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时，法国绘画在造型艺术中取得了压倒一切的地位。科学的飞速进步使人们既渴望发明和创新，又不断地产生厌倦，这就造成欣赏趣味上的巨大差异，并形成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的繁荣局面。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艺术倾向从表现女性的肉感变为宣扬视死如归的坚强。追求共和制的资产阶级以历史上的罗马作为借鉴，本是再自然不过的；庞贝城的出土更激起对古典艺术崇拜的狂热；而大卫（J.L.David，1748—1825）连续展出三幅歌颂古代英雄的力作《荷加斯兄弟的宣誓》、《苏格拉底之死》、《布鲁图斯》，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大卫笔下，不论是手执利刃的战士，还是技布于肩的哲人，无不刚毅坚强，勇于牺牲。其中，为维护共和而处决了两个儿子的布鲁图斯在阴影中黯淡神伤的形象尤其令人荡气回肠。不过，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大卫，并不满足于古代的理想美。《网球馆的宣誓》所描绘的就是该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一自称占全国人口96%的第三等级代表宣布不制订宪法绝不罢休。《马拉之死》更以严谨的写实手法表现刚刚发生的悲剧，作者对遇刺战友的崇敬通过刚劲的用笔溢于画外。至于《加冕式》所歌颂的拿破仑到底是革命英雄还是反革命暴君，在法国尚无定论，但这幅巨画为该段历史留下真实写照这一点却是没有异议的。为了达到逼真，大卫把画中许多人请去作过模特儿，对于满是刺绣和金饰的服装，画家也作了一丝不苟的描绘。骄横一世的拿破仑，毕恭毕敬的约瑟芬，遭到胁迫而无可奈何的教皇，以及如此宏大场面中的每个角色，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外国使节和将军，都鲜明生动，决无雷同。大卫的肖像画也体现出同样的特点，蕾卡米埃夫人赤足侧卧在罗马式榻上，既高雅庄重，又婉约自然。恰到好处的虚实对比，爽利的用笔，简洁的艺术处理使它在绘画史上占有光辉地位。大卫晚年对革命阵营内的自相残杀痛心疾首，创作了《萨宾女人》，表现被劫掠后与罗马人结婚生子的妇女勇敢地冲人战阵，以血肉之躯隔开如林剑戟，使自己的丈夫和父兄化干戈为玉帛的场面。1813年拿破仑大败，大卫又完成了中断10年之久的旧作《利奥尼塔斯》。英勇的斯巴达王率百名战士为掩护全军撤退，在作死守山谷的准备。他们兴高采烈地告别亲人，以壮烈牺牲为无上荣光，应该说画家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尽管路易十八买下了这两幅大画，流亡布鲁塞尔的画家仍拒绝作任何妥协，终于在异国他乡去世。
大卫的杰出弟子有热拉尔、维涅·勒布仑夫人、吉洛德、格罗。安格尔。
热拉尔手法细腻，长于用微妙色调表现人体。《丘比特与普赛克》绘出神与人爱情的甜美。《蕾卡米埃夫人像》虽完整工细，却比老师略逊一筹。《画家依萨贝与其女》是他肖像画中最精彩的一幅，画家抓住人物携犬出门的一瞬，突破了一般肖像画的呆板格局。
维涅·勒布仑夫人是专为王后写像的画家，但她流芳千古的作品却是画自己和女儿亲切拥抱的两幅《母女图》，母亲特有的温柔慈爱自然是它们感人至深的原因。
吉洛德是继大卫之后新古典主义众望所归的领袖，但其画却不乏浪漫主义气息。《安底米翁的睡眠》描绘爱神使牧羊美少年终日沉浸在梦境之中，神与人在垂直、水平方向上的动态、迷人的逆光效果都属极为成功的创造。《大洪水》更荣获了拿破仑10年绘画奖。如果说该画中死神的凶恶，妻离子散者的绝望挣扎已实在无法归人古典主义范畴，那么，取材于夏多勃里昂名剧的《阿塔拉之死》，则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典型浪漫派了。
被誉为质朴幽雅典范的普吕东（Prud’hon，1758—1823）成名很晚，他50岁所作的《正义与复仇女神追赶凶手》终使最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他是无可比拟的大师，而唯一的指责是说他把凶手画得太可憎了。《劫走普赛克》把人体美画得有如上界笙歌，爱神拥着沉睡的少女，在天空中邀游飞升，可谓温柔高雅之极。遗憾的是画家当年为臻于完美而大量用油和薄施透明色，以致刚画完时灿烂辉煌的颜色今日已灰暗得难以想象昔日华美。不过，《约瑟芬在马尔梅松》尽管也严重变黑，但人物略带忧伤的娴雅和微妙，以及优美的造型，仍然足以颉颉画家一生敬仰的达·芬奇。
格罗（Gros，1771—1835）的《雅法城的黑疫病人》以闷热的清真寺为背景，具有强烈的异国情调。瘟疫使法军损失惨重，可格罗却不忘歌颂皇帝的大智大勇。拿破仑不仅亲临死神横行之处，而且用手去触摸患者的肌肤。病人的悲痛、绝望、麻木令人不禁产生恐怖和同情。《埃罗战役》中的拿破仑由众将簇拥，巡视双方死伤数万人的战场，硝烟尚未散尽，遍地狼藉的武器，东倒西歪的尸体，燃烧的村庄，滩滩的血迹，都告诉人们战斗的规模与残酷程度。雪地上的俄国、法国、立陶宛、哥萨克兵组成没有确切形状的人堆，但每一局部又都可称为完整的画面，连持论最严的大卫都承认在历史画方面，格罗没有可以竞争的对手。
大卫的另一个学生是安格尔（Ingres，1780—1867），他的艺术典雅精美。《瓦平松浴女》华妙庄严，曲线和形有如音乐中的节奏与韵律，奏出完美的和声。安格尔精于观察，对形的追求以现实为基础，但这并不妨碍他进行夸张。《大宫女》通过拉长人体、加强线条流动感和近似平涂的笔法，创造出接近东方美的新趣味。《泉》、《土耳其浴室》即富有音乐感的无数圆的配合使我们体会到他的格言：“在一切形中，最美的是圆形。”安格尔自始至终地追求着理想化的美、使用具有生命的线，留下卓绝千古的素描《斯特马蒂一家》、《小提琴家帕格尼尼》。他的油画肖像也是略施明暗，主要靠高超的亮部造型，突出人物的个性。《利维耶尔小姐》、《欧松维尔子爵夫人》、《贝尔丹先生》都坚实洗练，代表其天才的顶峰。
谈到新古典主义，我们不能忽略雷诺尔的学生盖兰（Guerin，1774—1833），这不仅因为他为卢浮宫留下6幅杰作，而且因为浪漫主义名家借里柯、德拉克洛瓦、施菲、高尼埃等均出自他的门下。《塞克斯图斯归来》把潜回罗马的政治家悲愤到几乎失常的精神状态描绘得惨不忍睹。《克莉腾纳丝刺杀阿林门农》则以笼罩着凶光的红色帷幕使行刺前的气氛惊心动魄。
（第二节）法国浪漫主义美术
1814年3月联军进入巴黎，4月6日拿破仑下诏退位，路易十八随即登上王位，波旁王朝就此复辟。在复辟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是苦闷的，在文学和艺术上掀起了浪漫主义运动。法国浪漫主义艺术的主要代表是借里柯和德拉克洛瓦，雕刻方面的代表是吕德、卡尔波等人。
借里柯（Dericault，1791—1824）短促的一生与马紧密相连，他自幼崇拜驯马演员，画马的作品多达千幅，最后还因坠马受伤而死于33岁的盛年。《受惊的马》、《狮攫马》、《埃普松赛马》都是捕捉动物神情的力作。不过，借里柯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画笔凝聚着时代感情。1812年，他第一幅参加沙龙的作品《骑兵军官在冲锋》便以一位挥刀驰骋的指挥官表现出战火纷飞的年代，荣膺金奖。两年之后，他又展出《受伤的龙骑兵退出战场》，与前者形成鲜明对照，绝好地体现了拿破仑的溃不成军。1816年，“梅杜萨”号军舰由于指挥者无能，触礁沉没，军官乘救生艇逃命，并对试图登艇的士兵开枪。义愤填膺的借里柯当即创作了巨幅油画《梅杜萨之筏》，该画取金字塔式的构图，右下角是已被浸泡得变色的尸体，左面是抱着儿子遗体，衰弱得无法动弹的老水手，第三组人是坚持了14天的幸存者，他们发现了海平面上的一点帆影，正在把最健壮的一个黑人推到高处去挥舞衣衫。画家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几个月中只到海边去了一下一为了观察乌云密布的天空。这位写实主义的伟大先驱扎了真正的木筏放在画室里，并请来肝炎病人作模特儿，把在惊涛骇浪中漂流的苦难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你长久地置身画前，会有海浪击身的逼真感。当这幅巨作在英国首次展出时，便被视为浪漫主义的伟大宣言。
德拉克洛瓦（Delacroix，1798—1863）见到《梅杜萨之筏》时所受到的感动无疑是其激情一泻千里的催化剂，而《但丁之舟》便是这头浪漫主义狮子的第一声怒吼。冥河里荡漾着不祥之波，炼狱中闪现着熊熊烈火，水中的鬼拚命然而徒劳地扒着船帮，冀望回到阳界。
1824年是美术史上划时代的一年，吉洛德和借里柯的相继去世使该年古典与浪漫之争的代表变为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而后者的《希阿岛的屠杀》更标志着浪漫主义盛期的到来。画家取材于举世瞩目的事件，表现希腊民族所遭受的凌辱。土耳其骑兵把希腊妇女拖在马后，婴儿在已被折磨致死的母亲身上爬来爬去地寻找乳头，悲天悯人的艺术激起人们对被压迫者的无限同情。
德拉克洛瓦的奔放不羁在《萨达纳巴尔之死》中体现得最为充分，火红的色调、杂乱的场面。奇怪的章法使格罗都不禁发出感叹：“这真是绘画的屠杀啊！”事实上，亚述王以目睹心爱的女人、犬马被杀为乐，然后与城共焚，这真是一场近似疯狂的描绘，若不如此又何以表现呢？然而，画家的想象力达到顶峰的作品还要数《自由领导人民》。上界的女神半裸地出现在街垒上，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率领着起义者冲锋陷阵。我们不会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这是因为逼人的氛围，枪林弹雨的场面已经吸引了我们的全部注意。而当我们意识到这千军万马的效果竞通过五、六个人物便表现出来时，又怎能不对画家的概括和夸张能力感到折服呢？代表着浪漫派色彩成就的《阿尔及利亚女人》是德拉克洛瓦赴东方后所作，绚丽的绸缎、壁毯和闪亮的首饰、珍宝似乎把形溶化在神奇的东方情调之中，达到响亮而和谐，浓艳而自然的境界。
题材的多样本是德拉克洛瓦的显著特点，其肖像画《乔治桑》。《肖邦》、《墓地少年》，动物画《猎狮》、《阿拉伯人与马》都代表着该时代的最高水平。他最后20年的主要精力放在几组大壁画上，它们是波旁宫的国王大厅和图书馆（1833—1847），卢浮宫阿波罗厅（1848—1851），圣苏尔比斯教堂（18491861）的壁画。充满强烈宗教感情的《雅各与天使搏斗》表明这位大师即使在暮年仍具有丝毫不减的创作欲望和热情。
（第三节）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美术
1848年—1870年是现实主义大放光彩的时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实践中的应用使人们对进步充满深刻的信念，渴望在艺术中看到自己生活的时代。1848年的一代画家也都具有求新的要求和直接观察的兴趣，热爱即刻可及的现实，库尔贝（Courbet，1819—1877）是他们最好的代表。他在1855年送交世界美展的1l件作品中，最重要的两幅《奥尔南的葬礼》和《画室》落选，于是，他撤回全部作品，自租场地举行（现实主义一库尔贝40件作品展》，并且宣布：“我要根据自己的判断，如实地表现我所生活的时代的风俗和思想面貌。”《画室》是库尔贝生活环境的集中反映，画中有他最好的朋友一为现实主义而战的评论家和画家，有各种年龄的模特儿，有象征人民的罢工工人和爱尔兰妇女，还有一个正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画家创作风景的小孩。这些毫不相干的人物被安排在一个画面之中，没有任何做作之处地概括出该画副标题所示：我的10年生活。《奥尔南的葬礼》堪称绘画中的“人间喜剧”，掘墓工、死者的亲朋好友、维持治安者、法官、公证人、教士、市长都得到人木三分的表现。虽然除个别人之外，他们都是例行公事，表示哀悼，无任何其他表情、动作，构图又基本上是在一条直线上安排这些着黑衣者，库尔贝却能把画面组织得引人入胜，而且对各个人物心理都有颇具匠心的考虑，把它们的奸诈、贪婪、虚伪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源于生活的这种真实美既摧毁了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美，也摧毁了浪漫主义的夸张美，代表了个体主义的时代精神。
库尔贝是位画路极其宽广、手法极为多样的大师，不管对象是风景、静物，还是肖像、动物，也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都能尽微致广，达到画品渊懿、精卓宏丽的崇高境界。怡然自得的《塞纳河畔少女》，满腔悲愤的《石工》，一扫积郁的《埃特尔塔悬崖雨后》，静谧幽深的《鹿之小憩》，无不气魄雄伟，刻画精到，使后世画家大受裨益。
19世纪30~70年代，枫丹白露森林的小镇巴比松吸引了许多画家，他们在那里聚会和出游作画，既得见原始荒凉的自然风貌，感受到逃离闹市的惬意，又与不远的巴黎保持着接触，了解世界美术的动向。面对法国大地所作的写生从此更彻底地驱逐了意大利风景，这就是影响巨大的巴比松画派。其主将卢梭（Rousseau，1812—1867）画风沉郁浑穆，尤擅描绘树木的性格和森林沼泽的深邃。《森林出口》、《阳光下的橡树》绘出蜿蜒扭曲、疤痕累累的虬枝，遮天蔽日的密叶，遭雷击断的老干，形象的丰富含情令人叹为观止。《橡树林》出色地刻画了阳光下的草地和在浓重树影中嚼草饮水的牛群，生趣盎然，美不胜收。他对于空气感和光的探索，对同一景致在不同时刻的气氛变化所作的研究，更为印象派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当然，对印象派影响最大的巴比松画家首先还是外光派巨子杜比尼（Daubigny，1817—1878）。他的《春天》、《六月的原野》以分离、复加的大笔触抒写阳光明媚、春风拂煦的景色。逐渐地，水成为他画中的灵魂，“博丹”号画舟载着他沿塞纳河和瓦茨河，去捕捉天光云影，暮色晨曦。《维埃尔威尔的黄昏》、《瓦茨河上的落日》、《奥伯特沃兹的水闸》即奇变瑰丽的水天取代了透明的山岭，赢得“画水的贝多芬”的美誉。使莫奈发出赞叹的《维埃尔威尔》是现场写生，画家用木桩把画布固定在露天，长时间地等待着大块云朵被风卷去的时刻。在大风刮起之时，他记下倏忽瞬息的妙境，不拘细节，昂扬激越，厚厚的画面好似在动荡不已。
巴比松画家的风格和自然景物一样丰富。迪普雷（Dupro，1811—1889）喜爱用厚稠的颜色，把光积聚在画面中心，电闪雷鸣。暴雨乍收时的树林是他最擅长的主题。迪阿兹（Diaz，1807—1876）以晦明变幻的沼泽树丛为特色，从缝隙中射人的强光把湿润的草、磷峋的树皮、堆积的枯枝败叶照得如火燃烧。特洛容（Troyon，1810—1865）则长于用逆光表现林中归来的牧群，《牛栏》、《牛群》中那旷远的地平线和恬静的乡村情调引入遐思和神往。
有些评论把柯罗（Corot，1796—1875）列人巴比松七星，那是因为他时常住在枫丹白露森林，同挚友杜比尼一起作画的缘故。尽管每年都到外国和法国各地写生，他却始终迷恋着最早给他深刻印象的这片森林。柯罗一生未婚，家境富裕，但很晚才得以献身他所酷爱的绘画，因此，他对作品不断增长的商业价值丝毫不感兴趣。他不慕时尚，不求名利，忠实于自己的眼睛，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抒情诗一样的艺术。《蒙特之桥》一反传统的细微刻画，只用连续不断的桥孔和参差的树干交织成令人回味的节奏，宁静水面上荡舟者的红帽给幽深的空间增添了无限生机，好似奏呜曲的强音。
《孟特芳丹的回忆》则更像一首梦幻曲，婀娜多姿的巨树舒展开臂膀，带着朦胧的树冠，伸向天穹。湖泊、草地都被蒙上了一层轻纱，暗部突破了传统的沥青色，发出神秘而透明的紫灰振响。柯罗曾把自己的画分为两类，一类是送往沙龙展出并获得巨大声誉的作品，如《林中仙女之舞》；一类是不出示于人的悦己之作，如《纳尔尼桥》、《罗马竞技场》、《陶韦大街》、《夏特大教堂》、《海边的帆船》。它们虽是小幅，却逸笔纵横，言简意赅，色彩的明亮单纯和阳光的效果都不让后来的印象派。柯罗作画不选地方，常常坐在大路的正中写生。越是平凡的景致，越能使他施展才能。即使面对最繁琐的风景，他也能从容不迫地简化和提炼，发掘出和固定下它的隐艳馥郁。柯罗卓绝千古的风景有时使人忘记了他同时也是肖像画大师，他的（蓝衣女人》、《带珍珠的少女》、《梳妆》都以毫无雕琢的美和更现代的笔法，代表着该世纪艺术的精华。
米勒（Millet，1814—1875）出身农民家庭，虽然在巴黎已经以画裸女闻名，但巴比松的田间劳动者使他看到自己多年梦想的升华。于是，他携全家来到这里定居，使一幅幅平凡的农村生活场面放出奇光异彩。1848年，《簸谷者》作为他一系列作品的第一幅，在沙龙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它实现了许多画家长期的求索，也被憎恨这种艺术的人说成是“夸大事实”。《扶锄者》是位从清晨起便在贫瘠土地上奋力劳作的农民，他想直直腰，喘息一下。从他扶着锄柄的双臂，脸上的汗水和张开的嘴，可以看到他疲劳的程度。有的评论指责这种充满同情的真实描绘“不是绘画，而是宣言”。对此，米勒气愤地写道：“这么说，连我们看到凭额上汗水养活自己的人时就会产生的想法都不允许有了！”
事实上，米勒艺术的深刻社会意义恰恰在于史诗所不能达到的质朴平凡。就以《拾穗者》为例，三位穿着粗布衫裙和沉重木鞋的农妇费力地弯着腰，在收割过的田里寻找遗落的一点点麦穗。画家没有作任何美化，我们甚至看不清她们垂向地面的脸，但是，劳动的神圣，要土地献出粮食的精神，已是对劳动者最好的颂歌。正是由于它使公众首次惊奇地发现平凡劳动的伟大，所以才“在拾穗者背后的地平线上，似乎有造反的长矛和1793年的断头台”。米勒一般采用横的构图，让纪念碑一般的人物出现在森林尽头的旷野上，《牧羊女》就是这种构图的典型。在大批农民拥人工业化城市之时，一位终日与羊为伍的姑娘像雕像一样默默地站着，她那迷茫的目光是在憧憬，还是在怅惘？遥远的地平线，明朗的天边，把她的希望和我们的思想一起带向了远方。现已证明，米勒的《晚钟》是世界上最普及的艺术作品。在苍茫暮色中，随着远方教堂的钟声垂首祈祷的农民夫妇引起过人们多少感触和联想！他们是在庆贺婴儿的诞生？祝愿婚姻的幸福？还是为死去的亲人默哀？或者是否可以说，那袅袅不绝的余音包含了整个社会和人生？
米勒晚年得到官方违心的承认，境况的改善使他有可能运用各种技法和材料，并创作杰出的风景画：云涛汹涌的《起风》，隐秘寂静的《月下羊圈》，气象万千的《四季》。现存卢浮宫的《春》描绘雨后的彩虹与怒放的野花，尤其清音遐发，不同凡响。
正如米勒是讴歌农村生活的大师，杜米埃（Daumier，1808—1879）则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巨匠。他以漫画开始艺术生涯，讽刺国王路易·菲利浦侵吞民脂民膏的作品《高康大》使他遭到6个月的监禁，但是，经过迫害的画笔反而愈加犀利，拿破仑三世皇帝和梯也尔又相继成为它辛辣嘲讽的对象。《1834年4月15日的特朗斯诺南街》、《立法肚子》的正义与幽默使他大名远扬。从1835年起，他转向石版画，在取消了新闻自由的情况下，把可笑的资产者。银行家、法官、市侩放入画面，时而也和下层市民开开玩笑。尽管他从事油画的愿望最终服从了更自由、敏捷的版画创作，但他仍然留下了近300幅诙谐、简洁的油画。《宽恕》以一位振振有词的律师作为主体，同掩面而泣的妇女、无动于衷的法官、宪兵形成鲜明对比，占了背景大半的基督受难像绝妙地点出了“宽厚仁慈”的虚伪。艺术爱好者是杜米埃最喜爱的主题之一，嗜画成癖的收藏家，自命不凡的画家、雕塑家，虚张声势的街头歌唱家是那样令人开心和同情。在创作中，杜米埃从来都毫不迟疑地略去与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三等车厢》仅勾出人物的大轮廓，在暗部略施薄色，连放稿留下的方格都未盖上，旦已经足以让我们看到该时代的生活节奏和中下层人民的所思所想。《唐·吉诃德》更是只用富有雕塑感的寥寥数笔，绘出一个瘦骨伶仃的身影，连五官都省略掉了，但却使这位令人怜悯的英雄呼之欲出。这种纯然独创的“写意”对后世的艺术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世纪的法国雕塑在这里很值得提一提。这时，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对于拓宽雕塑的领域，改变艺术氛围起了重要作用。雕塑作品的主要需求者由少数的贵族变为大量的个体资产者和公众协会。在1825年左右，法国各大城市的种种协会发起和组织为名人立像已成为风气，市长、尊贵的公证人、著名的医生、卓越的作家和画家的石雕或铜雕像矗立于公众场所，即便是最边远偏僻的小镇，都可以见到几尊雕像。与此同时，雕塑学校也在各地纷纷建立，以适应这一空前需要。蓬勃发展的形势和艺术趣味的演变还直接反映到与雕塑关系极为密切的工艺美术上，如陶瓷、蜡台、钟表、家具的造型装饰。自然的抒情中和了古典的严谨，迎来一个天才选出的繁荣时代。
在将表现对象从君主转向名人、学者之时，雕塑家自然而然地改变了最初通过英雄的肌肉传达澎湃激情的办法，而去着力捕捉人物深邃的思想和内心世界。这一倾向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安吉尔·大卫（David d’Angers，1788—1856），是位同路易·大卫同样热情的雅各宾党人。他的政治信念一旦与对古典的热爱结合一处，便使手下的石块产生了神奇魅力。埋葬杰出人物的法国先贤祠的大门门楣的高浮雕便是由他制作的。在横排巨字“伟人们，法兰西感激你们”的上方，代表法兰西民族的女神正由自由和正义之神陪伴，颁发代表永生的桂冠。伸出手来接受这一无上荣光的既有拿破仑和他的众将、士兵，也有律师、科学发明家和艺术家。尽管它采用了巴底农神庙的形式，却洋溢着一切仿古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艺术个性和英雄主义感情。
安吉尔·大卫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通过人物雕像，特别是通过精美的纪念章，大胆地将时尚服装引入19世纪雕塑，他也因此被视为在法国艺术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人物。《维克多·雨果纪念章》、《蕾卡米埃夫人纪念章》为其杰作。他雕刻的人物均个性鲜明、栩栩如生。为了做到在表达人物特点上的人木三分，他甚至使用强烈夸张，乃至变形的手法，堪称是激昂的德拉克洛瓦和诙谐的杜米埃的当之无愧的先驱。
与安吉尔·大卫相比，普拉迪埃（Pradier）的作风则严肃、悲壮得多，他通过形的简洁、提炼，体现出特有的高雅，并因此得到来自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赞赏。他的作品，不论是尼姆喷泉的纪念碑式巨雕，还是供私人收藏的青铜小雕塑，都无不大气磅礴，令人赏心悦目。
19世纪最伟大的动物雕塑家非巴里（Barye，1796—1875）莫属。他突破古典稳重、矜持的规矩，敏锐无比地捕捉神情、动态，把握住动物最生动、可爱的一瞬，描绘出各种动物千差万别的习性。当然，他最喜爱表现的还是威震八方的猛兽，他所作的雄狮，有巴黎市中心卢森堡公园中巨大的群雕，也有普遍可见的镇纸的文具，都以生机和力量震撼人心。《老虎战鳄鱼》、《狮攫蛇》、《奔跑的大象》、《虎吞鹿》都以奇特的想象力，辟前人未有之境。那粗糙的毛。如箭在弦一般的紧张、富有表情的肌肉，把野兽为生存而奔走和搏杀的喜怒哀乐集中、感人地表现出来。
达鲁（Jules Dalou，1838—1902）的天才在于为19世纪的法国纪念碑雕塑注入了民族精神，其典型代表作首推矗立于民族广场的《共和国纪念碑》。从无数竞试者中脱颖而出的这一杰作使凡尔赛的神灵和君主最终让位给了人民形象的代表—一位头带法国大革命军帽的法国妇女。她平凡，朴素，果敢坚毅，筋骨坚实，目光中充满自信，正指挥着向胜利的进军。她的仪仗队不是功勋卓著的将军们，而是两头巨狮和两位男女劳动者。被可爱的孩子们簇拥的丰盛女神是位壮实的农妇，而肌肉隆起的赫拉克利斯则是位肩扛铁锤的强健的工人。民主、共和的情感与传统的雕塑形式结合得天衣无缝。它的中选标志着法国公众具有了现代的审美趣味。
达鲁出身于普通劳动者家庭，这使他更加接近劳动群众。在巴黎公社期间，他表现出非凡的勇敢和正直，担任了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为使世界的艺术瑰宝免遭损失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作的工人、农民的大量雕像令人感受到一股被压抑，忍无可忍的情感，在他们绷紧的肌肉中凝聚着即将进发的伟力。达鲁为卢森堡公园所作的《德拉克洛瓦纪念碑》也是19世纪法国艺术中最出类拔萃的雕刻之一。两位天神正在掠走一位漂亮的裸女，而她一面在绝望地挣扎，一面回转身来，把一枝枝鲜花敬献在伟大画家的像前。
此时法国最著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还有拉雪兹神父公墓的《死者纪念碑》，作者巴托洛梅（Bartholom，1848—1928）运用了古埃及坟墓的建筑式样，在下层墓穴中作了尊单膝跪地、双臂伸向上方的天神，正在为一对死去的夫妇祈祷；上层作了左、右两列走向墓门的人群，在他们之中，有老迈不堪者，四肢残断者，掩面战栗者，以吻诀别者，绝望的动态突出着死亡的主题。
象征法国革命精神的《自由领导人民》在雕塑中找到了它的姐妹作《马赛曲》。吕德（Rude，1784—1855）为巴黎凯旋门所作的这尊巨形浮雕表现志愿军出发的场面。代表马赛曲的形象在振臂高呼，每个人体都进发出势不可挡的钢铁力量，激昂的斗志和强烈的动感使观众的英雄主义油然而生。吕德既爱爽快劲健、强调动势的浪漫派手法，同时又保持着精湛的现实主义观察。《小渔夫》、《贞德听到召唤》、《拿破仑成为不朽》、《奈依元帅像》都是他独特风格的体现。吕德的学生卡尔波（CarPeaux，1827—1875）扎根于真实，从巴洛克和罗可可艺术中汲取了诱人之处，以轻盈欢快的动态令人神魂颠倒。他的女人体群雕《舞蹈》和高浮雕《花神》如此逼真和新鲜，尽管被指责为“侮辱妇女”，却仍使巴黎歌剧院和社依勒里宫灿然生辉。他为巴黎天文台喷泉所作的《世界四方》以手拉手的4个人体代表不同人种，运用造成强烈光影的手法，把写实主义的构思、自然的姿态和急剧的动作完美地融为一体。由于作品永远洋溢着喜悦，他被誉为“表现微笑的雕塑家”。
现实主义雕塑大师罗丹（Rodin，1840—1917）虽具有旷世奇才，却一生坎坷。他三次投考美院落榜，为维持生计倒巴黎圣母院作修补工作，又赴布鲁塞尔从事装饰雕刻，直至40岁仍默默无闻。他第一件人选沙龙的作品《塌鼻者》未引起应有的注意，而造成轰动的精铜时代脚又因人体的逼真精到，被评论家臆断诬蔑为从真人身上套下的模具的制作品。就在困厄的环境之中，罗丹不断地出示新颖、精彩的创作。《施洗者约翰》、《行走的人》是对人体阳刚的颂歌。《沉思者）传达出肌肉的表情，大块起伏造成丰富动人的明暗，宛如交响乐，所以有人称之为印象派雕塑。《于戈尔及其孩子们》的绝望，《接吻》的火热，《雨果》的雄伟，《夏凡纳》的朦胧都达到令人心中震撼的程度。《加莱义民》更塑造出为救全城性命而以绳索自缚，前往敌营受辱的市民代表，悲愤呼号撼人心魄。
罗丹不受任何限制的手法和非凡感觉在《地狱之门》上得到尽情发挥。沉思者高坐在门的上方，注视着苦难的人群，三个幽灵在门口徘徊，处于剧烈运动中的200多个人物在门内进行着形的奇特组合。它包含了艺术家大部分杰作，可谓是毕生心血的结晶。罗丹所遭到的谩骂攻击在他创作《巴尔扎克纪念碑》时达到顶点。他为该作费时6年，数易其稿，最后选择了《人间喜剧》作者在灵感的召唤下，夜间披衣起床的情景。人物的全身，包含双手在内，都被裹在宽大的睡袍之中，以突出那毛发散乱，硕大智慧的头颅。手法的奔放可比中国画酣畅的泼墨。结果，这件神品却被讥为“麻袋片中的癫蛤蟆”而遭拒绝。人们当时认识不到它已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事实上，甚至连罗丹自己也未能再超越它。拾穗者米勒1857年瓦茨河上的落日杜比尼1865年。
（第四节）法国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和
后印象主义美术
欧洲艺术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经历了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等阶段。虽然在19世纪先后出现过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潮流和风格，它们也都具有不可否认的革新意义，但自印象主义崛起，欧洲艺术的现代风采方见端倪。从这时期起，艺术从内容到形式的变革，跳跃的幅度越来越大，革新的锋芒越来越鲜明，从而孕育了20世纪初对传统艺术的全面突破，出现崭新的面貌，但也同时孕育着新的危机。
19世纪最后30年的欧洲，经济获得显著的增长。由于在工业和农业中运用新的科学和技术，生产力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获得发展。但在物质产量增长的同时，这一时期的价格、利润和投资收益却普遍下降。由此在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萧条的景象、繁荣、发展与萧条现象矛盾而统一地共存。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由于卡尔·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1867）、查尔斯·达尔文的《人类起源》（1871）、克拉克·麦克斯韦的《电学和磁学论》（1873）和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1872）的问世，尤其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与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在知识界引起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动荡。在科学思想扩大影响的同时，唯心主义、基督教神学也相当活跃。受机械论影响的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也有自己的市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与传统风格相联系的一面和追求标新立异革新的一面。在文学中出现了“自然主义”的思潮和某些“颓废”的迹象。自然主义的作家主张以聚精会神和精致严密的客观态度，摄取事物的真面目。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为法国的左拉、福楼拜、龚古尔兄弟。所谓颓废迹象，是指文艺复兴以来文艺传统的颓败和没落。文艺复兴以来确立的关于文艺作品的基本风格以及用艺术的想象来真实地反映自然的信念，受到否定和质疑。这给艺术创作带来了自由，但同时也带来了损失，文艺创作由此丧失了对人的真正形象的理性肯定。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就是这样一些有双重性的艺术思潮和流派。它们从不同的方面以新的视角真实地、科学地描绘客观世界（包括光和空气氛围），描绘艺术家身边的现实，表达自己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当然在这些新的潮流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颓废”的成分一在创作中舍弃崇高的理想。但同时它们的革新意义也不容忽视。它们开辟了绘画语言的新天地，它们用新的技巧展示了客观世界和人们主观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它们拓展了人们的审美领域，它们为艺术家发挥个性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些新思潮和新流派本身是艺术领域中的革命，它们同时也孕育了20世纪艺术更为激烈的、难以自我控制的变革。
一、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hnpres8ionism）在19世纪60~70年代以创新的姿态登上法国画坛，其锋芒是反对陈陈相因的古典画派和沉缅在中世纪骑士文学而陷人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吸收了柯罗、巴比松画派以及库尔贝写实主义的营养，在19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理论和实践）的启发下，注重在绘画中对外光的研究和表现。印象主义画家提倡户外写生，直接描绘在阳光下的物象，从而摒弃了从16世纪以来变化甚微的褐色调子，并根据画家自己眼睛的观察和直接感受，表现微妙的色彩变化。在这方面印象主义画家还从荷兰小画派、西班牙画家委拉斯贵支、英国画家特纳和康斯太勃尔等人那里接受了有益的经验。
从印象主义开始，欧洲的画家们试图使绘画摆脱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注意绘画语言本身。在印象主义内部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画家群。一是以德加为代表；一是以莫奈为代表。当然也有的画家介于两种类型之间。
早在60年代，一群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青年人，对保守的官方沙龙压制青年的创造精神深感不满，他们以库尔贝当年反对官方艺术的斗争精神为榜样，团结在受到官方沙龙冷淡和奚落的、富有探新勇气的马奈的周围，形成一个与官方沙龙相对立的集团。这些画家不定期地在巴黎的盖尔波瓦餐馆和新雅典餐馆，以及在巴齐耶与雷诺阿的共同画室会晤，并到塞纳河畔直接对景写生。经常参加聚会的画家有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巴齐耶、塞尚等，评论家有杜瑞和利维拉，资助这个聚会的有画商杜朗~鲁耶。1874年4月，这群青年画家在巴黎卡普辛大街借用摄影师那达尔（Nadar）的工作室举办展览，他们自称为“无名的画家、雕塑家和版画家协会”。参加展出的有莫奈、雷诺阿、毕沙罗、西斯莱、德加、塞尚、莫里索、基约曼等人。在展品中莫奈的油画《印象·日出》的标题被一位保守的记者路易·勒鲁瓦在文章中借用作为嘲讽，称这次展览是“印象主义画家的展览会”，“印象主义”由此而得名。印象主义画展从1874年到1886年共举行了8次。分别在1874。1876、1877、1879、1880、1881、1882和1886年。除了第一、第四和第八次外，均使用“印象主义”一词作为展览名称。
印象主义是一个松散的艺术社团。这个社团没有明确的纲领。艺术家集合在一起，仅仅因为画风比较一致，便于共同举办展览。参与展出的艺术家，有的仅在一段时间内迷恋于印象主义画风，后来则另有追求；有的在绘画风格上曾多次变化反复。此外，参与画家的水平也不尽一致。
绘画中的印象主义是和法国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相对应的。印象主义和自然主义都曾受到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
马奈（EdouardManet，1832—1883）虽与印象主义画派有密切的联系，但他并未参加任何一届印象主义画展。这位出生于艺术世家，从小对绘画就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不满学院派托马·库丢尔教学而迷恋历代大师提香、格列科、里贝拉、委拉斯贵支、戈雅。哈尔斯和鲁本斯，他在27岁时创作的一幅《苦艾酒的嗜好者》（1859）反映人生的黑暗面，也表示他对学院传统的反叛。此画强调光影对比，少用中间色调，用直接写生法画成，瞬间效果突出，色彩精练而丰富，尤其注重黑色的作用。尔后创作的《草地上的午餐》（1863）和另一幅描写裸体女子的油画《奥林匹亚》（1863）是用严谨写实的传统方法画出来的有世俗精神的作品，但因其构思的大胆和手法的新颖而遭官方沙龙拒绝。但他杰出的艺术才能却受到波德莱尔和左拉等人的热情赞扬。他在60年代初创作的油画《老乐师》、《弹吉他的人》、《穿西班牙服装的维克多利娜·米朗》。《从瓦伦西亚来的劳拉》是从写实主义向印象主义过渡的作品。马奈对光的兴趣，最早反映在《推勒里宫花园音乐会》（1862）这幅画上。马奈的政治立场接近激进的共和派。1867年他创作油画《枪决马克西米连皇帝》，曲折地反映了同年6月发生的政治事件。巴黎公社期间，马奈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进库尔贝领导的管理美术的委员会。
马奈是最早打破传统的棕褐色调，使画面明亮、有外光新鲜感的画家。70年代他完成一系列油画，如《在船中》、《莫奈在船上作画》、《床单》等。当时，他也受到莫里索（Berthe Morisot）等人的影响，采用印象主义的技法和色彩，而放弃黑色，画法也更为自由。但是，受过古典艺术熏陶的马奈，作品中始终保持着某种宏大和庄重的气魄。1872年他为版画家贝拉所作的肖像《一杯啤酒》，1881—1882年创作的《福利斯—贝热尔酒巴间》，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
最典型的印象主义画家是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他是早期印象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并一生坚持印象主义画风。他和雷诺阿。西斯莱、巴齐耶都曾在巴黎格莱尔画室学习，因不满学院派教学而离开画室到巴比松附近枫丹白露森林区夏利昂比埃尔对景写生。他的早期画风受巴比松画派画家和库尔贝、马奈影响。1870年访问伦敦，对特纳的风景画很感兴趣。从1871年起开始收集日本浮世绘版画作品。1872年在勒阿弗尔港作风景画《印象·日出》，不久又与一群画家到塞纳河畔的阿尔让特伊建立流动画室，观察自然景象的千变万化，捕捉阳光、空气氛围下色调的美。他的风景画突破传统题材和构图的束缚，完全以对母题的视觉经验的感知为主要出发点。1883年莫奈定居巴黎郊区吉维尼。在1891年第二次访问伦敦后作《草垛》、《卢昂教堂》组画。这些风景组画侧重表现同一场景在不同光线气氛下变幻无穷的外观。它们忽视物象轮廓的写实，主要用光线和色彩来表现瞬间的印象，追求绘画色彩关系独立的美。这种艺术追求在他晚年创作的《睡莲》组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根据吉维尼别墅花园池塘中睡莲的景象所绘制的组画，是在年迈体弱、视力衰退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组画有恢宏的气势和迷人的艺术表现力。他把12幅作品捐赠给法国政府，这些作品被安置在重建的橘园内。他用原色作画，造成强烈的效果，笔法和敷色也十分自由，且富有写意性。他的作品除了有印象主义所特有的率直外，还有某些与自然相关联的神秘色彩。画面的朦胧性（尤其是晚期作品）和宏大的装饰效果，也是他创作的显著特色。他的探索，无疑也给予而后的抽象主义画家以启发。
在印象主义画家中，雷诺阿（Pierre Auguste Renoir，1841—1919）主要画妇女肖像和裸体。这个穷裁缝的儿子最初在陶器皿作画谋生，后来人格莱尔画室学习，转而参加印象主义社团。他的画充满着欢乐的气氛和感情色彩。他在肖像和裸体画中尝试运用印象主义的方法，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也很有艺术魅力。
雷诺阿早期受迪阿兹、德拉克洛瓦、马奈和库尔贝等人的影响。1867年创作的《狄安娜》以柔和的气氛处理古典题材，引起人们的注意。从70年代开始，他的画风更具温柔的诗意情调，1874年创作的《包厢》显示他风格的成熟。而《煎饼磨坊》（1876）、《船上的午宴》（1881）等多人物的构图，轮廓线明显减弱，色彩处理更为柔和，画面有令人陶醉的梦幻感。从1883年起雷诺阿的画风发生新的变化，重新关注素描造型，轮廓转向具体、肯定，色彩平滑而细致，似乎从安格尔的风格中得到启示。这一阶段被称作“古典作风”时期。晚年，他患严重的关节炎症，行动不便。他将画笔缚于手臂上，在轮椅上坚持作画。从1913年起，他从事雕刻创作，多数雕塑作品是由他设计，而由另一位雇佣的年轻的意大利雕塑家完成。
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受过严格古典主义教育的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早期承袭安格尔画风，后与马奈、巴齐耶、莫利索交往密切，也是方丁一拉吐尔、塞尚、毕沙罗等人的好友，画风有所改变。他因家庭富有，不顾及自己作品的出路，画风没有迎合世俗的味道。在技法上也作各种试验和探索，是使用多种技法和材料的艺术家。他擅长历史画、肖像画和风俗画，尤以画女工、著衣和沐浴的模特儿以及芭蕾舞演员出众。他在后台和包厢里冷静地观察对象，默写演员们舞蹈时一瞬间的动作。他画的《苦艾酒》（1878）、《熨衣妇》都生动地表现了对象在特定环境中的动作、神态和感情。他的油画和色粉画色调温暖、轻快和鲜明。德加还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留给后人的雕刻作品有70余件，主要是芭蕾舞女和一些动态人体。
英国血统的西斯莱（Afred Sisley，1839—1899）是一位风景画家，是法国印象主义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曾受库尔贝影响，更崇拜柯罗。70年代初在塞纳河畔阿尔让特伊的写生风景画《阿尔让特伊的塞纳河》和《维榀勒·拉·葛仁桥》（均为1872年），表现出他对色彩革新的兴趣。他善于安排细节和处理画面，看似不经心，但却富有抒情的诗意。西斯莱的画风变化和缓，不像莫奈、雷诺阿那些起伏较大。他在世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晚年他用厚涂法和冷调子创作的风景也很精彩。
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也是印象主义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是唯一参加过8次印象派画展的人物，也是这一群画家中年纪较大的一位，且在印象派画展前就曾参加过多次官方沙龙的展出。他的思想比较激进，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他把绘画上的革新与思想的自由解放联系在一起。他同情农民，注重描写农民和农村景色。他曾帮助塞尚把画面画得更亮一些，也受到塞尚注重结构的方法的影响。他与高更的关系也是如此。晚年一度迷恋于西涅克和修拉的点彩法。
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fisot，1841—1895）是位有天赋、有温情色彩的印象主义女画家。她曾受到柯罗的鼓励，也从柯罗的绘画中得到很多教益。1868年结识马奈，与其弟尤金结为良缘。她在马奈的画风变革（放弃惯用的黑色而改用印象派色彩）中起了作用。80年代中期后，她受雷诺阿的影响。莫里索绘画的题材取自她周围亲近的生活情景，画风典雅、精致，色调闪耀有鲜绿的光辉，色彩富于微妙的变化。
美国女画家卡萨特，也是法国印象主义画展的积极参加者。
反对学院派模式和反对浪漫主义空幻激情的印象主义画家，侧重描绘他们所感受到的现实，描绘他们周围的生活，在这一点上，他们与现实主义流派相近。不同的是，他们的大多数人没有用艺术来改革社会的志向，不像现实主义艺术家那样关注、再现社会的丑陋和粗俗的一面。他们的作品记录的大多是瞬间印象，为捕捉稍纵即逝的生活场面和自然景象，他们故意不求构图的完整性，而追求偶然和率真的效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物象的形较为忽视，而侧重于视觉印象和光色效果，因而轮廓线减弱，外形朦胧和模糊。他们进而排除黑色，运用纯色，追求色调的高明度，从而为新印象主义的点彩法铺平了道路。
印象主义否认艺术创作中想象力的作用，排除叙事性的文学内容，使绘画的语言得到充分发挥，也满足了新兴市民阶层审美的需求，有其革新的一面；但同时也使绘画的另一些表现手段受到削弱，使社会和历史内容的绘画减少。此外，印象主义忽视物体持久和永恒的形，醉心于色彩和光线，也必然为绘画中的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开导了先河。
二、新印象主义
印象主义之后，在法国出现了被称之为“新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思潮和派别。
新印象主义（Neo—Impressionism）试图用光学科学的试验原理来指导艺术实践。直接给新印象主义以启示的是艺术评论家和艺术家布朗（C.Blanc）所著《绘画艺术的法则》（1867）、谢弗勒（Michel Eug6ne Chevreul）所著《色彩的并存对比法则》（1839）中有关色彩混合的理论，以及美国物理学家鲁特的著作《现代色彩学》（1880）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和艺术理论家的理论。自然科学试验的成果表明，在光的照耀下，一切物象的色彩是分割的色彩，必须把不同的、纯色彩的点和块不经调混地并列在一起。用这种方法，颜色的彩度和亮度可以获得最鲜明的效果，而中间色则是在观赏者眼中的视觉调绘中形成的。因为新印象主义根据这一色彩分割的理论作画，所以也被称作“分割主义”（Divisionism）；也因为他们在具体敷色时用点彩的方法，所以又被称作“点彩派”（Pointilism）。“新印象主义”一词是由这派的理论家费利克斯·费内翁于1884年在布鲁塞尔的美术杂志《现代绘画》上首先使用的，它恰当说明了在追求绘画中光和色的表现上，新印象主义是进一步发展了。当然，新印象主义不仅是印象主义在技法上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对印象主义的经验写实的某种反拨，在艺术中灌注古典理性精神。
新印象主义的发起人是修拉（GeoffgesSeumt，1859—1891）和西涅克（Paul Signac，1863—1935）。修拉只活了32岁。从1883到1884年，他以新的色彩理论为基础，画了具有新印象主义特点的油画《阿尼埃尔的水浴》。此作在遭到沙龙拒绝后，改在“独立画会”展出。修拉还和一群年轻的画家于1884年组织了不需审查作品的“独立画家协会”。他的代表作，也是新印象主义中最典型的作品是《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1886）。1887年之后，修拉越来越注重用一种图式来表现自己的观念和情绪，作品的理性精神很强，反映出某种程式化的倾向。这时期的重要作品有《骚动》、《游行》和《马戏团》。
原来学建筑的西涅克，与修拉密切合作，共同进行分割色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创造点彩派的体系。西汉克著有《从德拉克洛瓦到新印象主义》，这是一本系统阐述新印象主义理论的著作。除创作油画作品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水彩画家。建筑在科学理论和理性基础上的新印象主义，在某些方面恢复了绘画中物象的具体性、实在性，在色彩分析方面有所探索，但由于过分注重法则和规则，也使绘画丧失了可贵的直观的生动性。
三、后印象主义
被称作后印象主义（Post—Impressionism）的画家有塞尚、高更、凡高、吐鲁兹—劳特累克、雷东、波纳尔等人。这些画家虽然经常在一起参加展览，但从未组成过社团，即使像印象主义那样松散的组织也没有过。“后印象主义”一词是在本世纪20年代之后才被普遍使用的，它被用来泛指印象主义之后在观念和实践上与印象主义相左的艺术潮流。“后印象主义”画家曾一度受印象主义画风的影响，但又不满足于印象主义的法则，试图另辟蹊径，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艺术表现的本质。塞尚反对印象主义因迷恋光色而破坏物象的实体结构和持久感，并在深人研究自然中表现与自然相似的有真实感和动态感的图像。凡高和高更，侧重于精神性的表现，并且赋予画面以象征的意味；他们还反对分割色彩，大胆地采用平面的鲜明的色凋，并且注重线的作用。后印象主义画家们的艺术探索和追求从本质上说是对印象主义的否定，所以林风眠曾经将它译成“反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法国画坛几乎同时出现的两大新思潮：注重画面结构的立体主义（受塞尚的启发）和注重色彩。线条动力与节奏的野兽主义（受凡高和高更的影响）。后印象主义的画家们在20世纪初相继谢世，作为艺术潮流也就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活力。
出生在法国南部埃克斯—安—普罗旺斯城的塞尚（Paul Cezanne，1839—1906）青年时期学过法律，爱好文学，与同乡左拉是同学与好友。1862年到巴黎专攻绘画，经左拉介绍与马奈、毕沙罗等印象主义画家交往，曾多次参加印象主义画展。在一度迷恋印象主义外光和色彩的成就之后，他专注于物质的具体性、稳定性和内在结构的表现。不同于印象派画家用快速作画的方法去捕捉表面的印象，塞尚对色彩与明暗作沉着而深入的分析。他遵从的是古典艺术的原则，声称自己是从自然中学习普桑的作法。他对物象体面结构的研究暗示了尔后立体主义的理论：“表现自然要用圆柱体、球体、锥体……在感受自然时，对我们来说深度比平面更为重要”。塞尚采用色的团块表现法来描绘物象的体积、深度，用色彩的冷暖关系来造型。他用几何因素构造的形象结构厚实、严密。这位生平不得志的画家创作的肖像（如《吸烟者》、《花匠瓦勒之肖像》）以及不少风景、静物（他的大部分花卉画是用人造花写生而成的），虽予人以沉重、压抑之感，但充满着结构、色彩的美和诗意。塞尚晚年才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1895年首次举行大规模个展。
荷兰人文生·凡高（Vincent van Cogh，1853—1890）生于农村牧师家庭，做过职员和商行的经纪人。青年时期当过传教士。1880—1886年先后在荷兰、比利时学画。1886年来到巴黎，在弟弟提奥（画商）的帮助下，从事绘画创作，画风受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影响。不久到法国南方阿尔作画，并注意提高色彩的强度、明度和张力。凡高对中国和日本的版画颇感兴趣，注意在自己的绘画中吸收日本浮世绘绘画的养料，追求单纯感和表现力。经过失恋，当传教士不成功等挫折，凡高的神经变得十分敏感和脆弱，在试图与高更在阿尔建立某种社团的尝试失败之后，精神病不断发作。有一次在恍惚中用剃刀割去了自己的耳朵。这期间，他有时住院治疗，有时在阿尔附近的圣勒米休养，但不断作画。最后在精神错乱中自杀而死，仅活了37岁。凡高的作品，不论是静物《向日葵》（1888），人物肖像《农民》、《邮递员罗林》、室内画《夜间咖啡店》，还是风景画《洛·克罗田野》、《阿尔的小屋》，都充满对生命的爱，倾诉了他内心强烈的感情。他把油画中色彩和线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挪威画家蒙克和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受凡高影响最深。
文生在和他的弟弟提奥的通信中，真诚坦露了他内心的苦闷，表达了他艺术创作上顽强执著的精神。提奥在精神上给予文生很大的支持。他们的通信成为欧洲近代美术史的重要文献。在文生自杀6个月后，提奥也离开人世。
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最初是位业余画家，1883年他抛弃银行经济人的职务，专门从事绘画创作。他还是一位出色的雕塑家和版画家。他曾先后在法国布列尼塔尼阿望桥村和阿尔进行艺术创作活动。在阿望桥，他与贝尔纳相识。贝尔纳的一些观念在与高更的交流中得以修正和升华。他们主张舍弃细节及特征的描绘，把感受加以压缩，强烈而集中地表现印象、观念和经验三者的综合，从而使艺术具有力感和率直性，并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他们的观念为后来的“综合主义”奠定了基础。1891年，他到南太平洋法国殖民地塔希提岛居住，从土著人的生活和文化中汲取营养。1901年高更迁居到马贵斯群岛中的多米尼各岛，1903年在该岛病故。他把土著人理想化，认为他们是受本能的引导接近自然的人，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当然，他也很快发现这些土著人同样受很严厉的社会规范约束，还被他们敬畏的神钳制着精神生活。他的许多作品表现了上著人的神秘、庄重和痛苦。高更的艺术活动反映了当时欧洲艺术回归原始、追求表现生命本源、追求野犷、奇异的倾向，在许多方面与文学中的象征主义思潮是一致的。他被人们称作是法国绘画中象征主义的首领。高更吸收了东方绘画、黑人雕刻、中世纪宗教艺术和民间版画的一些手法，创造了一种有内在力量的装饰性画风。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往哪里去？》（1897），是在他女儿去世之后创作的，反映了他的内心痛苦与矛盾，也反映了他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他在塔希提岛写的日记题为《芳草的土地》，于1897年间世。
作为贵族后裔的吐鲁兹一劳特累克（Toulouse—Lautrec，1864—1901）自幼身有残疾，因而发育不全。在巴黎学画期间，结识贝尔纳、凡高，深受德加绘画题材和技巧的影响。和同时代许多画家一样，他十分喜爱浮世绘版画。他的不少作品题材，取自周围的生活，描绘资产阶级沙龙、咖啡店、夜总会、妓院的生活场面。他善于用精练的笔触，用鲜明的大块色彩对比组织画面，刻画人物性格。
雷东（OdilonRedon，1840—1916）从事油画和版画创作。他除了与同时代画家有交往外，还与马拉梅等象征主义诗人有亲密的友谊。他的作品含有某些宗教的神秘色彩和孤独感，也充满幻想意味，对绘画中的象征主义思潮有较大的影响。波纳尔评论他的画：“表现了两种几乎相对的特色：一为非常纯粹的可见实体；另一种为神秘的情感。”
波纳尔（Pierre Bonnard，1867—1947）在巴黎朱利安学院（Acad.emie Julian）学画期间，与同窗好友德尼（Denis）、塞鲁西叶（Serusier）、维亚尔（Vuillard）、鲁塞勒（Roussel）以及瑞士画家瓦洛东（Vailotton）等一同组织了“纳比”（Nabis）社团。“纳比”一词取自希伯来语，意为“先知”。这些既追求崇高严肃精神又富有戏谑趣味的画家，崇拜高更的新画风，追求艺术中的象征性，并且视高更的观念与理论为宗教的启示。纳比派得到《白色杂志》和评论家费利翁以及作家普鲁斯特、杰瑞等人的支持。纳比派第一次展览于1892年在经纪人布特维尔的画廊举行。纳比派作为艺术社团维持时间并不长。他们普遍对印象主义有反感，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装饰性，注重用强烈的色彩和扭曲的线条表达感情。
波纳尔是一位出色的装饰画家、版画家，很有艺术设计才能。为《白色杂志》等所作的石版画，以及为一些剧院创作的舞台设计，还有他为文学小说所作的插图，很有现代感。从1905年开始，他的主要精力转移到油画创作上。他创作的镶嵌板、屏风和室内装饰画，色彩精致优雅，颇有装饰意味。晚期作品更注重构成性，画面上的质量感加强，有意识地强调形象的不完整性，注意独特的视点和加框的方法。
和波纳尔一起把后印象主义画风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的画家是维亚尔。他的画风与波纳尔相近，同样也受到莫奈的晚期作品以及高更、修拉，还有日本浮世绘版画的影响。作品以描绘法国中上层家庭中拘谨、宁静和文雅的生活情调为主。
在原印象主义思潮流行时，另外一些法国艺术家并没有直接受这种思潮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当时和后来均有相当的影响。这些画家是莫罗，德·夏凡纳和亨利·卢梭。
莫罗（Gustave MOreau，1826—1898）是一位融写实主义学院派技巧和象征性手法为一体的画家。善于油画和水彩。作品的主要题材是女性人体，大多为希腊、东方神话和圣经故事中的人物。莫罗注重笔触和厚涂色彩的美，注重形式感，但他的创作没有达到同时代后印象主义画家的现代感程度。他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他的学生中有马蒂斯、马尔凯和卢奥等有杰出成就的艺术家。
普维斯·德·夏凡纳（Puvis de Chavannes，1824—1898）在大幅装饰性的油画上，探索如何使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创造的湿壁画的宏大风格再现辉煌。他使用的色调比较淡雅，线条也比较单纯，追求文艺复兴初期那种古朴和深沉的诗意美。他为巴黎许多公共建筑物创作了壁画，其中最著名的是先贤词（1874—1878，1898）和市政厅（1889~1893）的壁画，先贤祠中描绘圣简勒维生平的作品尤为精彩。德·夏凡纳作品中的象征性、寓意性，受到包括后印象主义、新印象主义在内的许多艺术家的赞扬与推崇。
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1844—1910），因是关税职员出身的画家，常被人们称为“关税员卢梭”。80年代中期，他辞去职务，专门从事绘画创作，并开始在独立沙龙展出作品。虽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嘲讽，但也得到雷东，吐鲁兹一劳特累克以及一些文学家和评论家的支持；20世纪初，阿波利奈尔、毕加索也对他的艺术表示赞扬。卢梭的作品，描绘有特色的风景和人物，充满了天真、稚拙的趣味，被人们视为“稚拙派”的首创者。在许多幻境的描绘中（如《入睡的吉普赛女郎》，1897《梦》，1910，等），体现了他丰富的想象力，其中已含有超现实的成分。
与绘画中印象主义探索相对应的雕塑中新语言的创造，其成果集中体现在罗丹的作品之中。而他的学生和助手布代尔（EmileAntoine Bourdelle，1861—1929）、德斯比奥（Charles Despiau，1874—1946）和马约尔（Aristide Maillol，1861—1944）则各自另辟新径，成为两个世纪之间承前启后的人物。布代尔的作品充满激情和力感，雕塑语言含蓄、深沉，代表作有《阿尔维尔骑马像》、《贝多芬像》、《弓箭手赫拉克勒斯》等。马约尔擅长女性人体，他为革命家布朗基设计的纪念碑像《在枷锁里的行动》（1908），以丰满的人体造型、挺拔的姿势和有力的动作，予人以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深刻的心理印象。这位参与纳比派活动的雕塑家的其他作品如《河》、《地中海》、《法兰西岛》，以女人体作媒介创造了各种不同的艺术境界。德斯比奥在人物肖像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的刻画上颇有建树。自画像凡高1888年夜间咖啡店凡高1888年。
（第五节）19世纪德国美术
19世纪，德国经历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结束了长期的领土分裂与专制制度的小国割据，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从而由19世纪上半叶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政治、经济、精神生活各方面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社会生活的大变革也促进了美术界的变化，艺术家由主要服务于教会和贵族，逐渐转为自选题材进行创作。自18世纪末至1840年，在28个德国城市成立了艺术协会，通过协会的活动与举办展览，为艺术品开拓了销路，也扩大了观众的范围。这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德国建立了一批新型艺术博物馆，各邦国君主的艺术收藏也逐渐对公众开放，较为广泛的观众有了接触艺术品的机会，提高了艺术鉴赏力。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协会、艺术博物馆与展览会以及艺术评论都起到了传播与介绍艺术的作用。大变革时代的种种冲击、一系列改革与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都使得德国19世纪艺术家的思想十分活跃，各种风格流派彼此共存、相互竞争，继而迅速更新。
在19世纪前半叶德国绘画艺术中，浪漫主义流派占主导地位，可将其视为典型的德国流派。德国艺术家在浪漫主义绘画方面取得了独特的成就。自这一画派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在北方以德累斯顿为中心聚集了一些信仰新教的画家，他们的创作以风景画为主，因此称为早期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在南方维也纳有一些信仰天主教的青年画家组成了路加兄弟会，他们后来到了罗马，被意大利人称为“拿撒勒派”。前者以绘画大师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eh，1774—1840）为代表。他与英国著名风景画家康斯太勃尔、特纳一起成为风景画新道路的开拓者。他描绘的风景决不是对大自然景物的单纯模仿，也不是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而是将自然的真实写照与艺家的内心感受融为一体，赋予风景画以深沉的内涵。
1808年圣诞节，弗里德里希公开展出了他的代表作《台岑祭坛画》，此画可以视为他的创作风格的宣言书，立即引起了保守派的公开指责，掀起了一场保守派与坚持浪漫主义创作原则的革新派之间的论争，最后以弗里德里希的胜利而告终。
早期浪漫主义的另一位著名艺术家是菲利普·奥托·龙格（Philipp Otto Runge，1777—1810）。他追求的是内容与形式都适应当代需要的现代艺术。他画的风景蕴藏着新的生命力，此外他还画了不少亲属肖像。在弗里德里希画风的带动下，于19世纪的20、30年代出现了风景画创作的繁荣景象，出现了一批优秀的风景画家如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CarlGustavCams，1789—1869）、约翰·克里斯蒂安·克劳森·达尔（Johan ChristianClausenDahl，1788—1857）、卡尔·布莱辛（KarlBlechen，1798—1840）等人。
“拿撒勒派”的代表画家有弗里德里希·奥韦尔贝克（Friedrichoverbeck，1789—1869）、彼得·冯·柯尔内里乌斯（Peter yonCome.1ius，1783—1867）、威廉·沙多夫（Wilhelln SchadOW，1788—1862）等人。这派画家的作品大多从宗教故事、圣经和古诗中取材，在选材与表现手法上都有复古倾向，十分尊崇古老的德意志艺术，作品表现了他们虔诚的宗教感情，并寄托了他们的浪漫主义理想。
19世纪30年代，德国开始了工业革命，随着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日益重视社会现实生活，于是在40年代出现了德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复兴，50至70年代经历了繁荣期，产生了不少颇有影响的艺术家。现实主义绘画大师阿道夫·冯们采尔（Adolphvon Menzel，1815—1905）在绘画领域的众多门类里都作出了杰出贡献，既作版画插图，也绘制油画，他的素描、速写更是生动传神。1839年，门采尔开始为《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历史》作插图，在这套精心创作的组画中再现了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历史风貌，作者也因此蜚声画坛。门采尔选取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反映了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他所处的时代。在一幅未完成的作品《三月死难烈士的葬礼》中真实地记录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并表达了对烈士们的敬意与哀思。1875年完成的《轧铁工厂》是以油画形式反映现代工业生产最初阶段的代表作，歌颂了产业工人的创造力，也揭示了紧张劳动的艰苦与残酷，反映了德国工业革命生机勃勃的一面，也揭露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有批判现实主义的意义。
南方的慕尼黑历来是德国重要的艺术中心，威廉·莱布尔（Wilhelm Leibl，1844—1900）在那里接受过正统的学院派美术教育。后来去巴黎留学8个月，1870年返回慕尼黑后，转向现实主义，并在他周围团结了一些有共同理想与追求的青年画家威廉·特吕布纳（Wilhelm Trhbner，1851—1917）、卡尔·舒赫（CarlSchuch，1846—1903）、汉斯·托马（Hans Thoma，1838—1924）等人。1873年莱布尔离开了慕尼黑，此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巴伐利亚的农村度过。他的作品细致人微地描绘了农民，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代表作为《教堂中的三个妇女》。弗里茨·冯·乌德（Fritzvon Uhde，1848—1911）1880年定居慕尼黑，由于受到利伯曼的影响，画了一些外光画，其中一部分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农村劳动与日常生活，如《早晨》、《秋天》都具有清新、质朴的特点。这些青年画家热情描绘了农村的美丽风景，恬静的农家生活以及周围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为现实主义画坛增添了光彩。
19世纪60和70年代，出现了一个画派即“德国—罗马派”，以安泽尔姆·费尔巴哈（Anselm Feuerbach，1829—1880）为代表。当时在德国国内由于工业发展，出现了富有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日益影响美术创作。一些艺术家不愿适应资产阶级观众的欣赏日味而逃避德国的现实，他们迁居罗马，认为在那里仍然存在古代文化的氛围。他们喜欢选取古希腊神话为绘画题材，创造了具有古典色彩的、高贵自尊的理想人物。
19世纪80年代，欧洲出现了象征主义文艺思潮，强调艺术家的主观创造，德国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诺尔德·勃克林（Arnold Becklin，1827—1901）。此派画家多用象征、比喻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想象，许多作品都表现幻想与梦境，甚至描绘黑夜与死亡，具有神秘色彩。这些作品脱离现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欧洲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社会不满，感到无出路的世纪末精神状态。
19世纪下半叶，德国画坛出现了一些新流派、新风格，尤以外光派绘画成就突出。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洛维斯·科林特（Lovis Chrinth，1858—1925）、马克斯·施勒福格特（MaxSlevogt，1868—1932）并称19世纪德国三大外光派画家。利伯曼是一位优秀的外光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大师，许多作品都以普通劳动者为主人公，表现出鲜明的民主倾向和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相当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社会现实。科林特的作品特别富有活力，尤其在晚年还大胆探索新的表现手法，与早期表现主义画派具有内在联系，《马克斯·哈尔伯像》、《瓦尔辛湖风光》都是他的代表作。施勒福格特多才多艺，其绘画题材也十分广泛。他的风景画体现出德国外光画派的独特成就，着色鲜明，笔法灵活。除了风景画之外，他尤喜描绘戏剧与舞蹈场面，代表作有《香槟酒之歌》、《法尔茨风景》等。
与画坛风格多样、流派纷繁的状况相比，19世纪德国雕塑领域的情况则单纯得多，基本上古典主义雕刻占主导地位。出现了一些大型纪念性雕塑。1871年之前，德国长期处于分崩离析的众多邦国统治之下，严重地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和强盛。一些古典主义的雕塑作品歌颂了德国历史上与当代的伟大人物，赞美了中央集权的王权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以艺术形式表达了人们普遍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进步意义的。当时，最有影响的雕塑家是克里斯蒂安·丹尼尔·劳赫（Christian DanielRauch，1777—1857），早年曾在卡塞尔接受艺术教育，1805年至1811年在意大利随著名雕塑家卡诺瓦和托尔瓦尔德森学习，回国后取得很大成就，有众多学生追随他。《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纪念碑》是他晚年的力作：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这一骑马像立于一个多层花岗岩底座上，高大雄伟，稳定庄严，体现了古典主义的特色。劳赫的影响贯穿了整个19世纪。19世纪后期，德国雕塑风格由古典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
在劳赫众多的学生中不乏成就卓著的雕刻家，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里彻尔（Ernst FiedrichAugust Rietschel，1804—1861）就是其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832年成为德累斯顿美术学院的教授，代表作有《歌德与席勒纪念碑》、《莱辛纪念碑》、《劳赫胸像》等。另外他虽是劳赫的学生，却不僵化地遵从古典主义的传统，而是转向了现实主义。1857年完成的《歌德与席勒纪念碑》即是他创作生涯中一件里程碑式的作品，塑造了两位智慧崇高、站在时代前列的文学巨匠的形象，充满了时代气息。著名雕刻家奥古斯特·卡尔·爱德华·基斯（August Karl Eduard Kiss，1802—1865）和阿尔贝特·沃尔夫（Albert Wolff，1814—1892）也是劳赫的学生，前者的代表作为《阿马松人》，后者的代表作为《斗狮》。台岑祭坛画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1807—1808年。
（第六节）19世纪瑞典、丹麦、比利时美术
19世纪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伟大时代，在那里出现了世界驰名的艺术家，他们植根于北方文化背景，以现实主义手法和特有的雄强，在欧洲艺术发展的巨流中，表现出自己民族的特色和影响力。
瑞典的油画、版画、雕塑家左恩（Zom，1860—1920）是北欧最优秀的代表。他12岁人斯德哥尔摩艺术学校学习雕塑，20岁便有水彩画杰作《着丧服的妇女》问世。他遍游欧洲，并到土耳其和大洋彼岸观览异国风光。28岁到巴黎，又立刻以《渔夫》一画享誉艺坛。左恩自始至终取材于平凡的生活和景物，最喜画烟波浩渺的湖泊、白雪皑皑的丛林和在无垠原野上生活的居民。就连那横绝一世的女人体也从不离开日常创作的环境。《星期天的早晨》画的是一位女工在利用难得的空闲沐浴梳妆，北欧女子的健美身段，光洁的皮肤，盖住面部的长长金发在低矮的陋室里显得格外美丽动人。背景中几个忙碌的女工身影和小窗中射人的一束晨光使画面亲切生动。《提水的女子》、《露天》是左恩的代表作，画家独特的明亮浅灰色调结合了印象派对光的表现，因而韵味无穷，阔大笔触塑造出来的强烈体积感更使人折服惊叹。他的铜版画也独辟蹊径，隐秀雄奇，用长箭一般的直线条在物与物之间穿插，虽然没有任何轮廓线，却能使形态在若有若无之中显现出来。法朗士、雷诺阿、罗丹、威尔莱纳的肖像都给人难忘的印象。在水彩画上，左恩也是卓然大家，那些以光调的虚实和变幻表现港汊交错的风景尤其令人心旷神怡。罗丹曾经说过：“无论在什么时代，左恩都不愧是一位真正的绘画大师。”
托瓦尔森（Thorwaldsen，1770—1844）在罗马度过了半生，成为新古典主义的首领。他的表现神话人物的《埃贝》、《托松》和取材现实生活的《洪托齐像》、《彼埃七世教皇纪念碑》以及哥本哈根圣母院的《基督》都简洁洗练，把精深的观察和大胆的想象结合在一起，同时保持着优雅高贵。19世纪下半期，丹麦还出现了天才横溢的威治朗（Vigeland，1869—1943）。这位现实主义雕塑家反对纯理性的表现，旨在塑造出“生活的一角”。《易卜生像》、《约纳利像》、《波约尔森像》。《女人躯体》都蕴有强烈的生命力，而浮雕《地狱》则散发出象征主义的气息。
流亡布鲁塞尔达10年之久的大卫对比利时19世纪艺术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为了体现出民族的趣味和习惯，一批优秀的画家，如莱斯（Leys）、格鲁（Groux）、斯特文斯（Stevens）、勃莱克勒（Braekeleer）作出了巨大努力，通过描写现实生活来寻找自己的道路。不过，真正使比利时艺术独树一帜的还应推“雕塑中的米莱”一麦尼埃（Meunier，1831~1905）。他在圣吕克美术学院学习之后，深入到瓦尔圣拉贝的矿井和玻璃器皿厂中，创作歌颂工人的油画和铜雕。他的作品都大刀阔斧，直截了当，删除一切细节描写，寻求强大的体积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劳动者纪念碑》、《瓦斯爆炸》、《耙地》中那魁梧坚实的身躯，绷紧的肌肉，黧黑油亮的面庞，把劳动者的形象上升到典型的高度，从而具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安特卫普港的装卸工》、《工业》则散发出征服一切的伟大力量。麦尼埃善于把握各种劳动中最有代表性、最激动人心的一瞬，浮雕《矿工》选择的就是工人在不能直腰的狭窄空间里蜷曲着凿煤的艰难动作，因而雄肆逸宕。他的油画《矿井归来》有强烈的雕塑感，而浮雕《汗水》却又以向前排命拉犁的人体和向后翻滚的天穹，表现出绘画的生动气氛，实为艺术史上的罕见之作。
（第七节）18、19世纪英国美术
一、18世纪的英国美术
1534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罗马教皇决裂，建立了英国国教会，这标志着英格兰宗教改革的开始，但也导致了新教徒捣毁宗教形象的运动。这场运动终止了英国灿烂的中世纪文化，世俗肖像画取代了传统的宗教雕刻、祭坛画和手抄本装帧。英国美术的重新起步是继承了欧洲大陆的文艺复兴的余波，其中起决定影响的是德国画家小汉斯·荷尔拜因，正是他把肖像画的形式带到了英国。一个世纪以后又有佛兰德斯画家凡·代克被聘为英王查理一世的宫廷画家。由于英国画家争相仿效他们的风格，使得肖像画几乎成为英国绘画的唯一题材和样式，统治英国画坛达200年之久。其间也产生了如希里欧特（Nichoas Hilliard，1547—1619）这样的本国的优秀画家，但他们的影响都没有超过荷尔拜因和几·代克。
直到18世纪上半叶才产生了具有英国独特风格，反映英国现实生活和人民思想感情的画家。他们无论在风俗画、肖像画或风景画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取代了外国画家在英国的地位。其中第一个最有影响的画家是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1697—1764）。荷加斯出生于伦敦一个清苦的教师家庭，他从小没有受过正规的艺术教育10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一个银匠家做学徒。1720年荷加斯作为一个铜版画家而独立工作，1726年进入画家松希尔的画室学习油画技法。荷加斯的作品主要是铜版和油画风俗组画及肖像画，有《妓女生涯》（又名《烟花女子哈洛德堕落记》，铜版组画，1731）、《浪子生涯》（铜版组画，1735）、《文明婚礼》（油画组画，1743）。他把这些作品称为“社会道德题材”，对当时社会不公正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荷加斯的肖像画不同于当时流行的理想化肖像，他善于突出人的个性和社会特征，如《卡拉姆肖像》、《画家之姐安娜》。作于50年代后期的《卖虾女》最有代表性。他还留下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美的分析》。荷加斯的绘画与当时英国流行的画风格格不人，他没有学生和追随者，但他的艺术奠定了英国绘画的进步传统。
乔舒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1723—1792）出生于英国德文郡的一个牧师兼教员家庭。18岁到伦敦学画，后出访意大利，深受古典主义影响。1752年他回到英国后即成为英国最负盛名的肖像画家。雷诺兹是典型的上流社会画家，英国传统的贵族气派和新兴资产阶级的绅士风度被他用意大利的古典主义风格融为一体，引起整个欧洲的注目。他的作品具有巴洛克的气质，形象真实生动，富贵堂皇，注重心理刻画。1768年，雷诺兹参与创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并当选首任院长。他在美术学院年度庆典上的演说，成为他主要的美术理论文献，收集成《演讲录》，内容包括艺术见解和美学观点，被当时人称为“艺术的语录”。他的代表作品有《凯贝尔海军上将》（1752）、《蒙哥马利三姐妹》（1773）等。雷诺兹的追随者甚多，形成了18世纪后期英国的一代画风，他的肖像作品成为当时肖像创作的典范。
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gh，1727—1788）出生于赛德贝利村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大自然中度过的，这使他画了不少风景速写和素描，后来到伦敦学画。庚斯博罗是和雷诺兹齐名的肖像画家，同时又是他的竞争者，个性上的差异造成了他们不同的风格。他是英国画派在色彩上较有成就的画家，他尤善用蓝色，罗斯金称他是“鲁本斯以来最伟大的色彩家”。庚斯博罗的肖像画具罗可可艺术的特征，色彩绚丽精致，用笔潇洒流畅。他的风景画数量不多，但对以后英国风景画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代表作品有《蓝衣少年》（1770）、《格兰汉姆夫人肖像》（1777）《女演员西顿斯》（1784）、《日落》等。
比雷诺兹、庚斯博罗稍后的英国著名肖像画家有雷伯恩（Raebum，1756—1823）、罗姆尼（Romney，1734—1802）、劳伦斯（1awrence，1769—1830）等。其中劳伦斯的肖像画技法在英国有很大声誉，同时他被看作英国肖像画的最后一位有才能的画家。
以下我们就风格、画种和流派等方面分别介绍英国18、19世纪的一些绘画情况。
二、英国浪漫主义绘画
英国浪漫主义绘画在英国美术史中属于历史画的范畴，主要指以古代神话、圣经故事和文学作品为题材的大型情节性绘画。在英国，文学艺术上的浪漫主义思潮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发生在英国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方面重新确立了人的价值，另一方面也深刻改变了英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艺术家在注重感情表现的同时，也发现了新的审美范畴，梦幻、恐怖，甚至丑陋都可以成为艺术创造的题材。
亨利·弗赛里（Henry Fuseli，1741—1825）出生于瑞士苏黎世，父亲是画家兼艺术史家。他曾接受过神学和艺术方面的教育，因政治问题于1764年离开瑞士到英国伦敦定居。他一生没有中断过作为作家和思想家的活动，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哲理性，素描和油画都保持了复杂的结构。弗赛里于1770—1778年到意大利求学，1781年的《梦魔》在英国皇家美术院获得成功，1790年人选为皇家美术院的正式成员。其代表作品还有《提泰尼亚从梦中醒来》（1785—1789）、《弥尔顿画廊》（组画，1799年展出）。
威廉·布莱克（William，Blake，1757—1827）是英国浪漫主义画派最重要的人物，同时也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布莱克出生于伦敦一个小商人家庭，14岁时跟随一名雕版家当学徒，没受过专业美术训练。他的主要艺术活动是应书商的要求制作书籍装帧，也为自己的诗集画插图，大多是蛋彩、水彩、铜版以及少部分木刻。他在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对英国现实抱批判态度。他一生坎坷冷落，在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政治观点的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宗教情绪，这使他的作品蒙上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他曾为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品作插图，但每幅画都具有独立的意义。布莱克的代表作品有《耶和华创造亚当》（1795）、《死亡之屋》（1795）《怜悯》（1795）、《生命之河》（1805）等。他在晚年开始为但丁的《神曲》画插图，但没完成就去世了。
布莱克晚年的时候，有一群青年艺术家追随在他身旁，其中最有才能的是帕尔默（Palmer，1805—1881），他在14岁就参加了皇家美术院的展览。布莱克去世后，他经常居住在一个偏僻的村庄。他的画以风景画为主题，带有梦幻的成分，在清淡、悠远的诗意中有一种怀旧的哀愁。主要作品有《清晨》（钢笔水墨画，1825）、《肖汉姆的花园》（水彩，约1829）等。
在英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中较重要的还有波宁顿（Bonington，1801—1828）。他在水彩画方面造诣较高。波宁顿生于英格兰，从小在法国长大。1819年进巴黎造型美术学校，人法国著名画家格罗的画室，与德拉克洛瓦一起学画。1824年的法国沙龙展中，波宁顿曾与康斯太勃尔、托马斯·劳伦斯等一起展出作品，获金质奖章。他的展览于1826年和1828年两次在英国举行，受到好评。他的水彩画在英、法都有较大影响。但他过早去世，他的才华没能充分发挥，代表作有《诺曼底河边景色》。
三、英国风景画
风景画的发展是英国美术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对整个西方美术的进程都发生了影响。英国风景画的真正奠基者是威尔逊和庚斯博罗。他们在意大利古典主义和荷兰自然主义风景画的影响下，一往情深地描绘英国的自然风光，使风景画由不为人重视的地志画和风俗画地位发展为与肖像画、历史画比肩，代表英国风景画最高成就的是特纳和康斯太勃尔。英国水彩画几乎是与英国风景画同时发展起来的，它以地志画为基础，吸收了欧洲大陆水彩画的材料和技法，在英国特有的湿润气候中得到迅速发展，产生了一批热爱大自然，直接研究英国自然风光的优秀水彩画家。
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Wilson，1713—1782）出生于威尔士，1757—1758年到意大利学习。他最初运用意大利古典主义手法描绘罗马风光，回国后将古典主义传统与英国本地风光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的画中已经传达出自然主义的气息，但仍受到古典主义结构的局限。代表作品有《河上的荷尔特桥》、《溪谷》等。
托马斯·格尔丁（Thomas Girtin，1775—1802）虽然只活了27岁，但在英国水彩画的发展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他使水彩画从早期素描淡彩的画法中解放出来，将其发展成为充分运用色彩并具有丰富色调的画种，并对特纳及以后的画家都发生了影响。主要作品有《德文郡克塞河上的彩虹》（179）和《北威尔士道尔格里附近的凯因瀑布》等。
特纳（Turner，1775—1851）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个理发师。他1789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1790年在美术学院第一次展出了水彩画。1796年的《海上渔民》引起广泛注意，这幅画反映出他运用自然光色表达自己感情的天赋。他在1799年人选皇家美术协会，1802年进入皇家美术院。特纳并不是纯粹的风景画家，在他的艺术中贯穿着他的哲学思想：面对着大自然永恒的壮美，人生的历程是短促而虚幻的。他曾到意大利和法国旅行，深受古典主义影响，大自然在他的笔下具有悲壮雄伟的戏剧性力量，但在表现手法上则充满浪漫主义激情。特纳被认为是英国绘画史上最杰出的天才之一，他的风景画是人与自然的史诗，他的技法对以后包括印象派在内的画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纳的代表作品有《雪暴：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1812）、《国会大厦起火》（1835）、《奴隶船》和《蒸汽和速度一大西方铁路》（1844）等。
约翰·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1776—1837）的家乡在萨福克，父亲是一个乡村磨坊主，家乡美丽的自然景色对他一生的艺术都产生了影响。他在1799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学习。康斯太勃尔强调直接向自然学习，追求人的精神与自然的一致。他在仔细观察和热情描绘大自然的过程中发展了油画技法。在英国画家中，他是最完整地领会了油画造型语言的大师之一。但他的成就并不为当时英国美术界所看重，直到1829年他才被选人皇家美术协会。他的画在法国产生很大影响，德拉克洛瓦把他誉为现代风景画之父。康斯太勃尔的风景画是现实主义风景画的典范，代表作品有《弗莱福特的磨坊》（1817）、《德汉山谷：黎明》（1811）、《跃马》（1825）、《干草车》（1820）等。
四、拉斐尔前派
在布莱克之后，英国历史画陷入低潮。到1840年，皇家美术学院的一批青年学生要求复兴英国历史画传统，以拉斐尔以前的早期文艺复兴艺术为榜样，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感情和观念，为此他们组织了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作为一种艺术思潮，拉斐尔前派在欧洲美术史上最先反映出现代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困惑，它所包含的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内涵对欧洲19世纪末期象征主义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福特·马道克斯·布朗（Ford Madox Holman Hunt，1827—1910）是一个伦敦批发商的儿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在1844年进入皇家美术学院。他的作品往往是在真实的生活画面中包含着哲理寓意。他的《牧羊人》（1851）标志着拉斐尔前派艺术的全面成熟，也是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作。在这幅画中他以真正的农民为模特儿，配上色彩明丽、景色优美的自然环境，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约翰·埃佛雷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出生于南埃普敦，幼年时就表现出很高的艺术天赋。1840年他11岁时进皇家美术学院，1843年获银质奖章，1847年获金质奖章。米莱斯的作品有很强的表现力，多以圣经故事和文学作品为题材，色彩富于装饰性，在构图上能处理复杂的生活场面，画面上总是有股淡淡的悲剧气氛，以日常生活为题的作品也同样笼罩着一层哀愁，代表作品有《基督在双亲家中》（1847—1850）、《劳伦佐和伊莎贝拉》（1849）、《奥菲莉娅》（1825）。
罗塞蒂（Gabriel Charles Dante Rossetti，1828—1882）是拉斐尔前派的核心和灵魂。他出生于伦敦，父亲是一个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皇家美术学院的意籍教授，他从小就受到文学艺术的浪漫气氛的熏陶。他于1847年进入亨特的画室，随后参加了拉斐尔前派的活动。他的主要成就是在1854年拉斐尔前派兄弟会解体之后，抛弃了早先的风格，沉迷于柔和抑郁的情调与装饰风格，以神话为题材的绘画带有一层梦幻色彩，在感伤的情绪后面还有性爱的目的。代表作品有《圣母领报》（184—1850）、《牧场聚会》（187）、《珀尔赛福涅》（1874）。
1856年罗赛蒂有了两个追随者，一个是莫里斯（William Norris，1834—1896），另一个是伯恩一琼斯（Edward Bume—Jones，1833—1898）。
莫里斯是诗人和艺术家。他与伯恩一琼斯是在牛津学习时的同学，后又同为罗赛蒂的学生。他主张复兴英国的手工劳动，并在他的倡议下开办了工业艺术作坊。他著述的《没有出处的消息》一书，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幸福蓝图。
伯恩—琼斯的早期作品受罗赛蒂的影响较大，如《梅林和尼姆》（1858—1859）。后来在意大利受15世纪画家菲利普—利皮和波提切利影响，在其后的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神秘情绪。他画了许多女性题材的作品。1877年，他展出《创世纪》、《梅林的诱惑》、《维纳斯的镜子》，1884年，他又画了《考费杜阿王和乞丐女》。他还是英国19世纪后期工艺设计的领导人之一，他提出的复兴“美术一工业设计”思想，对20世纪工艺美术起了推动作用。他曾自己设计过基督教堂的彩色玻璃画，设计过金属装饰、瓷砖和石膏圆雕，设计过钢琴、风琴的外形和挂毯。
1862年J.A.M惠斯勒（Jaames Albott Mcnelu Whistler，1834—1903）加入了罗赛蒂身边的小圈子，他后来成为英国19世纪末期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艺术家。
惠斯勒生于美国，童年在俄罗斯度过，1855年到巴黎学画，最初受库尔贝写实主义影响。60年代初在创作上与马奈接近，也参加了后来法国印象派画家的活动。1863年他定居伦敦，给英国画坛带来新鲜的气氛。惠斯勒早期作品以肖像画为主，如《母亲的肖像》（1871）、《亚历山大小姐肖像》（1872—1874）。这些肖像以构图的严谨、色调的调和为特色。70年代后期他开始更多地从事风景画创作，描绘伦敦泰晤士河上黄昏中的桥和岸边雾气笼罩的景色，他以大胆的构图表达自然界光和空间的复杂变化。代表作品有《灰色与金色的和谐》、《蓝色与银色的夜曲》等。惠斯勒的版画受日本浮士绘的影响较大，装饰性较强，以突出“调子”的和谐为主。
五、伦敦印象派
印象派一词在英国的概念不是指某种技法或某个流派，而是指任何与批评家的传统观念和观众的传统欣赏习惯相悖的方法和风格。1886年在伦敦建立了一个英国新艺术俱乐部，其目的在于集合一批与皇家美术学院不合的青年画家。这个俱乐部并不十分激进，其中有一个10人小组以西克特和斯蒂尔为核心，在1889年举办了独立的画展，名为“伦敦印象派”。
伦敦印象派标志着英国现代艺术的开端，而其中真正接受法国印象派手法的只有斯蒂尔（Philip Wilson Steer，1860—1942），他曾在巴黎学画，主要受德加和莫奈的影响。
体现英国现代艺术精神的是西克特（Walter Richard Sicken，1860—1942）。他喜爱德加的画法，代表作《无聊》一画即可明显看到德加的影响。他是惠斯勒的学生，但他的艺术追求完全不同于惠斯勒的那种上流社会的高雅，而是以反映现实社会中的天然、质朴为特征，这种特质只存在于下层生活中。他的艺术观超出了印象派的纯绘画性而带有很强的社会性，他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一代英国青年画家。
（第八节）19世纪美国美术
一、殖民地时期到独立战争前后
1620年第一批到北美大陆永久定居的欧洲移民乘坐“五月花”号船到了波士顿附近定居之后，就有了零星的美术活动。到1670年前后，已经有了正规的肖像画家，其风格大都是在英国学的荷兰画派的手法，由一些末流或业余画家带到了殖民地。
在早期的肖像画家中最有名的是约翰·斯米伯特（Joho Smibert，1688—1751）。他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早年曾跟一个招牌画家当学徒，也游历过意大利，亲自临摹了古典大师的原作，他的临本后来对新大陆的肖像画家有所影响。他于1728年到达美国，两年后定居波士顿，他后来主要是通过经营自己的画店进行艺术活动。现在留存下来的斯米伯特的肖像画画的都是当地名人的肖像。
殖民地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也是美国本土所培育的第一个伟大画家是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JohnSingleton Copley，1738—1815）。他是在出生地波士顿接受的美术教育，随后的艺术活动主要是为本地富有的商人和新贵们画肖像，由于他的高超技巧使他很快获得了名声和财富。1765年他将一幅肖像画送到伦敦的英国皇家美术学院，获得好评，从而确定了他在殖民地的艺术家地位。1774年的美国独立战争迫使他离开波士顿面移居伦敦。到伦敦后，他除继续进行肖像画创作外，还进行了历史画的创作。重要作品有《理查德·斯金纳夫人》（1772）、《布鲁克·瓦森和鲨鱼》（1778）和《皮尔逊上校之死》。
吉尔伯特·斯图亚特（Gilbert Smart，1755—1828）出生于美国的罗得岛新港，早年曾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学过画，回国后不久因独立战争爆发又来到英国求教于韦斯特，大量吸收了新古典主义的肖像画技法。1792年他回到独立后的美国，因以高超的技法为第一任总统和其他开国元勋画肖像，而从此享有经久不衰的盛名。他的肖像画风格一直盛行于美国19世纪上半叶。
本杰明·韦斯特（Beniamin West，1738—1820）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但他的艺术生涯是在英国度过的。他曾在意大利求学3年，后定居伦敦，在他的艺术赞助人中甚至包括英王乔治三世。韦斯特在1772年任宫廷历史画家，1792年任皇家美术学院院长，科普利和斯图亚特等美国画家都受过他的影响。他最重要的历史画是描绘1755—1763年法国与印第安人战争的《沃尔夫将军之死》（1771）
二、哈得逊河画派
18世纪的美国人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在荒野奋斗以图生存。到了19世纪，他们在这些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于是对大自然的一种怀旧和浪漫的情绪便油然而生，这样，风景画开始在美国流行。一批经常以哈得逊河沿岸风光为题材的风景画家被称为“哈得逊河画派”，这标志着美国美术开始摆脱欧洲的影响，逐步显露出自己的品格了，因此哈得逊河画派也称为美国风景画派。
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1801—1848）被认为是哈得逊河画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英国，14岁时开始学习工艺美术设计，17岁随家人迁往美国俄亥俄州，后来他独自来到费城，在宾州美术学院学习了两年。1825年科尔定居纽约后已经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风景画家了，科尔的风景画气象神奇、富于浪漫情调，重要作品有《卡茨基尔山中的日落》（1841）等。他同时还是纽约全国美术设计学院的创始人，为推进美国风景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和科尔一样，杜兰德（Asher B.Durand，1796—1886）也被认为是美国主要的风景画家。他出生于新泽西州，早期从事雕刻创作，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画油画，以风景画为主。他的风景画突出了美国山河的雄伟壮丽，刻画细致入微。杜兰德后任全国美术设计学院院长，代表作品有《漏漏溪流》（1851）等。
乔治·英尼斯（George Inness，1825—1894）的风景画风格比较接近哈得逊河画派。他几次到欧洲求学，深受法国巴比松画派的影响，注重光线和气氛，以及轻快流畅的笔法。他的风景画亲切感人，充满诗意。他在晚年被称为美国的“印象派”画家，实际上他是从巴比松的风格发展为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的。主要作品有《夏天的榆树》（1868）等。
三、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美术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界线，标志着美国艺术开始走向全面成熟的时期，无论是在风景画、肖像画还是在风俗画方面都出现了一批掌握了纯熟绘画技巧，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并且能深刻反映美国人民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艺术家。
温斯洛·霍默（Winslow Homer，1836—1910）被认为是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他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善良的商人，母亲受过良好教育，这使霍默从小就生活在一个艺术环境之中。后来霍默在纽约全国美术设计学院接受了正规的艺术教育。霍默的艺术是典型的美国艺术。他早年的作品表现美国人民愉快的生活，中年的作品则是战争时代的记录，晚年在缅因州海岸画的反映渔民生活的画面，气势磅礴，感情深厚，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
霍默又是美国第一代风俗画家。他早期从事版画制作，主要描绘美国人民乐观的性格，充满了生气，在构图与造型上都有一种临场效果，动作的随意性、构图的不完整性为其特征，这与当时版画的新闻性有关，运用于油画中则成一种新风格。南北战争成为霍默艺术的转折点。他作为美术记者随军采访并根据战地速写画了一批反映战争生活的油画，如《前方来的俘虏》。战后大批青年人赴欧学画，民族画派受到冷落，霍默有些失意，于是转向水彩画创作，在偏僻的乡村探索自己对自然和生活的感受。他画海洋瞬息变化的气候，用笔有一种自然力量。其作品1890年获得巴黎国际博览会金质奖章。代表作品有《海流》（1899）等。
托马斯·伊肯斯（Thomas Eakins，1844—1916）是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画家。伊肯斯生于宾夕法尼亚，最初就学于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1866年从费城到巴黎，在学画过程中受马奈影响很大。随后又到西班牙，受委拉斯贵支绘画的影响。1870年，伊肯斯回到费城任教于宾州美术学院附中，开始探索现实主义的教学方法，主要画日常生活题材，包括家庭风俗画、户外运动场景和肖像画。他的代表作品有《格罗斯病院》（1875）等。伊肯斯早先的人物画多表现行动中的人，构图较复杂，包含自然的与人文的形式，如桥、帆船、赛艇等，在《转过标桩》和《游泳池塘》等画中作为基本的因素组合在构图中。室外场景画也包括外光、色彩和气候等复杂因素，最后的室外题材《荒野上的牛仔》是他所有作品中色彩最响亮和最单纯的。他的后期创作主要是肖像画，他的肖像画不是组合形式的，而是单一的静态人物，通常衬以朴素的、无物体的背景，这是一种中心形式的构图，强化了造型感。伊肯斯是第一个接受当代美国都市生活的重要艺术家，并从中创造出有表现力的艺术，他使美国的现实主义传统走向成熟。
卡萨特（Mary Stevenson Cassatt，一1926），1844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城，曾随父母游历于欧洲。1861年她不顾家人的反对考取了费城的宾夕法尼亚美术学院，开始了艺术生涯。但她对此院的教学感到不满，教条式的学院课程使她的创造力和自由受到压抑，于1866年夏天来到巴黎。除了临摹卢浮宫的先辈大师作品外，她也到巴黎沙龙学习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1867年她参观了库尔贝和马奈的画展，对马奈作品很有兴趣。1872年春，卡萨特向巴黎沙龙送的第一件作品《狂欢节日之前》被接受，其后两年她都送作品参加沙龙的展览。1874年，她的一幅中年妇女肖像画在沙龙展出，受到德加的高度评价。1879年，应德加的邀请，卡萨特参加了印象派画展，直到1886年这段时间，她始终是印象派的活跃成员。1879年展出的《蓝色扶手椅中的小女孩》和作于1883年的《穿黑衣的妇女》是她的代表作品。前者用笔豪放，传达出的却是一片宁静、安逸的气氛；后者则表现出东方艺术对她的影响，尤其是背景上的扇子，具有浓郁的东方风味。1886年以后她的作品进入新的风格阶段，开始追求简洁、稳定的构图，注意力多放在母亲和孩子的题材上。她的《埃米和她的孩子》（1899）用笔流畅，但避免了过分阔大的笔触，认为那是印象派的标签，可见她这时在内容和手法上都体现出与印象派不同的风格。1890年在日本版画的影响下，她创作了一套十色凹版画，包括《洗澡》、《梳洗》、《书信》等。1900年后，卡萨特的创作进入后期，这也是她多产的时期，作为母于题材画家的声望日益提高，在欧洲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们能从她的画中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怀旧之情。
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ngent，1856—1925）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童年随母亲漫游欧洲各地，1870年到1874年在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接受系统的教育，1874年定居于巴黎，考人卡罗勒斯一杜朗（Carolus—Duran）的画室学习。卡罗勒斯是一位肖像画家，运用着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萨金特很快成了他最得意的学生，同时也将自己的才能集中到肖像画上。1877年萨金特的一幅画被沙龙接受。1878年他根据海景及渔民生活的速写创作的油画《坎卡尔的拾牡朗者》为他赢得名声，标志着他在职业艺术界的第一次成功。1879年，萨金特到西班牙旅行，临摹了许多大师的作品，其中受委拉斯贵支的影响很大，并完成第二幅大画《埃尔·杰莉奥》。此后他作为一名肖像画家名重一时，《卡罗勒斯一杜朗肖像》、《波依特的四个女儿》等都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在英国皇家协会展出的《维克三姐妹》、《少女和玫瑰》和《亨利·怀特夫人》体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及卓越的技巧，画面富丽典雅。到了80年代，萨金特的作品越来越精彩，他特别喜欢用光的效果来突出质感和面料的感觉。1884年在沙龙展出了《高特鲁夫人》肖像。1885年移居英国后，他对外光景色发生了兴趣，画了不少速写，并创作了《康乃馨、百合花及玫瑰》。整个90年代是萨金特事业的顶峰，1897年他被选人纽约全国美术设计学院、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和法国勋级会。他后期的肖像画代表作有《河格纽夫人》及《温德姆三姐妹》。1899年，他接受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筑装饰设计及壁画设计的任务，此间还画了《埃及少女》。风景画是萨金特的另一主要成就，1905年以后水彩成为他旅行写生的工具，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如《修帆》（1905）、《阿拉伯马厩》。晚期他还创作过两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壁画。20世纪以来，现代派潮流冲击欧洲画坛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现实主义艺术道路。
艾伯特·宾汉姆·赖德（Albent Pinkham Ryder，1847—1917）是美国19世纪最重要的浪漫主义画家。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虽然他一直住在纽约的贫民区，但他的绘画题材大都是海景和其他风景。他的绘画充满了怪诞与梦幻，色彩奇丽，用笔厚重。虽然他访问过欧洲，但没有受欧洲绘画的影响，而是始终在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赖德留下的重要作品有《阿登的森林》（1888—1900）《海上月光》和《白马上的死神》（约1910）等。春耕维聂茨诺夫1820年少校求婚费多托夫1848年。
（第九节）18、19世纪俄罗斯美术
在古老的东欧平原，俄罗斯民族于公元10世纪初建立起早期封建国家，史称“基辅罗斯”。它在文化初创阶段较多受到强大的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致使其艺术具有与中世纪拜占庭艺术相类似的特点，美术活动的范围局限于教堂建筑和宗教绘画。15世纪前后，莫斯科公国逐渐成为俄罗斯国家的中心，在这里一度出现过圣像画创作的繁荣期，安德烈·鲁布廖夫（约1360—1430）是当时圣像画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俄罗斯美术史上最早成名的本民族画家。17世纪以后，沙皇俄国加强了与欧洲国家的交往，自此俄罗斯的文化艺术开始向欧洲类型转变，同时结束了艺术服务于宗教的单一局面。为了满足宫廷生活对艺术品的需求，沙皇政府在莫斯科皇宫内设立了所谓艺术创作中心，汇集了全俄各地的优秀艺人、工匠从事艺术品的规模生产，并且聘请一些外籍艺术家参与创作活动，艺术中心的成立对俄罗斯民族美术的发展和成熟起到了促进作用。
一、18世纪俄罗斯美术
18世纪，俄罗斯历史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沙皇彼得一世（1672—1725）为了使落后的俄国加快发展进程，跟上欧洲整体发展的速度，努力推行向先进的西欧国家学习的社会改革计划。改革在整体上使俄国受益，它不仅提高了俄国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实力，也带动了文化、艺术事业的迅速发展。当然，对俄罗斯原有的文化、艺术传统而言，改革不免有摹仿、照搬外来东西的缺憾，所以俄国18世纪美术的面貌呈现出明显的“西欧化”特点。
18世纪初，彼得一世在北方城市彼得堡建立新都，随着这次城市建设高潮产生了“冬宫”、“夏宫”等著名建筑。不过从外观上看，它们基本属于法国凡尔赛宫一类的西欧宫殿建筑的翻版。在诸多宏伟、华丽的建筑中有一处被专门设为存放文物珍宝及艺术品的陈列馆，虽然它当时并不对公众开放，但已能体现出18世纪俄国社会的文化品位。
肖像画艺术：在绘画创作领域，油画材料的肖像画开始流行。处于早期阶段的肖像画创作往往偏重对人物姿势、服饰等外在因素的描绘，因而显得华丽有余、生动不足，这样的画作日后被喻为“盛装肖像”。尼基丁（约1690—1741）是俄罗斯民族肖像体裁的奠基人。彼得一世派他去意大利学过画，返国后他倡导了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学派。《哥萨克首领—盖特曼》（1724）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创作建立了俄罗斯肖像画的初步原则一表达人们不可重复的、有个性的外在面貌。尼基丁的知名作品还包括《彼得一世像》（1722）、《戈洛甫金像》（172）等。安特罗波夫（1716—1795）是18世纪中叶杰出的肖像画家，同前辈画家相比，他的作品注意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并有深度。其作品《彼得三世肖像》（1762）对人物及其环境特征有非常成功的描绘。
18世纪下半叶诞生了与所谓“盛装肖像”有所不同的“内心肖像”。罗柯托夫（1736—1808）的创作标志着俄罗斯肖像画达到新境界，他的《诗人玛依柯夫》（1765）、《着玫瑰色服装的无名女郎像》（1770）等作品都能满足人们精神交流的要求。列维茨基（1735—1822）的创作则体现了“内心肖像”的进一步发展。列维茨基曾师从安特罗波夫，他为斯摩尔尼高级女子学院学员所作的肖像组画显示了“内心肖像”风格的水准。在名为《聂丽多娃像》、《阿雷莫娃像》（177）等作品中，列维茨基把安特罗波夫严格的准确性和罗柯托夫的抒情性融为一体，从而为俄罗斯18世纪肖像艺术提供了范例。18世纪著名的肖像画家还有鲍罗维柯夫斯基（1757—1825），他的《玛·伊·洛普希娜肖像》（1797）等作品同样属于对人物刻画人微的佳作。
雕刻艺术：俄国生活方式的“西欧化”以及城市建设的繁荣直接影响了艺术内容、种类的变化，除了肖像画的流行，雕刻艺术也开始从久受冷落的境遇一跃成为颇受欢迎的门类。它不仅被广泛用于建筑、园林装饰，而且也成为制作人物肖像的理想形式。俄罗斯专业雕刻的早期成就体现在肖像创作方面。18世纪上半叶的肖像雕刻精品主要是意大利籍雕刻家拉斯特列里（1700—1771）所作的彼得一世系列胸像。到18世纪下半叶，俄国产生了本民族的杰出雕刻家舒宾（1740—1805）。舒宾的知名作品主要是为同时代知名人物所作的雕像，如《戈里岑像》（1773—1775）、《罗蒙诺索夫像》（1793）等。他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更加充分和多方面地揭示人物的特征，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叶卡杰琳娜二世时代的人物风貌。
叶卡杰琳娜二世（1729—1796）是对18世纪俄国历史进程起过重要作用的女沙皇，她在18世纪下半叶将统治权维系了30年。对艺术事业，这位女沙皇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764年她掌权不久，便以艺术保护人的姿态重新主持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的成立仪式。她还爱好艺术收藏，大量购买欧洲艺术品。尤为重要的是，叶卡杰琳娜二世延续了彼得一世时代形成的赞助艺术及对外交流的政策，为俄国艺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环境。因此在她当政时期，俄国艺术达到与欧洲艺术同步发展的水平。
俄罗斯的古典主义美术：在俄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形成比起欧洲整整迟了一个世纪，虽然如此，它仍起到丰富俄罗斯造型艺术的作用。古典主义风格的美术在学院派教育中得到倡导，它巩固了素描基础，深化了对构图学的规律及理论的分析。罗先柯（1737—1773）被认为是第一位重要的古典主义画家。他在1770年以俄罗斯民族历史为题材，创作出《符拉季米尔与罗格尼达》。他的另一幅名作《吉克特尔与安得罗马哈告别》（1773）则选用古希腊史诗题材，宣扬一种属于古典主义精神的社会思想。在绘画方面，古典主义促进了主题性创作的形成。而在雕刻方面，古典主义则解决了创造英雄纪念碑的形象问题。这个时期从法国来到俄国的雕刻家法尔孔内（1716—1791）所作的彼得一世纪念碑（又名《青铜骑士》）是俄国艺术史上的经典性作品。在纪念碑中彼得一世被塑造成启蒙主义的代表一改革家、创造者。他头顶桂冠，身披罗马式战袍，高高骑在马上，伸出坚定的右臂，屹立在俄罗斯的土地上。
二、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美术
19世纪上半叶古典主义开始让位于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又遇到现实主义学派日益强劲的冲击。
在雕刻中，古典主义的追随者马尔托斯（1752—1835）所作的《米宁与波热尔斯基》纪念碑（1804—1814）是俄罗斯民族雕刻的代表作。这是一件历史题材的雕刻作品，表现了1612年米宁和波热尔斯基领导的军队开进莫斯科，赶走波兰统治者，进而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历史事件。在1821年的抗法战争中，从莫斯科的战火灰烬中建立起的这座纪念碑，不仅重现了久远的历史，同时也面向了1812年和此后的时代。
俄罗斯的浪漫主义美术：绘画中浪漫主义的代表是基普连斯基（1782—1836）。他的优秀作品《骠骑兵达维多夫》（1809）使他获得院士称号。达维多夫是画家的同代人，也是1812年卫国战争参加者的杰出代表。1827年基普连斯基为普希金所作的肖像曾受到普希金本人的肯定。浪漫主义的进步因素在风景画家谢德林（1790—1830）的创作中也得到反映。他虽然画了许多意大利景色，如《卡普里岛》（1826）、《海滨露台》（1828）等，并且最后病逝于那不勒斯海岸的桑塔·露其亚，但是他的作品却运回了俄国，受到人们的赏识。
风俗画的发展：19世纪上半叶在造型艺术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特罗比宁（1776—1857）。这位以农奴身份度过47年岁月，直到1823年才获得“自由”的画家曾受到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特罗比宁画过各阶层的人物，代表作有《花边女工》（1823）、《琴师》（1839）等。他的艺术具有浪漫主义情调，但更倾向于风俗性，他为莫斯科画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维聂茨昂诺夫（1780—1847）是对俄罗斯风俗画发展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画家。他早年从师于鲍罗维柯夫斯基，20年代初转向开拓风俗题材。他歌颂庄稼人的劳动和生活，他的《春耕》（1820）、《女地主的早晨》（1823）等画是杰出的风俗性作品。他一反学院派的作画原则，力主写生，由他自办的美术学校培育出许多优秀的画家。
到19世纪上半叶，学院派艺术虽然力图掌握浪漫主义的个别手法，但已无力阻止自己的衰落。这时与学院派艺术联系紧密的画家布留洛夫折衷地吸取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创作因素，以一幅《庞培末日》（1833）的巨作为他带来闻名世界的声誉。
艾瓦佐夫斯基（1817—1900）是同样受到浪漫主义影响的风景画大师。还在童年，大海就进入了艾瓦佐夫斯基的生活。他被故乡黑海沿岸的海景迷住了心灵，为此，他作过3000多件海景画。他的作品不仅表现大海自然力之雄伟，同时还沤歌了人对大自然的征服精神，他的《九级浪》（1850）即是这样的力作。
19世纪上半叶，历史画创作也已向现实主义迈进，伊凡诺夫（1806—1858）的创作体现出这一趋势。他的代表作《基督出现在人民面前》（1837—1857）利用宗教题材传达了他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认识。
批判现实主义美术的产生：19世纪40年代以后，艺术家逐渐摒弃宗教神话题材的虚构形式，而去揭露他们所处社会的时弊，批判现实主义正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
费多托夫（1815—1852）的艺术包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的萌芽。费多托夫短促一生中的一半时间是在军中服役，他接受美术教育是通过美术学院的夜校。他留下的作品不算多，但都是非常有社会意义的作品，如《少校求婚》（1848）、《贵族的早餐》（1849）、《年轻寡妇》（1851）等。
三、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美术
19世纪下半叶俄国美术在革命民主主义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强大的、进步的艺术潮流，如巡回展览画派的创立，以及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对人材的培养。
60年代民主主义美术的杰出代表是别洛夫。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了俄国废除农奴制后的社会面貌，其代表作有《复活节的宗教行列》（1861）、《送葬》（1865）、《三套车》（1866）等。对平民阶层的不幸生活，别洛夫流露出深切的关注之情。别洛夫毕业于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后又成为该校的教授和实际领导者，在俄国知识界享有极高威望，被称为“莫斯科的教皇”。
巡回展览画派：这是19世纪下半叶最主要的进步艺术团体，正式名称为“巡回艺术展览协会”，简称巡回画派。该组织在创建之初有15位画家在协会章程上签名，其中包括别洛夫、克拉姆斯柯依、米索耶道夫。萨甫拉索夫、希什金、盖依等人。在1870—1923年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巡回画派遵循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美学主张，在俄国各地举办了近50次巡回展览。画家们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生活、历史事件和俄罗斯美丽的大自然。列宾、苏里柯夫、瓦斯涅错夫、谢洛夫成为巡回画派的中坚力量，著名艺术评论家斯塔索夫（1824—1906）是巡回画派的有力支持者。富有的企业家、艺术收藏家特列恰柯夫（1832—1898）几乎从巡回画派开始活动起，就立志要为进步的民族艺术画廊奠基。1892年他把全部艺术收藏赠给他的故乡一莫斯科，今天，莫斯科的特列恰柯夫画廊即是以他的捐赠为基础而建立的。克拉姆斯柯依（1837~1887）是巡回画派的组织者和思想领导。还在彼得堡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他就成为向往民主和民族艺术的热烈追随者们的中心人物。他的早期作品《荒野中的基督》（1872）表达出巡回画派的启蒙主义思想。与巡回画派创作主流略显不同的是，克拉姆斯柯依没有直接描绘社会贫困现象，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刻画当代人的心理世界方面。在他看来，艺术应该体现思想性，因此他的许多画作构思来自文学作品的启示，其代表作有《月夜》（1880）《无名女郎》（1883）《悲痛》（1884）等。
巡回画派的风俗体裁绘画：巡回画派在接受过去画家揭露性传统的同时，使主题更加深化和开阔。他们从表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个别人之间的社会冲突，转向表现整个阶层之间的冲突，例如，米索耶道夫的《地方自治局的午餐》（1872）、萨维茨基的《修筑铁路》（1874）、马柯夫斯基的《银行倒闭》（1881）等等。其中最重要的画家是雅罗申柯（1840—1898）。他的著名作品《司炉工》（1878）虽然是一件肖像式的作品，但它吸引着人们去探求被描绘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新的剥削形式的反抗。
巡回画派的历史体裁绘画：巡回画派在历史题材中进行的改革对发展民族美术有重要意义。盖依（1831—1894）的创作成为该画派在历史题材上的奠基之作，他的《彼得大帝审询阿力克赛王子》一画（1871）是在俄国历史画中首次将两种社会力量对抗的冲突场面表现出来的杰作。到了19世纪70年代，历史画坛又出现了瓦斯涅错夫（1848—1926），他的《三勇士》（1898）把久远传说中的勇士用当代人的形象表现出来，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巡回画派的风景体裁绘画：在风景题材的发展中，巡回画派同样功勋卓著。萨甫拉索夫（1830—1897）的《白嘴鸦飞来了》（1871）、希什金（1832—1898）的《黑麦》（1878）及《松林之晨》（1889）、巴连诺夫（1844—1927）的《莫斯科的院落》（1878）、库因芝（184—1910）的《乌克兰之夜》（1876）及《白桦树林》（1879）等作品，在探求民族风景画的创作道路上均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就。
以军事题材为主要创作脉络的维列夏金（1842—1904）虽然不是巡回画派的成员，但他受到巡回画派创作思想的影响。他的组画《土耳其斯坦》揭示出战争带来的威胁，为此他的作品受到沙皇的指责。
列宾（1844—1930）的艺术活动是巡回画派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成就。列宾对各种绘画体裁都很擅长，但他始终不渝坚持创作的是以人民的作用为基调的纪念碑式绘画，他的这种素质在其最初的创作《伏尔加河上的纤夫》（1870—1873）中就表现出来。此外，列宾对历史题材也有深刻探索，他的《索菲娅公主》（1879）、《伊凡·雷帝杀子》（885）和《扎波罗什人给土耳其苏丹写信》（878—1891）都鲜明地突出了历史人物的性格。列宾画过许多肖像，总计有350件之多，著名的如《祭司长像》（1877）、《胆怯的农民》（1877）、《克拉姆斯柯依像》（1882）、《斯塔索夫像》（1883）等，均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化、科学、艺术处于民主主义高涨期的人物写照。此外，列宾的重要创作还包括以《不期而至》（1884）为代表的系列政治风俗画。1900年列宾迁居到距彼得堡45公里的芬兰库加拉地方的别纳德别墅，1930年在此逝世。为纪念这位杰出画家，前苏联以他的名字为列宁格勒市美术学院命名。
苏里科夫（1848—1916）是与列宾并列的另一位俄罗斯民族绘画巨匠，他在历史画创作中体现了巡回画派的最高原则。他的历史画《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1881）、《女贵族莫洛佐娃》（1881—1887）、《缅希柯夫在别留佐夫村》（188）等作品深刻揭示了重大历史事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雕刻：安托柯里斯基（1843—1902）是19世纪下半叶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有才能的雕刻家。他的《伊凡·雷帝》（1871）是其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创作。他在这件作品中探求了历史的真实性以及伊凡·雷帝的内在社会心里一这一切在学院派雕刻中都是罕见的，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这是民族艺术的杰作。
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俄国美术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俄国资本主义矛盾空前集中的时期，也是俄国美术发展最为复杂的时期。由于悲观主义和颓废情绪的侵入，在某些画家的作品里病态的现象开始抬头。从前曾对巡回画派干预时代的倾向给予高度评价的人们，现在则认为此派过于夸大叙述性的作用，导致色彩运用上的局限性，因而迫切需要探索新的绘画形式。
这个时期风景体裁发展迅速，并出现所谓“情绪风景”的作品。“情绪风景”的任务是使大自然人格化。通过自然状态表达人类的感情世界。列维坦（1860—1900）就是确立“情绪风景”画的画家。1879年，列维坦在学生时代画的《秋天·猎鹰公园》就幸运地被特列恰柯夫所收藏，后来列维坦提到这件作品时说：“寂寞的林荫路，寂寞的妇人。”一语道出风景的情绪和人物的情绪融为一体的构思。列维坦曾四次到伏尔加河去作画。他的《伏尔加河上的傍晚》（1887—1888）、《金色的普辽斯》（1889）等作品都能表达画家特有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对俄国人民来说也是特有的。这些作品使得列维坦获得全俄的声誉。1892年他所作的《伏拉基米尔道路》是历史的有力见证。列维坦在风景画中天才的贡献已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瑰宝。
这个时期在风景画体裁中涌现出一批画家，很快成为俄罗斯画家协会的成员。他们都有自己的创作特色，如戈拉巴尔（1871—1960）奥斯特拉乌赫夫（1859—1929）、雷洛夫（1870—1939）、尤恩（1875—1958）等人。他们的风景创作既有别于巡回画派，也不同于列维坦。他们探索着20世纪初的绘画新技法，并越来越广泛地把风景画与风俗画结合起来。
阿尔希波夫（1862—1930）在继承巡回画派传统的基础上，作了绘画新技法的探求，如他的《洗衣妇》（1890—1891）和《奥卡河上》（1890）等。俄罗斯画家协会另一名成员柯罗文（1861—1939）的作品和阿尔希波夫的作品一样，从颜色的处理上，以及尽量避免情节的叙述方面都可以看到印象派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留芭多奇柯娃像》（1880）、《西班牙姑娘》（1886）。
《艺术世界》创作联盟：在19和20世纪之交，俄国的画家和评论家们一直思考着风格问题，从而导致了1893年《艺术世界》创作联盟的组成。《艺术世界》力图争取艺术中唯美的成分，将艺术从“功利主义”的作用下解脱出来。《艺术世界》利用它的同名刊物在俄国艺术界宣传“世界主义”。它推崇具有国际风格的艺术，如巴洛克艺术之类，巡回画派和学院派美术则成为它反对的目标。1889—1904年间《艺术世界》达到其发展的鼎盛时期，一度在俄国画界大出风头，被吸引者甚至包括列宾这样的名画家。《艺术世界》的基本成员有别努阿（1870—1960）索莫夫（1869—1939）、巴克斯特（1864—1924）、兰赛列（1875—1946），后来还吸收了雷里赫（1874—1947）和库斯托基耶夫（1878—1927）等画家。这个创作联盟具有兼容不同类型艺术家的特点，以致它自己难以形成确定的标准风格。不过从该派核心成员的创作情况来看，他们普遍对现实题材缺乏兴趣，而更偏重于那些反映古代时尚、风情特点的历史题材，诸如18世纪法国式的宫廷生活场景之类。一般来说，《艺术世界》在舞台美术。书籍装帧、实用美术等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具有突破性意义。
这个时期，仍保持巡回画派创作传统的著名画家主要是伊万诺夫（1864—1900）和卡萨特金（1859—1930）。前者的作品《移民之死》（1889）反映了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后者的艺术活动则突出反映了矿工生活和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他的代表作是《女矿工》（1894）。这位画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后来的苏联时代，并对新一代画家产生了影响，因此他又属于跨时代的画家。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雕刻艺术：这个时期的雕刻比起19世纪下半叶的雕刻来说有了长足进步。柯年科夫（1874—1971）还在学校学习期间就被送往国外进修，他到过德国、法国、意大利。他的反映1905年革命的第一件作品是《工人战斗员伊尔·楚尔金》（1906），另一件作品《尼开》引用希腊胜利女神之名，实则刻画的是俄罗斯姑娘的形象。女雕刻家格鲁布金娜（1864—1927）的创作命运也与革命运动紧紧相连。她曾两度出国学习，并获得著名雕刻家罗丹的指导。他的作品《工人》（1901）、《前进》（1902）均刻画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形象，在雕刻技法方面她吸取了印象派的经验，使作品具有生动效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俄国造型艺术的现实主义学派中最有成就的是谢洛夫（1865~1911）。虽然谢洛夫是在巡回画派运动轨道上成长起来的画家，但是他的创作已经开始了新的阶段。他往往突出对象的主要特征，甚至强调模特固有的。但又是偶然表现出来的姿态、手势，并大大强调了轮廓线的作用。他早期的肖像作品《少女与桃》（1887）和《阳光下的少女》（1888）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创作繁荣期推出的杰作有帕尔玛洛娃像》（1905）、《大企业家戈里施曼》（1911）、《彼得大帝》等。
这个时期另一位大艺术家伏卢贝尔（1856—1910）的创作呈现比较复杂的艺术现象。伏卢贝尔在美术学院学习时，曾是著名美术教育家契斯恰柯夫的优等生。1884年他经学校推荐，到基里洛夫斯基教堂参加壁画修复工作，从此他便没有再返回学院。他被修复壁画的工作所吸引，为此专门赴意大利去研究纪念碑式壁画。他在教堂完成了150块破损壁画的修复任务，证明他是一位有才能的纪念碑画家。他的架上绘画有《西班牙》（1894）、《天鹅公主》（1900）、《天魔》（1890）等等。伏卢贝尔具有独特的绘画风格，其创作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现代派艺术。世纪之交，现代派艺术在俄国找到了自己的信徒。
现代派艺术潮流：《艺术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非现实主义艺术的兴起，随后形式更为激进，反传统倾向更为明显的现代派艺术最终出现在俄国画坛。20世纪初，宣传西欧现代派艺术的刊物《金羊毛》（1906）、前卫艺术社团“青玫瑰”（1907）、“红方块王子”（1910）相继问世。接着，法国的象征主义、后印象主义，英国、奥地利的“新艺术运动”被大量介绍到俄国，同时又有更多的俄国艺术家赴西欧了解野兽派、立体派、未来主义等艺术动向。俄国的一些收藏家们这时也把法国现代派艺术品列入他们的收藏计划。
与俄国18世纪效仿西欧艺术的情况不同，俄国的现代派艺术既有向西欧现代派艺术学习的成分，也有它独立扩展的方面。具体地说，它不仅率先展开对抽象主义艺术的探索和实践，而且产生了像康定斯基（1866—1944）、马列维奇（1875—1935）、夏加尔（1887—1985）这样一些享有国际声誉的现代派艺术家。夏加尔的创作一般被认为预示着超现实主义绘画的出现，康定斯基和马列维奇则属于抽象主义绘画的先驱。
俄国现代派艺术的早期成就以“辐射主义”绘画为代表，它是画家拉里奥诺夫（1881—1964）和冈查洛娃（1881—1962）于1912年首创的。从强调画面形象的动感及线条向四外辐射的特点来看，“辐射主义”绘画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画派有观念上的联系。然而俄国画家似乎走得更远，他们笔下的某些作品已初具抽象画的性质。作为对“辐射主义”绘画的响应，马列维奇在1915年推出所谓“至上主义”绘画。据马列维奇自己解释：至上主义就是在绘画中纯粹的感觉和感情至高无上的意思。“至上主义”极端排斥附加给绘画的非美学成分，因此“至上主义”作品通常把方形、三角形、圆形等几何图案作为它的表现对象。
在雕刻领域，俄国现代派艺术潮流造就出全面否定传统风格的“构成派”。这一流派反对艺术摹仿其他事物，认为雕刻应该具有自由形态，它不但要表达空间含义，还要反映时间因素。根据这些原则，雕刻在形式、材料、造型技术方面也就不存在任何限制了，它既可以做成悬挂物或牵拉结构，也可以利用动力使之活动。“构成派”的一些观念与注重产品功能的工业设计思想有相通的地方，因此它后来对实用美术、工业设计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构成派”雕刻家主要以塔特林（1885—1953）佩夫兹纳（1885—1953）、加博（1890—1977）为代表。“构成派”艺术在俄国大约活跃了三四年时间，本世纪20年代初，由于政治原因，包括“构成派”在内的俄国现代派艺术受到排斥，于是俄国现代派艺术的经验和前途随着迁居西欧的艺术家而转移到新兴的苏联之外。五月郊游〔匈〕巴拉西涅依·麦尔塞1873年斯坦契克〔波〕马特义科1862年。
（第十节）19世纪东欧诸国美术
一、波兰
波兰民族艺术的发展是和整个民族的苦难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波兰美术的发展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8年前；第二个阶段是1848年到1863年；第三个阶段是1863年以后到20世纪初。在第一阶段里，波兰的民族艺术处在萌发时期，这时国家处在分裂状态中，大部分有才能的艺术家流亡国外，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所正规的艺术学校。在波兰的宫廷里有不少从外国来的画家，如来自意大利的马·巴切列里（M.Bacciarelli，1731—1818）和来自法国的雅·诺尔布林（J.P。Norblin，1745—1830）等人。这些外国人对波兰民族艺术的复兴有一定的贡献，起了先驱者的作用。这时期本民族画家有著名的浪漫主义画家彼·米哈洛夫斯基（P.Michatowski，1800—1855）、弗·皮瓦尔斯基（F.Piwarski，1794—1859）、阿·布劳道夫斯基（A.Brodowski，1784—1832）、弗·别恰尔斯基（F.Peczarski，1805—1842）等人。其中米哈洛夫斯基尤为著名，善于画人物。他很擅长捕捉人物一刹那的动态，曾通过一系列骑手的形象，活泼生动，有着不同的姿态，画面上的色调丰富、明亮且富有变化。
19世纪40年代，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涨，波兰民族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一直延续到1863年。在这个阶段里，民族艺术特别是绘画更加成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画家，如沃·格尔逊（W.Gerson，1831—1901）、盖·罗达柯夫斯基（H.Rodakowski，1823—1894）等。罗达柯夫斯基是著名的肖像画家。他早年在维也纳和巴黎学习，后定居法国，德拉克洛瓦曾十分称赞他的才能。他的代表作品有《母亲肖像》（1853）、《姐姐肖像》（1858）。《捷姆比斯基将军肖像》（1852）等。他的肖像作品曾在巴黎沙龙获金奖，这些作品最大的特点是质朴、真诚并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
1863年的民族大起义，更加激励了波兰人民，这一时期的波工艺术家的作品大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以及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批判。最杰出的艺术家有亚·考特塞斯（A.KotoiS，1936—1872）、尤·赫里蒙斯基（J.Chetmoski，1849—1914）、马·格雷姆斯基（M.Giermpski，1847—1874）、亚、格雷姆斯基（A.Gierymski，1850—1900）以及著名的历史画画家扬·马特义科（J.Mateiko，1838—1893）等。
亚·考特塞斯可能受俄罗斯巡回画派的影响，把目光对准底层社会，曾创作出一大批带有批判色彩的风俗画，如《最后的财产》（1870）和《孤儿》（1870）等。亚·格雷姆斯基也是一位黑暗社会的批判者，他的作品有力地鞭答了社会上的某些贫富不均的现象，如他创作的《农民的棺木》（1895）就是这样的作品。他的代表作还有《采沙工人》（1887）、《晚祷》（90年代）等。亚·格雷姆斯基的哥哥马·格雷姆斯基是一位出色的肖像画家，他的作品多反映市民生活。尤·赫里蒙斯基善于表现农村的生活，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代表作有《村妇的夏天》（1875）、《牧场上》（1875）等。
在19世纪60~80年代把民族艺术推向高峰的是扬·马特义科。他的历史画借古喻今，通过波兰历史上的荣光与屈辱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最著名的作品有《斯坦契克》、《时加尔卡的宣教》、《雷坦》、《齐格蒙特的大钟》以及《自画像》等。他曾这样说过：艺术对我来说是武器……不能把艺术和热爱祖国分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波兰的艺术与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个时期最为活跃的画家有斯·列茨（SLenz，1863—1920）和沃·维斯（W.Weiss，1875—1950）等。
二、捷克
18世纪末、19世纪初捷克的艺术家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复兴本民族的艺术，1799年建立了布拉格美术学院。早期著名的画家有约·纳伏拉基勒（J.Navra’il，1798—1865）和安·马涅斯（A.Mdnes，1784—1843）等。1848年的人民起义进一步促进了民族的觉醒，有不少艺术家不仅用自己的作品歌颂了革命，还亲自参加了街垒的战斗。1867年，奥地利在奥普战争失败后，捷克反对奥地利统治的民族运动再次高涨，随着形势的风云变化，19世纪下半期捷克的艺术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在40—50年代，民族艺术的先驱者之一约·马涅斯（J.Manes，1820—1871）最为著名。他是安·马涅斯的儿子。约·马涅斯早期受德国拿撒勒画派的影响，后来更多地受到民间艺术的感染，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布拉格老城广场市政厅的钟楼所作的钟面组画（1865—1866），这组作品风格清新，具有民间的色彩。此外，他还创作了不少民歌插图和架上绘画。在捷克艺术中，风景画非常突出，代表人物有尤·马尔热克（J.Marak，1832—1899）、阿·布巴克（A.Bubak，1824—1870）、阿·格萨列克（A.Kosarek，1830—1859）。包·格弗拉涅克（B.Havranek，1821—1899）、安·赫都塞（A.Chittussi）以及伏·布洛日克（V.Brozik，1851—1901）等。这些风景画家大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波希米亚的土地和风光，以此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个时代的著名历史画家雅·乞尔马克（J.Cemm’k1830—1878）也是这样的画家，他以描绘捷克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来增强人民的自豪感，如他画的一系列表现胡斯战争的历史画就是很好的例证。在风俗画方面，19世纪下半期最突出的代表是卡·普尔金涅（K.Purkyne，1834—1868），他的代表作《铁匠一耶合》（1860）生动地描绘了捷克当代工人的形象。这个工人正在读报，他好像在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所以这幅画又名《铁匠一政治家》。被认为是最具民族特色的画家米·阿列什（M.Ales，1852—1913），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插图画家，也是“民族剧院派”最杰出的代表。他的“祖国”组画就是为布拉格的民族剧院而作的装饰画，在这套组画中表达了他对祖国和土地的深情。他曾这样说：“我像是从捷克人民中生长起来的植物。”这说明他的艺术是深深地扎根在这块土地上的。他还创作了一些历史画和大量的民歌插图。在数千幅的插图作品中刻画和塑造了无数民间人物的形象，这些形象丰富多采，充满了画家真诚、朴素的情感。他的代表作还有《胡斯派的军营》（878）、《尤里·波迪布拉德与马提亚·科尔温的会见》（1878）等。阿列什艺术最直接的继承者是马·斯万宾斯基（M.Svabinskv，1873—1962），他和阿列什一样也是一位极富有民族特色的画家，尤擅版画。他的代表作有《贫穷的边疆》（1899—1900）。《三个人的肖像》（1909，水彩）、《八月的中午》（1918，木刻）等。《贫穷的边疆》带有一定的寓意性，荒凉的田野象征着多灾多难的祖国，表达了他希望自己的祖国能早日富强起来的心情。画中的那个少女是照着他妻子的模样画成的。19世纪在雕刻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具有古典主义倾向的卡·梅赛尔贝克（K.Myslbek，1848—1922）。
三、罗马尼亚
19世纪，在革命者伯里切斯库等人的影响和启蒙下，罗马尼亚的文学艺术开始复兴。在美术上最早的先驱者之一是安·赫拉捷克（A.Chladek，1794—1882），他是捷克人，善于画肖像，曾是格里高列斯库的老师。1848年的革命对罗马尼亚艺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革命的年代里出现了3位杰出的艺术家，他们是伊·涅古里奇（I.Neg’ulici，1812—1851）、康·罗森塔尔（c.Rosenthal，1820—1851）和格·塔塔列斯库（G.Tattarescu，1820—1894）。他们都具有民族的觉醒意识，这种意识也必然会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涅古里奇的（伯里切斯库肖像》（1848）、罗森塔尔的《革命的罗马尼亚》（1850）就是这样的作品。1877年，罗马尼亚完全摆脱了土耳其的统治，宣布独立，此后罗马尼亚的美术逐渐进入了繁荣阶段。19世纪下半期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画家是捷·阿曼（T.Aman，1831—1891）。阿曼是画家也是艺术教育家，是布加勒斯特美术学校的奠基人之一，并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他善于作肖像画和风俗画，风俗画多表现农村生活。代表作品有《自画像》（1875）、《茨冈女人》（1884）、《阿尼诺阿斯的霍拉舞》、《奥多尔·弗拉基米列斯库》（1874—1876）等。真正把罗马尼亚美术推向一个新水平的人是著名的画家尼·格里高列斯库（N.Grie’oreseu，1838—1907）。格里高列斯库像米勒一样，出身于农家，专门画农村的题材。他的作品具有真诚、朴实、抒情的特点，并带有浓郁的乡上气息。他也创作过一些军事题材画，在这些作品中洋溢着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军事画主要是歌颂士兵的，而这些士兵实际上就是穿着军服的农民。《穆斯切尔农妇》（约1877）是一幅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肖像画，在这幅画上不仅人物质朴生动，而且画家还注意到揭示对象的内心活动，表现了山区农妇纯真善良的性格。他的作品大都是色彩明丽，光与色协调统一，色调柔和且富有变化的。代表作还有《斯美尔塘的冲锋》（1885）、《管家》（1881）、《愉快的农民姑娘》（1894）、《在大门口的农家姑娘》（90年代）等。在格里高列斯库之后，19世纪下半期的著名画家还有约·安德列斯库（I.Andree.scu，1850—1882）、斯·鲁克扬（S.Luchian，1868—1916）、奥·潘契拉（O.encila，1872—1944）等。安德列斯库是阿曼的学生，他的作品有一种悲怆的色彩，有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时农村贫穷落后的景象，如他的《道旁的小屋》（1873—1879）就是这样的作品。安德列斯库的其他代表作还有《包绿色头巾的农妇》、《光秃的森林》（80年代）等。鲁克扬是一位杰出的风俗画和肖像画画家。他创作的《要求玉米》（1905—1906）生动地描绘了1907年农民大起义前夕农民集会的情景，这些组织起来的农民队伍正浩浩荡荡地向地主的庄园开进，为的是讨还粮食，进行斗争。潘契拉不仅描写了农民，还塑造过不少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形象。组画《1907年》（1907）、《休息的工人》（1911）、《罢工者》（1914）等作品都真实地反映了20世纪初的罗马尼亚工人、农民的斗争面貌和时代精神。
四、南斯拉夫
19世纪的南斯拉夫还未形成统一的国家，直到1918年12月4日才正式成立了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联合组成的统一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1848年的欧洲革命也影响到南斯拉夫各个地区，由于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促进了各民族艺术的发展。在塞尔维亚涌现出第一批现代主义的画家，他们是德·阿弗拉莫维奇（D.Avratncvi’c，1815—1855）、保·西米奇（P.Sinai’c，1818—1876）等。60年代后赛尔维亚的美术开始进一步繁荣，这个时期在绘画方面的主要代表有都·雅各希奇（D.Jaksi’c，1832—1878）、斯·托道洛维奇（S.Todorovic，1832—1926）乌·普列斯奇（U.Predic，1857—1953）以及女画家纳·彼得洛维奇（N.Petrovi’c，1873—1915）等。雅各希奇是匈牙利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在战争中曾与其父一同被俘。战后，1852年及1861—1862年期间进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美术。他是画家、雕刻家也是诗人。代表作有《卡拉盖奥盖亚的死》（60年代）、《警戒》（70年代）等。《警戒》一画可能描绘的是对战争年代的回忆。纳·彼得洛维奇也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是画家，也是社会活动家，早年在贝尔格莱德和慕尼黑等地学习绘画，曾访问过德、意、法诸国。一战期间曾走上前线，做护士工作，后在战争中遇难牺牲。她的作品朴实生动，色调典雅明快，代表作有《自画像》、《妇女肖像》（1905）、《牧人》（1912）、《戴红头巾的茨冈女人》、《收割》（1905）等。19世纪塞尔维亚雕塑方面的主要代表是乔治伊万诺维奇（G.Jovanooc，1861—1953）。
克罗地亚当时是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19世纪主要的画家和雕刻家有维·卡拉斯（V.Karas，1821—1858）、费·克克列茨河Quiquerez，1845—1893）、奥·伊维柯维奇（O.Ivekovic，1869—1939）、克·茨尔契奇一美采（C.Cruel，Menci，1865—1930）等。卡拉斯是克罗地亚画派近代绘画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有古典风格的色彩，善画肖像，代表作有《自画像》（1850）、《弹琴的罗马姑娘》（1845—1847）等。茨尔契奇一美采的风格近似库尔贝，代表作有《斯洛文尼亚人》（1891）等。只活了28岁的米·克拉列维奇（MKrsljevic，1885—1913）是一位19和20世纪之交的大才画家。他曾赴巴黎学画，受马奈等人的影响。他还画过一系列的自画像，色调明丽、典雅，比较重视对外光的表现。克罗地亚在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一位十分出色的雕刻家，这就是蜚声国内外的伊·梅斯特罗维奇（I.Megtrovic，1883—1962）。他的代表作有《母亲头像》（1909，青铜）、《自雕像》（1912，石膏）以及后来创作的《无名战士陵墓》（1934—1938）等。
斯洛文尼亚的艺术曾较多地受奥地利的影响，但在19世纪也涌现出一批本民族的艺术家，其中有扬·舒伯茨（J.Suhic，1850—1889）、尤·舒伯茨（J.Stibiac，1855—1890）、伊·柯比里查（I.Kobilca，1861—1926）、伊·格劳哈尔（I.Gohar，1867—1911）等。扬·舒伯茨善作壁画和架上绘画，代表作有《母亲肖像》（1880）等。他的弟弟尤·舒伯茨受法国印象派的影响，80年代曾在巴黎学习，代表作有《出猎前》（1882）和《孤独》（1884）等。格劳哈尔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光派画家，他有很多地方接近法国的莫奈，作品的色调明亮，且富有变化，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令人赏心悦目，如《春天》（1903）、《播种者》（1907）等。
进入20世纪，南斯拉夫的艺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雕刻方面，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
五、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由于长期遭受土耳其人的统治和压迫，所以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其民族文化艺术的复兴，比其他东欧国家都晚。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早的一批本民族的画家有考·伊德罗敏尼（K.Idromeni，1860—1939）、西·劳达（C.Rrota，1887—1961）、斯·德济格（S.Xega，1863—1953）、万·米奥（v.Mio，1891—1957）等。伊德罗敏尼是阿北方斯库台画派的画家，也是一位建筑家。他早年在威尼斯学习艺术，回国后从事艺术创作，同时也热心于本民族的艺术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一些艺术人材。他善于画一些穿着民族服装的人物肖像，代表作有《斯库台的农妇》（1898）、《我的姐妹》（1883）、《斯库台的婚礼》（1917）等。这些作品有一种纯朴的乡上特色，画面上的人物显得真实、自然且富有亲切感。劳达是风俗画的先驱者，也是斯库台人。他早年在意大利学画，1914年毕业于米兰的美术学院。他在意大利期间就曾经画过一幅表现反抗土耳其统治的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他不仅是艺术家，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劳达的作品是与本民族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无论是人物亦或风景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情调和乡土特色，代表作有《山区农妇进城》、《母亲像》（约1933）、《父亲肖像》（约1933）、《一路平安》、《站在大门口的斯库台妇女》（1954）以及《斯坎德培的最后日子》等。科尔察画派的斯·德济格是一位优秀的肖像画家。他早期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学习绘画，回国后在科尔察工作。他的作品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气息。他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艺术家。他在《斯坎德培骑马像》一画中很生动地描绘了一位15世纪反抗士耳其统治的民族英雄。这位斯坎德培大公骑在马上，显得神采飞扬，好像正在指挥军队与敌人作战。画面上的人物和战马略带些夸张，这样更增加了画面的紧张和戏剧气氛。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双亲》、《斯坎德培的到达》（1933）、《多尼卡·卡斯特里奥基肖像》（20年代）等。米奥也是科尔察画派的画家，又是阿尔巴尼亚风景画方面的先驱者之一。早年在布加勒斯特美术学院学习，后又去罗马继续深造，曾受印象派美术的影响，在作品中善于表现外光。他在《科尔察的街道》（1948）和（莫拉瓦的风景》（1954）等作品中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那里宁静、优美的风景，色调绚丽而抒情，明亮的阳光布满了画面。
19世纪阿尔巴尼亚的近代美术仅仅是复兴的开始，真正的发展与繁荣是在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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