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所谓的劝谏奏章，其中并没有抗争的味道，反而带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暧昧。
王守仁一生中给皇帝上的奏章不少，像这样谄媚撒娇无所不至的，仅此一份。而奏章里说来说去，只是请求正德皇帝赦免御史、给事中之罪，丝毫没有提到惩治奸臣、扶正朝纲之类的话，言语温和，战战兢兢，言辞之中夹着一个个“媚眼儿”，很像一个不怎么得宠的小妾在大着胆子劝说骄横跋扈的丈夫。这与五年后、十年后、二十年后王守仁所写的那些直斥君王、披肝沥胆的奏章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在王守仁想来，他上奏劝谏皇帝完全出于一片忠君之心，没有丝毫杂念。既不像早前那几位阁老硬逼着正德皇帝杀掉身边的太监，也不像御史们一心违逆皇帝的意旨，哭着闹着要挽留已经被罢黜了的两位阁老。在奏章中王守仁只是劝说正德皇帝不要对御史言官们痛下杀手，给这些人适当留个体面，借此与整个朝廷达成和解，免得这场罢免阁臣的政变引发过多的动荡。王守仁以为，他说这些话并不完全是为言官们求情，更重要的是要维护皇家的体面，纯是一片赤胆忠心，所以奏章中一上来就把正德皇帝比作“大舜”，又把御史们责备了几句：“臣迩者窃见陛下以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上言时事，特敕锦衣卫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当理与否，意其间必有触冒忌讳，上干雷霆之怒者。”意思是说王守仁自己对这次捉拿御史的事件并不完全知情，但坚定地认为以戴铣为首的那些御史、给事中被皇帝抓起来，必有其原因，用这些话既给自己撇清嫌疑，又替正德皇帝开脱，认为皇帝以前一贯正确，这次仍然是正确的。然后才说：“铣等职居谏司，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隐覆，以开忠谠之路。乃今赫然下令远事拘囚，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使其后日不敢轻率妄有论列，非果有意怒绝之也。下民无知，妄生疑惧，臣切惜之。”意思是说御史们是监督朝廷风纪的言官，天生就是一副大嘴巴，话说得对，皇帝可以听，就算话说得没道理，皇帝也不必跟这帮人较真儿。现在皇帝派人对御史、给事中捉拿捕打，影响太大，难免让臣民百姓们感到紧张，这样做等于阻塞了“忠谠之路”，对皇帝今后的统治没什么好处。
确实，王守仁的一颗心从里到外完完全全是为正德皇帝着想的，也正因为心里装满了忠诚与驯服，所以王守仁才会在奏章里写下“在陛下之心不过少示惩创，非果有意怒绝之也”这样一厢情愿的傻话，硬把皇帝的心思往善良之处设想。
基于“正德皇帝是位圣明之君”的固执幻想，王守仁在一道短短的奏章里说了大量傻话：“大舜之所以圣，以能隐恶而扬善也”，把传说中的圣王大舜拿来做参照，认为正德皇帝若肯听劝，释放被捕的御史和给事中，则“扩太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圣德昭布远迩，人民胥悦，岂不休哉”，只一改过，立刻成仁成勇，天下万民称颂，人人皆大欢喜，真是好上加好，好得不能再好了。
最后，为了表白自己对皇帝完全忠诚，毫无杂念，没有二心，王守仁在奏章中居然说了一大套谄媚之语：“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痹，必将恻然而有所不忍”，觍着脸对皇帝撒娇，认为皇帝是国家元首，大臣是皇帝的耳目手足——说穿了，大家都是同谋，是一伙儿的，岂能下死手自相残害？做皇帝的好歹得给大臣留点儿面子……
不得不承认，此时的兵部主事王守仁实在是皇帝驾下一条忠实的小走狗，也是个傻得实在的书呆子。
就因为如此忠实，如此坦诚，如此呆气十足，面对裸身受杖、关进诏狱的残酷结局，王守仁实在不能接受。此时的他在囚笼中辗转号泣，怒不可遏，真想找一个什么人来好好辩论一场，或者放开嗓门好好骂上几声。可是还不等王守仁哭闹叫骂起来，眼前发生的一件事，立刻就让王守仁彻底绝了辩论和骂人的念头。
在关押王守仁的囚笼对面供着一具阴森森的狱神像，供桌上点着蜡烛，却没摆放供品，在狱神像脚下，墙壁上开了一个黑糊糊的窟窿，王守仁头次坐监，满肚子委屈，没工夫去想这个窟窿是做什么的，直到眼看着两个狱卒费力地抬着一个芦席卷儿过来，隐约对外头说了声：“接着！”就把席捆子从这个黑窟窿里塞了出去。灯火一晃，隐约看见芦席卷子里露出一双焦黄的赤脚，闻到一股吓人的血腥味儿，王守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顺着黑窟窿递出去的是个死人！
诏狱本就是个既没王法也没人性的地方，死在诏狱的犯人按规矩不从大门抬出去，也不准家人来收尸，只用芦席裹起来，从狱神像脚下开的窟窿里递出去，外面的打手接了尸体，立刻焚化成灰抛入荒野，不管这个犯人曾经身居何职，所犯何罪，在狱中遭受过何等迫害，至此也就查无可查了，而死者的冤魂都被狱神狰狞的恶像镇压着，永世不得翻身。
王守仁是个惜命的人，从他上奏谏君的那一刻就没想过用性命去抗争，现在身受刑伤，被困囚笼，寒冬腊月，无医无药，寒冷、疼痛、满腹冤屈、伤口恶化，不管哪一样都能立刻要了他的命。而在这些索命的“无常鬼”之中最致命的还是他心里那不可遏止的愤激之情。
王守仁身上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天生就很懂得变通之道，知道生死关头性命要紧，急忙整理心神，强迫自己把那份“忠而见弃”的愤懑彻底收拾起来，开始给自己寻找活下去的理由和机会。
王守仁是个聪明人，从小他就比别人聪明。现在这个聪明人趴在这血污、便溺、臭气熏天的烂泥坑里，低下头不去看那凶恶恐怖的狱神像，而是冥思苦想，拼命揣摩正德皇帝的心思，渐渐把眼下的时局理出些眉目来了。
正德皇帝之所以发动政变，用无上的独裁大权调动军队和特务来清算大臣，说穿了，并不是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而仅仅是要驱逐先皇留下的三位阁老。
其实历代新君登基之时，往往会对前朝遗留的重臣做个清理，喜欢的留，不喜欢的废，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是正德皇帝的做法简单粗暴，毫无理性，动静闹得太大，引发了整个文官集团的公愤，由此可知，正德皇帝处理政事的手段实在不怎么高明。正是因为皇帝的粗暴愚蠢才使得罢黜阁臣之事迅速发酵，引来大臣的抗争和御史言官的劝谏，而正德皇帝在罢黜阁臣之后，立刻以残酷手段打击御史和给事中，这一招却是比较高明的，因为御史和给事中官卑职小，虽然穿着一件獬豸补子的大红官袍，其实并不能像这传说中的“神兽”那样把罪人撕成碎片。相反，御史和给事中们倒常常被拉进党争之中，成为权臣互相攻击的急先锋——做了咬人的恶犬，所以言官们的名声其实不太好。在皇帝眼里，这些徒有其名的言官们只是朝廷的“门面”，摆在那里做样子的，只长着一张骂人的大嘴，手里没有任何实权，虽有参劾的权力，其实干预朝政的力量却微不足道。
现在正德皇帝越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执法的部门，直接命令锦衣卫特务把言官们逮捕起来关进诏狱，是借打击言官警告大臣们：皇权至高无上，皇威是无底深渊，触之者死，绝无例外！而大臣们对皇帝的暗示也大多心领神会——尤其官职越高的人领悟得越深，所以当言官们被关进诏狱之后，并没有一位大官僚出来替他们说话。只有王守仁这个不懂事的兵部六品主事上奏劝谏。
——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做如此不合时宜的劝谏，难怪王守仁要裸身受杖，被关进诏狱了。
想到这里，王守仁忽然觉得很后悔，心里顿生悔意，愤懑就消了。心火一退，身上的刑伤也不像刚才那样疼得火烧火燎，于是王守仁又继续向深处想去了。
皇帝是真命天子，受命于天，非凡夫俗子可比，所以君临天下独裁一切，原本就有权罢免阁臣。当阁老被黜的时候，敢于上奏请求皇帝收回成命的不过二十多人，其中没有一个官员的品级超过四品。这些人通通下狱之后，出来替言官们说话的仅有王守仁一个，六品小官而已，而肯替王守仁鸣冤的，再没有人了。
显然，正德皇帝发动的这场政变开始得风风火火，完成得干脆利落，到现在雷霆已止，暴雨将息，用不了多久就会雨过天晴，之后正德还是要当他的皇帝，想顺顺当当统治天下，也还是要重用文臣。
不然怎么办？难道正德皇帝要靠刘瑾、张永这帮太监治理国家吗？
早前正德皇帝发动的政变过于粗暴，现在他逮捕言官，又有违反祖制之嫌，面对皇帝吓人的威权，大臣们又表现得异常驯服，整个朝廷已经不再闹腾了，这么看来，正德皇帝实在没必要杀害被捕的御史和给事中们，最多就是把他们关在诏狱里，等风暴完全平息，悄悄释放了事。
御史们上奏是请求皇帝留任阁臣的，这个请求实际上逆了龙鳞，皇帝当然震怒。可王守仁上奏只是请求皇帝对御史们网开一面，话又说得客气，对于这个乖巧的王守仁，正德皇帝不至于大发雷霆，所以王守仁的“罪行”比那些御史和给事中要轻微得多，一旦迫害停止，王守仁一定会第一批被释放。
除了对政局必将逐渐缓和的推测之外，王守仁身后还有一股可以倚仗的势力，就是他的父亲礼部左侍郎王华。
王守仁的家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今属宁波余姚），这一带人文荟萃，是个出大官的地方。王守仁的父亲王华更是非同小可，成化辛丑年进京赶考高中状元，在翰林院做了一年庶吉士，立刻被任命为六品修撰，成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因为王华人品方正、学识渊博，很快受到弘治皇帝的格外器重，先是命他担任詹事府少詹事，专门辅佐太子，之后又做了经筵日讲的主讲官，专门给皇帝讲述儒学经典，再被派去参与编纂描述成化皇帝生平的《宪庙实录》和《大明会典》，之后又被派去督促太子读书，成了当今正德皇帝的太师傅。
状元公出身的王华世事圆熟，精明干练，学问出众，办事能力极强，前朝弘治皇帝对他左提右携，直到升任礼部左侍郎，掌管国家大典，负责科举春闱，若不是弘治皇帝忽然病逝，恐怕用不了几年，礼部左侍郎王华就会入阁担任辅臣了。
虽然没能在弘治朝担任内阁重臣，可王华毕竟是前朝重臣，又是当今正德皇帝的太师傅，依惯例，像他这样的本事，这样的资历，只要大学士出缺，就极有可能被补为大学士，一旦成为大学士，入阁辅政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守仁鲁莽上奏触犯龙颜，情况确实不妙，可王守仁毕竟有这么一位根基深厚的老父亲在，难道王华能眼看着自己的长子就这么白白死在诏狱中吗？此时，礼部左侍郎王华一定在托关系想办法解救王守仁了。
想到这儿，王守仁越发肯定，只要不因为刑伤死在狱中，这个诏狱他就一定坐不久，少则几天多则数月必然会被释放出来，重见天日。
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挨打坐牢之后，王守仁就不再愤怒了；想透了自己必将获释之后，王守仁也就不再忧急了。一个囚犯，心里既没有多少愤怒，又不是特别忧急，剩下的就只是寒冷和伤痛，而这两样痛苦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适应的。于是王守仁渐渐踏实下来，开始琢磨下一个问题：出狱之后，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将来，又将往何处去？
自古以来权臣的儿子往往被称为“衙内”，这些人想出人头地远比一般人容易得多，就算犯了法，所受的惩罚也比别人轻得多，最厉害的是，有父亲的庇护，这些“衙内”就算犯了罪受了罚，也很可能在几年内重新复出，东山再起。
身为礼部左侍郎的儿子，王守仁就是一位衙内，他的背后有父亲庇护，罪大亦不至死。
可细细分析起来似乎又没这么便宜，因为王守仁是在一个最不合适的时机得罪了刚刚登基一年而且正在发动一场政变的皇帝，对正要建立威信的新皇帝而言，王守仁的莽撞是非常可恶的，从这方面设想，王守仁想东山再起，重新出来做官，也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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