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所说的这点儿东西江彬他们早就看过了，那些账册也早查对过了，现在这三个人都知道王守仁说的是实话，可他们却故意不信，张忠冷笑着说：“账册是人做出来的，有什么用？至于黄金白银，挖个洞就藏起来了，弄条船就运走了，谁能知道？”
张忠这话十分狠毒，可王守仁却不为所动，冷笑着说：“张公公说到账册，让我想起一件事来：攻克南昌的时候，我的手下从王府里搜出一批账簿，里面记载的是宁王这些年在京城里向官员行贿的内容、时间、地点、贿银数目，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几位大人想看看这些账簿吗？”
一听这话，厅里的三个奸贼全都闭上了嘴。
宁王密谋造反这些年，他的心腹一直在京城里活动，拿着山一样多的白银贿赂朝廷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受过宁王贿赂的人多得不计其数，连内阁首辅杨廷和也收过宁王的好处。江彬、张忠、许泰都是皇帝身边的宠幸，宁王行贿的时候怎么会少了他们的份儿？以这些人的品行，又怎么会不收宁王的贿银？所以这些账簿一旦打开，江彬、张忠、许泰的名字皆在其中。
这三个家伙千里迢迢跑到南昌来，是想陷害王守仁的，哪知反让王守仁揪住了他们的把柄。这一下三个人的气势都被打掉，连一句狠话也说不出来，又胡乱扯了几句闲话，赶紧把王守仁送出府去了。
一个良知克倒奸贼
自从冲进南昌，江彬他们前后拷打迫害了几十人，却找不到倾陷王守仁的罪证，这次面对面较量，又斗不过这位心学宗师，张忠、许泰已经无计可施。江彬的头脑并不聪明，若论凶悍却在这几个人之上，想了好久，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既然在王守仁身上找不出罪证，咱们何不给他造出一个罪来！”
张忠忙问：“都督想怎么办？”
江彬咬着牙说：“王守仁不是说了嘛，现在南昌城里已经断粮，百姓们日子艰难，咱们就在这上头做文章，干脆把城外的四万大军都调进南昌城里来，让他们在城里任意居住，就地取食。”
许泰忙说：“依军法，没有战事，官军无故不得进入府县城池。现在咱们把四万人都调进南昌，万一和百姓起了冲突，闹出事来大家都有麻烦。”
江彬冷笑一声：“军法我也知道，可皇上御驾亲征到江西平叛，当然有战事！这时候咱们调官军入城合情合理。至于百姓和官兵冲突，我觉得正好！咱们不是到江西来平叛剿贼的吗？百姓们闹起事来，锦衣卫就可以抓几个人来重办，然后弄份口供，就说这些人都是反贼余孽，背后受了王守仁的指使，那时候咱们再抓王守仁就有了证据。抓了王守仁，陛下就可以到南昌来，平定宁王叛乱的大功也就归了陛下，咱们也可以得些奖赏，这不是好事吗？”
江彬这个家伙真是无法无天！可他眼下却是这伙人的首领。再说，张忠、许泰也想整垮王守仁，把正德皇帝接到南昌，一来在皇上面前讨好，二来也能分到平叛的大功，封妻荫子，捡一个现成的便宜，这样的好事他们当然愿意。
拿定主意之后，江彬一声令下，原本驻扎在南昌城外的四万官军全部开进南昌城。
一夜之间，原本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南昌城里忽然平地多出四万人来，个个都是披盔戴甲手持利刃的官军，面目凶狠，举止粗暴，把百姓们吓得不知所措。加之南昌城里街道狭窄，很多地方连帐篷也支不起来，几万军人都在大街上露宿，宽街窄巷全被堵死，车马无法行动，就连行人也走动不得，放眼看去，到处是人，到处是兵器，到处是一片吆喝叫骂。商人们一看不对头，急忙关闭铺面，不敢再做生意，于是百姓们连油盐酱醋也无处购买，原本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
此时已经到了正德十四年十一月间，“大雪”节气已过，南方虽然没下大雪，可是到了冬季阴冷潮湿，当兵的身上披着铁甲，里面穿的却是秋装，在这又湿又冷的地方露宿街头，入夜之后寒气逼人，从北方来的军人一个个筋骨酸困，苦不堪言。当兵的原本就粗野，现在跑到南昌这鬼地方来却没有仗打，只是每天窝在街上受苦，吃不上一口饱饭，喝不上一口热水，当官的也不管他们，这些人哪里还能守得住军纪，纷纷闯进民居要食要水，看见百姓家里的棉衣被褥抢了就走，百姓们上来争执，当兵的就动拳头打人，拿出兵刃威吓，百姓们受了气，到官府去告状，可南昌城里大小官府全被锦衣卫占据了，根本不讲道理，见了来告状的就打，吓得百姓们再也不敢动这告官的念头了。
眼看将领们默不作声，官府也不敢管事，当兵的胆子更大了，干脆成群结伙闯进百姓家里，白天黑夜赖在屋里不走，反而把房主一家老小赶到偏房去住。老百姓气急了眼，把当兵的都看成仇人一样，被逼得没办法，就聚众而来与官兵厮打。城里各处天天有人打架，不是官军欺负了百姓，就是百姓揍了士卒，整座南昌城乱成了一锅粥。
江彬这些人想要的就是这个“官逼民反”的局面。城里越乱，他们心里越高兴，更加甩手不管，只等着闹出大事来。
江彬的毒计王守仁已经隐约猜到，眼下的南昌城里如同滚油锅，一瓢凉水就要炸，王守仁也看到了，这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百姓们本不想闹事，官军则是被坏人骗了，所以百姓与官军之间的矛盾绝非不可调和。只要想个办法唤醒官军的良知，让这些当兵的不要再虐害百姓，事情就会有转机。
对王守仁的想法幕僚雷济有些不以为然：“俗话说‘兵匪一家’，可见当兵的没有几个好东西。现在这帮家伙闯进城里要吃百姓的肉，都堂却以为能唤醒他们的良知？难道吃人的禽兽也有良知吗？”
王守仁早就说过“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天下人个个都有良知，就连正德皇帝、江彬、张忠这些家伙也不例外，一个人是好是歹，全看他能不能依着良知办事。若能依着良知做事，必是正人君子，就算犯了错，只要依良知真心悔过，照样是正人君子。
王守仁知道江彬这几个人是不肯悔改的，可他却坚信几万京官士卒心里都有良知：“吃人的不是官军，只是江彬、张忠这几个东西，不要把他们和京军将士混为一谈。”
自从大军进入南昌以来，京军士卒在南昌城里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成天惹事，南昌人对这些军卒十分憎恨。现在王守仁却说不能把江彬和京军士卒混为一谈，雷济一时不能理解：“江彬当然可恨，可他手下这些当兵的助纣为虐，难道不可恨吗？”
王守仁微微摇头：“你说当兵的助纣为虐，也许有理，我初任南赣巡抚的时候率领官军剿匪，亲眼看见这些人虐害百姓，杀良冒功，当时也对官军士卒恨之入骨。可后来静下心一想，其实当兵的不是可恶，而是可怜。这些人无知无识，只知道奉命行事，他们做这邪恶的事，是长官教他们这样做，那些军官干坏事，又是受了将领的指使，而将领们也并非全无天良，他们做出畜生一样的事来，是奉了江彬这种的人命令，一层一层算起来，到最后就发现坏人只有那么几个，那些当兵的其实和百姓一样，心里也有良知，都是咱们的兄弟手足，咱们怎么能不爱惜士卒呢？”
早在庐陵当县令的时候，王守仁就说过“民，吾民也，兵，亦吾民也”的话。可那时的王守仁刚刚悟良知之学，对其中道理领悟不深。现在王守仁已经知道了：人人皆可为尧舜，人人皆可做圣贤，也就是说天下人人平等。百姓也好，兵也好，他们并不是王守仁这个官僚治下的“民”，而是王守仁的手足同胞，兄弟姐妹。
阳明先生说的话雷济当然相信，可是和大明朝的很多百姓一样，他心里对官军士卒的成见根深蒂固。听王守仁把当兵的称为“兄弟手足”，仍然不能接受：“百姓们或耕或织，或做手艺或做买卖，都是些老实本分的人，先生说他们与咱们是兄弟手足，这话对。可当兵的不耕不织，不做手艺，手里拿着刀枪，动不动杀人害人，百姓们都说兵匪一家，甚至兵不如匪！这些人怎么也算是‘兄弟手足’呢？”
雷济这话说得偏激，王守仁微微一笑：“依你所说，难道国家不需要军队士卒了吗？”
这一句话顿时把雷济问住了。
王守仁缓缓说道：“百姓们有种田的，打铁的，做买卖的，人人都有良知，个个都有志向，这些当兵的打仗流血，为国出力，一样是个良知，是个志向，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上头，兵也好，民也好，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思，当然都是一家人，都是‘兄弟手足’，这有什么可怀疑的？”
被阳明先生这么一解释，雷济真就无话可说了。半天说了句：“都堂说得对。天下人都是兄弟手足，大家都一样要做克己功夫。”
雷济无意间的一句话，竟触动了王守仁的心弦，忙说：“克己功夫是人人要做的，但官员和百姓要下的功夫却不一样。”
欧阳德忙问：“怎么不一样？”
王守仁正色说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孔夫子告诉后人的成圣贤之路。可你想想，当官的人不种田，不打铁，不做买卖，平时也不在边关防守，因为咱们早年读圣贤书的时候就立下了救国救民的大志。既然立了这么大的志向，做了官以后，要‘立’，就必须先为天下百姓做实事；咱们想‘达’，就必须成全天下百姓。也就是说，当官的人肩上的担子比百姓重得多，但我早前也说过，提炼一两重的纯金，和提炼一万斤重的纯金是一回事，因为‘良知纯金’的分量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纯度。一万斤纯金和一两重的纯金，因为其纯度一样，所以意义也一样崇高。一万斤驳杂不纯的‘肮脏之物’与一两重的纯金相比，意义反而不如，从这上头看，做官的人因其责任大，权柄重，遇到的诱惑最多，提炼‘良知纯金’时最容易掺入杂质，以致良知不纯。”
“就是说，做官的想成圣贤，比百姓更难？”
“难！所以当官的更需要做‘克己’功夫，至少比百姓多用十倍的功夫才行！官员们做了十倍的克己功夫，才有资格让百姓们略做些克己功夫，官员们自己做了百倍的克己功夫，才有资格让百姓们多做些克己功夫。若是官员自己只做了一分克己功夫，甚而连一分功夫也没做，那他不但不配支使百姓们‘克己’，甚至连个官也不配做了。”
阳明先生析理透彻，雷济听得恍然大悟，忍不住提高了声音：“都堂这话说得好！天下人都是有良知的，像江彬、张忠这些把良知蒙昧得一丝不剩的货色原本极少，所以他们在百姓眼里都是败类，我看这些人在朝廷上也站不住脚，早晚都是抄家灭门的下场！”说到这里忽然一愣，自己想了一会儿，又问：“按先生说的，天下人都有良知，丧尽天良的人只是极少数，那为何百姓们不能斗败这些丧尽天良的禽兽，反而任凭他们欺压迫害，连句话也不敢说呢？”
听了这话，王守仁长长地叹了口气：“这话你别问我，你自己到大街上去，碰上老百姓就问他：‘你本是一个圣人，你知道吗？’看他怎么回答你。”
阳明先生这一问是不需要回答的。
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这是个千古不易的大道理。可这个道理却无论如何也传播不开。因为世上所有老百姓的心窍都被茅草塞着，既不知道“良知”究竟是何物，更不敢妄称自己是个“圣人”。若真有一个人走到大街上，遇上人就拉住他问一句：“你本是个圣人，你知道吗？”那人一定以为碰上疯子了，吓得扭头就跑！
见雷济坐着发愣，王守仁苦笑一声：“民智未开，有良知的人不知何谓‘良知’，只以为做猪羊就是守了良知。这样的人不被人迫害欺压，还能有别的下场吗？”
半晌，雷济愣愣地问了句：“一定要等百姓们嘴里说出‘我等皆是圣人’，良知才能斗败邪恶吗？”
“对。”
“可怎么才能让百姓明白这个道理呢？”
王守仁又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知道。”
是啊，王守仁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懂得知行合一，知道人生要立大志，要诚意悔过，提炼良知，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成圣之路也找到了，甚而他自己后来也成了“圣人”。可王守仁这一辈子却从来没找到过开启民智的好办法。以至于王守仁去世之后短短几十年间，曾经生机勃勃的阳明心学已经从中华大地彻底消失了。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百姓们人人心里有良知，个个可以成圣人，到最后，却不见他们中有一个成为圣人，就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良知”究竟为何物，更不知道良知的力量有多大。给他们讲明这个道理已经不容易，想让他们相信这个道理，实在太难，太难了。
如何开启民智，这不是王守仁那个时代的人能做到的事，在这上头也不能多想，想多了，人就颓废了。
于是王守仁抛下这个空念头，赶紧做起实事来。
既然官兵和百姓原是手足兄弟，就应该互相照应。为了让百姓们明白这一点，王守仁专门写了一份告示在南昌城内到处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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