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父母官”都已不在其位，留下更多的是人们对这两座水电站的争论、惋惜甚至是后悔。或许因为建立水电站的时间比较早，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进入严格的法律规制和科学管理之下。因为中国的改革和法治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只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我们不能苛求历史和“故人”。但是，面对历史和现实，我们却不能失去忧患者的意识和建设者的思考，特别是从制度建设和功能以及可持续发展角度反思这些历史的故事和问题，在这里“执政为民”不仅是一个价值理念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决策和选择问题，为官一任是否能够经得住时间和历史的考验并不是大话和空话。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关注地方民生和推进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责无旁贷，领导干部追求其任期内的政绩也无可非议！然而，社会的发展必须是和谐的、科学的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也应当是综合的和协调的，这就决定了对干部政绩的考核必须是综合的和科学的，否则在不科学和不正确的考核中完全可能“逼良为娼”引发更多错误决策，实践中无数的“一票否决制”在思维层面上存在形而上学的局限。政府决策必须关注、协调和处理好各种关系和利益，包括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应当放在突出位置。或许我们今天为了蝇头之利破坏了生态环境，明天却要付出十倍、百倍甚至不可恢复现状的代价。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曾经的生态环境原本和谐，我们却轻易地破坏了这种和谐而去追求一个不能长久的开发和投资。重大投资和项目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低估，但其各种正副效应和问题必须事先得到充分的预计和讨论，法治下的政府是理性的政府和透明的政府，它或许不是十全十美的政府，但它至少能够通过制度化的设计和管理保证政府的决策多一点儿科学少一点儿主观，多一点儿民主少一点儿专断，多一点儿长远考虑少一点儿急功近利，多一点儿实事求是少一点儿形式主义。其实，无论是1988年的还是200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都明确规定水能资源利用和开发要有计划多目标梯级开发，但同时明确要求保护生态环境。然而实践中，地方政府却往往只重开发利用而忽视生态保护，甚至酿成恶果，而这种恶果因为缺乏严厉责任后果不能有效遏制，甚至在有的地方愈演愈烈。
中国从改革开放厉行法治迄今已经有三十余年，我们的法治是否应该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套理性科学的决策程序和可操作的监督机制呢？政府业绩和核心领导考核中是否应当有环境保护或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呢？政府决策失误是否应当承担比老百姓违法更重的责任和后果呢？正像多数汉江支流一样，岚河在过度的“梯级开发”中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生态危机，河道干涸、饮水困难、植被破坏、气候变化、空气质量恶化等已经直接影响到两岸居民的生存和发展，但愿家乡人的话语和岚河的哭泣能够使我们有所警醒！让我们不再“重复那过去的故事”，同时在制度层面有更多的反思和建议。民主和法治或许不能导致最有效率的决策和运行，但却是集中民众智慧和最大限度避免错误与褊狭的机制，执法者必须信守法治，但其责任却不限于法治，因为人类生存的可持续发展是既在法治之内更在法治之外的。
（原载《南方国土资源》，2010年第3期。发表时的题目为《关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思考——以陕西省岚河水电开发为例》。）
公务员报考“热”的“冷”思考
——浅议多元人才价值观
最近十年来，公务员的报考日渐升温，一个并不起眼的公务员岗位竟有千人竞争，就连基层国家公务员的招考也同样火热。这种现象对提升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管理水平而言当然不是坏事，但举国上下的优秀人才都去争当公务员了，其他行业和岗位却不能得到优秀人才的青睐或少有人问津，这对于一个社会的均衡发展和文明进步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有人才价值和成功标准的多元化才会让各个领域英才辈出、辉煌凸显，社会的飞速发展和进步才会成为必然。令人遗憾的是，在生活实践中，我们却常常发现当一个人在某个行业和领域干到极致的时候，即他/她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状元”和领军人物，本该乘胜追击取得更大的业绩和辉煌的时候，却改弦更张当了“官”。甚至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我们也常常发现“官本位”的标尺无时不在时时在、无处不有处处有。一个人似乎不当官，没有个什么行政级别就不足以凸显自身的价值和地位，甚至某寺院主持都要在其名片上括号特别注明“相当于副处级或处级”。当然，从个人角度看，对这样的现象和选择我们无法苛求，毕竟每个人都是生存在特定的社会和群体之中的，个人很难不受到这个社会的固有观念和价值标准的影响和制约，也很难完全超脱这个时代的思维和文化的局限，更何况某些行政级别或职位的背后是诱人的利益。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主流的价值观、人才观和成功标准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从社会整体文明的发展进程角度看的时候，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传统的原因和体制性的因素。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和影响，官本位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谋官、做官和守官几乎是“华山一条道”，科举制度盛极一时，“范进中举”的荣耀与笑话也并非个案。官总是和一定的权力相联系的，而权力则是一种支配力和影响力，对个人之生存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价值。在那个时代，读书是做官的“捷径”和“大道”，读书人的核心价值和追求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然后就是“学而优则仕”，甚至有朝一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坦率地说，即使在今天，从政为官也不失为成才立业的“阳关”大道，官道所提供给人的“舞台”和空间还是让人羡慕和追求的。然而，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把行业和领域的发展空间拓宽到无以想象的境地，正在为各类人才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成才与成功的标准不应单一，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大量优秀的人才为之创新、奉献和坚守，也只有各行各业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的整体进步与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也只有各行各业的人恪守职业精神才能将这个行业和领域的发展推向极致。从社会的角度看，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业内的管理层都应当为各行各业的辉煌人士提供足够的荣耀和价值空间，不能为他们设下太多“涨停板”的限制和约束，或者让他们感觉故旧的生活索然无味而生逃离之心。
试想一下，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在有所成功之后都去做官和从事管理，科学家不再安心搞科研、教授不再安心教学、医生不再专一从医、商人不再持续经商以及各行各业精英人士和高端人才均不在从事或专注于原来的工作，全都涌向“华山一条道”，这就势必造成各个行业领域尖端人才的缺乏和浪费，以及行业经验和积淀的丧失。“官道”虽然辉煌但毕竟容纳范围和空间有限，这就必然造成大批优秀人才的拥堵、浪费甚至“自杀”。社会的发展需要人才价值的多元化，要求有各种各样的优秀人才从事各项事业。日本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是非常先进和闻名的，他们不但有先进的科学还有精湛的技术水平，这就使他们能够把每一个完美的设想落实到技术层面。我常想，日本人是如何把一个螺丝钉做得和安装得几十年都不会出现问题的？同样的产品国内合资生产甚至组装得总是不如日本原产地的，原因到底何在？原因之一应当归结为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技术水平。原因化和管理给人的启示就是：个人只要安于岗位与积极奉献和创新，都会得到超凡的荣耀、待遇以及做事的价值感，而不会时时处于不安分和见异思迁的状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管理制度下，当然不会人人谋“官”，更不会把官当作成功与价值的单一选择甚至唯一选择。
官本位的价值观和成功标准有其深刻的传统文化根源和制度层面原因，一个文明创新和开放的社会，其主导社会的价值观和成功标准应当是多元的。无论你从事的是哪个行业，无论是治理国家的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还是人大代表、执政党的党首或中层人士，抑或从事一般社会服务工作的服务员、售票员、建筑工或保洁员，行业虽然不同但每个人的人格是平等的，所有的工作都应当有价值感、幸福感并值得尊重。只要你能够倾注全部的热情和智慧为之奋斗和奉献，社会将在机制上为所有领域提供巨大的荣耀与成功。笔者曾在美国埃默里大学法院做访问学者，每周有两天要坐学校提供的公共汽车去法学院听课，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包括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上车的时候，都不会忘记对司机说声“Good morning，sir”或者“Hello”，甚至有些人在下车的时候还会再打声招呼，我能看出每个人对提供服务的司机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尊重。我在想，如果我是这个司机我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感、成就感和不受尊重吗？为这样的乘客或公民服务我会不愉快吗？回答是否定的。
笔者也曾在欧洲乘坐公共汽车时碰到过一位年迈的女性售票员，那种发自内心的善意笑容和幽默话语让人能够感受到那种深深的职业自豪感，让人至今难以忘怀。其实，每个平凡的岗位都有其价值和成就，每个人只要认真努力工作都应当平等地得到尊重和理解，这正是一个和谐社会应当提供给大家的工作氛围和价值判断。每天，当我提着垃圾袋去倒垃圾或者看到处理垃圾的环卫工人辛勤作业时，我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他们的奉献恐怕一天也无法干净，这样的话语也适用于一切社会所需要的行业和领域。对行业和职位的艰辛与奉献，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人的被迫选择的结果或者是职务的要求。如果这样思维的话，那么所有人相对于其所在的行业和职位而言都可以说是“被迫”，这个世界也不会有一般与高尚之分，更不会有贡献大小之别。和谐的人文社会和环境要求我们彼此尊重和理解、彼此谦让和包容，让所有在这个领域或岗位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的乐趣和价值，找到发挥价值和才干的空间。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曾提出过非常有名的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需要是人的行为的动因，其将人的需要按照高低抽象地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相爱相属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各种需要在得到相对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每个人其实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需要，而高层次的需要是偏于精神的需要。一个人在其生存与职业生涯中，不仅需要获得一般的物质生活条件，更重要的是得到精神上的认同与激励和奖励，比如爱和尊重以及归属感等，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自身存在的尊严感、价值感和成就感，而不是把人的价值和地位完全体现在利益和权力上。
只有长久的物质和精神激励才会让人稳定地恪守行业规范和职业精神并不断地超越现实和自我，追求更大的业绩与辉煌。显然，这种激励和激发奋进的环境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和文化应当提供的，而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以及相关的社会组织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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