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所说的“一孔”，其实是类似于“桃花源”的某种幻境。可世上没有“桃花源”，这个王守仁也知道。眼下他只是太疲惫了，太孤独了，太痛苦了，想给自己的灵魂找个寄宿之地罢了。
有意思的是，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失败之后，也曾说过一段和王守仁完全一样的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意思是说：在鲁国的政改失败了，周游列国十多年也屡次碰壁，如今孔子已老，也知道“克己复礼”的大道无从实行了，心灰意冷之下，就幻想着做一个大木筏子漂到海外去隐居。在春秋时代，乘船出海是一件最危险不过的事了，何况只是个木筏子，在这种时候仍然愿意追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一个人了吧？
仲由字子路，在孔门弟子中这是个有趣的人，勇力过人，可是头脑比较简单，对孔子的崇拜和追随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听说孔子想出海隐居，仲由果然十分高兴，马上就想动手做木筏……
这时孔子说了一句话：“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仲由呀，我以为自己这个出海隐居的念头够疯狂的了，想不到你竟然比我还积极。可惜，我一生早就下定了决心，立下了大志，“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无论如何艰难也不会放弃“克己复礼”这个理想。今天说的是句玩笑，想乘船出海的，只是我那孤独的灵魂罢了，可是承载“灵魂”的木筏如何去造呢？找不到这样的木材呀……
孔子的灵魂曾想出逃，可惜找不到造“灵魂之舟”的木材；王守仁的灵魂也想要出走，可惜世上也没有一个桃花源那样的“孔”让他的灵魂钻进去，躲起来。
眼下，心灰意冷的王守仁被困芜湖，进退无路之际，做出了一个与“躲进桃花源”最为近似的决定：抛弃官职，放下荣辱，孤身一人进了九华山，找到一间道观住下，每天静坐冥想，打算从此做个与世无争的出家人。
一代心学宗师、“知行合一”的首倡者王守仁真的抛弃了一切，只想躲进深山做个道士吗？其实未必。
王守仁立下的志向太大了，这是一个“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志向，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向，是一个要让天下“人人皆尧舜”、“满街都是圣人”的志向。这志向能否实现且不论，单是这志向本身那高尚的内涵和意境，就值得投入全部生命去实现它，而王守仁也确实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进去了。在此以前他多少次面对面与皇帝搏斗，根本不顾惜自己的性命，现在遭到迫害，受了侮辱，可良知并未蒙昧，志气并没消磨，反而在一次次磨难之后，阳明先生心中的“良知纯金”越炼越精纯。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抛弃官位，抛弃生命，但绝不可能抛弃心中的良知。
既然这个良知在心里，这个“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圣贤之志在心里，王守仁就只能做两件事，要么做官，拯救百姓，解民倒悬；要么讲学，讲良知，讲立志，讲知行合一，尽力传播圣学，为天下人指路。
有官做官，无官讲学。做官是为百姓，讲学同样也是为百姓。无论如何，王守仁不可能去做个道士。他现在逃进九华山，跑到道观里去打坐，一是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养身体，恢复精神，抚慰一下受创的心灵。同时，这也是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是对付皇帝陷害的有效办法。
果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正德皇帝陷害王守仁的计划也就搞不下去了。
正德皇帝招王守仁来南京述职，这件事皇帝身边知道的人不少。王守仁也确实奉旨来南京了，南昌城里有无数官员可以做证。
王守仁忠心耿耿，皇帝在南京招之即来，“谋反”一说不攻自破。至于王守仁到了南京城外，却没进城，忽然又回到芜湖，然后弃官而走，到九华山下的道观里去做道士，种种不合情理，究竟有何内情？正德皇帝根本无法对天下人解释。
王守仁“奉旨”之后孤身赶赴南京，又弃官而走，做了道士，不管怎么看，这都不是个谋反的意思。正德再想诬陷王守仁，也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了。而王守仁这么一位平定叛乱的大功臣，却莫名其妙辞官出走当了道士，天下人当然会问一声：“王守仁这个大功臣怎么忽然当道士去了？”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正德皇帝实在无从解释，于是这场迫害搞到最后，丢脸的就变成了正德皇帝自己。
唯今之计，别无他法，正德皇帝只好立刻下旨，正式任命王守仁为江西巡抚，命他从九华山道观里出来，赶紧回南昌任职。
正德之死
朱厚照当了十五年皇帝，这还是第一次，他试图迫害一位大臣，却没能成功，事情闹到最后，屡次违抗圣命、把皇帝气得暴跳如雷的王守仁重新出任了江西巡抚，而追随王守仁平定江西叛乱的有功之臣伍文定，既有平贼的大功，又无故遭到锦衣卫的迫害，此时已经被无罪开释，升了江西按察使。
然而对王守仁平定叛乱擒拿宁王的大功，正德皇帝却始终不加叙议，按说应该赏给王守仁一个爵位，现在也无从提起。另外，早前追随王守仁平叛的共有三万多人，这些人原本都立了大功，应该受赏，却因为王守仁得罪了皇帝，连带他们的功劳也都不被提起，那些乡兵都被官府遣散，回乡务农去了，知府、知县们有的回原地做官，还有些干脆被悄悄罢免、赶走了。至于战死的人，朝廷也没有颁给任何抚恤。
正德皇帝仍然在耍无赖。
这时候正德皇帝在南京已经待了一年，整天听歌看舞饮酒玩乐，在金陵繁华之地享尽了艳福，在他心里，那个“御驾亲征”带着大军到江西南昌去玩“过家家”的念头已经淡了，觉得江西省再好，总不如南直隶，南昌城再好，也比不得南京城，所以江西能去则去，不去也罢。王守仁这个巡抚难缠，可王守仁毕竟不是个奸臣，不会起兵作乱，收拾了他当然痛快，收拾不了也就算了，正德皇帝每日游玩，忙得很，也没工夫想这事了。
于是王守仁在正德十五年二月回南昌担任巡抚之后，日子过得还算消停，江西境内没有京军一兵一马，皇帝在南京也全无消息，王守仁则忙着想办法抗旱。
江西省已经连着旱了好几年，正德十五年头三个月又是雨水不足，旱象渐成，加之打了一场恶仗，死了不少人，很多土地都撂荒了，等着人去复耕，可是没有雨水，这些地又怎么种得起来？王守仁和伍文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天四处奔波，督促地方上抗旱。哪知到了五月，天时忽然逆转，一场大雨从天而降，还不等江西百姓庆贺，已经觉出情况不对，这场豪雨竟然没头没尾连下了一个月！原本枯旱多年赤地千里的江西省内山洪倾泻，大水横流，赣江、章江全线暴涨，虽然百姓们冲上大堤昼夜堵口，可这场天灾实在凶猛，已非人力可救，只几天工夫，大水已经漫堤而过，沿江的赣州、吉安、临江、广昌、抚州、南昌、九江、南康几个府全都泡在了滔滔黄水之中。南昌城里大街小巷船只通行无阻，买卖商户血本无归，周围千里田地庄田全被淹没，庄稼尽毁，颗粒无收，村镇房舍荡然无存，几十万百姓被洪水围困，或避于高坡，或攀上树顶，在洪水中挣扎求活，哭天喊地。大灾面前没有别的办法，王守仁只能尽力督救，同时上奏请求朝廷发下粮米赈济灾民。哪知送上去的奏章还没得到回音，户部的公文已经送到江西，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正德十五年的粮税按往年惯例征收，同时命地方官员追征正德十四年的粮税。
正德十五年，江西在闹水灾；正德十四年，江西省内正在打仗！
刚刚平定叛乱后不久，王守仁已经上奏请求朝廷免除正德十四年的粮税，可那时候正德皇帝正急着下江南来“御驾亲征”，也不知看没看到这份奏章，总之是未予答复。今年一场大洪水正在江西省内横行，朝廷却不顾地方灾情，竟然不肯赈济，反而让江西照往年惯例上交四十万石粮食的赋税，同时还要收前一年亏欠的赋税，这是要把百姓们逼死，还是想逼着百姓们造反？
王守仁是个有良知的官员，知道当官的要抢在老百姓前头做“克己”功夫，在老百姓被逼死之前，当官的要替百姓们先死。若百姓们被朝廷逼死了，而当官的毫发无损，这就绝不是一个好官。
于是王守仁没跟任何人商量，自己写了一道奏章送往南京。
“正德十四年三月至入秋，无雨者凡七月之久，禾苗尽枯，人民愁叹，流离失所。续而宁王谋反，兵劫日甚，百姓逃、离、死者，十余二三，上下汹汹，如驾漏船于风浪颠沛之中。臣于正德十四年七月上《旱灾疏》，求免正德十四年粮税，未及得复，俄而京军、边军毕至，居时数月，省府之民皆逃入山野。终至官军有始归之期，流移之民闻官军将去，稍稍协息延望，归寻故业。哪料足未入户，而颈已系于追索田税者之手！
夫荒旱极矣，而因之以变乱；变乱极矣，而又加之以师旅；师旅极矣，而又加之以供奉，益之以诛求，亟之以征敛！当是之时，有目者不忍观，有耳者不忍闻，又从而剥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
今远近军民号呼匍匐，诉告喧腾，求朝廷出帑藏以赈济，久而未获，反有追征之令！百姓窃相商嗟，谓宸濠叛逆，独知优免租税，以邀人心，我辈朝廷赤子，反不少加优恤，又从而追征，将何以自全！臣窃以为‘抚恤’之虚文，不若蠲免之实惠；赈济之难及，不若免税之易行。今不免租税，不息诛求，而徒曰宽恤赈济，是夺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将疗汝之饥；刳其腹殿之肉，而曰吾将救汝之死！屡失信于民，凡有血气者，皆将不信之矣……”
王守仁这一辈子喜欢舞文弄墨，写了不少诗赋，其中也不乏精妙之作，可要说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章大概有三篇，一是《拔本塞源论》，一是《大学问》，还有一篇，就是这道充满正气的奏章了。
显然，王守仁这一次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用最严厉的话语面斥正德皇帝，希望上天能降下一个奇迹，令正德皇帝良知发现，知道改悔，免了江西百姓的赋税。不然，王守仁这个江西巡抚就替江西一省百姓下诏狱、掉脑袋吧。
在那个时代，黑暗是自上而下的，邪恶是上行下效的。所以当官的未必能替老百姓说上话，最多只能是与民同生，与民同死，不然又能怎么办呢？
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偶尔有奇迹，但这些奇迹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一个人全心全意盼望奇迹发生的时候，通常只能等来一个失望。
可谁也想不到，王守仁这道犀利如刀的奏章竟意外换来了皇帝的一道圣旨：“江西巡抚王守仁前奏江西旱情，今已知闻，即发恩旨，蠲免江西一省税赋，籍没宁藩田产折抵。”
这道圣旨的意思是说：正德皇帝明白了江西百姓的痛苦，理解了江西巡抚王守仁的一番苦心，不但不因为奏章里那些大不敬的言语治他的罪，甚至同意免除江西一省的赋税，让王守仁把宁王名下田产铺面之类的不动产卖掉，用这笔钱折抵江西省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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