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殖民地大国：葡萄牙的发家
16世纪中叶，葡萄牙海外帝国发展到鼎盛时期。葡萄牙在非洲东海岸和印度东、西部海岸拥有大批贸易据点，控制了印度洋岛屿锡兰（今斯里兰卡）、霍尔木兹、马六甲、香料群岛和澳门，并在日本拥有一个据点，在巴西也建立了一个立足点。在帝国之外，葡萄牙探险者的传教士曾涉足于遥远而神秘的越南和西藏。
葡萄牙人16世纪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业航线，竭力排斥欧、亚各国商人，截断阿拉伯人同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业往来，打破阿拉伯人和意大利商人对印度洋的传统垄断。
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小葡萄牙，垄断了世界上的香料、食糖、黑奴贸易成为世界性的商业帝国，变得富庶强大，欧洲的权力中心也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转移到了伊比利亚国家（它的邻国西班牙也因美洲的黄金、白银而强大起来）。
盛世之下有隐忧。欧洲其他国家眼红葡萄牙取得的成功，他们或跟随或绕开葡萄牙纷纷染指香料贸易，在激烈的竞争中，葡萄牙自身的问题充分暴露，很快地处于劣势。
第一，人口过少。在16世纪初葡萄牙的人口只有150万，对于一个跨越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的帝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1515年，在与摩尔人的一次海战中，一次就有4000名葡萄牙士兵丧生，随船准备在北非殖民的葡萄牙人被俘，许多人被当做奴隶卖掉。国王曼努埃尔视为奇耻大辱，发誓一定要报仇，但人力和金钱十分匮乏，远征队最终没能组织起来。这也意味着葡萄牙对北非100多年的殖民活动以失败告终。由于兵力的不足，使葡萄牙人的殖民网络除几个关键地点外，都是以据点形式存在，根本无力控制内陆，建立直接殖民统治，同时也无力去控制主要港口以外的其他港口，这给其他竞争者以可乘之机。
第二，财富大量流失。葡萄牙大帝国在极盛时期什么都创造了，唯独没有增加财富。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控制远远达不到独占的程度。每年出发到印度的12艘船很多没有回来。葡萄牙曾在16世纪初期实现了对香料贸易的垄断，但很快地威尼斯人就表现了商人的顽强和灵活。他们经常作为私营商人跟随葡萄牙舰队出航。他们与穆斯林合作，在葡萄牙人控制范围之外又开辟了香料贸易的航线，除此之外，由于红海始终没有被封锁，威尼斯人先后与埃及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合作，继续使用这条航路。
第三，国内享乐之风盛行。当大量的财富突然来到时，葡萄牙人没有投资于生产，而是把大量的财富投入到消费之中。不论是国王还是贵族都大兴奢侈之风，浪费大量财富。一名布拉甘沙公爵每次举杯饮水时，他的宫殿里都要奏乐致敬。到16世纪中叶，国民缺乏追求、思想颓废的情况已相当严重。葡萄牙的繁荣太多地依赖香料贸易，很少有其他财富来源，一旦香料贸易出现问题，又无所追求的话，衰落就是时间问题了。
第四，平庸的国王。1521年“愚蠢又顽固”的若奥三世即位，他唯恐身后留下来的帝国比他即位时缩小，又不能正视存在的问题，只是简单地不愿作任何的撤退。然而，事实上葡萄牙又不得不放弃北非萨菲、阿泽穆尔、阿耳卡塞尔－塞格尔和阿尔济拉四个据点，在摩洛哥的据点仅剩下休达和丹吉尔了，这也表明大北非帝国迷梦的破灭。作为一个衰落中的帝国，若奥三世采取了完全孤立或接近孤立的政策，他宁愿忍受侮辱也不愿投入战争，也不和其他欧洲强国结成联盟。1578年8月5日，军队陷入包围，全军覆灭，国王也丧了命。
各方势力为争夺继承权闹得不可开交，加剧了葡萄牙政治局势的混乱。然而从血缘上讲，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最有优先权，因为她是曼努埃尔的一个女儿。菲利浦二世通过武力打败了葡萄牙国内的竞争者，于1580年被选为葡萄牙国王。葡萄牙不复存在。由于西班牙政府忙于当时欧洲的战事，一直未曾采取任何措施来维护葡属殖民地，葡萄牙多年经营的殖民体系趋于瓦解。从16世纪90年代后期起，葡萄牙在东方的殖民地，日益受到荷兰的排挤。到17世纪初，英国殖民势力又接踵而至。1605年荷兰把葡萄牙人赶出安汶，1619年赶出雅加达，1641年赶出马六甲。英国人在1622年夺取霍尔木兹，1630年迫使葡萄牙停止商业竞争，1654年强令它开放东方一切据点。在美洲，1624年荷兰人便已侵占巴西。葡萄牙在东非的势力，也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衰落。经过几十年的沉沦，葡萄牙虽然在1640年最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但此时的世界局势已经大变，荷兰的殖民势力已经巩固。尽管葡萄牙在1654年将荷兰人挤出巴西，但它的东方殖民帝国早已被全面瓦解。到18世纪初，它在东方的殖民据点，只剩下果阿、第乌、帝汶和澳门等有限的几处。它再也不是一个强国了。
贪婪的掠夺者：“黄金漏斗”西班牙
1588年无敌舰队的覆灭，标志着西班牙的衰落，1598年国王菲利浦二世的去世，说明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终结。无敌舰队的失败是军事上的失败，但黄金时代的终结却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
有了金银就意味着富强，西班牙之所以能成为强国，与之不无关系。但金银的大量输入引发了许多意料不到的问题。首要的就是通货膨胀。大量的金银使得金银的价格下降，物价上涨，首先是农产品，既而是工业品。到了16世纪末，西班牙的物价平均上涨了4倍多，谷价上涨了5倍。法、英、德等地区的平均物价上涨了2倍半以上。价格的上涨使西班牙制成品价格昂贵，因而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在国内由于物价上涨速度超过了普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造成群众购买力下降，国内市场日益狭小。其次，就是对国内工商业的打击。由于本国产品不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不占优势，为了挣钱，国内外纷纷把其他国家的产品走私到西班牙来，从而进一步打击了西班牙本已弱小的工商业。
军费开支耗空了财富。在整个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西班牙一直打仗，意大利战争、与德意志新教徒的战争、镇压尼德兰革命、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与英国人的战争，还有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等等。一个不稳固的大国，怀着过时的梦想，拥有如此多的对手，卷入如此多的战争，结果是很难想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支撑的问题。在多场战争的背后，就是天文数字般的军费开支。在15世纪，欧洲开始了一场军事革命，战争规模扩大、新兵器崭露头角，攻打坚固的城防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员，这一切都使得军费开支直线上升。1552年，查理五世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西班牙、大西洋和地中海各条战线上同时受到攻击，于是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出动了109000人，在伦巴第出动了24000人，在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出动了更多的人。海军的花费更加惊人。由于广泛的敌人的存在，西班牙的船越造越大、数量越来越多、装备越来越先进。在1574年，菲利浦二世拥有146艘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1580年吞并葡萄牙后，敌人的增多，迫使菲利浦扩大舰队规模。经济的窘迫影响了西班牙的军事能力，军事能力的削弱也影响了财富的获得。
西班牙趁欧洲其他国家忙于自身事务时，占得先机，取得了成功。17世纪，西欧各国力量不断增强，他们不满足教皇对西班牙霸权的承认，趁其沉陷于欧洲不能自拔的机会，开始了挑战西班牙帝国的过程。竞争主要在三个地区展开：一个是欧洲本土和地中海，一个是美洲和大西洋地区，一个是东亚和东南亚。在欧洲本土和地中海，西班牙在一场接一场的车轮战中消耗着自己的力量；在美洲和大西洋，西班牙建立的贸易垄断制度面临着其他国家走私和海盗行为或偷偷摸摸或明目张胆的破坏。与腐败的官员勾结的走私分子吞蚀着西班牙的市场，在菲利浦二世统治时期，美洲殖民地进口商品中的90%来自于其他国家。到18世纪，这个数字变成了19/20。大西洋上的海盗给西班牙的船只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西班牙往欧洲运送白银的船只是他们掠夺的目标。他们有时还攻入防护薄弱的城市，烧杀抢掠。在美洲大陆上，也出现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身影，他们在美洲试图建立永久居住地，从西班牙口中抢食吃，这也是对美洲争夺进入新阶段的标志。1587年荷兰商人在巴西出现，1621年，他们建立西印度公司，以后又相继占领巴西繁华的圣萨尔瓦多、伯南布哥等城市。1623年，法国人和英国人分割了圣基茨岛，英国的议会决定设立西印度公司。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不仅在南美洲进行殖民活动，他们还到西班牙尚未正式占领的北美洲拓殖，并以此为跳板不断地向西属美洲渗透。
在亚洲的竞争更加激烈。西班牙在亚洲采取的是守势。1600年，英国人成立了东印度公司，1602年，荷兰人也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他们打破葡萄牙人的垄断，来到东方贸易。1595年，葡萄牙人保持了近一个世纪的印度洋航线的秘密被荷兰人公布出来。1606年，葡萄牙和荷兰的舰队在马六甲进行了一场海战，战败的葡萄牙失去了东方海上霸主的地位。荷兰取代了它的位置，1641年，马六甲被荷兰人占领，葡萄牙的东方贸易航线被截断。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强大的殖民地，西班牙在菲律宾从此处于守势。
西班牙在17世纪迅速衰落，1700年国王查理二世的死亡引发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后，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以外的领土丧失殆尽，直布罗陀成为英国殖民地直到今天。受法国大革命的鼓舞，西属美洲开始了独立战争，到1826年，除古巴外，各殖民地先后独立，西班牙的统治宣告终结。西班牙再也没有恢复它的荣耀。
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成功的经验很相似，都是比其他国家先行一步，通过百折不挠的精神，发现通往富裕东方的航道，开展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从此开始了积累巨额财富的过程。不同的是，西班牙在殖民地所获的财富更多的直接表现为金银。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行为的意义是非凡的。抛开殖民掠夺的性质不谈，他们拉开了地理大发现的序幕，改善了人类的知识结构，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使本来相互隔绝的世界各地联系起来，在东西方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的西方从此开始对东方占据优势，并最终奴役东方。
相对于这些绝难重复的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导致他们快速衰落的失败教训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两个国家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只用于消耗不用于生产，结果非但不能发展自己，反而阻碍了自己的进步。追求自己实力所达不到的目标，最终耗费了国力，尽管拼尽全力，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殖民扩张发大财：“金融资本家”金荷兰
荷兰经济繁荣的基础是商业，尤其是船运业，也就是对外转口贸易。本身无资源的荷兰过多的依赖于对外贸易，说明了其经济基础相当的脆弱。银行的放贷对象多为各国君主，在战乱频生，各国经常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贷款常常收不回来，这不能不深深地影响荷兰的经济，进而影响到其他方面。
脆弱的经济基础。荷兰缺乏发展工业所需的资源以及广袤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虽然它成为世界霸主，但发展后劲是不如英法的。它过于依赖外贸的脆弱的经济基础也十分容易受到打击。当18世纪时，西欧各国逐渐从内部混乱中抽出身来，他们采取高关税和对本国企业进行高额补贴的办法与已占据垄断地位的荷兰展开竞争。荷兰的优势被迅速削弱了。根据通过波罗的海门户松德海峡松德海峡是波罗的海的门户，荷兰早期最有利可图的生意是通过此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的记录，1497年，通过的荷兰船只是567艘，1597年是3908艘，1697年超过了4000艘。从此以后就开始下降，1781年就只有11艘了，以后虽有好转，但也不到先前数目的一半。这反映了商业全线的衰退。与南美洲的贸易也于1713年被英国垄断。曾经非常赚钱的渔业，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衰退。在1736年有219艘渔船，10年后就只剩下144艘了，以后再也没有恢复过。东印度公司的高股息政策也坚持不下去了，董事们采取金融欺诈的方式来使收支平衡。为了维持高股息，使股票保持高价位，公司往往宁可以3倍于国内的利息借债也不让国内的人知道公司缺钱。1780年以后，它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大量贷款成为坏账。由于经济的极度繁荣，18世纪的荷兰成了全世界的大借贷国。有个形象的比喻说，荷兰就是一个由舰队守卫的帐房。但问题在于，荷兰向每个国家贷款时，还意味着它必须和每个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若与英国或法国开战，则意味着这些国家将立即停止支付大部分的利息，因而对总体的繁荣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更糟糕的是，不管荷兰卷入与谁的战争，将都意味着它在与自己的资本作战。出于这个原因，与任何一个国家的战争都必须不借一切代价加以避免。但现实是，荷兰不断地卷入战争中，不仅支出大量军费，也损失大笔的利息。法国大革命，也让荷兰损失了一大笔收入。
在国外大量的投资，对国内的产业而言就意味着直接的损失。生活费用在繁荣的尼德兰要大大高于周边国家。当各产业被迫与海运商船竞争时，产业主必须付更高的工资才能得到人手。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增加生产成本，也就意味着投入的资本只具有较低的利润率。但是出于投资者的本能，当在国外十拿九稳可以得到6％或7％利润的时候，便不会以4.5％或5％的预期利润在国内投资。这表明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当来自国外的竞争开始严重影响荷兰的市场时，荷兰的制造商无力扩大生产以迎接这个新的竞争的挑战。
对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的投入不足。在荷兰，海军的作战费用属于特别开支，不能由常规的税收负担，需要由联省议会特别拨款。但当时有5个海军部，各自都有独立性，当执政在时，可能还会协调一致行动，当没有执政时，就陷入了混乱。17世纪晚期的持久战争产生了巨额费用，但在战争就要最后结束时，执政威廉去世，各省突然停止提供经费，结果各海军部面临破产。由于战争还在继续，海军部便得到允许借钱。一些爱国者愿意以9％的报酬借钱给海军部。但在借了大笔款项之后，仅荷兰省的3个海军部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的时候仍欠债达1000万荷兰盾。军官和水手被解雇了，他们或者过起了市民的生活，或者移居别的国家，为能付得起报酬的外国海军服役。从1713年到1770年，除荷兰省以外的6个省没有为舰队投入一分钱。作为以航运起家的荷兰来说，这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纷纷拦截荷兰船只，海盗也对荷兰船只情有独钟。
安于现状的国民精神。靠利息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的荷兰人，丧失了前辈们的进取精神，贪图享乐，安于现状，对于不断增加的衰退信号无动于衷，只要今天还能舒舒服服，就不管明天怎么样。这样的精神状态，哪里是生机勃勃的英国人、法国人的对手？
被战争拖垮。1650年和1651年英国为削弱荷兰商人在国际贸易方面的中心地位，曾两次颁布《航海条例》。1650年的《航海条例》规定非经英国允许外国商人不得与英国殖民地通商。1651年的《航海条例》又规定进口到英国的产品只准使用英国船只或生产国的船只进行运输，从英国出口的产品只准使用英国船只运输。荷兰宣布拒绝承认英国的《航海条例》，和英国在1652年到1673年间先后发生三次英荷战争。
1675年荷兰海军又与西班牙海军联合镇压西西里岛起义。此后，一直到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荷兰一直处于四处作战中。频繁的作战耗光了荷兰的财富，英法的竞争又使财富来源减少。
1785年，荷兰的处境已经很糟糕了，公共债务增加到几乎付不出利息的地步。国家一片混乱。1795年1月初，法国革命军攻入荷兰，1月18日，荷兰最后一位执政威廉五世逃往英国。几个星期后，荷兰共和国就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作为法国附庸的巴达维亚共和国。
荷兰的成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优势的成功，再加上自由宽松的政策，远离欧洲的矛盾中心，一个一半国土在海平面以下的国家，最终成了世界的霸主。失败永远比成功要容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在荷兰身上应验了，过度依赖外界的经济和各行其是的地方政权使荷兰受制于人，这是荷兰走向衰败的原因。
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者：“日不落帝国”英国
工业化之前，英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仍然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阎照祥先生在其所著《英国史》中这样描绘“工业革命前的英国”：它告别了内战、流血和专制，可仍未被工业社会浸淫。传统社会风貌处处可见：静谧的乡村、弯曲泥泞的小路，憨厚朴实的乡民，绿茵茵的公有地，哞哞欢叫的牛羊。这同莎士比亚的社会有多大区别？以后的英国人留恋和赞美农业社会的舒适生活，称之为“快乐的英格兰”。就在这一派田园牧歌的背后，一场使英国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经济变革逐渐来临。
到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时，随着帝国版图的迅速扩大，第二帝国基本定型。如果说第一帝国的中心是北美13个殖民地，那么，日益兴盛的“日不落帝国”的中心则是远东的印度。印度对于帝国的重要性，正如曾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所言：“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只能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更多的人则形象地将印度誉为“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从1815年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商船与战舰出现在全球各个角落，他们获取领地、开设口岸、掠夺原料、倾销产品……19世纪40、50年代两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市场，1858年英国与法国、荷兰一起强迫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836年和1857年英国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英国与土耳其签约，这些条约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共有一个核心内容，即英国要求得到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为确保帝国安全以及贸易的通畅，英国这一时期还占领了一些军事要塞与贸易据点，如1819年占领新加坡，1839年占领亚丁港，1841年占领香港，这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再到太平洋，英国建立了一条极为通畅的海外贸易通道。如果说历史上庞大辉煌的罗马帝国也只不过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区域帝国，那么，英国人建立的“日不落帝国”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英国殖民地遍及全球，其开拓的疆域之大，统治的人口之多，绝非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所能比拟。庞大的“日不落帝国”是英国成为世界最强国的一个标志，帝国本身与英国的海上霸权与工业霸权一起，共同将英国推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英国的霸权地位一直延续到20世纪，小小岛国能在世界称霸一个世纪之久，这是它一系列的制度领先所造成的结果。
回顾英国从崛起到衰落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英国从一个岛国变成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霸主，凭借的是它所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制度文明，而这种文明一直引领着人类进步的潮流，吸引着世界各国争相效仿。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衰落，也是因为它文化中的保守因素阻碍其继续创新，因而慢慢落伍，成为二流国家。研究英国的崛起，不能忽视其文化的保守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其文化的创新性。英国文化的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史实：英国是工业革命最早的国家，领先世界上所有国家，它的工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是第一个全球金融资本的中心，它的商业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它的海洋和军事文化具有创新性；英国率先建立了现代意义的议会民主制度，它的政治文化具有创新性；另外，英国在欧洲列强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一向居于比较主动的地位，它的外交文化也具有创新性……英国文化保守中蕴含着创新，创新中体现着保守，它是一种兼容并蓄的综合性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英国文化正是18世纪这种综合性最生动的体现。英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英国所做出的世界性贡献而言，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望其项背，而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等条件看，英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国家。我们研究英国的崛起，正是要研究导致其崛起的各种因素，并且揭示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从拿破仑崛起开始：“陆上强权”法国
1797年10月法国与奥地利签署了《坎波－佛米奥和约》，条约规定奥地利承认法国对比利时、莱茵河西岸的占领以及在北意大利建立的山内共和国。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法国占有其几个世纪以来梦寐以求的以莱茵河、比利牛斯山以及阿尔卑斯山为界的“自然疆界”。拿破仑曾不无得意地宣称，法国已经成功地建立了伟大的国家，它的领土疆界就是自然向它提供的疆界本身。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失败，以及法国崛起成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开始。
马伦哥战役的胜利以及《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使拿破仑在国内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但《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即使不是虚幻的，也至少是极为短暂的。由于该和约未能真正解决英法两国在经济、政治、势力范围上的长期矛盾，所以双方均无意切实履行和约中对自己不利的条款。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拿破仑时代》一书的作者乔治·勒费弗尔对《亚眠和约》后的欧洲政治格局以及拿破仑永无止境的霸权欲望曾做出如此评价：“作为民族领袖，拿破仑在签订亚眠和约时已经达到他命运的顶峰。欧洲已同意放下武器，不再反对他对自然疆界的要求。但是他那种一遇机会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权力欲，未能使他对这样的成就感到满足；而法国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如果只关注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利益，它本来会对这些成就感到满意的。拿破仑如果停止干扰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事业，同意对英国贸易重新开放法国市场，并且满足于对其邻国施加他力所能及的、而又为法国疆界安全所需要的合法的影响的话，那么法国将一无所失。”的确，拿破仑并未满足于亚眠和约后的欧洲政治格局，也并不满足于法国已经取得的优势地位。1802年8月，拿破仑吞并了厄尔巴岛；9月，吞并了皮埃蒙特；10月，又占领了帕尔马；同月，派兵占领了瑞士。在德意志，拿破仑还将势力扩充到莱茵河以东的地方，对德意志的领土进行重新划分，扩大普鲁士以及巴伐利亚、巴登、府腾堡等亲法邦的领土，削弱奥地利在南德的影响。与此同时，拿破仑还积极在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并再次染指中东地区。此外，法国于1802年12月宣布，荷兰及意大利的港口禁止向英国商人开放并宣布法国将大力建造战舰，将战舰的数量提高一半。拿破仑的这一系列霸权行为，令英国十分不安。1803年5月英国政府对法宣战。但在英国向法国宣战后的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其他国家慑于拿破仑帝国的强大权力，并没有加入到英国的反法战争中去。相反，一些国家还公开追随法国，与英国为敌。如西班牙于1803年10月与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次年12月更是紧随法国向英国宣战。这表明欧洲大陆各国已经承认了法国的欧洲霸主地位。
要理解法国的崛起，也许大国的统一、权力的集中以及政治思想制度的创新是其中的关键。但法国留给人们的印象实在是过于纷繁深厚、斑驳庞杂了，这或许是因为法国历史与欧洲和世界的命运犬牙交错而在局部的表层和内涵造成的混淆。在历史学家看来，理解法国需要超乎其外，入乎其中。所谓超乎其外，就是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中曾引用夏尔·贝居伊的话：“观察法国，就要置身法国之外。”或者如布罗代尔自己所说：“从蒙巴纳斯塔楼和巴黎圣母院的高处鸟瞰巴黎，并不是为了发现地平线，而是为了展望城市的全貌。”所谓入乎其中，就是要找寻法兰西的特性，布罗代尔称之为“试图搜索和追踪……这些来自法国历史深层的涌泉，进而判断它们怎样像江河汇入大海一样汇合到现时中来。”作者竭尽全力去探寻了，但是也正如布罗代尔所说，这是一系列的质询，你刚回答完其中的一个问题，新的提问就接踵而至，而且永无止境。
武力扩张的不归路：“东方列强”日本
甲午战争后，素有扩张倾向的日本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侵略野心日益膨胀，为了实现称霸东亚的狂妄梦想，日本动员一切力量，甘冒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冲突的风险，对亚洲近邻发动了一系列的罪恶战争，最终走上了武力扩张、争霸东亚的不归之路。
在国家大战略的缔造中，地理要素和精神文化因素向来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战略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就日本而言，地缘政治要素对于其战略的影响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常常体现为一种极为严厉的束缚；而精神文化传统的势力也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经常性地介入日本大战略的缔造并对战略目标的界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两种因素是如此强烈和与众不同，它们时而冲突，又时而交织在一起。在它们的共同作用和引导下，曾给日本的特定历史时期带来变革的动力与崛起的契机，也使日本的大战略表现出众多的非理性成分，在很多情况下做出了违背日本自身根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根据保罗·肯尼迪的观点，一项合理的大战略“关乎的是目的与手段的平衡”。就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而言，在日本的地缘政治条件给其战略手段与资源牢牢地带上物质性枷锁的同时，日本的精神文化因素却以近乎先验性的方式决定了其战略目标的形成。而目标同手段和资源之间的相互矛盾甚至失衡，始终是令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者们最为困惑和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近代日本的崛起反映出日本民族良好的应变性与变革意识。特别是在外强入侵的危机面前，日本的领导层往往能正视地缘上和传统制度中的不足，勇于割除积弊，积极接受新事物，从而形成一股自上而下的废旧出新的强大推动力量，这是日本战略文化的突出优点，也是日本大战略的成功之处。但在自身变革成功之后，日本民族传统的优越性与危机意识的矛盾结合又会再度打破维持战略目的与手段平衡的理性思维，从而引导日本走向歧途。
日本历来是一个喜欢与强者为伍的国度。早在1885年，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就提出：“我日本国虽地处亚细亚东陲，但其国民精神却已摆脱亚细亚的固陋，而移向西洋的文明。”他呼吁：“为今之谋，我国不可犹豫，与其坐待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兴亚洲，不若脱其行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不因邻国之故而彬彬有礼，只能按西洋人待其之方法处理之。”他的言论表达了近代日本在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做出的选择，也是日本崛起过程中基本战略谋划的一个缩影。可以说，“脱亚入欧”的观念既推动着近代日本实现了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的梦想，也使日本逐渐偏离和平发展的目标，逐渐走向以邻为壑、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侵略之路。
但不管怎样，日本是第一个受到强烈的异质文明冲击而开始现代化，并大体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是第一个基本实现了现代化目标的亚洲国家。正如陈晓律先生所说，日本的崛起过程呈现出所有后现代国家的一般特征，即：变革的压力来自外部，而不是本国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变革是由精英阶层推动的，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变革当中，国家政权起到了异乎寻常的作用，而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大的政权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任务。特别是最后一个特征正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建立一个愿意推动变革的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条件，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多少年的艰苦努力才达到甚至尚未达到的。其中的成功经验如同日本速兴骤亡的历史所给予我们的教训一样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宝贵财富。
夹缝中崛起：德国
德国是当今颇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也是欧洲的核心国家之一。它地处欧洲中部，东邻波兰、捷克，西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为伴，南接奥地利和瑞士，北与丹麦接壤，一直是联接东西欧之间，以及斯堪的那维亚与地中海地区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历史上，德国曾产生过众多享誉世界的哲学泰斗、文学名宿、艺术奇才和科学巨匠，给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数次发动战争，企图称雄欧洲，争霸世界，给欧洲和世界造成了重大的灾难。恰如诗人歌德所说：“一想到德意志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从德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它走过的是一条分裂、统一、崛起——冒险、失败——再分裂、再统一、再崛起的曲折前进的道路，既经历了中世纪的强盛、近代的骄傲、今天的重新崛起，也遭受过分裂带来的衰弱、饱受过战败后备受欺侮的痛苦。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但愿我们能从德国历史发展的思考中有所获益。
德意志特殊的地缘战略环境对德意志民族心理构成的影响无疑是独特、深刻而经久的，而这种民族心理一经形成又对德意志民族的实践活动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贯穿德意志发展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这种独具特色的民族心理不仅为德意志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和精神动力，而且也由于其自身安全困境而承受的巨大压力，容易产生急于挣脱和改变现实的主观愿望与冲动。所以，我们从历史中看到的常常是一个充满矛盾、在两种极端选择之间变幻摇摆的德国。就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泰勒曾经评价的那样：德国的历史是一部充满绝对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中庸和节制；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德国人什么都经历过了，就是不知道什么是温和的人生。他们曾经征服了欧洲，同时自己也成为受到人奴役的无助的受害者；他们享受过空前的自由，然而也受过空前的专制政权和压迫。他们向人类贡献了最具思想性的哲学家、最具穿透力的音乐家，然而也滋生了最无赖和最残暴的政治家。
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在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曲折和灾难以后，仍能像不死鸟一样获得重生，并奇迹般地再度崛起，所依靠的也正是由其民族心理而衍生出的这样一种民族精神，一种积极进取的、不屈不挠并且勇于争先的民族再生力。这种民族心理或者精神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争取民族统一和强大的民族亲和力，这一点不仅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发展所证实，而且也在德意志民族发展的过程里不断凝练和升华。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特别是法俄1807年签订《提尔希特和约》，使德意志民族遭到进一步分裂和近乎灭亡的命运，在这紧要关头，德意志民族在民族亲和力的动员下觉醒了，掀起了民族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了异族统治，争得了德意志的新生。在两次遭受世界大战的残酷洗礼之后，德意志人民也两次接受了国家被摧毁和民族被分裂的“正义报复”，但最终又重新统一，再度崛起，并且在经历了多次炮火的考验与历史耻辱的冲刷后，伟大的德意志人民终于寻找到了一条和平崛起的正确道路。这样的惊醒、蜕变和重生不仅仅需要坚强和韧性，更需要勇于解剖自己和进行反思自省的勇气。这才是一个民族寻求自强和超越的真正能力所在。
对于一个面临历史性机遇与挑战的大国而言，对与错往往只在一隙之间。开辟一条道路的过程并不难，难的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固然很难，但更难的是一旦选错了方向，能够反思错误，及时做出更正和补救，纵然羊已亡矣，然时犹未晚。甚至可以说，后面一种能力是作为自强的大国和民族，在寻求发展和崛起的道路上更需必备的素质和意识。
维歇尔特说：“别相信千年古老的谎言：耻辱可以用鲜血洗刷掉；要相信新的真理：耻辱能用荣誉洗刷掉，用赔偿、转变，用迷失了的儿子的话来洗刷：父亲，我犯过罪，今后我将不再犯罪。”唯愿统一的德意志民族能够吸取历史教训，永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发扬其民族心理中的优势特点，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希望德意志成长的经历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历史经验和启迪。
欧洲大陆最强的力量：好强争霸的俄罗斯
广袤的俄罗斯帝国以及有近70年历史的苏联，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欧亚大陆，并且正处在东西方的接合部。它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西部与波兰、德国、捷克、匈牙利等国接壤，东至乌拉尔山脉一线。尽管其发源地、政治文化和领土的重心都在欧洲部分，但它同时又占据了亚洲约1/3的陆地。也许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特殊”的国家身份。这里不仅成为一个众多民族、语言和宗教长期冲突、融合的地区，而且其传统的形成过程也体现了多种文明共同作用的结果：西北方是“东方化的希腊文明”；南方是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民族所构成的伊斯兰文化边缘地带；东南方是以蒙古—鞑靼人为中介的亚洲文化伸入欧洲的前哨。正如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所说：俄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历史，也是一部不同于东方国家的历史，它是一部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以及东西方文化在俄国斗争融合的历史。动摇于东西方之间，是俄罗斯历史最重要的特点。
俄国历史学家柳切斯基说：“一部俄国史，就是一部不断对外殖民、进行领土扩张的历史。”对外侵略扩张是俄罗斯历史上长期奉行的战略传统。但正所谓成亦扩张，败亦扩张，扩张为俄罗斯带来了称雄世界的领土和资源等物质条件，但也造成了它内政虚弱、经济凋敝和众邻疑惧的致命缺欠。
基辅罗斯受洗使俄罗斯接受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从而与欧洲建立了联系，获得了一定的欧洲国际社会成员的身份，从而具备了欧洲文明的特征。但是，由于俄国长期受到东方专制文明的影响，加上地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封闭性和缓慢性，产生了俄国与欧洲国际体系的较大差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国的大国成长正是在这种差异性与同一性中展开的。俄国的社会性成长没有离开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基本规范，却以独特的国际政治社会化形式形成了俄国大国成长的独特模式。
列宁在参与苏联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快90年了，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非但没有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反却被断送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此视角下，回眸苏联70年历史兴衰盛亡，也许被忽略之处在于那个在全球化早期背景下的“接合部文明构架”的出发点；成功之处在于布尔什维克人充分运用接合部文明形态所提供的一切机遇与条件，实现了革命转变；而缺失之处则在于革命成功后，布尔什维克人将胜利的成果过度意识形态化，孤立地从社会形态更替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进行战略设计，尤其是忽略了文明独特性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制约性，忽略了文明制约下反工业文明的倾向，以及对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的排斥。或许，处于不同地域文明背景与传统之下的社会发展道路总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内容和逻辑。
2002年，什·姆·蒙恰耶夫和弗·姆·乌斯季诺夫在其撰写的《苏维埃国家史》一书的结语中也认同这个观点：“历经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
从蚂蚁变成大象：“欧洲移民”美国
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赶上并超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由此而崛起、发展、壮大起来。除去其“天然”具备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外，其中还有很多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和学习。
必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
独立战争前，美国是英国的13个殖民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英国的控制，殖民地本身的政治经济发展受到压制。英国为了加强自己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统治，不仅扶持那里封建残余势力，力图使殖民地永远停留在经济附庸的地位，而且还向北美殖民地转嫁自己的经济压力，严重地损害殖民地经济的发展。
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彻底粉碎了殖民枷锁，建立了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民族赢得了政治上的主权。
政治主权的获得为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但诚如马克思所说，当时“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第二次美英战争的结果使英国实际上放弃了侵占美洲大陆的野心，扫除了美国在北美大陆开拓领土的最大外部障碍。这次战争使美国基本摆脱了经济上对英国的依赖，走上了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道路。
美国内战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矛盾与冲突的结果，也是一场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的战争。如果主权完整得不到维护，领土得不到统一，资本主义制度就难以一统美国天下，工业化就会推迟。如果美国分裂成了两个或者更多的国家，或者北方没有赢得胜利，美国就不可能成为20世纪世界第一强国。
必须推进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1787年宪法中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用国家的根本大法来保护发明创造。1802年，美国成立了国家专利局。19世纪后半叶，各种各样的发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1790年~1860年，美国专利局批准的专利总计为36000件，之后的1897年一年就批准了专利22000件。19世纪7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技术革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能源，也给美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劲的动力。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美国很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时刻要求着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从整个世界范围内说，这一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趋于腐朽衰落，丧失了生命力，到处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和发展中的两次重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使生产力又得到一次大解放。
必须建立顺畅的法律机制
独立之后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政权方面只设有国会，没有总统，没有最高法院，而国会本身也没有实际的执行权力。独立后的13个州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在《邦联条例》（1777年）之下，各州保留了很大的独立性，而邦联政府的权限很小，导致邦联政府对内无法解决严重的经济问题，对外难以捍卫本国利益；各州间在边界、关税问题上纠纷频起，州际商品流通也无法正常进行。
1787年9月17日，美国第一部成文宪法最终形成，确立了适应于美国的总统制。在宪法的确认和保障下，国家主权由州政府转移到联邦政府。同时，宪法规定由各州保留的自治权利，联邦政府不得干涉；界定了个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分工，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的保障。
必须争取国际资源的支持
一个国家面临的其他国家由于所处的地位、环境以及利益追求等条件的不同，形成对该国的不同态度。从别国对该国的态度来看，国际资源可以划分为顺意国际资源、逆意国际资源和中间国际资源。顺意国际资源对该国奉行的政策、采取的行为持赞赏、支持、合作的态度。这种国际资源有时是既定的，但大多数的情况是国家通过外交努力争取而来的。这就需要国家注意与它们保持沟通联系，不使它们的态度发生逆转。
独立战争期间，英美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美国从现实出发，善于利用复杂的国际关系，积极争取法国的支持。但法国在初期却顾虑重重。驻英代表阿瑟·李以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为桥梁，说服了法国外交大臣维尔仁，采取了秘密向北美殖民地出口军火的措施。美利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任命以博学多才而闻名欧洲的富兰克林为驻法代表。他随即利用老练的外交手腕，向法国政府施压。萨拉托加战役后，为了向法国施加压力，富兰克林秘密与英国展开谈判，法国被迫做出让步，正式决定开始法美同盟谈判。法美同盟既使法国从暗地援美转为公开抗英，又为美利坚开扩大外援之先声。西班牙也于1779年6月对英作战。俄国于1780年联合普鲁士、荷兰、丹麦、瑞典等国组成“武装中立同盟”，打破了英国的海上封锁。1780年12月荷兰进一步加入法国方面对英作战。
在争取更多顺意国际资源支持的同时，要利用灵活的外交手段，尽可能地减少逆意国际资源。美国内战触及了英国在美国南部的利益，“特伦特”号事件又使英国对美国剑拔弩张。林肯政府采取了灵活机动的外交策略，使“特伦特”号事件得以和平解决。英国因而失去了对美国宣战的借口，同时也打碎了南部同盟希望欧洲列强的外交承认或“武装干涉”的泡影，化解了林肯政府面临的第一场外交危机。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美国用了100余年的时间崛起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获得了政治上的主权；美国内战的胜利结束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西进运动开疆拓土，扩展了美国的领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能源产地以及销售市场；门罗咨文的颁布为美国赢得了近百年的快速发展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较为稳定的“后院”；美西战争的发动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台是实力强大的“后起之秀”对老牌的欧洲殖民国家的“叫板”，以谋取和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应该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美国已经在美洲崛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