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么做？”赫尔敦问。
“这是家好旅馆，而我也要练习经营。”
“究竟为了什么？”赫尔敦疑惑地问。
“为了华尔道夫。”我平静地说，“不过，现在我还没有为得到它而做好准备。”
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可以为罗斯福旅馆先铺路。这家旅馆有许多优点：它邻近中央火车站，有23层楼，1079个房间，以及一个可以和圣·安东尼奥广场媲美的的前厅。我写信告诉鲍伯·魏尔曼快来纽约，他说他要参加一个会议，我派艾理逊去接替他的职务。“你快来，这是个了不起的大都市。”我在电话里这么告诉他。我也通知了杨格那一班老伙伴们，买卖进行得还算顺利。
我的确准备要这家旅馆，可是它是否也为我准备好了呢？
这时许多人以一种恐惧的心情注意我的行动，甚至有人千方百计地暗示我，希望我能善待这位新娶的女郎，不要恣意破坏。我自己也密切注意，避免任何破坏行为发生。
我努力地证明自己并非一个破坏者，然而侍者们却偷偷地把我比作一个贪婪的人，因为我开始以每股4角半的价钱收购“华尔道夫——亚斯陀利亚”的股票。一位经营房地产的朋友布兰尼警告我：“最好当心一点，唐尼！有人说你在争取布鲁克林桥的股权。”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我从未玩过股票，也不想玩。我只知道怎么经营旅馆。这个行业的情况正在好转，这是个好机会。”
“西海岸的情况是如此，这里可不同！纽约的旅馆早就死气沉沉的了。”他说。
这就是东海岸人对旅馆业所抱的看法。大不景气时期，他们眼看着一家家旅馆倒闭，至今仍心存余悸，战争、暴增的成本、物价，样样都令人忧虑，使他们不敢放手去于。旅馆的维修成为难事，财务状况不佳，外观也日益损毁。在我看来，这里那些经营旅馆业的，都是失败主义者，只重眼前，不重将来。连我的朋友哈利斯——房地产公司的童事长，也认定我这次是作了错误的判断，他们把我说成是“圣诞老人”，是来救济旅馆业的。
后来旅馆股市好转，4角5分买来的股票以85元的价格出售。我付出了22500元，所获得的是50万元。许多人说我眼明手快，我却认为人人都应该有这样的本能。你尽可以去谋算、计划，但千万别忘了要在上帝面前祷告。祷告什么呢？并不是叫你跟上帝要这个要那个，应该这样问：“神啊！你希望我去做些什么呢？”或者说：“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宝贵的答案，往往就在你安静聆听之时得到回应、启示。再好的答案，假如你不用心去听，那也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的秘书魏克曼太太回忆说，某一天早晨，她遇到我，客气地向我问好。但是从我们一同进入休息室、走上电梯，我始终缄口不语，低头凝思，直到进入办公室后，我才忽然开口说：“你好，奥莉芙！我刚才有个绝妙的念头。”
我已经不记得这么一回事了，但是我相信有这么一回事。每当我遇到问题时，就会全神贯注于内心的平静世界，一有回应，就抓住它，这肯定是上帝给我的正确指示。
最好的例子就是那次“史蒂文生”的生意。当时政府的接管，范围只包括它的建筑物，至于各项资材、物品、应收而未收的帐目，他们并不理会。那就要出让给私人所有。当时举行秘密投标，我先写下了16万元，但心里就感觉不对劲，再写了一次，是18万元，结果底价是17.98万元。我以200元差额取得了公司所有权，但我后来所得的偿付是200万元。
我对“华尔道夫”所使的一套“唐尼快捷手法”，其实并不是魔术。按企业经营的规律来看，随着旅馆业务不断地兴盛，我取得“华尔道夫”是有其必然性的。我一步步地向目标逼近，买下“罗斯福”后，我又开始瞄准“华尔道夫”，整个华尔街的人都为之侧目。
为接近目标，我要做许多准备。
“奥特拉斯公司”是一个信托投资机构，它的主持人奥特兰派了副董事长哈奇来找我，问我是否有意一起投资，买下“朴来莎旅馆”。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为什么不呢？
1943年10月，我们以740万买下了“朴来莎”。“奥特拉斯公司”享有40%的股权，另外的60%让给我，并由我来负责经营。我只花了6万现款，发行了392.25万的证券和优先股，其余的资金则由“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放出抵押贷款来提供。
但是这回倒是出了点麻烦事。
人们是不是都有恋旧的习惯？“罗斯福”的常客因我涉足这家旅馆而不高兴，“朴来莎”的客户更是保守固执，他们总以为，一旦我们进了门，他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史蒂文生”以庞大著称，“华尔道夫”以宏伟闻名，“朴来莎”呢？雅致精巧，这一点是其他旅馆所不能及的。亚斯陀、凡德华尔特、顾尔德等名门望族都把这儿当成他们的一处私人行宫。这些人的阔绰是无人可比的。他们把法国式的茶会引进了纽约的社交圈，蔚然成风，至今不衰。每逢周未或假期，就读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富豪子弟纷至沓来，这儿真象是一个有钱人的天堂。
大不景气时期，这家旅馆还能站得住脚，其主要原因就是它有许多老主顾，他们的一个房间每年的租金就高达2.7万元。有这样丰厚的资金来源，因此它没有出现周转失灵的现象。老主顾们偏爱它，照顾它，却也对我这么轻易地就买下它而深感不满。
我倒不屑称赞这位风姿日见减退的“女公爵”。它的油漆斑驳脱落，大理石壁伤痕累累，水电年久失修，好多地方都显出行将破败的景象。无论它的名声多么好，如果再不及时挽救。这个雅致精巧的行宫就不能避免衰败的命运。
如何既当好主人，又不失经营者的精明强于？我在两方面都受到极大的考验。
这一次人家称我为“成吉思汗”，形容我的凌厉痛快的大手笔。
我找来赫尔敦监督“朴来莎”的整修工作。不更动任何一处，只不过加以粉刷罢了。当全部客人人睡以后，我们才让工人来整修大理石和水电；当他们一张开眼睛，就会发现所处的世界全变了，就跟童话一样神奇。全部工程花了600万元。
我们终于受到其中两位长期住客的认可。他们对我们点头，正视我们，也开始微笑了，这真是一大胜利。接管“朴来莎”时，只有60%的房间住有客人；整修工程还没有搞完，空房间就全占满了。
不久，我们又在别处找到另一位“贵妇”。这次要筹集1900万元才够，但对我来说，这要比10年前筹集3万元容易多了。我的事业在蓬勃发展。我所辖的旅馆，已由西海岸扩展到东海岸；每一个旅馆都是当地最好的。风格各有不同，全视当地的需要和习俗而定。
我己准备就绪了，也和“华尔道夫”作了初步接触。不过时机尚未成熟，至少不是现在。
这时候我的两个孩子尼克和巴伦已经开始了旅馆业务的实习。尼克到“艾尔帕索”的机器房，巴伦则去了“城屋”的停车场。秋天，他俩进入从前我曾就读的新墨西哥军校受训。我盼望他们学做一个诚实的君子，也学做一个勇敢的军人。
至于莎莎，我们之间一直进行着“冷战”。有一阵甚至出现了相当紧张的局面，使得我不得不到墨西哥去避一下。亏得“和事老”魏克曼太太从中调解，才化解了僵局。我记得当时莎莎戴上了一顶新帽子，眼里含着万般的柔情在亚尔布寇克市迎接我，一切不快似乎都烟消云散，我们又和好如初，还一同去纽约游玩了一番。
到纽约以后我因为感冒而躺在床上休息，这回我可有时间观察我的妻子如何打发一天的光阴了。过去我真正接触过的女性只有母亲和玛莉，她们不同于一般女性。母亲一天到晚工作，玛莉则一直忙于照顾孩子，另外她还有几个跳舞的朋友。至于我所接近的朋友，则都是男性，而且多半是工商界人士。
说实话，我对她的生活方式并不太了解，这回可让我“大开眼界”了。
上午10点，莎莎开始坐在梳妆台前进行化妆仪式，大瓶小罐琳琅满目。我好奇地看着，问她：“你这是干什么？”
“午餐前打扮打扮呀！”她不经意地回答。然后拿起胸针，别上，又拿掉。她不断地扑粉，挂上一些装饰品，如项链、耳环，然后又换成别的。
午饭后，她准备上街买东西，又在梳妆台前重新进行化妆的仪式。
我忍不住又问她：“你这又是干什么？”
“喝下午茶的化妆呀！”她显得有点惊讶。
喝完了下午茶，接着当然就是“晚餐的化妆”。看着看着，骤然之间，我开始觉得晕眩起来。
我希望在我太太身上，找到当年那个生活在新墨西哥圣·安东尼奥的妇人的影子，但是这一点在莎莎显然是办不到，我们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
后来的一年里，我一直陷在困扰之中。莎莎和我的冲突、孩子和我的冲突、“史蒂文生”带来的’问题，除了这些，再就是我住的地方遭了火灾，被烧得精光。
最先是陆军部决定不再使用“史蒂文生”了，全部人员都撤走了，只剩下一个空壳。这时旅馆有多处损坏，几乎是难以修复的。恰好有个建筑承包商海瑞——他以前是个泥水匠——正想买下“史蒂文生”。我不想在这个几乎没有补救希望的旅馆身上再花钱，就答应转让给他。谁知生意谈好以后，就在我们惊讶的注视下，海瑞吹了一声口哨，工人们就从地下道、砂石堆旁、推土机旁蜂拥而出，开始粉刷、油漆——顷刻之间使“史蒂文生”恢复了旧貌，简直有如天神化身。一看到这种变化，我又忍不住动心了。这一点实在是我的老毛病。我去跟海瑞商谈，要他把旅馆归还给我，却遭了白眼。他把我看成一条上了钩的鱼，我却偏偏不肯吞下钩子，总想逃脱。我们都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让步。这真是一场难缠的生意，一时还解决不了。
同样叫我操心的还有我的儿子们。我的儿子跟别人家的孩子没什么两样，既不更好，也不更坏。或许我对他们的期望太高了一点，也就难免罗嗦一点：迟一点回家、晚上赴约会、在学校生事，这些我都管。因此我和他们之间常常产生矛盾。
一次，尼克买了一双鳄鱼皮的鞋，价钱贵得惊人。他要我付帐，我板起脸教训他：“尼克，你要知道我一生中从来没花这么多钱去买过一双鞋子。”
尼克哼了一声，俏皮地反驳我：“是啊，因为你没有一个有钱的爸爸啊。”
我生气极了，要扣他的钱。他跟我争辩起来，甚至还说：“爸，我看你是不想让我上学了，那我去工作好了。”
巴伦也常叫我头疼。他不肯好好念书，却总是调皮捣蛋。我问他：“你将来能成什么大器？”他无言以对。
他大概还不太了解什么叫“成器”。象他们这个年纪，看起来好象长大了，其实是最容易惹是生非的时候，常常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傻事来。为了教育他们，我伤透了脑筋。对他们太严也不好，不严也不好。我常常花时间同他们商量一些规矩；象用钱的限制、职责的划分等等；但他们又常常破坏这些规矩。我简直拿他们没办法了！而我又没有一个帮手——莎莎是一点也帮不上忙的。
这时母亲出面了，她提供了客观的见解。
“你不能把他们看成你生意上的伙伴，他们还是半大的孩子——你自己还不是一样！少发点脾气就得了。”
母亲提起当年我也曾和父亲因意见不合而闹矛盾，这时我才理解了父亲的心。我相信儿子们也终究会理解我的——当他们也有了孩子以后。
母亲的来临，给我们带来不少安慰。那年夏天我们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也发生了许多好笑的事：我们在“城屋”拍了不少生活照片，魏克曼太太好意寄了一张给一家杂志社，并附上一张条子说，这是我的孩子和他们的祖母。
主编回信说，照片中的贵妇实在不象位祖母。我们都以为是恭维罢了，直到照片刊登出来，才发现是怎么回事。封面上，尼克和已伦微笑着，中间是位金发碧眼的可人儿。下面还有说明：“希尔顿的两位公子和一位不知名的美女，在网球场合影。本刊编辑有意取得联络，请示电话。”
我一见不妙，立即去了一封航空信说明：“那位不知名的美女不是祖母，她芳名莎莎，金发蓝眼，匈牙利籍，如今嫁给了希尔顿。不需要电话联络——C·N·H。”
在记忆中，这是最后一件好玩的事。
1944年11月，莎莎和她姐姐到华盛顿去了一趟，也就是这时，贝尔爱的别墅被一把大火烧了个精光。于是我们暂时搬进“城屋”住，莎莎单独住一间套房。几星期之后，我们搬出“城屋”，开始办离婚手续。两年之后终于办妥了，法院判我付一笔赡养费，这笔钱恰巧等于我买“德瑞克”的数目。
一切都了结了。我重返教堂，寻觅内心的宁静。
在那段困境中，还是有一些值得高兴的事情。我买下了俄亥俄州的“台顿比尔莫旅馆”，同时还成立了“唐拉德·希尔顿基金会”。它是一个慈善机关，自成立起就不断有人求援。象一位中学教师的汽车坏了，无力修复；两位老太太在南美主持一家孤儿院，屋子年久失修；一个儿童俱乐部设备不足，有待添助等等。
基金会成立那天，有一位“罗来特修女会”的修女来信，信中写道：“我们正在为此地建造一座健身房募捐，这是当地居民急需的。你一直为此祷告，或许你可以帮助！”
我记得这位修女是我小时候的主日学老师，住在离亚尔布寇克66哩远的勃那利罗。我想，在那样偏远的地方募款，实在是一件不大容易的事情。我当即决定答应她的请求，并写了这样一封信：“亲爱的修女：我相信你一定做了额外的祷告，因为你的募捐运动刚刚开始就已经完成任务我真希望她收到这封信时会开心之至。”
这时“朗佛希尔顿”脱手了，这也是相当令人高兴的事。当初投资的伙伴都获得了利润，我也因此买下了“弗莱尔·塔克”，两个孩子在那个清静的游乐场玩得很开心，我也常和同僚们在那儿商谈业务问题，讨论发展方向。
我还是决心把“史蒂文生”收购回来，但是困难重重。海瑞的心意令人捉摸不透，我们谈了3次，也握了3次手，可每次一到紧要关头，他就溜得无影无踪，谁也找不到他。头一次他要求获利50万，我答应了，但他马上不见了；第二回他露面换了个口气，索价65万，我还是答应了，他再度失踪；再见面时他的胃口又大了，要100万。
我忍气吞声，硬是答应了下来，没想到他还是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下落，甚至他的谈判代理人克朗也溜了。我窝着一肚子气没地方发泄。
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我想买下德州的希斯克银行，那位银行界的朋友象开玩笑似的，把价格一提再提；我不买他的帐，转而开发旅馆，却成功了。想到这里，我不再费心去找那个出没无常的海瑞了，干脆到芝加哥去兜个圈子。这一圈下来，我就看上了市中央的“巴尔莫大厦”。
我向克朗打听情况，他是芝加哥第一国家银行董事长，也是“巴尔莫大厦”的董事之一。“我对‘史蒂文生’已经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他，“不如把目标转到‘巴尔莫大厦’。”
“为什么不干脆把两个都买下来？”克朗大笑起来，我也大笑起来。笑声一停，我一想：“真的，为什么不呢？”我盘算着。这两家旅馆分别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圈子，风格迥异，客户也不是一类，它们不可能相互竞争的；相反，碰上什么大日子，假如客流量突然增大的话，它们还能互相分担、合作——纽约的“罗斯福”和“朴来莎”不是合作得很好吗？
我观察克朗的反应，他也正盯着我。我们在性格上非常相近，敢想敢作，气魄也大。他也是30年代苦出来的，当初口袋里只有不到1万元的区区小数，奋斗到今天，已经挣下好几百万。正因为海瑞三番两次地闪避，促成了我和克朗的接近。后来我们结下了深厚的交情。
克朗不是在开玩笑。对呀，为什么我不能买下两家呢？我跟“巴尔莫大厦”的产业受托人贺理斯先生碰了头，问他是否有意转让。他很客气地向我表示：“我们没对人提过这事，但也不至于拒绝人家。”
我听出了话中活络的意味，于是赶快行动。几天之后，通过精密的估计，我提出以1850万元买下“巴尔莫”，条件是查阅帐目和资产负债状况。贺理斯严肃地指出，我跟“史蒂文生”的买卖还有牵扯，对“巴尔莫”是否有诚意。我赶紧向他解释，海瑞没有诚意，那笔生意已经告吹了。于是贺理斯表示，“巴尔莫大厦”的董事长们不反对我开的价，只是他们还要看看我是否有资格接收这家旅馆。
我发现自己正处于两栋大厦的夹缝里，心里既爱“巴尔莫”，也舍不得“史蒂文生”。可是两个都对我若即若离。何去何从？一天，凯兹从外面冲进来，说他找到海瑞了。“怎么样？”我当即追问。“我说你早就对‘史蒂文生’没有胃口了，你正想买下巴尔莫，以后回加州去。”这小子，我还不能确定能把“巴尔莫”弄到手，他又一脚踢走了“史蒂文生”。凯兹又往下说了：“海瑞有话了，他说要马上跟你谈谈，大概有什么新想法吧！”其实他的想法就是要求150万的利润。“谁还敢相信你？说不定明天一早又涨成了200万？”我苦涩地问道。
“巴尔莫大厦”的影子在眼前晃动。“不，这回定了。”海瑞宣称。买卖谈成了，再仔细查看，发现“史蒂文生”包括小密室在内也只有2673个房间，并非号称的3000个房间。为了使我宽心，海瑞表示酒窖中的73箱威士忌完全奉送。我没说别的。足以使我欣慰的就是：“史蒂文生”终于重新回到我的怀抱。
我让魏克曼来负责经营。凯兹回了加州，我没有跟他一块走，因为我与贺理斯的事还没完。贺理斯冰冷的蓝眼睛盯着我，要我不必解释了。“不，这件事关系到我的人格问题，”我一定要解释，“我不能让你误会。当我跟你谈转让‘巴尔莫’的条件时，确实以为海瑞已经退出谈判了。我们握过3次手，达成3次承诺，可是一点用都没有。”“人格问题”、“握手承诺”这些字眼使贺理斯的脸上解了冻。趁这个时候，我又提起了“巴尔莫”转让的事。“不谈转让了，我倒要听听你的价钱。”他说。我开价1938.5万元，贺理斯站了起来，说：“可以照办。”他和我握了手。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没有纸、笔，也没请律师、证人。我过去谈过无数次生意从没象这次这么了不起。贺理斯先生是位君子，他的言行正代表了美国工商界的伟大传统。
事成之后，阿特拉斯公司与我合伙，克朗也成为股东之一。我又一次联合曾经支持过我的伙伴们，他们反应几乎都是一样的。象杨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说：“你这是自找罪受，在同一个城市开两家旅馆，自己跟自己竞争，这怎么行得通？”
我把两家旅馆历年的红利记录拿给他们看，并解释我的理由。他们终于答应加入了。然而，在“朴来莎”身上发生过的情形又出现了。那些名流望族们冷眼旁观我的一举一动，说我会把“巴尔莫”的老传统破坏光。我还同过去一样小心翼翼，可还是免不了出些差错。
“巴尔莫大厦”一日3餐后的甜点一直都是巧克力冰淇淋，为了增加点新鲜感，我把它大胆改成了“草梅冰淇淋”以及摩卡咖啡。这下子引起许多人的抗议，于是只好又改回去。
为了弄个明白，我索性研究起“巴尔莫”的历史背景来。
早在19世纪70年代，波特耳·巴尔莫就开始搞房地产经营生意。他在芝加哥的商业地段造起了3幢大房子，形成了“芝加哥环道区”，后来造了旅馆，就是“巴尔莫大厦”的前身。一场大火把它烧掉以后，波特耳再接再厉，又造起第二座，经营了52年之久。目前这座则建于1927年。
波特耳忙于经营，他的妻子则使这里成为当地的高级社交场所，热闹非凡。他为了求安定，就在湖畔大道另外造了一座碉堡式的建筑，好享清福。
这位创始人的品味极高，因此旅馆里从来没缺过名厨与佳肴，这成为一大传统；另外它还有好些“第一”的头衔：“全国第一家装电灯的旅馆”、“全国第一家每个房间安电话的旅馆”等等。旅客名册上有好几位总统的大名，更不乏达官显贵、知名人士。这些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也是如今落到我身上的沉重的包袱。我将如何是好呢？我观察着。寻找着突破点。
令人意外的是，本应保持静谧气氛的旅馆休息室天天拥挤喧闹，使人十分不快。我和宾士想出了一个办法：另外辟出一个“临时休息处”，让客人暂时歇息、洗澡、打电话，同时让负责房间的职员尽快为他们安排住处。这个措施大受客人欢迎。另外，我还把一间拱形的储藏室改装成鸡尾酒屋，以增加一些情趣。
5个月之内，“巴尔莫”的收入达到了20万元。在宾士的努力经营下，第一年的营业收入达172万之多。
我到芝加哥来，本想挖出一个宝藏，没想到一锄头下去，竟找到了2个。我真是开心极了。
这段时间，尼克和巴伦参军了，他们去的都是海军。尼克在超级舰“北卡罗来纳”号上当一等水兵，负责操作雷达。整天忙碌不堪。这条军舰的任务之一是轰炸日本海岸。
巴伦也是一等水兵，驻檀香山，专职摄影。他来信说漂泊异地，十分想家。看着孩子的信，我也觉得十分揪心。
欧文报怨战争晚了30年，不然的话，他也早参军去了。后来他的儿子从军中退役，在“罗斯福旅馆”工作。魏克曼太太的儿子鲍伯在第八航空队当机枪手，还荣获了勋章。
魏克曼太太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为他们努力工作；如今，他们也终于长大，为我们而效命沙场。我只希望我们所教给他们的东西，能够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我记得当时“城屋”中住满了妇女战时工作队人员，有3000人，正忙着慈善义卖。消息传来，全场肃静，接着就传来3000位妇女齐声合唱的美国国歌，歌声响彻云霄，许多人因激动而泣不成声。
下午我们索性休息。魏克曼太太到教堂去，我也一同前往。我们都有孩子参加这场战争，感谢上帝，他们都平安地回到我们身边。我们的责任就是为和平而奋斗。感谢上帝，世界终于又赢得了和平。我殷切地祈求上帝，愿我们从此为光明所照耀，不致迷失人生的方向。
战争结束，孩子们纷纷退役，我要他们再回到学校去深造。尼克进了罗郁拉学院，几个月后他到了芝加哥的“史蒂文生”，在魏尔曼手下干，调了好几次工作。巴伦仍在圣玛利亚学院，来去都驾飞机。当年我的父亲步行上学，我是骑马上学，如今我的儿子驾飞机上学——或许这就是“进步”吧！
我的旅馆也有了另一种“进步”。
1946年5月，“希尔顿：旅馆公司”成立。一年后公司的普通股进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旅馆股票获得认可，这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司组织机构完善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功能，统一的管辖和全盘性的计划使得众多的旅馆行动协调，经营上方便多了。
我的股份最多，原来有223.8万，公司组织完成后增加到919.3万多元。
回顾过去，不禁又惊讶又钦佩：这会是我吗？我以我的公司、公司同仁为骄傲。
魏尔曼当初是“达拉斯”的帐房，如今成了公司副董事长，管辖中部地区；艾里逊由侍者升到副董事长，负责西部；宾土也是副董事长，掌管东部。赫尔敦，我的老搭档，跟着我同甘苦共患难，如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并兼管财务。佛来德曼，是律师兼总顾问。魏克曼太太已升任执行秘书；露斯·幸曼在接替她的职务。
一切就绪，我拍了许多张“公司董事长”的照片，作为对这个“黄金时代”的留念。在我的坚决要求下，母亲也要了两张照片。她说：“有一张是要送给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的。”
我当然知道那是谁：父亲。
1946年，公司买下了“五月花旅馆”，这是华盛顿外交旅馆中最好的一家。同年，我把公司要员、侄儿孙子等召集到艾尔帕索，为母亲做85大寿。艾尔帕索的居民、新墨西哥、德州等地的老朋友也都向她祝寿致敬，母亲高兴极了。
一天下午，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擦破了点皮。我急忙到她身边，她却挥了挥手，若无其事的样子。看起来她的身体还好。
可是第二年夏天，母亲就犯了心脏病。诊断结果，情况不妙，大家都赶回老家来，慌成一团。几天后她又有了起色，危机好象已经度过了。弟妹们也就各自回去。没料到两天之后，母亲就在睡眠中逝去，她手握念珠，神色安祥而满足。
我护送灵柩到沙卡洛，把母亲与父亲合葬在一起。象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使命似的，我缓缓舒了一口气；然而心中却感到空空的，我永远失去了她。
当地报纸曾撰文悼念母亲，其中有一篇最为感人“希尔顿夫人是地上的盐（语出新约，那稣比喻忠诚的信徒应当做世上的盐），岁月流逝，曾几何时，大地已失去了咸味了。我们何其荣幸曾有玛莉·希尔顿在此度过一生；又何其不幸，再也没有一个象她这样的典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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