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

    ——纳尔逊·曼德拉

    1.最后一块遮羞布

    当局策划下的“独立”

    索韦托镇惨案使南非当局处于国际舆论的漩涡中，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南非当局策划了一出闹剧，目的很简单，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

    1976年10月26日，特兰斯凯黑人家园宣布“独立”。从表面上看，特兰斯凯正式成为一个国家，而且具备独立国家所有的标志：国旗、国歌、国徽、政府、国会、主权，等等。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怪胎。

    特兰斯凯南临印度洋，北临莱索托，原是南非东开普省的一个地区。这里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常年多雨，气温适宜，草地繁茂，马牛成群。然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却很贫困。由于长期的种族歧视政策，这里的经济发展落后，工业化毫无起色，大部分资金依靠南非供给，在农业方面，粮食主要依靠从南非进口。最为关键的是，有超过50万的特兰斯凯人在南非工作。

    实际上，这仅仅是一出闹剧，是南非白人政府策划很久的一个阴谋，即黑人家园理论——将种族隔离制度从政治上彻底实施开来，是针对南非班图人的一个阴谋。

    事实上，早在1947年，南非白人政府就提出了种族隔离是解决种族冲突问题的“最为科学和理想的方法”，并组成了所谓的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将南非联邦分成四大类居民——欧洲人、混血种人、印度人和非洲人，提出各自建立居民区。目的是保持“种族纯洁”，保证欧洲人不被同化，每一种族能够保持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

    之后不久，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种族隔离理论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黑人家园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针对数量庞大的班图人，班图人在其保留地都有固定的土地，但行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进入其他地区只属于提供劳务性质，而这也是班图人进入其他地区的主要理由。言下之意，班图人在保留地以外没有经济财产，也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紧接着，南非种族问题委员会又发布报告，提出了班图斯坦的规划——欧洲人与非洲人的地域界限是消除种族冲突、保持种族关系和谐的唯一有效途径。

    根据这个规划，南非当局绞尽脑汁，秘密开展了大量工作，终于在1976年宣布特兰斯凯独立。

    针对这出闹剧，曼德拉很早就表达过谴责，在1956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上，曼德拉揭露班图斯坦计划的虚伪性。在文章中，曼德拉一针见血地指出，“建立和巩固保留地制度的唯一目的是要使保留地的黑人居民大众更缺乏土地并且让他们终身贫困，另一个目的则是为南非当局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一支流动劳工大军”。这样，南非当局有足够的借口对这些黑人居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即让他们居住在临时工棚里，不需要时就将他们送回保留地内。

    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甚至一度引发班图人的游行抗议。在1959年南非当局颁布《促进班图自治法案》后，曼德拉再次撰文指责当局的这一欺骗行为，他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角度，指责南非当局卑鄙的伎俩。

    1976年的索韦托镇惨案发生后，面对内外的舆论指责，南非当局再次祭出这出丑剧，作为遮羞布。

    特兰斯凯独立，这不仅仅意味着黑人和白人的隔离，也是黑人与黑人的隔离。这表现在南非当局在特兰斯凯培植了一个合法的代理机构，作为继续统治黑人的代理人。在特兰斯凯独立的整个过程中，都是南非当局在一手策划，各级官员的任命由南非当局一手操纵。

    另外，独立的特兰斯凯将无权干涉南非的其他事务，而长久以来，特兰斯凯是黑人解放运动的发源地，曼德拉、西苏鲁、奥利弗、温妮等黑人都来自这一地区或者和这一地区渊源深厚，这意味着黑人解放运动的力量被大大削弱。

    尴尬的非洲黑人

    特兰斯凯的这场闹剧上演后，遭到了很多黑人的反对。

    作为和曼德拉很有渊源的人，特兰斯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凯泽·马坦齐马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凯泽和曼德拉的关系一直不错，曾一起在海尔堡大学学习，而且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敌，他追求过温妮。不过，此时的他称得上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尤其是政治手腕，非常毒辣。

    凯泽的目标是恢复科萨人的民族性，他曾经公开宣扬自己的主张——没有南部非洲的独立，则非洲的独立毫无意义。而特兰斯凯的独立就是南部非洲独立的一部分。

    很明显，凯泽不是“白人政权的合作者”，也不属于“汉奸”，他只是在不经意间成为南非当局的一颗棋子，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当然地为南非当局“服务”！

    凯泽一直坚持认为，已经独立的特兰斯凯的国民在白人面前的态度应该是自信的，没必要觉得低人一等，例如他曾经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非洲黑人区别对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

    凯泽也曾经多次表示，特兰斯凯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属于高人一等的先进国家。特兰斯凯有民主的政体和法律，且有自己的领土和公民。

    凯泽在无形中成为南非当局的幕后推手，这让很多人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包括身在监狱的曼德拉。

    对于原属于特兰斯凯地区的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这种“独立”使他们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他们将面临在南非共和国和特兰斯凯国之间选择某一国家的“国籍”。如果选择南非共和国，他们会失去在特兰斯凯的家园；如果选择特兰斯凯“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这是因为南非当局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

    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南非当局和特兰斯凯当局在这些问题上，也产生了一些争论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双方达成协议：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2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在南非时必须遵守《通行证法》。

    对于特兰斯凯的“独立”，世界舆论是什么态度？强烈反对！

    在非洲境内，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谴责南非当局的这种“独立”闹剧，其中有毛里塔尼亚、马里、赞比亚、布隆迪、突尼斯、加蓬、加纳乌干达、塞内加尔、扎伊尔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几个国家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蔑视，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呼吁拒绝承认特兰斯凯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化在一起。

    与此同时，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被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闹剧，并呼吁各国拒绝承认特兰斯凯国，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反独立的英雄

    南非当局的一意孤行，激起更多人的反抗。泛非主义者大会呼吁非洲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对南非当局进行打击。1977年，南非本土的游击队员和破坏者，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些游击队员和破坏者大多经过索韦托镇战火的洗礼，他们是青年一代中的佼佼者。

    在这些勇敢的年轻人之中，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奥兰谷和被判18年监禁的托克欧·塞克斯威尔。尤其是后者，更是勇敢坚强，在接受法庭的审判时，他义正词严，发表了一篇充满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的演讲：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三个。我们家唯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很难相信，这是一名年仅24岁的年轻人在法庭上的演讲，与他一起被判刑的还有12名年轻的爱国者。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开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

    2.温妮的别样人生

    温妮的遭遇

    1977年5月16日，温妮再一次被南非当局秘密抓捕，理由是她被指控与索韦托镇学生暴动有关。与她一起被秘密抓捕的，还有12名妇女。

    南非当局企图将煽动1976年6月的学生暴动的罪名加到这些人身上。事实上，在这次的暴动中，由温妮组织建立了黑人家长协会，主要目的是防止事态恶化，组织有效的救援。

    在接下来的审判中，温妮不仅反驳了当局提供的证据，还获得了一笔补偿金。很快，包括温妮在内的13人被释放。

    这还不是结束，当局为了名声，对温妮等一些人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此时，南非的周边局势开始出现危机。先是南非出兵安哥拉的行动，导致它陷入战争的泥潭，同时遭到非洲周边国家的一致谴责。与此同时，南非的邻国莫桑比克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签订了带有军事性质的互助合作条约。

    当时，国际大形势是美国与苏联的争霸，为了联合资本主义阵营，美国政府派大使安德鲁访问南非。南非当局为讨好美国，可谓费尽心机。为了减少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以及不必要的麻烦，南非当局将一些敏感的政治犯全部控制起来。作为民主积极分子的温妮，被转移出索韦托，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镇。

    之所以将温妮流放，除了逃避国际舆论界的注视和追踪，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企图用这种难以忍受的孤寂来摧毁她的意志。

    布兰德福特镇是一个典型的小镇，常住着大约1900名阿非里卡白人居民。而真正的主人却因为黑色皮肤，因为种族隔离政策，居住在隔离区。

    可以这么说，布兰德福特镇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一个袖珍型的代表——白人居住区宽敞、豪华，公共设施齐全，而黑人居住区狭窄、设施落后，鲜为人知，尽管他们的人数数倍于白人。这个小镇上的很多公共设施，比如警察局、银行、餐厅、旅馆，甚至加油站，都有明显的专供白人使用的标志。

    在温妮被流放到这个小镇之前，小镇上的议员和警察召开了一个全镇居民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人们被告知温妮是个危险人物，和她来往是危险的，并将接受惩罚。

    这种抹黑的手段在温妮刚到小镇时对这一地区的居民还是很有效的——进入小镇的1个月内，温妮非常孤独。

    警察用车将温妮和津荠送到布兰德福特镇，给她们安排了一间设备简陋、环境很差的房子，温妮和津荠将这间小房子称为“牢房”。

    当局为了缩小温妮的活动范围，给她拟定很多规矩。根据规定，温妮不准私自离开布兰德福特镇，而且夜间不准外出；整个周末和公共假日也禁止外出；禁止接待来客，离家外出时，禁止同一个以上的人在一起；不许进学校或大学；不许进工厂；不许访问幼儿园；不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讲话……

    面对这些蛮横的规矩，温妮会如何应对呢？

    唤起民智

    温妮天生就具有一种叛逆的性格，当局将她流放到布兰德福特镇，是想降低她的影响力，不给当局添麻烦，可温妮却反其道而行之——抗争和启迪民智。

    叛逆的温妮走到哪儿都是“战场”，这次，南非当局在自家门口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布兰德福特镇，温妮闯进了阿非利卡人的地盘，置身于白人中间，这使她成为黑人运动的化身。她无所畏惧，走进那些黑人从来没有进过的购物超市、银行、餐厅、警察局及加油站等一些专供白人享用的公共设施。

    经过温妮这么一带头，黑人也在这些场所出现。尤其是超市和银行，在此之前，黑人购买商品和办理银行业务都是通过一种小小的专门为黑人设置的窗口完成，温妮的举动让这些黑人觉得他们应该享有和白人相同的待遇。

    在温妮的启迪下，布兰德福特镇黑人的民智逐渐开启，他们开始无所顾忌地到超市购买日用品，开始使用银行正门的入口处，开始从正门进入警察局要求得到帮助，而这些现象在温妮到来之前，是黑人不敢想象的。

    觉悟逐渐提高的黑人，开始主动接近温妮，向她学习和取经，这样温妮就能更加方便地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传递给他们，让这些黑人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例如，这些黑人先前遇到雇主时从不敢多要报酬和待遇，每次他们得到的报酬都少得可怜，而且工作条件也非常差。自从温妮到来之后，他们开始学会争取工作环境和报酬。

    逐渐地，温妮在镇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开始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甚至一些白人也愿意和她交谈，还有一些人根本不屑当局的禁令，到温妮家参加聚会。

    生活环境的改善，让津荠的性格逐渐开朗起来，她经常会给父亲曼德拉写信，在信中她聊起这些变化，并说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曼德拉收到信后，十分高兴，也十分欣慰。

    温妮的行为和影响力越来越大，让当局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对付温妮。1980年5月，温妮因在布兰德福特家中让人留宿而被指控违反禁令，面临当局的指控。

    在这个危险时刻，多亏一名叫德瓦尔的白人律师，他是阿非里卡人，是布兰德福特镇唯一的辩护律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德瓦尔无数次地帮助温妮，游走于法院和政府部门，又很多次为她出庭辩护。为此，他遭到当局的打击报复，被从白人圈子里赶了出来，几乎所有的白人都同他断绝了来往。

    南非当局的卑劣行径，使更多的人觉醒，同时也使体制内的一些基层工作人员感到内疚、心虚。比较有代表性的当数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他曾写信给温妮，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信中承认自己的很多行为并不是出自自己的本意，而是“身不由己”，他在信中写道：

    常人根本无法想象，甚至我的父母私下里都无法接受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向学生开枪的人——只因为他们的皮肤是另一种颜色。我自己也难以置信，当我接到“瞄准射击”的命令时，我的大脑是空白的，这和我在军校里学习到的命令根本无法兼容——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看得出来，我的战友们也和我一样迷茫，他们甚至还嘀咕：“这个世界疯了吗？”

    尽管在布兰德福特镇的生活不再孤单，但温妮仍然很孤独，尤其是津荠离开了她去读书之后。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有津荠陪在身边时，她尚且感觉到快乐，生活有所寄托，痛苦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可津荠离开她之后，她感觉到了死一般的寂寞。

    在津荠离开她的那段时间里，唯一能够让她安慰的就是去罗本岛探视曼德拉了。这种生活让她的脾气越变越坏，为了排解孤独，她学会了酗酒。

    然而，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温妮探视曼德拉的请求作出了很复杂的规定：前往罗本岛探监的时间有明确的规定；离开布兰德福特镇的时间有具体的规定；前往罗本岛和回到布兰德福特镇必须前往政府部门报告；出发和归来期间，不准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来往罗本岛的路线必须经过当局的安排。

    因此，每次探视之前，温妮总是要在半个月之前提出申请，然后经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批准，才能匆匆忙忙地作准备。

    幸运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影响了南非的国内政治，使南非当局再次陷入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3.南非的新局势

    南非国际大环境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非洲的局势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南非的邻国，继安哥拉、莫桑比克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独立之后，津巴布韦也正式宣布独立。然而，南非白人政权仍然像固执的老人一样，死死固守着南非的利益集团，在国内不断强化各种种族立法，极力镇压即将爆发的黑人运动。

    当然，世界潮流的大趋势不会允许南非白人政权肆意妄为，南非人民也不可能允许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被当局取缔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流亡国外，此时卷土重来，非洲人国民大会宣布1980年为“行动年”，庆祝《自由宪章》发表25周年。

    与此同时，在南非国内，要求“释放曼德拉”的群众运动如雨后春笋般开展起来，且屡禁不止。

    这次运动先前并无任何征兆，只是有些报纸偶尔刊登一些零星的倡议，但受限于当局的重压，一直是波澜不惊。1980年1月发生的两件事彻底将“释放曼德拉”的声音传播开来：在比勒陀利亚城郊，几名刚刚潜回国的“民族之矛”游击战士在南非最大的国有银行内劫持了两名工作人员，要求释放曼德拉，当警察强行解救时，三名年轻人和两名人质都被杀，最终，事件以流血冲突告终；约翰内斯堡郊区最大的石油设施在一夜之间遭到破坏，尽管当局事前已经得知消息，并加派重兵把守，却依然未能阻止这股强大的破坏力量。

    各地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两件案子，并配以“流血冲突抗议当局关押政治犯”“曼德拉重见天日”等标题，非常醒目。3月初，南非发行量最大的黑人报纸《星期日邮报》正式以“释放曼德拉”为标题发出强烈呼吁。随后，释放曼德拉及所有的政治犯的呼声越来越高。

    接着，津荠高呼着“给我父亲自由”的口号，加入了“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使这一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津荠在一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的聚会上发表演说，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谴责了南非当局犯下的种族主义罪行，以“索韦托一员”的身份，要求政府放弃挣扎，释放曼德拉及所有政治犯。

    “释放曼德拉”的活动在3月份后达到高潮。据统计，有超过3万名群众聚集到索韦托镇的街道上，要求释放他们的英雄曼德拉。

    1980年3月23日，索韦托镇的5000名群众集会纪念沙佩维尔惨案20周年。在纪念大会上，黑人响应“释放曼德拉”的倡议，同时，各种报刊、各界人士和各种族的青年学生都加入了这一请愿活动中。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得到了世界正义力量的支持：

    1981年6月，在法国，数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送到南非驻法国的大使馆，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曼德拉；

    1981年6月，在非洲，非洲统一组织强烈呼吁释放曼德拉；

    1981年7月，“释放曼德拉”的活动席卷整个欧洲，1400个欧洲城市的市长联名要求释放曼德拉；

    1981年8月，来自59个国家的2200名市长在请愿书上签名；

    1981年8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收到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组织的基督教徒1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南非当局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在这期间，曼德拉名扬海内外，还获得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多种殊荣。他被意大利的罗马市、希腊的奥林匹亚市、英国的阿伯丁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被印度政府授予最高规格的“尼赫鲁奖”，委内瑞拉的“西蒙·玻利瓦尔奖”，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友谊明星奖”，古巴的“普拉亚·吉隆奖”。另外，很多国际知名的大学，如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纽约市立学院、英国的兰凯斯特大学都授予他法学荣誉博士的学位，很多国际知名的社会团体纷纷邀请他作为自己组织的荣誉主席或成员。

    转移到新监狱

    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罗本岛上，这让曼德拉很高兴。当然，曼德拉知道，南非当局并不会轻易让步，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为了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曼德拉仍然每天坚持锻炼、学习，这是曼德拉入狱以来一直保持的习惯。他知道，要想赢得战斗的最后胜利，就一定要有健康的身体和灵活的大脑。

    当他得知自己被很多国家和地区授予殊荣时，他要求温妮代表他前去领奖，但南非当局考虑到温妮和曼德拉的影响力，以限制禁令为由，拒绝发护照。

    “释放曼德拉”的运动规模越来越大，让温妮相信总有一天她的丈夫以及所有的政治犯会离开小岛，恢复自由。1982年4月的一天深夜，温妮的愿望实现了一半，这里所指的一半，是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几名政治犯，在当局的秘密行动下离开了罗本岛监狱，但并没有恢复自由之身。

    1982年4月1日深夜，熟睡中的曼德拉被一个低沉的声音叫醒，还未等曼德拉反应过来，他就被两个人一左一右架了出去。当曼德拉被架到狱长的办公室时，发现西苏鲁、姆赫拉巴、姆贝基和雷蒙德等人都在那儿。狱长神色严肃地告诉他们，接到总理的通知，要将他们几个送到另外一个新地方。很快，他们几个人从罗本岛神秘地转移到开普敦，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

    波尔斯摩尔监狱是一座新式监狱，距离开普敦大约40英里。监狱是一栋黄色的砖瓦楼房，内部设施完善。这个监狱共关押着6000多名不同种族的犯人，他们被隔离在不同的地方。曼德拉和他的几个同伴被关在一所孤立房子的一间大宿舍内，可以通过一个狭长的四周高墙环绕的院子，房子大约有25英尺宽，40英尺长。墙体大约12英尺的高度装有铁窗，室内阳光比较充足，比罗本岛监狱的条件好多了。房子内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钢架床，沿墙还有几个书架，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被判了20年刑期的年轻人帕特里克。

    进入新监狱之后，曼德拉仍然坚持以往的习惯，凌晨3点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的身体锻炼，白天则主要是看书、学习。在这里，犯人的待遇被罗本岛监狱好多了，他们可以看一些报刊，包括《每周卫报》和《时代》，还能够收听现时段直播的广播。

    狱方的行动非常秘密，罗本岛监狱的狱友根本一点都不知道。当第二天他们醒来时发现5个房间都空了，才知道曼德拉等人被转移走了。

    至于转移的原因，监狱内外的人都不知道。很多人从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得知了这一消息，当局未对这一情况作任何解释。很多人猜测，这可能和最近国内外铺天盖地的舆论有关系。

    当温妮得知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决定去探望。经过申请，她获得了批准。

    在波尔斯摩尔监狱时，温妮发现候客室很舒服，探视间有一面很大的玻璃挡板，她可以看到丈夫大部分的身体，声音也不再是用电话而是用麦克风传递，当曼德拉对着麦克风说出“我终于又再次见到你了”的时候，温妮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20年来她第一次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

    人生能有几个20年？尤其对一对夫妻来说，20年的分离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据温妮回忆，曼德拉看起来身体不错，脸色也好多了。看守也不再像罗本岛监狱时那样大喊“探视结束”，而是小声地提醒她：“曼德拉夫人，你还有5分钟时间！”

    事实上，看守也是在了解了曼德拉和温妮的经历之后才改变态度的。可这小小的改变对这么多年受到粗暴对待的曼德拉和温妮夫妻来说弥足珍贵，他们依靠努力得到了南非当局“代表”的尊重。

    新战场的继续斗争

    转移到新监狱，根据规定，曼德拉等人必须从事监狱组织的劳动。可曼德拉和他的狱友果断地拒绝参加劳动，他们认为自己不是犯人，且年龄也很大，根本不应该参加。最终，他们成功地争取到了自己的权利，无须参加监狱组织的劳动。

    为了打发在监狱的闲暇时光，他们几个人在长方形的楼顶上开辟出了一小块农场。这块所谓的农场，实际上是用十几个装满泥土的半截油桶组成的，在泥土里种上西红柿、黄瓜以及其他蔬菜。当然，大多数的时候，他们很少吃这些蔬菜，种植只是为了打发闲暇的时光。

    曼德拉很认真地对待这些蔬菜，精耕细作，松土浇水，除草施肥，很有邻家老人的味道。尽管曼德拉在监狱中所能接触到的大部分消息都来自当局，但凭借着对政治的敏感度，他已经觉察出南非的局势在朝着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

    当时的局势的确如曼德拉所预料的那样，南非的反抗运动越来越活跃，当局的镇压和迫害也与日俱增。很多白人纷纷将资产套现，南非不断出现爆炸性的经济新闻。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动，从侧面反映了南非白人政权的恐惧。

    在政治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以来，拘留所内以各种形式死亡的黑人运动领袖和积极分子多达25人。尽管死因千奇百怪，吊死、跳楼死、自杀死、被同伴打死等，每一次的事故都激起很多人的愤慨。

    在经济方面，当时一些金矿的大老板纷纷撤资，很多设备和厂房不断被甩卖。原本计划投资开发的很多企业也纷纷驻足，都在观望南非的局势。

    在温妮这儿，她从波尔斯摩尔监狱回来之后，根据曼德拉的意见，发表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温妮详细地讲述了曼德拉这些年的岁月，尽管失去自由，却从未失去信心；尽管身陷监狱，却从未放弃过斗争。温妮的报告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给南非当局造成了很大压力。

    监狱内的西苏鲁已经70岁了，曼德拉他们在监狱内为他举办了一个简单的生日。与此同时，在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礼堂里为他举行了一次集会，向他表达敬意，同时呼吁南非当局释放所有的政治犯。

    为了缓和国内外的种种压力，南非当局又让了一步。1984年5月，波尔斯摩尔监狱当局通知温妮及曼德拉的子女们，他们允许“接触探监”。曼德拉和温妮得到这个消息，都十分激动。

    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温妮有些哽咽，她说：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当我到达波尔斯摩尔监狱的时候，我看到了曼德拉站在那里，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前，亲吻了他，长久地拥抱——这距离我上一次接触他已经过去了22年，这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描述的感觉。那么奇妙，又那么令人黯然神伤。

    关于这一段往事，曼德拉是这么说的：

    我一直坚信，我能够获得自由，能够与家人团聚。我被看守从监狱带出来，映入我眼帘的是陌生又熟悉的人，我知道他们是我的亲人——22年无日无夜的煎熬，22年的相思之苦，尤其是对温妮太残忍，刚结婚不久就分离。一切都太不容易了，我紧紧地拥抱着温妮，长久不愿意松开。当我的小儿子达波把一个婴儿放在我的手中，并对我说“这是你的外孙”，我再也控制不住，眼里含着泪花，紧紧抱着他。

    受制于白人否决权

    为了提高南非当局的形象，1984年冬天，新上任不久的博塔总统进行了一项改革：建立三院议会，除了460万白人代表以外，350万有色人种和南非黑人也有了自己的代表。然而，有色人种和黑人的权利要服从白人否决权，2100万南非黑人的“权利”被掌控在班图斯坦和市政委员会手中。

    南非白人当然欢迎这项改革措施，但是三院议会引起更愤怒的抗议，超过80%的代表联合抵制这种改革，当新议会在9月召开时，终于引起一场全国性的抗议骚乱。

    首先发起抗议的是阿特里奇维尔镇的学生，他们率先罢课抗议。为平息抗议，当局组织多次演讲、宣传，可以说，威逼利诱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却毫无作用。

    阿特里奇维尔镇学生罢课的抗议浪潮很快在南非全国范围内展开，引起更大规模的抗议。在约翰内斯堡西南地区，由于当局增加房租的决定，导致了一场更大的抗议浪潮。

    当这一地区的居民听到当局决定增加房租时，他们开始进行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事实上，由于南非局势的变化，导致了经济衰退，南非黑人大量失业，陷入极度贫困。

    10月，愤怒的人群袭击并烧毁了房租董事会的办公室，同时摧毁了位于这一地区的其他城镇，比如沙佩维尔、波菲龙、博伊帕通和伊瓦通等的市镇政府建筑、商店和银行。3名董事会会员被愤怒的人群打死，其中包括2名副市长，其他官员仓皇出逃。

    这股抗议浪潮迅速向周围市镇蔓延，人们长期以来积累的愤怒爆发了，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到处是烧、打、砸，南非警察全部沦陷，到10月底，局势已逐渐失去控制。

    南非当局为控制局势，调来军队进行镇压。军备设施完善的7000人军队包围了西博肯，并挨家挨户搜查、逮捕违法的居民。

    军队的出动立即控制了混乱的局势，维持10多天的骚乱停止了。当局得意扬扬地宣称，军队的目的是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镇压骚乱，并自信地表示当局完全可以控制局势，并强调在任何特殊情况下。

    然而，依靠军队镇压控制的局势只是表面现象，并未真正平息骚乱。这个时候，一直对南非骚乱局面持谨慎态度的组织——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与联合民主阵线选择了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发起了为期两天的罢工运动。他们要求军队放弃镇压，撤离城镇，释放被囚禁者。

    由于组织得力，人们团结一致，这次罢工影响非常大，南非整个工业都陷入瘫痪状态，当局再一次陷入困境。当然，南非当局不会任由罢工继续，为此，当局逮捕了南非工会同盟和南非工会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

    恰好在此时，从奥斯陆传来消息，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约翰内斯堡英国圣公会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23年前，一直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卢图利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卢图利去世之后，德斯蒙德·图图接过接力棒，一直贯彻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在各种场合语言犀利地批评南非当局的种族主义政策和镇压黑人运动的蛮横行为。为了获得国际上的支持，他曾多次访问欧美国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南非的局势，对南非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以迫使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

    因为屡次与南非当局作对，他惹怒了南非当局。出于报复，当局多次撤销其护照并一次次将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尽管如此，他仍然毫不畏惧，勇敢地宣传贯彻自己的主张。

    1984年，当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授予德斯蒙德·图图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大大鼓舞了国际社会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在感恩节前夕，“争取南非自由”的示威者在南非驻美国、英国、法国等大使馆前静坐示威，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一场抗议活动。

    允许与陌生人接触

    世界范围内的抗议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南非国内的抗议活动，罢工运动不断发生。

    1985年3月，南非黑人发起纪念沙佩维尔25周年的活动中，与警察发生冲突，最终导致19名黑人被杀，激起了更大的抗议浪潮。

    根据统计，3月至4月，南非共发生大大小小1500多起骚乱，半数以上发生在东开普地区。当然，这些冲突在国际范围内引起更大关注。

    著名社会活动家爱德华·肯尼迪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要求对南非实施制裁。随后，他亲自前往南非，要求会见曼德拉，但遭到拒绝。几经辗转，他见到了温妮，对她进行了专访。

    在这篇专访被公之于众后，很多人质疑南非当局拒绝爱德华会见曼德拉的行为，并猜测曼德拉是否遭到了虐待。处于尴尬境地的南非当局为了证明曼德拉并未遭到虐待，允许英国保守党人贝塞尔进入波尔斯摩尔监狱会见曼德拉，并批准两人进行会谈。两人的交谈很愉快，尤其是曼德拉的状态和渊博的知识，给贝塞尔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随后，美国人戴塞尔也被获准访问曼德拉，戴塞尔是国际人权同盟理事会高级理事，当时正在南非参加关于刑事罪犯量刑的研讨会。

    他是第一个获准会见并访谈曼德拉的国际人权组织的人，他详细记录下与曼德拉会谈的整个过程：

    （一直在报道中关注曼德拉的消息，却从未见过本人）他很高很瘦，面部轮廓棱角分明，满头银发，精神饱满，根本看不出是经过23年牢狱生活的人。他穿着蓝色卡其布囚服，精力充沛，神态自若，声音洪亮，而且举止庄重，这和我印象中的曼德拉形象大有不同。的确，在我过去对他的理解中，我认为他应该是电视中常出现的游击战士或者激进的理论家的面孔，而不是如今的慈祥的老人，或者说是国家元首。

    ……

    我一时之间语塞，甚至不知如何开口，对这样一位拥有特殊经历的人，我不知道该恭喜他还是安慰他，总之，我觉得我有点紧张。

    “你好！”他说。我甚至有点多余地说了下面一句话：“你一定是纳尔逊·曼德拉先生吧？”

    他微笑着点点头。

    在意识到自己的紧张情绪后，我补了一句话：“我很荣幸，能够见到你！”

    他一直在对着我微笑，这让我很舒服，很快就放松了下来。他请我坐在桌边，这样方便做笔记，我立刻意识到我很多的疑问将在这儿解开。

    会谈一开始，曼德拉向我讲述了罗本岛上的岁月，以及他作为黑人政治犯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接下来，他话锋一转，承认自己一直在保持锻炼，健康状况良好，但仍对监狱的环境有所不满。

    很快，我们就谈到了政治。在这个问题方面，曼德拉显示出他渊博的时事知识，从他嘴里说出的一些话，让我觉得很意外，我认为这与他被囚禁20多年的生活很不相称。尤其是他对日内瓦的军备谈判饶有兴趣，也滔滔不绝地谈论了一番。

    在说到南非问题时，曼德拉使我相信，虽然他的话是对我讲的，但是他却想要我将这些话转达给白人当局。他说，自从他入狱以来，南非当局根本就没有和他讨论过有关他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意向和政策问题。

    在会谈中，曼德拉阐述了他对南非政治局势的基本看法。下面是两人的对话实录：

    戴塞尔：你是否对政府提出的取消禁止种族通婚法和放宽限制黑人进入白人区法等措施抱有希望？

    曼德拉：坦率地说，我未曾有过娶一名白人妇女的奢望，也未曾有过到白人游泳池里去游泳的想法。我们和白人的根本争端是政治平等问题。我们的纲领很明确，根据的是三项原则：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南非，而不是人为的“家园”；在中央议会中要有黑人代表权，而不是为有色人种和亚裔人新建什么议会；人人有投票表决权。

    戴塞尔：据我所知，白人中有很多人担心政治平等意味着白人会淹没在怨恨满腹并占绝大多数的黑人海洋里。你的纲领能对南非白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曼德拉：这也是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常关切的一个问题。南非的白人不同于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他们生在这儿，长在这儿，这儿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愿意他们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居住，和我们共享政治权利。我必须强调，在打破种族隔离并建设一个紧密团结、多种族社会的任务中，重要的是平衡和克制。例如，我们愿意约翰内斯堡能够保持像现在这样既美丽又繁荣。所以，我们同意等到有了充分的就业机会和新的房屋供黑人庄严地搬进时，再解决这种黑人与白人的分离居住状态。

    戴塞尔：你的这种温和立场和你的组织的誓用武装推翻南非政权的目标如何协调呢？

    曼德拉：我相信，我所寻求的南非的变化能够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必须承认，如果黑人过度相信暴力，将会遭受极大的痛苦。如果白人政府领导老是对我们言而无信，如果他们不和我们会谈政治平等，如果他们一定要我们做白人的阶下囚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那么，我们除了使用暴力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可以肯定地对你说，我们即将这样做。尽管南非当局的军事力量很强，黑人采用直接战斗的办法难以击败白人政权，然而，时间长了，在我们邻国的帮助下，有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支援，并继续训练我们的人民，我们一定叫白人的日子不那么好过。

    戴塞尔与曼德拉交谈过后，还参观了曼德拉所在的监狱住所。当他们走到曼德拉开垦的菜园时，曼德拉像个孩子似的，为他展示这些蔬菜，脸上充满骄傲的神情。天真的曼德拉让戴塞尔觉得他像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在向别人展示自己丰硕的果实。

    然而，当看守打开一道沉重的铁制大门时，曼德拉和戴塞尔拥抱了一下，说：“这是隔离区，我们必须分开了！”

    戴塞尔与曼德拉会谈后，决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南非当局施压，释放曼德拉。很快，他以国际人权组织主席的身份，向欧洲各国的外交部长倡议，对南非施加压力，释放包括曼德拉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欧洲各国外交部长纷纷向南非当局发函，要求释放曼德拉。此时的南非当局，面临着南非白人政权有史以来最为艰难和尴尬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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