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进了克劳特克罗夫特的一幢别墅，杜莱陪伴着我，他是在危急之中向我伸出援手的7位朋友之一。母亲和孩子们也来了。避暑、钓鱼、玩高尔夫球都使我身心松弛了下来。
当初莫迪邀我参加“国家旅馆公司”，证明我是个旅馆经营的好人才；经过这长时期的挣扎，又表明我的确善于理财。我的朋友和同仁一直信任我，而我自己却不相信自己，现在看来，还是他们对了。
莫迪给我的援助，稳固了我的事业。借来的钱还清了，我和格城的搭档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一切都证明我有资格继续开旅馆，也可以理财。但另一方面还有待重新评价，那就是离婚以后，我如何又当爹又当妈。
和玛莉分居后。我们的关系仍很友好。她带着小儿子艾力克住在艾尔帕索，两年后又嫁给了别人。两个大男孩则一直跟着我。
照顾这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实在使我感到力不从心，手忙脚乱。他们经常闯祸，不是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就是从冲浪板上滑落，弄得伤痕累累。有一次，他们竟把邻居房前的台阶漆成了橙红色，等我发现时已经完工一半了。在这一片混乱之际，玛莉的母亲赶来帮我照看这两个孩子。全家人都叫她“姆妈”。有了“姆妈”，我才得以真正休养了一阵。
当“全国复兴法案”公布之时（罗斯福总统的智囊莫勒等制定，是“新政”的重点措施之一），我感觉到自己已站稳脚跟，可以再向前跨进一步，去尝试实现我的美梦了。
1935年，我买下了艾尔帕索的“北山旅馆”，这个旅馆的建筑蓝图很好，我以后兴建的旅馆就是照这个样式进行的。当时由于“77B”条款，许多好旅馆落人了外行人的手中，他们不懂经营，便急于脱手。“北山旅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两年后，我将它转让给了杜莱。
第二家到手的旅馆是朗佛的“葛莱格旅馆”，正如当时工商界人士都在等候绿灯信号，好向前冲时，“葛莱格”就是我的绿灯信号。这是一个医生脱手给我的，也等于是送上门来的，因为我不曾付一分现钱。我得到它后，将其更名为“朗弗希尔顿”，不久又转让给了别人，赚了一笔钱。这桩买卖使我勇气倍增，井借此机会好好地休了一次长假。
我应邀到艾尔帕索的朋友凯勒夫人在南加州的别墅做客。在这里，我与老友欧文相聚，并见到了当年达拉斯戏院的台柱山姆和依拉兄妹。
在前往洛杉矶的火车上，我想，距离几乎破产的时候己过了近两年，我不能说是达到了巅峰，但情况已好转。旅馆恢复到8家，有的收支己能平衡，有的己开始赚钱。我此时出来游玩，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这一段平生从未有过的假期中，我的每一分钟都用于娱乐了。我第三次开始写日记。在我看来，这段经历与我身陷绝境时一样，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尽管内容十分平凡：没有红帽姑娘，没有美酒、舞会；有的只是“我到好莱坞的医院养病”、“出院到凯勒家休养”，“欧文驾车来访”，“一同去游泳”等等。没有什么事要我操心，我借着写日记来渲泄感情。如果说我在过去那段暗淡的日子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对别人真正的同情，这也是由于我得到的同情总是多于失去的缘故吧。
山姆邀我到圣他莫尼卡峡谷去度周未，住在里奥·卡罗里的家中。我有幸亲眼见到了这位电影界的著名人物，主人为我请来的客人也多是知名人士。在卡罗里家的庭院里，飞禽走兽奔逐搏戏，无拘无束，这勾起了我谱写一首生活田园诗的雅兴。我拿着一个苹果喂一头名叫“西谷雅”的鹿，旁边鸟儿瞅瞅，孔雀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一切都美妙极了！这时，我看到一只鸟受伤了，而另一只正在奚落它。我不禁想：鸟儿里也是恃强欺弱吗？没有别的鸟挺身而出保护那受伤的鸟，并警告那个欺负弱者的势利鸟吗？
第二天，我返回艾尔帕索。休假使我养精蓄锐，现在我要为心里早已策划过的下一步奋斗了，那就是走出德州。
1937年，我向前一迈，跳出了“孤星国”（德州的别称），来到了旧金山。这座城市在我眼中是一颗耀眼的钻石。假期结束后，我一直致力于解脱债务的困扰。生活中心形成三点：达拉斯，有两个孩子在那儿；艾尔帕索，我的母亲在那儿，也是我事业的大本营；加州，我挥师向前的指挥所。
两个孩子都很有男子气概，智慧过人，行为规矩，这要归功于他们所经历的苦难。
这段时间过得很愉快。
第二天夏天，又成了我生活中的另一个里程碑。当我离开德州时，不仅偿清了所有的债务，而且开始在银行有了自己的存款。我来到加州，见到了欧文，我们一起去逛了逛。回想起来，从我们在普埃西地军营相遇算起，到如今已经整整过去了20年！旧地重游，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一定要在这个灿烂的城市占有一席之地。
我看上了一家叫“德瑞克爵士”的旅馆。这家旅馆座落在鲍威尔和苏特街之间，有22层高，450个房间，还有豪华的夜总会。我盘算着：这么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以我目前的财力，只怕不容易追得到。谁知道和她的主人——维康旅馆的老板胡肯斯接触以后，才发现他们正急于把这位“老小姐”送出门外。修建“德瑞克”耗资410万元，如果我想把它买下来的话，第一笔应付款项有27.5万元。因此，当务之急是组成一个投资的团体。
在这里，我结识了芝加哥的律师佛莱德曼，他是代表芝加哥城美国国家银行及信托公司董事长史德恩来处理业务的。佛莱德曼，还有史德恩的兄弟哈罗德、狄派其、欧文等人，都为我凑上一份款子。这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最开始。
我还找了一个老朋友——艾尔帕索的银行家杨格，我在电话中和他商量此事，他答应给我投资。很快地，我们凑足了30万元，我自己投资7.5万元，以后按此规定出1/4的资本。第一笔抵押贷款也到了，有162万元，我抽出12.5万元，5年为期，折息3厘半。我生平第一次拥有这么多可供周转的资金。
投资者纷纷上门，赫尔敦和我已经疲于应付了。
1938年1月，“德瑞克”的交易做成了。新年伊始，我娶下了这位“贵妇人”。
我还应该买下一幢住宅，好与我新娶的“贵妇人”相配。
新住宅位于贝尔爱，正好在德州各旅馆和新获得的旧金山旅馆之间。它是一幢灰泥砌成、红砖绿瓦的西班牙式建筑，与当地乡村俱乐部毗邻。
这时我的两个儿子一个11岁，一个12岁，都准备进入当地的军校一展抱负。“姆妈”见事情已经办妥，便回肯塔基去了。我自己则往返于德州与旧金山之间，准备伺机再发展我的事业。
我的第二个目标是长堤的“勃利克斯”，这座旅馆是1926年兴建的，生意始终不佳。
1933年的大地震撼动了长堤，使它从此一蹶不振，“勃利克斯”似乎也很难起死回生。
我先派赫尔敦去观察了一下，最后决定买下它。这次我找来两个新的支持者加入投资团：一个是由店员升上“德瑞克”饮食部经理的艾里逊，另一个是魏尔富。他们后来一直，是扩展计划的坚定支持者。我向来深信：在合伙中谋求共同利益绝对是个好办法。
投资团成立以后，我偿清了“勃利克斯”的旧债，又筹集了11万元的资本，发出了100万的股份。
“勃利克斯”在接受整形，如果改造顺利的话，那么这个50万人口的城市将有一家完整的旅馆了。
（和这里相隔一条街，那儿曾经是赫尔敦父亲的银行所在地，在20年代由于牲口价格下跌而倒闭的）。在这段时间里，赫尔敦又和我去忙别的工作，我们在靠近亚尔布寇克市车站的地方找到了一块空地；兴建一座大厦。
“德瑞克”和“勃利克斯”同时大兴土木，这一连串的事更刺激着我的美梦，它们并非我真正梦寐以求的对象。在我的旅行袋里，还保留有当年从杂志上撕下的一张图片——纽约市的“华尔道夫——亚斯陀利亚”，它是世界上所有旅馆中规模最大的。这时我或许还攀不上，不过还有另一个目标——芝加哥的“史蒂文生”，也是世界大旅馆之一，它曾在大不景气时期陷入财务困境，根据“77B”法案一度改组。我不曾听说过任何有关转让这个旅馆的消息。但这又何妨？种下萝卜籽儿，几个礼拜就可以收获萝卜；种下橡树种子，两年以后就长出高高的橡树。我已学到了做一个园丁必备的条件——静待时机成熟的耐心。既然我已经从德州向外扩展，那为什么不能把大湖区畔的重镇芝加哥也包括进来呢？
1939年春，“亚尔布寇克希尔顿”正式开张，由赫尔敦出任经理。在剪彩典礼上，来了好多名流，连州长也亲自来道贺，他还颁给我一个绝妙的头衔——希尔顿上校。后来我把这件趣事告诉了威尔——当年我们组织的“希尔顿三人合唱团”的宣传员，现在已经是新墨西哥州的著名律师之一。
“这个‘荣誉上校’确实可以当一当，”我对欧文说，“不过，我可不会像我父亲那样就靠这个头衔活到老。”
“你当然不会。”这时威尔插话进来，“但新墨西哥州需要有一位希尔顿上校，就像你父亲那样。我们怀念拓荒时代的精神，你父亲还活在我们心中。”
6月，“勃利克斯”在加州长堤落成。在这次剪彩典礼上，“荣誉上校”的头衔终于派上了用场——但也只有那么次而已。那天，妹妹海伦、露丝玛丽陪同母亲来参加典礼。在典礼上，老朋友李奥·卡里罗、当地的市长以及其他贵宾纷纷对我的光荣的头衔大加赞赏。但我心里很清楚：母亲心中的那位真正的“希尔顿上校”已经撒手人世20年了。
母亲提醒我说，父亲原来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很敢于冒险；至于她自己呢，却是生性保守、知足常乐的。“如果你的个性象我，只要留在德州，好好经营华尔道夫、毛比来和梅尔巴也就够了。”母亲从金碧辉煌的摩天大楼的顶层上俯瞰港湾景色，淡淡他说道：“现在你在三个州都有旅馆了，该心满意足了吧，唐尼？”
“没有。”我回答道。
“瞧，”母亲笑了起来，“这点又跟你父亲一模一样。”
母亲没有说错，我又不歇手地干了下去。我开始调查芝加哥的“史帝文生”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旅馆。它共有3000个房间、3000个浴室，可以容纳客人和工作人员共6000人。
年轻的经理宾士领我去参观。“如果每个房间都去看，每个看5分钟，一天看8小时，要一个月才能看完。”他高兴他说。通过参观，我还知道了旅馆附设医院、干洗部，可以说是样样齐全。宾士颇为得意地告诉我：平常的日子，“史蒂文生”全体居民每天共需要奶油1000磅、鸡蛋1000打、牛10头、猪肉1000磅，并喝掉700加仑咖啡。最忙碌的时候，自动洗碗机每小时可以洗出19万个碗盘。
听他这么一说，我更决计要它了。
这家旅馆根据“77B”法案改组，只剩下6000份股东，组成了一个董事会。通过拜访一位董事所了解的情况看来，“史蒂文生”显然不是我们这种小规模的投资集团可以问津的，第一笔现款就要30万，这很难筹得出来。但这不要紧，我先买了它的股票。这股票行情高的时候一股卖6角，低的时候卖2角。几年之中，我不断地收购这方面的股票，票面额已达到40万元。当股票足够以后，只要时机来到，我就可以双脚踏上那家旅馆的地板了。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希望。另外，我还跟乡村俱乐部的两位朋友商量，要他们助我一臂之力。经营保险业的凯慈和著名律师雷恩，他们都愿意同我一致行动。
这时，对“达拉斯希尔顿”的地皮租用到期了，我不想再搞下去，就把它让给了罗德米克。虽然它是被转让出去了，但是它却给我留下了大多的回忆：第一次冒险、筹措第一个100万元、红帽女郎、第一位携手合作的伙伴屈吕安我闷坐房里，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我想把过去的事好好清理一下，做个了断，因为我需要向前看。紧接着，“德瑞克”也转让给了别人，我不得不向旧金山这个心爱的城市告别。
1941年，事情特别多，国事、家事一齐接踵而来：珍珠港事件、母亲80大寿、头一次受诱惑去侦察纽约的一家旅馆的底细，还有一件非常重要：一位异国佳人走进了我的生命里。
我是在一次舞会中结识这位匈牙利美女的。她叫莎莎·嘉宝，活泼伶俐，金发迷人。晚餐席上我们并肩而坐，愉快地交谈。后来，她施出了女人最厉害的一招，眯着一双媚眼对我说：“我想我大概会嫁给你。”当时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没想到4个月之后，果然成为事实。
不久我又匆匆赶到艾尔帕索为母亲祝寿。那儿的情形是宾客满堂，儿孙们簇拥着80高寿的母亲走向三层的大蛋糕，一片暄闹欢情。我暂时不想莎莎了。
寿庆过后的第3天，马喀斯卫冲进我在“艾尔帕索希尔顿”的办公室，大嚷道：“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战争爆发了。
1941年的圣诞，也就是我的生日。此时不再有欢庆，由母亲带领大家为世界的苦难祷告。
圣诞过后我到了纽约。著名的旅馆经营者寇其培从芝加哥打电话来，请我去看一下第五街的“彼得旅馆”。这回我不大热心，只是礼貌性地看了一遭。战争即将带来的严重现象，如物价上升、物资缺乏、人力减少等等，使我不得不谨慎从事。但我仍满怀希望：或许有一天，这个城市会对我以贵宾相待；不过现在不行，我需要等待成熟的时机。在这里投资需要好几百万的资金，而我们目前能凑起来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以千计算；比起华尔街的阔佬们，我们是相形见绌的，他们谈钱都是以百万计。等待，我需要的是等待。
过了除夕夜，我就启程搭火车往奇威斯特找弟弟卡尔去了。
1942年，我再次到芝加哥找寇其培。这回不谈“彼得旅馆”了，他问我：“你对‘城屋’有意思吗？”城屋？我怎么会不中意这幢洛杉矾的高贵旅馆呢？我喜欢的一向都是第一流的。但生意人惯有的谨慎使我不动声色，只表示要想一想。
我亲自到洛杉矶去查看。这座旅馆在维尔夏的林荫道上，对面的公园美丽得如同一颗绿色宝石。西海岸阳光恰人，碧波万顷。这么美妙的地方，却不曾迎来任何贵宾。人夜后才显露出一些紧张气氛：探照灯四处闪烁，巡逻队沿海岸实行戒备。夏威夷和日本人就在那边，“珍珠港事件”把人们吓成了惊弓之鸟。我明白为什么贵客们不到这里了。
我抓到了筹码，于是找到寇其培，坐下来谈价钱。
“你开个数吧，”他说，“但一定要公道。”
我闭了闭眼，深吸了一口气。
“100万的3/4。”
“这不可能！”寇其培叫了起来。
“91.5万。”他要求。
“你的旅馆已经变成个空架子，”我提醒他，“何况又在如今这个时候。”
“90万。”他让步了。
“80万。”我坚持。
“再加5万。”
“好，一言为定。”今天我就寄一张支票来：这笔交易就这样做成了。
我把从“德瑞克”赚来的钱全花到“城屋”上，添置了网球场、游泳池，还用细白沙铺成休慈场所。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诱人。过去一年的盈利是3.3万，我们收过来后，第一年就净赚19.8万，以后，每年赚的都不少于25万。我的办公室移到“城屋”的一间套房，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那张“华尔道夫”的图片。
不久我开始拜访墨西哥，我想在那里建一家“希尔顿”的构想是值得一试的。这个计划很快就忖诸实践了，进展很快。在这期间，我组织了一个周末旅行团，由导游带领去了一个别致、好玩的地方。玩得很痛快。
那年4月，“派拉西奥希尔顿”竣工。与此同时，我和莎莎·嘉宝举行了婚礼。
我不太清楚：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离婚后又再娶是否合适？或许我有点浪漫成性：面粉公司老板的千金、傅尔的女儿、达拉斯的红帽姑娘我总是不断地摘取天上的星星，献给心爱的女郎。但从没有哪一位比如今这一位更有资格接受我的赠予。她是那么富有魅力，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不幸的是，我们的婚姻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莎莎讲排场，要面子，出手阔绰到极点。她花起钱来象流水似的，根本不当回事。有一次，我忍不住对她说：“天天为金钱操心，太累人了！以后每个月我开一张支票给你。”莎莎显得很开心。“所有的开支，包括衣服、玩乐、吃喝、做头发，还有屋子的陈设，都包括在里面。”莎莎严肃地点点头。但我这位美丽的金发新娘似乎记性不大好，每隔一个月，总是塞一张小纸条在我口袋里。我感到不快。“你看你又多花钱了，下次你一定得在那固定的数目上开支。”“那怎么可能？”她噘起了嘴。娶了莎莎，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一段时期，可是同时也是最难过的一段时间。我既迷恋，又无可奈何。
不久，另一位女性进入了我的生活圈子。她是莎莎的朋友，两个孩子的至友；对我而言，从相识的那天起，她便是我忠诚的伴侣，也是位不可多得的同僚。她的名字是：奥莉芙，魏克曼。
她是麦龙神父介绍来的，原来在市区某个俱乐部的董事会服务。但麦龙神父认为我会比他们更需要她。他说得很对。魏克曼太太一来就先帮我整理那间套房办公室。那儿本来乱七八糟：重要文件、地址电话薄乱放着，帐本也好久没有清理了。经过魏克曼太太一番整理，一切变得井井有条。
“从下星期一开始，我先替你工作两个星期试试看。”她说。从那天起，一直到两三年前升为我的行政助理，魏克曼太太一直在我身边工作，她的名字缩写“OW”也照例总出现在我的重要函件的左下角。
但是，魏克曼太太一面尽职地为我整理办公室，莎莎却一面尽情地糟蹋我的家。我努力维持着局面。
不久，美国政府征用芝加哥的“史蒂文生”给空军使用。本来它还可以有更大的前途。好在政府付足了费用，外加第一笔累积利息的收入，使我的损失还不算太多。这次政府开出一张40万的支票，是我所见过数目最大的一张。
“我们还会再得到的。”我充满信心地向魏克曼太太预言。“不会这么快吧？”她说得对，不会这么快，但后来我们真的得到了。就在这时候，我的舞台作了一次重大的迁移，目标瞄准那个伟大的、梦寐以求的城市——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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