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跟文学一样古老又现代的话题。这个话题很大，看上去简单，实际上深奥，像一道地平线，我肯定无法“解密”它——我准备“暗算”它。我要说的不过是在困惑中的一些思考，目的是抛砖引玉。
我首先“抛”出的是我儿子。
我儿子今年10岁，前年夏天，他想学骑单车，我觉得太早，没同意。但他母亲悄悄地违抗了我，等我知道时已经没有指责的权力了，因为他已经学会了。第一次看儿子骑着自行车在偌大的操场上转来转去，心里还是有些激动。但短暂的激动后，更多的是紧张，我发现儿子骑车的速度非常之快——实际时速可能在10公里左右，但我的心理时速已经超过了一百公里，急得我一边追着一边大喊大叫：慢！儿子，骑慢一点！但儿子还是骑得飞快。他慢不下来，一慢下来就摔倒了。这似乎很难理解，但事实就是这样，慢比快还要难，还要花功夫，还要有技术。骑车是这样，写作可能也是一样。
然而，慢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发神经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至今还在用一部1998年买的诺基亚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人见人说，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夸奖和嘲笑——这些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在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一部手机还要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在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新的速度是够快的，有句话一度很响亮：创新像一条疯狗，追得我们满街乱跑。奔跑中，我们留下了速度，却使文学丢失了许多可贵的品质，比如真实，比如美，比如善；同时也让有些作家失去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心态，比如耐心，比如坚守，比如安静。前不久，我看到云南的一位我敬佩的作家在报纸上说，他的写作不过那种加盐的写作，是在最基础的层面进行思考、写作。这也让我想起去年我读到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如今已经身居要位，指名道姓出来也许有媚俗之嫌，鉴于此，请许可我用X、Y替代。X写了一篇叫《Y》的小说，我认为那是一部超常“慢”的小说，慢慢地开始，慢慢地推进，慢慢地结束。它放弃了速度，把一段历史，一个地方，一门家族，一些新老事情，事的是是非非，情的恩恩爱爱、悲悲楚楚，都摆放在午后的茶桌上，以一种午后阳光移动的速度慢慢写来，娓娓道来，前因后果，起承转合，曲里拐弯，里应外合，尽量将变迁的人和事、情和理、形和状、意和义，苍茫的外部和深邃的内部，说透说圆，圆得没有了线条和角度，透得像在玻璃的另一边。我曾经想用两个晚上把它读完，但二十天后它还没有撤离我的床头。这是所有慢小说的特点，阅读成了一种考验。当然，如果没有诱惑，也就没有了考验。换言之，一方面是它的“慢”在考验我，同时也在诱惑我，它身上有太多的肌肉和重量，它行动迟缓而笨拙，但是柔软的、温暖的。这也是文学应有的感觉，一种让人舒缓、慵懒的感觉，一种让人身体慢下来又化开来的感觉。
客观地说，这小说写法非常老套，具有深郁的中国特色，谋篇布局，风格味道，大有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的精髓。让我惊讶的是小说给我的第一感觉却不是这样，不是“返古”，而是“创新”：一种崭新的姿态，一种久违的陌生感。这使我不禁想到：创新也许不是一味地标新立异，有时候也许是“守旧”，是回归，是后退。《Y》这篇小说所以让我感到“新”，就在于它所传递出来的精神气息，和这个时代的很多写作都不尽相同，它用它的笨拙，守护了我们生活中即将消失的旧和慢——这对一个正在以审美加速度前进的时代而言，其实就是一种创新。所谓的创新，也包含着对旧的事物的重新理解，正如所谓的先锋，也常常意味着是一种精神的后退一样。由此，我甚至觉得，真正的创新，有时恰恰应是一种创旧，也就是说，你要敢于在一个日日新的时代里，做一个旧的人，敢于在一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里，做一个慢的人。我常常问自己：当时代变动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时候，我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做一个不动的人，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人？当快成了多数人的写作速度，我是否还有耐心使文学本身慢的品质不致失传？当别人前进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独自后退？当大家都被推到喧嚣的中心时，我是否还能安于一个角落继续寂寞、孤独地写作？
因此，文学的创新决不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分享公共的经验，而是要在公共经验的丛林里，找到一块属于我自己的地方，以及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深度；文学的创新也不是为了承认、赞美已有的文学现实，而是要在已有的现实之中，敞开一种新的写作可能性。文学创新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我们学习如何在人群中成为那个面目清晰、风格鲜明的“个人”。这，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煞有介事地说它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和大家一起重温、共勉。
2007年11月15日
我用大脑写作2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此刻在想什么，也不知道明天的天气会如何，是晴到多云，还是雨过天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后又被弄得不知道了。所以，我现在干脆什么都不想知道，只想一言蔽之——这世界是神秘的。
我得这个奖，我认为是替这个神秘的世界又加增了神秘的内容。我是说，我和这个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关系，我几乎想都没有想过。说真的，四十岁前我渴望得奖，庄重文奖，冯牧奖，鲁奖，茅奖，省内的奖，省外的奖，我都暗自念想过。但是现在，从四年前起，我改变了自己，我不再念想那些奖。为了安慰自己，我非常刻意地记住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话，这位大师说：得奖总的来说是满足虚荣心的，既然是满足虚荣心，那么不得也罢了。但奇怪的是——也可以说神秘的是，从那以后我断断续续得了一些奖。为了体现我的成长和成熟，我不允许自己在奖状面前喜乐，我套用大师的话对自己说：那不过是满足了虚荣心，虚荣心总的说是要克服的。我尽量保持平常心，把因为得奖而可能异动的心熨得服服帖帖。
但是此刻——或者确切地说，从得知有此刻的那一刻起，一种喜悦按捺不住地浮沉在我心间，像花香之于花开一样。这有两种可能：一、我四年来对自己改变是假的，起码是不彻底的；二、是这个奖已有的荣光击垮了我，就像我以前部队的一位首长，他在一只装满百元大钞的坤包前弩张剑拔，虎虎生威，但一天晚上当这只坤包换成一只麻袋时，他变得谈笑风生起来，轻浅的笑容，期许的目光，称兄道弟的平易近人。这是他垮掉的形象，我一点也不欣赏。鉴于此，我不知道得这个奖是我的幸，还是正好相反。
我得奖是因为《风声》，这是一部我用大脑写出来的小说。我一直简单地认为，小说有三种写法：一种是用头发写，一种是用心，还有一种是用脑。用头发写的人叫天才，写出来的东西叫天赋之作。天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是从冬瓜藤上结出的西瓜，横空出世，无法无天，可遇不可求——一般说来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一遇。所以，这没什么好说的，也没人能说得清。可以说一说的是，用心写还是用脑？这是个问题，而且我们有选择权。
我知道，要想留下传出之作必须用心写，我们平时谈论的那些经典名著大多是用心或者是用心又用脑写成的，光用脑子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些传世巨作的。但用心写经常会出现两个极端：好的很好，差的很差，而且差的比例极高。那是因为大部分作家的心和大部分人差不多，荣辱要惊，爱恨要乱，欲望沉重，贪生怕死。相对之下，用脑写可以保证小说的基本质量，因为脑力或者说智力是有参数的，一个愚钝的人总是不大容易掌握事物的本质，分辨纵横捭阖的世相。我很希望自己能够用心来写作，同时我的智力又告诉我，这可能不是一个用心写作的年代。用心写作，必须具备一颗非凡伟大的心，能够博大精深地去感受人类和大地的体温、伤痛、脉动，然后才可能留下名篇佳作。但这个年代用李熬的话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我不相信我的心在这个潮汐一般的市声以无以复加的速度和力度，汹涌地遮蔽心灵的年代里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独秀于林。当我看到周围人的欲望和黑暗被无限地打开，喧嚣得连天上的云层都变厚了，地下的水不能喝，身边的空气污浊了，我更加怀疑自己的心早已蒙羞结垢，因为无论如何我不可能比大自然更不了得。统而言之，我不信任我的心，所以我选择用大脑来写。
用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作一门手艺活来做。1944年，博尔赫斯通过给一本小说集命名的方式宣称：小说是手工艺品。这让不少小说家们心惊胆颤，一时间遭到各路豪杰的无情怦击。是啊，感天动地的小说——心灵艺术——怎么可能是手工艺品呢？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是对小说家们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质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的强调。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我记得李敬泽曾讽刺我们小说家都是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丁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写，就是想当一个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服人的实证精神，给客主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忆。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我们小说家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小说可能承载其他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假的、破的，你往里面装最救命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了，更何况今天的看客似乎并不需要救赎，起码是不愿意被蛮横地救赎。我认为，我们不少小说对读者的态度是有些粗暴和蛮横的。
最后，我还是要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因为喧嚣和混乱而变得更加神秘，我什么也不知道，虽然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2008年4月13日
八谈《风声》
谈酷刑，也谈人生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跨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包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的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谈小说，也谈影视
如果小说能卖出影视改编权对作家来说是件幸运的事，那么我无疑是个幸运者，这些年我的小说几乎都成了影视公司的抢手货，连个萝卜也被当人参买走了。《风声》小说出版后至少有四五十家影视公司来问津影视改编权，仅仅电影，中影、上影、姜文等国内比较大的几家都来谈过。我个人一直推崇姜文把电影当艺术来探索的才华和劲头，他的助手小尹从美国打来电话，要我等他们回国再说。我等了他们半个多月，足见我的真心。其实，双方都是真心的，但缘分还没有到，最后没有合作成。华谊几乎是最后冒出来的，那时小说出版已经一个多月，当初那个大家争抢的势头已经过去，我似乎面临着因为挑花了眼而沦为“剩女”的难堪。然后一天晚上王中军突然给我来电话，直截了当说要买，具体由中磊跟我来谈。我跟中磊在昆仑饭店谈的，就谈价。中磊报了个价，影视套买，外加游戏，报价很高，比我期待的还要高，就这么定了，很简单。
现在电影公映了，电视剧的剧本据说也完稿了，可望年内开机。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观众对电影的评价褒贬不一。我是“它”的亲戚，理当说它的好话，所以我的好话也就少了可信度。失信的话不说也罢。但是有一点我们无需讳言，中国的电影也好，小说也罢，凡是主题昂扬一点的，或者国家主义叙事的东西，往往是市场的毒药（《建国大业》除外，它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无法复制），一方面是主管部门好评如潮，奖杯一个不少，另方面是市场静悄悄，雁过不留声。从《风声》的票房看，它无疑是破掉了这个咒语，就是：它主题绝对是昂扬的，但同时绝对是一部商业大片。
小说和影视其实是冤家。从小说到影视，必然对原著有冒犯和伤害，即使像《暗算》，我自己操刀改编，也保证不了完全忠实。小说和影视天生不是一个道上的，无法“同呼吸”，“心连心”，如果彼此“合二而一”，成为兄弟，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那么这两个作品当中肯定有一个是失败的：要么是小说，要么是影视。甚至可以这么说，越优秀的小说要改编为优秀的影视要接受更多的伤害。因为道理很简单，在小说中出彩的东西，比如文学的语言、繁复的意境，影视往往是表达不了的，只有挨刀了。具体到《风声》来说，这种“刀伤”更是在劫难逃。因为《风声》是一个谜语故事，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关键情节、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这在商业上是大忌。《风声》电影改编了我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这就是改编，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
应该说，不管电影拍得如何成功，都无法完全表达我小说有的意蕴和驳杂的东西。我认为把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电影，就好像把一片滚滚麦浪做成一盒饼干，饼干虽然好吃，但怎么可能有滚滚麦浪的风景和大地的姿态？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历史比未来还充满变数和悬念，然而我们长期在一种主义叙事下生活，已经习惯了以一个声音、一个视角看问题，看过去。这是我们的“密室”，我们需要打破它。当你打破了它，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这是小说的最肤浅主题，但两个小时的电影怎么高攀不得上呢？更何况其他。
谈编剧，也谈导演
这里首先我要申明，我不是《风声》电影的编剧，编剧是陈国富先生，我是《风声》小说的作者。现在有些误传，把原著和编剧混为一谈，我想这个错误可能是电影海报上让原著和编剧一起“隐身”导致的。我站在自己和陈国富的立场上，都觉得这个错误不应该再扩大，所以专此申明。
作为原作者，大家很关心我对电影的评价，而我，倒是更希望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来评价它。我的评价也因立场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如果把它放在国产电影的范围内，我想这无疑是一部可称可道的、具有一定标志性意味的好电影。华谊这些年来一直在尝试开拓新的电影类型，《风声》作为第一部国产商业谍战大片，不论是投资、演员阵容、主创搭配、制景、制作、宣传等，都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也有今天不俗的票房。但是，如果跟世界上相同类型的片子比较，它还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在剧情设计上，由于过多考虑到商业因素而忽视了这类剧片某些必须遵循的“纪律”。
《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她都能准确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
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谈信念，也谈责任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力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其实，在这个一切价值都被颠倒、践踏的时代，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创作勇气的象征了。我承认，生活确实有丑陋、黑暗、无情的一面，但正如要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样，有时我们塑造一个英雄，展示一种庄严、庄重的理想人生，也许可以温暖一个读者的心，给他们一点正面的人生启迪。人天生是需要柔软、温暖、有力的东西的，人们欣赏文艺作品就是为了寻找精神伴侣，当我们的创作一味沉迷于身体和欲望的叙事中，读者难道不会厌倦吗？我不知道什么样的理想和信念是对的，但我相信人必须要有理想和信念。当下，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不止追求，正是因为我们精神层面出了问题，我们忘记了人除了身体和欲望外，还有一个心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弱者，《解密》里的主人公容金珍是个患有幽闭症的人，《暗算》中的阿炳是个瞎子，黄依依是个不谙人情世故的人，《风声》中的“老鬼”也是有一定的人格缺陷……但他们不甘示弱，并通过超人的意志和毅力，谱写了一曲曲强有力的人生。超人的意志和毅力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有理想，有个精神层面的目标。与其说他们是“英雄”，倒不如说是有“心灵”的人，心灵被一味放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交给自己认定的理想和信念，为此坚忍不拔，宁死不屈，充分展示了一个人所能达到人性的高度和力度。
我想，今天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于缺少了这种精神：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追求，敢于承担，乐于付出，勇于坚守，这种人格，这种情怀，所以格外迷爱这种主题性的作品。也可以说，时代在呼唤英雄，呼唤崇高，呼唤庄重的人文精神。
2009年10月20日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3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坐在这儿就是我的弱项，因为我不擅长讲。而且我认为，能说会道不是一个写作者的优点。我总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少出来抛头露面，作家总的来说是个孤独的职业，没有孤独，没有内心的那份纯净，可能他就进入不了一种深层次的思考和深层次的写作。所以，我一直在回避跟读者正面的交流，一方面我想使自己更像一个作家，躲在文字背后，有一定的神秘性；另外一方面我也担心说多了，让自己写作的动力减弱了。
我一直有一种恐惧，就是担心跟人交道打多了，话说多了，写作的动力会减弱。我看到自己很多朋友因为痴迷于或者说热衷于在外抛头露面做演讲，慢慢的那种原有的文学热情、写作冲动就减弱了。我是内心特别孤独、甚至有点孤僻的一个人，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作为作家这也许是个优点，如果它是弱点，我也想把自己的弱点藏起来，所以尽量想少出来。今天来这里和大家见面，是因为正好在评茅盾文学奖，被同是评委的吴义勤馆长拉来的。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也是当初我写作初期非常关心我的一个评论家，实在是有碍情面，不敢驳面，所以就来了。来了大家也就认识我了。这也是我的荣幸，一下子认识了这么多听众、这么多读者。我在想，人生有时是很荒谬的，你身边那些人表面上一直在陪伴你，你们的身体随时在接触，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对你内心可能一点关怀照应也没有。有人相处一辈子可能心还是隔阂的，内心老死不往来。但我和在座的，不能说全部，我想至少多数人可能从来没见过面，但其实我们内心已打交道很久，通过我的作品，我的文字，我的影视，可能我们相交已久。所以，今天能够在这儿认识大家，我真的非常高兴。
有一点要声明，你们别指望我说出什么金玉良言，我来主要是和大家认识一下，让你们看一看麦家其实和你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是个有点羞涩的人，有点腼腆，坐在台上对他来说是跟坐在老虎凳上一样的感觉。比如我说一会儿话就会口渴，那是因为内心紧张。请允许我喝一口水吧。
刚才主持人说到，我谈的题目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和我的职业的关系，我的生活和我的职业的关系。文学已然是我的生命，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日常生活非常简单，除了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外，多数时间都窝在家，不是读书就是写作，要么就是散步，锻炼身体。散步、健身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写作。总之，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学。我想如果谁判决我，要让我离开文学，不让我读小说，读诗歌，也不让我写，我想我肯定会死掉。我会自杀的，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呼吸口，我活着的一个理由。文学对我来说这么重要，那么对你们，对大家，有没有这么重要呢？
下午我要去大连参加另外一个活动，如果我从飞机场起飞不是飞往大连，而是飞往东南方向，飞1190公里，降落在杭州；再从杭州机场往富春江方向开40公里，你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村庄，那就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那个村庄，叫蒋家村。那真是一个大村庄，解放前是一个镇，解放后因为政权改变了，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成了一个村，现在它有8000多人，我小时候有5000多人，我的父母和17岁之前的我就生活在那儿：一个庞大的乡村，有山有水，有古老的传说和历史。
我刚才说文学对我很重要，可对我父母来说可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虽然粗识文字，但绝对看不完一张报纸，更不要说看书，看文学作品。我父母现在身体不太好，尤其是我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因此这两年我经常回家，每到周末只要我在杭州我都会回去看看他们。经常跟他们在一起，有时我不禁会问自己：被我视为生命的文学对他们有意义吗？我得到的结论是否定的。如果你去问他们，文学跟现实有什么关系，我想他们一定会说没关系。他们每天过着非常简单、朴实、机械的生活，天亮起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心里也有梦，过去他们的梦一定是让自己孩子能够吃饱、穿暖，现在肯定是希望孩子们能在外面发展的更好。我母亲知道我是一个作家，在写书，但她不知道这个书在社会上的价值，也不知道这些书能赋予我什么价值。她经常会问我，你官当到多大了，是正处还是正科。她对我有个梦想，就是希望我回家乡去当一个乡长，哪怕副乡长也行。这就是我的母亲，如果我父亲能开口说话，让他说说他对我的梦想，大概也是如此：回家乡当个官，能当大官再好，大不了小的也行，至少比当作家行。
不用说，文学和他们也许并不存在关系，他们从不读书，哪怕是我的书，顶多是摸一摸而已。我出了书都会送他们一本，扉页一般会写上一句话：送给我的父母双亲，诸如此类。他们会摸一摸，看一看封面，象征性的翻看一下，仅此而已。文学跟他们我想也许真的是没有关系的。而他们是谁？他们代表了我国至少几亿人。是的，我的父母代表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一大群靠土地生活的人，他们的感情全在土地上或者在自己的亲人上。她们的梦都是跟土地有关，跟自己亲人的安危荣辱有关。他们的生命里没有诗，没有小说，没有散文，只有一只会饱饥的胃，一具知寒冷的身体。他们的生活很简单、实在，抒情、浪漫、文学的事跟他们无关。他们的每一个梦都是有脚印的，脚踏实地，踩在贫困的土地上。她们不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雪境、雨丝、晚霞、起伏的山峦、汹涌的波涛，是难以进入他们眼里心中的。大自然在他们眼里心里也许只有粮食，只有能够改变他们生存境遇的那些东西。
那么，难道文学只属于我们这些少数人，而不属于他们这些大多数？文学到底是什么？到底能给我们什么？确实，文学不能给你增加收入，没有哪个单位会因为你喜爱文学给你加工资，也没有人会因为你有文学修养而奖赏你，尤其是今天，一个完全被功利迷惑的年代。别说是一般的人，就是我，文学已经跟我生命融合得这么深，文学也给了我这么大的价值，可在我母亲看来这个价值还抵不过一个副乡长。
但是，试想如果我们生活中没有了文学会怎么样？我想一定会更缺少真，缺少善，缺少美。虽然文学确实不能给我们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但它教给了我们审美的能力，辨真的能力，向善的能力。因为有了文学的传承，我们懂得了怎么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假恶丑；因为有了文学的滋养，我们的情感世界变得细腻、饱满、敏感；因为有了文学的照耀，我们有了在苦难中仍然热爱生活的信念和梦。文学让我们的内心和外面的世界变得有情了，有义了，有美了。所以，我曾经这样想，文学不是太阳光，可以让万物生长，给万物带来实际的利益，文学有点像月光。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月光，对我们现实世界：万物生长，我们普通的日常生活，是没有损害的。世间大部分东西是不需要月光的，无月光照样可以生长。但是如果没有月光，我们的情感世界，我们的心灵可能至今都还是一片黑暗。月亮是照亮我们心灵的阳光。人间很多美好的情感、梦都是在月光之下产生的。对我们来说，对一个诗人来说，对一个正在谈情说爱的来说，月光就是他的亲人，见了月光，他的感情会莫名地变得丰满，情绪会特别饱满。我们在太阳光下劳作，可能汗流浃背，可能站得高看得远，但有一些很内心的东西因为被太阳一照就失去了，或者躲起来了。月亮升起来时，我们很多美好的梦想、情感、思念都苏醒了。
话说回来，月光对我母亲来说可能真是无用的。我这里说的母亲当然是一个代词，她代表了一群人，他们天一黑就睡觉了，他们不需要月光。他们需要太阳光，给他们光明，让他们去劳动，让他们需要的食物得以生长。其实，我母亲他们也是需要月光的，需要在月光下回忆过去，想想未来的日子，只是因为白天劳作太累，日常生存太沉重，让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务虚的需求。而人有时候虚的东西其实比实的还重要，比如我们的心灵是虚的，但它确实比实的身体重要。
我知道，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文学对我很重要，文学和我的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关系；我母亲应该也是个极端的例子：文学和她没关系。我们不要说极端的，就说你们在座的，你们的同事、同学和亲朋好友，他们其实不写作，平时也很少看小说，难道文学就跟他们没有关系吗？举个例子，我有个孩子今年14岁，从小我们每天晚上都给他读故事，如果哪天晚上不读故事他肯定睡不着，这样一直坚持到12岁，后来他可以自己看了。据我所知，很多小孩子睡前都喜欢听父母给他们讲故事。故事是什么？是文学的一部分。其实，我想我母亲他们也是爱听故事的，只是他们生活得太累，没条件听罢了。
我还在想，我的父母，虽然他们生活得很贫困艰难，但毕竟他们也有年轻的时候，有青春期，有情感萌动、成熟的季节，那些季节里他们有没有做过梦？我想肯定也是做过的。为青春做梦，思念远方的末名人，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遐想，这些都是文学的一部分，是文学在起“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有人说只要你上过高中，肯定跟文学发生过关系，人的青春期就是文学期，青春萌动，感情世界刚刚形成的时候，内心极为孤独，肯定会暗恋同学，或者暗恋老师，或者是暗恋曾经看过的电影里的一个异性。这种东西跟谁说，谁都不能说，少男少女的秘密全闷在心里，所以就会写日记、写诗。我跟很多读者了解过，他们虽然现在不读诗了，不读小说了，文学跟他好像没关系了，可一讲起年轻的时候，他们总是说我曾给谁写过诗，曾看过谁写的诗，曾写过多少日记、情书等等。我相信，那个时候留下的文字就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心跳声。人的青春期是非常苦闷的，因为孤独，因为他已看到了这个世界，但没人能够跟他分享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因为成人总是害怕他提前进入感情世界，这种感情成了他的牢房，被完全锁在自己的内心里。但锁是锁不住的，怎么办？通过读写文学作品，诗啊，小说啊，日记啊等等来表达，来宣泄。所以，人的青春期就是文学期，这话没错的。有人说青春是一场病，治病的良药就是文学。像我母亲他们因为不识字，没机会得到文学的滋养，病没有治愈，所以他们的情感世界也许比我们要荒芜、单调得多。这个代价是沉重的，就因为贫穷剥夺了他们读书的机会，让他们无缘结交文学。
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是在我的小时候，中国乡村确实很贫穷，饥饿是全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忆的最鲜活深刻的组成部分。我们那儿算是富庶的鱼米之乡，依然有吃不饱穿不暖的困扰，为了解决饥饿，不得不吃大量的粗粮杂食，新衣服一年顶多一件，过年时穿的，平时穿的都是破旧衣服，是哥哥姐姐穿剩下来的。在这种贫困岁月里，文学离开了我们是情有可原的。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心灵的问题，幸福的话题，总是在解决了饥饱温暖之后。那么现在，这些问题在很多地方其实早已解决。我家乡那边农村属于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富裕到什么程度？我记得1992年，我们村庄已经有几百辆桑塔纳，为此上海大众公司专门到我们村里去做了一场宣传活动，为他们的桑塔纳做广告。如果你们到过杭州，在杭州上空你会看到乡野里成片成片的别墅，你以为这些别墅是城里人的，其实不是，都是农民的。那边的农村早已完成生存必要的积累，进入了小康，甚至是富康了。但是文学并没有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增加与他们发生更多关系，甚至越来越没有关系。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们进入了一个被物质异化的时代，我们愿意拿出最聪明的才智、精力，甚至健康去无止境地追逐物质利益，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英雄成了一种时尚，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乐意花十万块钱是买一只LV包，花上万块吃一顿也许有害健康的大餐，却不愿意花十块钱去买一本书。我们有洗脚按摩的时间，却没有看书的时间。我们把房子墙上装修了又装修，却没有热情去修饰一下内心。我们也有人在读书，但读的大多是愚人书、工具书、应试书、教人行恶的书，这些书可以帮助我们掠夺更多的财富，把单位同事斗败，把生意伙伴搞垮，把道德弄败坏，把真善美的生活玷污了。我一直在想，我们怎么迎来了这么一个时代？我们到底怎么了？当我们有条件选择生活时，我们怎么选择了这样一种“空心的生活”，不要内心，不要审美，不要梦想？
这确实是个问题，是时代的问题，更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我们薄待了文学的问题。因为文学归根到底是关乎心灵活动的，关乎美的，善的，它是非功利的，虚的，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太功利，急功近利，为了一点点物质利益可以放弃所有美德，不择手段地去抢夺。心都沉沦了，有一座金山又能有什么用？金山可以让你住豪宅，坐豪车，吃大餐，泡年轻漂亮的妞，说来说去优待的只是身体；当你的心灵出了问题，开裂了，漏水了，金砖是补不了心灵之洞隙的。最成功的人都有挫败的时候，都有心灵焦虑的时候，金山在心灵出问题时是无能为力的，而一首诗，一个关于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许能让你从焦虑和困惑中走出来。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记录的是世态百相，传承的是人类情感和记忆，是我们心的困难，情的困惑，是我们人生的种种境遇情景：真与假，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希望与绝望。你的困惑在里面，解决你困惑的方案也在那些有灵的文字里。
如果可能，我要奉劝现在的年轻人，你们一定要多读点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心有伴侣，有家乡。人年轻时是打开内心世界最佳的时代，就像打铁一样的，在那个时候没有打好，不给它最好的火候和锤打，这扇心门可能永远难以打开，或者说只能打开一点点。人年轻的时候，青春时期，如果没有让内心接受滋润，那么你们的内心也许会永远关闭。内心一旦关闭，你们就感受不到幸福，或者说你们自己觉得很幸福，但你们的幸福层次是低级的，粗浅的，就像我母亲他们。坦率地说，我母亲他们的生命更多是属于身体的，他们的幸福感更多来自身体而不是心灵。
说一件我经历的事，去年11月份有阵子我心绪很乱，不想见人，有一天就回家去了，坐在我们家回廊下，躺在靠椅上，举目发呆。秋深了，秋风的凉意很浓，我们家在山边上，山上有一棵很大的广玉兰树，在劲风吹打下，一片片树叶被吹落下来。我因为情绪不佳，触景生情，一下子流泪了。我母亲看到了，问了，知道我为落叶在流泪，觉得不可思议。在她看来，我这完全是神经病，看到树叶被风吹落怎么会伤感得流泪呢？这种感受她不会有的，理解不了。我怎么会伤感的？因为我当时突然想到了林黛玉葬花的情节。这种联想是谁给我的，或者说这份情感是谁给我的？就是文学，是《红楼梦》。如果你没看过《红楼梦》的书或电视剧，风吹叶落只是一个自然现象，在我母亲看来这是最自然的现象，到了冬天她几乎天天都面对的事情，根本无法触动她心灵。对我来说却是不一样的，由于当时心情的原因，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我接受的文学的熏陶被唤醒了，情感的门被打开了。
我真的认为，文学应该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但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遗憾，有很多很大一部分人以前是因为贫困，现在是因为无知和蛮横，跟文学失之交臂，应该是其中遗憾之一吧。因为贫穷我的父辈生活得十分粗糙简陋，该受教育的时候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他们生来就是为生存而活，他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心灵而活。他们身体的价值、身体的功能、身体的需求被成倍的放大了，内心世界却被成倍的遮蔽了。当一个人的内心被遮蔽了，文学就会离他远去，或者文学对他就缺乏价值和意义了。这不是文学无能，而是我们的生活有缺陷，有遗憾，是生活出了毛病。可如今我们并不贫穷，为什么还要漠视文学的教养？看来我们的生活真是出了毛病。
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总结的说，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或者说文学和我们的关系其实就是和心灵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你的心灵被开启，文学就是和你有关的。如果文学跟你没关，就像我的父母一样，他们的心灵一辈子都没被打开过，或者说没有很好的打开，他们的心灵世界很小，装不进去文学。因为没有装进去文学，他们的人生失掉了许多滋润和滋味。简单地说，他们的幸福感也许超过我，但我还是要说他们幸福的层次是低的，他们甚至一辈子都没有被一个文学人物、一首诗、一部电影温暖过，感动过。我们，在文学的滋润下，看到月光会想到白居易、杜甫的诗，你去游三峡的时候心里也许会想到“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样的诗句，你到杭州西湖看到雷峰塔会想到白娘子，等等。现实世界的一点一滴都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唤醒记忆，那是文学给我们的，文学让我们的内心饱满了，宽阔了，灵敏了。我刚才说，像我父母他们的幸福感是很低的，这个话好像有点不公，但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他们的内心很简单，很寡淡，难以领略人世间的诸多美妙和奇异。人生真的不是为身体而活，是为了心灵而活，活着是一种经历，可一个人真正能亲身经历什么，经历不了太多的，就像我，经常外面飞来飞去，外面盛传我当过间谍，其实我的经历也是很有限的。我当了17年兵，待了七个城市，那也才七个城市。我至今没有去过美国，我第一次去美国被领事馆拒签，因为他们看我的经历比较复杂，当过兵，专写谍战书，怀疑我是间谍。被拒签的记录影响了我后来再签，到现在我烦了，放弃了，不想去了。虽然我从未去过美国，但我通过文学，甚至比一个美国人都更了解美国，因为我看了大量的美国小说，从马克吐温一直看到今天的丹布朗，这些文学作品也许让我比美国本土人都更了解那片土地。
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我想说的是一个意思，文学不是没用的，文学和我们有直接而至深的关系，那就是心灵关系。这么多年来，我跟文学一直有紧密的关系，我的体会这不仅是给我提供了一份职业，有了谋生之道，更重要的是，我的内心变得宽大了，温暖了，善良了。读一本好书，结识一个文学人物，无异于交了一位好友，你的心灵会因此而少一份孤独，你的生命会因之而多一种牵挂和爱。孤独的心灵是痛苦的，没有爱的生命是残缺的。和文学为友，与书中的人物做伴，是我们对生命最深层次的关怀，是终极关怀，也就是心灵关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蓬勃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我们的身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怀。但遗憾的是，我们对心灵的关怀少了，很多人远离了文学，疏于精神沐浴，忙于物欲一层又一层的开发、满足。我们平时不难听到有人对文学无用的鼓吹，甚至有名人公然在媒体上责问：读小说有什么用？我要说，读小说有什么用，只有读了的人才知道，不读的人是不知道的。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读文学写文学中度过的，在我和文学日夜相伴的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开卷有益”这句话的正确性：它犹如一个简单又深刻的数理公式，一个穿越千秋世代而不变不老的真理。我可以说，读书和写作，就像是我的左半身和右半身，它们成全了我，也塑造了我。我觉得很幸福，也很温暖。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份幸福和温暖，让生命变得充实而丰满，坚实而有力。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4
我已经二十年没有来苏州了，二十年前，我曾经两次到过苏州，两次都跟女人有关。说真的，我差一点成为苏州女婿。但是命中注定我成不了苏州女婿，虽然给了我两次机会，都失之交臂。这就是命，数量篡改不了命运，正如海水不能解渴一样。
时间会改变一切。二十年是一个可以把一个人变得面目全非的时间长度，我相信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我过去的两位女友都不可能认出我来，我也不可能认得她们。我们不过是泛泛之交，没有锥骨铭心的关系，更没有藕断丝连。我至今没有她们一点消息，只有想象和期待。我有理由想象——我相信，她们一定生活得不错，因为她们至少没有嫁给我。我不是个坏人，但我是个作家——也许该确切地说是个一般的作家，并不优秀。优秀与否，终归是个作家，靠阅读和写作文学作品为业，为生，为苦，为乐。不是我自贬，或假装谦虚，我一直认为作家是不合适当丈夫的，或者妻子。这两个头衔需要世俗，务实，贤慧，具体地说，是心思平安，手脚勤快，走在大街上目不斜视，下了班要尽快回家，回了家要笑嘻嘻的，兜里有钱要交出来，心里有气要藏起来，不要莫名其妙地生气、发火。这些作家常常是做不到的，他们总是在莫名其妙地东张西望，莫名其妙地离家出走，莫名其妙地沉默发呆，时而为一朵凋谢的花感伤，时而为一个纸中人的死亡而愁容满面，甚至经常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古怪念头。我知道，有一位作家，一位影响了世界文学的大师级作家，他好不容易与相爱多年的女友结了婚，结果不到半年又离了，理由是因为他妻子睡觉时从来不做梦。
不做梦就要离婚，这个理由确实荒唐透顶，有点神经病。但这位作家的神志绝无问题，他甚至一向以睿智面世，被世人尊为用智慧写作的代表。他精通五种外语，六岁便用外语写诗，终身泡在图书馆里，读过成千上万的古籍名著。生活中的他是谦谦君子一个，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他利用哲学问题进行文学创作，诗歌，小说，随笔，文论，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闪闪发光的名篇佳作。总之，他古怪不是因为弱智和无知，也许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优秀的作家。他为自己荒唐的离婚曾经这样对人狡辩过：每天做噩梦是可怕的，但每天不做梦也是可怕的，两者可怕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现在，我也许可以套用他的话来说：一个作家，他优秀的程度和他古怪的程度具有相等的高度。难怪有人说，作家都是可怜的，与作家一起生活的人也是可怜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还是让这位古怪又智慧的作家来告诉我们吧——他说：那是因为作家要写作，要探究人心灵的深渊，所以时常容易陷入宽大的寂寞和孤独中。
“宽大”到什么程度？
无法用数字来体现，但有形象。和这位作家几乎是同时代的另一位世界级大作家，海明威，有一篇著名的小说叫《乞力马扎罗山顶的雪》，小说有个题记是这样说的：“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作出过解释。”
有人解释说，这只豹子就是作家。
我认为，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当然也包括作家在内。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边无际的宽大，深不见底的深渊，是从已有开始，向未有挑战。为了说清楚问题，我们不妨牵强一点地说，刘翔挑战了人类跨栏的速度，爱因斯坦挑战了人类理解物质世界的高度和宽度，曹雪芹挑战了人类开掘情感世界的深度和亮度。刘翔和爱因斯坦的“功劳”不言而喻，曹雪芹有那么伟大吗？我认为有的，他的伟大在于无形地改变了我们无形的内部，看不见的精神深处。比如，秋天来了，各种花朵开始在寒风中凋谢，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因为司空见惯，我们可能根本不会去理会它，熟视无睹。但是，对一个看过《红楼梦》的人来说，他可能会因此想到林妹妹凄婉的葬花，进而想到你的某年某月，恋人的远去，爱情的离散，或者相似和一些物是人非的凄凉景象。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我要下个结论：科学家让我们对身体之外的世界——物质世界——越来越了解，占有的也是越来越多，辽阔的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村庄，我们在有生之年完全有可能去太空旅行——几十年后，我们去太空观光旅行也许并不比今天我从成都到苏州复杂多少；那么是谁让我们对身体内部——精神世界——越来越了解，进入得越来越深，占有得越来越多？
毫无疑问，是作家，诗人，艺术家——这些人。
据说一个人的心只有四两重，肥大一点的大概也不会有一斤吧，但它构成的世界就像我们置身的这个世界一样，也是无垠的。这些人——作家，诗人，艺术家，就像那只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顶的豹子一样，想探究“无垠的心”到底有多远、多深、多宽、多大。这是一件有点儿荒唐的事情，因为它对我们生存没有实际意义。白雪皑皑的山顶，没有食物和温暖，豹子去那儿干什么？豹子肯定不会去的，即使去了，当发现那儿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温暖后，也会马上掉头下山。所以，这不是一只真正的豹子，它是象征，是有些人的象征。这些人不甘现状，向远方走去，世界因为他们的“不甘”而变得更加迷人，精彩，辽阔，宽广，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但他们自己却因此可能变得更加孤独、苦难，甚至付出生命。因为他们走在了雪线之上，走在了天寒地冻和饥寒交迫中，看不到人影，听不见市声，寂寞，孤独，恐惧，期待，都是超常的。
问题是没人强迫他们过这种日子，这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他们被一个梦想迷惑、吸引，他们跟着梦想走，跟影子说话，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激情，追求乐处。跟这种人一起生活当然不是件愉快的事，他们是“神经病”，喜欢自作多情，自找麻烦。所以，如果我们理智，我们应该远离他们，不要跟他们结婚、生子，相濡以沫。但我也在想，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有理智，而没有情感，这种人我也是不愿跟她生活一辈子的，哪怕她能带我上天堂的天堂。从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情感，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天堂，但那可能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地洞，幸福的生活可能也不过是粗糙的存在而已。那么如果从情感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们——作家、诗人、艺术家们——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因为正是他们让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加丰富、细腻、生动、多彩。要知道，我们的情感不是天生就那么丰富多彩的，今天的丰富多彩是因为有无数的“他们”做了无数的梦，登上了无数冰雪肆掠的无人之地，跟无数的风影一般的“影子”喋喋不休过。
毫无疑问，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正如写作会让作家变得多愁善感一样，阅读文学作品也会让我们变得感情更加丰富，心灵的感觉敏感起来，细腻起来，生动起来，因为花谢而忧伤。学会忧伤，从某种角度讲不是一件好事情，所谓忧从识字起。但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无忧吗？要无忧其实很容易的，就像死是容易的一样。对我们来说，难的是生，是活着，是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有思想，有尊严，有情感，有追求，有意义，有忧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感谢作家、诗人、艺术家，他们代代相传、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地照亮了我们内心的一个个死角，拓宽了我们内心四面八方的边沿。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多吃一口饭，我们追求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披金戴银，而是像贾宝玉一样有声有色地活着——而说到底，你的这个并不高贵和高明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作家们给予的。
我深感现代的人正在失去省悟人心的自觉，也正在失去做梦的权利。现在的年代太喧闹，太生硬，太虚假，太暗淡，太沉重，太粗糙……我们追求速度和更快的速度，我们追求物质和更多的物质。我经常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轻盈一点，干净一点，简单一点，明朗一点，真实一点？而文学的存在，正是为了提醒大家：梦想比现实更永久，轻盈的内心比沉重的肉身更重要。当你和林黛玉与贾宝玉们一起相处一阵后，你也许不禁会自问，难道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吗？其实我们需要的并不多。有时候我想，今天的我们，真正需要的也许就是去结识一位作家，去打开一本书，那里也许有比飞翔还轻的东西，有比钞票还要值钱的纸张，有比爱情更真切的爱，比生命更宝贵的情和理。
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认识一位作家，他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因为妻子不会做梦而离婚的“古怪”作家，他曾经生活在我们的万里之外，在足球明星马拉多纳的国土上，现在也许就在我们身边——他去世了，尸骨埋在瑞士日内瓦的墓土里，灵气也许会随风飘荡，漂洋过海，飘到我们身边，他就是被世人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博尔赫斯，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他首先是个读者，其次是个诗人，然后才是散文和小说家。现在我们来看他一首诗，这一首题名叫《一个萨克森人》，是这样写的：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我认为，这几句诗也代表了他，他就是用最基本的词语创造了一个神奇、伟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深信你们一定会发现——找到——一个形象，一个故事，一种意味，甚至是一句话，能让你们在喧嚣的尘世中暂时停下自己匆忙的脚步，倾听一下自己内心的声音，并重新找回自己做梦的权利。这在今天看来似乎不算什么，但最终它也许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3月11日
三谈《暗算》
失去也是得到
——创作谈
写作是坐牢。写作每天把我关在屋子里。我不觉得这是愉快的。但我知道，如果让我每天出门，去办公室上班，去各种公共场所：茶馆，酒吧，夜总会，跟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人谈天说地，那样的话我会更不愉快。没有谁想有意为难我——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需要别人适应或理解的种种习惯，甚至毛病。对我来说，我要忍受自己和自己的那些问题已经让我感到够困难了，更不要说去忍受别人的。
有些工作也是坐牢，像《暗算》里的几位主人公：瞎子阿炳、黄依依、陈二湖、“老地瓜”……他们或终日滞留在大山深处，或长年浪迹四方。滞留的如困兽，浪迹的如游侠。游侠也是困兽，因为他们的内心极不自由。很难想象，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工作以“国泰民安”为终极目标，但工作本身具有的保密性，又使他们自身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甚至连收发一封信都要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合格方可投递或交付本人阅读。他们抛妻别子，埋名隐姓，为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利益绞尽脑汁，“暗算”他人、他国，然而最终自己又被粗粝的世俗生活“暗算”了。生活对他们不公，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特别的命运。因为生活在一个禁锢的、扭曲的、变态的世界里，他们的命运里总是有太多的特殊，太多的困难，太多的问题，以致最后连一个正常、健康的生存权都可能要失去。
失去也是得到。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尊敬，爱戴，想念，颂扬，鲜花。《暗算》在新浪读书频道连载时，我注意到，在读者留下的一大堆评论中，有一个声音似乎显得特别坚定而又响亮，这就是：人们在为他们感动，为他们流泪，为他们祈祷。我知道，时代确实在变，日新月异地变，有些美德变成了迂腐，有些崇高变成了可笑，有些秘密变成了家喻户晓。但我相信，有些东西，有些价值，有些目光，是恒定的，永世不变的。从理想的角度说，我写《暗算》的用意就是想找到，或者建立这些东西，这些价值，这些目光。
2003年7月15日
形式也是内容
——再版跋
《暗算》火了！因为电视剧。
都说，这对小说《暗算》是个好事，可以多卖书，多挣钱了。但我认为，也不尽然。其实，小说《暗算》和电视剧《暗算》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既是被迫的，也是主动的。主动是因为电视剧天生和小说不是一回事：小说要的是个性，电视剧要的是大众。我在单位是个专职的电视剧编剧，我很知道从小说到电视剧必须要完成什么，那就是向大众靠拢，要加增媚俗化的煽情和戏剧冲突（为什么有些小说家不愿涉足影视，我想原因就在这）。被迫是因为当决定做《暗算》电视剧时，小说《暗算》的第三部，即“捕风者”，已被其他影视公司买走电视剧改编权，现在的捕风者故事是根据我另一部短剧《地下的天空》改编的。小说《暗算》有五个独立的故事和人物，现在的电视剧其实只用了当中两个，即《瞎子阿炳》和《有问题的天使》（即黄依依）。总之，电视剧《暗算》不能替代小说，虽然是我自己改编的——正因为是我自己改编的，我心里更明白，只有小说才真正代表我。所以，说到《暗算》，我总是有点偏执地说：看我小说吧。
但我的小说好似有明显的问题。《暗算》出版业已三年，销量不俗，过20万册了。这是个名利双收的数字，令我暗自窃喜。我要感谢读者给我这份意外的喜悦和满足，但同时也心有不安。因为有些读者对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一些专家读者，小说研究者。火力最猛的是关于小说“各章独立”的结构上，有人甚至因此而认为它不过是几个中短篇的巧妙组合。对此，我深有“委屈”之苦。倒不是说我自恋得受不得批评，对批评，每一种声音我都愿意聆听，交流，反思，尽可能予以接受。实在接受不了的，也愿以沉默的方式接受。沉默是《暗算》中几位主人公终身的誓言——藉此来捍卫国家和他们人身安全，或许也是我等自我保护的良策。只是，关于《暗算》“结构”的批评，我实难沉默。坦率说，我对《暗算》的结构是蛮得意的。《暗算》是一种“档案柜”或“抽屉柜”的结构，即分开看，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完整的，可以单独成立，合在一起又是一个整体。这种结构恰恰是小说中的那个特别单位701的“结构”。作为一个秘密机构，701的各个科室之间是互为独立、互相封闭的，置身其间，你甚至连隔壁办公室都不能进出。换言之，每个科室都是一个孤岛，一只抽屉，一只档案柜，像密封罐头，虽然近在咫尺，却遥遥相隔。这是保密和安全的需要，以免“一损俱损”，一烂百破。《暗算》中五个篇章互为独立，正是对此的暗示和隐喻。也可以说，这种结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是701这种单位特别性的反映。也许，问题是我太痴迷于“机关不露”，而大家对701这种单位的特殊性又不甚了解，所以才生误会。
这也让我想到了，写作的某些技术：直白与隐秘，这是一对矛和盾，过于直白和过于隐秘具有相等的错误。我的写作一直执迷于迷宫叙事的幽暗和吊诡，藏头掖尾，真假难辨，时常有种秘中藏密的机关不露。因之，我的小说具备某种悬疑色彩，这对大众的阅读趣味也许是一种亲近。但我在极力张扬迷宫叙述的魅力的同时，又濒临了某种因迷而乱、因深而浅的窘境。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把握不好，失之毫厘，缪之千里，非但劳而无功，还可能留下粗陋的笑柄，正如对盲者做色彩游戏一样。701不是普通单位，他的“孤岛”特性不是常识，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个性”，我蛮横的愚顽之举理应遭到唾弃，受到惩罚。作此跋记，也算是惩罚之一吧。
2006年6月14日
得奖也是中彩
——答谢辞
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刻，我要说的都是感谢的话。
首先我要感谢天空，感谢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红得发紫的运气。我不准备装深沉，我要说真话，这个奖让我得得很意外。坦率地说，从得知获奖到现在，我心里一直有种盲目的不真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所有得奖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人们面对重大事情的发生总会有一种梦幻感。《暗算》能被茅盾文学奖加冕，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重要的事，我难能把它当作一件日常事，从容坦然自如地应对。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好作品太多，远远不止这四部。这注定了谁得和不得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正如《暗算》中的破译家黄依依最后破掉光复一号密码一样，凭的不是公式，不是必然，而是一念之间，是冥冥中的一种混沌，一种无法言传和触摸的神奇。我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运气，是我首先要感谢的。
然后我要感谢的是我曾经的战友。二十八年前，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我走进了一个极其不寻常的地方，那是一座秘密的军营。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他们是人中精灵，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来可以让他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事实证明，我普通的智商和优柔寡断的性情根本不配做他们的战友。我被淘汰了！所以，事隔不久，悄悄地我走了，正如当初我悄悄地去。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心间。他们像你年少时代的一场单相思的恋爱，因为神秘而变得更加完美，因为没有收获，反而成了永久的想念，冥顽地盘踞于心间。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心间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我知道，时代确实变了，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他们不会变。他们不能变。他们依然是从前，依然是无名无利，却无私无畏。我为他们感动，也为他们心酸。就这样，我以魔术的方式再现了他们，这也是我们惟一能了解他们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真实，是不能书写的。此时此刻，我非常非常想念他们。这是一个消解英雄和崇高的年代，同时我们又无比需要他们。我甚至想，这个奖不是颁给我的，而是给他们的：这些在喧嚣中依然像磐石一样坚定、安宁的人。感谢你们，我的老战友！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评委，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初评的和终评的。没有你们，把这么庄重又珍贵的一票投给我，我也就无缘站在这里对我的战友这么庄严又隆重地道谢。所以，我想，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其实就在我眼前，就是你们。今天，我们的写作过分欲望化，大量自私自恋、肉身沉重的东西泛滥成灾，我们的作品中已经少有这些让人温暖感动的人物，我在努力缅怀他们，并且荣幸地得到了你们的支持和赞扬，我感到非常受安慰和鼓励。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2008年11月2日
三谈《解密》
真与假
《解密》面世后，断断续续有读者给我打电话或来信，他们在问我一个共同的问题：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听来很简单，答案似乎就在我的唇齿间，然而我却深感难以回答。难以回答也不是不能回答，只是我缺乏回答这个问题的热情和愿望。坦率说，我宁愿把它成为我和读者之间的秘密。退一步说，我说什么其实也是不作数的。真和假对作者来说似乎是个客观问题，但对读者来说却绝对是个主观问题。可以说，《解密》在投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插曲，恰是我有这方面体会的最好的证词。
就在眼前，不会忘记，我写好《解密》的时间是2002年8月3日，第二天下午，我同时给两家刊物寄去，一家是华南的，一家是华北的。因为都是朋友，回音来得比较快，但结果都是令人沮丧的。华南的刊物的终审意见是：欲哭无泪，因为人物和故事太奇，缺乏现时性。华北刊物的意见是：涉及的题材的太敏感，建议换个故事的壳。我理解，把两方意思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真和假的问题：前者指责我假，怕读者不接受；后者却担心我真，怕给刊物惹事。截然相反的意见令我感到很惶然，好在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李师东和《当代》杂志社洪清波两位“大编”另眼相看，得以有现在的好下场。有人说，我是因祸得福。也许吧，毕竟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的影响要比前两家刊物和出版社大得多。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话说回来，有这个体会后，我对《解密》的真假问题实在有些讳莫如深。不用说，编辑首先是读者，也许该说是职业读者，高级读者，他们代表的也是读者的意见。也就是说，一部小说问世后，确定真假的权力其实并不在作者手里，而在读者手里。这时候，我来如实回答问题，就显得很不明智了。所以，我还是保持沉默为好。
2003年7月21日
苦与乐
《解密》出版已近四年，其间它如亲人一般陪我，伴我，因而不可避免地唤醒了我一些记忆。如下的文字，大抵是说明我想珍藏这份记忆吧。
说真的，《解密》于我似乎不是一部小说，而更像是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总算是苦尽甘来，有个善良的结局。
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动笔写《解密》的情景：那是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是马上面临毕业离校的一天晚上，大部分同学都在为即将离校忙碌，我却发神经似的坐下来，准备写一个“大东西”。这就是《解密》的最初。这种不合时宜的鲁莽的举动，暗示我将为《解密》付出成倍的时间和心力。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要用“十余年”来计。十余年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段光阴，一部人生。其间我有的变异早已把我变得不再是曾经的我。这些年，我经历的变动之多之大，决非常人所有。首先从身份上说，我经历了从解放军、到武警、到转业军人、到国家干部、到有职无业的闲人等“几重变换”；从居住地说，经历了从北京到南京、到成都、到西藏、又回到成都的“频繁迁居”；从做人的意义上说，又必然地经历了诸多人生大事，比如恋爱、婚姻、生子、贫穷、病痛——有一次，我从双杠上开玩笑似的摔下来，居然离瘫痪只剩一步之遥。我经受了长达半年的复杂的治疗和锻炼，最后总算赢得了一个“只是偶有不适”的好下场。总之，我的命运不能给《解密》一个好的机遇和待遇，然后它还我以颜色，让我受尽折磨，似乎也合情理。
因为受尽折磨，我多次打算抛弃它，从六万字的草稿中理出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即《紫密黑密》，发于《前线文艺》1994年春季号），再从十一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一部四万字的中篇（即《陈华南笔记本》，发于《青年文学》1997年9月号），都是我曾经想放弃它的证据。但每一次放弃都不成功，因为它在我心中长得太深了，我已无法将它连根拔起。正如一棵盘根错节的树，你即使拦腰砍断树干，来年照样生出小树枝，不屈服于死。就这样，《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看，但蹒跚中又似乎透露出几分不畏的执拗和蛮劲。我深切地感到，在创作《解密》的过程中，我性情中的所有优点和缺点都被最大地显现了。所以，我几乎固执地认定，这不是一次写作，而是我命运中的一次历险，一次登攀，一次宿命。正因此，我对《解密》情有独钟，它几乎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命运的一部分。是我本真本色的苦和乐，也是我不灭的记忆。也正因此，我对《解密》有今天的善终而给予过我帮助和关爱的家人、朋友、编辑、作家和评论家，以及部分与我有联系的热心读者，都怀以特别的感动和纪念。
2006年6月19日
山巅的豹子
因为《解密》，我各种名声“鹊起”，引发了不少人“解密”我的热情。中国有不少小说家喜欢强调，他们写的是真的——确有其人，凿有其事，为了写好“其人其事”，他们赴哪里生活了多少年，走访了多少人。按照这个逻辑，我当然必须认识容金珍，至少是特别单位701的前要员。我曾有过多年军旅生活，似乎就更有此嫌疑。有个记者曾用三百字亮堂地向人指出，我因为写这部不该写的书，一度被软禁在某地，接受了无穷无尽的审查，最终被特别单位701开除出局。
真的吗？
这是个深奥的问题，我似乎还不具备资格作答。
我有资格说的是，有两个职业一直十分迷惑我：一个是间谍，一个是破译家。间谍有大牌明星的一面，住五星级宾馆，开劳斯莱斯，坐头等舱，甚至还有私人游艇和飞机。他们风流倜傥地穿梭在空中、地上和水上的各类豪华场所，脸上总是铺张着自信而诱人的笑容。然而，夜幕下，他们的每一个睡梦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一个著名的间谍留下了这样的诗：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命悬一线，这就是一个间谍的生死秘密，他们就这样度过并迎来每一个白天和夜晚。相比，破译家束之高阁，门外面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生死之虑是无稽之谈。然而，牢靠的生命背后是生不如死的生存境遇，日日枯坐，夜夜冥想，生命像不是用来生活的，而是用来等死的。如果说间谍在生死之间还有浪漫、风情、有趣的一面，那么破译家连类似的想象都不会有，他们有的只是暗无天日的沉重和煎熬。
密码是天才的事业。破译密码，是一位天才努力揣摩另一位天才的“心”。这心不是美丽之心，而是阴谋之心，是万丈深渊，是偷天陷阱，是一个天才葬送另一个天才的坟墓。俗话说，一人藏，万人找。密码的本质是不可破译。正常情况下，一部高级密码在保险期内被破译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超过保险期的破译，其价值又为零。密码的了不起就在于此，破译家的悲哀也在于此。在人类历史上，葬送于破译界的天才是最多的，难怪有人说，能够把一个个甚至一代代天才埋葬掉的，世上大概也只有该死的密码了，它把人类大批精英圈在一起，似乎不是要使用他们的天才，而只是想叫他们活活憋死，悄悄埋葬。
容金珍的悲哀，也在于此。
我要说，容金珍不单单是容金珍，他是冻死在乞力马扎罗山巅上的豹子。“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高山，山巅终年积雪。其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之庙殿的意思。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去干什么，没有人做过解释。”海明威如是说。有人说，这只豹子是所有挑战人类极限者的象征。而极限是什么？是无知，是无底，是无谜底的谜。我觉得，挑战极限无异于破译密码，即使悟透了世间最高级或最低级的谜，结果可能还要失败。从这意义上说，密码也不单单是密码，它是乞力马扎罗山巅的雪。
2007年4月1日
小说的责任
我一直不相信我们的小说有什么理由要求人们注目，那是歌星或者其他什么星的事，不是我们小说家的。我坚持认为小说创作是一件纯个人的事，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是隐秘的，深刻的，是想象的，也是欲望的，当中包藏着我们生命珍贵的自我、瞬间，以及它们的改换变化和联结活动。“我想说一说我此刻细腻的思绪”、“我想暂时离开一下现实”。我总是这样或者那样开始写作每一篇小说，安静和温暖的灯光是我写每一个字的客观需要。你在大白天或在一片城市的潮汐声中会亲爱地去抚摸一个你用心珍爱的女人吗？那时候被你抚摸的女人很可能只是你的玩物。因为玩物时刻都可能随人而走，随风而去，所以你要抓紧时间占有、占有、彻底占用——啊，多快活啊——就像一只狗在快活。
我也给写作的自己赋予责任，但不是通常的。我不信奉哥尔多尼的语录：现代艺术要求笑，要求诙谐的滋润。我也不相信“寓教于乐”的现实性和崇高感。我觉得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职责是要关注自己的心灵，要和自己的心灵时刻团结在一起。看书，从书本上获得些许生活经历或细节然后写作，这不是我尊重的写作习惯。为了写个什么，披星戴月地去哪里生活一年半载，这种写作精神令我钦佩，不过也仅此而已。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嚎啕大哭一场后发现找错了人，没说一声什么就把电话挂了。几天后，我开始写《陈华南笔记本》，那个未名男人的哭声一直陪伴着我的写作，以致我没办法给陈华南一丝笑容。我就是这样写小说的，在想象和愿望中写作。
除了要和心灵团结外，我觉得一个作家还应该和自己写作的语言握紧手。这不是无聊。语言是最具欺骗性的东西，但千万不要欺骗了你作家本人。有人说，语言就像钞票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已被人使用得又脏又旧。这既是一种事实，又是一种告诫，是希望：人们在希望发行一种新币！如果一篇小说里拣不出一两句带点儿特点的句子，我就觉得这篇小说是臭烘烘的、要打倒的。这是我的固执和蛮横，但是……怎么说呢？我相信一个作家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就是关注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像关注自己命运一样关注自己写作的语言。我经常想，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种语言：它是简单的，简单中又蕴含着质的硬朗和美的韵律，就同人类的形体一样。我以为，人类之语言的感觉应如流水之于一石头一样，随着岁月流逝而越来越光滑、精练、硬朗、生机勃勃。这就是说，我们的语言不应该像钞票一样，而是应该跟武器一样，像一杆枪！
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的这些愿望和四周的现实放在一起，好像是将耶和华和撒旦放在了一起，我感到非常难堪的同时，也备感孤独、恐慌。
1997年5月5日
谈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
他带来了那些基本的词语
时间会把它们组成的语言
抬举为莎士比亚的音乐：
夜与昼，水与火，色彩与金属……
——博尔赫斯《一个萨克森人（公元449年）》
1986年，我最值得炫耀的是年轻和健康，除此之外，我几乎什么也没有，没有恋爱，没有存折，没有忘不掉的欢乐，也没有驱不散的痛苦，生活对我来说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与此同时，在万里之外，一位双目失明的作家，他最缺少的恰恰是年轻和健康，高龄和疾病正在无情地折磨着他，不断地向他敲响生命结束的钟声。当他预感到这点后，他跟那些步入生命末日的老人一样，执着地选择了自己的葬身地：日内瓦。旅行是他人生的一大嗜好，伴随着死亡的脚步，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日内瓦，成了他今生现世的最后一次旅行。
1986年6月14日，这位老人在日内瓦与世长辞，他就是我心中的英雄：博尔赫斯。
在我的身边，没有人不知道，博尔赫斯是阿根廷人——燠热潮湿的美洲，是他的大陆。博尔赫斯出生于阿根廷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青少年时代他随父母亲呆过不少地方，包括日内瓦，而成年后他基本上也没怎么离开过这个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相比，我感觉日内瓦只是他少年求知途中的一个驿站，就像我们很多人年轻时都有一段在外地求学或谋生的经历一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独独选择日内瓦作为他与世诀别的地方，而不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或者其他地方。这成了他作为一个“迷宫制造者”给我们制造的最后一个谜密。
告诉你们，我已经荣幸地解开了这个秘密，但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不告诉你，就像莫言先生有一次当着不少文学家这样说道：“造长篇小说的秘诀我知道，但我不告诉你。”因为“不告诉你”，你们可以怀疑我的“坦率”。这无所谓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当你们懂得怀疑时就等于喜欢上博尔赫斯了。因为怀疑，或者说制造怀疑，正是博尔赫斯最擅长并乐此不疲的。余华在《博尔赫斯的现实》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他的诗歌里，在他的故事里，以及他的随笔，甚至是那些前言后记里，博尔赫斯让怀疑流行在自己的叙述中，从而使他的叙述经常出现两个方向，它们互相压制，同时又互相解放。”
很难想象，失去这种叙述方式，博尔赫斯的作品还会让人感到那么浩瀚，那么深邃，那么无穷无尽吗？其实，如果从作品数量而言，他一生的作品还不及我们身边有些人一年写下的多。好在文学从来不是以数量取胜的，否则，文学早给那些人糟蹋得不像样了。
我说过，刚刚说过，1986年的我除了年轻和健康什么也没有，这个没有当然包括没有文学，也包括没有博尔赫斯。事实上，在博尔赫斯生前，我连他的一个字都没碰过。这本来不该算我的错，但后来由于我对博尔赫斯产生了过度的崇敬，这竟然成了我常常对自己发出蛮横责骂的一个大不是。我有些天真地想，如果让我在博尔赫斯生前结识这位大师，那么他的溘然长逝一定会成为我的一次巨大悲痛，真正的悲痛。一个人需要真正的悲痛，否则那些小打小闹甚至自作多情的悲痛会把他毁掉的。为什么那些深宅大院里很难走出来一个硬朗的人，原因就是他们只生活在“蜜蜂的飞舞中”。他们可能经常会痛苦得叫爹叫娘，但所谓的痛苦只是被蜜蜂甜蜜的小刺蜇了一下皮表。在博尔赫斯的一篇诗作《白天的晚些时候》里，有一个这样的人，他被一条灰色的毒蛇吓死了，临死不禁泄出了“银色的甜蜜的尿液”——有人居然将它译成“洁白的糖尿”，感觉像他是个糖尿病人，所以才弱不禁风，才会被吓死掉。哈哈，有趣的误译。说真的，阅读经人翻译的博尔赫斯作品，有时真觉得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你不得不随时做好捶胸跺足的准备。但这是没办法的。好在我们有个了不起的王央乐先生，是他首先把博尔赫斯作品送到我们面前的。由于他把头开得相当不错，使得后来者对博氏作品的翻译始终保持着一种相对的谨慎和高度。
说真的，这是必须的。
我没有忘记，我第一次读博尔赫斯小说的时间是1987年春天，在南京鲁羊家里。当时鲁羊还不叫鲁羊，也不像现在的鲁羊，可以尽管呆在家里，除了少有的几堂课的时光。那时候他在出版社谋生，单位像根绳子一样拴着他。这天，单位又把他牵走了。也许怕我一个人在家太无聊，出门前，他从书堆里抽出一本《世界文学》杂志，建议我看看福特的两篇小说。我看了，但福特的僧尼一般冷静又干净的语言没有叫我喜欢，于是就顺便看了另外几个栏目，其中有个“拉美文学”专栏，是王央乐先生翻译的一组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有《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别图书馆》、《沙之书》和《另一个我》等四个短篇。
当时我对博尔赫斯一无所知，所以开初的阅读是漫不经心的，似乎只是想往目中塞点什么，以打发独自客居他屋的无聊。但没看完一页，我就感到了震惊，感到了它的珍贵和神奇，心像漂泊者陡然眺见陆岸一样激动起来。哈哈，天晓得那天下午我有多么辛苦又兴奋！我很快就得出结论，捧在我手上的不是一个作品或作家，而是一个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是水做的，又是火做的，因而也是无限的，复杂的，它由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事物交织而成，而我仿佛就是交织的网中的一个点、一根线、一眼孔。阅读中，我不止一次地深深感到，我被这个框在黑框框里的陌生人扯进了一个无限神秘怪诞的，充满虚幻又不乏真实的，既像地狱又像天堂的迷宫中。这个迷宫无所谓正确的路，也无所谓错误的路，不存在捷径也不存在死胡同，每一个拐弯都能通向一处胜地，而且它延伸的方向不止前后进退，不止左冲右突，甚至腾天入地，甚至继往开来，或探幽析微，或括览风云，向时空的无限个方向伸展开去，构成一个立体的、多维的、斑斓而统一的庞大建筑。奇怪的是，在这个巨构中出现了那么多我心灵之外的东西，它们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迷失，可我却并不感到应有的慌乱和害怕，而是像浸入一段甜蜜宝贵的回忆中，重遇了一位久久寻觅的朋友。
如果要给“难忘的经历”定个义，这个下午就是答案，它可以安然放在“麦家最难忘的经历资料馆”中作为镇堂之宝。这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洗礼，它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识，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
如果说迷醉、感动我一个下午，不是件太难的事，那么要彻底迷醉、感动我，让这种迷醉和感动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衔接起来，流动起来，风雨晨昏永不停歇，像某些传说里的爱情一样经典，这肯定是困难而艰巨的，“要比用沙子搓一根绳子还要难”，“需要悟透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现在看博尔赫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悟透了所有高级和低级的谜的人，他把我心灵的无数个白天和夜晚都以一种感动、迷醉的方式维持下来，流动起来。他甚至改变了我的形象，不再是那个桀骜不驯的什么主义者，而是一个懂得了天高地厚的崇拜者。我敢说，我身边一个个自以为是的名作家也不乏这种感受和变化，只不过他们更喜欢在私下说而已。迄今为止，我只看到过一个人对博尔赫斯的作品提出责难，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太喜欢博尔赫斯写的东西……他不是思想家，他是利用哲学问题作为文学素材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只是一些片断，一些草稿，一些轮廓，一些小说构思的笔记和几行诗……在他写成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的是《南方》、《乌尔里卡》和《沙之书》……”
意思是说，除此之外，他就谈不上喜欢了。
是谁在这么大放厥词？
是他，博尔赫斯自己！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除了博尔赫斯自己，没有人可以站到他的作品上去指手划脚；二、博尔赫斯也许很想看到一个对他作品发难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他只好把自己请出来了。
想想，我们的作家是怎么惧怕人家对他作品的批评，甚至不惜挖空心思去主动组织一些吹捧谀奉之辞放诸于世。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距离哗众取宠太近，距离博尔赫斯太远，距离伪作的虚荣太近，距离真正的文学太远。一个作家在文学之路上，只有无限远离一头，才能无限靠近另一头，而博尔赫斯和文学的终极，都到了另一头。
探究一下造就博尔赫斯小说魅力的因素很有意思。
博尔赫斯小说似乎总是那些故事，那些场景，那些遥远的、影子一样的人物。换句话说，他用来制造小说的材料是有限的，不复杂的：简单的故事，古老的身影，甚至常常出现雷同的东西。但他给读者留下的感觉却是无限的复杂，无限的多，经常多得让我们感到一下子拿不下，仿佛他随时都在提供新东西，而那些东西总是那么深不可测，采之不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答案在他诡秘的叙述上。他之叙述初粗看来，充满了精致的、陌生的措词和比喻，它们首先迷惑了我们，让我们一时无暇去关注故事本身的走向。这感觉有点像看时装表演，表演完了，塞满你脑海的往往是那些稀奇古怪的服装，而不是模特的长相或表情，虽然她们的表情甚至长相都很近似，但你就是记不住，因为你本来就无暇去记她们。
这还不是根本的。如果仅仅是这样，那我们只要看两遍或三遍就解决问题了。关键是博尔赫斯的叙述还藏着更复杂、深秘的技巧，他叙述希望达到的效果，不是正常的设法让读者接近故事，而是远离。准确地说是：接近了又远离。他总是这样迷惑读者，先设法苦口婆心地给你制造一个东西，当这个东西造得无可挑剔、令你笃信无疑时，他突然又对你说：啊哟，这个东西原来不是这样的，我可能把它弄错了。我们不可能从他的叙述中抓住什么，抓住了什么，就要放掉什么，结果最后我们手上依然是空空的。这样，当他下回再向你转达同一东西时，你不会觉得他在重复，只会觉得更来劲，感觉像又摸到了上次从你手上滑掉的“那条鱼”。你以为这下一定会把它捉住，结果它又跑了，甚至跑得更远。
也有些东西是不会跑的，它们就在你眼前，但你还是无法抓住，因为它们永远亮在“玻璃的另一边”。这又是博尔赫斯叙述的奇妙，他从来不通过把什么推到很远让你抓不到（这就成神话或者童话了），相反，他常常把什么都推到你眼前，看上去一切都活蹦乱跳的，似乎伸手可及，却又永远抓不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美不胜收，迷人炫目。在这种迷人的景象面前，我们把他小说说成魔幻也好，迷宫也罢，甚至说成游戏，都是可以理解的。难以理解的是，他的这一切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向何而去。
坦率说，在这世上能让我感到光荣和幸福的事情并不多，我甚至没感到生活在爱情或金钱中是光荣幸福的。但沉醉在博氏书籍中，我确实被光荣和幸福通体笼罩。十多年来，他漂洋过海伸出的手越来越亲切又深刻地触摸着我，温暖着我，给了我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力量，使我的生命获得了某种伸展和灵敏。我就像棵不错的树，在对博氏作品不倦的阅读和想象中长出了枝枝桠桠，长出了粗根龙须。有时候，我觉得他的书籍很像一位饱经风霜因而变得温和善良又智多识广的长者，与其在一起远比跟一个惊惊咋咋的女人在一起更真实，更快乐，也更占有眼前的世界，和内心的自己。
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英雄。我曾经推崇卡夫卡为心中的英雄，但现在我心中还有一个英雄，就是博尔赫斯。这位失了明却依然长年蛰居在图书馆里的文学大师，尽管和满腹哀怨的卡夫卡有着截然不一的创作风格和热情，可我感到他们是一种高度的对垒，是一种能量的正反面，就像国王和狮子，蛇和阴险的女人：他们在我心中具有相等的形象，相等的质量。
2000年8月19日完稿
博尔赫斯和我
他让失明的双眼来充当这座书城的主人
这眼睛只能在梦的图书馆里阅读
——博尔赫斯《天赋之诗》
一
流水使石头变得坚硬、安宁。
博尔赫斯是我的流水。
这些年来，我依靠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数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这个短篇集不足25万字，只是博尔赫斯伸出的一个小指头，但它神奇地重置了我的生活。没有必要隐瞒，我的生活充满了混乱、无聊、孤独、等待、断裂、哀怨、绝望等等不良因子，我生活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这“等等不良因子”得到较好的安置，使它们不要肆虐成灾。我越来越相信，阅读博赫尔斯小说，是我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博尔赫斯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手工艺品”，他制造的“手工艺品”经常使我沉醉其间，逡巡忘返，忘掉进而摆脱了现实纠缠和自己对自己的折磨。
一个世纪接连一个世纪地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一天早上，来了一个阴沉的骑马的人，他腰间闪亮着一把匕首……他们采取的行动，都不可能是最后的一个……
博尔赫斯用他精湛的“手艺”，平静而坚定，遥远又真切地拨动着我，让我感到轻松又温暖，就像流水之于石头，又如光芒之于眼眸。坦率说，我一向讨厌把自己交出去，依附在某一人或物或情上。除了情绪上患得患失的不安全感之外，还有强烈的精神束缚——你获得了心爱之物，必要担忧它的失去。我其实是很自私固执的，过度的清高使我越来越冷漠、孤独、茫然而不知所措。但面对博尔赫斯，我突然感到了一种陌生而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整编的感情。不用说，我感到了己之渺小，彼之伟岸——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是如此渺小，而辽阔又神奇的世界却在争抢着我，我只想拼命地加入进去……博尔赫斯是我的英雄，他的出现，他的神奇和芳香，使我感到虚弱无力，又感动不已，就像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终点……
我感激自己有这样的相逢，我喃喃自语：“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寻找，不会再有更好的皈依，博尔赫斯就是我的终点，我的信仰。”一种完成了“终极抉择”的兴奋和恐惧（害怕不是真的）盈满了我心。
哦，博尔赫斯，你是我的神，你引我毁灭了一切，失去了一切，也让我拥有了一切。不不，拥有的不是一切，我拥有的只是你的一个小手指头。这个小指头仿佛是水做的，又仿佛是火做的，充满的光芒和水汽已将我彻底温暖又滋润，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母亲子宫里。然而，就像我不会满足永远蜷缩在子宫里一样——我要钻出来——捧着你的小指头，我心里向往着拥抱你全身。我偏执又自信地对自己说：只有当拥有了你的全部作品，我才拥有一切！
这个愿望是那么漫长又充满勇气，以致使我感到陌生而惊叹，仿佛它没长在我心上。然而它——这个愿望——就长在我心上，心上的心上，并驱使我像一只猎犬一般搜索博尔赫斯留下的任何一张纸片，凤毛麟角，吉光片羽，寸寸崇敬地收藏起来。我想拥有一切，这个贪婪的愿望其实不过是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
我其实很容易满足。
我是多么容易满足！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光荣和幸福。
哦，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轻轻地，或者高声地，或者默默地呼唤你的名字，使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二
我知道，要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个愿望它又是现实的，因为愿望总是比现实大。愿望是你高举在外的一只手，而不是双脚。现实是双脚。现实是双脚踩出的足印。我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在愿望的鞭策下，我时刻都不放松对博尔赫斯作品的搜索。询问了每一个朋友，翻阅了每一册外文杂志，订购了三张《新书报》，联络了无数家外文编辑部，认真、执着的精神使我感动又惊叹。“所有人类的错误都是因为没有耐心；因为没有耐心，人类被逐出天堂；因为没有耐心，人类无法返回天堂。”卡夫卡的这段朗朗上口的金玉良言，一向令我感到无比亲切和安慰。因为我就是个没耐心的人，因为没耐心，我的愿望纷纷瓦解在时空中，没有一个是落成现实的。
噫嘘，富春江边长大的女中尉，我是多么想娶你为妻，为什么你要做别人之妻？
就因为你太没有耐心，太早地把我们之间一生的幸福与痛苦在几个月内就急巴巴地挥霍掉了——女中尉的信我撕了，但话却一直蛮横地盘踞在我心头。
这样的苦水我难道只喝过一回吗？说真的，我从来不信任自己的耐心。
然而在搜寻博尔赫斯作品的过程中，我却表现出了天大的耐心。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每天都踮着脚尖，睁大双眼，像个寻死的上吊者一样地寻觅着博尔赫斯的片言只语，“出奇又巨大的耐心”，不一定会比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那只象征着优美和可怕的老虎逊色多少：那只老虎想把“没有脸的风”扑住并且撕碎，我想把“雪泥鸿爪”的博氏作品网罗在家并且吃掉。
然后有所收获应该说是正常的，这要感谢诗人钟鸣。事情是这样的：1991年春天，我为爱情所迷惑，命中注定地来到西南重镇成都。羞涩的行囊使我不敢找任何一家旅馆投宿，于是我找到女作家裘山山，她是我乡党，又是个属狗的女人（热情著称）。她从诗人钟鸣那里给我借到一套闲置的1×1的单元房，据说这套房子曾逗留过不少诗人作家，一位南方作家就在这套房子里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钟鸣自己也在这房子里写出了那首为他获得几百美金的得奖诗歌。可以说，这是一套有灵气的房子，我的博尔赫斯情结似乎注定要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馈。
一天晚上，不知是由于无聊，还是出于好奇，也许仅仅是想证实一下抽屉是否上锁，我拉开了写字桌左边的抽屉。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抽屉里没什么东西，起码没什么隐私：零零落落的几张分制小钞（现已很少看到），几枚图钉，一把断了齿的塑料梳子，一支圆珠笔折笔芯，一盒火柴（空的），一只“大重九”的烟壳子（也是空的），一版完整的红色药囊……由于当时我正在闹肚子（这几乎是所有初到成都这个麻辣美食城必经的一个麻烦），我对药囊发生了兴趣，拿起一看，见是痔疮栓，心里不由发笑起来。因为那药囊的形状如火箭头，使我联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我把药囊重新放回抽屉，出于一种小人心理，我还专门把它放得跟原先一模一样，然后慢慢地推拢抽屉。这似乎想告诉主人：我没有打开过抽屉。但就在我慢慢推拢抽屉时，我的目光突然被“博尔赫斯”几个字锁住：它们躲在一张垫抽屉的纸的卷角上，这张纸本身是反过来的，但由于上面没承压东西，已出现卷角，“博尔赫斯”几个字恰恰就在卷角的地方隐隐生辉。
难道我会对它忽视不见？
不会！
愿望是第三只眼睛，它没有眼睑，不需要眨眼，是随时睁大的眼睛；等待就是敏感，是那种无意识的却纤毫毕现的敏感。我对博尔赫斯的名字敏感至极，它无法从我眼中逃脱，别说逃脱，挣脱都不可能。苦苦胶着了几年的期待，结果竟然在一些以火箭头似的药囊为首的烂东西中不期而遇，着实令我如梦似幻。
抽屉里总共垫了三张这样的纸，我一一看过后，知道它们是一起的，连起来刚好是一篇文章的全部，“隐秘的岛屿”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文章这样写道：
在我因眼盲无力阅读时，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终结。我不会顾影自怜——如同一位作家说。一种新的经验才开始，于是我想，我可以去探究祖先们的语言，古老的亲爱的语言……
看得出，这不会是篇小说，但它确实是博尔赫斯的，每一句话都是博尔赫斯的，表达的事情也是博尔赫斯的。从口气上判断，我感觉这应该是篇讲稿，晚年的博尔赫斯苍老地坐在高高的讲台上，台下坐满了学生，又好像没有一个学生，只有“隐秘的岛屿”和博尔赫斯唱诗般的声音：
……所有的岛屿都是隐秘的。太阳也是岛屿。太阳也是隐秘的。据说世上只有鹰才被允许凝望太阳。我不能凝望太阳，不是因为我眼盲，而是因为它会使我眼盲……
那天晚上，博尔赫斯的课堂上又多了一个学生。做一个博尔赫斯的学生，我不会惭愧的。我愿意为博尔赫斯下跪。我只愿意为两种人下跪：尊敬的老师和父母大人。
译文的作者是个很生疏的名字，叫于红，熟悉的人都喊他叫红哥。当时他是钟鸣沙龙中的一员，经常来找钟鸣，所以我很容易就见到了他：中等个子，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二十七八岁：这个年龄现在对我来说就像一颗子弹射出枪膛，已经再也回不来。红哥开始似乎有点不太想接近我，但博尔赫斯使我们很快“心心相印”，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述着他的博尔赫斯，脸上有一种天然的欢喜和激情。他肯定不是第一次与人这样谈起博尔赫斯，但这并没有削减他重谈的兴致，反倒谈得更坚定沉着，机智有趣，意味深长，充满了诱惑。
坦率说，他的博尔赫斯和我的博尔赫斯有点不大一样，我的博尔赫斯是充满了令人迷惑的机关和循环楼道的扑朔迷离的小说的博尔赫斯，他的博尔赫斯是写了一手明亮的经典的随笔的博尔赫斯，才华横溢的健谈善辩的博尔赫斯。但两者高度在同一水平，肩与肩等宽，步子与步子等大，悟识和见解同一级别，就像国王与狮子，蛇与女人，具有相等的质量。
博尔赫斯在六十年代后曾多次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名牌大学讲学，那时候的他，双目已经失明，书籍、讲台、讲稿和学生已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他目中。但一切又全在他心中——
当我们阅读或读完但丁的作品后，就会感到，他写出了自己的想象。更要命的是，读了《神曲》之后，我们总觉得但丁死过一次，上过倒立的地狱之山，或炼狱的交叉小道，或天堂的中央，并且还和影子（远古的影子）交谈过；那些影子用都是意大利三行诗说话……
……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但丁的另一个特点：绝伦的精美。我们总是只关注他作为佛罗伦萨诗人阴冷与严谨的一面，却忽视了他藏在阴冷和严谨之中的美感、愉悦和温柔。温柔来自作品的构架，比喻的奇谲……
我们贫乏的语文文学，虽然难于引人入胜，但却创造了一种风格迷信，一种热情有限的、心不在焉的阅读方式……我不知道音乐会不会对音乐绝望，大理石会不会对大理石不屑；但我明白文学具有预言沉默的将来的功能，它会不断汲取自身的美德，爱上自己的消解，向自己的结局求婚。
就这样，博尔赫斯凭着一根拐杖和记忆讲演着，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授。当讲稿录成文字时，人们觉得每一篇都是最珍奇不过的美文，就像出土的文物，令人敬爱油生，爱不释手。
红哥最后告诉我，他正在翻译博尔赫斯的这些讲稿，和另外一些文论性随笔，可以结成一个集子出版，并希望我回北京帮他跟有关出版社联系一下。
我爽快地答应了他。
三
返京后，我很快跟出版社的朋友取得联系。我料想朋友知道我要为他推荐一部博尔赫斯的作品一定会高兴，所以我甚至是带着一点儿炫耀又请功的口吻跟朋友谈起这事的。但朋友听了却是一脸不高兴，沉默着，好像我为难了他似的。过了好久，他才假模假式问我：“你是让我说实话还是假话？”
我说：“废话，谁要听你的假话。”
他说：“那么我告诉你，我出版不了这本书。”
我问：“为什么？”
他答：“博尔赫斯的书不好卖。”
我说：“博尔赫斯不是琼瑶三毛，你想卖几十万册当然不可能，但卖万把册总可以的。”
“不不不，”他朝我连连摆手，“我不会指望博尔赫斯给我带来巨大盈利，但起码得保本吧。万把册当然够了，问题是万把册也成问题。”
然后他告诉我，花城出版社半年前出了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巴比伦的游戏》，他们是兴致勃勃又有点兴冲冲地出这本书的，为的是抢在别人前面。博尔赫斯的东西在国内出版甚少，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后，将近十年时间还没有人去碰一碰这位“作家中的作家”，而这十年中为博尔赫斯的魅力和名声倾倒的人也许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他们对出版这本书抱有很大希望，一笔高雅的无人指责的收入似乎唾手可得。谨慎起见，开机他们印了5000册，准备随时加印。换言之，他们起初就像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们一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充满信心。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承认：失败了。
“读者对博尔赫斯的需要并不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多，”朋友最后这样说道，“我现在逛书店，常常看到绿色的博尔赫斯（那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受屈地躲在一边，像本过时书，像个可怜虫，无人侧目，灰尘一天天蒙着，也许很快就会被清理入库。”
说到这里，我已经坐不住，我说：“我要去买这本书，哪里有？”
朋友说：“门口昆仑书店就有。”
我冲到昆仑书店。尽管博尔赫斯的书确实没放在醒目处，但也许是某种感应，也许是朋友提醒过的原因（受屈地躲在一边），我很快就发现了它：夹在一套老旧的少儿读物中（它单薄得像一册少儿读物），且高高在上，在书架的顶层，也许只有像我一般高的人才能摸得到。我摸到了它，惊喜的手有些发抖。我把它抽出来，怀疑地看了看目录和序言，确认无疑后，又珍爱地抚摸了下封面，问营业员：
“这书还有吗？
“有。”营业员没看我一眼。她们总是这么高贵又厌倦。
“有多少？”
我问的目的是想看看我敬爱的博尔赫斯是不是如朋友说的那么卖不动，所以我希望得到“就剩它一本”这样的回答，仿佛这仅有的一本留落在此，是专门为我预备的（我与博氏之间应该有这种神性和缘分），这样我会感到神秘又公正，感到光荣又幸福。
但事实是，营业员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逼着我：“你要多少？”说着转身用脚丫子踢开书架下一个四方形的书柜，还用她臭烘烘的脚丫子指划着里面的几包书说，“这些全是，你要可以打八折。”
这时，我简直气得颤抖了。说真的，如果说营业员无知做出的傲慢甚至还有她的臭脚我可以忍受的话，那么眼看着博尔赫斯神圣的书籍被如此玷污、作践，像一本色情书被囚禁在黑暗中出售，又像一本过气的流行作品被折价处理，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愤愤地想，一本即使几十乃至上百个当今“著名作家”绑在一起都写不出的书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不公和愚昧已经到极限。我肯定是被激怒了，然后有所失控也是免不了的，我大声责问营业员：
“数一下，有多少，我全买！”
总共38本，每本7.75元。
我自己算了下，总共294块5毛，便往柜台上压了295块钱，抱起书要走。
柜台里的手（肯定是只我不要摸的手）数了下钱，尖声叫喊我：“哎，找你钱，打八折的，你给多了。”
我回过头去，恶毒地对她说：“我不要打折可不可以？我觉得应该打折的是你，而不是这本书。”
出走书店，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邮局，把多购的37册“博尔赫斯”纷纷寄给朋友和老家的学校、图书馆。
有人说，疯子和正常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天下午，我觉得自己像个疯子。那个营业员最后就是这么骂我的：“你个疯子！”
我喜欢这个疯子。
四
怀揣着“博尔赫斯”回家，晚风轻拂，夕阳的手抚摸着我，这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回到家，我重复了自己的孤僻：不是急不可待地品读，而是把它放在书橱的一只角落里，仿佛它在我书柜里已经呆很久，所以被挤到了角落里。对于一本好书我总是这样，喜欢尽量地与它保留一段时空，让想象中的品读的快乐在我心中无限洋溢膨胀，让占有的欲火尽情燃烧，直到最后一刻。这感觉同样妙不可言，如同有个你喜欢的女人等着你去碰，可你持久不碰，这样就等于老有个“愉快”搁在心中酿，越酿越香。哦，真香，让我亲亲你……想象中的快乐是无限的。
那天晚上，我就被这种“想象中的快乐”鼓舞着，沉醉着，手快脚轻地做了许多事，直到找不出一件可做的事，我才像突然想起那本书似的，急切又轻手轻脚地踱到书橱前，悄悄打开书橱门，小心翼翼地取出“博尔赫斯”。感觉就像在取拿一件珍贵的易碎品，又如在亲吻一位刚刚经历了劫难后熟睡的少女。这种感觉：虔诚、圣洁、甜蜜、爱情都达到极致，于我并不是常有的，但我又确实十分地需要它，它的每一次降临总是能给我带来足够的安慰和自信，就像在茫茫跋涉中出现的驿站总给人以安慰和力量一样。仅此一点，我就对博尔赫斯感激不尽，因为在这个世上能给我这种感觉的人或事并不多，更不要说一本书了。博尔赫斯对我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神奇有力，他的魅力在我心中总是体现得那么灵验又淋漓尽致，他已被我崇敬的心升华为一尊神，这真不知应该是我感谢他呢，还是他感谢我。还是让我感谢他吧，因为是他让我厌倦的心中有了神，有了虔诚和爱情。
我捧着“博尔赫斯”走进卧室，上了床。钻在温暖的被窝里，依着温暖的灯光，品阅着心爱的书——让我想想，我的生活中还有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没有。温暖的灯光下，“博尔赫斯”散发出盈盈绿色（书的封面是绿色），就像是从草地里长出来的，又像是森林里的什么演变成的。
这是一本压膜小32开本，书名《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简单地横排着，字体细长，显得很随便，缺乏美感。总的说，这不是本精美的书，设计和制作都不甚讲究，我有点儿遗憾。但这没影响它在我心中的地位，因为我相信我对书装帧的不满一定可以在内容中得到加倍的满足。
集子总共辑录了博尔赫斯31个短篇小说，有几篇比如《奇才福内斯》、《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接近阿子莫塔辛》、《剑疤》，它们光题目本身就让我惊艳地接近了博尔赫斯，我脑海里迅即出现了博尔赫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东西：无垠的草原、迷宫、老人、牛仔、匕首、天才的对话、智者的沉思、火车在草原上疾驰……
我首先选读了《剑疤》，因为这篇小说王央乐先生也翻译过，我还清楚地记得王央乐先生译文的开头：
他的脸上横着一道怨气冲天的伤疤：一道灰白的弧线，从一侧的鬓角一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塔夸伦波所有的人都叫他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佬……这个英国佬是从边境，从南里约格兰德那边来的，少不了有人说他在巴西干过走私犯……据说他很严厉，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然而办事公正得一丝不苟。据说他还是一个酒鬼，一年里总有几次要把自己关在牧场看守的房间里，拼命喝上两三天酒，然后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就像打了一仗或者发了场神经病似的：脸色苍白，颤颤巍巍，精神不宁，然而仍像原来那样威严……他不跟任何人来往……除了一些商业信件或者几本小册子外，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邮件。
让我看看他们（他们是两个人）的译法：
他的脸上有一道铭刻着仇恨的伤疤：它从一侧面颊延伸到太阳穴，再回到另一侧面颊，宛如一把灰色的弓。他的真实姓名没有人知道，在塔瓜伦波所有的人都称他为“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人”……“英国人”来自国境线的那边，来自约·格兰德·德苏尔。有人说他在巴西时曾是个走私犯……人们说他十分严厉，甚至有点凶狠，但却赏罚分明。人们还说他是个酒鬼，因为他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两三天以后他才从房间里出来，像刚刚参加了一场战斗或得了眩晕症一样，面色苍白、神情紧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依然像以前一样果断、严厉……他不与任何人来往……他除了收到一两封商务信件或几本小册子外，没有其他任何信函来往。
我心头微微一紧，因为我觉得后一种译法不大好，硬邦邦又啰里啰唆的，缺少博尔赫斯那种对语言再三考究之后而呈现出来的从容隽雅的文风，同时也散失了博尔赫斯作品那种泰然自若又耐读的品质，一种害怕失望的阴影就这样钻进我心。但我还是尽量安慰自己，不要这样，因为这仅仅是开始。
是的，这才是开始，也许后面会翻得精彩（用来弥补开始的不足）。就这样，我继续满怀信心地往下看：
……吃完饭，我们走到室外看了看天空，雨已经停了。但在山峦的南部还打着雷闪着电，预示着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在破旧的陋室里，那位为我们准备了晚餐的仆人拿来了一瓶南姆酒。我们默默地、长时间地喝着酒。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喝醉了，我不知当时是几点钟，也不知我为什么会提起那道伤疤，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乘着酒兴，还是感到厌恶。“英国人”听后脸色骤变，我立即想，他一定会把我从他家赶出去。但他仍用与往常一样的口吻说道：
“我就来给你讲讲这道伤疤的故事……”
感觉不对嘛，我觉得。于是，对照看王央乐先生的译文：
……吃完晚饭，我们走出屋去，看了看天色。雨已经停止，但是在南部的高原背后，还有闪电划破天空，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暴雨。这时候，刚才侍候我们吃饭的仆人，拿了一瓶朗姆酒到收拾干净了的饭厅里来。我们默默地喝着，喝了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觉我已经喝醉了。我也不知道是出于灵感，或是出于兴奋，或是出于腻烦，我提起了他的伤疤。这英国佬的脸沉了下来。有几秒钟，我想他大概要把我赶出屋去。结果他却用惯常的声调对我说：
“我可以把我受伤的经过讲给你听……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是美好的未来和难以忍受的现在，它也是痛苦的亲爱的神话，是圆形的塔，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唱偷牛的宏伟史诗；有的牛被人格化而成为英雄，有的却变成了鱼和山……”
如上关于“爱尔兰”的那段文字在我现在的书上变成这样：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意味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痛苦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既痛苦又甜蜜的神话。她有很多圆形的塔楼和红色的沼泽地，但遭到了巴涅尔的遗弃。爱尔兰还拥有歌颂盗牛英雄的长篇史诗，而这些牛的化身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鱼和山……”
坦率说，这时候我开始加快了阅读速度。不，是改变了读博尔赫斯作品的习惯。我经常跟朋友们说，王央乐先生把博尔赫斯弄得叫我不忍心一口吃掉，我总是慢慢又慢慢地读，一边读一边品味，像是在用舌尖舔。但是，这两位老兄（他们的名字我早忘记了）制造的——粗制滥造——博尔赫斯让我恨不得一口吞掉。我确实用很少的时间翻完了整本书，至终我也没有消除开始时的阴影。这阴影像魔鬼一样始终跟随着我的目光，仿佛是我目光的阴影，我目光到哪里，它便拖到哪里，到最后你可想它被拖拉得有多长多大：足以将我开初明亮的心情淹没得黯然无光！
不用说那天晚上我有多沮丧，我深刻地感到，这两位老兄塞给我的是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是一个被明显歪曲的博尔赫斯。他们一定不知道，一尊美神一旦被扭曲，就会变得非常丑陋，比凡人还要丑陋。所以，他们的博尔赫斯比他们自己还要丑陋，还要乏味，就像一只用沙子做成的馒头，你只能弃舍，或者一口吞下。我是一口吞下了，但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厌恶，多么难受！在极度的懊恼和痛恨中，我对那本书狠狠地拍了一个巴掌，然后高声地对它喊道：
“光靠一点简单的勇气和虚荣心是翻译不了博尔赫斯的，谁想通过平庸来举高自己，只能使自己显得更加平庸又丑！”
我的喊声惊动了邻居，却也仅仅是邻居，怎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听见它？这是我写作本文的最初冲动。
五
我没有忘记红哥的嘱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我的打击（它给了我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我更加把朋友的嘱托当回事了。我想，红哥译作的出版也许多少能消除一些《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博尔赫斯的不良影响。同时我相信，《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滞销决不是由于读者真的厌倦博尔赫斯，只是厌倦“虚假的博尔赫斯”。正如我那位出版社朋友所说的：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近10年来，为博尔赫斯倾倒的人是众多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博尔赫斯，谁不是——《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就不是，它是虚假的，残陋的，我们看透了它的虚假和残疾，所以它被遗弃、滞销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认识到《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滞销的症结之后，我更加有信心地张罗起红哥译文的出版事宜。通过同窗好友闫连科中介，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做出了“乐于出版此书”的肯定答复。这样，我便给蓉城的红哥去信，请他赶紧把译稿寄给我。他回信说：稿子还没有全部译好，让我等一等，“快则半个月，慢则一个月”。
我等。
等过一个月没回音，两个月还是没有。我想他可能另作安排了，也许那边有更丰厚的稿酬或者其他，于是就把这件事撂在一边，同时把红哥这人也撂一边了。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可以不给我回音，哪怕是“另作安排”的回音。对这样杳如黄鹤的人，我有充足的理由将他“撂在一边”。
大概是半年多后，我突然收到红哥的来信，前面说了许多客气和道歉的话（足以让我谅解他），然后这样写道：
我把这半年时间全埋在了博尔赫斯的文字中，没有稍微的怠慢和松懈，甚至把给你写信的时间也侵占了，每天每夜，我都在重复一个动作、一个愿望：接近博尔赫斯。我是努力的，却是失败的，我简直不相信——我痛苦地发现：我愈是努力却愈是感到了自己与博尔赫斯之间的距离，仿佛我不是在努力接近他，而是在努力推开他。没有必要隐瞒，从翻译博尔赫斯第一则短文起，我就感到自己对博尔赫斯的伤害，这种伤害就像眼泪对眼睛的伤害，绝对是没办法的，无辜的，所以我原谅了自己，只希望下一篇别这样。但下一篇仍是这样，下下一篇还是这样，再下下一篇还是这样。每一篇都是这样，我的“希望”仿佛总在远处，在一座山头的另一边。就这样，我对自己发生了怀疑。或许我可以带着怀疑去做一件其他事，怎么可以去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这是我对博尔赫斯素有的忠诚所不容许的。现在，我再也没有半年前的雄心和梦想了。当我下定决心中止这个梦想时，我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满足，仿佛我已将这个梦想完成了似的。事实上，丢掉翻译博尔赫斯作品的梦想，做一个纯粹的博尔赫斯作品的读者，无疑是对博尔赫斯作品最忠诚的保卫，也是对博尔赫斯本人最衷心的敬重。从此意义上说，我确实感到无比的满足和轻松……
红哥的信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其中引用了不少博尔赫斯的金玉良言。我阅罢此信，不知怎么的，突然想到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崇敬心已经使他变成废物。
不过，与翻译《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两位老兄相比，我倒是对红哥充满敬重，这是因为：一、他对博尔赫斯的崇高的敬爱感动了我，抚慰了我（眼泪抚慰了眼泪，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二、虽然他“变成了废物”，但他报废的是自己。那两位老兄虽然勇气过人，却大有报废博尔赫斯之险：这种勇气永远不会令人敬重，只会叫人害怕和厌恶。
六
等待教会了我等待。漫长的等待不但令我变得善于等待，而且还变得豁达、自信。我相信，一个英雄征服的决不会只是一个人。换句话说，拜倒在博尔赫斯脚下的不可能只有我一人。谁能肯定所有拜倒者都无能折腾出一部博氏的新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无须担心看不到博尔赫斯新的作品，看不到只是暂时的。
果不其然。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博尔赫斯的作品相继在几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其中由深圳龙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博尔赫斯文集》，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装帧质量，以及立体的发行方式，都令同行汗颜。该书一度风靡书摊，在其巨大阴影的笼罩下，另外几家出版社推出的博氏书籍只好过一种默默无闻的日子了。不过，我还是敏感地把它们从默默无闻中发掘出来，并且慷慨地带回了家。
现在，我手头有13本有关博尔赫斯的书籍，其中他本人著作集9册（有一半是重复选载的），评论文章3册，传奇2册。这些书籍我都看了，有的看过不下几十遍，如王央乐先生翻译的那本杏黄色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总的说，除王央乐先生模造的那个博尔赫斯令我惊叹的信服外，其余人笔下的博尔赫斯都令我感到失望，有的令我气愤——最气愤的是翻译《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两位老兄。有一个叫陈众议的译者，近年来被人誉为是翻译博尔赫斯的权威，但以我看，他的博尔赫斯依然不如王央乐先生。他的博尔赫斯给我的是这样一种感觉：他描绘了博氏的脸廓，包括嘴巴、鼻子、眼睛，甚至目光、笑容，但没有描绘出博氏脸上交错的皱纹。也许对其他作家说，这个损失不会留下大的遗憾，但博尔赫斯的皱纹却是丢不起的，因为他满脸交错的皱纹壮观得独一无二而令人难忘。
大约深圳龙田公司策划的《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不久，我和红哥通了一次电话。我们在抒发了各自的不满后，红哥对我这样滔滔不绝道：
“事实上，我对自己对博尔赫斯作品的理解、欣赏甚至再现能力是不怀疑的，我怀疑的是博尔赫斯，他的精美绝伦、神奇怪谲、充满天才的作品，仿佛不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天才的神指挥写下的，所以具有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和魅力。换句话说，博尔赫斯具有的高度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你不断接近的高度不断拔高的，就像天上的太阳，你站在地上看它是那么高远，当攀登到山顶上看时，它还是那么高远，那么可望而不可及。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不可翻译的，你能把太阳摘下来给谁看吗？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如果你无法与其站在一个高度上来展开翻译工作，那么你的翻译就是失败的，骗人的。这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个博尔赫斯在这里冒出，那里闪现，然而结果似乎只是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博尔赫斯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同样，我也不可能制造一个真正的博尔赫斯，这几乎是世界上最最难做成功的事，要比用沙子搓成一根绳子，用火去点燃水还要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所有超级或者低级的谜也不行……”
最后，红哥似乎是为了安慰，跟我说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译文都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所谓翻译顶多只能是引导我们走向原文的一座桥梁，一种刺激，尤其是伟大的博尔赫斯的作品。
放下电话，我马上想起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似乎是他对自己写作的一种宣言：
我足可宣称，我的每一行文字均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心情，起源于它本身所有的一种必然性；我说不准我的作品是不是好的，我只能说我所召唤的是想象，和想象的想象。
一个没有翅膀却在快速飞翔，甚至倏忽飞逝的东西：想象。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的心情，你自己在记录它时都很难保证逼真——抓住的很可能只是尾巴和须毛，更不要说翻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红哥的感受和说法。
1955年夏日的一天，随着独裁者庇隆政权的结束，博尔赫斯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作为市场鸡兔检查员的荒诞岁月，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一下子拥有浩浩80万册珍贵的图书，然而他却无法用正常的方式——阅读——去占有它们，只能用手去抚摸它们，因为此时的博尔赫斯已经双目失明。为这事，博尔赫斯曾这样说：“上帝赐给我80万册图书，同时让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现在，我似乎有一种相似的感受和说法：博尔赫斯告诉我他是我的英雄，我的一切，同时他又说，他不属于那些不懂得他写作语言的人（当然也不属于我），这真是博尔赫斯式的逻辑。
一个人可以生，也可以死，可以狂欢，也可以愤怒，但一旦陷入这种尴尬中，他就不知该怎么样了。在极度的无奈中，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可笑地翻出了已经被我废弃多年的英语书，这是我唯一接触过的一门外语，尽管它不是博尔赫斯的母语，但博尔赫斯的有些作品他是用英语写成的，要么就是在他本人称职的合作下翻译成英语的，所以“英语的博尔赫斯”是可靠的。于是，我天真地想，如果能够直接握住博尔赫斯伸出的“英语之手”……这个念头让天真的我兴奋起来，却很短暂。因为，英语书上的灰尘和泛黄的书页，马上不客气地提醒了我：它已早不属于我，我要再度找回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是由于无奈：彻底的无奈，我还是耐心地做起了重新找回它的梦。
“Time（时间）”
“Timelessness（无时间或时间之外）”
“Labyrinth（迷宫）”
“Courtyard（庭院）”……
我感觉，我在找回的不是自己的记忆和能力，而是一粒粒细小又蔽目的沙子，不但难以找回，而且在找回的同时又常常任性地从我指缝里溜走，就像水从竹篓里溜走。不用说，靠这样想握住博尔赫斯的“英语之手”显然不大可能。但我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巨大的耐心坚持着，并不断喃喃自语：
“也许这样可以读懂他一句话，一个段落；即使读懂了一句话，也是我的成功，我的胜利；这个胜利虽然很小，但却是真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只会增加。也许只要耐心和时间足够，这些增加的小沙子渐渐可累积成砖，这些砖又可堆磊成墙，墙再聚砌成屋，沿屋派生出城堡、庄园、迷宫、游廊、教堂，和整个博尔赫斯的世界……”
我这是在鼓励自己呢。
孤独的人总是需要自我鼓励的。
1996年10月一稿
1997年5月二稿
博尔赫斯与庇隆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博尔赫斯《猜测的诗》
一
1986年严冬——如果以博尔赫斯的生平做参照的话，就是他去世不到半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周庄写了第一篇像样的小说《变调》，标题是捡来的，写的倒都是自己的感受，青春的苦闷，利比多的作怪，为赋新词强说的愁。诸如此类。小说到一年多后才发在《昆仑》杂志上（1988年第一期，该杂志于1997年停刊），这也是我的处女作。小说发表后不久，我收到了中学语文老师的一封信，高度赞赏了我，封我为“母校历史上的第一个作家”。老师姓骆，年轻时写过诗，一度当过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我们家乡出名的人物。我本算不上他钟爱的学生，我们的交情更多的是建立在我离校后，尤其写小说后，也许是我的文学热情唤醒了他已逝的梦想。在以后日益紧凑的交往中，他间接、直接地对我有过这样的教诲：文学与政治之间没有可以沟通的“明路”和“暗道”，我既然想当作家就必须远离政治，否则“你在编织别人不幸的同时，也将给自己带来不幸”。
这个出自中学老师之口的简单道理，似乎并没有被智识渊博的博尔赫斯所懂得，他与庇隆——庇隆政权——之间有始无终的纠缠，无疑给他带来了巨大的不幸。这不幸首先是体现出他在政治上惊人的无能和任性，然后是他的作品失去了一大批具有“政治头脑”的崇拜者，而最终导致了诺贝尔文学奖与这位文学大师擦肩而过。如果时间真的像博尔赫斯说的一样，是“循环交叉的”，那么有一天当博尔赫斯再度开始他灿烂的文学生涯时，请他记住我中学老师的教诲也许是很有必要的。那样的话，我们或许会看到一个更加完美、更加幸福的博尔赫斯。当然，这样的话，下面这样的诗句我们也就看不到了——
我犯下了人类所能犯的
最深重的罪孽：
我从不感到幸福
打住！我不止一次地发现，只要我们套用博尔赫斯的逻辑推理，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荒诞、混乱、虚妄、无聊，将我们可怜的心智变得更加可怜。这就是博尔赫斯的神奇：一切都仿佛置身于迷宫中，又像是在梦中。
二
庇隆是个什么人？
他一度像博尔赫斯尊敬的祖父一样，“是个戴上校军衔的军官”。和博氏祖父不一样的是，这位上校军官具有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灵敏的政治头脑。和当时掌握阿根廷政权的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相比，庇隆也是不一样的，他满脸笑容，收音机里的声音十分友好动听，朝后梳的头发乌黑发亮，身边还时常站着一个头发金色的漂亮女人——她就是庇隆后来的妻子爱娃。正是靠着这些骗人的绅士风度和一些“悬空的承诺”，庇隆获得了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四十年代初，他利用阿根廷民主政治的失败和历届政府的软弱，成功地在政府中巩固了他的地位和势力。不过，在博尔赫斯看来，有地位也好，势力大也罢，他充其量只是个“外省的暴发户”，是个“野蛮的高乔人”，是“阿根廷的噩梦”。1943年，眼看着这个“服饰讲究、权欲熏天的军阀”在政府中屡屡得势，日渐坐大的样子，博尔赫斯似乎预见到了阿根廷的未来，并把他的预见写成一首诗公布于众。这首诗题名为《猜测的诗》，这样写道——
高乔人赢了；
胜利是他们的，
这些野蛮人……
当时博尔赫斯虽然已经写出像《小径分岔的花园》这样很多后来享誉全球的小说，但他的名气远没有后来那么大，更多的只是在圈内。可以肯定，当时庇隆并不知道博尔赫斯这个人，但是通过这首《猜测的诗》，他不可能不知道了。一个诗人或小说家，对一个“野蛮人”来说是难以记住的，但是对一个谩骂他的人，一个已经预见到他即将得势却又公然蔑视他的人，他又怎么可能记不住呢？忘恩记仇可是野蛮人的本性。不用说，正是这首艺术上并不见长的《猜测的诗》——“政治的诗”，博尔赫斯把自己轻率地推到了庇隆面前，同时也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会给博尔赫斯带来什么？博尔赫斯在猜测阿根廷未来政局的同时，对自己未来的命运也作了猜测——
在这黑夜的镜子里，
我追上了我
那张无可怀疑的脸。
我踩上了寻找我的长矛的阴影。
我死亡的嘲弄，骑兵，鬃毛，
战马……向我逼近
坚硬的矛刺穿我的胸膛
锋利的刀割断我的喉咙
不论是对庇隆，还是对自己，博尔赫斯的猜测都是十分准确的。1944年，47岁的庇隆出任阿根廷副总统，两年后又顺利当选总统。1946年6月，庇隆就职总统后两个月，博尔赫斯失去了米格尔·卡内图书馆的公职。失去就失去，问题是失去的同时庇隆政府又专门给他安排了另一份新的公职：科瓦多街鸡兔市场检查员。别说明眼人看得出来，就是一个瞎子摸也摸得出来，让深度近视、手无缚鸡之力的博尔赫斯去做这份工作是荒唐的，也是恶毒的。对此，博尔赫斯除了拒绝，别无选择。当然，借诗发发牢骚是免不了的：
那个不知名的冷酷无情的神
把恰如其分的工具给了他选中的人：
把黑暗的墙壁给了弥尔顿，
把流浪和遗忘给了塞万提斯。
记忆中得以延缓的东西归于他
归于我们的是渣滓。
三
如果说当初博尔赫斯作《猜测的诗》抨击庇隆显得过于任性和政治上的幼稚，那么现在庇隆如此明目张胆又恶毒地回击博尔赫斯，同样显得过于任性而缺乏政治风度。毕竟，博尔赫斯从本质上说只是一个文人，从客观上说这个文人在阿根廷作家圈内不是没有一点影响力的。庇隆对博尔赫斯甩出的恶毒的“最初一击”，非但在相当一部分作家圈内失却了信誉，而且也预示着以后他当政期间将始终有一个叫人头痛的声音陪伴着他。这个声音很快就在一次宴会上放开了喉咙——
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对曾经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虽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却又在偷偷摸摸地干着国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屈辱、黑暗……
作为博尔赫斯的老朋友，《南方》杂志没什么犹豫地刊登了这篇几乎毫无顾忌的发言稿。庇隆深感头痛，但对一个已经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治理他。这下博尔赫斯尝到了甜头，胆子变得更大。1947年，博尔赫斯和比奥尔合作编著《怪物的狂宴》，对庇隆政权进行了露骨的讥讽，以致当时阿根廷没有一家刊物胆敢刊发，包括一向支持博尔赫斯的《南方》杂志。莫内加尔一直是博尔赫斯忠诚的支持者，据说当他看过此作后，“深感博尔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于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这篇文章里博尔赫斯对庇隆和他的政权的发难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有些说法更近乎猜想，还有一些甚至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凭空编造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出来，应该说对博尔赫斯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这些猜测坐实，博尔赫斯无疑要背负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学之禀赋为政治站队提供便利的恶名。但是，发不发表都说明博尔赫斯对庇隆和庇隆政权的憎恨已经从开始的无意变成了刻意，从模糊变成了清晰，从而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和努力。他也许以为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会把庇隆扳倒，所以不愿罢手，甚至有意团结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
这当然是十分幼稚的。事实上，从他公开反对庇隆起，这位“口吃的、胆小的作家”在面临政治压力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非政治的压力。昔日好友萨瓦多，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他对庇隆的固执和任性，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忠诚的支持者莫内尔加，因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禁不住也发出这样感叹——
如果允许我选择，我更愿意跟他的作品在一起。
令博尔赫斯羞怒的是，他72岁高龄的母亲莱昂诺尔和妹妹诺拉也受到了“天大的污辱”：因为一个平常的在大街上的“驻足围观”，诺拉被关进了布恩帕斯妇女监狱的妓女牢房，莱昂诺尔被判处在本宅软禁一个月。等等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博尔赫斯正常的心情。他的心情怎么样呢？对此，埃斯特拉·坎托最有发言权，因为当时博尔赫斯正在和她“谈情说爱”。埃斯特拉说——
他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有一阵子，他提出想跟我结婚，也许是以为结婚会改变他目前的现状。可我怎么可能跟他结婚呢？至少目前，我无法把他看作我的丈夫……我不是害怕嫁给他，而是无需嫁给他——我嫁给他毫无意义……
埃斯特拉说的有些躲闪和隐晦，但博尔赫斯的心理医生米格尔·科恩·米勒不准备躲闪，他在日记中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隐晦的背后是什么真相——
那时候，我在五月广场附近有一家诊所，有一天，佩罗把博尔赫斯带来，说希望我帮助他“克服胆怯”。后来，我发现他真正需要克服的是“性无能”……所有男人一旦面临这种事，总会变得十分胆怯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博尔赫斯的“性无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主要是由于情绪焦虑和一些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想，科恩·米勒告诉我们的已经是一种极限的东西，它说明博尔赫斯当时的状况确实是很不好……简直糟糕透了！这当中，庇隆即使负不了全责，起码要负一半的责任。事实上，庇隆让博尔赫斯受的屈辱远比我们知道的多，甚至比我们想的还要多。这一点，我们从庇隆下台后，新政府一下给他两个公职上也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幸亏庇隆执政命数不长，否则博尔赫斯会怎么打发余生，这是现在的我们，包括当时的博尔赫斯，都是难以“猜测”的。
四
西方有一种理论，说一个人身上的善和恶是平衡的，一个人一生受到的光荣和屈辱也是相等的。且不说这理论正确与否，起码博尔赫斯为庇隆所受的屈辱，除了他自己铭刻在心外，新政府也没有忘记。1955年，庇隆政权垮台，新政府一下补偿性地给博尔赫斯两份美差。两个差使都是博尔赫斯喜欢又擅长的：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师，另一个是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前者容他授业和释放，使胸中丘壑有所出，后者供他汲取和烘焙，使学识令名有所养，似乎考虑周全，异常完美。它们纷至沓来，弄得他一时有种“多得接受不了、盛不下”的感觉。尤其是后者，不论是恰到好处的工作内容，还是强烈的荣誉形式，都具有极大的补偿意义。以荣誉而言，这也是博尔赫斯一生在他自己的国度里得到的最大荣誉。博尔赫斯在回忆那一天——1955年10月的一天，赴玫瑰宫站在阿根廷代理总统面前接受任命时这样说道：真有意思，玫瑰宫里见不到独裁者了，我平生第一次和共和国总统握手，像是一场梦……遗憾的是，当时博尔赫斯的双目已经基本失明，为此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上帝赐给我80万册书籍，同时也使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博尔赫斯一再申明，到国立图书馆当馆长不是他的爱好，更不是他谋求的结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当不当这个馆长对博尔赫斯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博尔赫斯后来的一切——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走出阿根廷，走向世界，享誉全球，名震四海等等，所有的幸运和光荣，都是跟他当这个馆长分不开的。说来仿佛难以置信，虽然博尔赫斯大部分作品，包括那些至今被世界文学顶礼膜拜的佳篇美作，都是在当馆长之前创作并发表的，但是就影响而言，主要集中在“内部”，在他平时交往的狭小的圈内，几乎连阿根廷的本土评论家也很少关注他，“表示敬意”的更是寥寥无几。一个平时并不引人瞩目的人，猛然成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这本身就是一则新闻，加上部分政治因素，博尔赫斯几乎在一夜间成了社会名流，成了焦点人物。就像旮旯里酿了多年的好酒，突然在名流云集的派对上被人拍掉泥封，瞬间酒香四溢，征服全场。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和形象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时候他自己想默默无名都困难了，谁要想忽视他同样也不容易。就这样，博尔赫斯从沙龙中走了出来，走向了社会大众，走上了观礼台。
一个空洞的人站在舞台上会显得更加空洞。博尔赫斯显然不是这种人，他是个神秘的人，喜欢沙漏、地图、迷宫、18世纪版式的书籍、玫瑰色的街墙；他是个怪诞的人，他用休谟、贝克莱、叔本华、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的头脑思考问题，并做诗，写小说——利用哲学问题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好的一个；他是个多情的人，但他的感情很少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得到过回报，他用读书和写作来驱散因此而来的痛苦，他觉得很幸福；他是个盲人，但他读的书比谁都多，而且到死都还在不停地买书、读书、写书；他不是个国家主义者，他不以阿根廷为光荣，但阿根廷为他感到光荣……总而言之，博尔赫斯就像一件稀罕的古董，一旦捧到手上，没有人不会发出惊叹声的。这样一个人，一旦被“曝光”，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他就会变得很高大，走得很遥远。
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是个耕耘的人，苦闷的人，那么1955年庇隆下台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开始变成一个收获的人，幸福的人。促使他命运发生转变的因素里面，有一个暗藏的机关，就是新政府为补偿他以前在庇隆手上付出的屈辱而授予的这顶国立图书馆馆长的“礼帽”。这顶帽子会神奇地演化出那么多“魔法”，这即使连睿智的博尔赫斯自己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庇隆和美人爱娃就更不可能想到了。要说想到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有言在先：祸兮，福之所伏。
五
请不要过早为博尔赫斯击掌鸣好，所谓“祸兮，福之所伏”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福兮，祸之所倚，对博尔赫斯一样是灵验的。我们来看看，博尔赫斯在大喜之时又面临着何等的祸水？
祸水还是源自他由于“庇隆情结”而蓄就、纠结的个人化的政治热情。出了名的博尔赫斯有机会四处走一走，而且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也许是失明的缘故，或者是见得多了，此时的博尔赫斯不再对讲台胆怯，甚至连口吃的毛病也好了。总之，他现在口才变得很好，众所公认的好，到哪里演讲台下都是满当当的，说什么都令人叫好。问题是谁也不敢保证，他台下坐的都是纯粹的文人、学者，有时候因为个别人别有用心的操度，“容易上当受骗”的博尔赫斯常常会在不知不觉间把一堂精妙绝伦的“文学课”演变成了一场捉襟见肘的“政治课”——
我一向信奉民主，但现在不了。
我认为阿根廷在今后50年或者也许是100年应该进行选举。不过现在我们对那种事情还有准备。当共产主义已经潜入我们所有的邻国时，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有人以前所谓的道德说教者或者寓言作家，或者如今所谓的“任务作家”……我是个保守党成员，那本身就是怀疑主义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把我指认为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反犹分子、小魔王比利或者独裁者罗萨斯的追随者。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应该没有政府……
我相信革命，并且一直耐心地在等它到来。革命不会有政治领袖，不会有宣传口号和旗号……人们谈起新的什么革命时，我总是问道：“你们打不打旗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拥护的革命……
说真的，谈谈文学博尔赫斯是一把好手，但要说政治他简直叫人担心。尽管莱昂诺尔（他母亲），包括博尔赫斯自己都想远离政治，但总是一不小心老毛病又犯了。无法摆脱政治，这几乎成了他晚年的一个顽疾，一个无法驱赶的恶病。博尔赫斯这么智慧又洒脱的人，一个以想象为生的文人，为什么独独在“这个问题”上老是纠缠不清，简直不可救药？
根源还是在庇隆头上！
庇隆的下台并不意味着他死亡，更不意味着他众多追随者已经烟消云散。从某种意义上说，庇隆和博尔赫斯一样，不是个认输的人，也和博尔赫斯一样拥有大批追随他的人。他在流亡国外期间——漫长的18年，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从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雄心，而且随时都可能东山再起。这一点博尔赫斯是看明白了的，同时博尔赫斯还明白一点就是：只要是支持庇隆再起的，他就反对，反之他就拥护。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难免显得简单化，也难免容易被人利用和责难。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作为一个作家，最高的奖赏无疑是拿回诺贝尔文学奖，从文学意义上说，博尔赫斯获此殊荣是众望所归。1970年10月，意大利的《晚邮报》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问题作了一项全球性的调查，结果表明博尔赫斯的得票数“雄居榜首”。以往《晚邮报》的预测总是“十猜九中”。换句话也可以说，《晚邮报》的调查结果表明，博尔赫斯离这个世界最高文学奖只差一步之遥了。正当人们信心满满地准备喝博尔赫斯的欢庆酒时，瑞典文学院公布了获奖人名：亚历山大·索尔尼琴！
为什么不是博尔赫斯？一时间大报小报反应强烈，并做出了种种猜测，最终都集中到一点上：瑞典文学院无法接受拉奴塞政权——这是一个比庇隆更拙劣的独裁者，更不能接受博尔赫斯“一头扎进与极端反动政权合作的”立场。
如果博尔赫斯以此为戒，从此把他那张并不叫人心悦诚服的“政治嘴脸”收藏起来，那么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对他来说还是机会多多的。但任性的博尔赫斯会吗？
不会。
庇隆也不会。
1973年9月，庇隆以60％的得票再次当选总统，博尔赫斯不会无动于衷。就在庇隆再度入驻玫瑰宫后的没几天，博尔赫斯便“爽快地”接受了《新闻周刊》采访，并侃侃谈起来：庇隆是个二流角色，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死去的话就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他对国家没有影响……谈起玛丽亚·庇隆（著名的爱娃去世后，庇隆娶她为妻），博尔赫斯尤其刻薄，连同爱娃的亡灵一块嘲讽道：跟他前妻一样，也是个卖笑的，而且还低一个档次——可怜的东西！第一个死了，当然应该找个替代的——找个卖笑的替代太容易了……
记者问他是否感觉到新政府的威胁时，他的回答强硬中又藏有机智——
没有。丝毫没有。首先我和这个我不信任的政府没有接触，其次，他们知道如果伤害我会引起国际反应的，他们不会这么蠢，给自己找麻烦；再说，我帮了他们忙，我使世界更关注阿根廷。我自己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也是帮了他们忙，免得他们为了撤我职而犯难——我认为辞职的做法很体面……
也许是上次教训的结果，这次博尔赫斯在庇隆上台之前，就主动辞去了馆长职务。这倒是个聪明的做法，起码庇隆不可能再对他搞什么“鸡兔事件”了。但是威胁是少不了的，有一次他98岁的母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马上过来“宰了她”。老人家把详细的地址告诉对方，并且叫他赶紧过来，她等着呢。对一个快一百岁的老人说，死显然是没有威慑力的。不过，还有一次倒是很有威慑力，有人在他们家门口放了一枚足以炸死全家人的炸弹，幸亏没有引爆就给排除掉了。
只要博尔赫斯不闭嘴，类似的事情绝不会少。好在庇隆福泽有限，不到两年就归了天，而伊莎贝尔·庇隆又不争气，转眼间被人夺了政权。这下博尔赫斯很是庆幸，庆幸的方式是对新政府表示“热烈又公开的欢迎”。当新政府领袖魏地拉将军对他发出共进午餐的邀请后，博尔赫斯丝毫没想到应该拒绝，而且事后还要错上加错地对外宣布魏地拉的军政府有“绅士风度”。其实，当时稍有点头脑的人看得很清楚，魏地拉是个比庇隆还要祸国殃民的货色，博尔赫斯公开支持他完全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无异于是等人来诋毁他自己。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是一句政治上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显然博尔赫斯不慎信奉了这句话。
这还不够，更弱智的事情还在后面。这一年岁末之时，博尔赫斯居然荒唐透顶地赶去智利会见皮诺切特将军，并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十字大勋章。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犯的“政治毛病”都可以原谅，那么这一次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事后确实也没人原谅他。在马德里，《拉丁美洲札记》杂志几乎当即做出反应，取消原已编辑好的一期“博尔赫斯专集”。有的地方甚至当众烧毁博尔赫斯书籍，至于明的暗的批评谩骂就无法说清了。关键是斯德哥尔摩，几乎就是从此“下定决心”不再把诺贝尔的荣誉授给“这个愚蠢透顶的政治小丑”。事实也是如此，博尔赫斯至死也没有机会站在瑞典文学院的领奖台上。为此，博尔赫斯曾这样说道——
获奖总的说只可用来满足虚荣心；既然是为了满足虚荣心，那么获不获又有什么区别呢？
不，这是辩解，是安慰，是想掩饰自己过错的辩解，是自欺欺人的安慰。在这件事情上，博尔赫斯太不尊重全世界那么多敬仰他的人了。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对博尔赫斯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耿耿于怀。不用说，这是20世纪文学最巨大的遗憾，是用什么都无法辩解、无法安慰的遗憾。我认为，之所以造成这个遗憾，博尔赫斯要负主要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他过分厌倦庇隆政权而犯下了众多明显的政治问题，以致瑞典文学院跟着也犯下了历史性的错误：一顶最高大的文学礼帽未能戴在一个最伟大的作家头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尔赫斯和庇隆的斗争，博尔赫斯从来就没有赢过，即使庇隆死了，政权跨了，他还是输家——一个连同瑞典文学院和整个20世纪文学都输掉的输家。
2001年2月28日
补记：
本文写作中，引用或参考以下著作：《博尔赫斯·书镜中人》，詹姆斯·伍德尔著，王纯译；博尔赫斯小说诗文选《巴比伦彩票》，王永年译；《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等等。特此致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