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是我儿子的朋友”

    拥有四百户居民的帕尔米亚村，仍同我孩提时代一样，从未改变。我的祖父出生在巴勒斯坦的拜特萨侯尔，而我外公是个希腊人，名叫克里斯托斯·库库米德斯，两人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最早的那一批移民潮中来到此地，定居在火车站附近。如今，铁路已直接把圣地亚哥和海岸连通起来，而当时，帕尔米亚村唯一的重要性在于它曾是铁道线的终点。旅客们需要在此地转车，来往海滨的货物都要在此地装卸，因此形成了一种过境贸易，让这个地区繁荣一时。后来，铁道线延伸至海滨，这座车站就变成了给机车加水的必经之地，列车按规定只停靠十分钟，可实际停车时间动辄延长到一整天。列车从我那位阿拉伯祖母玛蒂尔德的房子前驶过，总要鸣笛，宣告火车进站。不过，那时的村庄在规模上跟现在没什么差别：仅有一条长街，街旁零零散散伫立着几栋屋舍；还有一条侧路，沿路的房子比长街上还要少些。从村庄再往下，有座叫拉卡雷拉的小镇，这地方全国闻名，因为家家户户都能酿出上好的葡萄酒，让往来路人免费品尝，请他们评比谁家的酒最好。因此，拉卡雷拉有一段时间成了全国醉鬼的天堂。

    帕尔米亚村最早的一批画报是玛蒂尔德带来的，对于画报，她总是怀有一种无法满足的热爱。她还时常把房子对面的果园借给马戏团、巡回戏班和木偶艺人使用。每当我们这样的偏远孤村能放映几场电影，也总是选在这个园子里。五岁那年，正是在那里，我坐在祖母膝头观看了生平第一部电影，就此萌发了自己的终生志向。当时放映的是《十字军的复仇》

    ，其实，这部电影留给我的回忆倒不如说是恐惧，很多年之后我才搞清楚，挂在树中间的被单上怎么会出现飞奔的马匹和硕大的头颅。

    我和里卡尔多当晚拜访的地方属于我的希腊外公，现在，我母亲克里斯蒂娜·库库米德斯住在这里，我的少年时代也在这栋房子里度过。房子修建时间极早，仍保持着智利农村的传统风格，有长长的走廊、阴暗的过道、迷宫般的房间、宽敞的厨房，再往里走是牲口棚和马厩。这片地方叫橘园，真的常年能闻到酸橘的气味，旁边还有一片满是九重葛和其他鲜艳花卉的园圃。

    想到能跟母亲在老宅重逢，我心情激动，车还没停稳就一脚迈出了车门。我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往里走，穿过阴影中的庭院，出来迎接我的只有一条呆狗，它在我腿间打转。我继续往前走，还是没发现一点人迹。每走一步，都能激活一段回忆，要么是下午的一个钟头，要么是某种已经遗忘的味道。长长走廊的尽头，我探头朝一间灯光昏暗的客厅里张望，我母亲就坐在房间里头。

    这是很奇特的一幕。客厅很宽敞，屋顶高挑，四壁萧索，没什么家具，只有一把孤零零的扶手椅，而我母亲正坐在里面。她背对着门，旁边放着一只火盆，侧面还有一把同样的座椅，里面坐着她弟弟，也就是我的舅舅巴勃罗。两人都沉默不语，面带天真的表情愉快地注视着同一个地方，仿佛在看电视，但其实，对面不过是光秃秃的墙壁。我朝他俩走去，并没刻意轻手轻脚，可见到他们没反应，我便说：

    “好吧，这里竟然没人招呼我，真见鬼。”

    我母亲这才站起身。

    “你一定是我儿子的朋友吧，”她说，“让我抱抱你。”

    自从十二年前我离开智利，巴勃罗舅舅再没见过我。此时，他坐在椅子里，纹丝不动。我母亲去年九月在马德里跟我见过面，但起身拥抱时仍没认出我。于是我抓住她的双臂轻轻摇了摇，想让她从困惑中醒悟过来。

    “好好看看我呀，克里斯蒂娜，”我望着她的眼睛，对她说，“是我呀。”

    她再次定睛打量我，但还是没认出我来。

    “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是谁。”

    “可你怎么会认不出我呢，”我说着，忍不住笑出声来，“我是你儿子米格尔。”

    她再一次打量我，脸色变得惨白。

    “天啊，”她说，“我快要晕倒了。”

    我赶紧扶住她，免得她跌倒。巴勃罗舅舅也站起身，同样情绪激动。

    “做梦也想不到还能再见你一面，”他说，“现在叫我立即去死也甘心了。”

    我赶紧拥抱他。虽然他年纪仅比我大五岁，但已经满头白发，此时正裹着一条旧毯子，枯瘦得像只小鸟。他曾有过一次婚姻，自从离婚后就一直住在我母亲家里。他始终非常孤独，年少时看起来就很老成了。

    “别瞎说了，舅舅，”我对他说，“别说什么现在就要死的傻话了。去拿瓶酒来，庆祝我回家吧。”我母亲像从前一样，突兀地打断我俩的谈话，仿佛收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启示。

    “我准备好了马斯图。”

    要不是到厨房亲眼看见了烹调完毕的马斯图大餐，我都不肯相信她的话。这并非虚言。希腊人家只有在盛大节日期间才会做马斯图，因为料理工作费时费力。这道菜要放入炖羊肉，配上鹰嘴豆，还得加粗燕麦粉，有点类似阿拉伯人的古斯米。这是那一年我母亲头一回做马斯图，事前无缘无故，纯属灵光乍现。

    里卡尔多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餐，之后就去休息了，无疑是想给我们留点私人空间。不久，舅舅也休息去了，只剩下我和母亲一直聊到天亮。我们母子两人向来无话不谈，几乎像一对朋友，大概因为我俩年龄差距没那么悬殊吧。她十六岁就嫁给了我父亲，一年后生下了我，所以我还清楚记得她二十岁左右的模样，非常漂亮、温柔。她经常跟我玩耍，就好像我不是她儿子，而是她的一个布娃娃。

    我此行归来，让她容光焕发，但我着装的新风格让她有些气馁，因为她一直喜欢看我穿工人装。“你看起来像个神父。”她对我说。我没跟她解释乔装的原因和入境智利的目的，她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合法的。我宁愿不让她知道冒险行动的内情，免得她心中不安，当然，更重要的是，不想让她受到牵连。

    天亮之前，她拉着我的手穿过庭院，也不告诉我原因，只是仿佛狄更斯小说里的场景一般秉烛照亮，稍后给我带来了此趟旅行中最大的惊喜。院子深处，是一间书房，格局与我流亡前圣地亚哥家中的书房一模一样，摆设也分毫不差。

    军方最后一次查抄圣地亚哥旧居后，我和艾丽不得不带着孩子们逃往墨西哥。我母亲雇了一位熟识的建筑师，把圣地亚哥书房里的木板一片一片拆卸下来，再运到帕尔米亚村的家族老宅里，依照原样重建。从室内看来，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不但遗落的物品待在原处，混乱无序的样子也一仍其旧。我毕生的各类文稿都收藏在此：年轻时写的剧本、电影脚本大纲、场景设计图，等等。甚至连室内空气也是旧时颜色、旧时气味，以至于让我觉得回到了自己最后一次端详书房的那一天、那一刻。我心底打了一个寒战，因为那一刻我不敢确定，母亲分毫不差地还原了这一切，究竟是为了有朝一日我归来时不必想念旧居，还是为了万一我客死异乡能借此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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