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尔逊·曼德拉
1.发展地下斗争
叛国罪的尾声
经过近4年马拉松式的审判，关于叛国罪审判案的闹剧终于要告一段落了。
当局的审讯过程于1961年3月结束，被告方开始他们的辩护。以艾伯特为首的被告方，否认曾经策划过一场“充满阴谋的叛变”，并驳斥了当局所说的在选举和叛国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
接下来的情况进入一种戏剧化。在距离辩护结束还有好几周的时候，高级法官突然宣布审判中止一周，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已经被认定为有罪了呢？
这突然的变化让被告和其家属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法庭会如何宣判呢？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呢？他们都不得而知。
正在苦苦等待审判结果的温妮此时正在家照顾孩子。这天晚上，曼德拉、西苏鲁、诺克韦和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在家中突然出现，据温妮回忆：
他们都安静地站在车库外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孩子来叫我。我去到他面前。他只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梳洗用具装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要着急，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随时把我的消息告诉你。好好照看孩子。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有力量和勇气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就有能力这样做。”
我赶快收拾好他的衣服。我眼里噙着泪水，但是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短短几个月里已经习惯不向他提任何问题。在我们分别之前，我只祝愿他一切平安，并请求非洲之神处处保佑他，请求他有空回来看看我和孩子，只要几分钟。我提醒他要知道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他却显得有些迷茫，还有意无意地批评了我两句。
温妮对曼德拉即将面临的危险和痛苦一无所知，她只是注意到近期的曼德拉变得沉默了很多，而且默默地做了很多温妮不知道的事，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拿出一笔钱塞给温妮。不难看出，曼德拉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最终的审判结果。公众旁听席和记者席上座无虚席。法庭内非常安静，很多人都屏住呼吸，看得出来气氛非常紧张。
高级法官朗夫首先宣读了调查结果：
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用一种强烈的、根本不同的政府形式”来取代现政府；
《行动纲领》中“预示了非法手段”，“蔑视运动”也采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发表过煽动暴力的演讲，但政府并不能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实行的是暴力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经常表露出“反对帝国主义、反西方和亲苏联的态度，具有强烈的左翼倾向，但政府不能证明非洲人国民大会是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勾画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蓝图。
这些话让曼德拉等一干人越来越兴奋，直到法官站起来说：“现宣告你们无罪释放，你们可以走了！”
法官的一句话在人群中引起了欢呼，他们兴奋地拥抱，然后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
关于叛国罪的审判结束了，可沙佩维尔屠杀案的阴影还在，总得有人要为此买单——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
对于所有遭受种族歧视的非洲人来说，沙佩维尔惨案的意义在于它向反抗种族歧视的非洲黑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解放运动还要继续坚持非暴力手段吗？
不。
从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屠杀案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转入地下
曼德拉一行人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法院，但他心情却并不轻松，他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已经被解散。未来的路究竟在何方？
值得庆幸的是，曼德拉在1952年“蔑视运动”之后提出的M计划派上了用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有朝一日非洲人国民大会失去合法地位，将进行地下活动。这一计划为非洲人国民大会保存了一部分力量，继续组织和领导群众。
转入地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并没有因政府的蛮横而屈服，经过秘密联络、组织，新一轮的反抗活动又开始了。
1961年5月31日，南非退出英联邦，成立南非白人共和国。长久以来，南非白人当局在国内以各种手段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先后制定并颁布几百条种族主义法律和法令。
非洲人国民大会这次发起的反抗活动计划持续3天，在南非白人共和国成立之前，从29日开始，将有全国范围内“闭门不出”运动。
针对这一反抗活动，政府将各组织的领导人和激进分子以及数以千计的非洲人当作“无业游民”而逮捕，甚至出动了军队。
当29日来临的时候，南非大街小巷的报纸头版头条均出现“警察严阵以待”“白人组成自卫队”“无声的武器”等字眼。
5月29日，星期一，整个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几乎不见黑人的影子。一时之间，全国出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
当局立即采取措施，派出大量警察进入黑人居住区驱赶居民出去工作，否则将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进行处罚，同时还会被雇主解雇。
与此同时，总理约翰内斯发出严厉警告，给所谓的“动乱分子”和“普通公众的成员”，包括一些拥护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报纸”发出警告，所有支持这个提议的人，将以《镇压共产主义法》进行处罚。
结局毫无疑问，结果令人失望。第二天，曼德拉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取消罢工。
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很有底气地说：
这次的罢工不是失败，而是成功，从政府采取的镇压罢工的措施来看就足以证明。政府采取的这些暴力手段，已经变得声誉扫地。一旦人民处于绝望境地，被置之于死地的人民势必会奋起进行反击。
当局接二连三赤裸裸的暴力行动，已经让曼德拉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关于非暴力政策产生了怀疑。
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分析、总结这次罢工运动的得失。曼德拉认为，这次的失败缘于领导人对搞地下工作的经验不足。为此，他对骨干分子重新进行了组织和培训。
另外，曼德拉仔细搜集人们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提出的批评意见：
1.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黑人们的基本生活问题；
2.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善后问题。
曼德拉认真总结这些经验，他始终觉得这些根本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政策方面，他又回到了非暴力的问题上。
很快，他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继续从政治上宣扬和平和非暴力，与一个以其野蛮行径而给非洲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痛苦与不幸的政府打交道时，是不是正确的？”
1961年6月26日，这是“蔑视运动”9周年的纪念日。他秘密地发表了一份声明，预见了和平和非暴力之外的新的斗争方式——非合作。在声明中，曼德拉提出“民族之矛”的概念：“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抗击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里一英里地夺取胜利直至最终全胜……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民族之矛”的诞生
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经历一系列挫败之后，决定改变和平和非暴力的反抗路线，转向暴力。
当然，对于转向暴力的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在大会上通过的，有一些人对暴力行动的有效性持保留态度。对于曼德拉来说，这是更大的挑战。首先，长达20年的非暴力斗争经验将从此无用武之地。其次，和平和非暴力的抗议活动都遭到暴力镇压，而暴力运动势必会遭受到更可怕的暴力。
非洲人国民大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秉承的就是非暴力政策，它是不会卷入暴力冲突的。然而，如果此类暴力行动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它也并不反对。
经过激烈讨论，最终决定，西苏鲁继续留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内，组织下一次的抗议活动。而曼德拉则主动挑起“民族之矛”的重担，两种完全不同风格的反抗开始了。
从“民族之矛”成立起，曼德拉一直在积极地组织。这期间，他十分想念自己的妻女，并经常化装去探望，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
要组织起有效的斗争方式，必须更好地学习。曼德拉购买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他每次阅读时，精神都高度集中并极力挖掘其内在的含义，以期寻找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经过曼德拉的精心组织，“民族之矛”有了自己的根据地——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套公寓，在一群附属建筑物中毫不起眼，这正是曼德拉所需要的。
在那里，为了更好地掩护这些工作，曼德拉将自己的妻女接过来，同自己一起居住。
经过曼德拉的精心研究和梳理，“民族之矛”行动的理论已经初见其形，曼德拉提出4种暴力形式：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公开革命。其中，游击战争是借鉴毛泽东军事理论的精髓而提出的。
从当时南非的政治背景的角度看，唯一可行的方式就是破坏活动。
在后来的解释中，曼德拉强调：
破坏活动不会造成生命的牺牲，并且它也为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曼德拉不得不考虑的，避免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布尔人与英国之间发生的战争要经过50年时间才能愈合，如果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要消除国内种族之间的仇视可能需要更久。
经过秘密商讨，曼德拉总结出将从事破坏活动的几个步骤：
1.“民族之矛”的成员要接受严格指导，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允许伤害他人；
2.破坏活动的策略安排及确定目标，由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最高指挥部决定；
3.由于南非警察的监管，必须将整个结构分散开来，建立若干个小分队（这一点在M计划中已经预见到了）。
步履维艰的行程
要组建一个军事组织，首先要挑选合格的人才。在这方面，曼德拉毫不放松，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
这些志愿者经过严格的筛选后便集体宣誓，发誓坚守秘密，即便是对最亲的亲人，并不断重复“非洲是属于我们的，自由是属于我们的”。与此同时，志愿者被告知，在今后的活动中，不能拒绝组织分配的任何任务。这些成员闲暇之时，依旧在公开场合上自由活动，因为别人不知道他们的身份。
“民族之矛”尽管称为军事组织，但在开始创立时一无所有，很多成员甚至连基本的枪支使用知识都没有。幸好，曼德拉早就预料到这一点，他招募了两名退役的士兵，传授起码的军备技术知识，如自制炸药并用它来破坏各种设施。
当然，这一切行动会造成很大动静，非常容易被人发现。为了躲过当局的监视和追踪，试验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一袋袋高锰酸钾分批次经过几个圈几个绕运到试验基地，试验人员反复研究、试验。
“民族之矛”的指挥部设在约翰内斯堡郊区的一个农庄。最高指挥部包括曼德拉、西苏鲁、戈万、安德鲁和雷蒙德等人。为了安全起见，每个人都有一个假名，如曼德拉被称为“大卫”，西苏鲁被叫作“阿拉”，姆贝基的假名是“德拉米尼”。为达到隐蔽的目的，最高指挥部也在此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不时在住宅门口向路人卖农场产品。
经过精心组织，“民族之矛”的亮剑之日终于到来了。
曼德拉将“民族之矛”行动的第一枪定在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约翰内斯堡作为南非最大的经济中心，一旦出现意外事故，很快就能传遍全球，吸引很多人的关注。而伊丽莎白港是长期以来最重要的军事基地，那里的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伤害很难被人忘记。
1961年12月16日，“民族之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当时，阿非利卡人正在举办“圣约日”喜庆活动，一连串的爆炸声让参加庆祝活动的人四处逃散。与此同时，伊丽莎白港也发生了一连串爆炸，一些高压电架和政府建筑物被破坏。这件事立即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很多人都在关注事情的进展。事后，警方通过对现场的调查，发现这些爆炸是由一些自制炸药和炸弹造成的。
第二天早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分支“民族之矛”向南非发表了一个公开宣言。在宣言上，新成立的地下组织说：
这是由非洲人组成的一个新的、独立的团体。它的队伍中包括所有各族的南非人……我们希望，我们会使政府及其支持者在为时已晚之前就醒悟过来，以便在事态发展到打内战的你死我活的阶段以前，政府及其政策即能加以改变。
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对国民党人准备内战和军事统治是一个打击。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是为这个国家的全体人民，即黑人、有色人、白人的最大利益而进行工作的，不推翻国民党人，他们就不能获得未来的幸福和福利。
政府曾蛮横地将和平运动视为软弱；将人民的非暴力政府视为对政府暴力的大开绿灯……我们正在致力于探索一条解放全国人民的新的道路。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颁奖词中，提到“非洲人国民大会领袖艾伯特·卢图利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非洲人国民大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非暴力政策受到赞赏和欢呼喝彩……”。
艾伯特很谦虚地说：“荣誉是属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我只是一个代表。我仅仅是继承与坚持了可追溯到50年前的非暴力政策，我很乐意，并且一直执行这个政策。”
当艾伯特被授予诺贝尔奖宣布以后，南非当局政府气急败坏，认为这是对诺贝尔奖的亵渎。但面对舆论压力，依旧发给他一张10天内有效的特殊护照，以便他前往奥斯陆领奖。
2.寻求志同道合的战友
出使埃塞俄比亚
在“民族之矛”公开亮剑之后，政府的搜捕活动越来越厉害。曾经领导过很多次抗议活动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成为重点通缉对象。当局发出大量通缉令，布下天罗地网，希望在最短时间内抓住这些嫌疑犯。
幽默的是，包括曼德拉在内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者像是会隐形一样，每每从警察手中逃掉，这一切多亏了黑人群众的支持和掩护。
“民族之矛”在曼德拉的指挥下，组织遍布全国，这使当局非常惶恐，在12月和次年1月期间，多次动用军队实行戒备并取消警察休假。同时，当局还秘密雇用了大量密探和特务，以大笔金钱去收买有关“民族之矛”成员的情报。
只是，这些伎俩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让当局头疼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出现，处于地下状态，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分离出来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也开始开展武装斗争。武装斗争的不断蔓延可以说是敲响了南非白人政权的丧钟。
1962年1月11日，曼德拉奉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指令，秘密出访非洲国家，以寻求国际援助。曼德拉正好趁这个机会躲避当局的追捕。当然，出行也有新的任务在等待着他。
当时，中非、南非和东非泛自由运动大会处于筹备期间，向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发出邀请。经过商量，曼德拉作为代表团主要成员出使这些国家。
曼德拉此次出行的任务，主要有4项：
1.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阐述组织的立场；
2.代表组织访问一些非洲新独立的国家，直接与非洲领导人接触并寻求经济援助；
3.访问伦敦，与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会晤并争取英国各界对南非解放事业的支持；
4.寻求帮助，尤其是准备长期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基地、武器和人员培训等问题。
曼德拉此次出行受到来自中非、东非及南部非洲代表们的热情款待。他首先抵达埃塞俄比亚，在向这些人表示感谢之后，曼德拉发表了一篇演讲。在演讲中，他指出“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的谴责、制裁和种种压力极大地削弱了南非政府的国际地位，从而大大支持了南非国内的解放斗争”。另外，在南非实现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关键和基础在南非内部，“南非内部必须团结起来，靠自己的斗争，战胜白人统治，取得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当然，最重要也是开拓性的举动，便是阐明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之后，曼德拉在出席了“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访问了非洲15国以及伦敦后，返回南非。
这一次的出行收获很丰厚，曼德拉后来回忆说：
我第一次感觉到自由的滋味，这种自由是从白人压迫、种族歧视的政策以及警察的侮辱、骚扰下解放出来的自由。
所到之处，我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在伦敦，我会见了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我强调南非的斗争是形式多样的，虽然无奈选择了武装斗争，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艾伯特的崇拜。
曼德拉的任务完成了，是时候回国复命了。
南非的坎坷
1962年7月19日深夜，曼德拉在埃塞俄比亚接见一批接受过军事训练的新队员之后，秘密潜回南非——在南非，他还是一个通缉犯。
漆黑的夜幕中，一辆汽车在黑暗的乡村公路上等待他。见面之后，没有任何寒暄，甚至连基本的打招呼都免了。两个彼此陌生的人，心照不宣，曼德拉坐上了这辆车。这辆车行驶了整整一夜，一路上，两人几乎没有交谈，直到通过一个曲折的路线到达约翰内斯堡。
在这里，曼德拉向“民族之矛”最高指挥部汇报了此次出行的情况。大家听了他的汇报都感觉受益匪浅，一致同意继续进行该计划——执行训练与破坏计划同时进行，因为要培养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不是一两年可以完成的。
顾不上休息，曼德拉提出去纳塔尔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艾伯特，“民族之矛”的朋友们听后纷纷阻止他。一来，现在当局正在加紧搜捕曼德拉，去探望艾伯特，会增加危险性；二来，艾伯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当局限制他的活动，曼德拉想见到他很不容易。
尽管如此，曼德拉依旧毫不畏惧，通过一个朋友的帮忙，第二天中午，艾伯特与曼德拉在他的朋友家中见面。
两个人见面之后，十分高兴。曼德拉详细地汇报了这次出行的收获以及成果，同时指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不足和缺点。
曼德拉汇报完之后，艾伯特提出了长期以来困惑他的问题，即12月16日，“民族之矛”发起第一次军事行动，完全改变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过去的行动纲领。
面对艾伯特的质疑，曼德拉表示了歉意，然后他详细地论述自己的计划及路线，他同时指出，他本意上是想避免将艾伯特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牵扯进政策上急剧变化这件事里去。
通过这一次的会谈，艾伯特原谅了曼德拉，选择支持曼德拉的举动。最终，两个人愉快地分手了。
与此同时，当局得知了曼德拉已经潜回南非的消息，他们加紧了搜捕的进程，曼德拉的活动越来越受限制。但他为了传达总部命令及报告他的非洲之行，不断在各种会议上露面。不幸的是，当局很快就得到了曼德拉的消息，并将曼德拉逮捕。
在回忆这件事的时候，曼德拉说：
当我们的车停下后，一个个头高瘦、面部表情严肃的人径直向乘客座位这边的窗户走过来。他没有刮脸，看上去已有很长时间没睡觉了。我马上推测他在此等候我们已好几天了。他平静地介绍自己是彼得马里兹堡警察局的沃斯特警官，同时出示了逮捕令。他要我表明身份。我告诉他我的名字是大卫·莫查玛伊。他点点头，然后，他很有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曾到过什么地方，还想去什么地方。我避开了这些问题，没有透露给他什么信息。
他看起来有点恼怒。然后，他说：“哎，你是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是塞西尔·威廉斯。你们被捕了！”
曼德拉在进行了为期17个月的地下活动后被捕了。这一天是1962年8月5日。
曼德拉被捕的消息使整个黑人区都震惊了。自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非法，并被强行解散之后，地位一落千丈，艾伯特由于身体有病，加上当局的严密监视，而难以开展工作，很多具体的事宜都由曼德拉在地下领导。“民族之矛”的行动也使他在黑人区中声名大噪，威望日益提高。
几乎是一夜之间，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在黑人区的墙壁上出现了，集会也出现了，甚至还一度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更夸张的是，居然还有人帮忙策划越狱。
两项指控罪名成立
在曼德拉被逮捕后的第三天，即8月8日，曼德拉第一次出庭面对审判。当局对他的指控有两条：
1.煽动1961年5月的非洲工人罢工，并造成混乱；
2.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
在法庭上，曼德拉已经属于“老顾客”了，既帮助过不认识的人辩护，也帮助过朋友们辩护，这一次他决定为自己辩护——因为他是律师。
这一次的审判过程非常简短，因为外面嘈杂的抗议声，曼德拉还没有开口，法官就休庭了。曼德拉被戴上手铐，然后被带进了牢房。在公众席上，他的妻子温妮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带走。之后不久，曼德拉被从福特监狱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
2个月之后，即10月22日，对曼德拉的审判正式开始。黑人群众、记者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这一次的“审判”。曼德拉表情轻松，穿着酋长服装出现在法庭。
当曼德拉看到水泄不通的人群时，激动地举起拳头高呼：“权利！”群众以“属于人民！”的口号声回答。
曼德拉这一举动使法庭内外的所有黑人沸腾了。乐观的人更加乐观，沮丧的人也激动起来。
接下来的正常审判过程中，曼德拉成为绝对的主角。
法官还没有开口，曼德拉就站起来，义正词严地说：“这个案件是一次对非洲人民自由心声的审判，所以我认为我进行自我辩护是正当的。”
曼德拉的气质让那些通常对此类审判感觉到乏味或者蔑视的警察变精神了，他们竖起耳朵，认真地听着。
曼德拉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这片土地上，只是一句空话。”
然后他罗列出一些由白人独享的权利或者特权，在现场引起一阵欢呼声。听得出来，大家都很赞同这个观点。
接下来，曼德拉从居住权、教育权、选举权等方面阐述了种族歧视现象。他在进一步的阐述中指出，南非白人认为践踏黑人尊严、文明世界中诚实而高尚的人的良心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曼德拉的每一句话都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现场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在结束请求时，曼德拉认真地说：
我希望法官大人不要将我的辩论词认为是愚蠢无用的。如今，我之所以毫无顾忌、开诚布公地讲这些话，是因为我所提到的不公正已经种下了十分危险的种子。
对那两项指控，对所有的指控，我申明无罪。
在接下来的法庭调查和辩护中，曼德拉舌战群儒，用自己的一张嘴力挫出庭作证的警察、特务和内奸，还有总理的秘书。曼德拉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敏捷的思辨能力，论据清楚的辩护词，一针见血的质问和驳斥，给听众席上的观察家和在场的律师界权威留下了深刻印象。站在被告席上的曼德拉俨然是一位刚正不阿，在对实施了近300年的南非白人种族主义制度进行历史性审判的法官。
只是，曼德拉单枪匹马难以撼动强大的当局。10月25日，对曼德拉的两项指控罪名成立。
11月7日，法官宣布了对他的判决：5年监禁和服苦役——因为煽动罢工被判3年，因为非法出境被判2年，两罪并罚。
当曼德拉离开法庭时，他三次高呼“权利”，而回应的是无数人的怒吼“归于人民”。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一边与聚集在街头的人群高声歌唱，一边目送载着自己心爱丈夫的囚车慢慢离开。
3.监狱里的生活
曼德拉的监狱生活
曼德拉的监狱生活正式开始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开朗的曼德拉在牢房里都能结识许多朋友。这些人中，有南非共产党领导人恩科波以及罗伯特。
每天，他们会有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他们会一起出去散步，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探讨各种哲学观点，甚至有的时候会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第二天见面，大家又和好如初。
在监狱里，所有人都会按人种被隔离开来。自从曼德拉到来后，每天晚上都会有一段彼此互相沟通的时间。当犯人们被押送回牢房，狱警的吼叫声停止之后，在一片寂静中，一个声音高呼着“权利”——随之而来的是共同的回答“属于人民”，大家找到了组织和话题。
由于曼德拉“太起眼”，他被转移到实施最高警戒措施的监狱。这座监狱位于开普敦外的罗本岛上，在那里，曼德拉被单独关押。
喜欢热闹的曼德拉回到了无聊的时光。尽管如此，曼德拉每天也不让自己闲下来，他要保持健康的身体，这是自己目标能够实现的资本。这是他的父亲亨利·曼德拉告诉他的。
在这里，曼德拉慢慢梳理自己的人生，回忆当初孩童时光，回忆自己一步步接近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成为如今的曼德拉。
依靠儿时的回忆，曼德拉慢慢消磨无聊的光阴。
温妮被管制禁令
当曼德拉进入监狱之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及温妮展开积极营救。
1962年12月，温妮应印度人青年大会的邀请，发表了重要演说。很快，当局就找来了，并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对她实行管制2年的禁令。
禁令规定，她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禁止进入任何教育机构，禁止参加任何集会，禁止公开发表讲话，禁止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交谈会面，甚至不能带孩子去学校。
面对当局的禁令，温妮非常愤怒。后来，她利用一次机会，询问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约翰·克伊兹。
“你们在1962年到底是为了什么理由管制我？”
“南非荷兰语里有一句俗话，如果你看到一头猪来到你的南瓜地里，那么就不需要别人再来告诉你，那头猪要去啃南瓜了。”
很明显，当局对她限制禁令，不是因为别的罪名，而仅仅因为她是曼德拉的妻子。
1963年6月，在递交数次申请后，当局终于准许她去罗本岛看望曼德拉。经过1500公里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见面了，两个人见面后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据温妮回忆说，监狱的环境和探监的条件是极其恶劣的：
他们紧靠岸边盖了简陋的棚子，光线很暗，铁丝网把犯人和探望的家属分开。他们把纳尔逊带到这里。在半个小时当中，我必须一直站在对面跟他说话，没有地方坐。我只能看到他的轮廓。我们必须大声喊才能听见，而白人看守一直站在旁边，确实令人难堪。
曼德拉和温妮终于见到自己日夜牵挂的人，两个人都很高兴。但谁也没料到，更大的暴风雨在等待着他们。
利剑回鞘
曼德拉入狱之后，当局对社会的动荡越来越恐惧，不断颁布相关法律，重罚一些“不安分”的人。
1963年5月1日，当局颁布比《镇压共产主义法》更为严苛的法律——《90天拘禁》，这项法律规定，警察可以不经过审讯而扣押、单独拘禁、监禁嫌疑人90天，在嫌疑人面临审讯时，这一期限还可以被延长，直到当局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止。
这项法律还规定，那些已经刑满释放的政治犯如果悔改不够深刻，可以立即再次监禁，这条法律是针对罗伯特及曼德拉等人的。其中，罗伯特在服完3年的刑期后，由于“不服从管教”，立即被转送到罗本岛，在那里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牢房中。
这激起了很多人的抗议，尤其是“民族之矛”的成员。
从曼德拉被捕之后，“民族之矛”在西苏鲁和雷蒙德的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各个小分队在另一名破坏专家乔·莫迪斯的率领下，经常在政府眼皮子底下神出鬼没，主要的活动是破坏政府办公机构，剪断电线，使约翰内斯堡、德班等地的政府通信中心陷入中断。
在曼德拉被捕后的短短2个月中，“民族之矛”的成员已经采取了大约200次行动。
“民族之矛”的神出鬼没让当局大为头疼，很多报纸都在赞美“民族之矛”。在广大黑人的赞誉中，“民族之矛”的领导人也有些飘飘然了。
为了最大程度地对南非当局进行打击，最高指挥部制订了一项被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方案。方案中提出“政府仅向人民提供了一种选择，那就是用武力和暴力推翻它”，这一行动方案要求开展游击战，扩大破坏活动的范围，并提出了借助外国力量来加速这种破坏活动。
同时，方案提出在乡村隐蔽地区培训人员，以支持游击战争。同时在伊丽莎白港、德兰士瓦西北部和东开普的西北部等地选择了一些攻击目标，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破坏，以造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和混乱。在扩充人数方面，方案提出“民族之矛”的成员将增加到8000人。
这个方案的最大疏漏是低估了当局的能力，也高估了外援和自己的能力。
果然，针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当局加大了搜捕力度。当局首先怀疑的就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围绕着这个进行搜索，同时派出大量间谍，渗入到各个地方。
果然，1963年7月，“民族之矛”的重要成员乌伊西利被捕了，他属于东开普地区的一支小组。
围绕着他，警察严刑逼供，一批又一批成员被牵扯进来。在1963年7月11日，“民族之矛”遭受重创，西苏鲁和其余成员在约翰内斯堡外的一所房子中被抓获，而这所房子正是曼德拉当年搞地下斗争住过的，随后又有3名重要成员因受牵连而被逮捕。
顺藤摸瓜，“民族之矛”的所有成员全部被抓获。为免夜长梦多，当局立即着手准备利沃尼亚审判，将他们治罪，解决心头之患。
新一轮的法庭战斗
当当局发现了“民族之矛”与曼德拉的关系后，立即就将他从罗本岛转到比勒陀利亚监狱。当时，曼德拉已经与外界隔绝了9个月，对这9个月内发生的事情，曼德拉一无所知。可是，当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看到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等战友时，立刻明白了。他顾不得这些原因，不顾警察们的阻拦，立即与他们热情地拥抱。他们相顾无言，只是紧紧地握着手，像几年前经历的那场审判闹剧一样，互相鼓励，准备着一场新的唇枪舌剑。
西苏鲁发现，曼德拉面黄肌瘦，体重也下降了很多，但精神很饱满，爽朗的笑声传出很远。
在开庭的间隙，联合国大会以前所未有的106票对1票，通过了要求立即释放利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告和南非所有的政治犯。这表明了国际社会对南非政府的愤怒。
10月9日，曼德拉等一行人在警察的押送下进入法庭。尽管事前警察采取了种种威胁手段，但旁听席上仍挤得满满的，围观群众高声呼喊着：“曼德拉、西苏鲁、权利归于人民！”
法官不得不使劲敲着法槌，要求旁听席安静。当局律师由于被被告律师布拉姆辩得哑口无言，便请求庭审暂停，择日再审。
2个月后，审判重新开庭。这一次，当局律师对曼德拉等人提出4条指控：
1.招募和训练人员使用炸药，准备游击战争，通过破坏活动，进行暴力革命；
2.与以上行动相配合，计划在外国军事力量入侵南非时进行协调和合作；
3.以此进行破坏活动，颠覆当局，推进共产主义的目标；
4.为此目的，请求并接受外国同情者的资助。
曼德拉是“民族之矛”的发起人，他成为头号被告。当他被叫去申辩时，他义正词严地发表了声明：“今天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申明无罪！”
在接下来马拉松式的审判过程中，当局一直在用各种方法，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准备将被告人判处重大叛国罪，然后送上断头台。
整个审判过程中，涉及173个证人，其中对曼德拉最为不利的证人是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原成员。他为了一笔不菲的赏金，背叛了当初的誓言，他证明曼德拉回国后曾到纳塔尔的地区指挥部作报告，并诬告曼德拉是共产党员。
1964年6月11日，在当局的干扰下，法庭最终裁决：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布无罪。曼德拉、西苏鲁等人早知会有这一天，他们对这一判决都表现得很镇定。当然，他们并不是无所牵挂，他们关心的不是结果，而是被判处死刑后应该怎样去鼓舞正在战斗的黑人群众。为此，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
6月12日，这是法庭最后的宣判日。温妮带着两个女儿匆匆赶来，但由于法庭规定，不允许未成年人入内，两个孩子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面。法庭周围到处是情绪激昂的人们，他们非常关心曼德拉和西苏鲁这些领袖的命运。
法官使劲敲着法槌，命令大家安静下来，他顿了顿声，念道：
“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案，但政府决定不以此种方式进行指控。鉴于此，并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对其处以极刑，而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
不幸中的万幸，他们没有被判处死刑。尽管当局给法官很大的压力，但法官依然坚守了最后的底线。
曼德拉等人露出了微笑。这不仅是辩护律师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
在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温妮说：
人们的情绪这样高，国际舆论从来没有这样大，如果他们敢冒险处死领导人，整个国家将燃烧起来。
当曼德拉走上囚车的时候，人们一拥而上，想送送自己的领袖。在拥挤的人群中，温妮拖着两个小女孩使劲往前挤。当人们知道这两个可爱的小女孩是曼德拉的女儿时，都侧开身子，尽力将她们往前推。最终，曼德拉在匆匆地看了两个女儿和温妮一眼之后，就被蛮横的警察推进了囚车。
国际社会的关注
曼德拉等人的遭遇，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天，关于利沃尼亚审判的报道占据了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
美国的《纽约时报》评论：
“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利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审判者是英雄和自由战士，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不是应被处罚的罪人。”
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
“人们忍无可忍，激怒起来，出现了当时的场面……历史最终将判决大权在握的政府有罪，这已经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特别强调：
“利沃尼亚审判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名字。”
已经被解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原主席艾伯特发表声明：
曼德拉等领导人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们的政策符合兄弟般的友爱和人道主义的国际原则；失去他们的领导，友爱和人性将被毁灭，今后几十年间在南非将不复存在。他们深深地信仰正义和理性；他们被隔绝起来，正义和理性也将离开南非的舞台。
我希望全世界立即行动起来对南非政府进行制裁。这样将带来必要的重大变化，以防止出现可能成为我们时代非洲最严重的悲剧。
与此同时，联合国发表声明，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各项立法，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政治犯。它不承认对所有由于反对种族壁垒制度而被判死刑的人所进行的惩治，并要求对一切在押人员实行大赦和对反种族隔离的人予以宽大处理。
两天之后，安理会在决议中再次确认了它向成员国发出的关于停止向南非出售和运载武器的呼吁。最后，它敦促成员国采取联合或单独行动，说服南非政府接受联合国决议。
在审判结束之后一周内，联合国安理会再次发表声明，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并建立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审查可能对南非政府实施的制裁措施。
联合国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国际奥委会宣布：如果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8月16日以前不进行修改，它将禁止南非参加1964年的奥运会。
同一年，南非政府坚持不派出有多种族队员参加的混合运动队，国际奥委会于是决定禁止南非参加次年的奥运会。
与此同时，亚非国家对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也进行强烈谴责。在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南非的决议。决议表示：
注意到南非少数白人政府正在个别地和集体地武装欧洲人，以便执行它反对非洲人民的残酷的暴力阴谋；并注意到非洲人民已决定要用暴力来对付欧洲人的暴力。大会向新近成立的“民族之矛”致敬，并呼吁一切亚非国家的政府和解放运动：
1.支持南非的非洲人在自己的斗争方法中增强采取暴力的决心；
2.谴责英国和法国执意向南非政府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在南非建立军备和军工工厂。
大会谴责南非少数白人政府所执行的对解放运动的领袖所采取的恶毒的恐怖行为，要求立即把纳尔逊·曼德拉、罗伯特·索布克韦和其他政治领袖从监狱、软禁和流放中释放出来。
然而，南非当局强硬地对曼德拉等人执行终身监禁，而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一意孤行。最终，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对南非实施经济制裁：要求联合国成员国与南非和葡萄牙断绝贸易联系并禁止其飞机和船只在非洲国家的机场和港湾停泊，以抗议两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决议还呼吁非洲的产油国向两国实行石油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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