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的功夫如此重要，必须做好，可怎么才能做好呢？你们一定要明白，‘致良知’的功夫不能凭空去做，不是在家里闭门空想的，一定要走上社会，在实际事务上做起来，这个在具体事件上做的‘致良知’功夫就是‘格物’。什么是‘格’？就是‘摆正’的意思。那些不正确的，不管是自己心里的意念，还是家事国事天下事，凡有不正的，咱们把它‘摆正’过来，就算挨打、贬官、杀头也不怕，一定要‘摆正’它！这个功夫就是‘格物’。”
说到这里，王守仁停了下来，愣愣地出了一会儿神，接着又说：“天下事有两件最难‘格’，一是皇帝的错，二是自己的错。‘格’皇帝之非，要冒杀头的风险，咱们格不格呢？要格，杀头也要格！可要是发现自己心里有了错，或者自己的事业上出了错，怎么办？若要认错改错，可能声名尽毁，可能事业尽丧，甚至一生成就、荣耀、权力、财富全被自己的一句话抹掉了，舍不舍得呢？这时候还是要痛下决心，‘格’到底！不可姑息。因为自欺欺人最容易，一句话就可以掩盖自己的过错，可文过饰非会把人变成‘乡愿’！在‘格物’上头不能痛下功夫，‘致知’就没意义。良知一失，‘诚意’、‘正心’全都丢了，到最后，良知变成了人欲，‘大人’变成了‘乡愿’，过失却还在那里，根本掩饰不住，总有悔之莫及的那一天！”
王守仁讲到这里，钱德洪全听明白了：“所以《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就是先生讲的这个意思。”
王守仁点点头：“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说来说去都是一件事，就是在良知上用功夫，这个功夫下到了，也就不止于修、正、诚、致、格这几件了，拿这个修炼出来的纯正良知去面对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不在话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这是儒学的核心，孔门的‘心印’，明白这些，就找到了成圣贤的路，绝对错不了。”
被阳明先生一解释，“成圣贤”的大道豁然明朗了。钱德洪心悟手写，把这些话都抄录起来，王畿在旁听着也深有领悟。
其实钱德洪这个问题对王守仁也触动颇深，把两个学生都看了一眼，忽然说：“前些日子我闲坐无事，把一生领悟到的学问大致总结了一下，得出四句话来。本打算认真想想，等成熟以后再讲给你们听，可现在出征在即，没时间了，现在就把这四句话念给你们听，以后再传给其他人吧。”略停了停，缓缓诵道：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古人说“大道至简”，这话一点没错。王守仁半生领悟到的心学要旨，总结起来却只是四字直愣愣的大白话。王畿和钱德洪听在心里，都觉得其中意味深长。
见两个弟子沉吟良久，脸上都现出喜色，似有所得，王守仁问道：“你们对这四句话怎么看？”
王畿先说道：“我觉得先生这四句教之中，尤其第一句意义最大。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实在是一种高尚境界了。可先生这几句话似乎还没说透，学生以为如果人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识也是没有善没有恶的意识，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心、意、知、物皆无善恶，这‘四无’的状态最近天理，实为化境。”
听王畿说出“心的本体无善无恶”来，守仁倒高兴了一下，但听了他后面说的话，却又不言语了，扭头看着钱德洪。
钱德洪是个老实人，又想了半天才慢慢地说道：“我觉得先生这四句教说的是：人心的本体原来无善无恶，可在社会上走动，人心就难免受世俗的沾染，意念上也就有了善恶，我们要用良知判断心里的念头是善是恶，再格物，诚心，正意，修身，下这些功夫，无非是要除去心里的恶念邪欲。所以学生以为心、意、知、物四端皆难免善恶纠结，一定要着实下一番‘克己’功夫，才能有所收获。”
王守仁提出“四句教”，想作为自己一生学说的总结，哪知两个弟子听后竟各自表述，王畿说了个“四无”，钱德洪说了个“四有”，两人的思路不但不同，而且已经有了抵触。可是在王守仁听来，这两个弟子的领悟各有道理，都不全对，也都不能说全错，一时之间不好纠正。自己又琢磨了一回，这才说：“我这四句教分为两层，那些天生聪明悟性极佳的人看到的是一层，老实敦厚实心用功的人，看到的是另一层，你二人所说各有道理……”说到这里又犹豫了半天，想着怎么才能把两个弟子思想上的差别调和纠正，可调和思想比其他一切事都难，加上王守仁满脑子想着广西的战事，心里也乱，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只能把这些话先放在肚子里，等以后再说吧。
可阳明先生哪里知道，这次去广西平定叛乱竟是他人生的终点，其后王守仁再也没能回浙江讲学。他掷给王畿、钱德洪的这个“四句教”也被扔在这里，再没机会亲自点评阐述了。
王守仁去世之后，王畿和钱德洪对四句教理解上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闹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对阳明心学的发展和传播起了一个很糟的负面作用。
阳明先生留下的“四句教”是对其致良知学说的一个总结，这四句话的内容相当平实，并无高深莫测之处，若一味把四句教往“高深莫测”之处琢磨，反而会像王守仁自己说的那样，“越说越糊涂”。
俗话说：宁跟明白人打一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越说越糊涂”是不行的，咱们宁可把四句教解释得简单些，也别把它弄成一锅“高深莫测”的烂糨糊。
自从“四句教”被公之于世，所有人都看出来，这四句话其实分成两层意思，其中第一句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后面三句则是另一个意思。
“四句教”后三句的意思比较直白。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这句话是说人心里的意念一旦发动，善、恶的念头就开始产生。
“知善知恶是良知。”这一句可以倒过来看，良知（就）是知善知恶。这与阳明先生常说的“良知是个定盘针”、“良知是自家的准则”、“良知是个灵明”是同一个意思，良知在人心永不泯灭，而且极精，极明，一唤即醒，但依良知去做，何等简易！这是阳明心学的基本理念，阳明先生在这上面早就阐述过无数次了。
“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句话简单解释起来，就是良知以为正确的就勇敢地坚持，良知以为错误的就坚决地反对，要勇敢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程度，要坚强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的地步，甚至能够直达灵魂深处，凭着良知的指引，敢于否定自己一生的功过事业。如能到这一点，就是成圣贤的路。
但若单从学术上来理解，这一句还有个内涵，就是对古人提出的“格物致知”理念做了一个注解。
古人认为《大学》里说的“格物致知”的理论极为重要，不管朱熹还是王守仁，都把这四个字看作“成圣贤”的途径。而阳明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格”什么，格的是“是非之心”，“致”什么？致良知。
其实阳明先生早就说过：“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明白了，格物致知，格，是格一个良知，致，是个致良知。于是“格物”和“致知”就成了同一个功夫，这个功夫就是阳明心学大讲特讲的“知行合一”，知是知一个良知，行，是个致良知。
把“格物”和“致知”合并为一个简单明了的“致良知”，天下人就真正找到了一条“成圣贤”的路，“满街都是圣人，人人皆是尧舜”的境界从理论上就成为了一种可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四句教”的后三句，大概意思就是如此。但第一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所表达的意思却和后三句很不相同。其区别就在于，后三句是实用的，而这第一句却不是“实用的”，它是在讲一个哲学理论。
打个比方说，在整个宇宙中仅有两个人存在，这两个人并排站着，甲说：“你在我左边。”乙说：“你在我右边。”于是就有了左右之分。甲说：“你比我胖。”乙说：“你比我瘦。”于是有了胖瘦之分。甲说：“你长得比我白。”乙说：“你长得比我黑。”于是就有了黑白之别。
这时候我们让甲离开，使他消失了，没有了，不存在了。只剩乙还站在这里，那么此人是站在左边还是站在右边？是个胖子还是个瘦子？是比较黑还是比较白？都无从谈起了。
“心之本体”也是一样，有一个恶念，才会相应地出现一个善念。假设我们的心之本体达到了一种极致状态，以至于纯净清澈，廓然大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恶念全消，点滴不剩，这时候，我们心里完全没有了“恶”，对“善”也就不必刻意提起了。因为我们的“心之体”已经到了纯而又纯、毫无杂质的程度，完全没有“恶”了，也就不必费力气再去刻意追求“善”了。于是无善无恶，纯而又纯，达到了道德和精神的最高境界。
但这种“心之本体无善无恶”的至高境界只是一种被架空了的理想状态，只存在于“理论范畴”之内。在现实中，这样一种境界是不可能达成的。因为人就是人，我们不是神仙，单靠克己功夫，致良知，提炼良知纯金，虽然能使自己的良知提炼得极为精纯，却无论如何无法达成这种“百分之百纯净无瑕”的状态。就像最纯的黄金，其纯度也无法达到百分之百一样。
王守仁在“四句教”里一开头就提出这样一种超越现实的“理想境界”，无非是对古代哲学思想中关于“大公、至圣、无我”之类概念做一个回应罢了。
可王守仁自己绝没有想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这句话竟被后人误读曲解，引发了太多不必要的争议，甚至他的爱徒王畿等人还在这上头犯了错误，走了弯路，提出一个奇怪的“现成良知”理论，使得心学“浙中”一派成了王学末流，起了不好的作用。更有人因为这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而攻击心学，认为心学内容“类禅”，很不可取。
一句用来阐述人类道德最高标准的哲理之言，只因为所阐述的是超乎现实的“理论上的道德标准”，竟被后人误解得一塌糊涂，引发这么多不必要的争议，实在没什么意思。而且相对于“四句教”的后三句，“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确实有些拔得过高，实用性反而不足，所以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一句，后人知道其大概意思就行了，尽量不要过分深究，以免越说越糊涂，越搅和越混乱，引发“支离”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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