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尤溪民间故事-历史纪实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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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辑收编的《无钱会起义》等6个故事,是从1909年清朝末年开始,即1951年全国解放之初,在尤溪地方上的历史一角。按故事发生的时间先后编排,从中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出,在封建官僚的统治下,社会之黑暗,治安之混乱,人民之困苦。同时,也反映出人民是不甘心受剥削和压迫的,民间反抗情绪不断,如火如荼的斗争情景。故事所涉及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经过,都是真实历史的记录,没有夸张与虚构。

    材料来源:有的是从政府档案中来的,出处可靠;有的是受豁者亲身经历讲述的;有的是讲述人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第一手材料;有的讲述人是从他们的祖辈、父辈当事者口传下来的,可信度高。如《无钱会起义》的当事者,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在世时,把事情过程、斗争情景,对他们的下一代人和身边的人,反复讲述过,听讲人不在少数,提供的内容原汁原味。《卢兴邦轶闻》,虽然讲的是轶闻,但却是存在的事实。《阿绎匪覆灭记》,发生的时间很近,上了年级的人都有亲身经历,有的身受其害,讲述者的年龄最大的96岁(与阿铎同龄),小的83岁,他们都是活档案。《革命故事三则》、《尤溪剿匪记》和《特级民兵模范林旺高》等故事,都是发生在当代,当地群众包括本作者在内,都能知悉其全部过程,内容真实可靠。

    沧海桑田,人易事非。随着时间不断向前推移,事件离我们越来越远,终被历史所湮没。有的内容在将来的历史档案中也许查收到,有些事件仅在民间口头传讲,靠当事人回忆,也许将来在历史档案中看不到,到那时,本《故事》将成为历史记录。

    1无钱会起义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断地侵略中国,清政府屈辱求和,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维持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泱泱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应付大量赔款,清政府加紧对人民敲骨吸髓般的压榨。地主豪绅也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大肆夺取和兼并土地,然后,再凭借手中掌握的土地向农民勒索高地租和高利贷,榨取农民血汗。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使得大量农民破产,农村生产力和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破坏。加上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农民无力偿付地租和高利贷。而地主则勾结官府,对农民施行暴力压迫,许多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有的不得不走上武力反抗的道路。福建早有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天地会存在。天地会的支派小刀会、红钱会、乌钱会等组织,曾在各地举行过声势浩大的反清农民起义。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间,有福建省兴化人名顾志忠,来到尤溪县的水南、水东一带,组织“无钱会”(后来改称“关帝会”)。收徒百余人,并扬言不日将有大队人马来攻打县城。县知事舒钧十分惊慌,他一方面严密布置城防,一方面请地方绅士为代表,与顾志忠谈判,诱骗顾志忠说:他自愿让位,请顾志进城视事。顾志忠不知有许上了圈套,被抓缚砍头示众。已组织起来的“无钱会”被解散。接着,舒钧召集全县绅士组织“议会”,名为协助管理治安,实为派款收捐勒索民财。

    汤川地方农村的贫苦农民,面对封建统治者的横行,地主阶级的压榨,受尽苦难。加上连年灾荒,粮食歉收,许多人在秋收后,除交租还债外,粮食所剩无几,而富裕人家趁机囤积居奇,任意抬高粮价,不断榨取农民血汗,一时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民众反抗情绪有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

    清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为了欺骗舆论,伪装“预备立宪”,下旨全国各地筹设由议长、副议长、议员组成的谘议局。议员虽然是由民众选举,但这只不过是形式,多由当地豪绅充住。1909年底,尤溪县汤川地方上为了推选议员,两派势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选活动。一派以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蒋肇开为首,一派以代表豪绅利益的蒋朝阳为首。两派头头为了争当议员,各自在下井搭台擂鼓,拉票竞选。经过几天的激烈争夺,蒋肇开败北,蒋朝阳胜选。在这次竞选活动后,汤川地方贫与富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明朗化了。

    就在这时,有一个自称来自高丽国、名叫温昆山的人,来到尤溪汤川发展“无钱会”组织。他与下井农民蒋肇开接上头,组织了以蒋肇开为首的汤川地区“无钱会”组织。从而,在汤川地方上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统治阶层的嚣张气焰。

    揭竿而起

    清宣统二年(1910年)夏,无钱会组织者蒋肇开经过一段时间的横向活动:联系了下井的蒋朝从、蒋子由,吴厝的吴始茂,丘山的陈子江、陈子由,香林的赖世金、赖学光,山兜的黄祖光,邹宦的池彤云等总共十人,以“子”字为辈,结拜为异姓兄弟。他们用隐语、暗号相互联络。择定黄道吉日,在汤川北洋夫人宫旁的关帝庙里举行结义仪式。

    这一天,他们十人齐齐跪在关帝神像前歃血为盟。各人面前摆下一个碗,抓来一只公鸡,割出鸡血滴在碗里,冲下热酒,大家端起酒碗,面对关帝像振臂宣誓:“我等十人今日结义为兄弟,组织无钱会,此后以‘子’字为辈,兄弟相称,共同为无钱会兴旺、发展,不惜生死。反对官府欺压百姓,劫富济贫,同心协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有异心,天诛地灭。”宣誓罢,各人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仪式结束后,他们一致推选蒋肇开为首领,接着研究了行动计划。蒋首领说:“大家回去后,分头发动民众,发展会员,扩大队伍,尽快在各地成立分会,并积极筹措武器,随时准备与官府、议员、豪绅做斗争。”

    从这以后,他们公开打出“无钱会”旗号,在汤川地方上演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斗争的大戏。这时,无钱会“十子”在当地的影响,可与尤溪后来的卢兴帮初创时期的“十兴”相媲美。

    在那时,汤川地方还有一个与无钱会相对立的“十八议员”团体,为首的是议长林梅、副议长蒋春山,议员由十九、二十都各乡村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充当。

    无钱会“十子”与“十八议员”两大势力是冤家对头,他们道路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相反。一个代表贫苦农民,反对统治阶级,一个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双方之间矛盾尖锐、复杂,斗争残酷、激烈。

    “十八议员”均是当地豪绅,他们利用手中占有的大批粮食,提出“禁运粮食”、“封存粮仓”,想以此从经济上封锁、扼杀贫苦农民。这一年夏天,正值尤溪县十九都、二十都一带闹粮荒,大批农民家里断了炊。有的农民虽然东奔西走筹借到了一点钱,但各富豪拒绝粜谷给农民,这样,即使农民手中有钱,同样还要挨饿。

    有一天,无钱会骨干蒋子由提着麻袋,带着银洋到议员蒋肇兰家籴谷。蒋肇兰以谷子已粜完为由予以拒绝,从而激怒了蒋子由,他当场将两块大洋往蒋肇兰家的桌子上一掷,愤愤而去,以此警告蒋肇兰,日后必对他进行报复。

    又一天,无钱会首领蒋肇开与副议长蒋春山在鸦片烟馆碰面,蒋肇开半开玩笑地对蒋春山说:“且看我这块破碗,要摔破你的金碗。”

    此后,无钱会以各种方法、方式向议员、豪绅进行报复。其中有:用碎瓦片打成银圆大的圆块,装在麻袋里充做银圆,向富豪籴谷子;组织会员到尤溪廿一都攻打议员吴朝从的土堡;向议长林梅派银圆款2000块,向副议长蒋春山派银圆款1800块。凡此等等,都进一步激怒了议员、豪绅,双方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发生了一场流血的斗争。

    首战告捷

    清宣统三年(1911年)秋,副议长蒋春山派人到尤溪县城向县知事舒钧(乡绅们叫他为舒老)报告说:“近来汤川土匪活动猖獗,抢钱、抢粮时有发生,闹得乡村不得安宁,请县里速派官兵前去剿灭。”舒钧得报,亲自带领兵丁,以保卫秋收为名,坐着衙轿来到汤川,企图一举消灭无钱会。

    无钱会的旗帜在汤川竖起来之后,各乡村的贫苦农民积极响应,踊跃参加,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遍及十九都、二十都、廿一都的各乡村。无钱会在下井设立总会;在十九都、二十都设立分会,十九都分会由赖世金为分会长,二十都分会由吴始茂为分会长。各分会搜集乡村里的鸟枪、土铳、大刀、长矛为武器。但这些武器在农村并不多,一时间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会员的需要,他们又从山上砍来苦竹,截成两米长,一头削尖,放进火里烘烤后,又浸入到人尿里,使之坚硬、尖锐,以做为武器使用。

    在官兵来到之前,无钱会首领蒋肇开已做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是安排会员把稻子收割后插田里的稻草捆成一束束,均匀地排放在下井洋田间,后又筹划兵分三路:一路随带油筒、火药、鞭炮,埋伏在周围的山头上;一路随带锣鼓、号角,埋伏在下井门地方上;一路随带火苗,散居在村子中,负责向田中稻草点火。各路人员分头准备,等待县太爷到来的当天晚上举事。县知事舒钧到了汤川,住在下井蒋肇兰家里。当天晚上,各议员摆宴为他接风洗尘。官兵们个个开怀畅饮,划拳行令,风卷残云般吃了个酒足饭饱。由于一天路程劳累,宴会结束后就各自歇息。

    夜幕降临后,无钱会各路人员分别埋伏在县太爷住处周围的山头上。正当官兵进入梦乡之际,蒋肇开发出号令,先在官兵驻地门前的一片稻田里点燃稻草,接着,山头上、村子里,枪炮声、锣鼓声、号角声、呐喊声四起,响成一片,似有千军万马之势。慌得县太爷及兵丁披衣起床,但由于天太黑,加上情况不明,官兵不敢贸然出击,只好躲在房子里或爬到屋顶上,茫无目标地开枪壮胆。闹了一阵子后,田里点燃的那些稻草烧完了,令官兵胆寒的各种声音随之停止,洋面上又是一片漆黑、宁静,好像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官兵也停止射击,回床睡觉。正当他们再次入睡之后,又如前一次一样,在上边的一块田里的稻草又燃起熊熊大火,枪炮声、锣鼓声、号角声、呐喊声四起,官兵又慌忙起床,对外放枪。

    家在官头驻地对面的副议长蒋春山一家人见到火光,听到枪炮声心惊胆战,以为无钱会就要攻进家里来了。他急忙带着儿子蒋德福、蒋德学绕道去官兵住的蒋肇兰家求援。当他父子三人潜到蒋肇兰家后门时,蒋德福一脚踩到篱笆,发出响声。官兵以为无钱会已攻到后门,慌忙向外开枪。结果,蒋德福中弹身亡,蒋春山身负重伤。他高声呼喊:“我是春山,前来求救的,快快开门!”蒋肇兰在屋内,闻声即叫官兵停止射击,开门让他父子二人进屋,总算保住了二人性命。

    无残会反复佯攻,闹得官兵一夜不宁。到天亮时,官兵的子弹将要耗尽,无钱会会员向官兵发起进攻。两个轿夫当场被打死,县太爷丢下轿子,徒步率兵丁且战且退,乱成一团。县太爷慌不择路,陷进水田里,丢了鞋子,袜子也只剩一只在脚上,连滚带爬往县城方向逃命。议长林梅身穿清廷长袍官服,行走迟缓,当他走到北洋时,被无钱会会员所杀,议员黄德星也同时被杀。

    无钱会这次战斗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会员们的斗志,大灭官兵的威风,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但他们为这次战斗也付出了沉重代价:首领蒋肇开追杀官兵时勇往直前,紧迫到洋尾前,脚部中弹受了重伤,会员们用县太爷丢下的衙轿把他抬到坑底头大林寨养伤,终因伤势太重,流血过多,又得不到及时治疗,不日去世;蒋文灿中弹身亡;蒋文致颊部受伤,后来虽然治愈,但却留下一道很深的疤痕。

    阻击失利

    舒钧吃了大亏回到县衙后,捶胸顿足,声嘶力竭,发誓不消灭这班“土匪”决不罢休。

    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舒钧于民国元年(1912年)农历正月初,亲自率领兵丁200余人,从黄龙岭、岐坑岭、西芹岭三路进剿汤川的无钱会。他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于当天下午到达了三处的山岭脚下,安营扎寨。

    无钱会首领蒋肇开牺牲后,吴始茂(人们称他义利茂)被推为首领。无钱会在前几天就得到舒钧要第二次进兵的消息,做好了迎战的准备。吴始茂派十九都分会赖世金、赖绍胞、赖长汉带领当地会众,前往岐坑岭阻挡进犯的官兵,派二十都分会的陈子江、蒋子由分别带领当地的会众,阻击从黄龙岭、西芹岭两路进犯的官兵;吴始茂自己来回巡视,掌握情况,指挥三路阻击。

    十九都分会的负责人赖世金按照总会的部署,组织当地会员100多人,集中了村里的鸟枪、土铳、梭镖等武器和自制的竹枪,带上干粮、咸菜赶往20千米外的岐坑岭,在岭头凉亭处设立关卡,严阵以待。

    岐坑岭凉亭,位于湖山村岐坑水尾去县城的主干道上。凉亭是过路行人休息、纳凉、避雨的地方,可容纳几十人。站在凉亭上,能看到从溪尾、长华方向几千米外路上的动静。凉亭下约有二三百米长的崎岖小路,十分陡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设防的好地方。当他们发现官兵从山下缓缓走来的,即开枪射击。

    官兵们走在路上,突然听到山上响起枪声,一时惊慌失措,文七十人的队伍,顿时乱了起来,往路的两傍散去,躲进树丛下,开柁还击,这时,官兵还不明对方情况,不敢贸然前进,就地在一处隐蔽的山边扎下队伍,双方对峙。就这样相持了一天一夜,在官兵们弄清对方的情况后,才隐蔽地爬上山岭,向前推进,接近对方。

    可悲的是,参加战斗的这些无钱会会员都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缺乏组织,更无纪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新式枪炮,更不知道那些枪炮的杀伤力。以为枪弹的弹头大小仅如花生米一样并不可怕,愚昧地认为弹头飞过来的时候,只要用松枝或长袖轻轻一扫就会随风落地,因而对阵地上你来我往的战斗觉得好奇;还仗着人多势众,麻痹轻敌,防备不严,岐坑岭所设关卡在第二天清晨终于被官兵突破。

    黄龙岭、西芹岭两处的会员虽然在官兵到来之时加强防卫,极力阻挡,勇敢地与官兵对抗,终因双方力量悬殊,组织涣散,武器简陋,防线也很快被官兵突破。

    后来人们称这次战斗为“乞丐打知县”。

    200多人的官兵队伍在县太爷舒钧的指挥下,直指汤川,分别驻扎在下井蒋肇开的房子里和井下洋、下崎尾等三处。这次官兵来到汤川,是为报前次“一箭之仇”的。他们用十分残忍的手段,对无钱会会员及当地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凡是官兵发现前次无钱会伏击他们时所处的房子,就将其烧毁,连丘山的云峰寺、北山岩的张圣君庙等寺庙,也以面给“土匪”有存身之处为名,而付之一炬。无线会首领吴始茂、骨干蒋肇从和几十名会员,先后被官兵杀害。

    接着,官兵又于农历正月十三(3月1日)进兵香湖,用更残忍的手段对那里的无钱会会员及普通群众进行镇压。赖世居等多名会员被害,赖学光的房子被烧,人被抓去坐牢达12年之久。据当时统计,舒钧这次进兵汤川,在十九都、二十都一带共烧毁民房167座,杀害会员、群众达301人,地方史上称之为“舒老血洗汤川”。

    东山再起

    无钱会第二位首领吴始茂被官兵杀害后,由陈子江接任首领。战斗结束官兵撤回县里后,陈子江召集尚存的无钱会骨干,总结这次战斗失利的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官府虽然腐败,但暂时还有一定的力量,特别是武器优于无钱会。光凭人多势众,用肉体去挡子弹是挡不住的。愚昧无知、鲁莽硬拼的做法,必然要吃大亏。

    陈子江决定重整队伍,对这次配合官兵清剿无钱会的地方实力派进行报复。但他也清楚,与官府作对,只凭自己目前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陈子江于民国二年(1913年)夏,带着蒋子由、赖世金、赖长汉、赖绍苍、赖绍阳、林文光等骨干,前往本省的德化县莲花寨,求助于莲花寨义军首领苏益、吴上标。苏、吴二首领对无钱会的遭遇深表同情,对官兵的残忍手段义愤填膺,便爽快地答应了陈子江的请求,于8月4日(农历七月初三),由苏益亲自带领一部分人枪来到十九都、二十都。在无钱会会员的配合下,采取“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做法,将地方上那些曾与官兵有密切联系的,以及曾配合官兵对无钱会会员进行烧杀的议员、豪绅的房子都付之一炬;对那些在乡里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人,格杀勿论。

    当地的议员、豪绅有的被杀,有的携眷逃往古田县、南平县一带避难,一时间,十九都、二十都各村又成了无钱会的天下了。

    无钱会有苏益的支持,士气高涨,又有从议员、豪绅手中缴获来的一批武器、弹药,手中已拥有各种枪械93枝,装备得到改善,成为在闽江上游一带,地方上最大、最有实力的一支民军队伍。这时的无钱会不仅有能力控制住自己的地盘,还能打出去,向外扩展。

    为了壮大势力,扩大影响,经过一番筹划后,由陈子江带领全体会员200多人,于1913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廿五日)前往闽北重镇延平城,准备攻打延平城。他率领队伍来到延平城外的下道隐蔽起来,先派人潜入城内摸清情况,选好进攻路线,并准备好过江渡船。在一个更深夜静的夜晚,潜到城下,突然火把齐明,向城内发起攻击。城内虽有岗哨和巡夜人,但防备不严,没有准备,被来势凶猛的无钱会队伍突然袭击,措手不及,城被攻破,无钱会队伍顺利攻入城内。这时,建安道尹蔡风玑睡在床上,被一阵枪声、呐喊声惊醒,立即起床开门出来,见有许多人手执各种器械、火把,一路追击而来。他顾不及布置抵挡,伙同手下一帮人向城外逃去,并派人赶赴福州,向北洋军求救。

    这时,北洋军阀刘冠雄、李厚基刚入闽,一切尚未布防就绪。接到建安道尹蔡风玑的报告,立即派出一团兵力赶赴延平进剿无钱会。

    无钱会的队伍,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未经严格训练,缺少军事知识,更没有作战经验,而且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枪,三分之二人只有大刀、、长矛、竹竿。虽然一时被他们攻进城去,并且守了一周,在北洋军到来之时也组织过几次抵抗,但面对手持洋枪、洋炮,训练有素,久经沙场的北洋军,简直是以卵击石,不堪一击。被北洋军一阵横扫追击,陈子江的三弟阵亡,部众17人被俘,队伍被冲散。陈子江本人逃到基督教堂内,被一名牧师搭救,后再潜出城外,收罗残部,返回尤溪十九都。他的二弟陈榜元在回去路过美菰林途中暴病身亡。

    陈子江率领从延平撤回来的残部驻扎在香湖、山兜休整,但心中仍愤愤不平。他把新仇旧恨交集在一起,全部发泄在那里的议员、豪绅们身上。1914年2月5日(即农历十二月三十除夕),陈子江派出部下,把山兜议员黄德星(已死)的家人全部杀光,并烧了黄德星及其亲戚的房子。这次报复,陈子江在十九都共计烧毁房子30多座,杀死黄德星家人及当地的统治阶层人物8人。

    起义失败

    北洋军在延平打败无钱会队伍之后,又乘胜追击。不久,派出一营兵力来到尤溪,分驻在十九都、二十都。他们一方面,继续对无钱会组织进行清剿;另一方面,依靠当地豪绅办团练,对无钱会成员进行登记清查,妄图彻底消灭无钱会组织。

    1914年初,北洋军连长黄显臣带了一个连的兵力驻扎在胡厝村。当他得知一个月前无钱会在十九都杀人放火的消息后,声称要为黄德星一家人报仇,便在胡厝一带大肆捕杀无钱会会员,这次捕杀了会员9人。

    在北洋军阀介入地方后,无钱会无法与之抗衡,活动也不得不由公开转入隐蔽。

    社会上一时间看不到无钱会的公开活动,议员、豪绅等一班人的气焰又嚣张起来,逃到外地的议员、豪绅也纷纷携眷回家。这批人回来后,对无钱会更是咬牙切齿,恨之入骨,打算用残忍的手段施以报复。

    要报复就得有武装,于是,他们在北洋军的安排和支持下,开始在二十都、十九都筹划办团练。

    在二十都,他们首先在各乡村筹资。议员、豪绅个个“慷慨解囊”,踊跃捐资。如蒋春山一次就为办团练捐出120担谷子,其他人有的捐出几十担,少的也有十几担。

    接着,他们选拔团统。先是推选蒋文金为团统,而被推选出来的这个团统缺乏组织领导能力,连土铳都不会放,更不会带兵,沿有几天就下台了。随后,他们又推选蒋炳汉担任团统、吴允炳担任副团统。蒋炳汉系法政专科毕业,为人精明。因为他在法政专科学校就读时曾得到蒋春山的资助,所以,议员、豪绅们觉得推选他当团统最为合适。果然,蒋炳汉上任后,没有辜负他们所望。他立即着手进行团练的筹建工作。他先是招募团丁,第一次招募了30人,后又扩充到60人。然后,购置枪支、弹药等一应装备,接着对团丁进行训练。

    团练组建后,他们一方面配合北洋军派来的二名姓唐的营长带领的一个连的兵力坐镇下井的下府厝,全面控制了二十都;还派出副团统带领团丁到各乡村搜捕、镇压无钱会会员,同时,煽动群众出来举报无钱会,并且遍贴布告,悬赏缉拿无钱会骨干,以造成无钱会会员在当地难以立足,躲到外地也有人向团练通风报信的气氛,使得无钱会处境十分困难。

    与此同时,十九都方面也办起团练,由胡光岳住团统、黄祖德住副团统、胡尊生为秘书。他们在北洋军派来的徐副官带领一个连的兵力的配合支持下,在山兜、香湖等地大肆搜捕无钱会会员。先是在山兜杀了无钱会会员7人;继之又在香林、胡厝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对无钱会会员进行镇压,还殃及许多无辜群众:凡是有吃过无钱会一餐饭的,与无钱会有过接触的,限在三日内到团统局登记领票,集中听候处理;领到票后,都要在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交给团统局,再由团统局在所填的名字下画号,凡是被画上“○”号的,无事放回,被画上“×”号的,则杀之。这时,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团统局的个别人之手。团统局视生命如蝼蚁,滥捕乱杀。凡是与他们有过节或是他们想要杀的人,不论他是否参加无钱会组织,都以“无钱会土匪”为名,格杀勿论。

    这时,无钱会在组织力量、经济实力、武器装备、社会环境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无力与团练抗衡,无法保护自己的会员,只有任凭宰杀了。据统计,这次被杀害群众达200多人,而其中百分之七八十被杀者并不是无钱会的会员。

    面对反动势力甚嚣尘上的境况,无钱会首领陈子江一方面布置各地骨干和群众转入隐蔽,暂停活动;一方面仍在暗中窥视,等待时机,以期东山再起。骨干蒋子由偕同蒋肇灶、蒋肇道等人以去福州开布庄为名,暗中购买枪支、弹药,想与地方实力派再决一死战。

    一天,他们三人在布庄里被前往福州的尤溪十六都的富豪张蔚仪认出。张即向当地官府报案,并出资1200块大洋买通当地官府,以致蒋子由等三人被捕关进牢里。几天后,蒋子由从牢里逃出,独自一人到了永泰县林坑,又被那里的一个叫做“打铁浩”的人发现,此人唆使当地一些人把蒋子由抓回福州。不久,蒋子由等三人就刑于福州。

    到了这时,原先的无钱会的骨干,有的牺牲,有的被杀,有的被关进牢里,组织瘫痪,状况也大不如前。周围的群众也被官兵烧杀怕了,不仅没有人再敢加入无钱会,与无钱会接触、来往的人也极为稀少。无钱会处于十分孤立的境地。

    虽然处境十分困难,对于仍存在的无钱会骨干来说,他们并不甘心就此罢手,只要有机会,他们又会从血泊中爬起来继续战斗。

    1917年,无钱会首领陈子江看准了时机,偕同陈广元把残部集中起来,由他带领前去攻打后场寨,想以此扩大影响,挽回无钱会不利的地位。但事与愿违,无钱会终因力量不足,战斗失利,陈子江受伤,由他的部下背回到吴岭头休养,因伤势过重,两天后即去世。

    陈子江死后,无钱会推选胡尊喜为首领。然而,胡尊喜能力太弱,不敢与官兵作对。为了逃避斗争,他不久便率领一部分人逃离十九都,投到卢兴邦手下。

    胡尊喜走后,无钱会改由陈广元负责。无钱会会员在陈广元带领下,对外仍以陈子江的名义开展话动,又坚持了3年多时间。一直到民国8年(1919年),无钱会组织才慢慢地消失了。

    辛亥革命前夕,在闽江上游高山上——汤川地区的无钱会起义,反抗封建压迫、向往革命的一次民间武装动,从1910年夏开始至1919年间消失,前后共存在近十年时间,会员遍及茌溪县的十九都、二十都、廿一都的许多乡村,参加人数最多时超过2000人。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活动时间之长,斗争之激烈以及影响之深,都是汤川地区历史上所没有的。

    2卢兴邦轶闻

    卢兴邦,原名卢樑,卢文樑,字正栋,号光国。曾任国民党中将师长。

    卢樑,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出生在尤溪县七尺朱源里,后迁居公馆峡(后改名双鲤)。他幼军丧父,兄弟俱无,家道贫寒,目不识丁,到了十七八岁,继承父业以担运土纸贩卖为生。他中等身材,左右口角各长一黑痣,俱有须;说话耸肩多笑;平生信风水、信神灵,尤奉“卢公祖师”;好食宿夜腐肥猪肉和熏老鼠肉。在他发迹之前,生性好赌,发迹之后,一改前癖,不赌不嫖。每逢年节喜庆,限定部下只许打麻将取乐,不许赌钱,不得超出他所限定的时间。他有三个妻妾,从不在外拈花惹草。有一次,他到了福州,在福州的尤溪老乡见到卢师长到来,设宴款待,并请妓女数人陪伴侑酒。卢兴邦见此场面,阴沉着脸,当场退席。

    卢兴邦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一生有许多言见于史传的记载,也有许多不见于史传的轶闻。笔者在这里收集整理其中较为生动的部分轶闻。

    起家土匪

    卢兴邦发迹之前,生性好赌,每次挑土纸到县城卖后,即到赌场行赌。而他的赌技和手气极差,逢赌必输,不但把卖纸的钱输光,连乡亲寄他买油盐的钱也输掉了。尽管他不惜劳苦,挑低出卖,但却已负债累累,不得不将祖上遗下的一片竹林典当给同村财主黄名扬。黄名扬蓄意谋占这片竹林,典当期限已到,却设局不让卢赎回。卢樑迫于生计,多次上黄家要赎回竹林,都遭黄一口拒绝,卢气愤之下,破口咒骂:“像你这样黑心肝的人,我没有办法对付你,只有土匪有办法对付你”等气话。

    事有凑巧,过了十几天,黄家突遭土匪抢劫,黄名扬便咬定是卢通匪报复所致,遂向县衙状诉。县官偏听黄名扬一面之词,即派差役捉拿卢。卢得知消息后,连夜逃走,躲到坂面表兄家里,又被黄名扬侦探到,并派人到坂面追杀他。卢樑又立即逃跑,东躲西藏,形神沮丧,日夕彷徨,辗转踌躇,无路可走,终于被逼上“梁山”。他叹气说:“我的心实在没想去做土匪,到这地步不得不去。”

    他本想投奔德化莲花寨,在中途遇到匪首陈卓,便入伙陈卓股匪,在那里当一个小小的“火头军”,天天烧火做饭。他心里虽然不情愿,但寄人篱下,又能怎样?只好忍气吞声,等待时来运转的一天。几个月后,陈卓死了,卢樑辗转来到德化莲花寨。

    1913年,卢樑投奔莲花寨首领苏益。1914年夏天,北洋军福建驻军夜袭莲花寨。这天晚上,正值卢樑守夜,他透过朦胧的月光,发现离寨不远的前方,有一股军队偷偷地向前走来,立即报知苏益,做好应战准备。苏益问站在他身边的卢樑:“你百子(土炮)敢不敢放?”卢樑迟疑了一下,心想:我如今被人追杀,无处存身,有家难归,今天走到这一步,还有什么不敢呢!随江回答:“我敢放。”他来到炮位,对准目标,用手中照明的火把点燃炮芯,连发三炮,炮炮都打向北洋军人群之中,北兵死伤多人。苏益高兴极了,他凭借山寨的掩体,集中火力向北洋军射击。北洋军遭到重创,败阵逃回,莲花寨取得战斗胜利,卢樑立了头功。从此,苏益对卢樑另眼相看,给他十几个人带领,并给了他几杆毛瑟枪。从此,卢樑在苏益手下当了一个小头目。

    1915年2月(农历十二月廿九日)夜,卢亲率十余名手下,蹿回家乡报仇,亲手杀死黄名扬并烧了他的房屋。此后,卢带领的一伙人时常出没在尤溪、德化两县之间的山上,过着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土匪生涯。

    1915年,尤溪人民不堪匪患,各乡纷纷成立民团自卫,并配合国民党地方部队围剿土匪。大部土匪被迫下山自新,只有卢樑股匪十余人踞守山头,并到南平请来苏龙光为军师,在菖蒲洋歃血为盟,结拜兄弟,以“光”字为辈,后因他的结义兄弟张光兴通北洋兵来打卢,卢认为“光”字不吉利,又在二十四都大仑巫山顶补足十兄弟,以“兴”字为辈。卢樑取名兴邦。他们结拜的十个兄弟推选卢兴邦为大哥,从兹起事。十兄弟顺序为:卢兴邦、卢兴明、卢兴荣、卢兴芳、苏兴云、詹兴功、叶兴金、张兴隆、张兴相、张兴平。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于1912年建立了了国民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陈兵长江,要挟革命党议和,威胁孙中山让位。他在1916年做了83天皇帝梦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声中呜呼哀哉。袁世凯倒台后,各地军阀自成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相互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国家四分五裂。卢兴邦趁乱壮大势力。1917年8月,孙中山为开展护法斗争,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大元帅。1918年上半年,卢兴邦秘密派周应基为代表前往广州同孙中山联络。孙委任卢为建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九团团长。这时,卢兴邦由土匪摇身一变,成了正式的“国军”。

    1920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从上海回到广州,继续领导护法运动,又委任卢兴邦为东路讨贼军留闽第一师师长。从此,卢兴邦占领尤溪全境,进而控制沙县、大亩等部分地区,自成体系,称霸一方。

    1922年10月,李夏基被赶出福建后,北洋政府任孙传芳,周荫人督理福建军政大权。孙、周入闽后,为了扩充势力,着手收编地方民军,而卢兴邦拒不接受。周荫人于1924年历七月,派陆军第十三混成诱苏埏为闽北剿匪总指挥,进攻卢兴邦。苏埏率部8000多人,分别从南平、闽江、古田、沙县、大田、德化、永泰等7路进逼尤溪,向卢部猛烈攻击。卢兴邦无法支撑,退出尤溪,把部队分散到各个山头退避,他自己带领1000多人逃出大田,通过樟湖坂牧师吴銮嗣出面联络南平、沙县、闽清、大田围魏救赵阁县牧师出面调停,表示愿意把他所部交由其弟卢兴荣带领,叫候收编。经周荫人同意,任命卢兴荣为旅长,命他带部队到大田集中训练。

    10月,浙、秦开战,苏埏成混成旅调往浙江,尤溪弃而不守,卢兴邦乘时返回。这时,卢部虽受攻击,但实力未受大损,卢兴邦仍在尤溪乃至闽北一割据称雄,并且继续与省里作对,周荫人再也无可奈何他。

    1926年底,何应钦率北伐军入闽,推翻了北洋政府在福建的统治。1927年1月3日,福建省临时政治会议成立,何应钦任福建省主席,随即着手改编福建民军,组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任谭曙卿为军长。卢兴邦所部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军第二师,任命卢兴邦为师长。这时,闽北绥靖公署设在南平,卢的部队也驻在南平,卢兴邦兼任闽北绥靖委员会委员。当月28日,何应钦率领北伐军离闽北上后,卢兴邦掌握了闽北、闽西北22个县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全部的管理权。后又接管了福州洪山桥兵工厂,并把它迁到尤溪涪头下村,大肆制造枪炮、弹药,加强部队装备。

    1931年1月,卢部攻打福州失利后,由原来统治闽北、闽西北22个县,缩减为盘踞尤溪、大田、永安、沙县等4县,师的番号也被取消了。不久,蒋介石为利用卢兴邦牵制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入闽红军,又恢复卢部为新编第二师,委任卢兴邦为师长,并挂闽西“剿匪”前敌指挥的头衔。同时,给补足三个旅六个团的兵力,自此,卢兴邦充当了蒋介石“剿共”的马前卒,在闽北、闽西各个战场上与红军多次交战,但都屡屡失败,直到1941年。

    草包师长

    卢兴邦之所以能占地为王,称霸一方,全靠他“十兴同盟”的结义兄弟扶持,当家决策、外部联系、带兵打仗全赖他的堂弟卢兴明、卢兴荣。而卢兴邦自己既不识字,又不会带兵打仗,是一个大草包。他处理日常军务,只学会用两个字:一是“准”字,一是“行”字。对部队官兵战前训话,经常重复讲的一句话:“你们用力给我打,每人多给你几块大洋。”

    一次,军队在沙县的训练场上操练,卢兴邦坐在里面休息。卢兴荣请卢兴邦出去讲几句话。卢兴邦怕见在场上训练的官兵,不敢出去。在卢兴荣再三鼓励和催促下,他不得不来到训练场。教练官见到师长到来,立即跑步来到卢兴邦面前立正敬礼,卢兴邦紧张起来,急问卢兴荣:“他要于什么?”卢兴荣向他解释后又带他站到队列前。他看到官兵列队整齐,军容良好,高兴地用他的家乡话笑着说:“齐会齐!看会看的!”列队的官兵们不完全听懂他的话,把“齐会齐(会整齐)”误听为叫他们“挤一挤”,把“看会看的”误听为站得“太松散了”,于是立即移动脚步,一个接一个靠拢,紧紧地挤在一起。整齐的队列顿时乱了起来。

    一次,卢兴邦从训练场上经过,正在训练的官兵看到师长到来,全体肃立,请师长训话。他站到官兵队列前,用他的家乡话讲了一句:“你三代,站在这里晒一早起(一上午),晒得你够呛哕!”就走开了。

    卢不懂普通话,他不想学,也不愿讲,粗野愚昧,固执自傲。1930年1月卢兴邦绑架了省府“六委”后,粤军师长孙本戎来尤溪协调解决。卢不懂普通话,谈判时他难以插嘴,只是在最后对他的手下说了一句他的家乡话:“人带去,要叫他打一张收条来。”过后,他身边的人向他建议,为了接待上面来的人和与外面接触交往方便,要学讲普通话,卢反问:“这里合我管呢?还是合他管?”身边人答:“当然合你管。”卢说:“既然合我管,他来到这里就要学我的话,要我学他的话做什么?”

    卢不会用枪,他有一次路过一地,遇见人家盖房屋,木工在屋顶上用竹钉钉瓦路板,卢看到那个木工在同一条椽上连续锤打竹钉,便大声喊:“喂!不能那样钉,椽会裂掉。”连叫几声,木工还在钉,他骂道:“×你三代,叫你不听,我开枪啦。”他向身边的勤务兵要来枪,要向打竹钉的木工开枪。勤务兵把枪的保险扣住递给他,他连打几枪不响,才作罢走开。

    他的一个儿子仗势欺人,无恶不作,村里村外的民愤极大。有一次这个儿子暗中指使他人行凶劫财,事关重大,不得不告到卢兴邦那里。卢兴邦即把他儿子捆绑起来,拉到山边向卫兵要枪,要亲手把儿子枪毙掉。卫兵素知卢不会用枪,又很迷信,把枪弹上膛后又偷偷扣上保险递给卢。卢持枪对准他儿子用力扣扳机,枪不响,弃了枪,又要一把,再扣扳机,又不响,又弃枪,再要一把,又扣扳机,还不响,又再弃枪。一连要了三把枪,连扣三次扳机都不响,即破口大骂卫兵:“×你三代,这样的枪能用?我叫你保卫,什么时候头被人家拿去都不懂。”这时,他身边有人上前说:“师长,三把枪都不会响,可能是‘卢公’不允许,我看还是不要这样,另外教育吧!”卢兴邦听了“卢公”不许,即罢手回屋。(过后还是亲手把自己儿子毙了。)

    卢兴邦家乡有一所公馆峡学校。一天,卢带着随从散步到学校边,见到操场上一群学生在打篮球。他见学生围着一个篮球,你抢我夺,争得不可开交,非常生气,即传来校长,破口大骂:“×你三代,我师长没有钱是不是,让这么多学生抢一个球,撞伤了头破血流怎么办,一个人给他买一个,就不要抢了。”弄得校长哭笑不得,但又不敢在师长面前多说什么。后来,还是托卢所信用的人向他解释后才作罢。

    有一次,有个卖唱的外地人来到卢兴邦府上卖唱。他十分卖力地唱了一段又一段,卢兴邦听了也入境入神,最后,他高兴地说:“唱得好!赏他一百元。”但他不知道这一百元有多大。卖唱的接过钱后,心想:我唱了大半天,只给一百元纸币,还不够买一只香的钱,但他又不敢明讲,只是不停地说:“师长添丁发财!师长添丁发财!”卢兴邦听了却不耐烦,瞪大眼睛说:“我给你一百元了,还嫌不够呀!”卖唱的见师长不高兴,只好说:“不然就把那插香用的一升(一市斤)米给我。”卢兴邦说:“你这人真傻,给你一百元不要,反而要一升米,好!就把一升米给你,一百元钱还给我。”殊不知当时米价一升米能值好几千元呢!

    时也!命也!

    卢兴邦这个大草包,居然当上“国军”中将师长,成为闽北和闽西北地方上的土皇帝,按他自己的话说,此乃“时也!命也!”所以,他一生信风水、信神灵,尤信“卢公”,称“卢公”为“本家”。

    他听信地理先生的话,看好了公馆峡圩场的一块地,说那里后面的山形如五头牛,前面溪里的两块大石像两条鲤鱼。五牛斗力,双鲤跳跃,风水特别好。他利用手中权力,废去圩场,拆毁民房,占地造屋。从原居住七尺朱元里搬到此地,并把公馆峡改名双鲤。

    住进新屋后,他又按地理先生说的,征用民夫,大兴土石工程做风水。他屋后山上有一个山峡,被看成是“破财峡”,影响风水。他便从其他山头搬来泥石,在山峡上倒砌成一堵高墙,做为屏障,把风水引向家里。门前有一条直流的小溪,看成是“破肚溪”,不吉利,把它改成一条弧形的“玉带溪”,象征着玉带缠腰,富贵在身。在溪道尾端挖一个深潭,称它为“聚宝潭”,象征着无数财源流聚的“宝库”。潭外漈下溪中有两块大石,把它形象为两条鲤鱼,预示双鲤来朝,吉祥如意。

    因而他在大门上挂了一副对联:“金龙形结五牛相,玉带飘扬双鲤朝。”借以综合他居住房屋的环境全部概貌,以炫耀他身居在风水宝地之中。

    他还请地理先生为他自己在双鲤附近的山头选好一个墓地。按当地习惯,墓地选好后,要先在选好的地穴正中挖一个洞,用一个小陶罐装盛少许米、豆、茶、盐以及香、纸、烛等物,称之为“七宝”,放进洞内,试试看风水好坏,以干燥为好。

    村里有一个好管闲事的人叫陈鼎洁,他得知这事后,有意捣地理先生的鬼。他在一个夜深人静时,来到穴地上,挖开洞口,把拌好的一团黄泥浆塞进小陶罐内,与“七宝”混拌在一起,再把洞口按原样封好。

    过几天后,陈鼎洁来到卢兴邦面前说:“师长,我看这个地理先生不懂风水,他为你选的那穴风水不好用!”卢兴邦不服气地说:“人家可是有名的地理先生,怎么会不懂风水呢?”陈鼎洁说:“我虽然不精地理,但多少也懂得一点,依我看,此穴风水,阴湿太.重,你把洞里的‘七宝’拿出来一看就清楚了。”卢兴邦叫人挖开穴洞一看,小陶罐内本来是干净的“七宝”变得与黄泥浆和成一团,勃然大怒,骂道:“×你三代,竟敢骗我。”令手下:“把地理先生给我抓起来,我要毙掉他。”后来,经他的妻子暗中劝说后,经他同意,由他妻子把地理先生放走。

    他家里不知道来过了多少算命、看相先生,个个都在他面前故弄玄虚,奉承拍马,说尽好听的话,讨得卢师长欢心。说他左右两腮黑痣俱有须,是“虎须”;身上有黑白斑块,是“虎斑”;双目平视是“虎威”;走路一步一顿,是“虎步”;平时爱吃腐猪肉,平均每天都要吃一斤多猪肉和一升(500克)多米,是“虎食”。综合他身上的特征,说他是老虎精转世,是大富大贵的象征,他的发迹是命运的安排、神灵暗助。说他是一只“座山虎”,只能在山区里,不能到平洋去,因为“虎落平洋被犬欺”。于是他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在尤溪、南平等地设坛,举行隆重祭天大典,亲自登坛祭拜,祷告神灵保佑。×只信“本家”,卢兴邦说的“本家”,就是他一生所敬奉的卢公菩萨。

    双鲤有个卢公庙。卢兴邦每逢初一、十五日,都要早早起床,在卢公菩萨面前烧香磕头。凡事都要问卢公,信卢公。传说,在卢兴邦打福州时,卢公也为他焦急,卢公庙梁上会滴水,卢公菩萨脸上冒出汗珠。

    每年秋季,乡间迎神设坛做醮时,他都要站在神坛边看道士掷交杯。有一次,他站在道士旁边,见道士连续多次掷在地上的交杯,两片一样,非阴即阳,都没有达到一阴一阳的要求,问道士:“怎么,本家没有来?”道士答:“不会啊!一路都跟着来的呀!师长,我看请你回避一下,你在这里菩萨不敢来,你比他大,他不敢上座。”卢听道士说他比菩萨大,非常高兴,连连点头说:“好好好!你说的有道理,我站远一点。”卢离开后,道士说:“有了,来啦!”卢兴邦听了哈哈大笑,自言自语地说:“我当然比他大啰!”

    卢兴邦为了做风水,雇石匠在他的后门山峡用石头砌成一堵高墙,连续砌了两次都崩塌了。卢以为是石匠在捣鬼,有意耗他的钱财,便派人传讯石匠,并扬言要把石匠杀掉。这位石匠素知卢很迷信,便想用风水、卢公的办法去说服他,解脱自己。他来到卢兴邦面前说:“师长,我为你做石头,是尽我所能,尽力去做。因为那里风水特别好,牛一直在吹气,砌起来的石墙被牛气一吹就倒了,实难做好。依我看,要先办猪头牲礼,请过卢公,再做石头,一定能做好。”卢连忙追问:“果真是这样?”石匠再次肯定自己的说法,卢便转怒为喜,哈哈大笑,说:“好好好!明天就办,你慢慢做,不要紧。”就这样,一场危险被化解了。石匠总结前两次石墙崩塌的原因,重新再砌,终于成功。

    卢兴邦患有慢性支气管炎,经常咳嗽,他请来南平菖蒲洋一位姓陈的医生为他治病,疗效不很明显。卢说:“医生没有用,我只有问本家。”他派人到七尺请来一位巫师为他跳神向卢公问药。巫师听说要为师长治病,心里发慌,但又不得不去,只好先向为卢治过病的陈医生请教几味中药后再去。巫师来到卢家,在卢公菩萨神前,点香烧纸钱,摆好供品后,端坐在桌边,伏桌装做沉睡的样子。由于一时紧张,把陈医生教他的几味中药忘了,伏在桌上不敢抬头,边回忆药方,边思索对策。一个多钟头过去了,终于想出办法来,他先是双手抖动,随后全身摇晃,再突然跳起来,坐到桌上,装做卢公附身说:“喂!把医生开的药方拿来给我。”巫师接过药方横看竖看后,又叫取来一碗水和三支燃香。他手持燃香,在碗里水面上比画一通后,放下说:“我把药开在这碗水中。”又递过陈医生开的药方说:“照此药方取药,合在这碗水炖服,两贴就会好。”卢按巫师讲的办法服用,由于连续服药的效应,卢的病情有所减轻,即翘起大拇指说:“你看,只有我本家厉害,什么医生,没有用,没有用!”

    不欺不发

    “不欺不发,我有今天,应感谢欺负过我的人。”这是卢兴邦发迹之后,慷慨万千,常说的一句心里话。他不仅对把他逼上“梁山”的黄名扬表示感谢,而且,对帮过他、救过他命的人,也有恩知报。

    卢兴邦不是被黄名扬逼得走投无路,上山为匪,也许他的命运不是以后那样。所以,他发迹后,要办的一件事,就是备好一担厚礼及银元200块,送到黄家给黄的遗孀王氏“以表衷诚”。此后,每逢年关,都要备一担“红担”做为年礼,派人送到黄家,表示慰问;还要把黄的儿子安排在他部下当军械处科员,尽了他对欺侮过他的人的感谢之情。

    当年卢兴邦挑土纸卖时来到城关,多在邓元海家歇脚并寄放东西。邓元海在南门开有一家小商店,做点小买卖。卢兴邦发迹后,感谢邓元海对他的帮助,他对邓元海说:“要做生意,就要做大一点,没有本钱向我拿。”并交代部下,凡有路过邓元海门前,不许进去骚扰,他店里卖的一切货物,全部免交税款。

    卢兴邦在德化莲花寨期间,寨被北洋军攻破,在那危急关头,得到当时建寨的石匠张阿朗的指引,从寨沟逃脱,救了他一命。卢发迹后,他知恩图报,把阿朗请到家里,作为他的建房管理。阿朗在监工中,偶尔也动手砌石头被卢看到,便上前阻止,说:“不要做,不要做,你替我看好他们,检点检点就可以了。”

    有一天,卢对阿朗说:“阿朗师,你儿子会不会当官呀!把你的儿子带来给我看看,我给他一个官当当。”阿朗回家把他十几岁的小孩带到卢面前,卢一见便哈哈大笑说:“做石头的总是做石头的,怎么生一个流鼻涕的孩子!”连连摇头说:“不会当官,不会当官。”便送他一笔钱,叫阿朗把孩子送回家去。

    卢兴邦被官兵追捕,无处藏身的时候,是德化县莲花寨首领苏益收留了他,又帮他报了仇。苏的帮助,他始终不忘。苏益被北洋军阀李厚基杀害于福州,家道中落,苏妻专程来尤溪找卢帮忙。当得知苏妻到来时,他徒步走出门外很长段路迎接,并且真诚款待。苏妻回家时,又送她大洋3000块。

    卢兴邦对与他患难与共的“十兴同盟”结义兄弟,也是言听计从。卢的家乡双鲤村,是四十九都、五十都一带百姓到尤溪县城必经之路,肩挑草鞋、粉干等土特产贩卖的农民络绎不绝。卢兴邦在村尾桥头设卡收取粉干税,过往行人意见很大,敢怒不敢言。一次,卢的“十兴同盟”兄弟张兴平来到四十九都坎里,当地百姓对卢设卡收税意见纷纷,请求张兴平出面说情,取消粉干税。张兴平来到卢兴邦家,对卢说:“做几担米粉也要收税,你家里一点钱都没有啦!”卢听后微笑说:“怎么,你说不要收米粉税,那就不收吧!”随之,派兵传回收税员,撤去税站。

    血洗“双梅”

    民国六年(1917年),梅仙人拒交卢兴邦的各种派款;梅营人北洋兵,并让北洋兵驻扎在村里。对此,卢兴邦十分气愤,竟在这年农历十二月初九日,派出卢兴明、卢兴荣率领五营兵马600多人,血洗“双梅”,导演了一幕“五营兵马抄双梅”的惊世之举。

    这天清晨,梅仙、梅营两村群众尚在熟睡之中,卢兴荣指挥一路人马进入梅仙,从傅厝开始放火、杀人;卢兴明指挥一路人马进入梅营,见人就杀,遇房即烧。从这天清晨起火,烧到次日黄昏,持续两天一夜,在这两天一夜中,梅仙、梅营两村的群众完全淹没在血腥火海之中。两村上空,浓烟翻滚,火光冲天;乡村之间,喊天哭地声震耳,幸存者捶胸跺足。嚎哭声、惨叫声、枪弹声、搏击声、火爆声、房屋倒塌声、鸡飞狗叫声,声声撕肝裂胆,伤人肺腑;处处鲜血飞洒,尸横遍地,现场惨不忍睹。两村共被烧去房屋65座1万多间,杀害男女200多人;被逼走投无路、投河自尽者100多人,财产损失难以估算。

    “双梅”血案,惨绝人寰,震撼全县,波及周边,神人共愤,众怒难平。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卢兴邦不得不反省自己,觉得有点过分。他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保住名声,经他的谋士们策划后,杀了一个替罪羊以掩人耳目。他以开庆功会为名,令各营上报在“双梅”烧房、杀人数目,声称多者给予奖励。有一个部下姓肖,他一人烧房20多座、杀人60多个,是最多的一个。卢兴邦即下令把他抓起来,并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这一帮人,不听我的话,擅自烧厝杀人,损坏我的名声,犯下重罪,我要从严处治你。”当场把他枪毙了,演了一场猫哭老鼠假慈悲的把戏。

    敛财无度

    卢兴邦在他统治闽北、闽西北期间,各种庞大的开支,加上他以及他的身边人贪婪野心,全部加在百性头上。他无休止的向各地百姓派款、收捐、征税,巧取豪夺,大肆勒索民财,名为筹措军饷,实是为他自己及其一伙人中饱私囊。他敛财无度,名目繁多:有按田亩收取的田赋税和田赋附加税,按田亩逐月摊收的月捐,按人口收取的丁粮附加税;有对开设妓馆的收取的花捐,以开公路为名征收的“附加筑路费”;还在闽江沿岸的南平、太平、尤溪口、水口等处设厘金局,征收过往船只和木排的厘金捐税;在各处交通要道设卡,收取各种关税。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盐税、正杂税、赌博税、鸦片税、百货税、印花一税、屠宰税、米粉税等等,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更有甚者,卢部用强征、强派、强罚等手段,掠夺民财无数。对稍有迟缓交纳或无力交纳的,进行严刑拷打,烧光杀绝。一次,城关南门岗哨一枝步枪失窃,卢的一个团长强罚城内居民赔枪款1300块大洋。过后,这枝步枪又找回来,银元被白白勒去却不退还。在沙县和建瓯县的南雅,一次各被勒去银元5万元,在水吉县,一次被勒去银元13亍元。大田县奇韬村的村民,反对卢的派款,仅一个下午全村118座房屋被卢部付之一炬,村子成了一片废墟,割得全村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

    他还在1925年和1930年两次印发“广豫票”纸币,过后又突然张榜作废。一夜间,纸币成了废纸,使得闽北、闽西北各地人民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许多工商业因此而倒闭,不少人倾家荡产。

    随后,他又在1934年发行“华通券”纸币上百万元,强迫百姓使用。4个月后,突然停止使用,名上以四折收回,实又大捞一把,广大商民再次遭受巨大损失。

    卢兴邦还自办造币厂,用银元改铸贰毫的“黄花岗”小银币,在市场上流通,一年就赚了28万元(法币)。

    据推测,在他统治闽北、闽西北22县的全盛时期,日进银元达万元以上。

    卢兴邦不择手段地敛财,但他自己并不过于贪财,所收缴来的银元,除用于军饷和日常开支外,多数进了卢兴明等一伙人腰包。卢兴邦自己拿到的部分,还能用在铺路、建亭、办学等方面,办了一些公益事业。

    法随口出

    在卢兴邦统治下,没有什么法律可言,他说的话就是法,随心所欲,法随口出。不管你有理无理,先人为主,无论事大事小,开口便杀。双鲤有一位农民姓黄名赤妹,为人老实,因为出面阻止族内个别人私卖祖田行为,被人向卢兴邦诬告为“赤妹通匪(北洋兵),反对卢师长”。卢一听是通北洋兵反对他,不问青红皂白,即令部下把赤妹抓来杀掉。事后,卢的妻子对卢说:“赤妹很老实,从未做坏事,你怎么随便把什么杀掉?”卢说:“那就是告她的人的错,我有什么错?他自己也是该死的,有什么办法!”

    有时卢兴邦也能纳谏,但只有两种人:一是他的“十兴同盟”的结义兄弟;二是帮过他、救过他的命,有恩于他的人。双里村的“三圣公”就是其中的三人。

    与卢兴邦同村的陈树恩、陈汉卿、南山趁等三人,在卢上山为匪时,曾给卢送粮送盐和通风报信。卢发迹后,知恩必报,对他们三人言听计从,当地百姓称他们三人为“三圣公”。

    五十都有个人名杨藩,曾当过卢兴邦的司书,他要在村中杨家祠堂边盖房屋,而杨氏族人认为在祠堂边建私房会影响祠堂风水,不同意杨藩建房了,旦又无法阻止,便选派代表向卢兴邦告状。卢听后发怒说:“不行!他用我的名义作威作福,欺压百姓,我要杀掉他。”杨得知卢兴邦发怒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双鲤,请“三圣公”陈树恩出面说情。陈来到卢府上对卢说:“师长,杨藩盖房屋的事情,你怎么处理呀?”卢答:“我昨天已说不能盖了。”陈说:“你错了。”卢说:“怎么?我说错了!那你说呢?”陈说:“杨藩是你的先生,师长的先生连盖一座房屋都不可以,那他们还看得起你这个师长吗?”卢听了连连点头说:“嗯!那是,有道理,有道理,叫他盖,谁也不能拦阻,看轻我的先生还得了!”即命人写信通知杨氏族长,不许阻止杨藩在祠堂边盖房屋。

    1928年间,有一个上海古董商来到四十九都坎里收购古物。当地王氏家族保存有祖上遗下的木制围屏12块,族内有几个人想把围屏古物出卖私吞,已与上海古董商谈妥以1200块银元出卖。但他又怕有人会向卢兴邦告发,便推派一人向卢报告此事。卢听了是几块旧木头,1200满口答应说:

    “可以卖,放在那里反正没有用,白白浪费。”王姓众人知道后,也推派代表,到双鲤找“三圣公”陈树恩出面向卢兴邦说情。这天,陈树恩带着王姓代表拜见卢,陈对卢说:“师长,昨天怎么敢应允人家把祖宗留下的古物卖掉呢?”卢说:“那些东西放在那里没有用,价钱好,卖来的钱还可以拿做别的用,不卖干什么?”陈说:“师长,你错了,围屏是在四十九都,四十九都在尤溪,尤溪是你师长管的地方,这种古物卖到上海去,上海人一定会说师长刮地皮,刮得老百姓连这东西也要卖掉,这不是有损师长的名声吗?”卢听陈树恩这么一说,先是“嗯嗯”,连连点头,继之大发雷霆:“嘿嘿!他们原来想要损坏我的名声。叫他不要卖,赶快写个信,谁卖了,我杀他的头,抄他的家!”原来想卖古物的几个人,不但古物卖不成,还要付给送信人工钱4块大洋。

    粗野愚昧

    1931年,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派罗骏回尤溪县开展活动。一天,罗骏在路边墙上书写“以党治国”的大幅标语。卢兴邦同县长马传经路过,看到有人在墙上写字,问马传经:“那个人是谁,他在写什么?”马答:“是省党部派来的罗骏,他写的是‘以党治国’四个字。”卢问:“以党治国是什么东西?”马解释说:“就是由国民党管理国家。”卢听了由国民党管理,就火冒三丈,说:“难道我这里也要给他管吗?”即命令马县长:“去把这小子抓起来杀掉。”吓得罗骏连滚带爬,急忙跑开。过后罗骏托人向卢说情后,才允许他在尤溪开展工作。

    曾有一个德国客人,送给卢兴邦一辆德国制造的老式轿车,他用木船运抵尤溪城关,但没有公路不能行驶,只有在县城内从福州门到宝塔的一段不到千米的路之间来回行驶,长期把它当成摆设物,供人玩赏,后被当废铁卖了。

    卢兴邦害怕尤溪通公路,只想闭关自守,长期与外界隔绝,稳坐他称霸一方的梦想。说要开公路只是为了捞钱,是他巧立的名目。1936年,张海容就任尤溪县长,计划在尤溪修公路,这事被卢兴邦知道后说:“尤溪开什么公路,公路一开,蒋介石就要来打我,把我吃掉,不能开!不能开!万万不能开!”马上派人阻止张海容修公路的计划,后又千方百计把他赶出尤溪。

    专听好话

    卢兴邦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说好话,吹捧他。他在双鲤的房屋左边是五十都一带人通往县城的必经之路,他为了做风水,把房子左上方山峡的路堵住不让通行,把路改从房子面前沿溪绕山通行。新路比旧路长出2500米多,给来往行人带来不便,但他还要听到别人在他面前说好话。第一次,他见到过路人问:“五十都哥,你看我这段路改一改好不好呀?”过路人答:“好!师长,不过路比原来长了点。”卢听了路比原来长点,马上沉下脸来,瞪大眼睛,连声责问:“长了?我师长做事长了?”气呼呼地转身回家。

    因为这次没有听到人说他的好话,第二次,他又来到桥上,坐在桥头边,见到过路人,又重复前次问话:“五十都哥,你看我这段路改的好不好呀!”过路人回答:“好,好!师长改得好!”卢又问:“我改的路比原来长了吗?”答:“没有长,师长!你改得太好了,同原来的差不多,长短都一样。”卢听同原来的差不多,马上沉下脸来,连声责问:“差不多!怎么,我师长做事差不多!”吓得这个过路农民掉头就跑。

    第二次没有得到满意回答,他第三次又坐在桥头边上,见到过路人,仍重复前两次的问话。这个过路农民得到前两次回答没有使卢满意的教训,学得聪明了,说:“好!太好了!只有师长能改这样的路,比原来短了,去县城更近了。”卢听后一阵高兴,连连点头说:“是是是!五十都哥,你说得对,说得好!”他终于听到有人在他面前说好话了,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

    他家门前有一块大丘田,向过路人炫耀说:“我这丘田,是最大丘的。”过路人说:“你这丘田不算最大,还有比这更大丘的。”卢兴邦听了不高兴地说:“你说有比我更大丘的?”过路人见势不妙,马上改口说:“田有比这更大丘的,但收割的谷子还不及你这丘田的一半。”卢兴邦听后才转怒为喜。

    卢兴邦平时爱吃三花猪肉(条肉),而且量大,经常叫附近农民同他比赛吃猪肉。来与他吃肉比赛的人,知道卢兴邦的脾气,第一次吃时,不吃太多,对卢兴邦说:“我今天人不舒服,吃不过你,输了。”卢兴邦见自己赢了,高兴地说:“下次再吃。”比赛的人到下次再比吃时多吃一点,眼看卢兴邦要输了,就说:“我今天身体不好,不比了,下次再比。”一次又一次地比赛吃猪肉,这对于在当时缺肉吃的农民,确是一件美差。

    挥霍祝寿

    1929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是卢兴邦50岁生日寿庆。他为了把寿庆办得热闹、排场,不惜花费,大肆挥霍。在他生日前3个月就着手筹办,组织一批人马,指定专人负责,分别在尤溪、延平两地举行,重点放在延平。他雇佣了100多个工匠在延平搭了一个可容纳300多人的演出戏台;包租下延平城内数十家旅店,接待来宾;派出三艘轮船到福州,把聚春园等三家有名菜馆的厨师连同厨具接运到延平,为他的寿宴掌厨;用重金聘请全国著名的上海“大吉星”京剧团来延平演出。在延平城内,从东到西,沿街两旁的房屋门前,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四个城门楼前,用松树枝和彩色纸结扎了绚丽多姿的彩门;祝寿大红灯笼高高悬挂,红绸条幅当街随风飘扬;五里长街两旁武装卫兵十步一个岗、百步一个哨,处处表现出他土霸王的习气。

    正日这天,卢兴邦先在尤溪老家祝寿,接受儿孙、家人、族亲拜贺。凡参加拜寿的,每人都能得到100块大洋的奖赏,并大办宴席两天,举行隆重的寿庆。

    第三天,来到延平庆贺。这天中午,卢兴邦身披红彩,乘轮船来到延平码头,由他身边的卫兵攅扶,上了等待在那里的轿椅,由四人抬着沿街缓行,卫兵队、锣鼓队前后跟随。欢迎队伍人人手持鲜花、彩旗,沿街两傍列队欢迎,从码头到司令部,一路上彩旗、彩门、彩灯、条幅与欢迎队伍的鲜艳服饰交辉相映,气氛热烈;中式唢呐高奏,西式铜号轰鸣;锣鼓声、鞭炮声响彻山城,大吹大擂,震耳欲聋。卢兴邦坐在轿椅上,一路不停地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这时他完全被那热闹场面所陶醉。

    司令苛门前披江垂绿,旗幡猎猎,耀眼逗人。跨进大门,一眼就能见到大厅正中悬挂着一个大大的“寿”字,寿幅前的两旁,点燃着一对对大如柱子的红烛;正中的几张大平桌,排列着各阶层人士送来的贺礼,其中,最为贵重的有:玉如意二柄、银寿屏十面、金寿仙八尊;最为显眼、最使卢兴邦自豪的是:蒋介石派人从南京送来的“合庆百年”寿匾,高高悬挂在寿堂正上方;何应钦送来的“威镇北闽柳营会肃,图开百岁菊斝香浮”和“天生奇才迥异常,田间崛起定家邦”的贺联。国民党中央政界要人邵力子、周佛海、陈布雷、包惠僧等人,也给卢兴邦送来寿幅,表示祝贺。还有,早在3个月前,向省内外名人致函,征集来的许多歌功颂德的诗文、题铭,汇成册子,分送参加祝寿的宾客,借此为寿庆增添光彩。

    在延平的寿宴格外丰盛,按绅、商、学、政、军五个阶层,分类编排。第一天,从绅士开始,后按商、学、政、军顺序,一一天接待一个阶层人物,连续五天,每天都在200桌上下,可谓是:高朋满座,宴席丰盛,一席寿庆宴,百人一年粮。在五天寿庆的日子里,山城处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寿庆中心地方,台上戏班日夜不停地演出,台下人头攒动,来来往往;各个方块,有打麻将的,有喝茶谈天的,还有叫卖小吃的、耍猴卖艺的,通宵达旦,热闹非凡。

    几天来,卢兴邦特别兴奋,他成天满脸垂笑,迎来送往,点头哈腰,应接不暇。由于他高兴,每项开支都挥霍奢侈,一掷千金。仅给戏班的赏银就有1000块大洋,给他子孙侄辈和为他筹办寿庆出力的人,人人都有奖赏,多者100,少者50。这次寿庆共花去银元10万多元。

    排场嫁女

    卢兴邦的女儿卢小姐,年已19岁,到了婚嫁年龄。卢为了消除血洗“双梅”时身梅仙人民结下的怨恨,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派部下程思海为媒,前往梅仙向当地大财主肖家兄弟议婚。程到肖家说明来意后,说:“师长想把他的女儿嫁到你家,是知道你家祖上三代老实忠厚,儿孙聪明,师长看重你,是你家的福气。”肖家对卢家主动派人登门议婚,自然高兴,便一口答应下来,并备好子侄们5人的照片,交程思海带回。卢兴邦接过肖家孩子的5张照片。同妻女反复挑选比较后,选中了其中一个年20岁的肖连芳,又派程思海赶赴梅仙,把肖连芳带到卢府上,当面相亲,并留住3天观其言行,得到满意的结果,订下了这门亲事。接着通知肖家来人,双方当面议定聘金、彩礼等嫁娶的一切事宜,并议定于来年秋季完婚。

    双方议定,男方送女方的聘金:银元360块,公鸡100只(每只重2千克以上),粳米650千克。糯米600千克,猪肉400千克,塘鱼3000千克,红蛋5000个个,大橘5000粒,冰糖、瓜子各150千克,老花米糕、线面各150千克,糕、饼各5000块。所定聘金、彩礼,分别用100担红布袋装盛,在婚前十天,由100人挑送到卢府上交清。

    卢家嫁女嫁妆分别为:银元3000块,婢女1人。陪嫁生活用品有:铜床1架,茶桌椅全堂,六角式贴金面盆1个,三合桌1张,高、矮柜各一个,大小时钟各一个,花瓶一对,银烟筒两把,衣橱、书橱4个,大皮箱4个(箱内装满各种花色细软绸缎衣料有数百件);并有许多难以数清的小件器皿用品。陪嫁装饰品有:金裤带1条,金佩带1条,金手镯4副,金戒指十环,金脚镯1对,金耳环、金花备2对,金手表1块,乌金、白金戒指各1粒,玉镯、珠镯各1副,珠纽扣2粒;还有金观音1尊,银尊牙箸1副。习俗用品有:大红灯笼一对,红缎彩旗一面,大锡烛台一对。

    出嫁这天,新娘坐的是八抬大花轿,一队卫兵、一支乐队伴送,加上挑夫共计300人的送亲队伍,由双鲤卢府出发,直穿过尤溪县城大街,招摇过市,炫耀数里一路上吹吹打打,浩浩荡荡,直送到梅仙肖府上。

    卢师长嫁女,闽北三府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地方豪绅,都要送厚礼祝贺。在府上摆下筵席300桌,大宴宾客三天三夜。在宴客期间,卢府上下通宵达旦,灯光辉煌,笙歌鼎沸,鼓乐回荡,人头攒动,热闹无比。

    卢、肖联姻,大操大办,双方都耗去巨资,但他们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牛毛出在牛身上,最终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卢兴邦嫁女,除收取男方礼金、彩礼外,在丰厚的贺礼中捞到一大笔钱财,大大超过他的付出。

    肖家娶亲,包括后来送给媒人1000块大洋在内,共计耗资3500块银元。虽然一时开支,但后来的各种苛捐杂税被全部免去,几年时间便完全抵消了。婚后第二年,卢兴邦又送他的乘龙快婿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安排他在身边当参议,薪水待遇优厚,达到本利双收的目的。

    卢兴邦卸任后,肖连芳到外地求职,1943年农历五月送妻回家分娩,从福州乘船上行到洪山桥翻船落水,夫妻双亡。

    走自毁的结局

    典兴邦自1918年得到国民党的收编,由土匪变、为“国军”,在1920年和1927年被孙中山和何应钦委以师长职务。他在鼎盛时期,管辖了闽北和闽西北22个县。1927年7月,国民党福建省第一届国民政府成立,杨树庄就任省主席,卢兴邦在省政府委员中占有一席。这时的卢兴邦春风得意,骄横跋扈,占地称王,自成一体,目无上司。在他管辖的各县里,自设税务局,收取捐税,应上缴省里的税款,全部被他截留,从而引起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厅长方声涛的不满,常常在省府会议上指责卢兴邦是土匪。

    1928年秋,在福建省政府改组时,卢兴邦被挤出省政府委员之列。这下激怒了卢兴邦。他恼羞成怒,再加上他平时也卷人省军政界内部矛盾的漩涡里,又在一些人从中挑唆下,竟于1930年1月6日晚上,由卢兴荣出面,趁省政府委员等十几人在省政府代主席陈培琨家聚会之时,从洪山桥兵工厂调来一排兵力进城,把在宴席上的省府委员兼秘书长郑宝菁、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陈乃元、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许显时、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程时烽、省府委员林知渊以及水上公安局长吴澍和(非委员)等6人绑架。押往洪山桥兵工厂做暂短停留后,午夜12时,又将6人押上船,往闽江上游驶去,其中,郑宝菁、陈乃元、林知渊三人押送尤溪,其余三人押往南平,分别监视,限制其自由,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卢兴邦绑架省府“六委”(实则只有5个委员,但通称六委)的“一.六”事件。

    “一.六”事件发生后,全国上下舆论大哗,纷纷通电或致函,指责卢此举是“土匪行为”,“不顾后果的蛮干”。蒋介石得知后非常气愤,下令通缉卢兴邦。这时,卢兴邦感到事态严重,惊恐不安,日夜与身边谋士商讨对策。遂决定利用汪精卫与蒋介石的矛盾,以“诸委员有勾结汪精卫改组派,阴谋篡夺省政权,为防患于未然,故将其暂行扣押,听候解决”为由,电报蒋介石,希望南京政府出来调解,以挽回他的被动局面。而这时的蒋介石正在与北洋军阀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于中原,无暇顾及此事,对卢的电极,置之不理。卢兴邦迟迟得不到获的复电,失去了对南京政府的希望。他急着寻找靠山,又利用蒋介石与冯、阎之间的矛盾,派出副官朱少波北上联络冯玉祥、阎锡山。冯、阎以卢的实力可在南方起到牵制蒋介石的作用,接受卢兴邦的意见,并支持卢攻打福州,许诺事成之后,由卢兴邦充任福建省主席。卢兴邦有了冯、阎做靠山,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冯玉祥、阎锡山,声讨蒋介石。

    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得胜后,立即腾出手来收拾卢兴邦。他从江西调金汉鼎部人闽配合驻闽的刘和鼎部讨伐卢。卢兴邦于1930年6月出兵,在福州市郊白沙与刘和鼎部交战。战事相持8个月之久,以卢兴邦失败放回“六委”而告结束。随之,蒋介石撤销了卢部的新编第二师番号和卢兴邦师长职务;把卢部师级改为旅的建制,编入省防军序列,并把他推向直接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入闽红军作战的前沿,以借红军之手消灭他;原管辖的闽北、闽西北22个县,也被缩减为尤溪、沙县、永安、大田等4个县。后由卢兴荣领导的部分武装又被调往上海抗日战场,从中削弱卢兴邦的势力。

    卢兴邦制造的“一.六”事件,是一桩蠢事,完全是他匪性不改,不自量力,鲁莽行动,自酿的苦果,是他走出自我毁灭的第一步。

    1929年3月后,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军主力人闽。所到之处,都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消灭地方上的恶势力,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形势很快遍及闽西、闽南、闽北和闽西北各地,红区迅速连成一片,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蒋介石为了牵制入闽红军,又恢复卢部新编第二师的番号,委任卢兴邦为师长,挂闽西“剿匪”前敌指挥头衔。此后,卢兴邦所部积极配合蒋介石,在闽北、闽西北一带围剿红军,与红军作战。尤其是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的少量红军和地下党组织、游击队,不断遭到卢部的追击,许多党组织遭破坏,红军官兵遭杀害。中共闽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从黎川退到建宁,遭到卢部“围剿”,被迫向南转移,一路上又遭卢部围追堵截,死伤惨重。

    但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地下党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配合下,也给了卢部以重创。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卢部,在红军打击下,越战越小,越战越弱,直至输光老本,一蹶不振,维持到1941年结束,终于走完了他自我毁灭的最后一步。此后,卢兴邦闲居故里。往日的风光不再,心中愤恨不平,病气交加,于1945年9月去世,葬于十都源湖,终年66岁。

    顺便交代一下卢兴邦的两个堂弟卢兴明、卢兴荣的情况。

    卢兴明(卢部旅长)在“一.六”事件发生后,怕受到株连,以治病为名,独自流窜到上海“避风”。几个月后,从上海回尤溪途经浙江省龙泉县时,被当地警察查出他身上带有大量的鸦片、金银而被拘留,不久死于龙泉县拘留所。

    卢兴荣(卢部副师长)于1934年初配合蒋介石抗击发动“福建事变”的十九路军后,他的所部被蒋介石整编为第52师,委以师长之职,调往上海抗日前线。在对日作战中,全军覆没,带出去的4700多名官兵,带回来的只有400多名伤病员。事后,虽然他本人得到蒋介石嘉奖,并晋升为第76军副军长,后又改为军委高级参谋,而实际是受到排挤,被囿于重庆,有职无权。两年后请了长假,失意在家。

    1949年蒋介石倒台,全国解放胜利在即前夕,卢兴荣眼看大势已去,加上身患肺结核已到了第三期。疾病缠身,年老体弱,住进福州协和医院。在病床上,经中共地下组织城工部派人对他进行统战宣传后,献出部分枪支、弹药和银两,支持地下党游击队,并接受共产党条件,配合和平解放尤溪县城,最后算是做了点有益于人民的事。

    3阿铎匪覆灭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尤溪县十九都后佳村(1956年划归闽清县),有个土匪头子名陈位铎,当地人都叫他阿铎匪。他的父亲陈邦登也是地方一霸,因而有人把他父子名字连起来叫“邦登铎土匪”。上了年纪的人,提起阿铎匪的名字,仍心有余悸,把干坏事的人骂成“比阿铎匪还坏”,当地人把他当做坏人坏事的化身,骂人的恶语。

    陈位铎出生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毕业于南京军校。他身材魁梧,人高马犬臂力过人,兼有武功;他满脸胡须,神情威冷,凶神恶煞。当他对着一个人生气、骂人,就说明他不摁杀人,此人无性命之忧;当他要杀某人时,对着他满脸堆笑,甚至哈哈大笑,此人必死无疑,所以人们称他是“笑面虎”、“杀人魔王”。他从24岁开始在十九都以办民团名义进行活动,26岁上山为匪,28岁结束生命,前后仅称霸4年多(1930~1934)时间。头两年以办民团的合法名义,公开活动,干的是土匪勾当;后两年多,从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土匪。他烧房无数,杀人上千,罪大恶极,当地百姓对他痛恨至极。

    起因.背景

    1911年10月,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武装起义。10月8日,福建革命党人许崇智在福州发动新军起义,9日,占领福州,宣布福建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11日,建立福建军政府,孙道仁被推选为福建都督。清政府咨议局在地方上的十八议员也到此结束。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公然声称:南北协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临时政府成立有悖协约宗旨,并以武力对付命党。他凭借北洋军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胁迫孙中山让位。孙中山在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下,于4月1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袁遂在北京建立了地主买办联合专政的所谓“共和政府”。至此,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1913年8月,北洋军阀总头目袁世凯派海军总长刘冠雄和上海吴淞要塞司令李厚基人闽,从此,北洋军阀统治了福建。北洋军在福建的统治者,为了扫清尤溪“无钱会”组织的流散人员和防止土匪扰乱,在尤溪各乡村筹办团练,开展地方自卫,1915年后改办民团。后佳村陈邦登在十九都为首办民团,团部设在胡厝。

    陈邦登,后佳村下峰寨人,他先是批货郎担买卖生意,后来投靠德化县莲花寨义军首领苏益。接着,跟随卢兴邦当过营长,再后来回到十九都办民团。开始时,他只有十儿个人,买了几枝枪,主要是在垒村间向百姓收缴捐税,名为维持社会治安。

    1924年,俾溪统带陈天佑带北洋军进剿卢兴邦,这时,以卢兴邦的兵力和装备,还无法与北洋军正面对抗。当北单军来到之前,卢部撤退到山上。卢的部下营长胡祖利战死,他的侄子把胡祖利手下的兵带出投靠陈邦登。接着,又有在卢部的胡尊登带出十几人和枪,投靠陈邦登。东溪头一个姓蔡的土匪头子被他打死,接收了匪徒十几个人和几枝枪。这样,陈邦登民团最多时达到200多人,有100多枝长短枪。

    陈邦登除了在十九都地方防治外,还派他的大儿子陈位贤带一个小分队驻扎在闽江三都口、湾口一带,征收过往木排、船只捐税,并在古田县下双杭设立关卡,收缴肩挑买卖的过往行人捐税,以资费用。

    在大仁的一个晚上,陈位贤派他的表弟黄伟图(后场他姑母的儿子)放哨。陈位贤巡夜来到哨岗,黄伟图喊出口令,陈位贤未按他自己的指令回答,黄伟图即开枪,击中陈位贤手臂,医治无效而死。陈位贤在死前曾交待说:“这次是误伤,完全是我自己的过错,与表弟无关,不要找他报仇。”陈邦登得知消息后,也说:“不是黄伟图的错,不应追究。”而陈位铎来到大仁接过小分队兵权后,以为兄报仇为名,把自己的亲表弟黄伟图打死。

    掌权.举事

    年仅23岁的陈位铎,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下半年从南京军校毕业回来,到闽江沿岸,接管了他的长兄陈位贤手下的人和枪,活动在三都口、湾口一带。

    第二年(1930年)初,他撤出三都口、湾口回到后佳,接过他父亲陈邦登管下的人和枪,掌管十九都民团工作。这时的陈位铎,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想以十九都为据点,割据一方。占地称王。

    他首先联络了民团中的骨干分子赖联刚、王济成、赵六、胡章美、蔡龙章、吴先安、郑连方、包长发、胡尊登,包括陈位铎自己共十人,在后佳下峰寨(原名劈柴寨),歃血为盟,结义“十兄弟”,以“济”字为辈。陈位铎名陈济仁,对外仍以原来大家熟悉的名字称之。在后佳设“公所”,公开打出“中华民国革命军福建第一独立团”的牌子,自任团长。任命蔡龙章为教练官,吴先安为参谋(人称阿铎老师),胡尊登为书记官,团下称连。后又改团为营(也称队),自任营长(队长),部下及百姓都叫他陈队长。营下设排三个排,排长由他的结义兄赵六、胡章美、赖联刚担任。管辖范围:十九都的后佳、东洋(两个村在1956年划归闽清县)、岭头、溪坪、山兜、岳溪、香林、胡厝、白际、阳星、溪宾以及十七都的官洋等12个村。还经常越界侵犯廿都、廿一都、廿二都和闽清的一些周边乡村。在后佳、溪坪、胡厝、白际、岩头、东洋等地设点,驻扎兵丁,胡厝为总点。驻在点里的兵丁由村里百姓流派饭;负责向百姓收缴捐税,维护治安。全体官兵一律穿黄色制服,每人配有一枝步枪,身佩一枚带有一尺长短黄麻须的西瓜弹,成天游逛在乡村间,派饭、眨捐、抓人。

    陈位铎在十九都占地称霸后,按他的需要,自订章法,自选兵丁,自办兵工厂、学校,自收自支各种捐税,一切都是自成体系,自行其事,为所欲为。

    造枪弹。他在后佳溪园林办了一个兵工厂,招募几个工人和技师,制造“五子月排枪”(步枪,人称“阿铎造”)和“单发毛瑟枪”、“西瓜炸弹”以及子弹等武器弹药。“阿铎造”步枪的枪柄染漆成桔红色,以示有别于其他步枪,其性能与七九步枪相同。

    办学校。1930年下半年,在后佳文雀寨办小学,阿铎自己兼任校长。请了林衡如、林德茂、卓世容等3人为老师。向十九都各村招收年龄在15至17岁的学生,每村一至二人,由各村报送或他亲自到村里小学挑选,共招收有30多名学生,设语文、自然、美术三个课程。

    凡在他学校读书的学生,他都加以爱护,把他们当成天真烂漫的小孩对待,不与大人一般看。他自己经常到课堂上给学生讲话。每当他走进教室时,学生起立敬礼,他也脱帽还礼。他脱去头上礼帽,露出理得光光又高又长的脑袋时,哄堂大笑,陈位铎很有礼貌地说:“不要笑!不要笑!请坐下!”他给学生讲话,多是说:“大家要好好读书,争头名,把书读好了,将来都有事做,也有官当。”还叫他同在课堂上读书的四弟带好头,给大家做出榜样。他教导学生要讲卫生,勤洗手,说:“手指甲最脏,要经常剪指甲。”有学生到他家去时,他都给学生倒茶,拿冰糖给学生吃。每逢节日,他都要请学校老师和学生代表到他家吃饭,他对学生说:“酒不能多喝,只能喝三杯,饭要吃饱,莱由你吃。”他有时还带学生到他的“公所”玩,把望远镜给学生看,弹风琴给学生听,把马让学生骑。还带几个学生到街上商店里,对店老板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学生,他们很困难,买东西可以先预支给他,卖给他们的东西不要太贵。”

    有一次,有几个学生跟着他来到“公所”门前,哨兵把学生喊住了,问学生话。阿铎骂哨兵:“你比犬还哕唆!跟我来的人你都不懂!”

    学校只办到1930年农历十月,卢兴邦来攻打时停止,前后仅存在80天。阿铎对学生说:“卢贼打来了,你们先回家,过后再来。”

    重捐税。陈位铎割据十九都,经济来源全部自筹自支,加在十九都人民头上。十九都各村百姓除了按规定向政府交纳农业税、捐款外,还要为他负担沉重的各种捐税。他首先通知各村把田蕾、人口造册上报,掌握全部情况后,再把田亩分为公田和业主田两大部分交纳捐税。业主收租要交纳租捐,农民种田要交纳禾捐。交多少按他需要,没有明确规定。只要缺钱花,想要多少钱,就往下派多少,由驻在各点的兵丁向各户收缴,这次收完了,下次再派再收,一般一年要收三至四次。当时50千克谷子价是两块半大洋,种田人收成50千克谷子,要缴纳禾捐一块大洋。按人口缴纳人口捐,一户四口之家,一年要缴纳人口捐十几块大洋。杀猪要缴纳猪捐,50千克重的一头猪,要缴纳四至五块大洋。

    征选兵。农历十月是他选兵时间,他先通知十九都各村,凡18岁至19岁的男青年,全部集中点上,进行体检,后由他亲自挑选。凡被选到的,不管本人和家庭是否愿意,都要被强迫去当兵丁,每村都有几个,溪坪、胡厝被强迫去的人最多。他还对被选去当兵的孩子家长说:“把孩子交给我,我会用蒙骗办法,把他们教好,不会教坏,你们都可以放心。”

    多疑.凶狠

    陈位铎生性多疑,喜怒无常。他生怕被人暗害,成天疑神疑鬼,除了他自己外,不相信任何人,包括他身边的两个老婆。他为人狡诈诡秘,处处设防。他身上佩有两把驳壳枪,身边跟随三个勤务兵,外出时带有十几个兵丁。他每到一地都要独居一处,并且不断变换地方。晚上睡觉,不仅要更换房间,而且在一个房间里,还要更换睡觉的方位。洗脸时,要单边轮换,先擦一边,露出一只眼睛观察周围,后再擦另一边。理发时,他坐在一把长板凳正中,两手各抓一把子弹上膛的驳壳枪,按在左右腿边椅子上,人直挺挺地坐着。理后脑脖子时不勾头,理脸部时不闭眼,不许理发师挡住他的视线,双眼注视周围动静,时刻警惕着。平时装束简朴,与部下一样,一般人难以辨认他率部行军走路,前后都要拉开一定距离,为防袭击。人们走在路上与他相遇时要低着头过去,若要抬头或走过后回头看他一眼,必遭杀身之祸。

    在他身边做事的接近他的人,都要求他们把全家搬来,与他相邻居住,他才放心,实际是把他们的家属当做人质。他的书记官胡尊登,因妻子不愿意,因而没有把家搬去,他不放心,第二年正月十五日把胡尊登杀了。他的参谋吴靠安听阿铎的话,全家搬到后佳。阿铎看中了他的19岁女儿,要娶她做第三房老婆,先安女儿不从,先安也不同意。结果先安父女被杀害,并要杀他全家,只有先安妻子和寄养在老家没有带去的6岁儿子侥幸逃生。

    被他强征去当兵的,都要采取亲属、乡邻连坐法,一人逃跑,连坐烧杀;对派捐无力缴纳或缴纳迟缓的,格杀勿论。因一句话或一件事冒犯他的,绝不放过。除此之外,他平时最痛恨4种人,必杀之。一是在乡村里的头面人物中他所讨厌的人;二是半做半玩,在乡村里游手好闲,不是真正从事种田的人;三是本事比他大,怕会超过他,他不放心的人;四是敢于在他面前进言规劝,敢于冒犯他的人。阿铎把这4种人称之为“田头勾勾刺”。他说:“把刺劈光了,不会勾破衣裳,种田人好走路。”凡是他要杀的人,不论是亲戚、朋友、部下,包括他的姐姐、姑母、母舅在内,绝不留情。

    有一次,他的亲姑母来到他家里劝阿铎说:“人尾长,做事不要太过,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阿铎表面答应说:“阿姑,你说的对,我听你的,我送你回去。”他把姑母送到门外路上,开枪打死。阿铎的叔叔陈邦泽知道阿铎送姑母不怀好意,立即追去,已经迟了一步。

    后佳池仙茂是阿铎的亲戚,因为仙茂是后佳的头面人物,兼有一身好武功,阿铎把他看成最不放心的人之一,决心要除掉他。但他一时抓不到仙茂,先把仙茂的堂弟仙文抓起来,扬言要罚他600块大洋,并声称,只要仙茂出面担保,可以不罚款就放人。仙茂早就看透了阿铎的伎俩,始终不肯露面。而阿铎非要仙茂出面不可,除仙茂外不许其他任何人担保,并且设法让仙文的亲属等人给仙茂以压力。阿铎还信誓旦旦说:“只要仙茂出来担保,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他还用三张桌子重叠起来,备下香烛和“三牲”供品,举行仪式,对天发誓:如果有心杀害仙茂,他自己不得好死,表现出一副真心实意的样子,可谓是用心良苦。这样,仙茂才出来保人,阿铎也立即放出仙文。令想不到的是,阿铎不顾他刚对天祷告的誓言,立即对仙茂狠下、杀手。他布置手下,趁仙茂吃饭没有丝毫防范时,用4条绳子同时套住仙茂的脖子,从4个不同方向对拉,活活把仙茂勒死,再割下人头,挂在后佳寨的柿树上示众。

    有一次在山兜,看到对面在路上行走的农民黄祖房,阿铎身边的人对阿铎开玩笑说:“你的枪法准,对面路上的那个人能不能一枪打中?”阿铎立即举板把人打死。

    胡厝胡姜芬,因无力按时缴纳摊派他家的捐款,阿铎派他部下来到胡姜芬家,把他夫妻杀死在房屋边的阳沟里,妻子腹遗一子,共杀害三条人命。胡姜芬14岁的大儿子胡祖满见机躺在父母尸旁装死,一匪徒走过去用脚踢了一下,见他不动,当他已死,侥倖拣回一命。

    阿铎身边有一个部下名池阿银,看到阿铎允许几个人回家,他也向阿铎提出:“队长,我也想回去。”阿铎马上放下脸来骂道:“我跟你是最好的,你也想离开我。”命令手下把阿银绑起来,拉出去毙掉。阿银被拉在路上,大声哭喊:“没天理(冤枉的意思)啰!没天理哕!”在场的排长赵六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本来阿银是个老实人。”阿铎转过头来问赵六:“你敢不敢担保?”赵六说:“我敢担保。”这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说“敢担保”,阿银才没有被杀,但要罚他80块大洋,限期交清。阿银只好东挪西借,又卖掉儿子,交清了罚款。阿银只因一时摸不透阿铎的心思,说了一句不合阿铎想法的平常话,被害得倾家荡产,还差一点赔上一条命。

    烧杀.掠夺

    在陈位铎手下当兵,个个都提心吊胆,说不定哪一天就人头落地。

    教练官蔡龙章,毕业于南半警冒学校。他当了陈位铎队伍的教练,亲自制订练兵项目,有站列、转向、跑步、跳索等,规定严,要求高,许多人难以适应,稍有不慎就要受罚、挨鞭子,甚至用杀鸡教猴的办法被杀了。加上在他那里当兵生活艰苦,经常一天只吃两餐,吃不饱,吃不好,许多人都想跑,但又不敢跑。尽管这样,还是经常有人逃跑。陈位铎对逃跑者,都采取惨无人道的人身摧残后加以杀害,并对其亲属、乡邻连坐烧杀。

    胡祖品被强迫去当兵,不堪忍受,跑了出来又被抓去,遭到惨无人道的吊打体罚,后又被剥光衣服用两把烧红的香,一把插进嘴里,一把插在腰间,活活被折磨至死。赖登云、赖联义、赖联畴、赖联楫等4人,都是在阿铎手下当兵逃跑出来又被抓回去后严刑折磨后杀死的,连坑底、橘仔丘两座房屋都被烧掉。胡祖典、胡祖登、胡祖元、胡尊模、胡尊修等9人,因亲属当兵逃跑受到连坐,被抓去关在牢里,双脚用一条连体多孔的木枷锁住,日夜伸直双脚坐在地上不能转动,连续达42之久。

    阿铎身边的勤务兵陈位严,因对阿铎不满,有一次,跟随阿铎身后走在白际桥路上时,拔出驳壳枪,在阿铎背后开枪,但枪不响,阿铎转过身问:“你想干什么?”陈位严被吓得弃枪往山下小溪逃去,躲到建阳一直不敢回家。他身边劲务兵池宋英,是岳溪村人,一心想除掉阿铎,在一次跟随阿铎走在东溪隔路上,暗中拔出驳克枪,在身后何阿铎开枪不响,迅速弃枪逃离,侥幸逃脱,而阿铎来到岳溪村,烧掉全村房屋,又把他的母亲抓来割去双乳,以致伤口发炎溃烂而死。

    胡祖生被抓去关在胡厝牢里,并要杀他,阿铎写信函通知他手下胡敬锐执行。而胡敬锐不识字,把信函拿给关在牢里的胡祖生看。胡祖生出于逃生的欲望,对敬锐说:“阿铎在信里说要杀你,你还不赶快把我放出来,一起逃走。”敬锐听了阿铎要杀他,掠慌起来,心想:反正都是死,倒不如反了出去,还有一条生路。他联络胡厝、溪宾、白际、岩头等各点的负责人,一同举事。于1931年农历二月十九日,抢了教练蔡龙章勤务兵身上的驳壳枪,放出关在牢里的胡祖生、胡祖典等人,带出各点兵丁30人和枪,投向卢兴邦,并请卢兴邦发兵攻打陈位铎。

    胡敬锐是溪坪人,他反营出来后,冷静回想自己的做法,由于一时冲动,而闯下大祸,阿铎绝不会放过他,很快就会带人进村报复,全村人的生命、财产就要遭到一场浩劫。他为了尽量减少乡亲们的损失,立刻赶回溪坪,到村水尾就砰枪向全村人报信,村里人得知阿铎就要进村了,家家户户整理行装、食物,往外地或往山上逃避。结果全村房屋被烧,财产被抄没。当地百姓编有一篇山歌叙述其事,现录其中一段:

    溪坪敬锐务志气,二月十九反出梨(来)。

    反出枪支三十坎,即刻回转够溪坪。

    走到水尾就开枪,报知乡里都八长(知道)。

    这次敬锐只有走,溪坪一乡总是抄(烧杀)。

    敬锐讲走就是走,敬安还想走回头。

    尔想回头做官长,卖晓阿铎把尔枪(毙)。

    胡敬锐反营后,胡厝百姓也同样遭殃,全村几十座房屋被烧得仅剩下5座,连山厂、粪棚也不放过。董门寨虽未被烧,但被放水淹浸,寨里人跑了出去,房屋及财产全部浸泡在水里。人逃到山上的就放火烧山。逼得全村人无家可归,多数人逃往南平,少数人逃到古田达3年之久,不敢回家;大片田园荒废,野兽横行,居有上百户人家人的村庄变成一片废墟,人民遭受一场空前灾难,许多人流落为乞丐,最后还要被罚款3800大洋。凡是能卖的田地、山林、小孩都卖了,户户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岩头村全村房屋被烧光,家被抄没,有着与胡厝、溪坪同样的遭遇。溪宾、东洋村也有许多房屋被烧。

    挨打.上山

    胡敬锐反营后,投向卢兴邦,请求卢部出兵攻打陈位铎。他们找到尤溪办事处主任林大茂,林口头答应出兵。陈位铎听到卢部要出兵打他时,派郑连方给林大茂送去一担银元,结果,林大茂只有口头答应,没有行动,今天说明天出兵,明天又说明天,一直拖了下来。

    1931年农历十月的一天,阿铎以研究十九都地方上的事为名,召集各乡村的头面人物十几人,集中在后佳“公所”开会,想把他们统统杀掉,来个一网打尽。人集中后,大家觉得今天的气氛不对,有危险的预感。溪宾林方突然心生一计,对阿铎说:“我前不久,通过一个朋友,在福州买到20把驳壳枪,约好在这一两天取货,有了这批短枪,我们就好办了。”阿铎正为武器不足而发愁,对驳壳枪尤感兴趣。当他听到买到一批数量可观的驳壳枪时,喜笑颜开,立即改变了杀人的念头,叫林方马上带人赶赴福州取枪。阿铎放走了林方等人后,对其余到会的人,也暂时没有动手。就这样,一场危险得到化解,保住了十几穿人命。

    林方、胡舜臣逃出来后,立即赶去报告卢兴邦,请求卢部出兵剿灭阿铎匪。卢愉快答应在3天内出兵,他命令团长罗景星率一个团的兵力,由林方带路,于农历十月十五日凌晨,到达与后佳遥遥相对的岭头村,隐藏在吴冠山的土堡里。

    这天,阿铎要到香林去选兵,路过岭头吴冠山土堡前,看到大门紧闭,问吴冠山母亲:“为什么大白天关着大门?”吴母说:“我儿媳妇坐月子,怕风。”她神情安静地说:“请队长进去喝杯茶。”阿铎说:“你媳妇坐月子,我不进去了。”就离开了。躲在寨里的卢部,未来被发现。

    岭头村有个妇女的娘家在东洋村,她回到东洋碰到陈位铎的把兄弟王正理,她在王正理面前透露了卢部的兵已到了岭头的消息。王正理立即写信通知陈位铎。陈位铎紧急安排部下和家小躲进下峰寨,屯积足够的粮食和弹药,在思想上、物质上和行动上做好长时间的对抗准备。

    陈邦登听到吴冠山、林方通卢部打他时,气愤地说:“吴冠山带卢贼来打我,是因为阿铎烧了他的房子,还能说得过去;林方是我用钱送他去读大学的,也带卢贼来打我,太不该,是养鼠咬布袋。”

    农历十月十五日夜,罗景星率部包围了下峰寨,并发炮攻打。

    这时,陈位铎有100多人枪。他凭借下峰寨地势险要,土堡坚固,进行顽抗。罗景星部用两门平射炮和几门迫击炮射击。经过一个多月攻打,寨墙多处被击坏。躲在寨内的人,个个惊慌失措。一天,陈邦登躲在寨内楼梯下,听到外面枪声一时停止,以为卢部撤走了,伸出头探看,被埋伏在寨外的卢部一枪打死。阿铎坚持到最后,弹尽粮绝,守在炮台的兵丁,大部被歼,寨内伤亡严重。

    罗景星部下有一个连长姓陈,他带领一连兵力把守着一个路口。陈位铎得知后,利用同姓陈的关系,派人联系并送去一担银元收买。陈连长接受了陈位铎的人情,在一个滂沱大雨的夜晚,让出一条路,给陈位铎逃跑。

    人去寨空,罗景星率部进寨休整后,决定留下吴德钧带领一个加强连的兵力继续搜剿,他自己起带着大批人马回卢部交差。

    吴连长率领一个加强连,在十九都各地寻找目标。一天,在尤溪与闽清交界的天洋美女寨里发现了陈位铎,立即包围了美女寨,进行攻打,有几处寨墙遭炮击塌陷,阿铎腰部受伤,坚持不住,阿铎带着他的一帮人乘天黑向闽清方向逃跑,吴德钧连长不再追赶,带部队撤了回去。

    卢部撤走后,陈位铎又公开露面,回到后佳。他面对断墙残壁,家当狼藉,前景暗淡,他那心狠心辣,铁石心肠的人,也免不了愁云蒲面,一时软了下来。他对身边的人说:“现在周围的势力太大,做不过人家,不想与人争了。”他把部下的一些人放回家去,自己带了二三十个亲信在后佳周围山上开山种地瓜,已经开出了一大片山地。

    像他这种作恶多端,平生以杀人放火为嗜好,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叫他放下屠刀,清闲在家,耕山种地,是不可能的,周围的人也不会放过他。当他听到身边的人闲聊,谈到追剿他的吴德均连长,原是他在樟湖坂模范小学里的同学时,为之一搌。他利用同学名义,给吴德均写信,试探卢部对他的看法。吴德均也以同学关系给陈回信,向陈说明利弊关系,劝他下山受编。陈接到吴的回信,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愿意受编,并约定在来年春节到梅仙渡头肖连芳(福州中学同学)家会晤,吴德均回信同意陈的安排。

    不料,这年底,吴德均被派往樟湖坂至太平一段闽江护航去了。陈位铎如期到梅仙肖家未能同吴德均会面,由肖连芳带他到县城同卢部留守尤溪办事处主任林大茂接谈。双方已谈妥收编的有关事宜,林大茂还陪同陈位铎游览了县城各处的名迹胜景。陈位铎回到十九都后,仍存有疑虑,为防有变,他先派他的弟弟陈三弟带领十几人进城受编。他说:“我在家挖山,叫三弟去就可以了。”

    陈三弟带着十多人枪,来到尤溪县城向林大茂报到。计三弟相不到的是,他带去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十九都人,他们思乡心切,思想波动,许多人不辞而别,最后陈三弟身边只剩下几个人。林大茂见此情况大发雷霆,说陈位铎无心归顺,有意捣鬼,当场把陈三弟杀了。

    陈位铎眼看收编无望,独立不能,把活动据点移到厝坪王必寨,活动在尤溪、闽清、永泰结合部的山上。到此,他不仅实际上是土匪,而且名义上也是土匪,继续他那烧杀掠夺的土匪生涯。

    在卢部退出十九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再没有部队来打他,十九都又是陈位铎的天下,很快又发展到100多人和枪,继续对各乡村进行惨无人道的推残。

    后佳有个黄居平,不满阿铎的作法。阿铎把后佳黄姓20个人抓起来,关在一个土堡里,放一把火烧掉土堡,20个人被活活烧死,内有一个快分娩的孕妇,共被烧死21条人命。后佳村黄、池、赵三姓人家有50座房屋,被烧后仅剩下3座。

    对胡厝村继续推残。房屋被烧光了,外逃的人只要有回来的,见一个杀一个。他把青年妇女抓来卖到德化、永泰去。当地百姓流传有一句话:没有被抓的只有逃,被他抓了就是死。这次全村又被杀害百姓7人、“大刀会”法兵3人。

    陈位铎来到岳溪村,包围了“大刀会”法坛,烧去房屋,杀死5人,并抢了东西。到二十一都的山美、双坑、坑底烧了6座房屋,有3被活活烧死,财产被掠夺一空。

    到溪宾与林方民团对抗,林方脚受伤后被抓去,后经民团和“大刀会”法兵共100多人冒死抢救,才把林方救了回来。

    溪坪、岭头、岩头、官洋等村,不断遭到惨无人性的烧杀掠夺。

    追剿.覆灭

    阿铎匪不除,民无宁日,这是十九都及其周边各村百姓的强烈呼吁,迫切要求。

    1933年,卢兴邦的大部分兵力奉命开赴闽西北“剿共”去了。卢兴邦无力管十九都的事,尤溪县政府将匪情上报国民党福建省政府。

    1934年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失败,蒋介石把福建列入“匪区”省份之一,派军政部政务次长陈仪来福建任省主席。陈仪走马上任后,以清剿土匪为中心,着手重组各级政府机构和人员,整肃社会治安。他接到尤溪匪情报告,十分重视,立即派出省保安第七团,由团长黄苏带领一团兵力前去清剿。

    黄苏团长于1934年农历正月带着一团兵力来到十九都。他详细查看地形,分析匪情后认为:十九都地处尤(溪)闽(清)永(泰)三县结合部,山高林密,村庄分散,而且陈匪在这里窜犯多年,人通地熟,易躲难剿,单靠兵力被动追击,费时费力。

    他决定,以营、连为单位,分兵把口,用围困断粮办法进行清剿。美菰林是阿铎匪活动中心,便把团部设在靠近美菰林的闽清宝峰的一个土堡里;在十九都的主要乡村分驻兵力,把好重要交通要道;架设部队与部队之间的临时电话,发现匪情,保持联系,随时出击。强令百姓小村并入大村,如厝坪、山中、南山、后庄、天洋、车门坑、白际桥等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移并到附近大村,带走所有吃的用的,不留任何东西给土匪,断其食物。

    黄苏还利用当地民间的“大刀会”(也称“王子会”)组织,配合追剿。此时,大多数乡村为了防患土匪,自发组织了“大刀会”,集中一批青壮年设坛学法,每坛多则40人,少则20多人,都到外地请来法师传法。参加学法的法兵,个个头系红布条、身穿黄马褂(黄马褂是用生长在田边、溪边的一种叫“朋菅”(音)的草根,挖来洗净放锅里熬出黄色液汁,再用龙头白布染成黄色制作而成的)。以大刀、镖枪当武器。他们聚集时,在法坛上焚香、拜神、吞符、念咒,祈神附体;练排砖、排刀、排枪、赤足走炭火,练铜身铁骨、刀枪不入等技术。露肚悬空躺在两把椅子之间,另一人手提大刀,向躺着的人腹部轻轻有节凑地直砍,口里不停地唸:“称勾入石道,称勾入石道,……(音)。”散开时,留下一三人守坛,都散回家劳动;遇到紧急情况时,用呜锣、吹螺向法兵发讯号,法兵拿起大刀、枪等武器,到法坛集合出发;与敌人对抗时,凭着手中的大刀,排成一堵人墙,口中不停地念着“刀枪不入、刀枪不入……。”不顾性命地齐步走去。这种借神惑众的骗人把戏,在枪口下毫无用处。但他们在护村防哨、维护治安、通报匪情、配合部队清剿土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部队的追剿和各乡村“大刀会”的自发防卫,阿铎匪虽然仍频频猖狂出现,但他不敢贸然行动,只能在一些边角地方搞突然袭击,烧几座房屋,抢一点东西就跑。只要阿铎匪在乡村出现,匪情马上报告到黄苏团部。黄团长坐镇团部,掌握匪情,用电话命令驻扎在就近的部队立即出击,指挥追剿,不给阿铎匪有喘气的时间。

    当阿铎匪出现在美菰林时,驻扎天洋的黄苏团官兵立即出击。由于黄苏团官兵人生地不熟,一时失利,一名班长和5名士兵丧生。这使得阿铎匪气焰更加嚣张,不断出现在一些乡村,烧杀掠夺。黄苏团官兵紧迫不舍。

    阿铎匪来到胡厝山中,抓了几个在田里耙草的农民后,又来到白际抓几个人,本想到十七都水圳落脚。他来到水圳村后山上,发现有士兵在那里,又退回到长岭,发现长岭也有士兵,又转到黄坑门,想把抓来的人带到美菰林。在经过猫坑时,遇到黄苏团官兵打了一阵,阿铎匪的一个班长被打死。这时,阿铎认为是水圳陈区员捣他的鬼,再回到水圳烧了三座房子,抢了东西。来到后庄吃了早饭,躲在后门山上。天黑时来到溪宾抢了一些东西,把林家祠堂和几座民房付之一炬后就跑了,又乘黑到渭洋烧房子、抢东西。在这里遭到驻扎在白际的营长刘旺信所部两路追击。他逃遁到长岐林山上,遇到台风暴雨,行动困难,正想在一个山厂里停下休息,刘旺信带着一排的兵立即赶到。双方对打了一阵,阿铎匪趁天黑逃脱。

    有几个匪徒窜到横坑村,抓走胡尊愚一家人,立即遭到当地“大刀会”法兵的追杀,救回了被抓的人,还把一个匪徒赶到稻田中杀死。

    自从黄苏团官兵来后,阿铎土匪被追赶得东躲西藏,加上许多乡村的“大刀会”配合清剿,他们大村不敢去,小村的百姓都搬走了,找不到吃的,几个月来半饥半饱,狼狈不堪,匪徒死的死,跑的跑,最后只剩下亲信二三十人,被牢牢地围困在美菰林。

    到了农历八月,正当陈位铎匪众饥饿难当,无法再坚持时,黄苏利用陈位铎在闽清十四都的谊父黄毕峰出面劝降。黄毕峰进山向陈位铎转达黄团长有意招安的意见。经说服后,陈答应下山接受招安,但必须由闽清社会名流、他的老师刘丽生、李育容出来为他担保,保证他的安全。黄苏同意陈提出的条件,把刘、李二位请来宝峰,黄团长当面向他们做出承诺,保证陈下山招安的人身安全。一切谈妥后,再由黄毕峰进山联系。陈位铎向来疑心很重,对黄团长满口答应的条件,虽然仍有疑虑,但他更主要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按照历史上许多谋略家的策略和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无论招安能否成功,双方首次会面,都金表现出自己的胸怀和军人风度,不致于有生命危险。同时,也迫于他的活动空间被堵死,吃用被掐断。他经过权衡利弊后,于农历八月初八日带领十多名匪徒,跟随他的谊父下山接受招安。

    黄苏也有他的考虑,他心里明白:陈位铎为人狡诈,匪心不死,在南京政府部门和省军政界里的同学、朋友甚多,这次下山,不管他是否诚意接受招安,都必须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抓住他。这次不抓,下次就更难了,给当地百姓留下后患,清剿也无功而返。双方“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当地群众评说:“他们两人用的都是‘三国计’,而黄苏更胜一筹。”

    黄苏按约定时间,在宝峰团部摆下宴席,“恭迎”陈位铎的到来。他表面上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而背地里却暗布伏兵,做好把陈匪一网打尽的安排。为了对付陈位铎一人,他专门挑选身强力壮兼有武功的四人,埋伏在宴厅旁边,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当陈位铎带着他的人从对面山坡小路下来时,黄苏大放鞭炮欢迎;阿铎来到他面前时,他满面春风,步出迎接,两人携手入席;陈的随从匪徒被安排在外席,也以礼相待,使得匪徒轻松地把武器集中堆放,尽情喝酒。酒过三巡,黄苏发出信号,前后伏兵一齐动手,这时,陈位铎虽然身高马大,武功高强,遭同样有武功的4人突击,被按倒在地,无法施展手脚,束手就擒。在外席的匪徒,也被瓮中捉鳖,无一漏网。由于席间黄蒜靠近陈位铎,躲避不及,腿上被陈踢了一脚,受了点轻伤。到这时,陈位铎才知道自己上当,但已经晚了。他把谊父叫到面前,说是有事交待,想把谊父一脚踢死,但未遂。

    刘丽生、李育容二位担保人,见情况有变,十分惊慌,再三向黄苏恳求,极力营救,黄苏不从。他们又马上赶到闽清县城,向陈位铎在南京和省里军政界的同学、朋友发去电报和信函,通报陈位铎被捕情况,请求火速营救。

    黄苏在抓住陈位铎后,为防有变,用铁线穿过陈位铎的双手掌心,牢牢拴住。在押解路上,用重兵护送,严密保护,以防被劫。黄苏本想把陈位铎押往福州处决,当他来到闽清县城时,不断接到从各地发来的电报、信函。这时,他心里明白,所有来电来信都是为陈位铎说情的,这些人当中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就是高层重要人物,都是有一定来头的,谁都得罪不起。但是,好不容易才抓到这个罪大恶极的陈位铎,又不能不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非杀不可。在这左右为难之时,他想出一计,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决定把所有电报、书信全部压下,先把陈位铎执行枪决后,再回过头来拆看信电,以此为借口,称是人被杀后才接到信电,迟了一步。人死不能复生,也就罢了。

    陈位铎被抓起来执行枪决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十九都的大小乡村。长期以来,深受其害的人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处处鞭炮声响彻天空,家家举杯庆贺,人人笑逐颜开,高兴的心情难以用文字来形容。从小村搬到大村的人,放心地搬回家去,流落他乡的人,挑着铺盖,携妻带子,一个接一个地回来,立即投入生产自救、重振家园的繁忙中去。

    为了对黄苏团长深表感激之情,十九都各村百姓自发地给黄团长送去当时的最高礼遇“万民伞”一把,伞的边缘署上万人姓名。黄苏团长也批准每个村可购买一两枝步枪自卫,以防别的土匪侵扰。

    贡苏归队后,被调到省保安处任副处长。1938年10月,省保安处在上杭诱捕杀害无团团长钟绍葵,两天后,黄苏被钟的旧部杀害。

    陈邦登共有4个儿子,此时已死3个,第4子红弟,在阿铎被抓杀后,被当地百姓活活打死,除陈位贤之妻带了一个儿子逃跑外,陈邦登的后代在后佳山中过溪时,遇到山洪暴发,全部被洪水冲走,这是他一家两代4人为匪,祸害百姓,罪孽深重的下场。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农历八月,陈位铎匪首在闽清二都潭口被枪决后,尤溪十九都名乡村民众欢呼雀跃,一片欢脖。民间自发地用白话白字,把苏苏团部剿匪过程,编成《山歌》,一时间唱遍各乡村。歌词(字脚下加横杠的是方言,在第一次出现的行末加注)如下:

    中华民国大总统,介石世界中央军。

    中央黄团剿土匪,上官命令下落梨。(来,下同)

    政府公事接够手,黄苏团长心也憔。(公文,下同)

    看过公事就知情,人传土匪陈济仁。(陈位铎又名陈济仁)

    黄苏队伍够尤溪,看这十九(都)实在呆。(坏)

    看这地方尔会惊,电话就挂落闽清。(他会怕)

    区长地图画周金,团部一看就入长。(就知道)

    黄苏命令下营长,就拨一营去天洋。

    阿铎座址美菰林,再拔一营去猫坑。

    行够天洋打一阵,打死班长是恻心。(很生气,下同)

    团兵打死四五双,阿铎土匪更出名。

    阿铎土匪够山中,看见蓐草一帮浪。(一帮人)

    蓐草做田掏草耙,拿去常落够白际。(抓去)

    白际拿人过后庄,后庄食饭天未光。

    后庄再去够岩头,土匪班长心发愁。

    岩头转够毕昌林,巡找阿生做东家。

    不见阿生齐齐想,今夜再去水圳乡。

    水圳枪声响连连,退落长岭这地场。

    长岭团兵闹昂昂,即刻转够黄坑门。

    犯人想常美菰林,猫坑地方难过关。(被抓的人)

    今旦书队落猫坑,叫你柴店做坪坪。(今日,下同)

    行够猫坑打一阵,班长打死是恻心。

    土匪一帮细思量,鬼是水圳陈区员。

    总是水圳毛好运,刚刚过去十九军。(十九路军)

    总是水圳够岩头,半夜存在后门沟。

    报告岩头务土匪,叫你百姓搬上梨。

    土匪连夜够下村,溪边祖厝烧尽光。

    乡里百姓去报告,土匪烧厝又抄家。

    土匪一帮梨思量,今夜再去烧渭洋。

    烧了渭洋就起身,报告团部就知情。

    团长点兵起身行,电话又挂白际营。

    白际营长刘旺信,半夜三更就出兵。

    两路追兵即刻够,土匪走去毛对寻。

    阿铎去够长岐林,台风大雨是难堪。

    正够山头柴夫厂,报告团部就八长。

    团兵一路随后赶,即刻赶上土匪帮。

    赶够山头打一阵,阿铎心肝细思量。

    团部追够色么紧,日日饥饿难脱身。

    阿铎写批去天洋,与你上官来商量。(写文,下同)

    叫你队伍退后行,公事交到胡厝营。(文函,下同)

    团长看批就八长,明旦回信去天洋。(明天)

    叫你百姓去通引,毕峰去见陈济仁。(阿铎谊殳)

    济仁写批交毕峰,看见公事再通伦。

    团长回批又一封,军队退去落宝峰。

    阿铎讲尔是假退,昌我当石难遮挡。

    阿铎批信日日梨,与你团长讲分明。

    批文讲话卖周金,电话再挂够天洋。

    招安代世讲清楚,叫你团长看批文。(事情,下同)

    团长心中自知情,所讲代世都赞成。

    团长开口答济仁,就写批文讨工人。

    批文送够天洋乡,约定法洒梨点枪。

    时间原拼初七八,阿铎七八去胡洋。

    阿铎走去毛对寻,报告团部就知情。(我不讲)

    团长听讲气昂昂,大骂阿铎不是人。

    阿铎写批答团长,招安代世梨商量。

    地点约在宝峰乡,慢慢共你讲八长。

    团长见文就知情,半夜布下埋伏兵。

    两人相见酒席金,叫你兄弟梨点枪。

    叫声亦阔副官在,就共阿铎抓起来。

    蔴索掏梨捕济仁,四方百姓都知情。

    索牵阿铎心也惊,今旦正行够闽清。

    想梨想去都卖定,又想押落福州城。

    行够闽清务人保,福州朋友惊起毛。(很多)

    批文电报连连梨,都是出面保济仁。

    想梨想去都卖好,就在闽清先开刀。

    4特级民兵模范林旺高

    1949年7月5日,尤溪县和平解放,随之建立了县、区人们政权组织。那时的汤川、溪尾合为一个区,系尤溪县第四区,区公所设在溪尾。

    1950年8月初,第四区武装工作队一行几人来到十九都、二十都一带乡村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村级政权组织,开展剿灭土匪的斗争。

    区武工队来到溪宾村,通过发动群众和建立村政权工作过程中,在贫苦农民中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并且从中挑选出几位骨干,做为党在农村群众工作的依靠力量,林旺高就是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一位。

    林旺高,出身贫农,他从小受尽地主、恶霸的压迫和剥削,苦大仇深。共产党来了之后,他得到翻身解放,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当区武装工作队进村后,他就主动接近工作队,向工作队介绍村里的情况,给工作队带路,配合工作队向贫下中农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

    他在区武工队的协助下,发动了120个农民参加农民协会组织,林旺高被推选为溪宾村农民协会主席。

    接着,林旺高又挑选了一批年纪轻、身体壮的贫下中农,组织起一支农民自卫队,在村里进行巡逻,维护社会治安,防止坏人破坏。区武装工作队为了加强溪宾村的安全保卫工作,发缎带村农民自卫队步枪2支、子弹100余发、 手榴弹10枚。不久,自卫队在区武装工作队的帮助下进行了整编,组建了一支有116人的村民兵分队,林旺高被推选为队长。

    原国民党尤溪县公安大队有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陈玉琳,第二中队队长王济成。尤溪和平解放后,陈玉琳、王济成不肯归顺共产党,带出他们的部下上山为匪。陈玉琳活动在上尤溪一带,王济成活动在下尤溪一带。他们在乡村里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王济成取匪号“茶伯鲁”(是方言“打八路”的谐音),以表示他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的决心,溪宾村位于下尤溪,是不王济成土匪的活动范围。

    当匪首王济成得知第四区人民政府发给溪宾村民兵枪支、弹药的消息后,千方百计妄图夺去。他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先是写信恐吓民兵队长林旺高说:“你如主动把枪交来,每支枪赏银160元;如不交来,则杀光全村男女老幼,烧光全村房屋。

    林旺高接到王匪的信后,立即召开全体民兵会议,他在会上动员说:“今天来了共产党、毛主席,我们贫苦农民才能翻身得解放。但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们还会做垂死挣扎。土匪还没有消灭,随时都在威胁着我们。现在土匪居然要我们把枪交缎带他们,这是白日做梦!枪是上级政府发缎带我们的,是用来保卫全村人民群众的,是我们贫苦农民的命根子,绝不能把它交缎带土匪。”他接着说:“最近土匪活动猖狂,随时都有进村的可能。我们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训练,做好工作,防止坏人破坏,随时打击敢于来犯的土匪。”林旺高的话音刚落,到会的全体民兵报以热烈的掌握。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枪不能交给土匪。只要土匪敢来,就坚决与他斗争到底。”

    王匪这一招不灵了,就改用软的办法,叫村里一个与土匪有关系的女人给林旺高送来300块银元,妄图收买林旺高。而林旺高不为所动,当场把她顶了回去。

    王匪眼看采取恐吓、利诱都无济于事,又改用硬的办法,于1950年农历八月十二日带领匪徒40多人袭击溪宾村。

    这次溪宾村民兵,得到匪情较早,从容地做好战斗准备。他们利用的枪支、弹药,又集中村里的鸟枪、土炮,在土匪进村之前,林旺高就组织年青力壮的基干民兵30多人,埋伏在土匪必经之路的村沙沙尾外的山边上,利用有利地形,阻击土匪进村。当他们发现土匪从山峡上小路缓缓走来时,队长林旺高一声令下,步枪、鸟枪、土炮齐放,响成一片。过去王匪进村,都是通行无阻,群众逃走一空,任凭烧杀、掠夺。让土匪没有想到的是,今天公然有人敢在半路上伏击他们,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一时间队伍乱成一团,掉头散开,边跑边朝山上开枪。还未弄清山上伏击的是什么队伍,就仓惶从原路逃回。溪宾村民兵在这次战斗中,打死匪徒1人,缴获步枪1支,子弹64发,取得初战胜利。王匪第一次进犯被打退了。

    王匪退去后,他从当地人口中得知,这次伏击他的是村里的民兵时,决心施以报复。他们经过几天休整后,又于同月二十七日,带领匪徒50多人再次进犯。这次,王匪接受前次失败的教训,在村里不甘心失败的反革命分子的协助下,兵分两路,偷偷地潜入村里,分别埋伏在村农会土堡周围的两边山头上,于下午2点多钟开始向土堡开枪射击。

    这次溪宾民兵得到匪情较迟,又与区中队推动联系,仓促应战,只有林旺高等少数农会骨干和民兵进了土堡。大批群众听到土匪来的消息,急忙往山上逃跑,部分妇女、小孩等群众来不及逃出,被土匪捉住了。

    林旺高在土堡里带领几位民兵骨干用仅有的步枪和手榴弹,与王匪做顽强斗争。王匪虽然来势汹汹,但他只能在远处包围土堡,时断时续地向土堡开枪射击,始终不敢向土堡靠近一步。

    面对这座坚实的土堡和顽强的抵抗,王匪无可奈何。战斗持续到傍晚,王匪恼羞成怒,用更加毒辣的手段,逼着被抓来的林旺高妻子走在前面,几个匪徒跟在后面,朝着土堡走来。这些匪徒每人手里抱着一大捆干竹子、干木柴和稻草等燃烧物,妄图烧开土堡的大门。

    因为有林妻走在前面,林旺高怕伤了自己的妻子,不好开枪,匪徒得以走近土堡,在正大门和边门两处堆放了燃烧物,开始点火焚烧。

    土堡的厦门是用杂木制作的。它虽有十几厘米厚,并且外包白铁皮,但仍验证以抵挡燃烧的熊熊烈火。眼看着门外的柴禾越烧越旺,再不采取措施,门板会被烧塌。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林旺高没有更多的选择,时间也不允许他多思考,他毅然把一颗手榴弹向门外投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匪徒们四散逃窜,林旺高的妻子被炸成重任。

    虽然门外的匪徒被吓散了,大火也暂时被压了下去,但余火还在燃烧,土匪的枪声时断时续朝向土堡窗口、大门射击,随时准备一举攻进土堡,情况十分危急。

    为了土堡里人的生命和集体财产安全,林旺高带领寨内民兵坚持死守,顽强抵抗。他们利用仅有的饮用水,从墙眼里向门外浇灌灭火。饮用水用完了,又用淘米、洗锅留下用作养猪的泔水,最后甚至用尿桶里的尿水浇灌。凡是能用来灭火的水都用上了,终于把门外火苗扑灭,保住了土堡。然而,林旺高的妻子由于伤势过重,又得不到及时抢救,于第二天清晨不幸身亡。

    远在25千米外的溪尾,当时既无公路,又没有电话可联系,信息只能靠人员来往传递,当区中队得到溪宾匪情时,已经是晚上半夜了。紧急集合队伍立即出发,赶到溪宾村时,已是第二天凌晨。

    在区中队还在路上时,就有人向到王匪通报说:“你们还不赶快走,区中队马上就到了。”这时,王匪正准备杀猪做早饭。得到通报后,匪徒们无心杀猪吃饭,急忙撤去包围,往上游的尤溪方向逃窜,同时带走被抓的妇女、小孩等群众十多人,一路常到了山兜树。

    当区中队赶到溪宾村时,王匪已经离开。林旺高等民兵和农会骨干从土堡里出来,得知王匪抓走村上群众时,个个义愤填膺,立即派出民兵抓来村里与王匪有直接联系的人,以此做为交换条件,才从王匪手中要回被抓走的全部群众。

    林旺高带领溪宾村民兵在两次与王匪的斗争中,表现得坚决、机智、勇敢,在公与私面前,以大局为重,牺牲小家庭的利益,维护了集体和人民的利益。他的动人事迹得到了上级人民政府的重视。区、县人民政府将他的事迹及时总结,层层上报。省人民政府和省军区非常重视,以此事件作为新的人民政权成立后,充分发挥民兵武装,进行地方自卫,配合人民解放军开展剿灭土匪的典范,在全省范围内广泛宣传,轰动一时。

    福建省人民政府、福建省军区对他们进行了表扬和鼓励。民兵队长林旺高因此被评为全省的民兵模范。1951年4月15日,他出席了福建省首届民兵模范代表会议。当年的下半年,他又出席了华东军区模范民兵代表会议,荣获“华东特级民兵模范”的光荣称号。

    5革命故事三则

    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部分在外地求学、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福建青年,纷纷回福建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建党活动。他们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于1926年2月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厦门大学支部;4月,成立了中共福州地委;当年夏天又成立了福建省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永定支部。1927年12月,福建省第一个省级地下党组织——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在南靖县成立,1928年8月,正式成立中共福建省委。到1949年10月,在这头尾共24年问,福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党组织经历过遭敌人破坏—建立—再遭破坏—再建立的反复过程,直至最后取得完全胜利。

    尤溪县是国民党师长卢兴邦的老家,反动统治势力较强,共产党的活动相对薄弱。直至1940年,在尤溪县与南平县、沙县交界的山区才有个别的地下党组织在开展活动。虽然中共南(平)沙(县)尤(溪)支部在1940年春就已成立,后来又相继成立了中共南(平)沙(县)尤(溪)边委、中共南(平)尤(溪)边委、中共尤(溪)德(化)永(泰)工委,但这些都不是尤溪县单独建立的党组织,更没有组织过人民武装队伍和成立过革命政权机构。尤溪县第一个共产党的县委、第一支人民游击武装队伍、第一个革命政权机构,均在汤川乡辖区内成立。

    虽然这些党政军组织成立的时间都是在临近解放前夕,但它们毕竟是在尤溪县境内破天荒的“第一个”。这三个“第一个”是汤川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中建立起来的党政军地下组织,是已载入史册的光荣历史,同时也是汤川人民的骄傲。

    尤溪县第一个共产党的县委

    1947年9月,在福建学院读书的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的党员廖怀玉,从老家尤溪县中仙竹峰返回福州之际,由她的姐夫带路到汤川乡吴岭头找她的初中同学张克云。张是国民党香山乡乡长吴冠三的女婿。廖怀玉在张克云的引见下,来到吴冠三家中做客。

    廖怀玉到吴家的第二天正值中秋节。这天,前任香山乡乡长赖天济带了谢元平也来到吴家。他们在吴家一边过节一边聊天,着重围绕当前形势,相互谈了自己的看法。

    廖怀玉以一个对现实不满的学生的身份,对大家谈了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她说:“从当前的情况看,形势对共产党有利。因为蒋介石搞卖国独裁,打内战,造成通货膨胀,百物昂贵,经济萧条,加上贪污遍地,土匪横行。当局置广大群众于水火之中,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今天有利的国际环境下,不论美国如何援助甚至出兵,也不能挽救蒋介石的败局和阻止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当前,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已转入全国性规模的进攻,蒋介石统治的时间不会太久了。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为老百姓办事的,所以它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共产党的领导,有人民的支持,很快就会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将来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联合政府。”廖又说:“共产党的政策宽大无比,对过去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做过事、在其中任过职的人,只要他觉悟过来,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变过去给国民党做事为给共产党做事、为老百姓做事,人民会原谅他的,这些人会得到共产党的宽大处理,有功的还会按功论赏,得到共产党的信赖。”

    廖怀玉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吴冠三、赖天济的心。他们认为,自己虽然过去当过国民党的乡长,但从现在的情形看来,国民党做的许多事是不得人心的。他们觉得廖怀玉说的话很在理,于是对廖怀玉产生了好感,便推心置腹地请教廖怀玉说:“最近尤溪县参议会洪钟元要成立一支自卫大队,邀我们去任职,你看可以不可以去?”廖说:“我有一位朋友在福州,他是共产党,他对形势看得比较清楚。我这次回福州帮你们去问一下,但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在我没有回来之前千万不要去。”

    第三天,廖怀玉回到福州,向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汇报了她在尤溪的工作情况后,她又接着说:“闽清、永泰、尤溪边界一带,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在那里打游击条件很好;我这次路过吴岭头,接触了原国民党乡长吴冠三、赖天济,并做了他们的工作,从谈话中看出他们对共产党有好感;他们还向我谈了尤溪县要成立自卫大队,邀他们去任职的事,问我能不能去。”曾镜冰听了廖怀玉的汇报后说:“那个地方我也去过,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你要继续做吴、赖的工作,要他们为我所用,尤溪县要成立自卫大队,可趁此机会让他们打人敌人内部,搜集情报,提供给我们。”

    就在这期间,中共闽浙赣省委决定开展三十路游击运动,闽江以南直至南平作为一个游击区。为了加强对那一带地区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闽(清)永(泰)尤(溪)南(平)古(田)五县中心县委,书记林汝楠,委员陈世明、廖怀玉。后来由于未派人去南平、古田两县开展活动,实际上只有闽清、永泰、尤溪三县开展了活动,故这个党组织又称中共闽(清)永(泰)尤(溪)中心县委。

    中心县委成立后,省委书记曾镜冰又派廖怀玉回尤溪开展工作,发展组织,创造条件尽快建立中共尤溪县委。曾镜冰对廖怀玉说:“你要抓紧回去,尽快把尤溪县委建立起来,县委书记由你担任,但一定要叫蔡龙岗当县委委员,县委的其他委员由你们研究决定,明年1月份再来汇报。”

    廖怀玉于11月下旬再次来到吴岭头车门坑地下联络站住下来,向坚持在那里工作的联络站负责人吴尔芹和部分党员传达了曾镜冰的指示;同时继续做吴冠三、赖天济的统战工作。按照曾镜冰的指示,他们决定让赖天济打人尤溪县自卫大队任职,搜集情报。

    赖天济到县自卫大队任大队长一年多时间里,向廖怀玉提供了许多敌方的情报,并4次暗中掩护廖怀玉脱险,使其不被敌人抓住。后来,赖天济的行踪引起敌人的怀疑,遂即被解除了大队长职务,回到香林老家。

    按照曾镜冰的指示,廖怀玉于1948年1月带了党员姜宝珠、廖逢卜等3人回到福州。他们本想找中心县委书记林汝楠汇报工作,但因林去了南平没有遇上,正遇城工部部长李铁召开城工部工作会议。经李铁同意,廖怀玉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取了李铁传达的省委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并在返回时带回一大包文件材料。

    1月20日,廖又来到尤溪县十七都坎兜地下党员蔡龙岗家里,向蔡传达了城工部会议精神,并让他看了她带回的会议文件,一同研究了县委委员名单。因为蔡龙岗那时的公开身份是在美国驻上海新闻处任职,他急于回上海去。廖怀玉也离开坎兜蔡家回到车门坑地下联络站,第二天,就在车门坑宣布成立中共尤溪县委,号记廖怀玉,组织委员蔡龙岗,宣传委员廖国光,妇女委员姜宝珠。

    由于蔡龙岗已去上海,其他党员又一时召集不齐,廖怀玉想开一个党员会议未能如期召开,有关省委对成立县委的决定及县委委员名单,只能做个别传达。

    3月中旬,中共闽永尤中心县委在闽清麟洞山头上开会,廖怀玉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因叛徒告密,。3月16日下午,国民党闽清县玉文镇镇长池毓芳带领自卫队及冬防班的队员共30余人,闯入麟洞中心县委开会地点,抓捕了参加会议的全部人员,这就是史称的“麟洞事件”。

    县委书记廖怀玉被捕后(后于1949年4月获释),中共尤溪县委活动停止。

    尤溪县第一支人民游击武装队伍

    原国民党乡长赖天济、吴冠三与中共尤溪县委书记廖怀玉之间建立了统战关系后,他们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积极在当地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廖怀玉被捕后,赖、吴二人失去了联系。他们二人分别在当地集中了部分民间枪支,并筹资购买了一些枪支、弹药,于1949年3月间,赖天济在香林村,吴冠三在岭头村,各自组织了有几个人员的自卫队,以防御土匪骚扰,保卫地方安全。

    不久,闽清县的地下党城工部党员黄世杰(杜良)来到香林村,与赖天济接上头,并介绍赖天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城工部组织的党员,归黄世杰直接领导。随之,黄世杰派谢元平来到香林村,通过赖天济与吴冠三商量,对各自的自卫队进行整编,于4月间正式成立香湖游击队,队长吴冠三,政治指导员赖天济。游击队有队员30多人,分为两个班,第一班班长池凤知,第二班班长林增丰。香湖游击队以国民党设在香林村寨的粮食仓库为基点开展活动。这个粮食仓库用以存放十九都片的各村农民每年缴纳的农业税,储存有30多千克粮食。

    游击队成立后,由谢元平为教练、赖天济为政治教员,每天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还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打得好》等革命歌曲,进行组织纪律教育。

    香湖游击队除加强自身建设和做群众工作外,其主要任务是打土匪,确保地方安宁。只要有匪警,他们就立即出击。游击队在成立后至1950年底,约一年多时间里,多次出击,东打西追,使得各股土匪闻风而逃。

    1949年5月,游击队接到十九都的俾溪村(后划归闽清县后佳乡)的报告,说有陈光宗股匪50多人进村抢夺民财。游击队立即出发赶到现场,把土匪打走。

    9月,游击队接到群众报告,黄勤安股匪在奎县吉花的厝坪杀人放火,游击队迅速赶到现场,与土匪交战,当场打死匪徒5人,缴获步枪5支、机关枪1支。这次土匪在厝坪烧掉全村仅有的2座民房,杀死群众4人(其中2人是小孩)。

    游击队刚从厝坪回到驻地,又接到报告,说陈光宗股匪窜到十八都莘田,抢走群众的耕牛等物。游击队立即出发,埋伏在湖山怀亭水尾,当土匪出现在伏击圈时,队员们开枪射击,当场打伤2人,赶走匪徒,夺回耕牛归还原主。

    10月,陈光宗、池容愚两匪在汤川一带抢劫民财,并包围了赤墓张九妹的土堡,勒令九妹在两小时内交出1000块银村,否则要放火烧他的土堡。游击队接到报告后,连夜出发,在天未亮之前赶到,与土匪接火,当场打死匪首陈光宗的胞弟,其余匪徒仓惶逃去。

    1950年3月,第四区公所(年底改为区人民政府)成立后,香湖游击队配合区武装开展剿匪斗争。4月,当得知王济成股匪在溪宾坑底头出现的消息时,游击队与区中队分头追击。区中队由珠峰村从上而下,香湖游击队从坑底头沿小溪由下而上,两支队伍上下夹击,打得王匪狼狈逃窜。这一仗当场打死匪徒2人。在这次战斗中,当匪徒已被包围时,游击队员吴孝塔一时间麻痹,跃身站在一块石头上,全身裸露在外大声喊叫:“冲呀!”结果被一颗飞弹击中,不幸牺牲。

    香湖游击队除了打击土匪外,还经常派出队员一路护送当地群众挑运大米到闽清县池园一带出售及购韧,确保群众路上往返安全,使他们免受路匪抢劫。

    香湖游击队在支前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当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15万大军人闽后,十兵团第29军官兵前往解放福州路过香湖休整时,香湖游击队全力以赴为解放军筹备粮食、马料,安排宿营,并发动当地群众捐献蔬菜、柴火以及猪、禽、蛋等物资,做好支前工作,保证了大部队的需要,为福建解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香湖游击队于1950年12月编入尤溪县武装大队,成为县大队的一个连。至此,历时1年零8个月的香湖游击队编制结束。

    尤溪县第一个乡级人民政权机构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第五两个兵团各有所属之一部,相继从江西进入闽北,在中共闽浙赣省委所辖的地方游击武装的配合下.讯速解放了闽北的大部分县城。

    6月下旬,南下解放大军所属的第86师从南平沿闽江而下,进入尤溪县洋中,香湖游击队指导员赖天济随带队员赖联苗队赶赴洋中接应,该师的一部官兵随之进驻香湖。

    经与游击队领导人商议后,解放大军师部领导决定于6月27日下午在胡厝安定堂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香湖乡人民政府。大会由第86师师长徐光友主持。参加大会的有香林、胡厝、岳溪村的大部分群众和岭头、溪坪、山兜、白际、阳星等各村能到会的群众,共有1000余人。

    徐师长在会上讲了话,徐师长讲普通话,而且带有很重的北方口音,群众普遍听不懂,就由赖天济用本地话向到会群众翻译。徐师长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为老百姓做事的,是保护人民的。蒋介石已被我们打倒了,老百姓得到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但地方上地主、恶霸还没有清算,土匪还没有消灭,他们还会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我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要建立起老百姓自己的人民政权,来领导大家,为大家办事。今天召开这个大会,就是要成立乡人民政府。”接着,徐师长向大会宣布香湖乡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乡人民政府领导人为:乡长吴冠三,政治指导员赖天济,公安干事张克云,经济干事赖学成。

    大会期间,群情高涨,不时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倒地主、恶霸!”“打倒一切反革命分子!”等口号,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散会。

    香湖乡人民政府成立后,接管了原国民党的香湖乡公所(原址为现在的胡厝小学)为办公地点,还配有几名工作人员。乡人民政府领导香湖游击队继续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尽力打击土匪,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发动群众做好支前等各项工作。

    香湖乡人民政府机构持续到1950年12月撤销,其工作职能由新成立的区、乡人民政权所接替。

    6尤溪剿匪记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大地上,土匪横行,长达半个多世纪,人数多,且猖獗,既有陆上土匪,又有海上盗匪。狗收法有:啸聚山林的叫山寨大王,出没于东北林海雪原的叫马胡子,流窜于豫西、鲁南的叫杆子,混迹于湖泊叫湖匪,横行于沿海的叫海盗,分散于山区的叫土匪、散匪,拦路抢劫的“单干户”叫劫匪,等等。

    究其根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问题,更有政府失去防范和打击不力的责任。

    探其性质,大体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经济土匪。中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统治,文化落后,地域观念浓厚,封建残余思想根深蒂固。近代又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广大人民长期过着殖民地半殖地生活。加上国内军阀混战连年,社会动荡不安,人民长期处于黑暗统治之下,造成经济衰退,农村破产,农业受到严重破坏,农民长期生活贫困。极度贫困的农民,不但要受地主、豪绅的剥削与压迫,还要为政府负担繁重的苛捐杂税。加上天灾频发,人口众多的农村验证以养活自己,他们为了寻找生活出路,而被逼上“梁山”。有的为了逃避债务,或怀有复仇心态,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这一类土匪,一般没有什么既定目标和远大理想,只是把当匪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求得一时的生活满足。

    第二类是政治土匪。他们当中,有的是在政治上一时失意,心怀不满,伺机报复。有的受到政府打击后,为了逃避惩罚,存匿山林,等待时机,妄图东山再起,取而代之。有的受人指使,抱有幻想、死心塌地为其主子卖命,对抗政府,残害百姓。这一类土匪,对社会极端仇恨,政治目的明确,手段极其狠毒,对社会危害极大。

    无论是经济土匪或是政治土匪,他们为了生存与发展,都与地方上的官僚、地主、豪绅相勾结,都有一定的后台和靠山,在经济上都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既然是土匪,他们的生存条件,离不开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掠夺民财,过着“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日子。其结局不外两种:一是偶尔机会,被政府招抚收编,由匪而官,乃至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二是一意孤行,或是反复无常,作恶多端,最终被剿灭。

    匪患连年民无宁日

    尤溪地处福建省中部,山峦叠嶂,树木葱茏,民居分散,是土匪存身的好地方,因而,成了匪患的重灾区之一。据1950年统计,全省有较大的股匪240股,匪徒7万多人。而在尤溪的土匪就有27股,匪徒达5000多人。这些土匪的特点是,都有其一定的地域范围,都是以一人为首,相聚成股,自成一体,各自为政。匪号都是以匪首姓名或别称叫取。

    长期和短期窜犯在尤溪县境内的股匪头子有:陈光宗、黄劲安、池容愚、王济成(匪号茶伯鲁,是打“八路”的谐音)、吴曲九、陈孝清(别号吓模九)、卢有乾、肖子清、蔡主纲、吴正标、王进贤、陈国光、陈友梓、黄龙、苏万邦、王瑞华、李纲(名陈光彩)、陈玉麟、张胜高、郑生文、卢胜雄、陈洪发、康吓坤、陈如、陈仪、林世攀、洪钟元(化名金声)等。各股土匪的人数,一般都在一二百人,多的三百多人,少的几十人。他们时而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时而出没于偏僻乡村里,到处杀人放火,奸滛掠夺,无恶不作,扰得百姓日夜不宁,人民生命财产,无时无不受到威胁。

    据古人加快,自入民国以来,土匪窜犯从未停止过,而且是越来越多。最为心狠手辣的是民国初期的陈位铎土匪。他在十九都一带窜犯的时间虽然只有四年多,但各乡村群众的财物几乎被他们抢光,几百座民房被烧毁,上千人群众被杀害,大片田园荒芜,许多村庄颓废,庐舍为墟,十室九空,害得大批农户无家可归,有逃亡在外,有的流落街头,其惨状目不忍睹。

    新中国成立前夕,从笔者懂事那时间始,乡村里的匪警就没有断过,一年到头,都是在提心吊担地这每一天。如在半夜同时有几处狗叫,就会从梦中惊醒,心里怦怦不安,急忙披衣起床,与相邻打探消息,生怕土匪进村来。如有传来土匪到了某村某地方时,立即捲起铺盖,往山上躲存,没能睡上一个安稳觉。1939年冬和1940年初夏,吓模九土匪100多人,两次进村,几十户人家被抢,我家的前后两座老屋被烧,害得几十户人无家可归。

    1949年5月到7月,匪首陈光宗、陈孝清、黄劲安、王济成、池容愚等股匪,经常窜犯十九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一带乡村,派抢、抢粮、杀人、放火,扰得四邑不宁。

    1949年7月5日,尤溪县和平解放。县人民政府刚成立伊始,各项工作尚未就绪,社会治安仍处在混乱之际,一些坚持反动立场的原国民党官吏、地方上的地主、恶霸、散兵游勇、愤匪、流氓,相互勾结,纷纷出笼。上山为匪,是他们唯一能走的一条路子。这些人迫不急待地跳了出来,大式四网罗匪徒,搜置枪支,结伙上山,在尤溪30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杀人越货,疯狂一时。在1950年初的头几个月里,他们先后向县人民政府投掷手榴弹,多次袭击区公路和乡人民政府,杀害区乡干部和解放军战士共20多人。

    7月,匪首李纲,从卢胜雄那里得到步枪19支,短枪4支,子弹1000多发的支持后,网罗顽徒,上山为匪。

    9月2日,县武工队到西洋开展工作,途经梅仙白坑村时,遭卢有乾股匪100多人伏击。

    9月20日,陈玉鹿股匪,在葛竹岭伏击六区干部数人,区农会主席刘芳彦牺牲,区部傅宪功、陈淼钦负伤。

    9月底,卢有乾、肖子法两股土匪,窜犯梅仙、梅营、坪寨等乡村,抢走群众的许多粮食和财物,烧毁民房多座。

    10月初,陈光宗、池容愚两股土匪,包围了二十都赤墓村张九妹土堡,勒令九妹要在两俏皮时内,交出银元1000元。

    10月13日,卢有乾带领匪徒200多人,袭击设在梅仙的第二区公路。匪分两路,从不同方向,到南洋乡集中后,当日下午二时进纪梅仙,包围了区公所。刚于8月成立的区公路,一切工作都在筹备中,驻在区里的武装人员,仅有南下来的几名干部和几名武工队员。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区委发书记秦进忠,是南下干部,他带领了3名队员,守卫在区公所办公楼,其余队员进入炮楼,上到高层,凭着坚固的土堡,与土匪对决。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二时,匪分两路向区公所发起猛攻。区武工队也集中火力还击,尽管土匪来势汹汹,火力集中,但他们始终得不到便宜。双方对峙到凌晨4时,土匪害怕天亮后,县大队援兵到来,急忙撤去,往汶潭方向逃窜。

    10月15日凌晨,陈玉麟股匪100多人,袭击设在新桥的第六区公的。匪分四路包围了原公所,一路占据中背山制高点,封锁区公所左侧;一路占领新阳小学,控制区公所右侧;一路集结在区公所门前的河边路上,从正面进攻;一路由几个不要命的顽匪,每人身负几条棉被,手提炼油桶,潜到区公所后门,把棉被堆靠在门板上,再烧上煤油,妄图烧闭后门攻进去。凌晨2时20分,土匪吹响进攻号,一时间枪声大作,后门外火光冲天,浓烟翻滚。区委书记彭建文、区长王显禄,带领武工队,沉着应战。这时,最为危急的是后门外的一堆熊熊大火,眼看门板就要被烧塌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话务兵吴吓朗,临危不惧,打开后门,把正在燃烧的一堆大火,推出走廊外,掉落沟下,大火被灭,保住了后门。后门险情解除后,武工队把力量集中炮楼高层上,利用坚固的土堡做掩护,居高临下,四面还击。有一匪徒躲在正门前方的一块大石后,武工队瞄准射击,击中他身旁石头,一块石片飞出,刺破他的耳朵,鲜血直流。另有一个匪徒右手被打断。战斗持续到凌晨4时,眼看天就要亮了,土匪撤离阵地,往山头方向逃窜。

    10月20日,县长安队一班长郑生文叛变,上山为匪。

    尤溪和平解放后,县长安局组建了一支由23人组成的公安队武装,下设三个班和一个机枪班,武器配备有机枪1挺,日造三八式步枪23支、手枪一支。

    土匪头子卢有乾、肖子清,得知县公安队武器配备精良,便垂涎三尺,一心想把武器弄到手。他们利用在公安队里有当地人的关系,放出话说,只要有人能带出一支枪投向他,可奖给大洋120元,官封中队长。县公安队一班长郑生文等一伙人,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心动不己,暗中联络二班班长和机枪班副班长,后又联系到与他意气相投的一伙人,相约判投。10月2日这天,他们趁着人们熟睡夜静之时,带出队员19人,机枪一挺,步枪20支,手枪一支,子弹1600发,离开公安队,上山为匪。全队23名公安队员,除了队领导和第三班的正副班长外,几乎全体叛变,配备的武器,也被他们抢去多数,损失惨重。

    郑生文上山后,先是依附在张胜高股匪,后自成一股,自任土匪中队长。他带出去的人,有的被任命分队长,有的任命分队副,在五都一带大加网罗匪徒,组成一股有100多人的股匪,流窜在尤溪五都一带,杀人放火,无恶不作。1950年10月,在剿匪部队的清剿下,郑生文走头无路。不得不带着他的匪徒下山,向人民政府投降。人民政府把这个罪孽深重的郑生文等18人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11月13日,苏万邦股匪是,窜犯街面,攻打乡政府,抢走步枪1支,子弹100多发,又在乡村间大肆掠夺,残害百姓。

    12月21日,王进贤股匪窜到六区高新村,抓走回家探亲的解放军第二军分区连长郑明忠。先是向郑明忠家属勒去大洋600元,后又把郑明忠活埋。郑母得知儿子被害惨死的消息时,当场气绝身亡。

    12月底,卢有乾股匪袭击玉际分政府,抢走长短枪各1支,子弹100多发。

    1950年1月,李纲股匪,窜到城关新明村和台溪曲斗洋村,派软枪粮,奸滛掠夺。

    4月,王济成股匪窜到四区坑底头村,烧杀掠夺,受到区中队和香湖游击队上下夹击,打死2名匪徒,区中队和香湖游击队各有1名战士牺牲。

    8月,李纲股匪窜到台溪洋头村,抓走群众30多人作为人质,被勒去大洋300多元、粮食200多担、猪羊十几头、家禽200多只,失走衣服、被子,鞋子不计其数,后又把4名人质活埋。在尤溪和平解放时,地方上的一些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逼于形势,表面上附会起义,口头讲接受共产党主张,但他们内心里却另有想法,无时不在窥测风向,阴谋策划,妄图推翻新的人民政权。各股土匪也在加紧活动,疯狂至极。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无辜杀害区、乡部和群众达500多人,烧毁民房2000多间,奸滛妇妇,掠夺民财不计其数。

    原国民党尤溪县勘乱委员会主任、县参议长洪钟元,在尤溪和平解放后的头几个月里,一直称病在家,足不出户,而他却在暗中窥测风向,蠢蠢欲动。当他看到新建立起来的各级人民政权组织,不断遭到土匪袭击,损失他认为共产党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连几个土匪都奈何不了,新政权也一定长不了。他以为时机已经到来,立刻剥去外衣,跳了出来,赤膊上阵,于1950年1月8日夜,带领全家人上山为匪,走与共产党对抗到底的死路上。

    洪钟元上山后,一方面联络已经上山为匪的原国民党公安队中队长陈玉麟、王济成,指派他们二人,网罗过去的公安队旧部,组建武装队伍;一面指使与他有密切联系的起义人员,以合法身份份,假装进步,同共产党领导人接触联系,从中收集情报,提供给他们。

    在他安排就绪后,派出人员到德化县,与在那里的“东南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闽中纵队”副司令员兼德化县伪县长陈伟斌挂钩,并接受其领导。

    2月27日,德化土匪头子刘子宽、陈伟斌窜到尤溪坂面,与洪钟元等一秋人,在石笋庵相聚,密谋成立“尤溪县政府”,委任洪钟元为“县长”,统一整编在尤溪的各股土匪。接着,土匪县长洪钟元,又任命张河京为“县政府”秘书、洪德辉为军事科长、洪景标为自卫队中队长。

    5月30日,洪钟元以“县长”名义,在坂面青坑,召开各股土匪头子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匪首有:吴曲九、陈玉麟、陈国光、郑文标、林文乾、陈照春、李纲等人。会上讨论主,把各股土匪统一整编为“总队”,隶属“东南反共救国军闽中纵队”领导,归洪钟元指挥。任命吴曲九为总队长,陈玉麟、张胜高为副总队长,李纲为总队副。下设4个大队,第一大队长郑生文,下辖4个中队;第二大队长肖子清,下辖4个中队;第三大队长陈玉麟,下辖4个中队;第四大队长王济成,下辖3个中队。4个大队共有匪徒3000多人。

    接着,又对各大队的活动地盘做了划分:第一大队活动范围为:第一部、二部、三部、四部、五部、六部一带;第二大队活动范围为:第十部、十一部、十二部、十三部、十四部一带;第三大队活动范围为:第廿三部、廿七部、廿八部、廿九部、四十九部、五十部一带;第四大队活动范围为:第十五部、十六部、十七部、十八部、十九部、二十部一带。

    他们还制订了攻打县城计划,罗列一批他们要暗杀的县区乡党政军领导人的“黑名单”,列出按职务大小,每杀害一个干部,悬赏大洋从几百元到一千不等的清单。

    7月中旬,洪钟元指派张胜高,以去葛竹扫墓为名,到双里联络卢胜雄、卢胜威,策划校武装暴动的有关事项。又派李纲到白犬岛,与在那里的国民党军抗特务五调员挂钧;又到大田与土匪头子郭选青勾结,密谋一旦起事,共同配合,互为支援。

    7月22日,联络白犬岛康良材等几个国民党特务潜入尤溪六区新桥,进行特务活动。

    7月26日,通过白犬鸟国民党特务,派飞机进入尤溪县城,并且暗示目标,轰炸解放军驻营的县城中学,炸毁教学楼一座,4人罹难。

    这时,在尤溪县境内,不仅有长期流窜下来的经济土匪,又有一帮新兴的政治土匪,还有外来的国民党特务。他们相互勾结,流瀣一气,嚣张一时。

    由于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开始,其规模之大,行动之快,都是土匪他们所始料不及的,时间不允许他们有更多实施阴谋计划的余地。在剿匪部队以及全县人民的通力清剿下,他们一个个梦想,都成了泡影。

    统一指挥军地合力

    1949年7月,尤溪县人民政府成立。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新的人民政权,一切工作都要从零开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地主、恶霸仍在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一股股土匪,经常出没于偏僻乡村,烧杀掠夺,匪情不断。这时候的尤溪,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时时都忍受到严重威胁。

    摆在新的人民政府面前的工作任务很多,千头万绪,剿灭土匪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匪患不除,民无宁日,这是全县人民的共同呼声。开始时,有匪情出现,都是由南平军分区,临时派出部队出击,部队每一次来尤溪剿匪,都很有战果。比如:在1950年初的头几个月,剿匪部队在一区击伤王瑞华股匪2人,缴获步枪3支,短枪1支,子弹170多发;在五区抓获吴曲九手下匪徒6人,又在清溪抓获匪徒2人;在六区抓获陈玉麟匪徒6人;在三区抓获黄龙匪徒9人;在二区抓获肖子法匪徒3人,等等。但是,部队一离开,土匪又捲土重来,匪患没能得到根除。

    1950年7月,上级派来中国人民解放军849团官兵,进驻尤溪,配合地方政府进行剿匪,尤溪的大规模剿匪斗争,从此拉开序幕。

    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剿匪部队,联合组成“尤溪县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县的剿匪斗争。由县长李生旺任总指挥,部队政委郑培唐任副总指挥,县委书记吴炳武任政委,县公安局长关合义任副政委。分工县公安局负责收集情报,缎带部队带路;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协同作战。

    已建立的城关一区,梅仙二区,西洋三区,溪尾四区,坂面五区,新桥六区等6个区公所,都相应地成立“剿匪指挥所”。其任务:剿匪部队提供匪情,保障部队供给;负责动员并指挥各乡村民兵,配合部队行动。县区乡三级政府,都要在人财物等方面,保证剿匪工作的需要,都要把剿匪斗争做为一项中心工作任务完成好。

    在各乡村里,组建民兵队伍。动员青壮年农民,自动报各参加民兵组织。到1950年10月,全县97个乡村,都建立了民兵队伍和自卫队组织,参加民兵人数达4656人,参加自卫队人数有8289人。他们从地主武装手中收缴来的和上级政府发给的枪支弹药,在民兵手中拥有的各种枪支达2000多支,以及一批子弹、手榴弹。

    新组建起来的民兵队伍,人人都有一种当家做主的自豪感和责任心,满腔热情、斗志昂扬地投入到剿匪斗争中去。他们提出“一手拿锄,一手拿枪,消灭土匪,保卫家乡”的响亮口号。做到白天带枪到田头,有匪情时,放下锄头,拿起枪杆,追剿土匪,参加生产,保卫生产;夜间护村防哨,自卫联防,检查过往生人,严防止匪袭击。

    当剿匪部队来到时,各乡村民兵大力配合,为部队带路,提供情报,帮助捉拿散匪,押看俘虏;为部队筹集粮食、畜禽蛋、蔬菜、紫菜等物资,做好支援工作。并且同部队并肩战斗。据统计,全县民兵协同部队剿匪达208次,独立剿匪201次,广大民兵在剿匪斗争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8月,匪首王济成,带着40多个匪徒,两次袭击四区溪滨村,民兵队长林旺高,带领兵独立作战,第一次在村水尾路边山上伏击土匪,打了一次漂亮战,打死匪徒1人,缴获步枪1支,子弹60多发,土匪狼狈逃窜;在第二次土匪进村时,林旺高带领几位民兵,利用坚固的土堡,与土匪对峙了一天一夜。他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牺牲了自己的妻子等待区武装队伍的到来,又一次打退了土匪进犯。

    二区梅营村民兵队长华德荣,响应上级政府号召,带头在村里组建起一支民兵队伍。在区武工队的支持下,经常带领民兵独立作战,消灭土匪。当剿匪部队到来时,他更是积极配合,协同作战。村民兵队伍建立后的头10个月,民兵独立作战35次,与部队协同作战16次,消灭土匪60多人。

    1951年10月26日,全县民兵代表大会召开,有250位民兵代表参加。大会总结了前一看在剿匪斗争中的成绩与经验,评选出华德荣、林旺高等97位民兵模范,奖励给全县民兵先进单位步枪33支,手榴弹60枚。

    宣传群众瓦解股匪

    剿匪斗争,与论先行。县委、县政府,向全县人民发出“全民动员,团结一致,配合部队,剿灭土匪,建设家园”的号召。召开全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全面部署清剿土匪的各项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发动群众,提高群众对剿匪斗争的思想认识,并且及时地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剿匪计算中来。

    开始时,群众对剿灭土匪,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怕土匪人数多,窜犯时间长,地熟人通,消灭很困难,没有信心,担心剿匪不彻底,部队一走,土匪又会捲土重来,打蛇不死,反被蛇咬。针对群众的思想顾虑,县委、县政府,以南下来的干部为骨干,与地方上的区分干部相结合,组成工作组,深入到全县各乡村。开展以剿匪斗争为中心的,宣传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等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鼓舞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通过访贫问苦,在各乡村组织起农民协会,通过农会组织,动员群众,共同做瓦解股匪工作。全县上下,团结一心,全力以赴,使得股匪陷入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同时,通过贯彻中央关于《惩治反革命条例》,发动群众申冤诉苦,深挖在地方上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对其中罪大恶极,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开放公审,坚决镇压,震慑了敌人,提高人民群众对剿匪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对土匪及其匪属,开展政治攻势,向他们讲明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动受奖”和“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带枪投诚者宽大”的剿匪政策,叫他们认清形势,丢掉幻想,自动下山,向人民政府投诚自新,争取宽大处理。

    县长李生旺,冒险深入到当时土匪活动猖獗,群众工作相对薄弱的管臆乡,宣传发动群众,做匪属工作。还利用在地方上有影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开明绅士,配合政府,做匪属的说服教育工作,再通过匪属,动员他们在山上为匪的亲人下山,向政府悔过自新,起到很好的瓦解股匪作用。

    抚剿并用感召多数

    根据土匪的罪恶大小,认罪悔过态度,区别对待,适时兑现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对自动下山向政府悔过自新的一般匪徒,经过对他们的教育后,当场释放,让他们早日回家,并且鼓励他们,放下包袱,积极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对被抓俘的匪徒,其罪恶不大,对他们进行集中教育,促使他们悔过自新,低头认罪后,也都及时放他们回去;就是对被抓俘的土匪头子,也要讲究政策,区别对待。只要不是顽固不化,有改造希望的,尽量做到不杀或少杀。比如,第一个被杀的土匪头子陈友梓,也是经过“三擒三纵”之后,到第四次被抓时,才对他处以极刑的为了扩大影响,震慑顽徒,县人民政府于8月30日,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对死不改悔的土匪头子陈友梓公开审判,执行枪决。同时,对有改编改表现的匪中队长林尚义,当场释放,兑现宽大政策。

    经过强大的政治攻势,抚巢并用,起到震聂匪首,瓦解股匪的作用。对于仍在负隅顽抗的残匪,坚决予以围歼。10月初,蔡主纲匪首,率其残部23人,负隅顽抗,被剿匪部队围歼,打死5人,大部被活提,缴获枪支21支。仍坚持在山上的卢有乾股匪,被包围在清源乡山上,被击毙3人,活捉多人。从大田流窜到尤溪的惯匪陈伯森,德化匪大队长王虎,分别被剿匪部队,包围在三区后坪坑和五区街面,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活捉,其残部抱头鼠窜,狼狈出境。这时,潜伏在三区桂峰村山上,仍抱有幻想的股匪吴庆卿,受到震慑,率领他的残部78人,携带长短枪45支,子弹一千多发,缴械投降。吴正标、王济成等匪首,也都纷纷率领他的匪徒下山缴械投降。从9月到11月之间,绝大部分股匪都被逼投降。被击毙的匪首肖子法等股匪,也是树倒猢狲散。匪徒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

    由于时间集中,人数众多,一时间,县里监狱人满为患,关押不下,只好借用附近民房做牢房,关押犯人。据统计,在被清剿的款项总数中,约占百分之七十左右,是他们自动投降自新的。

    至此为止,长期流窜在尤溪县境内的大小股匪,已基本肃法,最后剩下的只有吴曲九、洪钟元、陈玉麟等三股土匪了。

    重点围剿干净彻底

    剿匪指挥部分析认为:经过几个月的剿匪斗争,在尤溪县境内的土匪已基本肃法。仍坚持在山上的吴曲九、洪钟元、陈玉麟三个匪首,他手下的中队长、分队长及其匪徒的大多数,也已陆续下山投诚自新。仍盘踞在山上,跟随他们三人身边的人数虽然不变,但其思想极端反动,顽固到底,危害性仍然存在,应采取“重点打击,各个歼灭”的办法,集中兵力,重点清剿,迅速予以歼灭。

    分析认为:吴曲九是长期流窜在尤溪县境内的惯匪,时间长,危害大。后来,他又接受土匪县长洪钟元委任为“东南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闽中纵队挺进总队”的总队长,说明他是一个顽固不化分子。他的手下匪徒,多是惯匪、兵痞、流氓,活动地点多在团结坂面、台溪等地的尤溪县中部一带。先把吴曲九股匪剿灭了,对洪钟元、陈玉麟股匪,有一定的慑作用。

    剿匪部队集中两个营兵力,又调集当地民兵1000多人,把吴曲九股匪牢牢地包围在台溪与坂面之间的山头上。吴曲九被包围后,带着他的匪徒,曾几次想突围,都被部队打回去。几天来,他只能在几个山头上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为他们坚持到第8天时,已经是弹尽粮绝。7月的天气,山上潮湿闷热,蚊虫叮咬,痛痒验忍,饥饿难当,人心浮动。到了此时,吴曲九的指挥棒也不灵了,匪徒们人个都想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从包围圈里钻了出来,最终跟随他身边的只有几个人。

    在吴曲九走头无路时,县长李生旺给他写信劝降。信的内容大意:向他讲清当前形势,宣传党的宽严政策,陈述利害关系,表明人民政府对剿灭土匪的决心。并且欢迎他及其手下,携带枪支、弹药下山向人民政府投降自新,争取宽大处理,等等。信写成后,叫已经投诚的土匪头子,也就是吴曲九的后台老板林大茂,送信上山,并劝说吴曲九,同时也为他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政府宽大处理。林大茂接受政府的安排,送信上山,并说服吴曲九。两天后,吴曲九带着他身边的8个就随,携带步枪3支,短枪6支,子弹200多发下山,向人民政府投降。至此,吴曲九股匪已彻底剿灭。林大茂有立功表现,人民政府判他免予死刑。

    第二个重点清剿的是洪钟元股匪。洪钟元上山为匪后,化名金声,活动在坂面、青坑一带。他手下匪徒人数虽然只有几十人,但多是从国党保安队过来的,都是一些顽固不化的亡命之徒。洪钟元以“县长”自居,把他的匪号叫做“尤溪县政府自卫队经一独立中队”,作为他这个“县长”就自掌控的一支武装力量。他委任江阿良为中队长、洪兆麟为指导员。曾经密谋,一举攻占尤溪县城,推翻新的县人民政府,以作为他复辟的落脚点,根据地。

    剿匪指挥部根据土匪的活动特点,仍以“集中兵力,重点清剿”的战略和“周围断粮,迫匪投降”的战术,动员地方民兵配合剿匪部队,协同作战。从1950年9月20日开始,把洪钟元股匪包围在青坑一带的山头上,后慢慢地缩小包围圈。到28日,快要接近在山头上的土匪窝山厂时,被土匪发现。洪钟元及其匪徒趁着夜黑,冒着大雨,从包围中逃跑。天亮时,剿匪部队踏进匪窝山厂时,已是人去厂空。在匪窝里,缴获到洪钟元的来往信件,以及他的“县长”委任状。洪钟元趁着夜黑、大雨,从包围里逃出去后,慌不择路,在深山密林中,连滚带爬窜到对面的另一个山头。一夜的折腾,一帮匪徒,个个身上污泥带水,有的衣服被钩破,有的脸上、手上、脚上,留下一道道血痕,狼狈不堪,按他自己的话说:“活像个泥猴子。”

    10月2日,洪匪又转到十八都,在洪钟元专家附近的一个山头上。到那里才落脚两天,剿匪部队又尾随承到来。他们又在忙乱中转到白岭和井底村山头上,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疲惫不堪,人心涣散,先后有中队长洪阿良、指导员洪兆麟等骨干人员,不叫洪钟元劝说,各自带着一批人,离他而去。至此时,这个反动透顶的土匪县长,终落得众叛亲离,跟随他身边的只有他的亲人、亲信几个人。在山头上又坚持了几天,在他饥饿难当,走头无路之时,剿匪部队派人进山劝降。洪钟元迫于无奈,于11月1日,带着他身边亲随4人和枪支,下山缴械投降。洪钟元股匪告灭。

    第三个重点清剿的是陈玉麟股匪。

    陈玉麟,原是国民党尤溪县保安队中队长,后来是土匪县长洪钟元的中队长。

    1951年3月2日,五区剿匪指挥所接到群众报告,陈玉麟股匪20多人,携有长短枪20多支,携有长短枪20多支,机枪1挺,躲在大梧园山上的一座民房里。区指挥茹景先,一方面向县剿匪指挥部报告匪情,请求支援;一方面发动附近的大坪、三华、坂面、清溪等四乡村民兵,先引进山包围。

    三月的春天,细雨绵绵,寒风里还夹带着粒雪,气温很低。四乡民兵,不顾气候条件等困难,紧急动员,自带干粮、棕衣,手执长矛、大刀、木棒、劈刀,陆续来到七官场大梧园山下集合,听从茹景先指挥。当天傍晚就把大梧园山包围起来。他们采取白天搜山,晚上就在包围圈上驻守,吃住在山上,累了就地轮流打盹休息,谁也没有离开战地半步,严密监视着土匪的动静。当围到第8天时,陈玉麟股匪,已经到了粮尽人疲了。他派分队长阿二仔带领十几个匪徒下山找吃,趁着晚上天黑,偷偷地从包围圈缝隙中溜出去,往古迹口方向逃窜。指挥所得到情报后,立即派出小分队,跟踪追击,又把逃窜的匪徒,牢牢地围困在际头村顶头坪山上。经过三天三夜的困守,匪徒们饥饿难当,不得不自动下山缴械投降。

    陈玉麟的姨太太,化装成乞丐,蓬头垢面,褴褛赤脚,手捧破碗,拄着拐杖,到坂面讨饭,被当地群众认出,一路逃跑,躲进山边的荆刺丛中,也被群众抓获。

    坚守在大梧园山上的大部队他剿匪力量,仍坚守岗位,听从指挥,继续围山,毫不松懈。指挥茹景先认为:匪徒能够顺利地从包围圈里溜出去,说明我们的工作有漏洞,包围圈做得不够严密,必须要加强力量,严密监视土匪的行动,做到万无一失人。他立即派人回去,动员四乡村18岁以上能够上山的男性群众,补充到剿匪队伍中来,把包围工作做得更加周密一点。

    时间已经到了第12天了,参加围山的群众越来越多,超过万人以上。包围圈也慢慢地缩小,快要接近陈匪存身的地方了。

    3月15日夜,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下着毛毛细雨。民兵们由于连日站岗放哨,人人都党得身疲力倦。在金坑峡值班的两个民兵,一人在岗,一人把棕衣铺在地上躺下休息,很快就进入梦乡,就在这时,陈玉麟身披棕衣,头戴斗笠,装扮成送信的民兵,从躺在地上的民兵身上跨过。站岗民兵问:“你是谁”?他答:“我是给区里送信的民兵”,一边回答,一边脚不停步地向前走去。站岗民兵开始并未警觉,稍一回神,觉得情况不对,这里不是通往区公所的路,也不可能有人半夜派民兵送信,马上意识到,这个“送信”人很可能是土匪化装的,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指挥茹景先断定是陈玉麟逃跑了。天亮后,他除了留下部分力量,继续围山搜寻外,把大部分力量调离,顺着陈匪窜逃的足迹,一路跟随,又把陈匪包围在下坑洋的山头上。时间又过了6天,包围圈也已缩小到下坑洋的山头周围,山上山下人员密集,漫山遍野人头晃动,喊声沸腾。这时,陈玉麟再想逃出去是不可能了,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死路,陈玉麟想到这一点。无奈之下,在饥饿与寒冷中,吊死在一株楂子树上,结束了他的罪恶一生。

    陈玉麟绰号马花蕊。当人们得到他的死讯时,像一股春风,吹遍全县。人们欢呼!高喊!“马花蕊死啦!马花蕊死啦!”一片欢腾。

    到1951年3月底,长期窜犯在尤溪县境内的各股土匪,宣告肃清。

    剿匪斗争取得胜利,并且做到干净、彻底,不留后患,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一天,终于来到。全县人民欢欣鼓舞,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真心实意跟共产党走,为下一步开展镇反、反覆,实行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恢复国民经济,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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