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四记

    受惊记

    符合所有大灾难的特征，虽然有个别零散的征兆和暗示，但没有任何确凿的消息和大面积的风声，于无声处中，于无防备中，我身边的地裂开了。

    地震发生时，我正在成都市少年体育中心打羽毛球。这是我坚持已久的一项锻炼，每周一、四下午两点至四点。当时我刚打完一场球，正在休息中，忽听屋顶发出哗哗的响声，像有一支队伍在屋顶急行军。我抬头看了一下，发现哗哗声转眼间已经变得更加汹涌，好像急行军的人数又增加了一倍。我的理智迅速作出了反应：地震了！我边对馆内的人喊：地震了！边往外跑。没人相信我，我脸上的笑容似乎也有点不相信自己。跑到门口时，发现屋顶像筛子一样纷纷筛下了陈年尘埃，与此同时我看到屋顶在摇晃。已经不容置疑！我回头再喊同伙，急切的声音令他们深信不疑，立即丢了拍子往外冲。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又过几秒钟，我们已冲到室外。似乎有短暂的间隙，我们正在怀疑刚才的异常是不是地震时，新一轮震动开始了。明显比刚才剧烈，我感到脚下厚实的水泥地变薄了，变活了，在隐隐地动，人像站在船上，船在水中荡漾。但我不可能有这种错觉，因为我惊恐的双眼清晰地看到，两边的楼房像失去了重量，在风中晃动，随之玻璃咣当咣当地往地下砸。我的三个同伙飞身跳过绿化带，去了更开阔的空地。我比他们迟了一秒钟，却再也不敢尾随。因为，我担心就在我飞身跳过绿化带的一瞬间，旁边的体操房会倾坍，把我永远地埋在绿化带里。我置身的空地是两个室外羽毛球场，三边都有房子，看上去三栋房子晃摆得越发厉害，似乎随时都可能垮下来，如果它们同时包抄我坍塌下来，我不论选择站在哪里都必死无疑。我不想就这么死，眼睛飞快地在三栋房子间睃视，指望能及时发现谁先垮，好让我争取惟一可能的逃生机会。据后来地震局说，这次地震持续的时间只有五十四秒，减掉前面的十几秒，我捱熬的时间也就是半分钟多一点，但我感觉漫长得已经把我全部的心力都用尽了。

    恐惧把短暂的时间无限拉长了。

    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惧，回忆起来仿佛是假的。

    当震感彻底消失，惊魂甫定，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儿子。儿子11岁，在上小学。我给老师打电话，手机成了一块废物，无论是打座机还是手机，都是“连接错误”。我只好开车去学校，一路上看到街头站满了人，叽叽喳喳的，不时还可以看到一些瓦砾散落一地，围观的人把道路堵了。在繁华的琴台路上，由于堵塞得厉害，我的思绪第一次兜回来约见了我。我问自己：震中在哪里？有多少级？会不会有人死了？

    接孩子时，发现学校的一面墙上有一条裂缝，不大，不到一厘米。儿子很兴奋，说还有更大的裂缝，硬要带我去看。我拉紧他的手，默默地往外走，心里想的是要马上回去，看看我家的房子有没有裂缝。回了小区，却回不了家，物管不准每一个人进楼道，还在大声吆喝，叫楼里的人都下楼来，说还有余震。喊得人心里惶惶的，不敢往所有建筑物边站。我加入了叽叽喳喳的人群中，远远看见一个身穿睡衣的妇人，披头散发。我下意识地避开目光，孩子却冲了上去，大喊妈妈。当时她正在八楼上睡觉，一本飞来的书把她砸醒了，继而看到所有书都从书架上飞出来，继而是抽屉、衣柜上的皮箱、书桌上的台灯、茶杯、鱼缸里的水，等等，都像中了邪，纷纷往地板上扑……这时候，我想她即使没有穿睡衣大概也会冲下来的，顶多裹一层床单什么的吧。

    下午五点十九分，我的手机接到了地震后的第一个短信，是在市政府机关工作的友人发来的，内容如下：发生特大地震，市政府要发公告，不要回家，赶紧购物去郊外找地方过夜。

    这天晚上，我是在车上过的夜。不是宽大的房车，只是一般的轿车，挤了四个人，根本无法入眠。我一次次从车上下来，在黑暗中走啊走，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有成群的蚊子嗡嗡的包抄上来，还感到冷——因为我还穿着最短、最薄的球衣球裤，而天已经准备下雨了……雨在半夜里落下，淅淅沥沥的样子预示着不会立即停止，正如我身边的灾情一样。

    捐款记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心伤未重深。

    这次灾情无比蛮横地激活了我的泪腺，我经常像个娘们一样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我后来都不敢听广播了，每次听广播都是以哭告终。所以，特别能理解那些在电视机面前抱头痛哭的人。我住在车上，看不到电视，但可以想象电视会怎么叫人堤决断肠。

    第一次落泪，是第二天清晨，儿子被击打在车顶的雨声吵醒，我便打开广播听新闻。也不知是哪个台，哪个记者，反正是个女的，她在都江堰灾区作现场报道，她告诉我，她的背后曾经是一栋五层楼，楼里有300多个学生，现在楼房已成废墟，逃出来的只有16个孩子，其余的人都急等着我们去营救。家长们在雨中跪在地上，求天求地，哭声震天。她一边说一边往废墟里走去，突然她听到有人在喊她：“阿姨救救我，阿姨救救我们……”她上前看，看见一根倒地的大梁下伸出一只手，里面有几个声音都在喊，要她救他们。记者的声音里早浸透了哭泣，但说到这里她似乎再也说不下去，只是一味地哭，嚎啕大哭，根本没有了语言。我下意识地抱住身边的儿子，泪水哗哗地往下流，模糊了视线，同时又仿佛看见了那只从废墟里伸出来的手，它沾满鲜血，五指张开，奋力摆动着，血水随着摆动滴落在地，发出澎湃的声音……

    车窗外，雨越下越大，大得已经让救援的飞机无法从凤凰山机场起飞。真是祸不单行啊，这时候居然来这一场！我要说，这不是一场普通的雨，它一方面像个善解人意的好人，替我们哭天抹泪，另方面它又是个落井下石的恶人，让无数本来可以生还的人永远失去了生的机会。地震第一天，虽然救援人员以最快的速度从全国云集四川，但由于空中和地面的双重阻拦，救援人员无法正常有效的施救，而第一天施救的成功率高达80%，到了第二天下降为30%，到第三天只剩下7%。这场雨让我丢掉了太多的乡亲！我恨它！！

    八点多，我从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伤亡报告：只是都江堰一个地方，只是第一天，死亡人数达到147，受伤的人有345名。随后，广播里号召大家去献血，因为血库告急。我是O型血，且不久前为补牙才做过血项检查，一切正常。我决定去献血。当时我在乡下，距成都市区有20多公里。医院在多个地方设了献血点，我根据所处的位置决定去天府广场。当我开车到天府广场一看，愣了！完全想不到，广场上已经排起望不到尽头的长龙。收音机说有“长龙”八百多米，我觉得无法统计，因为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旁观者”。中国人爱旁观，但此刻我相信他们都不是旁观者，他们都是准备来献血的。

    成都人的心在这一刻凝聚了！

    这个城市素以慵懒、休闲、享乐著称。有人说，这个城市每天都有三十万大军在麻将上驰骋；有个笑话，说飞机经过成都上空即可听到下面人在搓麻将。我不是成都人，但在此已生活十余年，也认为这个城市少了些阳刚之气，多了些自我陶醉。正是这种偏见，让我在望不到头的“长龙”面前越发地感动起来。雨哗哗地下着，我呆呆地立在嘈杂的广场上，对这个城市涌生了从未有过的敬爱和自豪，即使在雨中，我依然感到我的泪水是烫的，夺眶而出，灼伤了我的眼。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开始强烈地问自己：我应该做些什么？我能为灾区做些什么？

    回来的路上，我连找三家银行，终于在草堂附近的交通银行提到了49999元存款，决定捐给灾区。本来想多提一点的，因为没有预约，是临时取款，银行只能取给我49999元（50000元以上要预约）。当天没有捐出去，不知道往哪里捐。第二天，因为举家往乡下转移也没时间去捐。第三天上午接到单位通知，单位组织捐款，我带着钱去单位，照旧是一边开着车一边听着广播。广播告诉我，伤亡人员在急剧增加，来自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救援人员也空前之多；车窗外，到处是露宿的帐篷，救护车，赈灾车，捐赠点……熟悉的城市看不到熟悉的景象，一切像是都变了样，人们扛着成箱的食物、矿泉水、衣服穿梭在大街小巷。不知怎么的，我突然觉得身边的钱太少了。我发奇想，给11岁的儿子打了一个电话。我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给他存一万元钱，计划是存二十年，算是给儿子将来的创业基金吧。我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捐给灾区，跟儿子商量。儿子爽快地同意了，不知是出于觉悟还是无知。于是，我掉转车头，去罗家碾农业银行取款。银行给我算了一下，连本带利有15万零几百元。我要求取15万，按银行规定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当得知我是准备去捐款的，负责人当场拍板，同意我一次性取出。

    就这样，我有了20万，我决定全部捐给灾区。我知道20万对灾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对我来说却是个很不小的数字，取了钱以后我也一度犹豫过，我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我甚至给好几个朋友打去电话，征求意见，一小半支持，一大半反对。反对者认为，我儿子还小，对这笔捐款他未必能懂其中的意义，我在数字上过于高调可能也容易引人非议。但我最后还是一意孤行，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是一种心情。

    也许是因为我太看重这笔钱吧，当时我有个想法，希望能知道这笔钱将来的去向和用途。单位负责捐款的人无法告诉我，让我自己跟红十字会联系。我跟他们联系，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许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我的要求过分了。总之，我得到的答复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我觉得非常失落。我把钱扔在车上，开车回到了乡下。这天手机已经基本正常，我跟作协领导和几个在灾区有一定领导职务的朋友联系，目的就是想把款子捐出去，捐到一个有名有姓的地方。锦竹一位局长朋友提示我，可以灾后援建一所学校，只是我的钱要建一所学校似乎太少了。她建议我不妨私下找些朋友，再凑一些钱，等救灾工作告一段落后，她来帮我负责联系援建事宜。

    我觉得她说得在理，便开始“募捐”了。

    募捐记

    我最先“募捐”的对象是阿来，电话打过去，说了想法，得到的反应居然是没反应，令我很诧异。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的三妹在震中映秀镇失踪，尚未找到，他心烦意乱，四处奔波寻找，自然难有他心。是祖坟冒了青气的运气，阿来三妹绝处逢生，失踪后第三天，徒步从灾区走出来，虽然历尽惊吓和艰险，但终归是平安了。

    5月16日，也就是阿来得知三妹无恙后的次日，我和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去北京搞义卖签售活动。因成都机场忙于转运救灾物资，客运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开车去重庆搭机，一路上我谈起“捐款记”和募捐的想法。谈着谈着，来了劲，我们想，能不能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一个倡议，邀集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上，我们俩轮流开车，分头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非常响应，令我们非常感动和激动。接下来，阿来与阿坝州教育局领导联系，我们提出，对我们募来的善款是要专款专用，还要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对方并无异议，便很顺利地达成了相关协议。虽然是口头的，但至少有了一定基础和保证。后来，我们还联系上四川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她捐款20万，并愿意加入我们行列，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发起人。这样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信心和力量。

    开始，我们只是在私下募捐，主要在朋友和作家圈内进行，后来在新浪读书频道做客聊天时偶然谈到这件事，一下得到了好多人的支持和响应。就这样，我们的“心”也越来越大，专门写了倡议书，公布于众。从此，我们有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颗颗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滚烫的心，一份份沉甸甸的血浓于水的真情爱意。灾难无情，人有情。作为灾区一员，这次灾难给我的震撼和感动是破天荒的，一方面是灾区噩耗频传，令人痛心疾首，一方面是身边赈灾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令人豪情万丈。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有时显得那么空洞、稀缺，但在今天，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四川，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倡议行动中，又是显得那么的多，那么的深，那么的具体实在。连日来，我们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体会到人心空前清澈、善良、美丽的美好图画。汶川把我们的心紧紧相连了！如果灾难注定有这样的效应，那么请允许我说：我获得了承受这种灾难的勇气。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一夜间，我们拥有了无数熟悉又陌生的朋友，有的致电，有的来信，有的汇款，我们的心一直处于不休的感动中。由于仓促，我们的倡议行动其实有诸多不尽人意处，但没有人怀疑我们，更没有人指责或嘲笑我们，有的都是伸手、握手、拥抱，直接、间接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来。北京的脚印，上海的袁杰伟，广州的谢有顺等人，他们不但自己捐款，还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牵头在各自的城市里为我们呼吁，组织身边的亲朋好友与我们一起高唱“同一首歌”。于是，余秋雨、黄育海、路金波、杨新岚、冯小虎、侯洪斌……等等，等等，举不胜举，都成了我们的朋友、战友，成了灾区无数孩子的知心人，他们亲爱的叔叔、阿姨。想象着，有一天，这些人的心意和愿望将变成一块块砖，一片片瓦，一本本课本，一支支钢笔，一棵棵小草，让今天还沉浸在悲痛中的孩子们重新绽放出一张张笑颜，在琅琅的读书中度过每一天，在知识的海洋中欢快畅游，游过废墟，游过悲伤，游过冬天，游向春天，游向蔚蓝的天空，我们就觉得最累也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切实地做好它。我们相信，也请广大的你们相信，我们不会糟蹋每一分钱，我们要让每一分钱都闪光，都落到实处，都去努力抵抗今后可能有的地震、飓风、泥石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灾情。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灾难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灾难，那就是用真心去凝聚真心，用真心去呼唤真爱，用真心去关爱需要我们关爱的人，用真心去创造美好的明天。

    亲爱的朋友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灾区的孩子们，你们别怕，有无数的叔叔阿姨与你们在一起！

    拷问记

    从地震第三日起，约我写稿的报刊，像私下沟通好的，电话、短信、邮件、留言、纷至沓来，一发不可止。到18日下午，举国默哀的公告发布后，形成高潮，几小时内至少有几十家报刊，诚恳向我索稿，理由充足：你是灾区作家。我一概拒之。其实，正因我身在灾区，我失去了发言的欲望。一方面，大量实时新闻、直播报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旁观看到的、想到的多数已经被人充分乃至重复地说了，我说无非是再重复，意思不大；另一方面，我确凿想说的一点真切感受，悲痛中夹杂着巨大的愤恨，说来也不见得有帮助。大“敌”当前，我们需要团结，鼓劲，把愤怒藏起来，把恨转化成爱，把语言变成行动。我不顾“作秀”之嫌，像个“富豪作家”一样的高调地捐款，后来又与阿来、杨红樱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四处募捐，正是因于我有些独特的所见和感受。我本不打算说出这种感受的，这中间既有个人的隐私之故，又有公理公心之因。但连日来这种相似的感受被一再放大、强调，如鲠在喉，有点不说不快的意味。那就一吐为快吧，我对自己说。

    事实上，地震后第二天，我在银行取了款后（第一笔款），想捐又不知往哪里捐，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转一气，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开出城，上了三环路。要没有突然听到广播上报都江堰严重的灾情，我应该是在成温路口（成都到温江）出来，去温江乡下，那里有我临时设的避难所。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次地震都江堰是重灾区，我以为都江堰离成都仅30公里，成都无大碍，想必那边也不会有大灾。但广播上告诉我，都江堰的灾情十分严重，死亡人数已达324人（是当时众灾区已知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我大为惊诧，连忙给我在都江堰的三位老友打电话。电话都不通，发短信，只有一人回信告知他平安，另外两人：黎民泰和W，连发多条短信，均无回音。适时，广播上具体说到都江堰XJ小学的一栋教学楼垮了，有200多人被埋在废墟中。这个消息让我震惊无比，因为我知道W就供职在那学校。没有思考，没有决定，我的车像认识路似的，一路往都江堰驰去。

    这是灾后第二天，救灾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去灾区的路还没有彻底被管制起来，高速路排起了长龙（也许是受了管制），但老成灌路、成青路都未见大的异常。我走的是老成灌路，虽然下着雨，路况不好，但还是能走，没有遇到交警阻拦（第二天私家车就不行了）。追究W是什么人，和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没意思，她如今长眠地下，我说什么都听不到了，但并不意味我可以乱说。她很年轻很漂亮，如果可能做她的男友，我会很荣幸的。但事实上，她只是我一个稍稍特殊的读者，我们在2003年相识，见过两次面，当时她还在成都某高校读书。毕业到那边工作后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偶尔会给我来个邮件和短信，连电话都没有通过。直到去年11月，她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知道她结婚了，但生活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想见见我。电话中，我听到她的抽泣声。当时我正在做新书《风声》的宣传，不在成都，只是简单地安慰了她，答应回成都再见面。后来她没有再来电话，我虽然偶尔也想去见见她，但终归没有成行。我惦记着她的生死，这可能就是原因：我没有践诺，而这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她去了地下的远方，我永远失去了践诺的机会。与她的死相比，我因为失信而难过的心情似乎不值一提。但问题就在这里，她死了，我的愧疚将永远活着。

    我今天要说的不是W的问题，这是个私人问题，我个人可以解决；即使解决不了，受拷问的只是我——我乐于接受拷问可以把它留着，不乐于接受拷问，也可以把它丢掉。我要说的是一个可能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的问题，当我赶到WJ小学时，开始居然有一种错觉，以为这里不是发生了地震，而是在拍电影。因为我看到只有一栋楼塌了，周围的建筑都骄傲地屹立着，仿佛塌的这栋楼不是地震塌的，而是被定向炸药爆破的。现在已经确认，这栋楼埋葬了240名师生，它就是WJ小学教学楼。提前一天，我们也许无从知道这栋楼的内部细节，现在坍塌成一堆废墟，墙体、预制板、横梁裸露在外，乱七八糟，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两名疯狂的家长对在场的记者高举着断裂的预制板，要记者看里面有什么，有没有钢筋？没有。我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连铁丝和竹条都没有。我马上想到，周围的楼房为什么不倒，秘密就是它们的水泥里面也许夹着钢筋，或者铁丝，或者竹条。

    因为W，我不幸看到一个现场，一个真实，它让我已有的悲痛变得不再那么单纯，而是裹挟着一股无名的愤怒。我离开现场时，甚至暗暗地希望那些已经在雨中哭干了泪的家长举着断裂的预制板去上告，查个水落石出，把偷吃了预制板里的钢筋的恶鬼揪出来，判入地狱，生不如死。荒唐的是，我这么想着不久，绵竹的一位局长朋友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件事：他们领导、也是我的朋友蒋书记今天当众跟群众下跪了，现场有记者，可能要报道，想我在媒体工作，又是名人，能不能找有关领导说一说，别报了，即使要报也找个好角度报。我纳闷书记为什么要跟群众下跪，局长说他们那儿死了好多学生，家长要去上级部门告，他去劝阻，阻止不成，情急之下，跪地而求。我说这是地震哪，是天灾，又有什么好告的。局长说，你不知道那些校舍建得质量太差，全是豆腐渣建筑，家长们气不过，要去讨说法。我马上想起刚才看到的那些“空心”预制板，心里想，看来这不是WJ小学一个学校的问题。

    何止是一个学校！

    我掌握的资料非常有限，据我所知，在这次地震中四川省坍塌的学校有北川中学、聚源中学、向峨坝中学、汉旺中学、漩口中学、东汽中学、木渔中学、红白中学、红白小学、映秀小学、富新二小等不下30所，倒塌的校舍逾万间。迫使我朋友下跪的就是富新二小的家长，这所学校倒塌的教学楼的建筑图纸居然是偷来的，是某中学的复印件。复印件如果按图施工，可能也不会顷刻倒塌，关键是偷来了图纸，施工中又偷工减料，一偷再偷，结果把孩子们的命都偷走了，把我朋友——一个堂堂书记的尊严也偷走了。所谓朋友，其实也是一面之交，并无多的往来和交情。印象中，他是个大块头，大嗓门，年轻时当过多年兵，后来又干过公安，应该不是那种软弱无能的人。我难以想象，他因于何故要下跪，是出于对死者的同情，哀而无膝？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但愿他是“哀而无膝”吧，这样丢失的也仅仅是尊严而已。面对那么多年轻的生命，尊严又算得了什么呢？

    地震虽然才过去十多天，但有个问题已经是老得成茧了：为什么倒塌的建筑中有那么多是校舍？为什么那些校舍总是在顷刻间坍塌，以致连我们年轻活泼的生命都无机会逃生？坍塌的校舍啊，你多摇晃几下再塌吧，他们会跑得很快的，因为年轻。可你是空心的，不长骨头的，又是年久失修，只会在风中摇晃，哪会在八级大地震中摇晃？如此大的地震，你没有第二选择，只能在刹那间崩溃，裂成一堆烂砖烂泥。可你为什么不长骨头？难道你的骨头全是黑心老板吃的？我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南方周末》记者傅剑峰和姚忆江采写的《聚源中学倒塌悲剧调查》。聚源中学和WJ小学同在一城，这次地震中有两栋教学楼在瞬间化为乱堆堆，损失比WJ小学还惨重，有278名师生遇难，11人下落不明。傅、姚的《调查》在列举了众多悲剧后明白地告诉我们：四川省从1992年到1996年完成“普九”，到2005年尚欠“普九”81个亿，到去年底还欠近40个亿，其中都江堰在去年底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在强调“普九”的债务问题。1996年应该完成的“国家任务”，十二年后还欠着几十个亿的巨债，与此同时，我们每年在餐桌要吃掉多少个亿？公车要跑掉多少个亿？出国观光要出掉多少个亿？等等，等等，不能问下去，问下去头皮就要发麻，心就要痛，大脑就要傻掉。

    都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都说，教育是国家的根本；都说，老师是辛勤的园丁；都说，龙门山脉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地震带；都说，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都说……都说……我们什么都会说，说得天花乱坠，说得口沫横飞，说得津津有味，说得比唱得好听，可就是说完拉倒，过过嘴瘾，不见落实，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问题太深奥，我也许不配知道。

    2008年5月21—30日散记

    附倡议书：

    劫后重生

    ——关于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的倡议书

    亲爱的朋友：

    毁灭性的灾难就这样突然降临了……

    身在灾区四川，不仅灾难情景历历在目，每一天，我们都看到人心空前凝聚，团结无私共赴国难所焕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每一刻，都让怜悯与同情的洪流所淹没，所荡涤！震惊与悲痛之中，听到灵魂的钟声在心灵深处敲响，唤醒了人类伟大的良知。

    作为一个公民，我们都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情，却总觉得远远不够！特别是面对劫难中那些乡村学校的废墟，心灵上的痛苦更是无以言表。中国，那么多青少年失去了将来，也让他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失去了将来！作为一介书生，面对此种现实，每时每刻都有拿起笔来写点什么的冲动，同时又深深感受到书写的苍白与无力，经过反复商议，我们三个身在四川灾区的作家，决心为灾后重建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个人共捐资四十五万元，希望将此用于灾后乡村学校的劫后重建。为了灾后乡村的孩子们能早日重新走进课堂，走进比过去条件更好更安全的学校，我们深知区区这么一笔资金，杯水车薪，其实只是表达了一种心意，而不能做得更多，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朋友伸出慷慨的援手，让我们共同来使这笔资金更丰厚一些，能在即将展开的灾区重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没有力量面面俱到，但我们相信，参与乡村学校的重建是一份特殊的荣耀，更是为了民族与国家的将来！

    为此，经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教育局协商，请有意玉成此事的朋友，将所捐善款汇入教育局属下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账户。善款汇出同时，更要烦请朋友们将汇款凭证复制一式三份，同时分传给三位发起人，既作为我们监管这笔资金的根据，也用于发起人间的相互监督。

    阿坝州教育局承诺，此笔捐款将根据捐助者意愿定向投放，并对资金的使用及工程质量进行有效的监督。我们的计划是：朋友们的捐款在此账户中汇总，待政府重建方案出台后，我们有权根据所汇集的资金数量，在方案中选点，出资承建一所或多所学校。

    三个发起人也同时承诺，我们的姓名除了用于此次募集行动，将不会在未来所建学校的命名等事项中出现。

    而且，在发起人对一己良知充分自信的前提下，更要请求所有捐助者协助对我们的行为及捐助资金的使用情况随时进行监督，也愿意随时吸纳朋友们对于资金监管与使用的各种意见。

    另，因为我们人力有限，又无专业人员打理，为方便统计与账目明晰，只接受单笔人民币五千元以上的捐助，请予体谅。

    我们虔敬地期待你的帮助！

    并请预先接受我们最最深切的谢意！

    害怕读书

    天上有颗星，地上有个人。

    一天下午，天渐渐暗下来时，我像每天的这个时间一样，感到了一种被黑夜包抄的难受。我惧怕黑夜，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为了逃避黑夜，我学会了读大部大部的书，或想一些荒诞离谱的事。这两件事都像时间一样，可以无穷无尽，所以很可能将终生伴着我。因为一个天生的恐惧而得到了两个终身伴侣，这应该说命运待我不错。我从来不相信“我们可以得到的更多”或“汗水连接着鲜花和掌声”的说法，这不过是美好的说教而已。当你活过30或40岁时，你很容易就发现，我们失去的远远要比得到的多的多。而且失去的总是珍贵无比的，得到只是谁都有的；即使有些稀罕的，宝贵的，你也不会因此而感到什么，因为它们极可能在刹那间变成人家的“宝贵”，给你撂下一大堆羞怒什么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在进行和发生的。我深悉生活的这个秘密，所以从来不敢奢望，所以任何一点点收获都令我满足、感动。夜色开始降临，我对自己说：你不要咒骂黑夜给你带来了恐惧，而要想到是恐惧给你提供了读书和幻想的自由和快乐。是的，要没这恐惧，谁知道我的夜晚会过得多么无聊或腐败。想到我这辈子的夜晚都将在舒适的沙发中宁静地度过，我就感到满足——心中盈满感动。

    读书和幻想，相比之下，后者似乎要比前者更让我喜欢一些，因为有些书常常使我茫然若失，甚至恼羞成怒。有些书读着读着你就感到自己不是在学习、在享受，而是在受惩罚。所谓“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现在感想起来似乎有点茫然。十年前，我们说诗人太多了——每一条弄堂里都能喊出一两个诗人来，而现在的情况无疑更糟了——每一条弄堂里都能拉出一两个抱着自己著作的人，他们的作品像地摊上的廉价时装一样充塞在各个书店书亭中，不知羞耻地和卡夫卡们的作品摆在一个书架上，甚至野蛮地把卡夫卡们的作品挤出了我们视线。

    这是对我们的惩罚，我感到惶恐。

    为了让这种惩罚尽量从我生活中消失，我不得不减少去书店的次数。当身上有些意外收入又空闲时，逛逛书店原本是我们这号人不多的一大乐处，甚至为一种期待。但现在却被众多“弄堂作家”的“等身之作”——它们总像蝗虫一样，有了一，就有二，就有三——剥夺了。说真的，我现在确实很少去书店买书，大部分书都是通过书讯邮购的。有时迫不得已去了书店，心情再也不是过去那么轻松、甜蜜，而是有种神经质的紧张、不安，好像不是在逛书店，而是在逛妓院，准备满足私欲的同时，也准备被人愚弄、嘲笑。有一次，我去一家著名的书店买奥康纳的一本书。营业员说没有这本书——当然，这样的书她们总是会说“没有”、“没有”。我自己在几个书架上找了找，也没见着，就出了门。这时间，我的不长眼的背脊刚好和一个捧了十几本书的中学生模样的少女发生了碰撞，结果将她怀中的书全打落在地。我一边连连道歉，一边急忙俯首将地上的书一本本拾起：《爱情小鸟》、《神秘杀手》、《皇宫谜案》、《贵夫人》、《金屋银娇》、《有了快感你就喊》等。

    当我将这些书码好，归还给少女时，我心里在想：这些书能给她带来什么？是谁让她喜欢这些书的？写这些书的人啊，你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书……

    随着这类书在大街上越炒越红，越来越泛滥之时，我固执地告诫自己：决不让这些书进入我家。不是说我求高雅，而是我怕腐烂。你知道，我们要想在卡夫卡们的书籍中感受到快乐、迷恋是很难的，就像你要在小提琴的琴声中感受到快乐一样，非得需要你耸肩缩脖地拉扯几年才行。但要在这些书中感觉快乐却是很容易的，就像拉屎和做爱让你快乐一样，是一种本能的使然。一个人的快乐如果全是通过满足本能来达到的——没有其他品种，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低级的，甚至是腐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值得称道之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抵制本能诱惑的过程。只有不断抵制本能的使然，你才会有其他的、很可能是有益的迷恋。人活一世，总是因为有所迷恋。只有有了有益的迷恋，你才可能获得称道。我深知，那些写满本能和快乐的书是一剂醉人的药，一旦沾染，就会迷醉不能自拔，所以我坚强地抵制着它们的侵略、诱惑。凶杀、色情、神奇、秘闻、荒诞不经、大富大贵……我对自己说，写这些书的人都已糜烂，他们写这些书的目的也正是希望我们与他们一道糜烂。不不，不能靠近，不能上当，我要远离，远离！

    在一道道警铃声中，我的书桌上很长时间内都保持住了应有的尊严和凛然。

    但是，说真的，这些年写这些书的人实在太多，朋友、同学、老师、战友、亲戚，似乎谁都在写这样的书。我不知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些书——挣钱还是扬名？但我知道，他们一旦把书出版后，有的是炫耀，有的是想多一双读他们作品的眼，有的是出于情谊或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总是以各自想法、各种方式将“大作”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纷纷向我的陋室挤来。我坚强地固守着自己的誓言：不让这些书占领我家，所以只好以各种想法、各种方式，将纷纷“大作”纷纷丢弃——来一本丢一本，一边丢一边对书作者的诚意好心地道一声“对不起”。

    这确实很不好，很对不起人。

    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人常有这种尴尬，这种逼迫；你迫得我无奈，我也只好这般了。

    天上有颗星，地上有个人。

    再说另一天下午，也是天渐渐暗下来时，我去朋友家看片子，经过文化公园时，感觉像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空气中弥漫浓郁的花香，路两边彩旗猎猎，一个个五颜六色的氢气球像一个个优美的念头浮在空中，微微而动，仿佛在呼吸、长大。开始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以为是在拍什么广告，后来还是花香和季节提醒了我：是文化公园在举办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展。文化公园的迎春花展素来是很有名的，办得很有气魄，也很有特点，常常把方圆几百里的人都吸引来看，其中我母亲总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母亲很少进城，她腿脚不灵，怕上街，也怕花钱。但为了看文化公园的花展，她又似乎什么也不怕，就是在病榻躺着也要硬撑来走一趟。我母亲从前在地主家当过几年保姆兼花工，想不到这段历史把她跟花草粘上了，老了一心一意养花种草，把家里弄得跟花园似的。这些年，母亲年年都来看文化公园的花展。这天晚上，我回家后，就把房间打扫了遍，准备母亲随时到来。

    果然，第二天下午，我母亲牵着我侄女的手，敲开了我家的门。

    第二天上午，我陪母亲去看花展，出门前，我把昨晚看了几页就知晓要丢的一本书：一本簇新的不忍丢弃的书，顺便带出门，丢入了垃圾桶。母亲见了，非常生气地训斥我：“你这人读书读呆了，怎么把一本好端端的书丢了？你不怕瞎了眼！”

    母亲虽无知少识，却十分崇尚知识，崇尚得近乎迷信。小时候，她经常告诫我们：不能拿有字的纸张当草纸擦屁股，否则就会瞎眼。多少年来，我确实这样做了。只是我觉得这些书的本质便是垃圾（文字垃圾），把它们当垃圾扔掉——不是当草纸擦屁股——实属理所当然，所以对母亲的指责满不在乎，甚至当母亲将书从垃圾桶里拣起，强迫我保存时，我仍是坚定地将它扔回垃圾桶，并且吐了一口痰，断了母亲保留之念。

    母亲气愤地指点着我骂：“你要遭报应的！”

    我为母亲无知的善心感到好笑。

    但怪异的是，看完花展回来，我见家里掀的掀，烂的烂，一屋子狼藉。开始以为是遭劫了，几处一查，见该劫的都没劫，只是我的宠物——一条黑白斑驳的牧羊犬不见了。不见也不是被劫，而是——后来发现——是死在了卫生间，吐了一身泡沫，像是被泡沫淹死的。看来，盗贼是确实没来，所有“恶迹”都是这可怜的狗在垂死挣扎时创下的。

    可是好端端的狗怎么转眼就死了？

    母亲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是报应！”

    虽是无稽之谈，但心有余悸，弃书之手从此就发软了。

    谁也不敢跟神秘的看不见的世界较真，何况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狗的猝死，母亲的迷信——转眼就变成是我的，成了那些书杀破我誓言的刀口，从此那些书开始慢慢在我家里聚集起来，就像蚊蝇日日聚集于一个虔诚的僧侣室内一样。僧侣收养蚊蝇是因为慈悲，我收存这些书是因为疑惧，是胆怯。狗的猝死，母亲的预言，使我变得懦弱无力，变得像只惊弓之鸟。你不得不承认，那些书是了不起的，它们不但像云雨滋生蘑菇一样容易又多，而且还拥有各式各样的理由和力量，甚至不乏神秘的理由和力量，杀伤你，占领你。“弃书之手”变得发软，是它们占领我的开始，我就像被命运击败一样，神秘又荒唐地被它们击败了。

    现在，我家里充满了这些书。这些书陪着我吃饭、睡觉、思想、苦恼、欢乐，就像卡夫卡们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书有90%是不值得读的，有的乌七八糟——牛鬼蛇神，荒诞不经；有的粗制滥造——东剽西窃，东拼西凑；有的不痛不痒——像具死尸；有的誉词满天——像失败的广告。要说我绝不该去碰这些书，但书在身边，从头到脚都是，有时出于无聊或好奇或其他原因，偶尔翻阅一下，实乃难免。何况我是一条惧怕黑夜、要以书来驱赶黑夜的胆小怕事的书虫。墨香阵阵，黑夜漫长，我时常不由自主地翻开一书，呼哧呼哧地啃将起来，而结果总是厌恶或害怕地逃窜出来。

    一册书读得让人害怕或厌恶，这该说是著书者最大的悲哀。但要我说，这更是读者的悲哀。这种悲哀并不局限于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由于经常读到一些使我厌恶或气愤或害怕的书，现在我竟然变得对每一册新书都有种莫名的、神经质的惧怕，只怕翻开一阅，又是一册坏我心绪的糟书。谁都晓得，好书糟书，表面上你是识不破的，只有通过品读才能知晓，才能分清。如果读书的过程被弄得像个法官一样紧张、谨慎，那读书又有甚乐处？换句话说，如果为读到一册好书必须忍受几册糟书的捉弄，读书又有什么意思？当你干一件事所得的快乐还没有不快多时，或者快乐和不快是一样的，那你还会不会去干这事？很可能就不干了。

    是的，我就是这样对书慢慢地惧怕了，疏远了，甚至仇恨了。

    我原来是因为惧怕黑夜才迷恋上书的，读书是我命定的一种生存方式，逃避苦难的方式，想不到书又让我生出一大恐惧——对书的恐惧！

    读书，读书，最后读到这般地步，真是够可怜可悲的。

    黑夜漫漫，我陷入了胡思乱想中。我曾经有读书和幻想这“二手”驱走黑夜的招术，但现在似乎只剩下幻想这一独招了。想到我这辈子只能在空洞的幻想中度过，我就感到手脚发凉。一个只能幻想的人，不就成了废物？从这个意义说，我有理由恶骂那些从各条胡同、弄堂走出来的“作家们”。但我胆小怕事的秉性又让我不敢张口破骂，我只有默默的可惜和一连串含糊的喃喃声：“人生苦短，要读的书那么多，没想到不该读的书也是那么多；那些书使我对书产生了惧怕；那些书伤害了我，谁敢说就没有伤害你？嗬，可恶可恶……”

    1997年5月28日

    当兵六说

    开场白

    查阅了几个版本的《词典》、《辞源》，都没见到“当兵”的词条或词组，细细一想，这当兵的说法实是个俗称。虽说“当兵”之说法俗而不雅，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其约定俗成的意思是明白的，准确的，不言而喻的，独一无二的。

    古人把当兵称为“从军”，或者“从戎”。《史记》第114节《东越传》中记：（刘福）旧从军无功，以宗室故侯。汉书《注表》中记：人为卒，从戎也。今天，我们称当兵书面语一般为“参军”或“入伍”，但交谈中使用率最高的还是“当兵”。再说“兵”字，在古汉语中兵的本意是指兵器，引申后才有“士卒”之意。有趣的是，在当士卒之意时，“兵”和“丁”两个字常是互用的，连动的，有点不分彼此的亲热劲。而丁字的本意是指黎民百姓中的成年、壮年男人，古代书中常有“丁力”、“丁夫”、“丁奴”、“丁匠”、“成丁”、“壮丁”等之说。如此说来，当兵似乎是男人的事，起码是在古时候。现在当然不是了。不过，现在人似乎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总是一边看着《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边也在看《战争让女人走开》这样的影视或书籍。这就是复杂，就是现今人和古代人的不同。

    史上第一女兵

    让世纪向后翻上一个又大半个跟斗，就到了距离今天一千六七百年前的魏晋南北朝，有个大名鼎鼎的人，同样在张罗着从军的事。因其生着女儿身，无缘“从戎”，不得已，只好乔装成“丁”。此人便是花木兰，有诗赋为证：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军中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虽是诗赋，却也是史实，中国的文史素来是不分彼和此的，纠缠在一起，想分都分不开，分不清。在翻遍了手头文史典籍后，我突发奇想，觉得花木兰着实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考的女兵。有了第一个女兵之说后，又突发奢望，想知道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男兵。考查无果，便请教高人。高人深感这问题之无聊和艰深，难以作出正面的回答，只是像诗人一样闪烁其词地说：地上有的第一个男人就是他自己的兵。

    这话说得玄，但我还是有所心得，想，这当兵的历史是跟人类一样古老悠久的。

    天下第一耻辱

    花木兰是女儿身当了男儿兵，纺织女顶了万夫勇，传为世人美谈。到了南宋初时，有个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同代人，身为七尺男儿，受着高官厚禄的恩泽，干出来的事却是孺幼不如，为人不齿。此人便是奸臣秦桧。在我家乡西湖岸边，秦桧至今还跪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岳飞面前，为纷至沓来的后人游客深恶痛绝。

    尽管秦桧之耻辱示众了七百余年，但不乏后继者。远的不说，就说一个近的，是我身边人，其孙子做过我三年同学。他有名有姓，却一向被人唤作“狗崽子”，因的是他爷爷曾替日本佬当过伪军头目，官至团长，是当时我们老家县上第一号威风人物，跨下骑的是日本大洋马，腰间别的是十三响手枪，屁股后头挂的是日本大洋刀，反正一身内外都是日货。听父亲说，日本佬投降后，伪团长是第一个被拉到富春江边，当着几万民众的面被枪毙的。执刑的人走后，无人敢收尸，围观的民众纷纷上去朝尸体吐痰呸沫，几天里肮脏的口水把伪团长泼得跟一只溺死的落汤鸡似的。有道是：卖国求荣，苟且偷安，乃奇耻大辱，属天字一号！兵当到这份上，自是无耻至极。其实，我们家乡距离西湖仅36公里，秦桧跪岳飞之塑像历时已久，想必伪团长不会没见过。见过了还要仿效，就更是无耻又无耻的啦。

    父亲的故事

    说说父亲的故事有意思。

    父亲今年75岁，解放前一直靠在富春江的支流大源溪上撑竹排为生。六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戴眼镜的人找到我爷爷，说有个病人，得了急病，要连夜送去东梓关看病。东梓关是富春江边的一个小镇，镇小名大，是因镇上有一个高人，姓张，会徒手接骨头，用现今的话说，是著名的骨科医生。那时没有公路，只能走水路，沿富春江逆流而上。爷爷和父亲把船划到我们镇上码头，上来四个人，一人躺在担架上，裹在棉被里，看不见人样，只听得见不断的呻吟声。另外两个人是抬担架的，还有一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待他们上船后，父亲发现抬担架的两个人衣服里面的裤带上都别着驳壳枪，15岁的父亲又惊又喜，变了法子地跟他们套近乎。船到东梓关后，客人要求父亲随他们上岸，说是帮忙，实在是怕船失信走了。几个小时后，船又载着四人往回走，担架上的人已经减了痛苦，开始跟人拉瓜，并动员爷爷叫父亲“跟他们走”。起初爷爷是同意了的，所以船到目的地，父亲便抱着两件衣服别了爷爷，随他们上了岸。但走不出百米远，爷爷又追上去，把父亲留下了。爷爷说，孩子还小，等他养两年再送给部队。两年后，父亲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了。解放后，有天父亲去县上看公审大会，大会开始后，主持人说下面请赵县长宣读审判书，出来的人就是那个戴眼镜的人。父亲后来经常说，那天他要跟他们走了，当的就是新四军。

    再说，回头一年，即1948年，父亲已经娶妻生子，对扛枪打仗的事已断了兴头。然而一天夜里，他被镇上李保长下头的几支枪押着去了镇上，扒了衣服，穿上一套黄不拉几的制服，连夜被送进杭州城，塞上了一辆不知去向的火车。下了火车又行军，行了军又坐船。在船上，父亲看见一船船的伤兵跟他擦肩而过，还有火炮不时在水里炸响。炮弹响一下，船上乱一回，混乱中父亲看有人偷偷下了船，没在水中不见了，便也跟着下了水，直到天黑才上岸。不用说，这就是抓壮丁，是国军逃走台湾前干得最热乎的事。父亲说，仅解放前一两年里，村上被抓壮丁去当国民党兵的有四十几人，几乎村上多数人家的青壮年都被抓过，有的被抓过两三次。这些人多半像父亲一样，以各自的方式开了小差。征兵征到这地步，军队的战斗力也就可想而知，这样的军队，别说八百万，纵然八千万照样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的。

    父亲说，没有当上新四军是他人生的一大遗憾，但能及时无恙地从国民党军队里溜号出来也算有幸，否则他这辈子不是白死了，就是白活了。

    中华儿女多奇志

    小时候我最崇拜一个人：海霞。海霞是何许人？海岛女民兵。要说海霞是个虚拟的文艺人物，出自任斌武写的小说《海岛女民兵》，走红于吴海燕演的电影《海霞》。这出电影在我小时候是放了又放的，然后又被地方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改编成各种剧目，以形形色色的面貌登上了各种舞台，结果引得所有适龄女青年都以海霞为偶像，竞相争当。就这样，虚变成了实，一个变成了无数个，包括长我八岁的姐，也穿戴得跟海霞一样当了女民兵，在家里面我们都叫她海霞。出了门，因为海霞太多，为了区别，被冠以一个个定语，叫某某家的海霞。当时差不多年龄的姑娘，稍为出挑一点的，都被人这么喊。被这么喊是一种承认，是一种光荣，更是一种责任，每天到了晚上，姐总是把两根辫子扎得硬硬的，然后扎一根皮腰带出门去操场上参加军训，要很久才回来。白天上班，夜里训练，或者四处警戒、巡逻，这就是当时一个民兵的形象。现代汉语词典对“民兵”一词是这样解释的：

    一种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也称这种组织的成员。

    当时我们村里的组织叫民兵大队，下属三个民兵连，其中一个是女民兵连，我姐当过副连长，主管夜间巡逻事宜。对当时活跃在祖国大地上的千千万万个女民兵，伟大领袖毛泽东曾赋诗一首：

    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妆爱武装

    我当兵后，曾在军队内部刊物上看过一则报道，是个美国记者写的，说的是中国除了常规的海陆空三军外，还有一支庞大的民兵队伍，人数过三亿。对这个数字，我们的军事教员在课堂上严正指出：肯定是少了！

    美好的事情

    1981年，我参加高考，考了个全班第三。那时候是先有成绩再填志愿，填志愿是临门一脚，很关键。为此，父亲专门往县上跑了一趟，找人请教，回来就铁定地叫我填“解放军工程学院”（现更名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那时候我国南方还有些枪声（中越之战），母亲因此不同意，怕我去了前线有个三长两短。父亲火了，说牺牲了也是烈士，光荣的！我就这样当了兵。在上学期间，我享受的是义务兵待遇，吃穿不要钱，每个月还发津贴，家里同样享受军属待遇，大门口张着“光荣之家”的金字，过年过节政府还上家里慰问，发一些鸡鸭鱼肉和年画什么的。父亲说，又上学又当兵，一文一武，学问和光荣两头都赚了，世上哪有这么美好的事。到军校后，我的光荣感也达到极限，因为我发现有一半同学高考成绩都超过我几十分，我是高攀了。父亲知情后，又强调说这是“美好的事情”。如果人生可以重新来一次，我可能会修改掉其中的不少内容，但当兵的形式是不会修改的，因为我父亲坚定认为他为我做的这个选择是英明的。

    四年前，我转业到地方工作，但还是一名军官，有部队有职务的，具体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第17师三团政治处主任，中校军衔。《兵役法》明确指出：

    预备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部分之一，每一个预备役军人都有义务保家卫国，随时听从部队召唤。

    参加“UN”

    1993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一封发自柬埔寨金边的信，信封的右下角有明显的“UN”字母。这个“UN”标记总觉得很眼熟，一时却又想不起是什么，阅了信才知道，这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标记。信是时任成都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王爰飞寄来的，他当时的身份是联合国驻柬埔寨军事观察家。中国军人代表联合国赴他国执行维和任务，这是第一次。参与此项任务的有46名专业军事人员，履行的是军事观察家之职，同时还有一支由300多名官兵组成的工兵营部队，主要执行诸如扫排雷等任务，消除战后隐患。部队于1993年初赴任，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完成任务出色，得到了联合国和世界各大国的首肯。当个“UN”的兵，自然是新鲜的事，更是荣幸的事。这荣幸属于个人，更属于国家。

    名人的标准

    浙江档案馆拟建一个浙江名人馆，当地一家报纸出于配合，发起一个名人标准的大讨论：什么样的人能称之为名人？你眼中的名人是什么标准？等等，一大堆问题发到我邮箱，要我书面回答。我坚辞，记者坚决不同意，上升到不作答就要把过去的友谊一笔勾销的高度。

    于是，只好捏着鼻子说，一边说一边想到了一些事。

    诚然，现在来谈名人标准是尴尬的，有人说去年国内最大的名人是凤姐，芙蓉姐的知名度也依然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这是个喧嚣的时代，鱼龙混杂，传统的伦理道德、是非标准和审美态度，遭遇了也许是空前的挑战和侵蚀，人们内心因之而产生的混乱可能也是空前的。我个人并不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我总的说是个偏笨、偏静的人，这种喧嚣让我有点失措、茫然。同时我也相信，这是我们社会往前走必然要经历的，风和雨、云和日总是共生的，你可以不喜欢它，但必须接受。

    时代在变。谢有顺在一次文学座谈会上谈到，这个时代重变道，人们心里有太多破坏的欲望，而少了坚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他认为——我也一直这么认为——人类的精神应该是有常道的，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一样，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对友爱、仁慈、责任、善良、孝道等品质的向往和传承是不能变的，变了人世就会失去基本的坐标和底线，乱了套，就像航船失去了罗盘，蝙蝠切除了声纳，堪堪有舟覆人亡，直撞南墙之虞。没有常道的人生，我们无法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又如何会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地崇尚变道，变来变去，变天变地，把人世变得黑白不分、云泥无别、真假难辨，我又如何去与一只绿头苍蝇作区分呢？

    时下，各地都在搞什么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类事，搭名人的台可能是最省事的。于是古代当代，各式各样的名人堂应运而生。罗列名人的标准主要是“有名”，为什么“名”是次要的，潘金莲、汪精卫、李莲英，等等，等等，都榜上有名，甚至堂皇地建了祠牌。这就偏离了常道，是见利忘义了。我觉得，我们推举名人还是应该遵守常道，张扬那些对时代文明进步、对他人的健康幸福做出卓越成绩和贡献的人，张扬他们在传播友爱和责任人生、理想人生的过程中所拥有的崇高美好的精神。这个时代过分重视金钱和成功者的魅力，其实失败者也有失败者的魅力。远的不说，就说我的同行史铁生，据说他的作品现在市场宽容度很小，只有万把册的销量，在市场面前他可以说是个失败者。但我喜欢他，我像读经书一样的读他的每一篇新作，他的思索，他文字的魅力，给我的滋养，远在那些“成功者”之上。

    以我看，以成败论英雄已经是一个错，现在人爱以金钱的多少来论成败，就是错上加错了。

    2010年7月28日

    谁能笑到最后

    曾听一位青年朋友聊及一件网络上的小事。这位青年身材十分好，身高一米八二，体重七十五公斤，宽肩窄臀，典型的“倒三角”，美男子。一次论坛上有人问起他仪表，他实话实说，结果疑者有之，骂者有之。他不作辩解，那些人自当他心虚，赠他一个“火车推手”的绰号，就是吹牛大王的意思。从此，他常被人围攻、嘲笑、谩骂。后来他换了马甲，发帖说自己只有一米六○，自嘲为武大郎，之前攻击他的人纷纷变作慈眉善目之敦友，旁征博引地安慰他，鼓励他，仿佛他离拿破仑只剩一步之遥。

    这事微小，一点日常的谈资而已，但那天不知为何，却令我生出感慨。我的新作《风语》在《人民文学》连载时，李敬泽在卷首语中写到：长期以来，文学力图回到人，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不由自主地简化和贬低了人，我们不惮于想象人的弱，却不敢想象人的强。何止是文学，我们如此之民生源远流长。战国末期，魏臣须贾嫉妒同僚范雎的雄才大略，诬告他暗通齐国，权相魏齐不由范氏分辨，揍他个半死，丢在厕所里，与蛆蝇同居。范雎不甘，九死一生潜逃到秦国，以“远交近攻”之策赢得秦王赏识，一路做到丞相。不久，强秦伐魏，势在必然，须贾衔命出访秦国求和。范雎着一身破衣，沦在街头，与之相见，谎称在秦状如丧家犬，流浪为生，牛马不如。须贾见他落魄至此，衣不裹体，寒风中瑟瑟发抖，动起恻隐心，买一件茧绸大褂相赠，还请他饱食一餐。范雎由此饶了他性命。

    同是须贾，判同两人，前者因嫉妒行恶，后者因同情行善。类似人事在我国史海里不胜枚举，在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于是，伪装的谦卑者大行其道，只因国人大有“难容人之强，擅纳人之弱”之德行。有人称，须贾赠衣送饭说明其内心有善良的一面——范雎因此饶他小命一条，或许也是这么想的。但在我看，此善乃伪善，是见人落魄后的得意派生的乐善好施，说到底是“见不得人好”的反面反映。你优秀时被他当做威胁铲除，你寥落时才争得他一点怜悯施舍。要我说来，这种同情比落井下石还龌龊，它有欺骗性，具有更隐秘的杀伤力。有时候落井下石确实卑鄙可恶，但至少贯彻始终，不为所动，有种深思熟虑之后的理性坚持；但扳强扶弱，表面上看起来有平衡利益的作用，其实是赤裸裸的权术，其本质和欺善怕恶如出一辙，可恶至极。

    须贾是古人，然今天哪个单位没有一两个须贾？因为时时处处有须贾，国人勤学苦练“以弱当强”之功，自以为深谙“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生存之道，实际上却生生地将谦逊和涵养曲解成了韬晦和示弱。于是，厚黑学大行其道，踏实严谨被人嘲笑，以平庸为优秀，把圆滑当杰出。于是，我们常常放弃高度，取消难度，同时我们尊严的底线被不断放低，尊严的形象被屡屡模糊。可笑的是，今时今日，学校总在呼吁，家长总在盼望，孩子要做阳光少年，可是请问阳光在哪里？谁给他们阳光？我们血脉里缺少阳光，我们名弱不名强，强了也要装弱。人怕出名猪怕壮、风吹墙头草、高处不胜寒、退一步海阔天空、树大招风、屋大藏鬼……我们有各种理论奉劝你不要争强好胜，要急流勇退，要见好就收，要敢于装，勇于哭，哭了就有奶吃。

    所以，在我们这个以示弱为砖墙建造的大厦里，这个以虚伪为细胞组成的社会中，你若问我谁能笑到最后，我说一定是会哭的人，会装的人。好了，现在你可以哭了，你哭其实是为了笑。

    2011年2月12日

    幸福就在我们身后

    我养过两只狗。

    一只是朋友送的黑背德牧，系出名门，血统高贵，仪表不凡。品种的因袭分量和朋友的一片情谊，使我不敢轻忽怠慢，顿顿都以上好的骨肉款待，有时还喂羊汤、牛奶。如此悉心维护，犹恐失其身份、屈其美好。日宠夜呵下来，渐渐的，它除了精肉细骨一概不食，包括龙骨和猪皮。到后来，甚至连超市买来的高价狗粮它都懒得睇一眼，给我感觉，它一时自珍为娇生惯养的千金，一时像足了崖岸自高的贵胄，一时摆弄成满腔愁郁的怨妇。以至于不论怎么着紧它，我都分明能从它慵懒冷漠的眼神里，看到它深彻的不满和沉沉的怨气。

    另外一只，是自发跟我回家的流浪土狗。那时我在部队，家里不开伙，吃食堂。条件差，只能粗生陋养，想起了给他从食堂带点剩菜剩饭，想不起就任他自生自灭。日子长了，我发现，我慢待的其实不是贱种卑物，不是杂草闲花，而是“朋友”。这朋友，需要的仅仅是一碗粗粝的糙米饭，掺上一点点碎菜和残汤，若哪天加上一段排骨或一只鱼头，就能叫它乐得心头开花，尾巴都能笑出声。它皮肤有病，生相丑陋，我平常懒得理它，可它从不计较，一看到我，总是神采奕奕，欢欢喜喜围着我转；一见我要走，总是恋恋不舍，送我一程又一程。

    两只狗，前者是官家小姐多怨怼，身在福中不知福；后者是残羹冷炙漫销魂，知音见采唱阳春。说白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粗茶淡饭出滋味，穷奢极欲总空虚。

    联想到自己，外人看来可能觉得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在这个光鲜形象之后，我却时常感到乏力沮丧。因为这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离的，物质过分泛滥臃肿，过分强大，情感过于复杂纠结，过于虚假，真相在习惯性被歪曲、掩盖，公理和常识在逃之夭夭，恍然间一切都像被物质这团势不可挡的大雪球滚了进去，裹成良莠间杂的一大团脏。而这样的脏雪球，在这个季节里，满山遍野都是，动辄就能引发几场极具摧毁力的大雪崩。

    我时常想，我们至深的需要其实很最简单，冬天有阳光，夏日有轻风，粗茶淡饭，容膝小斋。但总有人，太多的人，带动更多的人，喜欢把生活搞得花团锦簇，冬日渴望骄阳似火，夏天奢求西伯利亚的寒风，渴了要琼浆玉液，饿了要珍馐百种，而且想到做到，决不姑息迁就。人们学会了极端地展览生存，极端地催肥生活，极端地优待皮囊。殊不知，这是极端地遗忘了幸福之根不系于身体，而是系于身体里的一个特殊器官，一个独立于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和感官系统之外的部件——灵魂。它是如此一尘不染，可又是如此易惹尘埃！于是常常出现这种可笑的现象：—边是极端地享受，—边是极端地痛苦。我的德牧就是这样，在高规格的款待中学会了痛苦，而那只丑陋土狗在剩饭剩菜里尝到了甜蜜，尝到了主人的温情和爱，并感念在心，知恩图报。

    人自然是比狗高等，我们读书，我们思考，我们感悟，但我们有些感悟却并不如一只狗的情感自觉。其实，很多感悟并不需要我们主动去感去悟，而只要照搬套用即可，比如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先哲早给我们立下公式，留下警言。有个说法，叫“过犹不及”，有个成语，叫“欲壑难填”。确实，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多米诺骨牌，动一牵百，一生二，二生三，有始无终。可静下来想，你不难发现，很多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复杂、脆弱，复杂叫你惘然，脆弱叫你惶然。

    当代人精于图谋，却疏于思考，很多问题我们是不问的，因为生活节奏太快，没时间去问。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往前冲，以为前面有很多好东西在等着我们，其实很多好东西是在我们身后：家在我们身后，老朋友在我们身后，美好单纯的友情在我们身后。印度有句谚语说的好：请慢点走，等一等身后的灵魂。所以，我总告诫自己，要经常停下来，想一想灵魂在哪里，可别把它丢了。灵魂丢了，空了，我们能拿消化系统去感受温暖，能拿神经系统去感受幸福吗？

    2010年7月19日

    去罗马的路只有一条

    这些年，我很在意整理身边的物件，譬如时刻保持鞋架的整洁或是书架的井然。我无洁癖，也不是没事找事，而是刻意为之。因为，深知成功之难，挫折时时躲在镜子的死角或侧翼。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细节，善待它，就能成为阳光或氧气滋润自己，让心沉下来、慢下来、静下来，令自己保有一颗恒心，让坚持成为一种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去坚持做一件事。

    亚里士多德说过：是我们的习惯造就了我们。卓越不是一次行为，而是一种习惯。是的，只有当坚持变成习惯时，坚持才能成为潜行，成为寻常，成为自然而然，从而才可能被喝彩、祝福。

    很多人说过，我也这么看的：做什么事天分很要紧，但光靠天分是做不成事的。天分是飘忽在云端的锦彩，闪耀在水面的流光，虽然能够感觉，但并不真正被你攥在手中，踩踏在脚下。它像你呼出或吸入的气，是你的，又不是你的。它比淡扫的蛾眉更纤细，比新人的目光更敏感。它急促而瘦弱，消耗或闲置是摧毁的前奏，寒冷落寞无言。当你蓦然想起它时，也许早已随着时光流走，如同女人美丽的睫毛，秋蝉声中，含不住任何一滴眼泪。

    记住，当你发现某种天分，请盯紧它，如同盯紧你的生命，然后朝着它来的方向寻去，以疯狂的坚持，歇斯底里的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直到它逃无可逃，撞进你的怀里。你不必惮于进度缓慢，亦不必惮于走向极端。当我们的目光一丝不动，当肌肤古铜，背影沉重，当我们的宿命干净，请相信，这一切并非苦吟，而是“未到江南先一笑”。

    何为坚持？两个字：一个“勤”，一个“忍”。

    说起勤字，或许首先让人想到“勤能补拙”这个质朴又带点儿褒奖意味的成语。我要说，这是一个谎言。勤是补天的，不是补拙的。让勤去补拙，无异于哪壶不开提哪壶，让自己谋杀自己。我不敢想象，倘若让陈景润辛勤补拙去绿茵场上踢足球，博尔特去编电脑编程，吴清源去研究天文，克林顿去救死扶伤……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么一番模样。人倘不能循天分而动，越是坚持，是越发自我为难，自我损耗，最后即便成功也是范进中举式的成功。而我们的教育制度偏偏倡导“勤能补拙”，追求“全面发展”，学中医的英文不好不能毕业，工程师记不清主义不能深造，学艺术的要追问牛顿定理。呜呼哀哉矣！全面其实是最大的片面。字典燃烧，哲理哭泣，唯有愚蠢和狡黠在黑暗中笑得开怀。我以为，天道酬勤，是天在先，这里的“天”字，既代表青天，也意味个人的天分。人人都有自己的天分，把事业种在自己天分的土壤上，做自己擅长做的事，辅以勤劳，辛勤浇灌它，有天助，有地助，有自己助，风顺雨来，雨过天晴，埋下的种子在默默微笑。

    再说“忍”字。人天生最怕忍字，卡夫卡说过：人类因为没有忍耐心才被逐出天堂，因为没有忍耐心，所以又永远无法返回天堂。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草，软弱、渺小流淌在我们心液里、骨子里，渴了要喝水，饥了要进食，冷了要加衣取暖，热了要制冷降温。这么娇气软小的生命，怎么受得了天天在忍字中煎熬？在忍耐中坚持，犹如热锅上蚂蚁，只想逃生，是做不了事的。但没有一个读书人会把天天掌灯读书当罪受，正如没哪位晨跑者会为天天早起而苦，因为习惯使然。习惯既是生活方式，也是内容，在习惯中做事，像风消失在风中，是天人合一的意味，大道无痕的感觉。所以，要把“忍”字写好，最好的办法是养成习惯，让习惯去把这个字抹掉。

    人生苦短，路途却漫漫长长，沿途风大波恶，机遇与挑战并肩，诱惑与陷阱同生，你要自卑，更要自信；你要知彼，更要知己；你要辛勤劳动，更要循天分而动。天分是天意，要为天意去执着，不要让勤去补拙。通往罗马的大路只有一条，多一条都是歧途。

    2012年8月13日

    1此文是在第三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的发言。

    22008年，《风声》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这是获奖感言。

    32011年8月29日讲于北京现代文学馆，2012年5月21日根据速记整理。时隔295日，与老父却是阴阳两隔，恍若隔世，心有余悸。

    42008年3月19日，本人应林建法和王尧二兄邀请，赴苏州大学文学院“小说家讲堂”与年轻学子作了题为《作家·博尔赫斯·军事特情小说》的交流，全文共三部分，此为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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