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
1.政府的倒行逆施
班图教育法
1953年，马兰政府为进一步巩固种族隔离政策，又颁布了《班图教育法》。当时，每个白人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约为44英镑，有色人种的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约为19英镑，而黑人学生每年的教育经费只有不到8英镑。和种族歧视制度一样，教育经费方面一直为非洲人所诟病。
根据《班图教育法》的相关规定，班图人的教育监督权由原来的州当局移交给土著事务部。在当时，班图人的学校分为三类：国立学校、教会学校和非洲人部落或村社自办的学校。
级别不同，教育经费也有很大区别。第一类学校由国家财政支出，第二、三类学校则由国家根据地区情况提供相应津贴。不可否认，这些津贴往往少得可怜。
新法还规定，土著事务部对处理班图人学校的所有问题，包括教师任免权，拥有无限权力。未经土著事务部的批准，不能开办任何性质的学校。
另外，学校传授的内容必须符合《班图教育法》相关的规定，任何机构或者个人为学校提供资助，需要经过土著事务部的批准，如果有学生到这些学校读书，必须经过土著事务部举办的相关政治内容的考核。
时任土著事务部部长的威尔第在议会辩论中高傲地说：“当我控制土著人教育的时候，我要改造它，以教育土著人从儿童时代起就认识到与欧洲人的平等不会为他们准备。信仰平等的人不适合当土著人的教员。当我的教育部控制土著人教育时，它将知道土著人适合什么等级的高等教育，以及土著人是否有幸运用他的知识。”
在相关的理论中，威尔第提出了班图教育的三条原则：一、作为班图人应该扎根于班图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中，必须区别于欧洲人的生活；二、教育必须为人们提供生活的机会，对黑人来说，这意味着在乡村生活或是当流动劳工；三、非洲人应该站在保留地中，教育必须向非洲黑人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不可能与白人享有平等权利，他们的发展只限于自己的范围之内。
除了上述的规定外，教育经费的规定也是《班图教育法》的重要内容。新法规定，教育经费方面，维持原来的级别规定，在政府拨出的固定数目的班图人教育经费之外，超过部分均要由黑人自己承担。
这一规定的目的很明显，减少政府的教育经费开支，加强对政府经费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控制教育机构。政府投入的用于黑人的教育经费极其有限，影响了黑人教育事业的发展，当然，也加重了黑人的负担。
针对《班图教育法》，曼德拉评论：
这名白人部长已经霸道地将目标解释得清清楚楚：教育我们的儿童认为非洲人比欧洲人劣等，黑皮肤的人比白皮肤的人劣等。从很小就给他们洗脑，灌输这种人种论。这是多么卑劣的手段。
当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时，那么将不是由父母，而是由土著事务部来决定某个非洲孩子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法律实施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少数志愿者建立的教育学校机构很快就要被迫关门。因为根据新法的规定，学校的设立必须得到土著事务部的批准，而且教育的内容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遗憾的是，在实施社区学校的过程中，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少数志愿人员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被迫关门。因为按照新法律，学校的设立必须得到土著事务部部长的批准，否则，将构成违法，会遭到罚款或监禁。
面对这种情况，曼德拉不顾马兰政府对他的禁令，通过报刊发表声明，向人民呼吁：
我们宣布坚信人权宣言所阐明的人人受教育的原则。那样的教育应该以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与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为宗旨。它将促进民族、种族和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理解、容忍和友谊，并将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活动。父母将有权选择他们的孩子要接受哪种教育。
然而，人微言轻，曼德拉的声明被淹没在众多的议论声和抗议声中。
《班图教育法》的影响力很快就席卷到高校，甚至高校的很多学生都对此议论纷纷。当然，有反对的，也有赞同的，各个阶层的人对新法的支持率也是不同的。作为非洲土著黑人的孩子，更多是反对的声音。
为了反对新法，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积极奔走，呼吁大众走上街头抗议。由于政府的种种限制和约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活动范围受到了很大限制，经常出现寸步难行的局面，否则就是违法。
马兰政府似乎不愿意就此罢手，紧接着，又颁布了《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这项法令是根据政府在几年前设立的工业立法研究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制定的，它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工会的权利，减少非洲工人的权利。
在通过这项法令时，劳工部长菲尔迪宣称，“绝大多数议员不允许土著掌握罢工这个武器”，“与会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会不作为，希望取消土著工会”。
面对这一切，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卢图利停止所有的工作，专心对付这条恶法。艾伯特·卢图利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谴责这一法案，指出其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剥夺非洲工人自由组织工会的一般权利，为了破坏现存的非洲工人工会，他号召非洲工人抵制和反抗这一法案的实施。
作为副主席的曼德拉因受禁令的限制，只能通过报刊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他一篇刊登在当时土著黑人中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解放》上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
《土著劳工纠纷调解法》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从而剥夺了非洲人用以改善其处境的武器。这种措施旨在破坏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非洲人工会组织……我希望每一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都应坚定不移地为非洲人工会的存在而斗争。
转入地下斗争
政府的两项法律激起非洲人国民大会强烈的反对。为了阻止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抗议活动，政府蛮横地对非洲人国民大会连下三道禁令，结果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领导被禁令，次领导层和第三级领导层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尽管如此，非洲人国民大会依然坚持反抗活动。
不可否认，非洲人国民大会经费有限，因其背后的支持者主要是广大的贫困黑人，维持自身运转的经费都有困难，更不用说组织起有效的抗议和罢工了。
包括曼德拉在内的受限制的人没有停止反抗，而是被迫采取秘密的地下形式。奥利弗发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层由于受限禁令，出现了焦虑和绝望情绪，而且地下斗争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判刑，且刑期也会很长，但曼德拉表现得镇定自若，而且很多时候还情不自禁地开起玩笑，帮助同伴驱赶恐惧和焦虑的情绪。
尽管受到禁令的限制，但曼德拉还能够继续从事律师工作，还可以继续代理各种案子，游走于法院之中。
曼德拉的名声越来越响，被他打败的白人律师也越来越多，因此他不仅引起白人律师的嫉恨，也引起了他们的恐惧。
在1954年就发生了一件很搞笑的针对曼德拉的活动。德兰士瓦法律协会请求最高法院将曼德拉除名，取消他的律师资格，理由是他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起的“蔑视运动”中有质疑、诽谤政府的行为，这是赤裸裸的对法律不公、不尊、不敬的表现，这些行为“与一个体面的行业成员所应有的行为标准不合”。
整个律师协会站在政府的立场去针对一个人，这件事在南非的法律界还从未出现过，可见曼德拉的影响力之大。曼德拉见到了太多不公，此举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曼德拉亲眼见过这个蛮横的政府，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干得出来，更不用说针对一个小小的黑人律师了。
面对德兰士瓦律师协会发起的攻击，曼德拉一时之间也有点害怕，一旦最高法院和政府站在了一条线上，曼德拉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也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幸运的是，这件事经过各大报刊刊登出来之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一位颇有名气的白人律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克出庭为曼德拉伸张正义。
经过激烈的争辩，最终最高法院判定曼德拉并没有超出律师权利范围，作为一名律师，参加他的人民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斗争，并不是对法律不公、不尊、不敬，即使他的活动与国家的法律相违背。
最高法院拒绝了法律协会的要求，并判法律协会交纳赔偿金。
在回忆这件令人啼笑皆非，却让曼德拉紧张得出了一身汗的事情时，曼德拉说：
不要认为有这样一个对我有利的裁决，我就会停止政治活动！
曼德拉很清醒，尽管最高院支持了他，但他对裁决的态度十分明确。实际上，从他担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副主席那一天起，他就在考虑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新形势下的组织结构问题。也正是在这一受到管制禁令期间，他的头脑中已经在酝酿这些计划了。
曼德拉的新计划
非洲人国民大会很努力，尤其是在一群年轻人的带领下，社会影响力提高了，威信提高了，会员人数也在与日俱增，达到10万人的规模。
不可否认，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足够努力，可不公正的法令依然原封未动，确切地说，反而增加了。从表面上看，非洲人国民大会无形中在促使种族歧视的问题变得更糟，实际上则不然。
法律的神圣在于它的正义性，当正义不在，当法律被随意制定、成为某些集团的工具时，法律的神圣和尊严将不复存在。
1952年的“蔑视运动”引起了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恐慌，随后各项镇压法律纷纷出台，如《镇压共产主义法》，这项法案的第一条规定就是扩大政府的权力，规定政府有权宣布全国或某一地区处于戒严状态，有权废除任何法令。除了加强政府的权力之外，还制定了严苛的处罚条例，罚款或者监禁。
这些法令的存在，使非洲人国民大会遭到了第一次“寒冬”，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黑人运动的正常运行受到严重打击，而且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人数急剧下降。到1953年，成员由原来的10万人下降到3万人。这些新形势引起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新领导层的密切关注。
关于这一切，曼德拉说：“我们紧迫的任务是巩固这些胜利，保存我们的组织，为重新发起进攻积聚我们的力量。”
曼德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蔑视运动”被镇压、中断之后，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建议之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一个新的行动计划，这就是被大会传播并实施的所谓M计划。这一计划定出了新的斗争方式，全国执行委员会经过大会研究、讨论，将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立即指示各省支部切实执行并监督这一计划的落实。
M计划的具体方案是由曼德拉一手策划的，根据“蔑视运动”的成果以及借鉴印度圣雄甘地的斗争经验，曼德拉提出了一套新的组织系统。
新的组织系统改变原来的以支部为单位的基层组织，实行以街道为核心的基层组织，每条街道设立一个组织，并选举出一个组长。每7个这样的组织合成一个区域，由一名管理代表全权负责。每5个这样的地区组成一个行政区，由一名总代表负责。这5个地区中的一名管理代表可成为支部秘书处的成员，而支部秘书处则负责一个市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运作。
M计划改变了原来的支部管理混乱的局面，形成了以街道为基层组织的结构。M计划的目的十分明确：
一、巩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机构；
二、能够使重要决议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到该组织的每个成员，而不必召集公开集会、发表新闻公报或印刷通告等，减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财政支出；
三、在各个地方支部建立有效的、真正代表人民力量和愿望的自己的国民大会；
四、扩大和加强非洲人国民大会与人民之间的联系并巩固国民大会对地方的领导。
M计划通过之后，立即在德兰士瓦以及其他省的很多支部开始实施，效果很不错。1953年6月至9月，非洲人国民大会分别在二、三线城市索菲亚城、杰米斯敦、克利普敦和比诺尼召开了地区会议，与会者人数较以往有所增多，证实了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当然，M计划也有其局限性，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将会出现很多困难，最直接的是单纯依靠业余时间做这些工作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经费问题，根据委员会的估计，东开普需要35名全日制的工作人员来实施M计划，在1953年他们收到全国总部100英镑的工资。而每人每年只交会费2先令6便士。再加上政府各种持续不断的阻碍措施，在1952年新选出的27名执委会成员中，有11名处于管制禁令之下。这些因素都妨碍了M计划的正常实施。
尽管困难重重，但曼德拉依然不知疲惫地落实新计划，1953年9月21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地区会议上，曼德拉向全体会员发出呼吁：
以自己双倍的努力，切实地、出色地完成这个计划。通过艰苦、紧张的工作，通过各个地区一家一户的动员来发展会员和加强组织。这些必须靠你们全体的努力。从现在起，国民大会成员的活动不能仅限于发表演讲和通过决议。你们的活动必须在广泛的群众工作中表现出来，这些工作将使你们能与劳动人民最大可能地建立联系。你们必须保卫和维护你们的工会。如果不允许你们公开集会，那么你们应当在工厂的机器旁，在回家的火车和汽车上举行会议。你们应当在村里和棚户区召集会议。你们必须使我们人民居住的每一个住宅、每一个铺位和每一个泥土屋成为工会运动的一个分部。你们必须永不屈服。
2.最黑暗的斗争时光
坚强的艾伯特·卢图利
面对当局政府的蛮横无理，曼德拉清醒地认识到，应该摈弃一切偏见，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所有民族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
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卢图利的一年禁令期刚满，又遭到了更为严厉的限制，在政府发布的通报中，要求接下来的2年内艾伯特·卢图利必须待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家里。艾伯特·卢图利无法与政府抗衡，只好接受这一切。
不过，风声过后，他偷偷地参加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计划进行新形式的抗议活动。
艾伯特生于黑人基督教家庭，从懂事起就一直和教会形影不离，小学、中学都是在教会学校就读。耳濡目染之下，他对基督教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基督教的理论也植入他的心中。
后来，他前往纳塔尔上大学，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达17年之久。1936年他被选为格鲁特维尔酋长，他的家族从他祖父开始就一直担任酋长职务。
继任酋长期间，他走访部落的各个角落，更深刻地了解了黑人的艰难生活。他无数次亲眼看到，在他管辖的地区，白人政府制定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以及经济上的剥削，造成了一系列悲惨情景。这促使他更坚定地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
1946年，他当选为“土著代表议事会”的成员，从1951年开始，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率领一群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坚持斗争。在1952年的“蔑视运动”中，他与曼德拉、西苏鲁等人一起，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他所到之处受到人们的欢迎，影响力甚至超过曼德拉。极大的影响力让他和曼德拉一样，成为政府黑名单上的一员。
政府为了降低他的影响力，对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洲人国民大会，要么放弃祖鲁的格鲁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
往前一步是不知未来的路，退后一步则是“人间大道”，起码不用整日奔波、辛苦。在正义感的驱使下，艾伯特毅然选择了前者，并坚信“非暴力是唯一可以使用的非革命的、合法的、人道的方法”。
他以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正在逐渐降温的“蔑视运动”，人们对他的行为报之以热烈的欢呼。正是由于他的非凡勇气和卓越贡献，在1952年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上他才被选为主席。但随后的多次禁令和个人的健康等原因，使他难以担任实际领导工作。这样，副主席曼德拉勇敢地站出来，挑起了这副重担。
自由宪章
1955年，非洲人国民大会迎来一个好消息，在纽约联盟神学院做访问学者的马修斯教授回国了。回国之后，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内部会议上，他提出建立一个国民议会的建议。所谓的国民议会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要代表本国的全体人民，不分种族和肤色，为将来的民主南非草拟出一部自由宪章来。
这个建议和曼德拉的构思是一样的，这充分说明了这个建议的正确性。
这个建议得到曼德拉的赞同，也得到了艾伯特的赞同。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开怀大笑，他说：
两个人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未来蓝图的建议惊人地一致，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大势所趋……总而言之，我们主要不是献身于反对某种东西，尽管这是目前形势强加于我们的。我们是被为了某种东西而工作的理想所激励。
这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未来蓝图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南非印度人大会、有色人种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的响应。有色人种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与以往的社会团体有所不同，他们主要是由崇尚民主平等的白人组成的。很明显，他们代表着一群白人的信仰，他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准备将非洲人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些组织纷纷接受了关于共同筹备人民大会的建议，并在之后不久采取了许多有效的措施。经过商讨，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称为南非工会大会。
南非工会大会包括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种工会和1个白人工会，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标志着在遭受政府严禁之后，非洲人的社会运动又恢复了活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白人与曼德拉等人整天在一起工作，甚至连吃住都在一起。
在这期间，西苏鲁还曾到访过中国，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交换了意见。
这个委员会一成立，即致函南非国内的各政党、工会、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建议支持召开人民大会和派代表参加全国行动委员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兰政府的总理也收到了一封署名为“南非工会大会”的来信。
为了方便交流，南非工会大会还采用了多种语言发表意向书，其中有英语、祖鲁语、科萨语、索托语和阿非里卡语，共同发表《告南非联邦全体公民书》。
在种族歧视的南非，一时间很多人都在谈论传单上的种种问题，如“如果你能制定法律的话，你会怎么办？你怎样着手把南非建成各族人民的乐园？”同时，各种各样的回答纷纷被送到了南非工会大会。
人们普遍的回答是抗议《班图教育法》《通行证法》等新近颁布的几项法律，同时，这些非洲土著黑人还要求有更多的耕种和放牧设备，要求在议会中拥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权利。
南非工会大会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筛选之后，委员会的人员起草了一份《自由宪章》，在人民大会成立前，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受禁制的领导人对草稿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这个时候，马兰政府适时地出现了，目的直截了当——制造麻烦，如不允许远道而来的代表们乘坐公共汽车，必须严格执行《通行证法》的相关规定等。幸运的是，这并没有阻止大会召开。
这次的准备工作做得十分充分。南非工会大会发出了很多宣传单，宣传单中还附有一份像诗歌一样的邀请函，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亲切的邀请：
我们号召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我们来说说这片肥沃宽广的土地
和我们耕耘的狭窄的小块田
我们来说说没有土地的兄弟们
和不能上学的孩子们
我们来说说赋税
我们来说说牲畜
我们来说说饥荒
我们来说说自由
我们号召矿工们
煤矿上、金矿上和钻石矿上的矿工们
我们来说说
漆黑无边的矿井
和远离家人的冷冰冰的草棚
别样的大会
经过讨论，大会决定将南非工会大会的会址选在克里普敦镇上一个私人足球场，这算得上是一个新奇的举动。
克里普敦是一个人种比较复杂的地方，生活着非洲原始土著人、印度人及有色人种，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部大约10英里的地方。
从筹备大会召开起，负责人就费尽了心思，由于经费紧张，因此要尽可能地减少开支。在伙食方面，负责人四处搜集各种炊具，四处租用各种道具。
经过2个月的精心准备，第一次南非工会大会终于如期举行。
1955年6月25日，约3000名代表聚集在足球场，举行大会。由于政府的管制禁令，很多人不能到场参加，其中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西苏鲁、曼德拉和达杜等重要人士。尽管这些人没有参加，但他们都在幕后关注着这次大会，是这次大会能够顺利召开的重要保证。
会场上非常热闹，彩旗招展，标语和宣传单随处可见，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色构成了会场的主色调。
会场成为南非未来的缩影：有非洲土著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这些人无一例外都穿着本民族的服装，欢庆来之不易的大聚会；有土著农民、有医生、有律师、有矿工、有基督教徒、有家庭主妇、有仆人。大家都在兴奋地交谈，一起喝着饮料……据统计，与会者绝大部分是黑人，其中又包括320名印度人、230名有色人种和112名白人。
当然，对如此盛大的聚会，当局政府不可能视而不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以另一种姿态参加会议：这些全副武装的彪形大汉站在入口处，目光犀利，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
至于西苏鲁、曼德拉和艾伯特等人，他们相约在距离会场不远的一间屋子里，他们不愿意失去参加会议的机会，尽管不能亲临现场。虽然他们看不到会议进行的具体情况，但能听到远处传来的口号声。同时，南非工会大会为他们专门安排了几名志愿者，来往于他们的所在地和会场之间，传递会议的消息。
下午2点，经过与会人员的激烈讨论，《自由宪章》正式通过，随即通过麦克风用英语、科萨语和索托语向代表们宣读：
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属于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无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凡不是依据全体人民意志建立的政府，都不能宣称享有正当的权力；
我们的人民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天赋权利，已被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不平等基础上的政府所剥夺；
我们的国家绝不会繁荣或自由，除非我们全体人民能兄弟般共同生活，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
只有一个基于全体人民意志的民主国家，才能不分肤色、种族、性别和信仰，保证所有人民的天赋权利。
因此，我们全体南非人民，包括白人和黑人——平等地位的人、同胞与兄弟，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获得成功。
这个宪章具有很高的价值，是一个在国内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提出了“人民统治国家，各民族、人种之间享有平等权利，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和教育权，国家财富由人民集体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耕种土地应该以人口平均分配。人们将有安全保障、过舒适的生活，人们将有和平和友谊”。
该宪章以慷慨激昂的誓言结束：“我们发誓将不惜力量和勇气，共同奋斗，直到本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变革获得成功。”
马兰政府的搅局
南非工会大会进行得如火如荼，当局政府有点坐不住了。终于，在会议临近尾声时，即6月26日下午，政府“动手”了。
6月26日下午，从会场外突然传来沉重的列队行走的皮靴声。全副武装的警察们手持冲锋枪，直奔代表们而去。面对这一切，与会代表沉着而平静地唱起了自己的战歌。
一声枪响过后，歌声停止了，警察要求现场的所有人员把手举起来。现场的人没有任何骚动，按照警察的要求将手举起来。大会主席要求人群保持冷静。
警察拿出搜捕令，上面显示“会场形式存在叛国嫌疑”，接下来，警察封锁了进出口，开始大搜查，包括搜身。
这些警察的工作极其细致，很明显经过了培训，他们连标语口号甚至广告也没放过。两张食品摊上的广告画成了“战利品”，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还有一块招牌也没逃过警察的眼睛，上面写着：朋友们，茶1便士；茶和三明治3便士。这些后来居然都成了法庭上的证据。
当夜幕降临时，警察们在昏暗的灯光下，从现场带走了大量“战利品”，大量文件、宣传单以及与会者名单。
警察退去之后，代表们在《自由之歌》的伴奏下缓缓地退场。整个大会圆满地结束了。它是一场“壮丽辉煌而又动人心弦的表演”。
后来，曼德拉高度评价了南非工会大会，认为非洲人民“有能力、有力量克服一切障碍，实现他们对未来的梦想”。这一在南非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会议所通过的宪章，从此成为南非一切进步力量的行动纲领。
在南非工会大会结束后的3个月内，很多人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次大会，宣传大会上发生的一切，人们很兴奋，认为这是一次进步。
然而，3个月后的一个黎明，政府又一次用最蛮横和卑劣的方法对付民主力量。
1955年9月27日，南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警察搜捕行动开始了。警察根据与会者的名单，发布了几百份搜查证，不管其身份和国籍，统统对其住处和办公室进行大搜查，他们的书籍、信件、记录甚至是日记，所有可能成为叛国、煽动暴动或者是违反法律法规的东西都被带走。
据统计，至少有600人在办公室或家里遭到搜身。马修斯教授家中珍藏了几年的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资料连同他的打字机，一并被装箱运走了。警察们可不会考虑这些东西的价值，他们看到的只有证据，一切可能判罪的证据。
3.破碎的家庭
婚姻走到尽头
从与伊芙琳·梅斯结婚之后，曼德拉将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南非的民族事业中，工作到很晚，经常深夜来临时他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而他妻子早已睡去。聚少离多的生活，让两人很快就产生了隔阂。
另外，由于曼德拉受到政府特殊的“关照”，他的家隔三岔五被警察“光顾”寻找“线索”，这让喜欢平静生活的伊芙琳·梅斯不堪忍受。
再者，伊芙琳·梅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曼德拉对她的宗教献身精神越来越不耐烦。
尽管他们先后生育了3个孩子，维系着这段婚姻，但不可否认，他们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
1955年底，政府对曼德拉的第二次管制禁令到期了，曼德拉还未来得及庆祝自己恢复自由身，警察又再一次光临了他在奥兰多的家，对他宣布新的禁令。更让曼德拉无法接受的是，这次的禁令比以往都要严厉，他被禁令的时间延长至5年。
长期的恐惧和担忧以及与曼德拉的聚少离多，使伊芙琳·梅斯与曼德拉越来越疏远。
曼德拉将精力全部投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所得的钱财根本无法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开支。为了以后的生活，伊芙琳·梅斯离开奥兰多，到纳塔尔去学习接生技能，家庭生活和孩子全部落在曼德拉一个人身上。
男人毕竟不适合持家，再加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烦琐的工作，曼德拉完全顾不上家中的孩子。伊芙琳·梅斯得知之后，只得放弃学习，回来照顾孩子。
随着争吵越来越多，他们在女儿马卡基韦出生不久，婚姻关系终于破裂。伊芙琳·梅斯总是怀疑曼德拉在外面和其他女人约会。每次曼德拉晚上回家，她都要求他解释原因。即使这样，她还是不放心。最后，她向曼德拉发出最后通牒：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她两者之间选择一个。
对曼德拉而言，非洲人国民大会事关重大，是拯救南非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结果只能是离婚。
婚姻的破裂对伊芙琳·梅斯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且他们的3个孩子也与曼德拉越来越疏远，尽管当时的曼德拉尽可能地照顾他的3个孩子。
女中豪杰
正是在他的家庭生活遭受不幸时，曼德拉遇到了以后以“曼德拉夫人”而闻名世界的温妮。
提到曼德拉，人人知晓。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而温妮就是曼德拉身后那个无私奉献的女中豪杰。
温妮出生于1936年9月，生在庞多兰的一个小村庄里，她的全名是诺姆扎莫·温妮弗莱·玛迪基泽拉。和曼德拉一样，她也是一名科萨人。
庞多兰称得上是南非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像非洲的原始居民一样，过着部落生活。温妮的父亲名叫哥伦布·玛迪基泽拉，是一名教师。温妮有11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六。
在温妮的一生中，她无数次提到自己有个很了不起的父亲，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她才有了后来的觉悟。
她的父亲哥伦布身材魁梧，性格温和，尤其是对他的孩子们和学生们。由于政府的种族歧视，哥伦布所在的学校条件十分恶劣。
有一次，政府派两个白人监督员视察学校的安全工作。他向监督员抱怨：“你们看，我们的学生连课桌和椅子都没有，我们唯一的教学用具就是黑板和粉笔，在这样的条件下能搞好学习吗？”
可这个白人监督员的态度非常傲慢，他回答：“在这么偏远的地区有一个学校就不错了，不要有太高的要求了！”
这句话激怒了哥伦布。他愤怒地指责严重的种族歧视以及政府在教育上的投资不公平，当然，这种指责只能使白人监督员更加反感。原本答应的教学资助一条也没有兑现。很明显，他们是在报复哥伦布的指责。
温妮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母亲，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在教会受过很好的教育，后来成为比赞纳地区的第一个家政学教师。尽管她自己年轻时是当地的美人，喜爱打扮；但与哥伦布结婚后，她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她也用这种虔诚去要求她的孩子们。
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温妮从小就有很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过，最让温妮记忆深刻的，是爸爸给她讲的故事。哥伦布是一名历史教师，他对科萨人的9次抗英战争记忆深刻，这些历史永远是他课程的主题。每当一些重要的日子，他总要将孩子们召集到教室旁边的一棵无花果树下，用他那激昂的声音讲述祖先的英雄事迹。他有时激动不已，以致声音嘶哑了不得不放下讲稿，而到一边去控制自己的感情。
得益于父亲，和曼德拉一样，温妮从小就知道了自己民族的历史，她暗自下定决心：作为科萨人的一员，就要从科萨人撤出的地方开始，去夺回科萨人的土地。
慢慢地，温妮长大了。
1953年9月，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从事社会工作的学习。当时，非洲人国民大会刚刚领导了“蔑视运动”，温妮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也非常敬佩，希望有机会能够见到他们。
在当时，根据学校的相关规定，作为社会工作系的学生，温妮是不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的。在第一学年里，她所参加的社会工作是参加一些代表会议。在那里，女孩子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是艾伯特、曼德拉和奥利弗。
温妮参加社会实践期间，住在一家便宜的小旅馆里。巧合的是，与温妮住在一起的艾德莱迪·图库杜是奥利弗的未婚妻，当时任总医院的护士长。
两个人很快就熟悉了，而且关系很不错。艾德莱迪是个热心肠的人，为了让温妮熟悉环境，她经常带温妮到约翰内斯堡各处去游玩。
尽管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都受到禁令管制，但由于“蔑视运动”唤醒了黑人民众，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影响力大增。同时，曼德拉领导的M计划正在执行，因而工会运动相当活跃。通过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奥利弗的接触，加上艾德莱迪的引导，温妮开始接触政治了。
与曼德拉的接触
在与艾德莱迪接触的过程中，她知道了更多关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以及曼德拉的经历。事实上，在刚入学的时候，她就听同学谈起黑人律师曼德拉，说他头脑灵活，口才犀利，经常在法庭上为黑人讨回公道，辩得对手无话可说。
这一天，温妮申请到了一次旁听的机会，是关于警察殴打一个黑人的案件，被殴打的黑人是温妮的同事，而这名同事的代理律师就曼德拉。
温妮和几个朋友对警察的这种野蛮行径很气愤。早早就来到了法院，坐在观众席上，等待法院的审判。
开庭的时候，温妮看到了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衣着工整，看上去非常威严。这是温妮第一次遇见曼德拉。第一次相见，曼德拉留给她的印象很不错，身材魁梧，反应敏捷，但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1955年12月，温妮从社会工作系毕业，进入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工作。由于她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且能力突出，在进入医院半个月之后，就被正式任命为该医院的第一个黑人卫生工作者。
当时有两家杂志社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采访时注意到温妮，拍了她的照片，并将照片登上了《班图世界》和《鼓》这两本杂志。
巧合的是，那段时间，曼德拉的好友凯泽到约翰内斯堡来玩，此时的凯泽，事业有成，非常优秀。他马上注意到了温妮，并决定向她表白。
几天之后，他通过奥利弗联系上温妮，提出和温妮单独沟通。温妮对凯泽的印象并不好，但碍于曼德拉的面子，只好答应。
当曼德拉听到奥利弗的介绍时，很不经意地点了点头。实际上，他早就从杂志上看到过这个漂亮的姑娘，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奥利弗的介绍下，曼德拉结识了温妮。
最折磨非洲人的法律
新上任的南非总理约翰内斯是个疯狂的种族主义者，他决定彻底清除社会团体对政府形成的压力，因此加强实施《通行证法》《班图权利法》《镇压共产主义法》等。除此之外，他还扩大了《通行证法》的范围，规定非洲黑人妇女也必须携带通行证，这比以前的《通行证法》更让人无法接受，更限制非洲人。
由于男性的活动受限制，黑人妇女的抗议行动就多起来了，甚至其他种族的妇女也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运动中。约翰内斯为了限制非洲黑人妇女的行动，扩大了《通行证法》的范围。
一石激起千层浪，出生于英国的社会工作者海伦·约瑟夫率先发起抗议，她这样说：“男人们生来就要接受这项制度，似乎他们携带通行证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作为妇女的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丈夫如何被人看待。当他们早晨离开家时，我们没有把握他们能不能回来。对于妇女也必须携带通行证，我们非常愤怒。如果丈夫被逮捕，我们也被逮捕了，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我们的家该怎么办？”
1955年10月，来自全国2000多名妇女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向政府表示抗议。妇女们的影响力比较有限，政府只是派出一部分警察维持抗议现场的秩序，并没有与这些妇女发起冲突。
这时，被限制禁令的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悄悄地组织了更多的妇女发起抗议，短短1个月的时间，游行人数居然激增到2万人，数量之多是当局政府远远没有料到的。
当局政府为了限制抗议活动，禁止游行穿过街道，否则将会面临惩罚。妇女们表现得很不错，她们三三两两地分批到达新任总理约翰内斯的办公室，这些妇女有的穿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定制服装，有的则穿着纱礼服，有的妇女则更加搞笑，直接带着小孩或者是提着装有食品的篮子走进去。她们走进总理的办公室，只是大声喊出一大串抗议口号，便安静地站在政府的门口，直到有警察出来驱赶她们。
面对这种形式新颖的抗议方式，当局政府终于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增派间谍混入这些游行的妇女之间，到处打听抗议活动的发起人。一旦打听到，政府将会派人进行突击搜查。
就这样，警察连续进行了1000多次突击搜查，查获了不计其数的文件，当然，活跃分子曼德拉位列其中。1956年12月6日深夜，住在奥兰多的曼德拉再次被警察光临。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几十名男人和19名妇女也同样被惊醒，他们被捕并被指控犯有叛国罪。
警察将西苏鲁、曼德拉、奥利弗等人押送到约翰内斯堡古老的监狱中。与此同时，南非的军用飞机从全国各地把不同种族的男男女女也送到这座监狱中并囚禁起来。这些人中有来自纳塔尔省的艾伯特酋长、达杜和伊斯梅尔，还有来自东开普的马修斯。
除了这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之外，其余被指控的人大部分是公司职员、律师、矿工、教师和家庭主妇，他们的共同点是在抗议活动中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
除了非洲人之外，被捕的还有一些有色人种和白人，他们在监狱里被分为欧洲人和非欧洲人，当然，待遇也是不一样的。
一些领导人被逮捕了，抗议运动会如政府所想象的那样终止吗？
不需要英雄的南非
真正正常的国度，不需要英雄。南非同样如此。
在曼德拉、西苏鲁等人被逮捕后，一场“支持我们的领袖”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很多人捐钱捐物，积极营救被逮捕的领导们。里夫斯主教、议员阿历克斯、工党领导阿兰·佩顿发起了“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同时，“基督教行动”领导人加农、约翰、科林斯在伦敦设立一笔基金，提供国际援助。
一时间，南非政府抓捕各组织领导的蛮横行为引起联合国的关注。
1956年12月19日，预审开幕时的气氛非常诡异，和平时的庄严肃穆的环境截然不同，居然有些喧闹。大批群众聚集在法院门口，高唱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歌。声音高亢嘹亮，囚车里等待审判的“犯人”也跟着高声歌唱。
当150多名被告齐刷刷地出现在审判大会上时，大家一拥而上，警察和审判官们惊慌失措，显得特别紧张。反而是等待审判的人根本不像参加审判大会，反倒像是在参加什么大会的代表团。法官犹豫了很久，终于发声示意会场安静下来，一讲话才发现麦克风出了问题，什么也听不见，在一片哄笑声中，尴尬的法官宣布休庭。
第二天，审判闹剧继续上演，警察直接将150多名被告关在铁丝笼子里。一个辩护律师站起来，说：“我拒绝为遭受‘野生动物一般对待’的人们进行辩护！”
辩护律师的一句话让法官更加尴尬，他只好下令撤走铁笼子。
在铁笼子被撤走时，人们听到了枪响。原来，审判大厅外面，有个警察由于太紧张，向高声唱歌的群众开了枪。一发不可收拾，群众立即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更大的闹剧上演了。最终，22人被打伤。
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当局政府只好下令陆续释放这些工会的领导人。每一天的审判大会都非常有意思，政府的代理人每次都被辩得哑口无言。更严重的一次，政府的代理律师直接爆了粗口，辱骂对手是肮脏的生殖器，被法官赶出法庭。
无味的审判大会千篇一律，像中国封建社会中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幸运的是，因为有辩护基金的支持，所以尽管这些被告人大多数都背井离乡，但他们的家庭都得到了保护。相比其他人，曼德拉和奥利弗非常幸运，他们至少能够住在家里，并有部分时间进行工作。
政府这一次的行动让其陷入万人所指的境地。为了挽回失去的民心，政府不得不通过一项法律——要求雇主们为雇工提供交通费津贴，而且票价也回到之前的水平——虽然是迟来的胜利，却也预示是一个好的兆头。
4.新的爱情降临
斗争中产生的爱情
曼德拉被释放之后的第二天，就给温妮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曼德拉提出请温妮吃顿饭，顺便谈谈为叛国罪审判基金筹款的事。
这时的曼德拉还处于保释之中，但他并没有因此束手束脚。
温妮接到曼德拉的电话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用她自己的话说，一整天都心神不定，简直无法工作下去。
温妮是个很大方的女孩子，但在这次会面之前，她变得感性起来。为了这次会面，她将自己保存的每件女学生装都翻腾出来，可没有一件看上去比较合适。
最终，为了显得成熟一些，她只好向好友艾德莱迪借了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
当天晚上，由于曼德拉还处于政府的严密“关切”下，他并未亲自去接温妮，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乔·马修斯去接。乔·马修斯是马修斯的儿子，也是青年联盟的活动家。此时的马修斯父子俩都正在准备接受叛国罪审判。
乔很乐意帮忙，他亲自开车将温妮送到曼德拉的办公室。刚一见面，温妮特别矜持，平时大方得体的她，此时特别放不开手脚，甚至都说不出话来。
但是，曼德拉已经离过一次婚，是过来人，他很快就使温妮摆脱了窘境。曼德拉当时38岁，而温妮年仅20岁。成熟的曼德拉迷上了这个漂亮的姑娘。
“一定要娶她！”这是曼德拉当时的决心。
简单的沟通之后，曼德拉带着温妮去了一家名叫“阿扎德”的印度人餐馆坐了下来。
在回忆这段甜蜜的爱情岁月时，曼德拉说：
我当时点了一份咖喱饭，我不知道温妮不能吃太辣的东西，这盘饭辣得温妮无所适从。我当时觉得很抱歉，对她说：“如果你觉得太辣，喝点水就会好的。”似乎温妮并不介意。
那天晚上，我们边吃边谈，包括募捐的事宜。我看得出来，她不是很有信心，我一直在鼓励她。我对她说：“你会有办法的，我知道。”同时，我在向她解释募捐对叛国罪审判基金的重要性。让我欣慰的是，温妮答应了我的请求。
那天过后，两个人的关系突飞猛进，温妮几乎每天都想去见曼德拉，而曼德拉也总是以各种理由去找她。开始是谈募捐问题，慢慢地两人开始畅谈人生、家庭以及对社会的看法。
1957年3月，经过将近4个月的交往，曼德拉正式向温妮求婚。
在交往的过程中，曼德拉很认真地表达对温妮的爱慕之情，同时也对自己当前处于不利的局面和盘托出。
当时的曼德拉正在等待叛国罪的审判，对他而言，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如果被判无罪，他将会恢复自由身，但会继续从事非洲的民族事业，而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风险谁也无法预知；如果被判有罪，他将会失去自由，意味着要在监狱里待上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他一直受到警察当局的骚扰。如果温妮要与他结合，这种骚扰将降临到她的头上。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将他的生命贡献给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这一斗争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一旦需要，他的个人感情也必须牺牲。
曼德拉知道，他很爱温妮，但也必须告诉她他正在进行的事业和面临的危险。他是否有权利也要求温妮来承担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呢？这是他不能把握的。
温妮又是如何想的呢？
温妮在回忆与曼德拉的感情生活时，说：
当时，我爱他爱得发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热烈地爱着我。有了这种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的了。
当然，婚姻并不单纯是两个人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两个家庭的问题。当哥伦布得知自己的女儿爱上了曼德拉时，他很吃惊，他知道曼德拉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她感到担忧。
她的家乡是传统思想比较盛行的，人们对离过婚的人总是有一些风言风语。更关键的是，曼德拉还有3个孩子。
虽然曼德拉是个离过婚的男人，并且他对事业怀着至高无上的信仰，但温妮作好了准备，她毫不退缩，也毫不畏惧。
1958年6月，处于管制禁令之下的曼德拉争取到了4天婚期。依照温妮的意愿，他们赶到庞多兰，也就是温妮的家乡，于6月14日举行了婚礼。这是她新生活的起点。从此，温妮走上了一条通往炼狱之路。她遭受了折磨、限制、拘留、监禁，承受了一般犯人不曾遭受的各种磨难，正如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玛纳斯·布特莱济所称颂的：“从极为深刻的意义上说，她无愧于‘黑人母亲’的称号。”
几个月之后，温妮为曼德拉生下女儿金妮。
以自由的名义
正处于新婚甜蜜中的曼德拉，既没有去度蜜月，也没有在家享受婚姻的甜蜜，因为他即将面临完全叛国罪的审判。每天，他不得不往来于约翰内斯堡与比勒陀利亚之间，为叛国罪一案奔波。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对于新成立家庭的我，生活和以前没有什么变化，每天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每天早晨，我必须乘车到比勒陀利亚接受“叛国罪”的审讯。而温妮则到奥兰多去工作。
在比勒陀利亚，我和许多律师在一起准备辩护词，常常忙碌到半夜。偶尔空闲的时间，我还常常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去参加执行会议。
回到家之后，我必须抓紧时间休息，以保证第二天有充足的精力来面对新的挑战。
早晨起床，我跳进澡盆洗澡，换衣服，冲出去，坐上车赶往“叛国罪”审讯法庭。我甚至连吃饭都顾不上。我能够感觉到温妮的担心，她强迫我坐下来吃饭，而此时电话铃又响了：有人请求我到警察局去保释一个人……
当然，忙碌的生活不足以让曼德拉手忙脚乱，而为了应对叛国罪的审判，则耗费他大量精力。
在法庭上，曼德拉一个人的“罪证”就占了法庭记录的400页。政府聘请的律师是一个坚决主张种族隔离的阿非里卡人。
他问题犀利，提问诡异，经常让人摸不到头脑。在法庭上，他能言善辩，对曼德拉的盘问极具挑衅性。当然，曼德拉也是法院的常客，这个名叫贝克的律师，并没有从曼德拉的口中得到半点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漫长的审判阶段，直到1959年1月19日，辩方律师又一次取得了胜利——法庭宣布64名被告的指控书被撤销。这样，156名被告人中仅剩下31人继续受审，曼德拉仍在其中。
虽然仍是被指控的身份，但曼德拉依然坚持在约翰内斯堡的城区开办律师事务所。当然，这违反《集团居住法》的相关规定，随时都可能被指控甚至驱逐。
果然，几天之后，曼德拉和奥利弗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闭。他们只能选择在黑人城镇开业，这无异于让他们放弃律师行业。不过，勇敢的曼德拉并没有放弃，他们冒险在周末及晚上继续开业，一来为了生存，二来为了自己的民族事业。
面对强大的敌人，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发生了矛盾，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两个分支机构——非洲主义者派和自由宪章派在未来的道路上发生了路线上的错误，几乎无法调和。1959年4月6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分支非洲主义者在其领袖罗伯特·索布克韦的领导下，正式宣布成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
非洲主义者派的退出，无形中削弱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罗伯特·索布克韦生于东开普地区的一个科萨人家庭，父亲是一个卫理会教徒，在其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罗伯特也成为一个卫理会教徒，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志向。
后来，他进入海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在海尔堡大学时，他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并任青年联盟学校支部主席。1952年时，他同样因参加“蔑视运动”而被免去教职。
南非工会大会通过的《自由宪章》，并非所有的组织和个人都同意，罗伯特就是其中一个有意见的人。他认为，《自由宪章》眉毛胡子一把抓，将黑人和白人统称为“在南非居住的全体人民”，并提出“不分肤色、种族”，这对非洲土著黑人来说根本不公平。除此之外，罗伯特还认为《自由宪章》关于民主方面的一些建议并不符合非洲的具体情形，自始至终没有提过“一人一票”问题，因为“一人一票”将使欧洲人、亚洲人和混血种人的选票变得几乎毫无意义。
后来发生的几次事件都让罗伯特将矛头指向非洲人国民大会，他指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已被“白人统治阶级的领导”拉拢过去了。
不难看出，罗伯特认为南非的一切财富都只属于生活在南非这块土地上的原始居民，如今却属于全体居住在南非的人们，这等于承认南非国土上外国霸占者和本土被剥夺者、外国强盗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
曼德拉与罗伯特的关系很不错，他们同是青年联盟的创始人，且领导过几次比较大的行动，他很理解罗伯特的选择。
罗伯特的行为使曼德拉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大规模的运动中，激进的口号比温和的策略更有感召力。一旦罗伯特脱离非洲人国民大会，将会吸引走其大批成员。
为了阻止这种局面，曼德拉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们对以罗伯特为首的非洲主义者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服工作，希望他们能够摒弃成见，将种族主义者和普通白人区别开来。
可惜的是，罗伯特心意已决，这场分裂运动最终还是发生了。
结局正如曼德拉所料，泛非主义者大会一成立，就吸引了大批黑人群众。1959年8月2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全国执委会宣布，他们已在全国建立了101个支部，拥有正式成员2.5万人。这对一个刚成立4个月的组织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白色恐怖
尽管非洲人国民大会发生了分裂，但组织之间还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敌人，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必须联起手来，并肩作战。
1960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先后组织了一系列运动，一种危机感在全国弥漫。
罗伯特勇敢地站出来，组织反对《通行证法》的抗议活动。在演讲时，他希望大家将通行证丢在家里，一起走上街头，发起和平抗议，并接受逮捕和坐牢。
罗伯特希望这一行动能够带动起全国所有的人，加入抗议的行列。如果这样，南非的监狱将人满为患，所有的工厂和商店将停业，整个社会将会陷入瘫痪，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
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的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开始了。在德兰士瓦郊外的沙佩维尔，很多人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集会示威。
这种方式引起很多人的围观，人群越来越多。罗伯特认为这种抗议方式很“和善”，但当局则不这么认为，他们居然向警察传达“遣散否则开枪”的命令。
当警察一次次地遣散失败后，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杀死了69名非洲人，伤了至少180人，其中有很多儿童和妇女。这就是著名的沙佩维尔屠杀案。
沙佩维尔屠杀案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由于信息沟通不畅，在南方很远的开普敦郊区兰加的群众对此并不知情。他们和德兰士瓦的抗议行为一样，当警察大声要求他们遣散时，由于人数太多，很多人都没有听到这个命令。随后，警察挥舞着警棍殴打集会人群。人们用石头还击，然后警察下令开枪。这一次冲突，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愤怒的人群几乎失去了理智。
默默无闻的沙佩维尔和兰加因为这两起惨案，迅速成为南非各地以及世界关注的焦点。
南非当地人们对种族歧视制度怨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长期镇压坚持非暴力运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如今又以更严厉的手段镇压泛非主义者大会举行的示威活动，一时之间，南非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此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做什么呢？
在约翰内斯堡，曼德拉、西苏鲁及艾伯特等领导人，整夜开会讨论，商讨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
事实上，在此之前，非洲人国民大会已联合了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正在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并计划在5月和6月连续发动波及全国的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这次行动打乱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计划。
为了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替泛非主义者大会收拾残局，失去主动。
3月26日深夜，经过讨论，最终的方案出炉，然后他们将方案传达给艾伯特。此时的艾伯特正在比勒陀利亚，为叛国罪审判作证。艾伯特同意这一建议并于当晚焚烧了他的通行证，号召其他人仿效。
巧合的是，由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政府决定暂停实施《通行证法》。艾伯特接着又呼吁全国在3月28日为死难者默哀一天。
由于泛非主义者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共同努力，这次罢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初步成功。
政府暂停实施《通行证法》，让很多人天真地以为这是政府向抗议运动低头，认为是政府在传达结束这一法律的迹象。殊不知，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即将在全国实行。
法西斯下的牺牲品
由于罢工、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陷入严重的被动局面。为了重新控制局势，政府在3月30日突然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开始搜捕活跃分子。
政府的行为再一次激起人们的不满，他们游行示威，决心向开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议。可惜的是，新进入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年轻领导人菲利普被白人高级警察所欺骗，他悄悄地解散了人群，导致这一次的抗议活动半途夭折。
根据《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30余名组织者以叛国罪审判，又重新被关进监狱。作为律师的艾伯特同样遭到囚禁。一时间，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全部被抓。没有了领导人，就无法组织有效的抗议活动，终于，大约有2000名积极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万所谓的游民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4月8日，当局宣布重新实行《通行证法》。与此同时，当局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以128票赞成16票反对的结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为非法组织，即日解散，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徒刑。
走过近50年风风雨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居然像新生儿一样突然夭折，一时之间，这成为很多人议论的焦点。
接下来的事情就太幽默了，被关进监狱的曼德拉居然在狱中当起了辩护律师，并兼职被告辩护律师。在狱中，他代表犯人，就监狱的伙食、待遇和卫生条件多次与监狱当局沟通，有时甚至在法庭上提出抗议。经过他据理力争，犯人在监狱里的处境大大改善。
1960年8月2日，曼德拉出庭为叛国罪辩护。聪明的曼德拉抓住所有机会，陈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立场、政策和活动情况。
在法庭上，面对法官，曼德拉说：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实现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我们将采取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所造成的局面。让我们谈判吧”……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
审判叛国罪的闹剧持续了很长时间，审讯到最后仍然一无所获，还被曼德拉狠狠羞辱了一番。当局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找能够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推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这一企图也失败了。最终，当局想到了一个十全十美的办法——极力证明这些被告已经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跟政府发生暴力冲突，并以此为契机，实施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只是，政府的如意算盘在法庭上失败了，莫须有根本无法作为证据使用，最终，当局知趣地停止了这场闹剧。
再谈一下艾伯特，艾伯特响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号召，亲自烧毁了通行证，遭到逮捕。他本来的身体就不太好，这一次监狱的生活使他身患重病。
但当局仍没有放弃对他的指控。曼德拉又以辩护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
曼德拉凭借自己的智慧，又一次让对手哑口无言。
无聊的审判闹剧持续了1个月，最终不了了之。
1960年8月底，政府宣布取消紧急状态，并释放了大量被囚禁者。在这段时间内，曼德拉奔波忙碌，而温妮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但忙碌的曼德拉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这让他一直都充满愧疚。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那个时候唯一能够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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