竟体忘形，啸聚男生，蔑视长上，家族不知所出，浪士从而推波，伪托文明，为驰骋。谨愿者尽失所守，狡黠者毫无忌惮，学纪大紊，礼教全荒”。周作人最容不得对女性的不尊重，他对章士钊的反感部分地也是由此而起，不过章士钊犹有可恕，毕竟他原本就是反对新文化的人，而信奉新文化的陈西滢也说出那样的话来，虽是私下里的闲谈，他也觉得不可饶恕了，何况此前陈在他的《闲话》里说女师大“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有扫除的义务”，已是语带轻薄。偏偏同属现代评论阵营的徐志摩还写文章赞美陈西滢，说他“对女性的态度，那是太忠贞了”。于是周作人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将陈西滢的私下诋毁女学生的话揭出，斥道：“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居于正人君子之列。”
陈西滢连忙写信辩解，称他根本没说过那句话，——那是另一人说的，他不过是在场而已。进而他追问此说的来源，指责周作人造谣中伤。徐志摩将两方面打笔仗的信件加上传话者的信一起登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上，似在居间调停，事实上却是袒护陈西滢，以致时人称那是“攻周专号”，所谓“攻周”，原是指周作人，后来才把矛头又对准了鲁迅。那话周作人原是听张凤举说的，正待亮出这个证人，张却害怕闹到对质的地步，影响到他与那一边的关系，便竭力央求，请周作人不要说出。为息事宁人计，周只好含糊地说他是得之传闻，照晚年在回想录里的说法，这“等于认输”了。
然而陈西滢究竟有没有说过那句话其实并非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陈西滢等人支持章士钊代表的北洋反动政府压制民主的立场。事实上，即使没有那句话，周作人与“正人君子”的笔墨官司也早已打起来了，而在“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与鲁迅同章士钊、《现代评论》诸人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26年3月18日，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八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到铁狮子胡同向执政府请愿，正当学生代表同政府人员交涉时，执政府卫队向人群开枪，造成四十多人死亡，一百五十多人受伤，酿成震惊中外的惨案。进入所谓“民国”以来，这是当局第一次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镇压，鲁迅因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那天周作人到燕京大学去上课，到校后即听说因学生去外交请愿，课不上了，正待回家，就见参加请愿的一个他认识的学生气冲冲地跑来，他虽未受伤，帽子上却被枪弹打了一个洞。听他报告惨案的经过，周作人大感震惊。果然，往家走的路上，不断遇到一些受轻伤的人，坐在车上流着血，往医院里去。第二天下起了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被薄薄的雪覆盖，情状特别的凄惨。死者多半是青年学生，有些还是与他有关系的，像刘和珍、杨德群，都一直在他的班上听课，他做保护人的张静淑也在救护同学时身中四弹，生死未卜。为刘和珍、杨德群送行的那一天，周作人也去了，只见两个用衾包裹的人，只余脸部蒙着薄纱，隐约可以望见面容，封棺之时，周围的女同学失声痛哭，他不禁感到空气的沉重。他最看重生命，见不得流血，见不得生命无谓的牺牲，现在如此近切地看着两个夭折的年轻生命，想到不久前她们还在听他课的，他恍惚感到就像是自己两个女儿的姐姐死去了似的。而想到她们并非死于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而是死于丧失人性的政府的镇压，他又感到了不能自已的愤慨。
那些天他心情郁闷，什么事也不能做。文人只有手中的一支笔，他便以文字来发泄胸中的愤懑，追悼枉死的学生。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文中称这次事件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上海五卅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3月23日北京各界数万人在北大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他送去了挽联，上面写道：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两天后女师大追悼刘和珍、杨德群，他又送去一联：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
悲愤之情，溢于言表。而前面那副联中的“赤化”“学界名流”是实有所指的：陈西滢在发表于《现代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暗示，杨德群等人的死乃是受强迫、被人利用的。周作人读了之后既惊且怒，在他的记忆中，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还未曾有如此露骨地为当局者张目的。他马上写了《恕陈源》一文，指责陈西滢一类的人“使用了明枪暗剑，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有意思的是，从女师大风潮到“三一八”惨案，在与当局、与《现代评论》派的对峙中，我们发现周作人的言论与鲁迅显示了惊人的一致，彼此的呼应、默契甚至比以往更令人瞩目，若非了解内情，简直不能想象二人已经翻了脸，形同陌路。晚年的周作人似乎有意要提示这一点，他在回想录中将二人那时的一些文字做了有趣的排比，比如在引述了鲁迅的名文《记念刘和珍君》之后他便提到了他当时写下的《新中国的女子》，文中复述了那些盛称中国女子大胆从容的报道，说这里“的确表示着中国机运的一点消息”。事实上处于激愤中的周作人甚至比鲁迅来得还要慷慨激昂，有朋友提醒他，在如此险恶的社会里与当局作对很危险，他的回答是，“自然，我也知道，但这是我的坏脾气，喜欢多说话，一时改不过来。至于危险呢，或者也就是通缉吧？因了言论而被通缉，倒也是很好玩的。”——言下很有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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