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是指14世纪到16世纪西欧与中欧国家在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的各大国家日益强大，宗教思想和行为也都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的原义是“在古典规范的影响下，艺术和文学的复兴”。其变化的思想基础就是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在14世纪通过一系列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重新对古代文化的发掘而得以建立的。当时的人们从古文献中发现了对自然和人体价值的重视，使他们对人和自然做出了新的评价。实际上，文艺复兴作为欧洲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其含义还要宽广得多。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1000年统治后，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束缚与奴役，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驱散中世纪的黑暗，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不仅动摇了中世纪的社会基础，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肯定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他们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感情，科学为人生谋福利，教育发展人的个性，即要求把思想、感情、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人文主义的学者和艺术家提倡人性以反对神性，提倡人权以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以反对人身依附。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的因素最先在意大利萌芽，市民阶层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文艺复兴运动也首先发生在意大利。
一、意大利文艺复兴美术的开端（13、14世纪）
12、13世纪，十字军的远征疏通了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通道，意大利扼地理之要，操纵着西欧与东方贸易的往来。佛罗伦萨、锡耶纳、威尼斯等城市出现了大量集中与分散的工场、手工业作坊，形成了人数众多的市民阶层，也开始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市民世俗文化。造型艺术在这时候也出现了新的倾向，尽管与哥特式雕塑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对古代罗马艺术的关注却是产生新的表现形式的重要因素。
在意大利中世纪艺术家中，最早表现出对古典艺术的兴趣的是尼古拉·皮萨诺（NicolaPisano，约1220—1284），他是活动在比萨的著名雕塑家，主要成就反映在为比萨大教堂设计的布道坛的雕刻上。皮萨诺在布道坛的浮雕上表现了《基督降生》、《博士来拜》和《基督受难》等圣经故事，人物造型均庄重典雅，衣纹处理厚重而有质感，层次变化丰富，明显带有希腊、罗马古典艺术的痕迹。就内容而言，这件作品并没有原则上的进步，然而皮萨诺却采用了一种现实主义的一目了然的艺术语言，使宗教的抽象概念成为物质的具体形象，这样的形象意味着对现实的直接感受和高度的造型表现力。正是在这一点上，皮萨诺割断了和中世纪传统艺术的内在联系。
在绘画上的两个代表人物则是奇马布埃（Cimabue，约1240—1300）和杜乔（DucciodiBuoninsgnla，约1250—1318）。奇马布埃的作品以壁画为主，保存下来的不多，他的祭坛画《圣母子》沿袭了拜占庭的传统样式，但又注入了温馨的世俗情感。宝座基部的4位先知形象则用明暗对比的手法加以描绘，这在13世纪的绘画中是首创性的，但是以拜占庭镶嵌画为师承的奇马布埃不可能成为新绘画的典型。13世纪与14世纪的绘画是在一些地方画派的发展中得以发展、确立的，在这些地方画派中，佛罗伦萨画派和锡耶纳画派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杜乔就是锡耶纳画派的创始人，在风格上与佛罗伦萨画派不同。1308年，他受托绘制锡耶纳教堂的主祭坛画，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件多页式双面祭坛画。祭坛正面是大幅巨制《光荣圣母》，四周和背面分层绘有59个圣经故事画面。杜乔采用富丽高雅的色彩和优美的线条，成功地将拜占庭艺术的庄严感与锡耶纳画派的神秘性杂揉一处，突出了画面的效果。杜乔也迷恋拜占庭艺术，但他并不像奇马布埃那样墨守成规。杜乔的作品是将现实的因素与童话式的虚构结合在一起，同时掺人细腻的抒情。完美的色彩、细腻的线条节奏是他绘画语言上的两个特点。同时杜乔还擅长讲述故事，他那单纯而鲜明的表述与当时流行的逻辑混乱的宗教寓言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更具生命力。
乔托（Giotto，约1266—1337）是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伟大先驱者之一。他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曾在奇马布埃的作坊当学徒，13世纪末曾去罗马学习，受到过皮萨诺的影响。乔托的艺术是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分水岭，他不仅表现出卓越的绘画技巧，同时也奠定了文艺复兴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乔托的主要创作形式是壁画，在罗马、佛罗伦萨和帕都亚都遗留下了他的作品。壁画的内容虽然大多是圣经题材，但乔托却以人文主义的精神来理解它们，并按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来表现宗教故事。但乔托所塑造的还是典型的而不是个性化的人的形象，他使人的形象渗透着崇高的道德内容。所有的这一切都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如著名的壁画《逃亡埃及》好像是一幅生活中的场景，是发生在一个普通农户家中的故事，一点也没有宗教神秘感。为了表现真实的生活场面，乔托开始探索写实的技巧，第一次按照自然的法则拉开了人物之间和人物与背景之间的距离。他竭力用线条透视原则结构起一个确切的三度空间。乔托没有掌握科学的透视知识，但却用极简陋的方法取得了对当时美术来说是史无前例的成果。同时，乔托笔下开始出现具有体积感的圆形人体，他所描绘的每一个人体均贯穿着充分真实的重量感。尽管乔托的写实技巧还显得比较幼稚、生硬，但却在欧洲美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在创作实践中所提出的问题正是以后几代艺术家所面临的问题，如戏剧性情节的构图。人物的表情神态。人与环境背景的关系、画面的空间层次、物体的体积感、质感和明暗关系等，这些都是现实主义艺术在技法和理论上的重要课题，乔托所创立的现实主义原则超越了一般技法的范畴，而作为一种全新的艺术观念对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意大利文艺复兴旱期的美术（15世纪）
乔托确立了绘画的现实主义原则，但他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15世纪的佛罗伦萨画派继承了乔托的传统，将现实主义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5世纪初叶，佛罗伦萨由大银行家及各行会的代表人物组成的政府委员会控制。30年代，由于政变银行家柯西莫·美第奇取得了控制权。从1434年直至15世纪末叶，佛罗伦萨便一直处在美第奇家族的控制之下。美第奇家族的代表人物享有继承权，他们用黄金来巩固自身的政治威望，同时庇护文学艺术的开明措施对于取得政治威望也起了不小作用。佛罗伦萨在这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人文主义的学术和艺术也得到高度发展。以反映世俗生活为己任的艺术家为了正确表现人体，对解剖学产生了兴趣，同时正确的空间表现则需要有严格的透视画法，于是在佛罗伦萨首先出现了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杰出的佛罗伦萨艺术家们开始抛弃中世纪艺术传统，进行大胆的艺术改革，使新的现实主义艺术得以进一步成长。这时的佛罗伦萨已经成为一个积极人世的宇宙观的策源地，在这里产生了新的创作方法和技巧。
1452年拜占庭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大批希腊学者从君士坦丁堡逃到佛罗伦萨，带来了大量希腊文的手抄本，同时在意大利本土也发掘出各种古代的废墟遗迹，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给予文艺复兴以强烈的影响。15世纪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们普遍崇拜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他们努力学习古典文化，知识渊博，熟悉美术，擅长评论。他们的不懈努力进一步促成了一种人世的宇宙观，并藉此打击教会的威望与神话。
约在1420年左右，佛罗伦萨3位艺术大师的出现标志着早期文艺复兴的来临，这3位大师是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雕塑家多纳太罗和画家马萨乔。布鲁内莱斯基（FihppoBrunelleschi，1377—1446）最初从事雕塑工作，后与多纳太罗同赴罗马研究古代艺术，最后在建筑艺术上取得杰出成就，并在透视学和数学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设计过一批代表文艺复兴成就的建筑，佛罗伦萨大教堂是其最早的作品。大教堂采用了拜占庭教堂的集中型制，穹顶呈八角形，跨度为42.2米，属当时欧洲最大的穹顶。为减弱穹顶对支撑的鼓座的侧推力，布鲁内莱斯基在结构上大胆采用了双层骨架券，八边形的棱角各有主券结构，与顶上的采光亭连接成整体。这座大教堂总高107米，远远望去，格外醒目。这个穹顶在西欧的建筑中是史无前例的，中世纪最宏伟的穹顶也只不过是覆盖着内部空间的穹窿，而不会在建筑结构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这座壮丽的新教堂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潮的胜利，因此它也被誉为佛罗伦萨共和政体的纪念碑。从帕特·奎里法官的设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会到布鲁内莱斯基的革新，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更坚决地摆脱了中世纪的羁绊。在建筑物立面的结构上，布鲁内莱斯基采用了壁柱柱式，为了把大厦分成两层又采用了全檐部的柱式，这样古典的柱式体系就决定了建筑物的比例、分划与造型。这是文艺复兴时代城市府邸中柱式的最早运用。
15世纪的意大利雕刻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新的倾向，这就是力求通过宗教题材反映出世俗精神。与多纳太罗同时的还有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叫基布尔提（LemoGhibeti，约1381—1455），在佛罗伦萨举行的为洗礼堂铜门浮雕设计的一次竞赛中，他因压倒了对手布鲁内莱斯基而名声大振。基布尔提出身于首饰工匠家庭，熟练掌握了青铜制作技巧。从1403年起，他花了对年的时间完成了佛罗伦萨洗礼堂第二道门的制作。整个门分成28个框，每一框内为一个独立的故事，大多来自圣经的内容，每一个故事的表现都充满着统一、流畅的节奏感。他没有把圣经上的以撒刻画成一个惊恐的孩子，而是刻画成一个漂亮的古希腊的年轻运动员。基布尔提的人物造型典雅，衣褶构成了一系列柔和的弧线，并加入了一些风景因素。第二道门合乎规律地继承和发展了皮萨诺在第一道门中体现的构思与形式。从1425年开始，基布尔提又花费了27年的功夫完成了洗礼堂第三道门的浮雕制作。这一次在铜门的构图上他删去了边框，用对等的10个方形画面分别雕刻出10个旧约故事。在10块浮雕旁还加塑了先知小像和其他人物头像（包括作者自雕像），其精美的工艺和浓郁的现实气息使米开朗基罗钦佩万分，将之称为“天堂之门”。在这一件作品上既体现了作者的艺术特色，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原则的重大质变：基布尔提的人物造型比例与解剖结构跟真人相符，风景背景与建筑背景贯穿着各种情节，异常丰富。多纳太罗（Donatello1386—1466）是15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雕塑家，他的雕塑创作彻底摆脱了哥特式风格的痕迹，复兴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样式。他的代表作有《加塔梅拉塔骑马像》，加塔梅拉塔生前是威尼斯雇佣军司令官，1445年多纳太罗受威尼斯共和国之邀在帕都亚为他作纪念像，作品完成于1450年，安放于帕都亚圣安东尼教堂正门前。加塔梅拉塔戎装佩剑，双手提缰，神情果敢，充满英雄气概，实际上这是当时首次出现的完全世俗性质的形象。除此之外，多纳大罗还竭力探索了骑马纪念碑与建筑群的配合和雕像与台座的比例关系等，无疑他取得了成功。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雕像都是和谐的，在教堂前广场上他又面对伸展的街道，与教堂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从而成为教堂广场上的艺术中心。多纳太罗早期曾在基布尔提的工场作助手，受到基布尔提的一些影响，如1425年为锡耶纳洗礼堂圣水器作的装饰浮雕《希律王的宴会》，故事取自圣经中的新约全书，浮雕画面充满紧张的戏剧性，在前景人物与背景关系上层次分明，在有限的构图内造成丰富的空间感。
继承和发展了乔托的艺术传统的是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他以科学的探究精神，将解剖学、透视学的知识运用于绘画。在美术史中经常提到的他的两幅名作是《出乐园》和《纳税钱》，都是在1428年为佛罗伦萨卡尔米内教堂布兰卡奇礼拜室而画的壁画。《出乐园》表现了运动中的人体，作者用光线从一个角度照射着亚当与夏娃，从而突现了造型的体积感和空间的丰富性。马萨乔画出了准确的解剖结构，人物色调分明，又通过悲哀的动态和痛苦的表情烘托了画面的悲剧性气氛。《纳税钱》的背景是经过了概括处理的风景，明暗交替的柔和生动的线条和单纯朴素的色彩对比都进一步加强了形的表现力。与乔托相比，马萨乔在塑造集中的人物形象这一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人物开始脱离宗教说教的因素，进一步体现出一种人世的态度。具体落实到绘画语言上，他努力使人物处于结构真实的三度空间中，风景在画面中的出现也使画面范围得以扩大，具有了辽阔的空间感。马萨乔开始合乎规律地运用透视及其数学原则，但又不失美学感受。应该说他是那个时代现实主义艺术的奠基者，在他身上凝结着确立个人尊严的人文思想。他扩大了艺术的主题范围，使艺术充满了朝气。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说马萨乔的艺术原则不仅成为15世纪意大利艺术家遵循的典范，也对欧洲美术史上的现实主义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萨乔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繁荣期的到来，而佛罗伦萨画派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5世纪佛罗伦萨画派主要是以人文主义精神来画宗教题材的，但不同的画家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僧侣画家佛拉·安基利科（FraAngelicol，387—1455）善于用细腻恬静的笔调，轻快透明的色彩来表现人物和环境。另一位僧侣画家菲力浦·利皮（FraFlippOLipjpj，1406—1469）则善于刻画人物肖像和生活的细节。在佛罗伦萨画派中的重要画家还有透视学的创始者之一巴奥洛·乌切洛（PaoloUccello，1397—1475），他的代表作《圣罗马诺之战》被认为是运用透视学作画的典范。安基利科的另一位学生贝纳佐·哥佐利（BenozzoGomli，1420—1497）是以装饰性手法表现戏剧性的场面的画家。卡斯坦诺（ndreadelCastagno，1421—1457）则早于达·芬奇半个世纪就画了一幅动人的《最后的晚餐》。
15世纪佛罗伦萨画派的最后一位大师是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Botticelli，1444—1510）。他一生主要在佛罗伦萨度过，早年跟随利皮学画，注重用线造型，强调优美典雅的节奏和富丽鲜艳的色彩。他的画多取材于文学作品和古代神话传说，不再局限于宗教题材，这就能更自由地抒发个性和世俗的感情。他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约1482）和《春》（1478）充满柔情的诗意，尽情表达了画家对美好事物的爱恋，洋溢着人文主义的乐观精神。《春》的构图不拘常规，人物被安排在一片森林之中，中间是维纳斯，右边是撒花的花神，左边是三美神，三美神的动态和衣褶线条充分体现出波提切利所擅长的线条的节奏感。《维纳斯的诞生》也是一件有独创性的作品，它虽然缺乏真实的空间透视，但并没有给人以平板的印象，其秘密也是来源于线条的使用。波提切利用有动感的线条来营造形体的体积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幻觉。同时，他又用一系列冷色调进行沉着精致的排比，如海洋的浅绿色、风神的天蓝色服装、维纳斯的金发等等。到了晚年，由于佛罗伦萨社会动荡，波提切利的艺术又开始向宗教情绪回归，反映了他精神上的危机，这种情绪体现在《诽谤》和《耶稣诞生》等作品中。在《诽谤》一作中，以前的抒情色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戏剧性的激情，以前柔和的线条和细腻的情绪渲染也相继为挺硬朴拙的轮廓和表情的高度明确性所代替。
与波提切利同时的佛罗伦萨画派的艺术家还有画家安东尼奥·波拉约奥洛（AntonioPOHiuob，约1429—1498）和基尔兰达约（DomenicoGlridandaio，1449—1494），以及雕塑家、画家和工艺美术家委罗基奥（AndreaVerrocchio，1435—1488）。
佛罗伦萨画派是15世纪意大利绘画雕刻的艺术中心，它的发展决定了这个时期意大利艺术发展的主流，同时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其他画派，如翁布里亚画派和帕都亚画派。
翁布里亚画派的很多画家都访问过佛罗伦萨，但他们还是保留了自己的风格。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弗朗切斯卡（PieroDel.laFrancesca，约1410—1492），早年在佛罗伦萨的学习使他对马萨乔、乌切罗和布鲁内莱斯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使他成为马萨乔与列奥纳多·达·芬奇之间的重要环节。他还认真研究过乔托等人的作品以及理论问题，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出了《论绘画透视》和《论正确的形体》等论文。他的作品以柔和平静著称后于运用明快的颜色来处理空间关系，明确有力的轮廓又使他的作品带有装饰意味。祭坛圣像《基督受洗》是其早期作品，这件作品造型朴素、明净，格调庄严。隆重，基督、天使、圣徒的形象都是民间流传的典型形象，充满着尊严与内在的张力。人物造型结实有力，比例严谨，具有高度的体积感和严密的空间感。整个画面在色彩上为银色调的明朗色彩所统一，洋溢着一种纯净、自然的神圣感。《示巴女王会见所罗门王》分为两个事件，弗朗切斯卡用一种内在的节奏组织起了这两个事件和众多的人物。这幅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于追求造型的概括与几何形处理，追求叙述的明确与洗炼。在色彩上，画家使妇女们服装上的玫瑰色与浅绿色浮现在灰绿色的风景上，造成一种浮雕的厚重感最能反映弗朗切斯卡色彩成就的是《乌尔比诺大公及其妻肖像》。画面人物都作侧面描绘，脸部的体积感是通过圆形轮廓和柔和的明暗渲染来塑造的。乌尔比诺大公穿着红衣服、戴着红帽子，与淡蓝色的天空和灰色的风景拉开了距离，两块红色间的平面处理、灰色与红色的奇妙对比以及较低的地平线一起造就了一种纪念碑式的磅礴气势。弗朗切斯卡的晚期作品明暗渲染更加柔和，也更具透明感。佩鲁吉诺（PietroPerugino，1445—1523）也是翁布里亚画派的重要成员，在他的门生中有后来著名的大师拉斐尔。
除了佛罗伦萨以外，帕都亚也是15世纪人文主义的策源地。在这里，1222年创办了大学，除了研究经院哲学以外，其探索还涉及到了新的先进的学术领域，如医学、天文学、数学等等，同时对古代语言、古代文物与手抄本的收集也相习成风，从14世纪初叶开始这里就成为北意大利的文化中心。15世纪帕都亚画派的代表人物是曼坦尼亚（AndreaMantegna，1431—1506），他早年曾受乌切洛的透视法和多纳太罗的古典风格的影响，形成了坚实有力、准确细腻的表现手法，并对古罗马艺术和哥特艺术加以研究和改造。清晰扎实的素描、大胆的线条、轮廓鲜明的形象、形体的雕塑感、强烈的色彩感是他所有作品的共同特征。在15世纪的40、50年代里，曼坦尼亚为埃列米塔尼教堂作了一系列壁画，内容大都以圣经为题材，但他却出色地发挥了透视的作用，描绘了一系列半古代希腊罗马式、半文艺复兴式的室内景与街道，而画面情节就从室内与街道上展示出来。在其中名为《圣雅各前往受刑的行列卜幅画中，曼坦尼亚还成功地运用了自下而上的透视缩减法，前景有大拱门，透过大拱门有街道。和其他数幅壁画一样，此画也充满了纪念碑倾向。《哀悼基督》是曼坦尼亚晚期的架上作品，无论就其深刻的戏剧性构思而言，还是就其造型处理而言，它都是一幅有着非常独创的构图的作品，而且其悲剧性的表现力在意大利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也是罕见的。可以说曼坦尼亚的严谨风格的绘画是对早期文艺复兴的卓越贡献与总结。他从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形象遗产中捕捉到了体现在艺术中的关于人的理想概念，他所塑造的形象，圣雅各也好，基督也好，都是那个时代人物概括化和英雄化的形象的投射。
三、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美术（16世纪上半叶）
这段时期主要指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从15世纪中叶开始，佛罗伦萨开始失去它作为意大利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另一重要城市、教皇所统治的基督教首府——罗马。教皇为了重新确立罗马在基督教世界的统治地位，动用了大量资金重建罗马，并吸引了大批艺术家、思想家到罗马工作，在艺术上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罗马画派。
达·芬奇（LeonardodaVinci，1452—1519）是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天才不限于艺术，在数学、机械工程、医学、地质学等方面都有所反映。他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叫芬奇的小镇，早年到佛罗伦萨，在委罗基奥的工场学习。达·芬奇在这儿不仅学会了绘画雕刻的技巧，还热衷于科学研究。他的早期作品有和老师合作的《基督受洗》和自己完成的《天使领报》等。1482年达·芬奇来到米兰，为米兰大公服务，他在这儿不仅完成了一些重要的美术作品，还在建筑、水利工程、军事技术和机械制造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在米兰期间的重要作品有《岩间圣母》（1483—1493）和为圣玛丽亚修道院食堂所作的不朽之作《最后的晚餐》。在《岩间圣母》一画中，达·芬奇使用明确的几何结构来安排人物，即人物被框进了一个等腰三角形，而这个三角形的顶点就是玛利亚的头部，他的这一作法为当时盛行的金字塔形构图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又用天使与婴儿来加重右下角的分量，并通过左上方的光源使整个画面得以平衡，像这样在复杂动态中取得平衡的手法为后世艺术家广泛运用。另外由于重叠山岩而显得柔和的光线不仅使形的塑造得以深入，也使整个形象具有了独有的诗意的光晕。《最后的晚餐》占满了修道院食堂大厅的整个墙面，达·芬奇挑选了一个关键时刻进行描绘。以耶稣为中心，左右各为两组人物，所有人的性格都生动地从他们的行动与手势中表达出来。耶稣处于正中央，在使每个人物均具有充分表现力的同时，不使画面凌乱、分散。在这幅画中，达·芬奇通过象征真理的耶稣和象征邪恶的犹大之间的戏剧性对比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看法。1503年达·芬奇回到佛罗伦萨，并在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名作《蒙娜丽莎》（1503—1506），这幅肖像画的意义在于通过一个普通市民女性的形象表达了人对于自身的肯定，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1506年达·芬奇再度回到米兰，在以后的年代里他还画了《丽达》、《圣安娜》等作品。1516年达·芬奇因国内动乱，以宫廷画家的身份来到法国，最后在法国去世。达·芬奇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画家，他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都是人类文化史上最珍贵的遗产。
作为雕塑家和画家的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Buonaroti，1475—1564）走的是和达·芬奇不同的道路，他不像达·芬奇那样充满科学精神和哲理思考，而是在艺术作品上倾注了自己满腔悲剧性的激情。
米开朗基罗在少年时代就进了著名的“美第奇花园”，在那儿接受了艺术训练，并接触到大量收藏在那儿的古代艺术珍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流露出不凡的气质。1501—1504年，米开朗基罗为故乡佛罗伦萨创作了著名的《大卫》雕像，他表现的是建功立业以前的大卫，一个充满愤怒和力量的青年人。这种力量也是人文主义者向往的自由的人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也正因为这一点，这件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英雄的象征。1508—1512年之间，米开朗基罗应教皇朱诺二世的委托，创作了西斯庭礼拜堂的天顶画《创世纪》，表现出他在绘画上的独创性。在天顶画中他同样是通过神的题材表现人的伟力。在《创世纪》中，米开朗基罗把人的生命的获得表现为两只有力的手的接触：在《偷吃禁果》中，他又强调人物自主独立的情感，使夏娃的表情充满挑战；在《洪水》中则是充满了戏剧性，一系列个别的悲剧情节背后透露的是人的信心。在朱诺二世死后，新任教皇利奥十世命米开朗基罗设计朱诺二世陵墓，这项工程前后耗费十数年时间。祖国的灾难、民族的痛苦和艺术家个人思想感情上的矛盾都在作品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其中《摩西》最令人震撼。这个形象和大卫一样，是艺术家心目中拯救民族、摆脱苦难的英雄人物。人物意志高度集中，不仅体现在令人生畏的目光上，同时也表现在对摩西粗壮的体格的极度夸张上，体现在肌肉的紧张上，乃至于完全揉皱的衣褶上。如果说《大卫》体现的是一种信心的话，那么《摩西》则体现了作为人的威严。在他随后为梅迪奇小礼拜堂设计的雕像中，通过《晨》、《暮》、《昼》、《夜》一组形象深刻揭示了艺术家内心的痛苦和彷徨。祭坛画《最后的审判》是米开朗基罗晚年的重要作品，从1534—1541年花费了他6年时间，画于西斯庭礼拜堂。这件宏伟的作品是米开朗基罗对人生的总结，也是对当代历史的裁判。壁画构图的处理与构思取得了一致，构图并未突出明确的秩序与结构，而是强调一种自然的安排。这件作品的成功和伟大之处在于从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产生了统一的人的集体形象，而色彩的巧妙的使用又使壁画具有了戏剧性的紧张。米开朗基罗艺术中的悲剧性是以宏伟壮丽的形式出现的，他所塑造的英雄既是理想的象征又是现实的反映。正是在他的艺术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理想得到了全面而鲜明的表达，因为米开朗基罗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即人的主动性与积极作用以及人建功立业的能力，所以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几乎成为西方美术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拉斐尔（RaphaelSanzio，1483—1520）出生于翁布里亚，早期在画家佩鲁吉诺的工场学习展来他的画面上始终洋溢着的明净的色彩、柔和的光线和宁静而优雅的节奏感，都得益于他所受的早期教育。
1508年，拉斐尔应友人雕刻家、建筑家布拉曼特的邀请来到罗马，他以后的许多著名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他为梵蒂冈宫绘制的三幅壁画《雅典学院》、《巴尔纳斯山》和《圣典辩论》表现了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于真理和幸福的追求。但总的看来，《雅典学院》是这3幅作品中最优秀的一幅，也是拉斐尔最辉煌的作品，他把古代思想家与科学家的聚会安排在一个有拱门的大厅内，两边有阿波罗和雅典娜的雕像。画面正中央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一个指天，一个指地，他们的手势分别代表着各自的学说。在他们周围还有各种姿态的学者和科学家，也是用特定的姿态表明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学说。所以说，《雅典学院》里的人物形体比其他两幅具有更强烈的纪念碑倾向。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上来看，这幅作品都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美术中的最终胜利，也标志着人文主义思想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密切联系。显然，拉斐尔已经开始享受文艺复兴思想的成果了。这些作品也奠定了拉斐尔在罗马的声誉。拉斐尔是描绘女性形象的大师，到罗马之前，他笔下的圣母是美丽的平民妇女的形象，在她们身上体现出慈爱、善良、温顺的高尚品质，引起人们对生活的憧憬。到罗马以后，拉斐尔的圣母形象仍然是世俗的，但带上了几分贵族气派，最有名的是《西斯庭圣母》，这幅画像一首优美的颂歌，将圣母的端庄和世俗的爱融为一体。拉斐尔与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以优美的、诗一般的绘画语言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理想，他对美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所确立的美的样式成为后来学院派古典主义的标准之一。
四、威尼斯画派（15—16世纪）
威尼斯在15世纪成为地中海沿岸最大的商业中心，实行贵族共和制政体，整个城市充满了繁华的世俗气氛，到15世纪后半期美术题材就从宗教转向了世俗。湛蓝的海水与东方商船绚烂的色彩交相辉映，使这儿的艺术家对色彩特别敏感，世俗的题材使他们把目光转向美丽的自然风光，舒适豪华的生活也带来一种享乐主义的情调，这一切都使威尼斯画派的艺术家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演奏了一段华丽的终曲。另一方面，威尼斯艺术的发展还有其一定的特殊性。首先是以前玻璃画、镶嵌画中极具装饰性的色彩感受与丰富的世俗生活发生了冲突，这使得威尼斯画派转而追求色彩的热烈明朗与辉煌灿烂。其次，由于威尼斯气候潮湿，使得湿壁画的创作被扼制，而画于画布上的油画得到发展。油画的优越性还在于它能最充分、最得心应手地来揭示可观的色彩与色调的充实丰满；也能更加灵活地表现画面上的光线、色彩与空间的细小差别；并能够更加柔和、更加明确地塑造人物形体。从这一点来看，不仅湿壁画，就连以前的木板胶画也比不上油画来得便利。
乔万尼·贝利尼（GiovanniBellini，约1430—1516）被认为是威尼斯画派的创始人，他是曼坦尼亚的内弟，早期受曼坦尼亚的影响较大，到15世纪末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与同时代的画家相比，他更注重风景的描写，把自然景色诗意化，使作品充满宁静和淡雅的情调。即使在圣母的形象中，他也没忘记以优美的风景作背景。然而他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将风景所造成的氛围与画中人物的精神状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般来说，这是他同时代的艺术家所无暇顾及的。在他的作品中，情节的戏剧性已经退到相当次要的地步，而色彩和素描的表现力成为首要的因素，这也是威尼斯画派的共性。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贝利尼早年的《有小树的圣母》，这件作品一扫传统的宗教气氛，用几乎是刺眼的色彩安排揭示出人物内心的壮丽感受和精神状态的内在意义。在晚期作品《神的欢宴》、《湖的圣母》中，他开始大胆地采用外光，色彩变得明朗鲜艳起来，流畅的线条富于音乐性，这种和谐优美的基调促进了威尼斯画派的形成和发展。
贝利尼的学生乔尔乔纳（Giongione，约1476—1510）是从贝利尼风格过渡到威尼斯画派全盛时期的人物。虽然他不幸早逝，但以他非凡的天才开创了一代画风。乔尔乔纳诗一般的画面，并不单纯是一种优美的视觉效果，而且有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如《三个哲学家》就分别代表了中世纪哲学、东方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想，尤其在代表人文主义思想的青年学者身上倾注了他的热情和理想。《田园合奏》则是一曲对美丽的大自然和对幸福的人生的赞歌，画中两个女裸体分别象征着两位游吟诗人歌唱的内容。乔尔乔纳最初的人物作品是《沉睡的维纳斯》，美丽的女神沉睡在梦中，她生命的活力已经融汇到自然之中。这幅画在形体、色彩、柔和的线条和景色的层次上都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如前所述，乔尔乔纳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威尼斯画派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也有高度的抒情，但是这种抒情却总是为一种奇特的理性精神所统领，同时，他进一步延续了贝利尼的探索，大自然在作品中开始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提香（TitianTizianoVecelli，约1487—1576）和乔尔乔纳是同学，但他却像米开朗基罗那样长寿，他的艺术生涯几乎贯穿了整个16世纪。提香的作品不像乔尔乔纳那样抒情和宁静，而是显得壮丽、热情、富于想像，色彩强烈，用笔奔放。提香笔下的人物更为粗扩，更加意气风发，也更完整。在其早期的作品中，我们仍能感到乔尔乔纳牧歌式的情调、柔和的形体塑造、宁静的色调等等，如《天上与人间的爱》，风景的柔和宁静，裸体的清新气氛，明亮绚丽的服饰上的冷色调一起形成了舒畅欢乐的主题，也表现了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尽管有乔尔乔纳的牧歌式情调的影响，这件作品在内容上却反映出当时在人文主义学者中流行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1516年左右，提香的风格日趋个性化，他转而进一步追求光与色的波澜壮阔的交织，如《乌尔宾诺的维纳斯》。提香用一个放荡少妇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威尼斯人生活方式的一个侧面。形象的逼真、生动，情节的风俗化处理，加强了对世俗生活欢乐的认同感。这幅作品明确地反映出提香的现实主义艺术观。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肖像画中，如《戴手套的男子》和《保罗三世》等著名肖像画。到了晚年，提香的内心充满不安的情绪，画面上的笔触显得凝重，色彩也更加单纯，好像预感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行将结束，这种情绪明显反映在《丹娜伊》和《哀悼基督》这类作品上。《丹娜伊》贯穿着戏剧性感受，提香大刀阔斧地处理了色彩与色调的对比关系，将其与闪闪发光的阴影结合在一起，其强烈的感情高潮与《天上与人间的爱》中的明朗绚烂、《乌尔宾诺的维纳斯》中的宁静舒畅形成明显的对立。从艺术语言上分析，提香晚年的作品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色调的相互关系与明暗的规律，日益完善造型处理上的笔法运用与色彩安排，绘画的色彩和谐问题以及不拘绳墨的笔触表现问题。提香艺术的优点也正在于此，即笔触的运用方法为造型的表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他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17世纪的画家如鲁本斯等人产生影响的。
委罗内塞（PaoloVeronese，1528—1588）比提香晚一辈，他在1553年来到威尼斯，这时的威尼斯已渡过了它的繁荣期，贵族和商人抓住最后的时光饮宴享乐、花天酒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威尼斯人追求的不是宗教的禁欲，而是世俗的欢乐与自由。委罗内塞把这一切都搬上了自己的画面，如《利未的家宴》、《格利戈里的宴会》和《加纳的婚宴》等。在后一幅画中，参加宴会的宾客中有英国女皇、弗兰西斯一世、土耳其的苏丹、丁托列托和画家本人。每幅画都是人物众多，场面宏大，形形色色的人物充斥其中，而且其中都有耶稣的形象。正因为他过分随便地画这些宗教题材，委罗内塞还被宗教裁判所传讯，成为美术史上一场有名的官司。
丁托列托（JacopoRobustiTintoretto，1518—1594）在威尼斯画派中别具一格，他的艺术理想是“把提香的色彩和米开朗基罗的形体结合起来”。他的画也是具有规模宏大的构图，复杂激烈的人物动态和异乎寻常的透视角度，如《圣马可的奇迹》和《发现圣马可尸体》等。而在《银河的起源》中，丁托列托又巧妙地运用人物动态与画面光线的对比创造出生动欢快的气氛。和委罗内塞一样，丁托列托也不大注重人物的性格刻画，主要关心的是画面视觉效果。
柯罗乔（AntonioCorreadgio，1499—1534）是与威尼斯画派的乔尔乔纳、提香同时的一位著名画家，他主要活动在北意的巴马，在画风上受威尼斯画派的影响较大，画面上色调明快，诗意盎然，妇女形象美丽动人。代表作品有《圣夜》、《丽达与天鹅》等。在他的作品中已经看到了巴洛克风格的前兆。田园合奏乔尔乔纳约1508年利末家的婚礼委罗内塞1573年。
（第二节）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美术
中世纪的尼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东北部的一些地区。由于地理条件优越，尼德兰很早就是欧洲西北部重要的水陆交通中心，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是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因此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美术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由于雕刻作品现存极少，在15世纪尼德兰美术中绘画方面的成就便显得非常突出了，尼德兰画派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祭坛画与独幅木板画。因为尼德兰美术脱胎于中世纪的哥特式艺术，使得尼德兰文艺复兴初期的绘画有比较浓郁的宗教气息，总的绘画倾向是：严肃、静穆，人物形象不够生动自然。另一方面，尽管这些作品大多表现了传统的宗教题材，却由于画家对描写世俗生活和周围环境的兴趣大大增长，作品中便不时体现出现实主义倾向。
罗伯特·康宾和扬·凡·埃克是尼德兰画派的主要奠基人。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罗伯特·康宾（RobertCampin，约1375—1444）就是“佛莱玛尔画家”。原来在佛莱玛尔修道院发现了一位无名艺术家的作品，因此称他为“佛莱玛尔画家”。后来研究其艺术风格时，发现与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风格有明显相似之处，据此有些学者推断“佛莱玛尔画家”就是维登的老师、著名画家罗伯特·康宾（还有少数学者认为所谓“佛莱玛尔画家”的作品是维登的早期作品）。
康宾长期在图尔奈工作，他的名作有《受胎告知》、《耶稣诞生》等。这些虽然是宗教画，却通过某些细节描绘，使画面上流露着市民生活的情趣。当时在尼德兰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风景画，画家在《受胎告知》中通过窗子画了窗外街景，可谓尼德兰绘画中最早描绘街景的例子；在《耶稣诞生》的右上角描绘了阳光下的美丽风景，有城堡、湖泊、道路和房屋，虽然这些风景并非实景写生，大多是假想，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出后来形成为独立绘画科目的风景画的端倪。罗伯特·康宾的艺术曾给予扬·凡·埃克与维登以很大影响。
扬·凡·埃克（JanvailEyck，约1390—1441）于1422年成为独立画家，1425年担任勃良第公爵的宫廷画家。约于1425年创作的《教堂中的圣母》刻画了无比亲切的圣母形象，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扉，通过高窗射进来的柔和阳光不只冲淡了教堂内庄严肃穆的气氛而且照在圣母的脸上，使她端庄秀美的面庞神采奕奕，流露出的微笑也更加亲切动人。这件作品体现的世俗思想和画家在描绘室内光线方面独具匠心的探索，使它成为尼德兰早期室内画的重要代表作，也是17世纪荷兰室内风俗画的先声。
《根特祭坛画》是尼德兰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关于它的作者，长期以来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认为是由扬·凡·埃克和他的哥哥胡伯特·凡·埃克（HubertvailEyck）共同制作的，从根特祭坛画的一则题记——外侧下框边上的一段拉丁文中可以得知，首先由胡伯特·凡·埃克开始绘制这件作品，后来由他的弟弟扬·凡·埃克完成。关于胡伯特的资料非常少，他诞生的年代也无从查考，据说逝世于1426年，持这派观点的人相信他的存在，但由于根据不足，难以将兄弟二人的作品清楚地加以区分。持另一派观点的学者怀疑这段拉丁文题记的真实性，认为胡伯特只是位传说中的人物。后来又有语言学家A·阿姆普提出，写在根特祭坛画外侧下框上的一段拉丁文中，根本就没有提到胡伯特其人，这一研究成果为后一派观点提供了新的依据。胡伯特是美术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现在还没有最后的结论。
扬·凡·埃克于1432年完成了《根特祭坛画》，这是根特市圣贝文大教堂的一组祭坛画。平日两翼闭合，可以看到外侧，节日庆典时两翼打开，显现出内侧画面，整个祭坛画内外侧共由23个画面组成。内侧中间的4个画面是主要画面，上面中间为上帝，两侧为圣母和施洗者约翰，下面是祭坛画的主体部分《羔羊的礼赞》，人物形象端庄自然，栩栩如生，花草景物绚丽多彩，充满生机。画家热烈地赞颂了人类与大自然，对现实世界采取了肯定的积极态度。
除了《根特祭坛画》之外，扬·凡·埃克还有一系列传世佳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尼古拉斯·罗林的圣母》、《凡·德尔·巴力的圣母子》等。《阿尔诺芬尼夫妇像》是一幅新婚夫妇的全身肖像画，也可以视为一幅出色的风俗画，画家精心刻画了一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他们宣誓对婚姻信守忠诚，表现了他们的内在情感，也表现了当时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虽然扬·凡·埃克的大部分作品是宗教画，他却突破了宗教画的传统技法，非常重视对人物性格与心理的刻画，非常注意写实，细心研究了光和色的表现，还对油画方法做了重要改进，在他的笔下展示了现实世界丰富多彩的景象和现世人生的生活，冲破了中世纪的禁欲主义，体现了人文主义观念，为尼德兰文艺复兴开辟了道路。
罗吉尔·凡·德尔·维登（RogiervanderWeyden，约1399—1464）也是15世纪前半叶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出生在图尔奈，是罗伯特·康宾的学生。1432年在图尔奈成为独立画家，后来迁居布鲁塞尔荣获该市艺术家称号。1450年曾去意大利，备受欢迎与尊敬，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称他是自扬·凡·埃克以来尼德兰最优秀的艺术家。通过他的活动，扩大了尼德兰画派在国际上的影响，他的遗作很多，如《受胎告知》、《下十字架》、《最后审判》、《一个年轻妇女的肖像》等都是他的力作。作品大部分是宗教画，少数是肖像画，他在肖像画创作中的成就尤其突出。《一个年轻妇女的肖像》刻画了端庄、纯朴的尼德兰妇女的典型形象。《大胆查理肖像》则表现出了这位时年30岁的公爵的性格特征。
15世纪中叶，在北方随着经济的兴旺发达，文化艺术也十分昌盛，以哈勒姆为中心形成了北方画派。德尔克·波茨（Dirk—Bouts，约1415~1475）是北方画派的重要代表画家，曾长期在哈勒姆工作，后来迁居鲁汶，1468年获鲁汶市艺术家的称号。曾经为鲁汉市圣彼得教堂绘制了祭坛画，其中《最后晚餐》一画，画家没有按照宗教内容来展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而是将最后晚餐的场面大胆地移至15世纪尼德兰市民住宅的餐室中。典型的哥特式房屋，墙面狭窄，窗户较多，室内光线明亮而柔和，地面铺以整齐的花砖，洁白的桌单覆盖桌面，不但准确地表现了室内的透视关系，而且还很好地体现了尼德兰人爱好整洁的习惯，室内陈设与用餐情况都弥漫着相当浓厚的世俗气息。此画可被视为当时尼德兰绘画中在宗教题材里表现世俗生活的典型例子。他的重要作品还有《布拉台林祭坛画》、《基督在西门家》等。
继波茨之后另一位著名的北方画家是盖尔特根·托特·辛特·扬斯（GeertgentotSintJans，约1460—1495），其创作风格受到过前辈艺术家波茨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小幅油画《旷野中的施洗者约翰》。画面上的人物衣着简朴，须发蓬散，在破旧的长衫下露出了一双赤脚，画家刻画了一位典型的尼德兰农民形象。他还精心地画了树木、动物和飞鸟作为画面背景，风景优美，展现了一片很开阔的旷野，笼罩着静谧、平和的气氛。他的另一幅油画《耶稣诞生》描绘的是耶稣诞生时的夜景，以小耶稣的身体作光源照亮了圣母的面庞和一部分画面，另一部分画面则隐没在夜色之中，增加了宗教神秘感，同时画面上出现了强烈的明暗对比，这一特色在17世纪的荷兰绘画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扬斯是一位很有独创性的艺术家，甚至被认为是17世纪荷兰画派的最早奠基人。
15世纪下半叶，尼德兰南方的著名画家是雨果·凡·德尔·高斯（HugovanderGoes，约1440—1482），他于1467年成为独立画家，曾任根特画家行会的会长。1475年秋作为未受圣职的修道士住进了布鲁塞尔附近的罗德修道院，1482年逝世于该修道院。1480年左右完成的《牧人来拜》，1478年至1482年之间画的《马利亚之死》都是他晚期创作的力作。他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三联式大型祭坛画《波提纳里祭坛画》，主画为《牧人来拜》，描绘了礼拜圣婴的场面，特别成功地刻画了憨厚、质朴的牧人形象，他们看到耶稣时，有的微笑，有的惊喜，面部表情丰富而真切，十分生动。
15世纪末、16世纪初尼德兰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进文化也被介绍进来，人文主义思想在尼德兰知识界广泛传播；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日益强烈；罗马教廷与大主教会的堕落也进一步暴露，社会上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宗教改革要求。这时期出现了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whusBosch，约1450—1516）的艺术。他的艺术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那时一般尼德兰画家特别注意平整细腻的画风，注意形象的如实表现，博斯却往往通过幻想的漫画式形象，如老鼠、猴子、妖魔鬼怪或半人半兽影射诸如天主教主教、高级僧侣、神学家、封建主等人物，对他们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绘画风格，冲破了尼德兰传统绘画中虔诚肃穆的宗教气息，站在进步的人文主义立场上，把批判的矛头主要对准了天主教会，反映了宗教改革运动前夜人民群众反对天主教，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情绪，也是尼德兰新旧教派之间激烈斗争的一种表现。在他的画作中经常出现一些怪诞、夸张的形象，这些形象以现实生活为依据，又和艺术家本人的幻想相结合，同时写实性的表现手法与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紧密结合，形成博斯独特的绘画语言，也是他艺术上的一大特色。在《切除结石》、《愚人船》、《魔术师》、《干草车》、《圣安东尼的诱惑》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领略到博斯独特的绘画风格。
尼德兰风俗画形成于15、16世纪之交，并且受到人们的喜爱。昆丁·马苏斯（QuintenMassys，约1465—1530）为风俗画的创始人之一，他生于鲁汶，后在安特卫普工作。早年受波茨与梅姆林那种细腻平整的尼德兰传统画风影响，后受意大利艺术家，特别是达·芬奇的影响。他常常与风景画家帕提尼尔合作，由后者画风景，他画人物，开创了尼德兰风景画家与人物画家合画作品的先例。马苏斯擅画人物，形神兼备，为后世留下的宝贵风俗画反映了世纪转折时期尼德兰的社会风貌。画家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安特卫普度过，在当时的安特卫普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和银行家，马苏斯的代表作《兑换银钱的人和他的妻子》生动地表现了银行家的活动与生活：丈夫十分认真地秤量金币，妻子正在读祈祷书，但是翻开的祈祷书被放在一边，她全无心思去读，而是很感兴趣地关注着丈夫的活动。
约阿希姆啪提尼尔（JoachimPatinir，约1485—1524）虽然不是独立风景画的创始者，他却为尼德兰风景画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作品中风景占据了最主要的画面，即使表现的是宗教题材，人物也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常常是请昆丁·马苏斯等人协助画的。他潜心研究风景，描绘风景，将风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以此为风景画形成独立绘画科目奠定了基础。他画的风景并不是实景写生，而具有幻想的全景画的特色和人为雕琢的痕迹。画面视野开阔，以深调子为主，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重重叠叠的山峦、江河、森林，代表作有《圣哲罗姆》、《逃亡埃及》、《逃亡埃及途中的休息》等。
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市民的民主意识也得到加强，尤其在尼德兰北部荷兰、西兰诸省中，出现了一些联合行会企业和团体组织，经常请画家绘制团体肖像画，悬挂在他们的总部或会议室里，于是产生了早期团体肖像画，发展到17世纪达到全盛时期。扬·凡·斯科列里（JanvanScorel，1495—1562）是团体肖像画的早期代表画家之一，代表作有《十二个耶路撒冷朝拜者》、《抹大拉的马利亚》等。
这时期，南方的意大利和北方的尼德兰是欧洲两个最先进的地区，两地艺术家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尼德兰的艺术家受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并且学习了意大利先进的表现技法，这对尼德兰美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有助于尼德兰艺术进一步摆脱哥特式艺术中的宗教因素束缚。但是其中有些艺术家抛开了本民族的艺术传统，也脱离了生活，单纯模仿意大利艺术样式，在美术史上称他们为“罗马派”。扬·戈萨尔特（JanGossaert，约1478—约1534）是代表画家，早年以传统的尼德兰风格作画，后在安特卫普成为独立画家，1508年曾去意大利旅行，对古希腊罗马及意大利当代艺术进行了研究，深受影响，喜欢模仿意大利风格，代表作有《丹娜埃》、《维纳斯和爱神》。弗兰斯·佛洛里斯（FransFloris，约正516—1570）为“罗马派”另一代表画家，于1540年加入安特卫普画家公会，不久前往意大利研究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及古代艺术作品，1547年回到安特卫普。他的画作以准确流畅的笔触和威尼斯画派丰富的色彩为特点。
16世纪60年代，爆发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它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直至1609年荷兰独立，在此期间尼德兰人民为反抗西班牙统治进行了长期的、坚忍不拔的斗争。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Bmegheld.A，约1525—1569）的艺术产生于尼德兰革命酝酿和爆发时期。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与人民共呼吸，同战斗。他早年曾以铜版画家身份，从事风景画创作而闻名遐迩。1556年左右开始较多地描绘人物，表现出博斯的影响。自1563年直至逝世这段时间进入了其创作的辉煌时期，产生了最重要的油画杰作。在农民风俗画中满怀热情地塑造了许多农民形象，如《农民舞蹈》、《农民婚礼》，刻画了他们豪放的性格，展示了他们充沛的活力。
勃鲁盖尔的风景画也是十分出色的，他喜欢选取全景式构图，意境开阔，风景和人物紧密结合，描绘了农民丰富的劳动生活和农村的秀丽景色。如田园风景组画《收割干草》、《收割》、《牧归》、《雪中猎人》、《暗时表现了一年四季的自然风光与农民的劳动，情景交融，生机盎然，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幅尼德兰农村景色与生活的动人写照。
在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统治者如火如茶的斗争中，勃鲁盖尔创作了《伯利恒的户口调查》、《伯利恒的婴儿虐杀》等作品，以宗教画的形式暗示了西班牙军队在尼德兰横征暴敛、残酷屠杀的情景。还有少数作品如《绞刑架下的舞蹈》则直接描绘了森林游击队——“林中乞丐”的战斗生活，歌颂了人民的英雄气概与乐观主义精神，起到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作用。勃鲁盖尔以艺术为武器，深刻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从而成为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
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作品遗存很少，因此知名的雕刻家也不多。其中成就特别突出的有克劳斯·斯留特尔（ClausSluter，约1355—1406），他属于尼德兰文艺复兴早期的艺术家，继承了哥特式艺术的传统，特别注意发挥哥特式雕刻中的现实主义因素。他生于哈勒姆，后到布鲁塞尔工作，加入布鲁塞尔雕刻家行会，1385年到了勃良第公国的首都第戎，为“大胆者”菲利普公爵服务。他的遗作中最精彩的是《第戎修道院的大门雕刻》和《摩西井》。被人们称为《摩西井》的这件作品，并不是井，而是一个六边形基座，原来在基座上立有一组基督受难组雕，现在除了基督头部与上身一部分保存在第戎博物馆而外，其余的雕像圣母玛利亚、约翰与抹大拉的玛利亚都不复存在了。底座上刻着摩西、大卫等6位先知的形象，形体饱满、坚实有力，面部表情很有个性。
让·莫内（JeanMone，1500前—约1548）是16世纪的著名雕刻家，生于梅斯后在安特卫普工作，自1524年直至逝世都居住在梅谢恩。他在尼德兰颇有影响，为教堂雕刻祭坛，为贵族雕刻陵墓，十分活跃，遗作也较多。代表作《哈尔圣母院的高祭坛》、浮雕《查理五世皇帝及皇后伊莎贝拉》等。
雅克·杜布劳克（Jacuues Dubraucu，约1505—1584）为尼德兰另一重要的雕刻家，生于蒙斯，青年时代曾在罗马留学5年。1535年至1548年之间曾雕刻了故乡教堂的读经台。1545年至1556年担任查理五世的姐妹、匈牙利女执政玛丽亚的宫廷艺术家。代表作为浮雕《基督被判死刑》。
（第三节）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美术
德国文艺复兴发端于15世纪，在德国美术史上将1420年左右至1540年这段时期称为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的许多艺术家对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现象表现出关切，热心于描绘自然环境，人物的造型则强调真实感，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性、歌颂大自然的倾向。康拉德·维茨（KONRAD WITZd，约1410—1441）的作品《基督履海》（又称《捕鱼的奇迹》）可谓那时期的杰作。画面位于彼得祭坛一翼的外侧，虽为传统的宗教题材，却真实地描绘出了日内瓦湖的景色，在欧洲祭坛画中第一次画了实景，而且特别注意表现了光的变化，以及水中倒影。马丁·盛高厄（Martin Sehongauer，约1450—1491）的作品《牧人来拜》，虽然也是祭坛画，却十分成功地刻画了人物，圣母居画面中心，端庄而纯朴，3个牧人组成群像，急切地趋向耶稣，表达了由于耶稣降生而渴望得救的心清，人物的心理状态在画中得到了体现。盛高厄还是一位出色的铜版画家，丢勒与巴尔东在青年时代都曾深受其影响。
15世纪至16世纪间，德国经济得到显著发展，棉、麻、丝织业能够制造出精美的织品，采矿、冶金、金银饰物制作、印刷与造纸业都很发达，手工工场日益增多，已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政治上仍然处于封建割据状态，从而导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教皇、主教、上层僧侣等特权阶层竭力用他们的职权增加收人，生活奢侈淫逸。因此，德国的社会矛盾便集中地表现在反教会的斗争上。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首先向教会展开斗争，这样，人文主义思想便在德国各地广泛传播开来。由于社会矛盾的极端尖锐，终于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与伟大的农民战争。
在强有力的社会风暴冲击下，德国的文艺复兴美术从开始形成而达到极盛时期。肖像画与风景画开始作为独立画科出现，特别是版画达到了当时欧洲的最高水平。在德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为造就这个时代的艺术做出了不朽贡献。同时在他们身上也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一代新人积极进取、不懈追求、全面发展的特征，其中不少人是市政会的委员或者担任过市长，一些艺术家拥护宗教改革运动，甚至有的同情或者参加了伟大的农民战争。他们与时代同步，相当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因此，德国文艺复兴时代的美术作品以深刻而严肃著称。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erer，1471—1528）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是油画家还是铜版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在建筑与绘画理论方面也都有著作出版。他出身于一个金饰工匠家庭，早年从父习艺，后到米夏埃尔·沃尔格穆特（MichaelWolgCrout，1434—1519）的绘画作坊中学习。学成之后曾到德国各地游学，并曾两次访问意大利，此外，还于1520年去过尼德兰。他继承了德国民族美术的传统，又广泛接触过南、北欧的进步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作品中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即使在宗教画中也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塑造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丢勒的故乡纽伦堡是当时德国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有比较活跃与自由的空气。自1509年起丢勒成为该市大市政会委员，并与德国著名人文主义学者交往，他崇敬马丁·路德，也同情宗教改革运动。他曾精心创作了数幅自画像及德国当代人的肖像，这些肖像画刻画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人物，他们意志坚强，充满自信，同时具有日耳曼人严峻、刚毅的性格特征。大拉文斯堡商业协会纽伦堡代表奥斯瓦尔德·克雷尔的肖像就是其肖像画的代表作之一。
丢勒还用版画反映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欧洲，他是最早表现农民和下层人民生活的画家之一，其铜版画《农民和他的妻子》、《三个农民在谈话》、《农民舞蹈》等，都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劳动人民。丢勒的版画不但数量多，技艺完美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哲理。1513至1514年间，他创作的3幅铜版画《骑士、死神和魔鬼》、《书斋中的圣哲罗姆》和《忧郁皆为寓意十分深刻的作品。
在那个时代，除丢勒而外，还有伟大的画家格吕内瓦尔德（Grunewald，约1475—1528），但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却极不完整。他曾经服务于美因茨大主教，后来到哈勒任艺术与建筑顾问。宗教改革的进步思潮对他产生过深刻影响，他甚至曾卷入1525年的农民战争。画家的大部分作品都已失散，《伊森海姆祭坛画》成为他最重要的传世代表作，也是16世纪德国艺术的瑰宝之一。
老卢卡斯·克拉纳赫（Iueas Crranach d.A，1472—1553）青年时代曾到维也纳，画过多幅充满浪漫情调的风景画，为多瑙河画派开拓了道路。自1505年直至逝世，一直是维膝贝格的宫廷画家，并主持一个很大的绘画作坊，善于描绘宗教与神话题材，又是著名的肖像和风景画家，创作题材很广泛。自1519年起，多次被选为维滕贝格市政会委员，后来还不止一次担任过维膝贝格的市长。他与马丁·路德的友谊至深，支持宗教改革运动，与同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交往密切，为德国宗教改革家画过不少肖像画。
16世纪，德国风景画形成为独立的绘画科目，多瑙河画派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个画派并不是学院意义上的画派，确切地应称之为“多瑙”风格，标志着风景画的一种风格。丢勒在第一次意大利旅行期间画过大量水彩风景；老克拉纳赫在维也纳时代，也曾以抒情情调描绘过风景，他们都为多瑙河画派的形成进行过实践与准备。多瑙河画派的代表画家是阿尔布雷希特·阿尔特多费尔（Albrecht Altdorfer，约1480—1538）和沃尔夫·胡贝尔（WolfHuber，约1480—1553）。
阿尔特多费尔诞生于安贝格，1505年取得雷根斯堡市的市民权，1519年当选该市大市政会委员，1526年又成为小市政会委员和该市的建筑师。早年曾去奥地利旅行，老克拉纳赫的维也纳时代的作品曾给他以影响，阿尔特多费尔还认真学习过丢勒的版画。水彩画与油画，他自己也十分喜爱版画创作，作过许多木刻与铜版风景画。1510年作油画《阔叶树林中的圣乔治》，将故事中的人物与龙安排在画面下部靠近边缘的位置，处于陪衬地位，以主要画面歌颂德国原始森林的葱郁壮美。1520至1525年间，画家创作了油画《多瑙河风景》描绘雷根斯堡附近美丽真实的景色，它是德国绘画中第一幅没有人物的纯粹风景画。1529年完成的《亚历山大在伊苏斯之战》表现了古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大败波斯王大流士的战役，画中以其雄浑博大的气势颂赞了宇宙本身的无限伟大，无限壮阔，在德国绘画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沃尔夫·胡贝尔出身于画家家庭，幼年即学习绘画，1505年开始游学，1510年定居于帕绍，后担任主教的建筑师，1540年被任命为主教的宫廷画家。他的作品很多，有祭坛画、肖像画、风景画，是多璃河画派重要代表画家。
小汉斯·霍尔拜因（Harts Holbeim d.J，约1497—1543）的父亲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画家，因为父子名字相同，因此便以小汉斯·霍尔拜因称呼儿子。小汉斯早年随父学画，后来前往巴塞尔，1519年加入该地画家公会，他创作了大量壁画、肖像画、祭坛画与书籍插图。在瑞士时与一些人文主义学者过从甚密，为他们绘制了肖像画。1526年认识了英王亨利八世的首相托马斯。摩尔，后去伦敦，成为英国国王的宫廷画家。他是那个时代北欧最伟大的肖像画家，其作品表现了描绘对象的高贵、静穆与专注。
在这个时期，德国的雕刻也由晚期哥特式发展到文艺复兴的风格，出现了一批杰出的雕刻家。
蒂尔曼·里门施奈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约1455—1531）是晚期哥特式的主要代表，但在宗教题材雕刻中表现了较多的世俗因素。经过他多年的艺术实践，使德国雕刻艺术逐渐体现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宏伟纪念碑风格，为德国艺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从1483年直至逝世他都在维尔茨堡工作，1520年至1521年间还担任过该市市长。1525年，德国爆发了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里门施奈德由于同情农民革命也参加了伟大的农民战争，失败之后受到迫害，数年后病故。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所留下的重要作品都是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刻精品。代表作有维尔茨堡马利亚教堂的《亚当与夏娃》、《海因里希二世皇帝与皇后墓棺像》、《迈德布隆哀悼基督祭坛》等。《迈德布隆哀悼基督祭坛》是浮雕，背景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前景中圣母玛利亚悲痛地跪在基督尸体的旁边，约翰用手轻抚着她的左肩，与圣母一起分担这巨大的苦难。尼哥底姆手捧油膏罐，立于十字架下，周围还有哀悼的人物群像，布局简明宏伟，气氛庄严肃穆，具有纪念碑雕刻的气势。这一杰作本身也可被视为里门施奈德创作生涯的永恒纪念碑。
维特·施托斯（VeitStoS，约1447—1533）生于纽伦堡，自1477年至1496年长期在克拉考工作，对东欧的雕刻艺术产生过巨大影响。15世纪末，他回到了故乡纽伦堡，创作了高浮雕《最后晚餐》、《基督被捕》等，约1517年创作了木雕《天使报喜》，这些珍贵遗作至今仍完好地保存在纽伦堡的教堂内。《天使报喜》是一件彩绘木雕，造型十分新颖，圣母与天使的并排立像被一个美丽的花环所围绕，这一巨大的花环高悬于教堂大厅之中，为严肃的宗教仪式增加了活跃的气氛。
同时期，活跃在纽伦堡的著名雕刻家还有亚当·克拉夫特（Adam Krafft，约1460—1508）。他的作品高浮雕《哀悼基督》是一个大型浮雕，占据了3个墙面，充满凝重的悲悼气氛。而浮雕《掌秤师傅》则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当时德国商业与文化中心纽伦堡蓬勃的市井生活，流露出亲切的生活气息。
汉斯·维膝（Ham Witten，约1485—？）是萨克森与下萨克森地区的知名雕刻家，主要在克姆尼茨、安纳贝格、弗赖贝格等地从事创作。《郁金香布道坛》是他的杰出代表作，突破了传统布道坛的造型模式，将幻想与现实、美丽的装饰与生动的人物完美地统一为一体，构成独特造型。此外，老彼得·菲舍尔（Peter Viseherd.J.约1460—1529）与小彼得·菲舍尔（Peter Vischerd.J，1487—1528）父子也有许多传世之作，他们皆出身于纽伦堡一个铸造世家，继承与领导的铸铜作坊是当时德国最闻名的一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第四节）西班牙文艺复兴期美术
一、14~15世纪的西班牙美术
在15世纪，文艺复兴之风也吹到了地处欧洲西南的西班牙。西班牙的文艺复兴从13世纪后半期就显露端倪了，现在在美国收藏的一件木雕《悲哀的圣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件作品很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痛苦的感情，透露着一种世俗的精神。
14到15世纪是西班牙文艺复兴的早期。早期文艺复兴美术主要产生于沿地中海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当时最主要的两个画派是加泰罗尼亚画派和瓦伦西亚画派。西班牙文艺复兴美术的产生，有两个主要条件，一个是国内的条件，这就是长达数百年的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逐渐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为西班牙的文艺复兴提供了有利的环境；另一个是国外的条件，意大利和尼德兰的文艺复兴艺术对西班牙产生的影响。大约在14世纪就有意大利的画家来西班牙访问，进入15世纪后，尼德兰的著名画家扬·凡·埃克在西班牙曾受到加泰罗尼亚国王的热情招待。
14世纪加泰罗尼亚画派最有名的画家费尔列尔·巴索（F.Bas，1290—1348）被叫作“西班牙的乔托”，他和意大利的乔托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他和乔托一样努力把宗教题材的绘画引向世俗化，使作品具有生活的气息。他创作的湿壁画《崇拜圣母》、《牧人来拜》、《基督复活前的女圣徒》等都是这样的作品，极富有人情味。
进入15世纪，西班牙绘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逐渐摆脱了中世纪绘画的影响。哈依姆·费雷尔（J.Ferrer，生卒年代不详）是15世纪瓦伦西亚画派的一位画家。在他创作的一幅画《最后的晚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用世俗的眼光来描绘这顿晚餐的，在画面上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人物的衣服、装饰品以及生活用具，在餐桌下还画了狗与猪，这种对生活详细的观察，颇似尼德兰的画家。加泰罗尼亚15世最有名的画家是哈·乌格特（J·Hugwet，约1414—1492）。他从1448年定居于巴塞罗那后，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祭坛画。他的三联画《圣乔治》特别出色，中央一幅是《圣乔治与公主》，人物很生动活泼，背景有一个开着的窗户，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大自然的美景和城市建筑物。这幅画画风细腻，色调鲜亮明快，显然是受到了尼德兰画派的影响。他的代表作还有《圣阿布东纳和圣赛涅》、《萨尔里的圣维采达》（1450年之后）、《博士来拜》（1463）等。在15世纪也有不少人向意大利学习，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是波·贝鲁盖特（P.Beruguete，约1450—1504）。他早年在意大利学习，1475—1482年间成为乌尔宾纳大公的宫廷画家，1483年回西班牙。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圣多明我正在焚烧异教的书籍》（约1500），在这件作品中可以看到画家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和对环境、器物真实而生动的描绘。
二、16世纪的西班牙美术
16世纪上半期，在查理五世执政期间，有不少西班牙画家赴意大利学习，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思想从而也大大地冲击了这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16世纪上半期塞维利亚画派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画派，这个画派的代表人物有阿·费尔南德斯和巴尔加斯等人。阿·费尔南德斯（A·Fernandez，约1470—1543）的作品很富有生活和时代的色彩，他的《航海者圣母》（约1531）就是这样的作品。这幅画的画面中心是圣母，圣母周围有许多航海家和商人，前景是大海，海上有远航的船只，这好像在表明西班牙繁荣的海上贸易受到了圣母的保佑。在这个时期也有许多达·芬奇的追随者，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是瓦伦西亚画派的胡·德·华内斯（Jde Juanez，约1523—1579）。华内斯的《最后的晚餐》和达·芬奇的同名作品十分相似，不过，他在人物的心理刻画上远不如达·芬奇，显然他比较重视外在情节上的描绘。另外一个瓦伦西亚画派的画家伊·亚内斯·德·阿尔梅吉纳（E.Y.de Almedina，约1480—1537）也是达·芬奇艺术的仰慕者。据说他曾作过达·芬奇的助手，他的艺术技巧很娴熟，水平不低，代表作有修竭圣庙》、《圣卡特林娜》（约1520）等。
16世纪下半期，是腓力二世当政时期，他和他的父亲不一样，不大喜欢人文主义的思想和艺术，他一心想借助艺术来维护西班牙帝国的权威，他的艺术趣味比较保守，一心提倡严肃的宫廷艺术，于是在西班牙宫廷里流行起罗马主义艺术。当时在马德里宫廷里活动的画家，主要是阿·桑切斯·科埃里奥和巴道哈·德·拉·克鲁斯等人。阿·桑切斯·科埃里奥（A.Sanchazcoello，约1531—1588）是一位典型的宫廷肖像画家，他的作品虽然庄严肃穆，但还是比较重视人物的个性刻画，所以并不觉得呆板。他画的《唐·卡洛斯王子像》（1557）是一件很不错的作品，画面上的王子表现出一种郁郁寡欢的样子，这个王子后来被其父亲所杀害。桑切斯·科埃里奥的学生巴道哈·德·拉·克鲁斯（Pantoja de la Cruz，1551—1608）也是一位比较出色的宫廷画家，擅作肖像画，代表作有《骑士唐·吉也哥·德·维里马约尔像》、《腓力二世像》（1598）等。
16世纪下半期，除宫廷的罗马主义艺术外，在地方上也出现了样式主义的艺术。虽然西班牙的样式主义艺术受意大利的影响，但是也有区别，西班牙的样式主义艺术更多地带有宗教神秘主义的色彩。路易斯·莫拉列斯（L.Morales，约1510—1586）是西班牙最典型的样式主义画家。由于他的作品有神秘特色，所以有人把他叫作“神人”。从他所创作的一系列《圣母子》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人物的比例有点拉长，常常在圣母或圣婴的脸上表现出一种禁欲主义的表情。
三、艺术奇才埃尔·格列柯
西班牙16世纪下半期地方画派中最著名的画家是埃尔·格列柯（EI Greeo，1541—1614）。格列柯本来名字是多米尼加·泰奥托科普利，由于他来自希腊的克里特岛，故人送绰号格列柯，意即希腊人。1577年，格列柯来到了西班牙，后长期定居在西班牙的托列多城。托列多是西班牙没落贵族聚居的地方，格列柯怀才不遇的心情与当地旧贵族的没落情绪取得了合拍。在格列柯的作品中经常反映出苦闷、沉思、怀疑、骚动不安的情调，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有关。格列柯是一个很有才能的画家，也是一个在思想上充满矛盾的画家。他不满意西班牙的上层社会，但又无法从贵族的圈子里走出去和下层人民接触。他用一双悲剧性的眼睛注视着现实，正如美术史论家芬克斯坦所说：“在埃尔·格列柯看来，周围的整个世界在崩溃”。他笔下的人物和风景常常是变形的，这正是他激动不安的心情的反映。《奥尔加斯伯爵的下葬》（1586—1588）是他的一幅重要作品，画中描绘了这样一个传说：1323年，当奥尔加斯伯爵下葬时，突然从天而降两位圣者，他们穿着金色的衣服，走向人群，并把伯爵的尸体抱起置人石棺。当这一奇迹出现时，在场参加葬礼的人们大吃一惊，有的忙念经文，有的举目望天，有的沉思，有的惊叹……这幅画的意义在于既表现了奇迹，又不完全相信奇迹，重在表现当时人们复杂矛盾的心情，这种心情也代表了画家本人的心情。他的作品好像不是把人们引向宗教，而是引向社会，引向人们对社会的沉思。格列柯既是一个画家，也像个哲学家，在当时就有人把他看作是哲学型的画家。进入17世纪，埃尔·格列柯的思想变得更加矛盾和复杂，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他的晚期作品更表现出变形和骚动不安的特色，如他创作的《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1610—1614）就是这样的作品。这是一幅像谜一样的画，画面上两个睁着大眼睛的使徒，面部带有神秘莫测的表情，这些形象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中世纪拜占庭的圣像。他的《揭开第五印》（1610—1614）更是一幅带有狂暴激情的绘画作品，画面上的人体如燃烧着的火焰，天、地、人浑然一体。在油画《托列多的风景》中，这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景象，给人的印象是：在狂暴的大自然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油画《拉奥孔》（1610—1614）同样是一幅表达怀疑情绪和人生痛苦的作品。人们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拉奥孔，画家把这个神话中的人物表现得极有悲剧气氛。此时的拉奥孔正在与毒蛇作死亡前的对话，面部带着悲壮的情感。一对复仇女神站在旁边作壁上观，她们好像是历史的见证者。有趣的是画面上的背景画的是托列多的风景，这好像表明这一悲剧就产生在人们的身边。格列柯也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的肖像画生动而富有个性。《尼·德·格瓦拉》（160年）就是一幅非常富有特色的肖像画，他毫不美化这位宗教法官，这个中年人虽然身穿华服，但却无法掩盖他那阴险、冷酷的性格，由此让人联想到当时那个宗教裁判所横行的年代。埃尔·格列柯也善于画圣母的形象，往往在优美的圣母像上包含着他对人性的追求，透露出人文主义的思想感情。格列柯前期的代表作还有《吹火的孩子》、《清洁圣殿》（1570—1575）、《圣母升天》（1577）、《腓力二世之梦》（1580）、《圣莫里斯的殉教》（1580—1582）等。综观他的一生，毫无疑问他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他独具一格地反映了西班牙的那个危机年代。
四、16、17世纪之交的其他地方画家
在16、17世纪之交。除了宫廷罗马主义和埃尔·格列柯的艺术之外，在一些地方还兴起了卡拉瓦乔主义艺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里巴尔达、老埃尔连拉、巴切柯和柯丹等人。
法·里巴尔达（F.Ribalta，1565—1628）是瓦伦西亚画派的画家，是后来“黄金时期”著名画家里贝拉的老师，也是西班牙最早的卡拉瓦乔主义艺术的代表之一。他在描绘宗教故事和宗教人物时尽量从生活的角度出发，使之具有世俗化的特色，如他创作的《圣布鲁诺》（1627）、《使徒彼得》、《福音的传道者路加》等就是这样一些作品。在《圣布鲁诺》中，圣布鲁诺宛如一位普通的僧侣，他衣着朴素，身体健壮，看来，这一形象像是照着生活中的某个模特儿画下来的。在《福音的传道者路加》一画中，不仅圣路加这一形象刻画得十分生动，连周围的环境也是真实可信的。在画面上他还画了一头正在吃草的牛，这样更增加了画面的生活气息。商业发达的塞维利亚是另一个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中心，老法·埃尔连拉（F.Herrera Me Elder，1576—1656）就是塞维利亚画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善画市井人物，他的艺术曾给苏巴兰和委拉斯贵支以积极的影响。《盲歌手》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件作品真实地描绘了街头流浪艺人的形象。塞维利亚画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是委拉斯贵支的老师法·巴切柯（F.Pacheco，1564—1654），他是画家也是艺术理论家，曾著有《绘画艺术》一书。胡·桑切斯·柯丹（J.snchezCOtdn，1561—1627）是这一时期重要的静物画家，他也是卡拉瓦乔的追随者，擅长描绘日常生活中的静物，如蔬菜、水果和一些家用器皿等。他的作品总是那么真实、宁静、自然、和谐，有着一种几何图形的美，1600~1601年所作的一幅《静物》就是这样的作品。
五、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与雕刻
15世纪下半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与西班牙的哥特式传统风格以及摩尔人的阿拉伯风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叫银匠式的风格，意思是具有这种风格的建筑物如同是银匠制作的一件工艺品。银匠风格在16世纪上半期日益发展，这种风格的建筑物如贝壳府第（1500—1512）和萨拉曼卡大学的图书馆的立面院成于1529年）等。此后，意大利的建筑风格逐渐加强，古典主义的风格在西班牙建筑中日益占据了上风。16世纪上半期最有名的古典风格的建筑是在格拉纳达的查理五世宫（始建于1527年），它的建筑师为彼·马丘卡（P.Machuca，？—1550）。16世纪下半期，在腓力二世年代最为驰名的建筑物是埃斯柯里拉修道院（1563—1584）。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建筑群，其中包括有教堂、修道院、宫殿、陵墓、神学院、医院等。好大喜功的腓力二世花了四亿元金币建造了这座在当时欧洲罕见的建筑物。在这座建筑物内，仅走廊连起来就有16公里，可见规模之大，这一庞然大物可谓是西班牙帝国的化身。它的设计和建筑师是胡安·巴·托列多（J.B.de Tolodo，？—1567）和胡安·法·埃尔连拉（J.de.He.era，约1530—1597）。这座建筑物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装饰，风格朴素、简洁、庄重。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的雕刻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展，著名的雕刻家有第亚戈·西洛埃（D.Siloe，约1495—1563）、巴·奥尔唐尼斯（B.Ordonez，？—1520）、达·芳尔明特（D.Forment，1480—1543）、阿·贝鲁盖特（A.Berruguete，约1486—1561）等。阿·贝鲁盖特是15世纪画家彼得罗·贝鲁盖特之于，他是雕刻家也是画家，1504—1517年间在意大利学习，曾受米开朗基罗的影响，也受到样式主义艺术的一些影响，作品多充满激情，动作夸张，人物有点变形。代表作有木雕《以撒》（1526—1532）、祭坛木雕《玛利亚与以利沙伯的会见》、祭坛木雕《博士来拜》以及一系列木雕使徒像。
（第五节）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美术
15世纪时，政治、宗教动乱和英国入侵使法国分裂为三部分：英国占领下的北部地区；以第戎为中心，佛兰德斯为领地的勃艮第；太子查理偏安一隅的布尔日。法兰西君主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喜爱和庇护艺术，终使佛兰德斯文艺复兴浪潮沿塞纳河南下，并在第戎、里昂、阿维尼翁扩展开来。作为哥特艺术的故乡，法国早就在建筑上赋予过宗教艺术最崇高的表现力，此时，尽管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成就如醉如痴，艺术家们却能不忘传统，熔法国、佛兰德斯、意大利艺术的动人之处于一炉，产生出自己的杰作。
勃艮第最出色的雕刻家斯吕特（Sluter，1350—1406）在无畏者菲利浦陵上表现出非凡才能，尚波莫尔修道院正门上的《供养人与圣母子》、该院群雕《六先知》都是他慷慨激昂之作，深刻的心理描写使他成为15世纪艺术中写实主义潮流的主要代表。
图尔的雕塑家们完成了从复兴向古典的过渡，柯隆波（co.lombe，1431—1512）的《圣乔治屠龙》以及他在南特大教堂和弗朗索瓦二世陵的雕像都以不失高雅的强劲力度表明这位艺术家不仅具有高度表现力，而且还追求人物形象的完美。
15、16世纪法国雕塑的普遍特点是极强的装饰性，它们是为建筑而创作的，并与建筑物的线条融为一体，这在古戎（Goull.jon，1510—1572）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体现。卢浮宫的《女像柱》、《带鹿的狄安娜》和枫丹白露王宫的装饰浮雕，都造型精美，线条典雅，样式主义的肉感带上了古希腊高贵的形。如果说他29岁时的作品《德伯雷兹墓》在细节上尚有佛罗伦萨的些许影响，那么，10年之后的巴黎圣洁者喷泉浮雕《仙女》已是最古典不过了。流畅的曲线，被水浸湿的衣裙使古代秀美修长的女人体得以重现。另一位雕塑大师彼隆（Pilon，1534—1590）26岁便以亨利二世圣心碑反映出法国艺术的主要倾向。两年之后，他在亨利二世陵上再显身手，墓上的王后跪像给人以意大利式的美感，下面的死者卧像则具北方精神和哥特习惯。宗教感情、忠实信念、对人生短促的慨叹，都得到简洁有力的宣泄。掌玺大臣彼拉格亡妻墓是彼隆的晚年之作，上面的彼拉格跪像深沉雅逸，浮雕《基督下架》的手法更强劲到近乎痉挛，是意大利古典题材与法国传统的完美结合。
位于意大利与西班牙中间的普罗旺斯地区由于15世纪法国国王定都爱克斯、教皇定都阿维尼翁而成为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处。《哀悼基督图》便出自普罗旺斯画派名家夏隆东（Quarton，J447年后在阿维尼翁）之手。画中人物特点鲜明，圣母那悲痛欲绝的姿态动人心弦。画家巧妙地利用黑衣下摆和基督僵直的躯体把5个人物联在一起，具有哥特晚期风格的线条和夸张手法也与佛兰德斯迥异，给人以新鲜、生动之感。
在罗瓦尔河谷中以手抄本插图和教堂玻璃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国艺术在15世纪下半叶卓有成就，图尔的富盖（Fou.quet，1420—1480）所绘的谢瓦利埃《祈祷书》和《默伦双联祭坛画》使法国艺术别开生面。《圣母子》严格多变的几何形和色彩的抽象化既反映了画家卓越的想像力，也标志着法国趣味向古典主义的发展。他的另两幅代表作《查理七世》和《德于格尔森像》则证明这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不管在手抄本上，还是在木板上，不管是使用胶彩还是油彩，都同样得心应手。
现已可以肯定“穆兰城画师”是波雷沃斯特（Prevost，1502年在穆兰），其作品《勃艮第的马德莱娜与圣马德莱娜》、《祈祷的儿童》在心理刻画和对形的讲究上，都达到罕见的高度。
意大利的两位大师罗索（Roc，1494—1540）和普里马蒂乔（Primaticeio，约1504—1570）接受了法国枫丹自露王宫的内部装饰工作，为之竭忠尽智，付出全部心血。他们设计和参与制作的壁画、挂毯、浮雕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是如此精美，以至于连意大利都为之黯然失色。罗索独出心裁地设计出一种将壁画和灰泥边饰结合在一起的新形式。作为壁画边框，围绕中心画面的灰幔和高浮雕人体不再单纯起装饰作用，而是对画中含意的补充。他们使画面向四周扩展开来，有时甚至把两侧的窗户也包纳其中。更妙的是他们还把一幅幅画连成一气，并通过隐喻和象征的手法使古代神话同弗朗索瓦一世的丰功伟绩合为一处。
普里马蒂乔于1531年来到法国，为枫丹白露带来了帕尔莫桑样式主义的超逸曼妙。1540年罗索去世之后，他承担了全部工程的领导工作。该宫壁画《百合花装饰的大象》、《巴尔奈斯》、《金雨》清新流利，最能体现其风格。1552年前来协助他工作的学生阿巴特（Abate，1509—1571）画风更加洒脱，其作品《普罗塞比娜被掠》。《西皮翁禁欲》使老师的修长人体带上了爽快悦目的笔触。
在枫丹白露画派中最别具一格的画家卡隆（Caron，1521—1599）本人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戏剧导演，并与繁星派诗人过往甚密，广博的文化素养使他脱颖而出。他从1540年起在枫丹白露作画，在极其重视透视与构图的同时，运用逼真的景物描绘和强烈的寓意使作品具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味道，将北派的流畅线条与南派的明暗表达相融合，使法国样式主义别开生面。《三头政治下的屠杀》以奇特的景物安排和凄冷的笔调描写新教徒遭受杀戮的惨状。他对特殊的自然现象颇感兴趣，喜爱描绘作为灾祸降临预兆的血雨腥风，造成焦虑恐怖的画面气氛。在《蒂布尔的女卜者》一画中，他让奥古斯都大帝单膝跪地，虔诚而惊奇地聆听关于圣母子出现的预言。大批古罗马著名建筑、雕塑，包括象征皇权的神座被纳入画面，各种几何形状按照透视叠放在一起。他对神座的精细刻画，近乎平涂而成的黑人，以及一挥而就的雕刻基座，造成出人意料的奇特对比效果，表现出非凡的想像力和创造精神。
古赞父子（Cousin pere，1490—约1560，cousin fils，约1510—1589）是枫丹白露画派中享有盛誉的画家。老古赞的代表作《潘多拉魔瓶前的夏娃》把从来都以狼狈而逃模样出现的人类始祖画成安详高雅的女神，风景的恬静幽深加强着主题的神秘感。小古赞的《最后的审判》以罗马式建筑作为环境，以上下4层的无数人物形象再现米开朗基罗西斯廷祭坛画的宏伟场景，在处理人、景关系和纷乱复杂的场面上得心应手。
《埃丝特蕾姐妹》的作者现已不得而知，画中裸体的卡芭利埃尔、埃丝特蕾是国王亨利四世的宠姬，1599年因难产身亡。画面表现两姐妹正在大床的帷幕之中梳妆打扮，房间深处一位衣着华丽的妇女正在大壁炉前缝纫。人物手捏乳房的动作暗示着贵妃期望怀孕得子。画家对细部描绘的热衷，以及远近人物大小悬殊的夸张手法，都极好地体现出北派的写实传统。同时，画家又巧妙地吸收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解剖和透视上的成就，人物的手画得尤其精彩，富有变化并极具神情。人体虽无剧烈动作，却塑造得结实充分，细致动人。这种以人物的静止状态起到象征作用的手法将在下一世纪的法国绘画中得到发展。
枫丹白露画派杰出的佚名作品还有《猎神狄安娜》、《慈爱》。它们通过加以女性化的米开朗基罗式人体和长颈长身的女神形象代表着该时代风格，表现出相当诱人的新鲜感。《维纳斯的梳妆》则是稍晚一些的作品，它标志着法国画家对技巧的纯熟运用，对于微妙明暗关系和人体内感的表现已与意大利样式主义难分伯仲。
此时的法国肖像画有令人赞叹的成就，成为法国画派以精湛的写实功力消化外来影响的结晶。其天才代表是弗朗索瓦·克洛埃（Francois Clouet，约1505—1572）。从父亲处学到的佛兰德斯绘画技巧构成了克洛埃艺术的主调，对意大利、荷兰、德国艺术的注意更使其博大精深。老克洛埃的名作《弗朗索瓦一世像》中对手的刻画要比画中其他部分精彩得多，使得美术史家们推断它应为小克洛埃的手笔。1541年，小克洛埃继其父担任宫廷画师，画了大批黑、褐炭笔素描肖像，人物神情各异、性格毕现，线条的洗炼生动实为欧洲的艺术奇葩。油画《弗朗索瓦一世像》、《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在画风的稳健、工细以及每一局部的完整和笔触的精致上，都不愧为法国画派的代表。国王甲胄和坐骑的金丝银线、工后佩戴的颗颗珍珠、薄如蝉翼的复杂花边，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而整幅作品又并不因此失去宏伟之气。精美的服饰反衬出气宇轩昂的骑者和沉静娴雅的女性，并使他们带上略微抽象的宫廷象征主义。克洛埃的风俗画《沐浴的普瓦提埃狄安娜》亦有同样特点。它严守写实风格，既和意大利的奇思遐想不同，又与该时代的知识主义迥异，终于在古典的高贵和现实趣味，装饰性的追求和艺术的表现之间寻得了平衡，具有名符其实的法国气派。
自1530年起驾驭法国艺坛的神话寓意画在16世纪下半叶亨利四世登基，重修枫丹白露王宫时，再次得到发展并出现高潮。杜布勒依（Dubreuil，约1561—1602）、杜伯瓦（Dubeis，约1542—1614）和弗雷米奈（Fr6minet，1567—1619）是当时最出色的3位画家，被艺术史称为第二代枫丹白露画派。杜布勒依在任首席宫廷画师时所画的《古时的献祭》构图奇兀，以不合常规的位于画面边缘的人物组成环形，加强着奇迹出现的突然性，对于形的推敲令人赞叹。继他之后的宫廷画师杜伯瓦为该宫留下了《克洛琳德的故事》、《戴阿热纳和沙丽克蕾的故事》，以及狄安娜长廊的壁画。他的主要特点在于对光的表现，色彩的激烈有时达到令人略感生涩的程度。弗雷米奈的代表作则是1608年完成的该宫教堂天顶画。与前两位画家不同，他更喜爱结实的造型效果和夸张、幻想的手法。这3位画家在枫丹白露的大量创作构成了国际样式主义的最后阶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