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通货紧缩是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一种经济现象，中国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通货紧缩。按照国外的经验，通货紧缩一般都伴随着经济的零增长或负增长，但是，中国在通货紧缩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年均7.8%，仍然是全世界最高的。另外从能源的角度来看，产出不会凭空增加，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能源的使用也应该增加，因为工业生产、货物运输等很多方面都需要能源的支撑，而中国的情形却是从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能源消耗都在下降。在很多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状况只要看能源消耗情况就可以做出判断，就是因为这两个量以国外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是必然相关的。因此在2000年前后，国外开始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虚假的。按照他们的研究，中国能够有2%—3%的经济增长速度就非常了不起了，绝对不可能有官方公布的那么高。
那么究竟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是真实的，还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是正确的？要对这一问题做出判断，就必须先弄清楚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是否像国外学者所讲的那样出现通货紧缩就必然伴随经济的停滞。
（二）通货紧缩的形成与作用机制
通货紧缩是供给全面大于需求导致物价不断下降的一个现象，从这一定义出发，通货紧缩的可能原因无外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需求突然下降，一个是供给突然增加。
以国外的经验，通货紧缩一般的原因都是需求突然下降，这主要与经济泡沫有关。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居民很少将钱放在银行，一般都是买股票或是投资房地产。当股票或房地产市场泡沫很大的时候，普通人以名义货币衡量都会觉得自己很有钱。这种心态导致了财富效应，人们的消费需求大幅增加。在大多数经济当中，国内生产主要是满足国内需求。例如美国现在的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就在10%—12%之间，日本进出口贸易加起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只有16%—17%，其中进出口各占8%—9%，也就是说大约有八成以上的生产都是在满足国内需求。当需求突然上升，投资也会随之上升，生产能力迅速扩大。等到泡沫破灭，很多人的财富一下子就消失了，相反的财富效应会导致消费需求大幅下滑，原本为了满足上涨的消费需求而扩大的生产能力变得过剩，投资随之减少。消费与投资的共同减少会导致需求不足，物价普遍下降，国民经济疲软，因此会出现经济的零增长或是负增长。
反观中国的情况，从通货紧缩开始发生的1998年一直往后，既没有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破灭也没有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通货紧缩，原因只能是供给的突然增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投资增长一直比较快，尤其在1991年到1995年之间，年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从前五年的年均16.5%一下子增加到了36.9%。这种持续的投资过热造成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全面扩张，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因此中国在90年代中期走出短缺经济的同时，即刻又陷入了生产能力普遍过剩和通货紧缩的困境。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的通货紧缩与国外的通货紧缩虽然表现为同样的物价水平不断下降的现象，但背后的形成机制却完全不同，因此发生作用的机制也不一样。想要了解中国经济为何能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还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进行分析。
（三）中国的通货紧缩与高速增长
1998年通货紧缩之前连续五年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从1992年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开始的。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就必须由投资来进行推动。五年来不仅国内企业受到南巡讲话精神的感召快速地增加投资，而且外国企业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资力度。1992年以前，外资在我国固定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没有超过5%，但在1992年以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2%，最高达到过20%。几年下来整个国民经济发生了很大的结构变化，中国从所谓的短缺经济变成了过剩经济。由于中国的通货紧缩是过剩经济所带来的供给增加造成的，不存在财富效应，因此消费方面不会受到影响，因此消费增长的速度基本和过去相同，大约在年均增长7%左右。在投资方面，虽然私人投资因为生产过剩而有所下降，但因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技术和产业升级空间很大，同时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强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投资仍然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以这样的消费与投资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保持在7%—8%是完全正常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应该得到肯定。
关于自1997年开始连续三年的能源消费量下降，同样不能以国外的经验来解释。在90年代初以前，中国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需求远远大于供给，因此当时的乡镇企业即使在技术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量高、产品质量差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98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生产能力过剩，供给超过了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质量差的商品首先退出市场，紧接着技术水平低、能耗高的企业也随之退出，这一过程直接导致了1998—1999年乡镇企业的大量破产和大量的农村负债。取代这些破产企业的是产品质量高、技术水平高、能耗低的新型企业。因此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能源总的消耗量依然会接连下降，其实是生产方式改进带来的有利影响。随着产出继续增长，能源消耗必然也要增加，所以从2000年开始，能源消耗量又恢复到了正常的增长速度。
（四）通货紧缩的后果
尽管中国的通货紧缩没有伴随经济的低增长，但也仍然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后果。上面讲到中国的通货紧缩是来自连续的快速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生产能力过剩就意味着物价普遍下跌，企业作为供给者赢利下降、亏损增加，同时工厂里出现大量的产品积压，因此开工严重缩减，所需劳动力数量也会减少，这就直接引发了就业问题。此外，如果企业普遍亏损，那么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也会增加。
一般来说，解决通货紧缩问题政府有两个手段可以使用：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所谓的货币政策就是靠政府增加或者减少货币供给来影响市场的利率。在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政府可以增加货币供给，使得利率下降。这样一方面会刺激投资，因为利率是投资的成本；另一方面会减少储蓄，因为未来消费的价格上升了。在正常状况下降低利率的确会起到刺激需求上升的作用，但在通货紧缩时期，这样的货币政策往往很难适用。首先，即使利率降低为零，但只要借钱要还，当社会已经全面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投资的意愿也很难得到提升。其次，如果储蓄的利率降低，正常情况下的确会增加当前消费，但现在由于企业的开工状况不好，工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证，即使消费意愿可能会有所提高，消费能力也会因收入水平的制约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利率既不能刺激投资也不能提高消费，所以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无效的。
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要更直接一些，因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影响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而财政政策或是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由政府直接进行投资和建设，或是通过转移支付增加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来鼓励消费。例如，为了应对从1991年开始出现的通货紧缩，日本政府给65岁以上的老人和小学生发放一种特殊的货币代券“日本振兴券”，以此来刺激消费。但是这种做法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果依靠政府的财政赤字来刺激需求，那么国债的积累就会非常快。像日本在1991年出现通货紧缩之前，政府积累下来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在发达的OECD国家算是一个很低的比例，所以当时日本的财政状况是非常健康的。但在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之后十年，日本积累的财政赤字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在所有的OECD国家中是最糟糕的。所以靠政府财政赤字来刺激消费，虽然有效但不能持久。
总之，货币与财政这两种手段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处理通货膨胀的问题时，相对而言招数非常多，但在处理通货紧缩的问题时，基本都是束手无策。例如美国在1929年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经济大萧条本身也是通货紧缩。当时纽约股票市场泡沫破灭，突然间所有的财富都蒸发掉了，每个人都变得很穷，很穷的结果就是消费减少，消费减少导致生产能力过剩，随后物价不断下降，投资不断减少，然后消费信心继续下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期间虽然有“罗斯福新政”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兴建了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后来的学者研究普遍认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帮助其实微乎其微，真正帮助美国在1941年走出通货紧缩的是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战时的财政赤字可以无限大，以此才走出了通货紧缩。
（五）生产能力过剩与解决方案
在各种政策普遍失效的情况下，大多数国家在面对通货紧缩时，只能依靠时间让一部分企业破产而退出生产，减少产能，同时人口增加，将过剩的生产能力慢慢消化掉。这基本相当于没有办法。
其实通过研究生产能力过剩的概念可以看出，生产能力过剩在本质上是一种存量的概念，比如现在有100台机器，因为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所以只用50台来生产就已经足够，那么另外闲置的50台就变成了“存量生产能力”。解决存量生产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与存量相等的“存量需求”，这种需求既有可能来自于投资也有可能来自于消费。“存量需求”指的是有需求愿望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概念在市场经济的国家里是不会有的，因为只要有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在一般的市场经济国家里，这样的需求基本上就能得到满足。但中国是一个转型国家，有很多需求愿望和支付能力可能会因为体制性、政策性或结构性等一系列原因而实现不了，这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中消费和投资方面的原因各占一半。如果能够把体制性或政策性的障碍消除，已经积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存量需求就会像水库里的水一样，一旦水库的闸门打开，就会迅速地被释放出来，把存量生产能力消化掉。
第一个存量需求是外国企业的投资需求。持续了20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国内市场巨大，这对外资企业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中国政府对外资的进入一直有很多限制。例如中国在加入WTO以前吸引外资主要以出口为导向，中国作为一个加工生产基地，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到国外去，不允许外国商品进入国内市场，不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因此，这些外商虽然有支付能力，也有到中国来投资的愿望，但由于政策的限制，很多投资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取消了各种政策限制，给予外国企业以公民待遇，同意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同时也鼓励将产品销售到国外市场去，因此外资迅速增加，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这就是一个被释放的存量需求。
第二个存量需求是私人企业的投资需求。民营经济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经过二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有不少私人企业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实力，但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思想，国民经济中有很多领域只允许国有企业来经营，而私人企业是不能进入的。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不仅要给外国企业国民待遇，而且也要给国内的私人企业以国民待遇，让这一部分的存量需求也能得以实现。
第三个存量需求是城市里的消费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家庭的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一直在不断地进步。80年代初，城市家庭必备的“三大件”是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消费水平在100块左右。当时要购买这“三大件”，除了需要攒钱还需要用到各种工业券。到80年代末“三大件”就变成了电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消费水平在5000元钱左右。为了备齐这些5000元钱的消费品，一般的家庭是先存钱，然后购买。90年代初“三大件”又变成了空调、音响和手机，消费水平达到了1万元左右，一般家庭的做法仍然是先存后买。但是到了90年代末，所谓的“大件”变成了汽车和房子，在当时汽车大概要25万元，房子要50万元。2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3万美元，5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6万美元，对于3万美元和6万美元这样的消费品，即使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一般人通常也要以按揭和抵押贷款的方式来购买，因为如果先存后买的话，很多人在存足了钱以后都已经老得不能再消费了。这种消费贷款一般是以个人未来的收入流作为决策的依据。比如，我现在有一份工作，只要我预期未来的工资收入流可以分期付清本利，我就会向银行借钱，抵押、按揭，买房、买车。在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里，城市中已经出现了大批的白领阶层，以他们的收入流来看，完全有能力通过抵押贷款的方式进行汽车与商品房的消费。然而在过去，银行贷款主要是用于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城市里的这些白领阶层由于政策性的原因，就没有办法进行贷款以实现消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开办银行的消费贷款。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存量需求就目前来说应该是农村里的消费需求。上面所讲的三个存量需求基本在2002年的时候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消费贷款的放开已基本得到满足。但以农村的情况看，2002年我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仍高达57%，但是农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比较起来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以家电产品为例，2002年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120台彩色电视机，而农村只有60台，相当于城市的50%；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电冰箱81.9台，农村只有14.8台，相当于城市的18%；城市每百户居民拥有洗衣机92.9台，农村只有31.8台，相当于城市的34%。城市家庭对家电产品的需求很早就已基本达到了饱和，而家电产品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一些观点认为农村消费水平低主要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低所导致的。2002年城市的人均收入水平是7702元，农村是2475元，只有城市的32%。但是收入水平虽然对农村的消费水平有所影响，却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1991年城市的彩电消费为每百户68台，而2002年农村的彩电消费只有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89%；1991年城市的电冰箱消费为每百户49台，2002年农村的电冰箱消费是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30%；同样1991年城市的洗衣机消费为每百户81台，而2002年农村的洗衣机消费只有1991年城市消费水平的39%。从收入水平来看，1991年城市里的人均收入水平是2025元，2002年农村的人均货币收入要高于1991年城市的人均货币收入，并且高出了22%。从价格来看，1991年一台25寸的遥控彩色电视机差不多要6000元钱，2002年差不多只要1200元钱，是原来价格的1/5；电冰箱的价格变化没有这么大，但是2002年电冰箱的价格最多也只有1991年的一半；洗衣机与电冰箱的情况差不多。然而，2002年农村的消费水平实际上远远低于1991年城市的消费水平。由此可以判断收入水平不是消费的唯一限制性因素，一定还有其他的限制性条件在制约着农民的消费状况。
例如，要看电视节目就必须能接收到电视信号，但是在很多农村地区电视信号是收不到的。要想接收电视信号就必须安装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但是一个卫星电视接收器可能就要4000—5000元，前面讲到一台25寸的彩色电视机才1200元，结果农民买得起电视机却买不起信号接收器。在农村地区有一个笑话，说农村的电视机都是雪花牌的，就是指买了电视机却因为信号不好而影响到观看。此外，要看电视除了要有电视信号以外还要有电源，但在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地区没有通电，有的地区虽然有电却电压不稳，影响了家用电器的使用。而且农村里还经常缺电，尤其是在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用电量稍高就会引起断电。因此在这种既没电又没信号的状况下，农民当然不愿意买电视看。洗衣机也有类似情况，要用洗衣机除了要有电还必须有自来水，但是现在的农村家庭普遍没有自来水。再比如电冰箱，电冰箱的特点是耗电量大，平均每天就要用掉一度电，城市里一度电只要四五角钱，但在农村地区一度电常常要一两元钱，如果家里用一台电冰箱每天要用掉两元钱，一个月就要60元钱，一年就要720元钱，农民一年的收入才只有2000多元钱，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买得起马，买不起鞍”的情形。所有这些都是限制农村消费那些现代化生活用品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提高农村的消费水平，就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配套服务设施。因此，我从1999年开始提出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新农村运动”。2005年，国家以政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涵盖了更多对未来农村建设的规划与指导内容。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政策的正式提出是在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目标，作为未来五年指导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纲要。2005年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发布了2006年一号文件“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作为“十一五”规划中最重要的任务。在2006年3月的“两会”当中，新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和《政府工作报告》再次确定了新农村建设是“十一五”期间的重点内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2005年的提出和作为重点对于目前以及未来城市生产存量过剩与农村“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
（二）通货紧缩与“三农问题”
在第六讲“农村改革”中我们讲到，要长期地、可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来克服农产品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对农民增产增收的限制。然而在90年代末，经济中出现了通货紧缩，通货紧缩的主要影响集中在制造业，所以城市里新的投资机会变少，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不出去，因而大量滞留在农村。另外，由于城市里企业开工不足，引发就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已经转移到城市里的农村劳动力也将首当其冲。同时，在通货紧缩前的那一轮非常快速的投资中，出现了很多技术较高、产品质量较好的民营和三资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压力下，吸收了大量农村非农业劳动力的乡镇企业也面临着大面积的破产。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民收入增长基本上呈相反的趋势，在农村劳动力得不到转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自然增长缓慢，原先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回流，又给农民收入增长平添了新的压力，因此就造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三农问题”的加重。
从2003年开始，从物价的总体水平来看中国虽然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但这主要是由于新一轮的投资过热所带动的能源、建材价格上涨造成的。从这段时间的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可以看出其他价格还处于普遍下跌的趋势。并且2003—2005年的投资过热已经导致了建材等产能过剩问题日趋突出，只要投资过热得到控制，相关产品价格就会下跌，同时库存上升，通货紧缩的压力很可能将再度突现。要想真正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避免“三农问题”进一步扩大，就只有启动存量需求来消化过剩的产能，目前我国最大的存量需求是在农村，因此现阶段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环境、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措施，也是刺激农村需求增长、消除产能过剩和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可谓意义重大。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启动存量需求
我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根据1999年的数据推算，如果电价减少1毛钱，对彩色电视机的需求刺激作用相当于收入增加了370元钱，对冰箱的需求刺激作用相当于收入增加607元钱，对洗衣机的需求刺激作用相当于收入增加909元钱，可见这些作用都是非常明显的。既然如此，要想有效开发农村里这一块相当大的消费存量，就非常需要在农村地区推行一场以改善农民消费环境的基础设施为主的运动。在1999年我提出“新农村运动”以后，《湖南日报》的一位记者被派去农村蹲点，在这期间他就按照这套理念作了一个试验，结果发现效果非常显著。在他刚去的时候，村子里没有电视，他就自己筹了一部分钱，也让农民出了一部分钱，架设了一个卫星地面接收器。接收器的价格是5000元，加上电缆全部花费需要将近1万元钱，农户自己肯定买不起，但是一个接收器可以供200户人家使用，这样平均下来每户只要出50元钱。从这以后，村子里迅速从没有电视变成了每家每户都买了电视。
我们常说农村里没钱，但是农村又经常会出现“比富”。例如，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很多农村地区的住房都在不断翻新重建。开始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看到有一户建砖房，各家就会跟着建砖房，否则就会被人家看不起。有一户盖起了二层的小楼房，其他的农户也会把砖房全部拆掉，开始盖二层的小楼房。收入高一些的农户看到全村都盖起了二层的楼房，显不出自己富，所以他就把二层的楼房拆掉，再盖三层的楼房。于是，村子里只要有能力的又开始赶着盖三层的楼房。这种住房翻盖常常要几万元钱，说明很多地方的农民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把钱用在合适的地方上。
因此，在把各种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改善了以后，农村的这种消费潜力就可以被挖掘出来，城市里的过剩生产能力得到消化，企业也就走出了困境，于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通道再一次变得畅通，农民的收入提高有了保证。同时，刺激农民消费需求还只是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兴建的间接作用，因为这种投资本身就是直接的投资需求。在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用的原材料都是当地的原材料，可以为目前处境艰难的乡镇企业带来新的增长，而且基础设施建设所雇用的劳动力也都是当地的劳动力，因此也给农民直接创造了就业和收入的来源，使农村的发展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也正因为如此，温家宝总理才会在2006年“两会”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招活棋，这一步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问题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完成时间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就像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进程一样，随着发展步伐的向前迈进，又会对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可以说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从这20个字中也能够看出，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目标可谓永无止境。
然而以近期目标来看，以我在1999年提出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着手点，这一目标的完成时间以2020年之前为宜。原因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如果农村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城市，农民的生活水平始终低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就很难说是实现了“全面”建设。目前中国的大部分人口还停留在农村，因此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小康社会也就没有全面的小康社会建设。此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内容。目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大约是3.3：1，以1998年以后农村收入增长速度平均在4.5%、城市在8%—9%的水平来计算，到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将达到4.9：1，城市收入水平几乎是农村的5倍。中国目前3.3：1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了，当这个数字达到5：1的时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到时社会的不满情绪会日益显现，会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2020年以前完成以改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形势所需。
2.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地点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相当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比较集中，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成本较低；而农村人口比较分散，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就会比较昂贵。因此，有人提出在城乡边缘建立新镇把农民集中起来，就可以节省很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但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始终是为农民而建，因此必须考虑到农民的便利。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了农民总是居住在农场上或是在农场附近，因为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经常需要起早贪黑，如果住的地方与工作的地方距离较远，会给农民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辛苦。因此，除了城市近郊不再务农的二、三产业开发地方和不宜有人迹活动、在功能定位上属于禁止开发的地区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以在现有的自然村为宜。而且中国的农村已经经历过一系列集体化生产的运动，农村居民的住宅已经较为集中，在一些边远地区可能因为山水阻隔在当时没办法把农民集中起来，现在也依然应该保持原貌。
另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基础设施是公共品，农民的住宅是私有品，如果把农民集中起来居住就意味着要把农民原有的房子拆掉，这就是对农民私有品的侵占，是绝对不应该被允许的。尤其现在地价不断上涨，就会有一部分人想借着新农村建设的名义毁村占地，这种做法必须要杜绝。
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
据估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总共需要约4万亿人民币，从2006年开始，以2020年建设结束计算，平均每年大概需要2700亿。基础设施属于公共品，因此这笔庞大的资金应该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但在2005年，政府在这方面投入只有441亿，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增加273亿，也就是总共投入714亿，而这714亿中还包括医疗、教育等软环境建设的费用，资金投入出现了很大的缺口。要想填补这个缺口，就需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
第一，政府财政还有潜力可挖。因为以前的投资重点始终在城市，随着城市建设逐渐成形，投资重点就可以转移到农村。从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下决心调整投资方向，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向农村转移。”
第二，可以借助于社会力量，政府从中发挥组织作用。因为各地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都不相同，如果全部由政府出资，就会导致争要补贴的现象发生，加重财政负担。经济学一个不变的定律就是“谁受益，谁付费”，因此某些投资巨大的基础设施在建成之后可以向受益者收费，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速公路大多会设有收费站。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向城市这样，将一些有回报的项目向社会动员资金，或是利用银行贷款等来进行投入。另外，也可以鼓励一些在外发家致富的农民回馈家乡作贡献，例如为家乡建学校、修路等。
第三，对于具有私人品性质的投资项目，可以实行以农民投资、投劳为主，政府只给予适当的补贴。如沼气池等，既可以由政府投资建一个大的供全村人使用，也可以在各家各户建小的由各户自己使用，但不管哪一种受益的都是每一个村民，所以沼气池具有私有品的性质。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农民没有燃料就会上山砍树作为替代，所以沼气池还不能算作完全的私有品。这样政府就可以少出一点补贴公共品的那部分性质，大部分还是由农民进行出资。上文讲到的卫星电视接收器以及厕所等都有类似性质，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处理。
这样将上述三种来源结合起来，每年2700亿的资金还是有可能集中起来的。另外由社会私人力量出资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小而分散，难以集中监管，鼓励农民投资、投劳有利于项目的监督、施工和质量的保证以及“民主管理”目标的实现。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注意事项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二、三产业转移的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的最主要途径。既然接下来农村人口会不断地往城市里转移，那么在这一时期将力量放在农村建设上似乎与城市化的努力就有所矛盾，其实不然。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以正常的速度推算，到2020年中国农村人口的比重至少还占40%，大约有6亿人。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可以达到中高等水平，但农业人口比重至少还有15%。到那时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城乡收入差距也大大缩小，住在城市和住在农村在生活水平上不会有太大差别，这样就很有可能会有人倾向于住在农村。并且到时很多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应该已基本达到饱和，因此实际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可能要在30%以上，也就是大约有4亿人。所以说，推动城市化进程与建设新农村可以同时进行，两条路并行不悖。
2.农村问题的解决和非农产业发展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有赖于在这些产业中就业机会的增加，否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只会把农村问题转变为更大的城市失业问题。农民在农村可以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依靠自然资源就可以养活自己，但在城市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就没办法生存。非农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加需要二、三产业的发展，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尤其需要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部分中小企业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但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目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不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根据上一讲的内容我们知道，改善金融结构、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一个有效途径。
3.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物资基础
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深，农村劳动力将逐渐减少，要想增加农业生产以满足国内的农产品需求，并且提高农民的收入以实现“生活宽裕”的目标，其物资基础就在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当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和现代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也要支持龙头企业、合作经济和各种现代化的生产流通组织形式的发展以克服小农市场和大市场的矛盾，同时还要发展小额信贷、农村银行、农业保险等适合农业生产特性的金融组织，以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
4.新农民是新农村建设成功的最关键因素
前面我们讲到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指的都是硬件建设，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步步推进和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农村医疗、卫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软环境建设必然会成为建设的新重点和关系到最终建设成败的最关键因素。首先，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必须能够适应城市里的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而这些通常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城市里就业机会的增加是保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方面，是否有能力担任起各种工作岗位还需要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其次，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现在要以更少的人数养活更多的人，这也需要对新技术的掌握和应用。而且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普遍增加，对农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必然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必须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并通过新的技术来满足各种新的需要。只有加强农村的基础和职业教育才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各项技能，为最终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智力保证。
（六）小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顺利进行并且成效显著，但在推行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这里需要再次强调。
首先，除了在主体功能定位上属于禁止开发区和少数不宜再进行农业生产的优化开发区之外，在多数仍要继续务农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新农村建设的地点应以现在的自然村为宜，一定要避免毁屋造新村的情形。
其次，应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定位为政府的“补课”，因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的建设重点始终侧重于城市，现在应该把投资方向进行调整，更多地关注农村的建设。并且，在建设中要重点考虑农民的利益，可以动员社会资金或者鼓励农民投资、投劳，但不可以不顾发展阶段要求各项达标任务，更不能为了完成达标任务造成新的农民负担。
最后，各地发展阶段不同，条件不同，因此新农村建设不能在全国统一标准，要有长远规划，项目应该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从农民最急需的方面入手。要将新农村建设作为村自治的内容，由当地农民参与讨论、决定和监督实施，不应由上级统一决定。这样既可减少贪污腐败、豆腐渣工程，也有利于管理民主的培养。
参考文献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林毅夫，《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Rawski T。 G。，“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12，No。1，December 2001，29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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