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即使在为学生奔走，与陈西滢等人笔战正酣之时，周作人也不是那么义无反顾。一方面，在众人面前，他的态度可以说是非常激烈，另一方面，当他独自面对自己时，他又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怀疑：这么做有意义么，值得吗？常常在一轮舌剑唇枪过后，他会产生一种无聊、疲乏的感觉。有一天他从抽屉里找到了祖父的一本家训，读到其中这样一段话：“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后逢歌戏筵席，聊忆前训，即托故速归。”他大发感慨道：“我读了不禁觉得惭愧，好像是警告我不要谈政治什么似的。我真是非立志滚出这个道德漩涡不可，反对假道学和伪君子岂不是与反对无耻政客一样地危险，即使没有大之小之的各种灾难，总之也是白费精神，与看戏三日夜是同样的昏愚。”这篇题为《我最》的文章发表在《语丝》上，有些话是讽刺语，借了“惭愧”来表示对正人君子之流的蔑视，不过“立志滚出这个道德的漩涡”，过一种洁身自好的生活，又确是他内心的真实。中国旧式读书人一向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周作人身上本有着古来读书人的影子，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知识分子身处混乱的中国现实中，实在也看不到有何“达”的可能，何况周作人本性上又更适于宁静的书斋生活。若是从到南京求学时算起，他在独善其身的书斋生活与投身社会改革浪潮之间已有过好几番进退了，他本不想过问世事，熟识周氏兄弟的人都认为鲁迅“热”，周作人“冷”，可二十年代的周作人还没有“冷”到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地步，而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太叫人烦心了，要视而不见并不像孩子在一边哭闹他仍能埋头读书那样容易。他已决意要埋头耕种“自己的园地”，可遇上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他又实在不能安坐书斋，一次又一次，他最终还是被卷到了社会运动的风口浪尖。假如卷进去之后便即全身心地投入，倒也罢了，糟糕的是卷进去后又有另一个自我在冷眼旁观，令他怀疑、后悔、对自己不满。不止一次地，他陷入到自我的矛盾中。
虽然不像鲁迅那样无情地“严于解剖自己”，周作人却也是一个喜欢自我分析的人，他对自己内心的矛盾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他自言心中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两个鬼“在那里指挥着我的一切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有时候流氓鬼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可是当那“流氓鬼”要引着他尽兴撒野时，“绅士鬼”就会出来拦着，于是乎“流氓鬼”便住了手，甚而跑得没踪影了。奇的是若他跟了“绅士鬼”走，“学习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时，“流氓鬼”又不答应了，要冒出来破口大骂“你这混帐东西，不要臭美，肉麻当有趣”。于是乎，“绅士鬼”又缩了头。周作人感到他既不可能扮演十足的“流氓”，也做不成百分之百的“绅士”，“流氓鬼”与“绅士鬼”二者都有他恋恋不舍的某种东西，他欣赏“绅士的态度”，却又钟情“流氓的精神”。“绅士的态度”是矜持、体面的，内底里是讲秩序，讲等级；“流氓的精神”即是反叛的精神，反叛现存的秩序，反叛权威，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要给绅士们的“好的世界”添点乱，让其不那么如意。
要说鲁迅是反叛精神的化身，那么《现代评论》派诸人就可以看作是“绅士”的原型了。周作人身在“流氓”“绅士”之间，常常不能协调身上的“两个鬼”，使之合而为一，也只好一会儿做“流氓”，一会儿做“绅士”了。因为有“绅士”的一面，他即使在与鲁迅并肩与现代评论派对阵时，态度上与鲁迅也有微妙的不同。鲁迅是棒打一大片，对正人君子一个也不放过，他则几乎只是和陈西滢一个人单挑。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打不打“落水狗”的争论。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1949年以后曾多次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这篇名文直接针对的是林语堂，从头里说却是周作人引来的：女师大风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后，周作人便觉可以息兵罢争了，有位曾经提倡白话文的老资格人物吴稚晖出来说，章士钊既已倒台，再施以攻击便有打“死老虎”之嫌。周作人很有同感，马上撰文应和，提出应该讲究“费厄泼赖”精神，在一篇题作《失题》的文章里又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般散了的？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虽然我不是绅士，却也有我的体统和身份。”他这番话自然有他的矜持，同时也还留有几分奚落对手的“师爷气”，同在《语丝》上写文章，后来成为“幽默大师”的林语堂把话头接了过去，一本正经来了一通并不幽默的发挥：“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以为对手败了，已然自据为胜利者的身份，有资格来行大度宽容了，林语堂实在要比周作人“老实”得多。
鲁迅看到周作人、林语堂的文章，大不以为然，立即写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力主“痛打落水狗”，他说，老实人以为，落水狗既已落水，就会忏悔，不再咬人，事实上却正相反，不打落水狗，就会再被狗咬——“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果如鲁迅所料，先是章士钊的党徒成立“女师大公理维持会”，扬言要找那些帮助学生的教职员算账，其后又有当局屠杀学生的惨案发生。周作人的“费厄泼赖”眼见得是有些“迂”了，他写了《大虫不死》一文，对掮出不打“死老虎”招牌的人提出批评，其实是做了一番自我否定，也可以说，他是间接地接受了鲁迅的批评。
当然，单凭了鲁迅的文章是不可能将周作人身上的“绅士鬼”赶跑的，周作人也不会因为某一次在事实面前的碰壁就改变了习性，就此彻头彻尾做“流氓”。对这一点，他的论敌倒是一直有着准确的预感和判断，陈西滢等人一边同他打着笔仗，一边也就看出他与鲁迅的不同，对兄弟二人区别对待了。他比较兄弟二人道，“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是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正是叫阵的当口，陈西滢的话也自然含讥带讽，不过即在挖苦中也可看出对二人态度上的差别，鲁迅一直是教育部的官员，“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暗示的正是这一点，比较起来，对周作人还不能算是不留余地。正因为感应到了周作人身上“绅士”的一面，就有了这样有趣的情形：最先和陈西滢等人指名道姓打笔仗的是周作人，一开始他也确是《现代评论》诸人正面冲突的头号对手，所谓“攻周专号”，首先是针对他的，可是笔仗打着打着，原先只是作为“周氏兄弟”组合而被扯进来的鲁迅越来越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被看作真正不能两立的冤家对头，“始作俑者”周作人倒被放过一边了。
相比起来，徐志摩的一段话更能表明“绅士派”人物对周作人的态度，他称鲁迅的作品他很少拜读，“平常零星的东西”（当是指鲁迅论战批评一类的文章）“即使看也等于白看，没有看进去或者没有看懂”；至于周作人，“作品我也不曾全看，但比鲁迅先生的看得多。他，我也是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博学。”说鲁迅的话是尽量地刻薄，不能当真；说到周作人，总还留着几分客气和尊重了。
看到这类来自论敌的有几分不是味的推许，周作人会作何感想？以他的矜持和孤傲，他当然不至于认对方为知己，不过语气里虽含着几分不恭，他知道“佩服”“博学”云云，里面的确也道出了绅士派人物对自己的真实态度和评价，撇开论战不谈，这态度和评价倒是他当得起也乐于接受的（这从后来他与胡适之间厮抬厮敬的关系即不难看出了）：他心底里不就是以博雅自许，以他的性情，若非生当“乱世”，不就是想做一个博学的学者吗？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三一八”惨案后，进步文人受到军阀政府的通缉，周作人等一大批人都身列黑名单。北京已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气氛非常压抑，有进步思想的人甚至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许多文人学者都往南边去寻求新的生活了，鲁迅受林语堂之邀到厦门大学任教，林语堂原也邀了周作人，他却未成行，除了其他的原因外，他与鲁迅的过节显然也是一个心理障碍。不管怎么说，他留了下来，继续主持《语丝》的工作。
困居北京，周作人被一连串从报上看到的，从友朋口中、信里传过的各种坏消息包围着，简直喘不过气来：在北京有张作霖在捕杀进步人士，上海有孙传芳在讨赤，其后又是国共分裂，蒋介石在各地清党，杀人如麻，不可胜计……北边的军阀政府与广东的革命政权原是对峙的局面，许多人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南边北伐的成功，大批文人的离京南下就说明了这一点。周作人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素来有畏惧之心，可他最初无疑是同情革命的。然而很快他就听出了那边的不谐和音，他看出南方的革命党和北方的军阀骨子里相似，预感到这表面上势不两立的两派无论谁掌了权，中国的事情还是一样的糟糕，因为两派思想上是一样的陈腐。果然，南边很快传来了大屠杀的消息，报上每天都能看到杀戮的报道，他曾经教过的一些学生也在“清党运动”中惨遭杀害。他在燕京大学教过的顾千里、陈丙中二人是他颇赏识的，是“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因为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都到南方参加革命，却在为国民党出了很多力之后，被国民党以左倾的名义杀害了；北大的一个女学生刘尊一在北京时曾被军阀政府逮捕，后得幸免，曾到周家暂避一阵逃到南方去的，现在却因是“共党”在上海被捕了，生死未卜。想到这些年轻的生命的夭折，周作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在一篇题为《偶感》的文章中他写道：“听到自己所认识的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边，还是一件很可怜的事。青年男女死于革命原是很寻常的，里边如有相识的人，也自然觉得可悲，但这正如死在战场一样，实在无可怨恨，因为不能杀敌则为敌所杀是世上的通则，从本来合作的国民党里清除出而枪毙或斩决的那却是另一回事了。……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的行动，却终于一样的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惘然，至于那南方的杀人者到底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这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
“唯有复归于沉默”是愤激之言，在愤激中他还无法保持沉默。他主持下的《语丝》不断地发表时政的评论，抨击现实，他本人不仅写了大量文章，而且在南方北方一片阴霾的情势下，他还有过十分“出格”的激烈举动。其一是“谢本师”事件。这位“本师”是章太炎，周作人求学日本期间曾与鲁迅等人一起从他学文字学，他一向敬重章的学问人品，也受到过章排满复古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可1926年，正当孙中山酝酿北伐之际，章太炎突然与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搭上了，组织“反赤救国大联盟”，自任“干事会”主席，通电全国，要讨伐赤党，引来舆论一片哗然。章太炎这样的革命先驱会有这样拉车向后的举措，周作人感到震惊，不能容忍。他不能自已地写下《谢本师》一文，表示他曾受过章的影响，始终尊章为师，不图“先生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接着他便不留余地地说：“这样的也就不是我的师。”
其二是在“清党运动”愈演愈烈之际，蔡元培与吴稚晖联名著文，支持“清党”，而一向信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胡适在血流成河的上海发表演说，对“清党”中血腥的屠杀避而不谈，却大谈中国至今容忍人力车夫故不配称作文明国之类，周作人从报端看到这种种言论，很快写了《怎么说才好》一文，愤激地说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的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命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大发其杀人狂，而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胡，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嗜杀之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如果说“谢本师”之际，周作人心中更多的是不满，语气中有几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凛然，那么这一次当他指责蔡元培、胡适诸人时，心中更多的则是沉痛与悲哀了：毕竟，章太炎还是属于辛亥革命一辈的人，蔡、胡则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倡言“民主”“科学”，思想是更先进的，他们对“清党”这样的暴力、这样的专制前奏都或是附和或是视若无睹，中国要成为文明世界一分子，中国人要想过上“人”的生活还有何希望？在这样阴暗的心情重压之下，他真不知“怎么说才好了”。
“清党”是在南方发生的，北方的“讨赤”则在他身边进行着。李大钊的遇难给了他很大的刺激。直到晚年，周作人还记得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的那一天，那一天是清明节，他同友人到海甸郊外远足，在友人家中住了一宿，第二天回到城里，看到报上的消息大吃一惊，原来头天夜里北平的统治者军阀张作霖派兵袭击苏联大使馆，将搞国共和作的人都抓走了，里面就有李大钊。李大钊是他在北大的同事，他是非常熟识而有好感的，他们是《新青年》的同志，办《每周评论》时同心协力，他鼓吹“新村”时，李大钊又是《新青年》圈子里唯一支持他的人。李大钊后来成了共产党，周作人既对政治不感兴趣，与一切“主义”都保持着距离，当然对李鼓吹的共产主义学说不以为然，但是他欣赏李大钊为人的纯朴、谦和，佩服他身上那种为“主义”献身的精神——正像他不信仰任何宗教，却对那些真正甘为宗教献身的人有无言的敬重一样。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为其担心，并且将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接到自己家中藏匿，让他住在爱罗先珂先前住过的屋子里。
自民国以来，军阀政府逮捕进步文化人的事已有过许多次了，不过还没有有恃无恐地杀过人，陈独秀就因散发传单入过狱，却终能全身归来，周作人没想到，这一次张作霖则是当真下手杀人了：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执行死刑。第二天的报纸上大书特书，李大钊等人临刑前的照片就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看着故人的仪容，回想过去在一起闲谈的亲切气氛，他真不敢相信，这样一个好人就这么被杀害了。
周作人此番的震惊更不是前此得知被捕消息时可比的了，一时之间，他甚至有一种大难将至的感觉。震惊可以带来恐惧，可是愤怒中的人有时是不知道什么是惧怕的。这时一家日本人办的报纸《顺天时报》发表文章污蔑李大钊，恰恰将周作人胸中的愤火燃到了顶点。这家报纸称李大钊为主义枉送了性命，若他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好好做学问，教学生，自可获得人们尊敬，如现在这般，有何值得？又劝诱道：“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轻举妄动吧。”——此种言论，简直情同戮尸。周作人对这家一向为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张目的报纸素来反感，在为李大钊之死哀痛的日子里读到该文，更是怒从心起。他接连写了《偶感》《日本人的好意》等多篇文章，力斥其非，称李大钊“以身殉主义”，死而无憾，其高尚人格正是令人敬仰的，作为共产党的首领，他身无长物，清贫度日，但知为主义奋斗，正是一个不谋名利，真正“自甘淡泊”的人。至于劝中国的老百姓“苟全性命”，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
周作人写文章一向回环曲折，即写批驳性的文章也是多有反语，内敛而力避锋芒外露，现在他真是义愤填膺了，动于中而形于外，直抒胸臆，义正词严。他是出于义愤，也是出于情谊。出于情谊，他让李大钊的后人在家中隐藏了一个月，其后又和友人一起，送他到日本去留学。李大钊身后萧条，遗孤生活无着，他又与人给予照料安置。几年后，他已真正躲进象牙塔过起不闻世事的书斋生活，并且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坛成水火之势了，却还出于故人的情谊，参与了李大钊全集的编辑工作。
写那样的文章，做那样的事，在军阀已然大开杀戒的情形下，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何况他早已是黑名单上的人。他有大难临头之感并非没有根据，有一度似乎危险离他已经很近。1927年10月，《语丝》被张作霖的军阀查封，这个刊物批评时政不留情面，对当局持抨击的立场，即在当局开了杀戒的情况下也未沉默下去，周作人最激烈的言词都发表在这里，包括称颂李大钊的文章，该杂志理所当然成为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周作人是《语丝》最主要的撰稿人，而且一直主持该杂志的工作，杂志被封，他是首当其冲的人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实在很难说。为逃避搜查，他和刘半农到一日本友人家中藏身，住了一个星期。期间二人几乎与世隔绝。刘半农后来在一篇小品文中生动地写下了当时的情形：“……余与启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多年后的回忆，语气已极平静，想来当时的心情是有几分紧张忐忑的，当然更有压抑和苦闷。其实周作人悲凉的心境在他那篇《怎么说才好》中已表露无遗，他对中国的前途已经感到悲观：“怎样说才好？不说最好：这是一百分的答案。”所以还在抨击时政，不是因为还能看到什么希望，而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说那是困兽之斗也许是更合适的。也正因是困兽之斗，他没有了一向的从容，失望中却更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劲头。
搜查的风声很快过去了，周作人阴抑的心境却无从改变，心中既已涂上了悲观的底色，对未来已不敢存有希望，待到1928年，北伐成功，“革命胜利”后发现社会上的情形仍同军阀统治时一个样，他的心底也就不起波澜了——“清党”发生后，这一切已在预料之中。困兽犹斗的亢奋之后，他感到的是无聊和疲乏。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北京现在已挂了青天白日旗了，但一切都还是以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化。有人问，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还是革命的北京化呢？”辛亥年间他在绍兴领略到的“咸与维新”的那一幕闹剧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仍然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没有往前走，仿佛只是完成了“革命—暴力—专制”的又一次循环，他也再次陷入到类于他在辛亥革命时体验到的那种消沉情绪中去。
二十年代最末的几年他就是在消沉中度过的。亢奋过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激动或是给他刺激，要说有，那也不是国家大事，而是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了。那段时间里，对他打击最大的事情，莫过于若子的死。若子是周作人的次女，天资聪颖，活泼可爱，他视之为掌上明珠。1925年若子生过一场大病，几与死神照面，足足让家人紧张了三天三夜。那几天茶饭不思，不分白天黑夜守在若子的病床前，若子身体病变的每一细节都令他或惧或喜。若子病好之后，他简直有一种历劫生还的庆幸，他带着庆幸的心情写下了《若子的病》，忙着给若子补办十岁的生日，又对给若子治病的山本孝忠大夫和护理她的永井护士千恩万谢。那时他再也想不到几年后死神的阴影会再次罩在女儿的头上，并最终夺走她的生命，也料不到自己会和山本大夫反目成仇。
1929年11月16日，若子放学归来忽觉肚子痛，家里人连忙请来一直给周家看病、与周家关系很不错的山本大夫到家中诊视，山本诊断为胃病，并无大碍。谁知半夜里若子又腹疼不止，再去请山本大夫，他却未来。第二天若子即高烧不止，山本大夫来诊后推翻了日前的说法，疑心是患了盲肠炎，验血确诊后，他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服药，这也能将病治好；一是做手术切除，这可以将病根治。周家选择了动手术，于是若子被送进山本推荐的一家德国医院。谁知手术时发现若子的盲肠已经穿孔，引起腹膜炎并发症。20日凌晨两点钟，终于不治身亡，年仅十四岁。若子死前神智清醒，不停喊着兄姊弟妹的名字，待为她招来后，她一一与之招呼，唯对医生误了她的病恨恨不已，又不住伸臂搂住母亲的颈脖低声说：“姆妈，我不要死。”周作人在病床前目睹了这一幕，眼见最疼爱的女儿的生命慢慢地消逝，自己不能身替，亦没有一点办法挽留，真是心如刀割，伤心欲绝。
人死不能复生，周作人只能以种种方式来排遣心中的悲痛，寄托对爱女的哀思。他是根本不信鬼神的，但他设祭棚，放焰口，超度若子的亡灵。若子的遗体放到寺院后，他又请僧人诵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无法从丧女之痛中解脱出来，终日沉默寡言，形容枯槁，无心教书甚至也无心读书。遭了大难的人特别容易感受也特别容易同情他人的痛苦。恰在这段时间里，有个和他平素并无多少来往的女学生在病痛中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一些虚无感伤的话，这学生是见过若子也知道若子已亡故的，信里也就提到，有“我病了，我不怕病，但我讨厌病，像若子一样，多么痛快呀！”等语。这大大地触动了周作人。若在平日，他大约会简单地回一封信吧？这一次他确是在接到信后冒着大雪找到了那学生的住处。说了几句探问的话之后，他送给她两本书和一张若子的相片，用低微颤抖的声音解释说：“这……这……这是她的一张相。”那照片的背面有他题的“亡女若子遗像”六个字。学生分明看见他眼里含着泪水。接着他便默默地走出去，消失在风雪中了。在外人的面前这样不加掩饰或是不能自已地流露自己的情感，这在素以冷漠称的周作人是太不寻常了。
与他通常给人留下的儒雅通达的印象更不相符的，则是他在迁怒于山本大夫时的失态。不知是否多少是由于若子临终前痛恨医生的话给了他深深刺激的缘故，他伤心欲绝由悲痛生出愤怒，很快将山本大夫当作了发泄胸中愤怒的对象。很难判断山本大夫对若子之死应承担多大的责任，我们知道的是，周作人认定是他的延误和误诊夺去了爱女的生命。而一想到此，周作人就止不住向山本要人命的强烈冲动。若子死后的第十天，他就亲到《世界日报》社，委托报社在广告栏内的显著位置刊登“山本大夫误诊杀人”的弹劾广告，广告中指控山本“拖延掩饰，草菅人命”。意犹未尽，他又写了《若子之死》一文，记述山本误诊的经过，追究其责任。往重里说，若子之死是一桩医疗事故，周作人的反应多少是有些过分了，必要将山本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是最讲理性的，可此时却不惜用上一般情形下他肯定最不屑的煽情方式：《若子之死》配发了若子死前三个月拍的相片，后来又将若子堂妹堂弟写的悼念文章《若子周年忌》拿到报上去发表，那文章里除了怀念若子之外，更表达了孩子对山本大夫的憎恨。可爱的孩子的遗照和童稚气真情流露的文章会在公众舆论引起更大的同情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正是周作人希望的，他知道在法律上很难给山本定罪，却要利用舆论使他名声扫地。盛怒之下，他已全然不顾山本于他本人于若子是曾有救命之恩的，他的胸膜炎，若子几年前的突发急症，都是经山本治疗而得痊愈，而他对山本曾经是心怀感激的。周作人的全身心都被愤怒占据了，他只看见一个事实：他最钟爱的女儿不在了。
这一次的失态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他与鲁迅闹翻时的情形，只是如果说那一次是起于“玫瑰色的梦”的破灭总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若子死后他的举措就只有教人目瞪口呆。有人在小品文里描绘周作人儒雅平和之外的“另外一面”道：“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阻拦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子就满够了。”他对山本的报复，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另外一面”。可以说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刻薄狠辣的“绍兴师爷”气，你也可以说这就是他身上蛰伏的“流氓鬼”的一部分。只是这一次使得“流氓鬼”抬头的完全是“私愤”，而不像自女师大风潮至“清党”时那样，是出以“公心”了——既然对世事已陷入彻底的悲观，那个“流氓鬼”也只有在他个人生活受到侵扰时才会一跃而起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