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答道，“我还没有得到它们当中最宏伟的那一个。我要争取，您看着吧！”
母亲已经离开人世，我觉得生活十分空虚。于是我集中精力于购买“华尔道夫一亚斯陀利亚”。自从1942年的买卖过后，我一直钟情于这位尊贵的“王后”。我准备了两年，心想现在可以开始行动了。一定要把她弄到手，我暗下决心。
不过这回可是难多了。“华尔道夫”有双亲在上，必须征得双方同意，我才能把她接过来。这其中一位是“华尔道夫—亚斯陀利亚旅馆公司”，它是旅馆的创始者，也负责业务经营，另一位是纽约的不动产公司，拥有旅馆的地皮，并且已将旅馆的身价提高到2000万了，它还对前者持有否决权。因此，若要买下这家旅馆，不但要掌握股权，还要得到不动产公司的默许。
权术、策略、耐心、机遇，缺一不可，当然，还得有钱。这些东西，早在我在圣·安东尼奥进行第一笔交易，卖一双鞋子给那位盛气凌人的西班牙老太婆时，就已经学到手了。
华尔街一批人在大不景气时期以低价买下了“华尔道夫”的股票，现在他们开始获益了，股票价格在上涨。但他们还是想卖出去。只要价格叫对了就好办，但是这个门路要靠我们自己去找。
这座派克大道上的“华尔道夫”象谜一样神秘，她对我们搞旅馆业的人微笑，正如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蛊惑着考古学家们一样。她现在已经赚不了什么钱，但为什么要说她是世界上最宏伟的旅馆呢？
理由有两点：
一是大不景气时期她仍然能够敞开大门，立于不败。“77B法令”使她挣扎过来，并赚了些小钱，这显示了她是一家具有相当潜力的旅馆。二是这家旅馆曾出过好几位最干练的经营人才。
我是那么急于想得到她。可我的董事会对我的新构想不表示乐观。我们有两次商谈都几乎成功了，最后又退了下来。
还有一些别的阻力。派拉蒙影业公司的副董事长佛里曼打电话给我，说他的一位朋友表示过：“老天，我们可不能让唐尼得到‘华尔道夫’！”
而另外一些握有股权的人士，则另有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华尔道夫”目前是空着，没错！不过那可是留给世界大人物住的。二战期间，如果有人打电话来找一位国王，接线员通常会问：“请问找哪一位国王？”因为当时旅馆里住着南斯拉夫的彼得国王和希腊的乔治国王。
他们是在讨价还价，他们很清楚他们在转让世上独一无二的东西，他们有优势。“华尔道夫”就是“华尔道夫”，无价之宝。
为什么呢？
詹姆斯·索勃曾在《索勃的纪念册》上提到过一件事。一次，他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访问，他的母亲这样问他：“下次到纽约，可不可以陪我到‘华尔道夫’吃顿午饭？”
索勃说：“她以前从没提过这种要求，因为她最了解我的状况，怕说了会使我难堪。”
“华尔道夫”的确是许多人所梦寐以求的地方，它象征着豪华中最豪华的。
这个无与伦比的豪华的象征，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今天要再建一座“华尔道夫”，除了政府，没有谁可以办得到！
说起“华尔道夫”的来历，也是十分曲折的。
纽约的第五街，是全市最高级的住宅区，19世纪，亚斯陀家族的叔侄两人——威廉·亚斯陀和夫人凯洛琳，及侄子威廉·华尔道夫·亚斯陀都住在这儿。小威廉——人称“富有的威廉”——角逐国会议员失败，一气之下，把自己华美的住宅改建成旅馆，以发泄他对叔叔婶婶未支持他竞选的不满。老威廉宣称，如果小威廉这么干，他就要把房子改成马房。但小威廉根本不理会，径自动工改建。
受聘来管理“华尔道夫”的第一任经理是个德国移民，叫布耳特。“华尔道夫”开幕之时，正逢大不景气时代来临，各大旅馆都连连叫苦。布耳特使出惊人之举，他举办了一次盛大的慈善音乐演奏会，招待“圣玛丽儿童医院”的孩子们。演奏的指挥是特罗契，光临的人无不是社会名流。许多家报纸争相报导这一华丽而辉煌的盛会。顿时，“华尔道夫”声名大噪，世界各地的王公、首相、将军蜂拥而至，使它成为高级寓所和纽约的高级社交中心。
小威廉的一个堂弟，即亚斯陀四世看到这种盛况，也赶来凑趣，在转角上兴建起另一座富丽堂皇的旅馆，名叫“亚斯陀利亚”。后来与“华尔道夫”合并为“华尔道夫—亚斯陀利亚”，把它交给布耳特一并经营。
1916年，布耳特去世，旅馆被卖给杜邦将军，经营权则落到另一位出色的管理人才庞模手中。
1928年，旅馆被拆除，地皮也转让他人，后来在那里建起了“帝国大厦”。只有“华尔道夫——亚斯陀利亚”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它属于庞模专有。
气魄非凡的庞模一年以后重起炉灶。
1931年，崭新的“华尔道夫”在大不景气的风暴中剪彩开幕了。胡佛总统亲临现场，向聚集在门外数千名观众发表演说。他讲道：“这幢大厦在此时建立，对于鼓舞整个国家的勇气和信心是一项很大的贡献。”
“华尔道夫”重新屹立起来了！世界著名人物接踵而至。他们都把这里当成麦加圣地，如果不来朝见一次，实在是终身遗憾！
种种原因，使得我对“华尔道夫”的倾慕和渴求变得合情合理了。我有的是灵感和勇气，我愿继布耳特和庞模之后，使她再度产生璀灿的光芒。我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因此，尽管我的董事们看了帐册之后抱怨不已，我仍然耐心地同他们讨论、磋商。我深知：“华尔道夫”对我的重要性：只有拥有了她，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旅馆大王”。
“华尔道夫”几乎成为我最大的目标和内在动力，是它支持着我不断奋力向前。回想起来，我的事业真可以以此为分水岭——“华尔道大前期”、“华尔道夫后期”，以及“磋商的过渡期”。
在这段时期里，我有幸头一回做了祖父。巴伦娶了玛丽莲·贺莱，她是我们从前的邻家的女孩。婚后巴伦和朋友合办了一个“维他包装公司”，专门出售冷冻榨橙汁，利润很好。他和玛丽莲忙得紧张又快乐——5个孩子相继出世，似乎有意刷新我父母的纪录。
我的“旅馆家族”也在向外扩展。早在1942年创办“瓜拉西奥希尔顿”时，我就梦想着：有一天“希尔顿旅馆”会在全世界出现。我一直深信，跨国旅馆的建立有助于增进世界各民族间的了解和信任，并使猜疑和敌对在无形中消失。
这时，“波多黎各工业公司”，当地的一个官方机构，写信给美国六七家旅馆老板，请求协助他们建造现代化的大旅馆。我接信后满怀热诚地去了回信，表示乐意竭诚相助。董事会说我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认为谁也不能预料将来的事情，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等都是潜伏的问题，随时都可能爆发。最好别冒这个风险。在我的坚持之下，他们勉强同意我另外组建一家公司，开展国外业务，并提供了有限的资金。这样，“希尔顿国际旅馆公司”宣告成立，成为“希尔顿旅馆公司”的一个附属单位。
我自己组成了董事会，任命胡赛为副董事长，我们在波多黎各圣磺市建起了“加勒比希尔顿”。随后我就到欧洲旅行，观察各地的情况和需要。
英国在战争中饱经忧患，旅馆全都破旧极了。我看上了伦敦的一处地方，那里原来是王室医院所在地，据说准备迁往别处。我去打听要等多久，回答是5到10年。这么长时间等不起，我知难而退。接下来是巴黎、罗马和马德里，一路走马观花。在马德里，我发现有一家私人投资的旅馆正在兴建，但工程拖了3年都没完成。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创建欧洲第一家“希尔顿旅馆”，名字就叫“卡斯特兰那希尔顿”。我派胡赛继续在罗马和马德里寻找合适的地点建造旅馆，我自己则返回纽约，继续追求“华尔道夫”。
这时我发现倾心于“华尔道夫”的并非只有我一个，我碰上了另一个竞争对手。如果再不抓住机会，尤物落入他之手，就再也无法挽回了。竞争推动了我的行动。董事会仍然无动于衷，我决心用自己的钱买，另外再组建一个承购集团来分担费用。这样就没人可以管得着我了。
我到华尔街请教一位行家，表示要做这笔交易。他要我下午1点半去，我准时前往，买下了“华尔道夫”公司249024股的股份，每股12元。未收盘的共36万多股。我等了48个小时，开出一张10万元的支票作保，获得了控制权。现在，只剩下300万元的现款需要缴清。
董事会见我已下了赌注，便又回心转意，同意“希尔顿旅馆公司”参加承购集团，伊利诺州摩林城的第耳公司董事长韦曼也答应出25万，现在只缺50万了。宾士从费城找来一位愿意投资者，没想到在最后关头他却变卦了。第二天克朗到了纽约，我同他见面谈了一会儿，建议由我们俩共同分担这最后50万元。他一口答应下来。
1949年10月12日，我终于买下了“华尔道夫”。我没有想错，这座旅馆具有深厚的潜力。我们将她纳入公司体系之中，不久就还清了债务，于是大功告成。
梦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几个月之后，波多黎各的“加勒比希尔顿”落成，我邀请了各界显要人士前去参加狂欢会。
唯一没有前去的是尼克。因为此时他的全部注意力都被一位好莱坞的年轻影星吸引住了——她就是伊丽莎白·泰勒。
尼克不懈地追求，就象着了魔。最后，他打败了所有的情敌，赢得了这位世界上最美丽的女郎。
第二年春天举行了婚礼。这次婚礼出色极了，连伊丽莎白自己也说，这是她梦寐以求的。尼克的母亲，我的前任妻子玛莉也参加了婚礼。我们都认为这对新人才貌相当，没有人可以比拟可惜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他们俩人追求的目标与一般年轻人相同，只是伊丽莎白太漂亮了，她在电影事业上的成功和声誉使她无法和普通人一样生活。新婚期间，摄影记者、影迷就紧跟在身后，没有一刻放松过。这的确叫人不快。尼克的脾气一向不好，这时更显出了公开的敌意。报刊杂志上就开始批评：“他想把她变成他一个人的。”
他们刊登一切消息：好的、坏的、真的、假的。尼克迷惘又痛苦，他们毕竟还太年轻，还没有成熟得足以应付所有的问题。
他们决定分手，缘分只维持了7个月。
我只有深深的遗憾。
1950年圣诞节，我买下了一幢住宅——“华美之寓”。这是欧文带我去看的，它占地9英亩，游泳池、娱乐场所、私人电梯俱全，还有5间大厨房。原先的造价是250万，现在标价40万。如果是一座旅馆，我早就买下了；可它只不过是一幢私人寓所——我是不是太奢华了？
欧文劝我买。他认为以我的地位和我所要接待的各地贵宾的身份，都需要这么一幢“华美之寓”才配得上。我采纳了他的建议。通过讲价，最后以25万元买了下来，买价不过是造价的1/10。母亲地下有知，相信她不会反对我的决定的。
50年代初，赫尔敦和我开始注意到“斯塔特拉旅馆系列”。这个系列已经完成了8家，另外两家正在兴建。据说它所属的财团有转让的意思，我们很感兴趣，就通过朋友的关系打听虚实。
不幸的是，赫尔敦没有等到买下旅馆的那一天，就先一步，离我而去了。他已经病了半年，1952年1月4日去世的。从此我便失去了一个最得力的事业伙伴，同时也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
不久有消息说，纽约的一家地产公司“韦勃与克纳勃”将要买下“斯塔特拉旅馆系列”。我真后悔自己迟了一步，但不久又发现一线生机：“斯塔特拉”的身价高达1.11亿元，任何人要买下它，都得要花点时间来筹集这么大的一笔巨款。那家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契肯道夫也得费一番功大；更何况，他们本不是经营旅馆的，买下它的目的是想在地产交易中作一次投机买卖。
心里有了把握，我就去拜访斯塔特拉的遗孀爱莉丝·斯塔特拉夫人，她是这家旅馆系列的主持人。斯塔特拉夫人不愧是女中豪杰，当我向她说明来意之后，她坦率地承认，希望把这个连锁的旅馆系列交给真正的行家来管理。我向她保证，假如我们买下这个旅馆系列的话，一切事物都不加变动，包括那个名字，将一直保留下去。
“那就好。”斯塔特拉夫人的心愿已经十分明显了。
为了凑钱，我把董事会的成员们请到家里，就在“华美之寓”的游泳池畔召开了一次会议。尽管我百般疏通，可大家都不大赞同。就连克朗也不表示完全支持我，“我可以表示赞成，”他说，“可我觉得你出的价太高了。”
“我并没有开价，”我提醒他，“价钱是契肯道夫开的，我们没有办法讨价还价。如果他们以较低的价格卖给我们，人家是可以控告我们的。”
每个人都劝我放手算了，我一再向他们指出8家旅馆的生意情况、顾客、声誉，都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董事会的立场渐渐软化下来，我获得了一次最勉强的信任投票。佛里曼说：“我认为还是让唐尼放手去干吧。愿上帝保佑他！”
1954年10月，“希尔顿旅馆公司”正式获得了“斯塔特拉旅馆系列”的控制权。这是旅馆业发展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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