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荷兰组在蒙特港等我。选择蒙特港拍摄，不仅是因为难以言表的美景，还因为这一区域在智利近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这座城市是长期斗争的舞台。在爱德华多·弗雷政府时期，这里发生过一起异常残酷的镇压，造成执政联盟中的进步派脱离了政府。民主左派由此意识到，能否取得广泛的联合，不仅关乎自己阵营的命运，也牵系着整个国家的前途。自此，一场不可逆转的疾风骤雨般的巨变发生了，其高潮就是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总统的时刻。

    蒙特港拍摄完毕后，整个南方的拍摄计划也圆满结束了。荷兰组携带充足的素材取道巴里洛切，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将这批胶片带给身在马德里的艾丽；而我选择在一个怡人的夜晚，搭乘夜车只身前往塔尔卡。当晚没什么值得记录的，除了我把烤鸡原封不动地退回了餐车，因为鸡肉外皮太硬了，一刀也切不下去。在塔尔卡，我租了一辆车，驶向科尔查瓜谷地中央的圣费尔南多城。

    在小城的武器广场上，任何一个地点、一棵树、围墙上的一块砖石，都能让我回想起童年。当然，除了这些，更令我怀旧的是小学的旧楼，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读写。我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拍了些照片，或许可以在影片中穿插使用。广场上逐渐充满了上学的孩子们的欢闹声。有些孩子在相机前摆姿势，有些伸出手掌遮住镜头，一个小姑娘摆了几个舞蹈动作，姿势很专业，我情不自禁地请她在更合适的背景前再跳一遍。突然几个孩子坐到我身旁，对我说：

    “为祖国的未来拍张照片吧。”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我，因为它呼应了不久前我在“吉卜赛女郎”牌空烟盒上写下的一句话：“我敢断言，每个智利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期许。”尤其是孩子们这一代，他们无从了解祖国与现今不同的另一个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自身的命运满怀信念。

    我跟智利摄制组约定，上午十一点半在游击队员桥边见面。我准时到达右岸，看到摄影机已在对岸架好。那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四处弥漫着树丛间百里香的芬芳，在故乡，我从未像此刻这样气定神闲，流亡的痛楚也淡去了。此时，我已解掉另一个自己的领带，脱去英式西装，重新换上夹克和牛仔裤，还原成本来的我。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后的两天，我很庆幸我没刮胡子，重新长回的胡子是我恢复本来身份的明证。

    我意识到摄影师正从取景器里看我，于是走下车，慢慢走过桥面，让他们有时间拍摄，而后，在这些男孩子的热情和早慧的激励下，我逐一向所有人打招呼。他们年轻得让人难以置信——十五岁，十七岁，十九岁。小组负责人、导演里卡尔多年龄最大，二十一岁，其他人管他叫“老家伙”。几天以来，没有什么比获得他们的支持更让我感到振奋的了。

    就在那里，大家倚着桥上的栏杆，拟定了拍摄计划，须臾便投入工作。应该承认，我当天的计划有些偏离了最初目标，更准确地说，是顺从了童年的回忆。我选择从记忆当中那座桥的形象开始拍摄。十二岁那年，正是在这座桥上，我被一群吵闹不休的表姐们推下水去，强行学习游泳。

    不过，随着一天工作日程的展开，旅行的最初缘由重新凸显出来。圣费尔南多谷地是一片广阔的农业区，在人民团结政府时期，定居于此却一直沦为农奴的农夫们第一次享受到公民权。从前，这一区域是封建寡头的堡垒，寡头集团驱使形同臣仆的选民，操纵选举投票。在爱德华多·弗雷的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期，这里爆发了首次农民大罢工，萨尔瓦多·阿连德亲身参加了这次罢工。阿连德担任总统后，剥夺了寡头地主过分的特权，当地活跃而富于团结精神的农会也将农民们组织起来。如今，作为历史倒车的标志，中央谷地成了皮诺切特消夏别墅的所在地。

    离开故乡前，不拍摄几段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

    雕像的影像，那可不行。帕拉西奥斯写了一本不寻常的书，《智利种族》。作者在书中提出，远在巴斯克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法国人和德国人迁居智利的移民大潮前，地道的智利人是古希腊人的直系后裔，因此命中注定要被指派为领导拉丁美洲的霸权力量，展示真理与救赎世界之路。我出生的地方离那里不远，每天上下学总要习惯性地朝雕像瞟上几眼，但没人给我解释那是谁的雕像。皮诺切特是堂尼古拉斯·帕拉西奥斯最忠实的崇拜者，现已将这位学者从历史的遗迹中解救出来，在圣地亚哥市中心为他竖起了另一尊纪念碑。

    黄昏时分我们终于完成了一天的拍摄，时间刚够在宵禁前赶回一百四十公里外的圣地亚哥。除了里卡尔多，摄制组全员就地解散，各自返程。里卡尔多把车开到海边，陪我兜了一大圈，逐个敲定次日取景地点。我俩陶醉在工作里，连闯四道警察岗哨都丝毫没觉得恐惧。不过，通过第一道岗哨后，我决定还是谨慎些，于是脱掉导演米格尔·利廷的便装，换上乌拉圭商人的行头。稍没留神，已临近午夜。等发觉时，宵禁已经开始半小时，我们顿时感到一阵惶恐。于是，我指挥里卡尔多驶离主干道，开车钻进一条土路——这条路我记忆犹新，仿佛昨天才刚走过。而后我指引他左转，过桥，再右转驶入一条漆黑的小巷。黑暗中，只能听到禽畜惊醒后嘈杂的叫声。我让里卡尔多熄灭车灯，顺着一条没铺柏油的土路往前开，沿途碰上好几个急转弯和陡坡。这座迷宫尽头，是一座沉睡的小村庄，躁动的犬吠吵醒了邻居院子里的所有禽畜。车子穿过全村，驶到村庄另一头，停在我母亲的家门前。

    里卡尔多当时不相信，至今也不相信这不是早有预谋的方案。我发誓，真的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当我意识到我们在违反宵禁，脑海中唯一的念头就是藏进一条僻静的小路挨到天亮，因为赶回圣地亚哥要通过四道检查站。驶离公路后，我才辨识出了童年时代常走的土路，桥那头的犬吠声，炉膛熄灭后的灰烬余味，而这一切，叫我无法遏制给母亲带来惊喜的鲁莽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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