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书的角度去说，传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好写的，一类是难写的。给周作人做传，显然属于后一类。说难写，其因有三。第一，周作人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以我看，新文学作家中，就意识的复杂，思想的深邃而言，鲁迅之外，就要数他了。这样一个人，要透彻地理解他，实在是难。第二，周作人又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在新文化运动、新文学史上的功绩是明摆着的，其渊博的学识、散文的功夫一直受到世人的推崇。然而他在日伪时期又有过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对此他至死也没有悔过，即使我们不是给他简单套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就算数，他人格上的污点也是不能回避的。对这样的人物，评断上要拿捏得准，把握住分寸，做到恰如其分，颇不容易。第三，周作人一生过得基本上是一种平静的书斋生活，读书做文几乎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丝毫没有传奇性可言——找不出戏剧性的事件，甚至也没有多少趣闻轶事。这样一位传主的生平，要想写得生动有趣，有可读性，近乎不可能。

    前两个难题可以合二而一，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周作人有了较透彻的了解，评断也就自在其中。这方面因为已经有过几本很不错的周作人传记，作者可以占些便宜。最麻烦的却是第三条——对于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可读性也许应是第一位的，偏偏传主不给我们提供增加可读性的机会。对此，除了多一些叙述，少一些议论，文字力求平易浅显之外，我实在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深入浅出”应是这类书最理想的境界，也是我希望达到的，但一边写着，一边我就在怀疑，我是否既未能“深入”，也没做到“浅出”。因为我总想，对于这样一位复杂的人物，不抵达他内心的某些角落，实在是无从说起的，写了也等于白写，所以不免要对传主思想的起承转合做些交待，可这么做时，又在不住提醒自己，不可卷入太深，纠缠太过，再不抽身退步，读者就要弃书不观了。如此忽“深”忽“浅”，首鼠两端，其结果，很可能是于“深”于“浅”，两皆失之。

    尽管如此，我仍希望这本书能够使读者知道周作人这位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化思想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了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荣辱浮沉，他的是非功过。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对他思想演变大致轮廓的勾勒，帮助读者理解他何以走过了这样一条曲折的人生路。

    1999年6月2日于南京西大影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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