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给C（两题）

    C的奇思

    多少年来，C一直在思寻一种东西，这东西的特点是：没有自己的诞生时日。人们告诉她，具有这般特征的东西人世间是没有的，她漫长而痛苦的寻找也让她领悟到了这点。空中、地上、地下、海底，孕育着无数的生灵万物，可要从中找寻出一样她思念的东西——没有诞生时日，却令她感到那么渺茫。

    也许要使某一做到无穷无尽，变成一种永恒和无垠——就像时间和罪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人类也不乏这样的追寻者，比如德国物理学家孜孜不倦的永动机，中国古人梦想长生不老的仙丹，博尔赫斯笔下的无垠的书——沙之书。等等，不一而举。但要使某一做到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这似乎连想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可怜的野心勃勃的愿望，我们也许只能在《囡书》中看到。但《囡书》，谁都知道，这是一本荒僻的书，它从来只有一本，而且只有一人能解读，而此人早已尸烂。所以，《囡书》就像一把特殊的、只配有一枚子弹的枪，当这颗子弹砰地一声穿出枪膛后，枪身也就像被子弹击毙者一样，成了一具报废的尸物。有人说，你想读懂《囡书》，这本身就是一件困难而又困难的事，也许要比创造没有起始、没有诞生时日的某一不会容易一点。这么说来，C的愿望确实是稀奇的：惊世骇俗，不可理喻，甚至要叫人笑掉大牙。因为，这确实太荒唐了！

    坦率说，C在寻找的开初就相信，她要寻找的是一种世上找不到的东西，这个出发点的悖论，使她为此而作的努力也将永无结束之时：每一次寻找都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没有生，哪有长？这似乎只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作为一个读过上千册书的人，C知道去找寻一只非蛋而生的鸡的艰难性和荒谬性。而C之所以仍要去找寻，也许是出于强烈的个人需要，也许是对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的一种迷信。C就像赫拉斯笔下的孤独的少年，不喜欢热热闹闹和各种机械的声音，只是喜欢沉溺于豹子式的胡思乱想中（把自己隐蔽一隅），满足于以抽象的观念占有窗外的种种世故人情。

    说来你也许不信，在冥冥幽思中，C常常看见天空中飞舞着纷纷扬扬的运气，它们像空气一样流动、沉浮，并且和空气共同酝酿风雨和天空的各种颜色、声音、形状。而纷飞的运气中，有一部分并不像汗水、血液一样是从人体毛孔和血管中流出的，而是自遥远的星辰之外，像流星一样跌落人间的，它们的特点是来无踪、去无影，中间没有可以捉摸和推敲的联结活动与改换变化：不可期望，不可争取，像闪电，是天体的一道喷嚏；又如梦中之梦，是大脑的某次神游。它们的效力也是神奇无比的。在清代学者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中，有两个半的页码对这种运气作了某种神性的解析和论证工作。他认为，人们一旦拥获这种运气，便可创造类同使绵羊变狮子或狮子变为绵羊的奇迹。有人说，伽利略正是依靠这种运气才看到了天体的真实（羊眼变成了狮眼），同时也是这种运气使他最后落得了焚身的结局（狮子又变得像一只绵羊一样懦弱无能）。而秘密的亚德利博士据说也是在这种运气的指引下，在十几年后的一个梦中获得了开启老枪密码的钥匙——它飘扬在天际之外，且像一根银色的发丝一样细微而蔽目。我痴爱的一位英雄作家博尔赫斯，他的神奇和博大已使我感到迷惘和内疚，然而他却还在用毕生的精神追求另一种神奇：他渴望获得这种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从而完成他梦中的事业：让一个故事演变成无穷无尽的故事，可以世代相读，而且还读不完。读过《沙之书》吗？这是走入博尔赫斯的渴望——对一本无垠之书的渴望——的最好通道，它非常短小，但我们不可能因其短小而感觉不到博尔赫斯的心跳声。

    博尔赫斯的愿望让C深得鼓舞，她从这位作家的愿望中很容易就看到了自己的愿望，就像我们常常从别人的恐惧中看到自己的恐惧一样。有一天，C突然对我说：没有诞生时日的东西世上是没有的，所以你也不可能找到，但是天空中飘扬着来自星辰之外的运气。这种运气具有无穷无尽的神性和力量，它们中的任何之一都交织着人类的各种探求与渴望，你只要获得它们中的任何之一，都会在某一方面领悟一切，从而形成一个唯一的也是无限的幸福。

    C多次问我：有一天，你要获得了这种运气，将拿它来创造什么？

    我多次听到C这样告诉我：如果她一旦拥获这种运气，便要用它来创造一个没有诞生时日的东西。这东西可以是无用的，渺小的，像一条隐匿无用的虫；材料也是不讲究的，可以水做，可以火生，即便是由一堆垃圾衍生也无所谓，只要它没有诞生时间，像天幕一样，没有人能指出它的起始边沿。

    问题是当C拥有这么神秘而神奇，甚至足以创造一个世界的运气时，为什么不想创造其他，独独想创造这样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哪怕是一条隐匿无用的虫？

    这是C生命的密码，它充满了问题和问题的问题。

    C不止一次地对我喃喃自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和问题的问题……

    没有生日

    多少年来，C一直在寻找一种没有诞生时日的某一。

    多少年来，C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生日。

    不论是前者或后者，只要找到其中之一，C的寻找就会全部结束。

    但是，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C都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都是一样地难以寻觅。

    所以，C的寻找没有结束，虽然结束的条件是很宽容和低等的。

    作为天地间一人，一具血肉之躯，C当然有自己的生日。但C的生日就像丛林中的一盘蛇或一根草的生日一样，没有人知晓，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没有生日，心里就少了样东西，照理说，心里少掉一样东西会变得空畅一些——这是一个物理的概念，就像加减法一样，既简单又朴素。但C的心灵深处（空间）却因为没有生日而变得更加拥挤又混乱。多少年来，她深刻地感到，正因为她少掉了生日，她心里反倒像伸入了无数只细小的手，每天都把她的心挤捏得紧紧张张，不得安宁。我忧郁地发现，C的内心世界要明显比周围的人阴郁、潮湿，就像C的心灵是生长在阴暗的地窖里，而不是阳光明媚的大地上。

    这全是因为C没有生日！

    没有生日，首先给C带来的麻烦是对自己身世的无尽探索和怀疑。孩童时代，C一直相信她的父亲是个患肺病的老干部，在她出生不久，这位老干部就像某个国王一样终于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和权力，而C母亲则是在很远很远的城市里工作，等C长大了她就会回来接她进城读书、工作。天真的岁月，C几乎每一天都在等待这一天降临。由于等待，C童年的每一天都被拉长了，由于等待的痛心失望，C开始学会了怀疑和忧郁。现在，C已再也不相信那些胡说八道，不相信老干部的父亲和很远很远的母亲，C更相信另一种说法——

    她母亲是古书里的狐狸精，水性杨花，肉蒲团，方屁股母马；她父亲可能是个老干部，也可能不是。因为对一匹方屁股母马的后代来说，她的父亲就像行云一样，是个不定数，我们只能说他是个男人，也许该说是个胆小的、失德的男人。因为只有胆小和缺德的男人才会无视自己的孩子……有一天，C躺在一只木盆里，像一件破衣服一样，从河的上流漂到了下流，一个渔夫怀着一种拣到一只木盆的高兴发现了C。起初渔夫有些犹豫，因为当时正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困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他家里可以多一只木盆（求之不得），却无法多出一张嘴。看着C那张嗷嗷待哺的小嘴，他咬咬牙，想让C继续漂流。但正当这时，C精灵地哭了起来——像看见了渔夫诡秘的心思似的。

    那个哭声啊——啊啊，谁也没听过这样撕心揪肺的哭声！

    是啊是啊，C已经哭了一天一夜（渔夫从木盆的湿度中看出了C漂流的时间），这哭声一定充满了绝顶的哀求和恐惧。这哭声像河水一样汹涌不止，渔夫担心C是某个神灵对他良心的试探和考验——他每天生活在水上，神灵对他而言是多么重要！神灵的出现使C得到了拯救，渔夫抱着C回家，一路上，他沮丧地想：这要是条鱼多好，起码有七八斤重吧……

    这种说法在C的少年时期，始终像一尾蛇似的盘踞在她心里。由于未成年的渴望和怯弱，这条蛇使C感到罪恶和危险，C从不敢去碰它一下。但是岁月和阅历给了她胆识和勇气，也许还有个原因，就是这条蛇在C心里盘的时间久了，就像一只毒瘤在身上长久了，你同样会渐渐地接受它，大大咧咧地触摸它一样，现在C对它——这条蛇——就是这样，早没有当初的畏惧心，反倒有一种盲目的玩赏心态，经常将它引出来，品味它神秘的花纹和颜色。多少次，C曾带着这条蛇逆流而上，寻找她可能下水的地段。她依靠一只相似的木盆，和一块七八斤重的石块（C的原始体重）与漂流的时间（一天一夜），推断出C可能下水的地段是他们县城。在乡间，只有县城才有老干部和像狐狸精一样漂亮的女人，这一发现似乎印证了那说法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从那以后，C千百次地流窜到县城，千百次地来寻找她父母。

    县城的人们啊，我相信C的父母一定就在你们之中，也许你们（C父母）早已认出了她，只是不敢认她；你们像害怕事实一样地害怕看见C，害怕承认你们早已潜伏起来的原始的本能；你们敢于偷情，却不敢承认。可恶！可恶！！县城的人们啊，我知道C恨你们之中的某一个男人和女人；这种恨啊，因为始终落实不到一个具体的人上，结果使C对你们所有人都产生了恨。C为什么早早地背井离乡，而且越走越远，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飞啊飞，飘啊飘，最后都不知道飘去了哪里——消失了，失踪了，就是因为C深刻地恨着你们，不想再见到你们——甚至我们，甚至永远。县城的人们啊，这么多年了，我不知你们是不是还记得C？啊，不要记得她了，忘掉她吧，我知道C也在极力忘掉你们，甚至我们。他们——那对孕生C的男女，现在好吗？也许你们现在活得很可怜，也许已过早地去世，可这与C又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可以无视自己女儿，她为什么不可以无视你们？说真的，C早已断绝了寻找你们的愿望，她甚至不相信她的生命与你们会有什么关系。我知道，C宁肯相信她是一朵最初的蘑菇，是天地云雨滋生了她：天地相交的一刻，一次闪电的射精，她横空出世了……

    是的，C已把父母之说远远抛出心灵之外。父母抛弃了她，她也抛弃了他们，这是拉平。

    但是，C可以抛弃父母，却无法抛弃生日，生日对一个人情感、生活的种种切入也许只有没有生日的人才能感觉到，就像你只有在肝脏病变时才能感觉到肝脏是身体的宝贝一样。没有生日，意味着你每年中没有这一天，没有这一天的欢乐或苦恼，没有这一天的期盼和回忆。而这一天，在你的一生中像某种轮回的一个结，失去了这个结，整个轮回便没有了秩序和节奏。每年每年，旁人都有树木年轮一样明显又具体的记号，通过这一记号，他们把过去与未来砌成一级一级的台阶，拾级而上，或拾级而下。然而C由于没有这记号，没有这接口，不论是过去和未来都成了一道斜坡，岁月被敷衍地粘成一整块，呈现出笨重和野蛮，一种天然的节奏和力量被无端地剥夺了。

    没有生日，你还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和孤独，因为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生日，你计算着他们的生日，参加他们的生日晚宴，倾听他们关于生日的种种回忆和期待，并不得不编造你自己的有关生日的种种美好回忆和愿望。她在生日面前什么也没有，所有的一切都是虚假的，骗人的，所以她厌倦。更要命的是，她在生日面前没有立锥之地，却又不得不随时插一足，今天是你，明天是他，后天是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年复一年，每一次插足C都感到厌倦和孤独。而每一次插足又永远不是最后一次，所以这厌倦和孤独是与生命等长的。当然也是巨大的，因为没有人知道她没有生日，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厌倦和孤独只有她自己一个人承担，没有人会同情地帮她分担一点。不但没人分担，而且——因为无人知晓，没有人会专门有意地做点什么，比如回避啊、迎合啊、投巧啊……不，人们从不这样，人们常常以自己的经验和愿望友好地把她拉入幸福的生日派对上，让她举起痛苦的双手，高声合唱：“Happybirthdaytoyou！Happybirthdaytoyou！”

    就这样，任何一次都可能重复一次！

    对一个身体残疾者言，他的亲朋好友和所有善良的人都会谨慎地回避他的痛处。然而C之痛处却是越亲密善良的人越会捅它，这就是巨大，就是恐怖。我知道，C宁愿用一只手（哪怕是右手）换取一个生日，那时她是残疾人，同时也将得到一个残疾人应有的照顾和同情。可现在不，现在C身上丢掉了也许比一只手更要紧的东西，却得不到一点照顾和同情。我觉得，C为此遭受的痛苦和孤独，也许只有一个秘密的同性恋者才能真切感受到：她的痛苦和孤独，就像一个同性恋者一样秘密、深刻、巨大。

    没有生日，还常常让C有种盲目的愧疚感，一种不休止的错误和欺骗，像影子一般终生跟随着她。每一个在水上作业的人都是神灵的最忠实信徒，因为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猝死的阴影，他们相信每次从水上安安泰泰回来都是由于神灵佑护，而要神灵佑护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正直，要诚实，要坚守普世的道德准则，不做缺德事。C在渔夫（让C喊一声：爸爸！）身边生活了17年，C没有继承他优良的水性，但对神灵的迷信，我认为他们达到了同等高度和深度。C从来没有玩刀弄枪的喜好，那是因为C怕玩刀弄枪伤着了无形的神灵：神灵的概念在C的血液里哗哗流淌着。渔夫不但把C养大成人，而且还把她养育成了一个敬神崇灵和崇尚德性修炼的人。C常对我说，正如身体的心脏，德性是我们精神的心脏：一个德性差的人，干什么事情都会感到困难、局促，失败的手像毛发一般附于他身上，无法驱除。C还说，一个人的德性和才能往往是平衡的，同时的，就像人的两只眼睛，它们的内部神经是丝丝相连、互为呼应的。所以，你双目之亮度、力度一般都是对称的，相应的。也有独眼龙，但他们总使人感到怪异、邪恶、恐惧——不论是精神的独眼龙或是肉眼的独眼龙——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少，但再也不能再增多，多一个都嫌多。

    哦，C对德性如此看重，却常常在生日问题上成为自己的异教徒。每次每次，当你漫不经心地问起C生日时，她总是犹豫一下，然后正经八百地告诉你一个日子。C知道这是假的，但你不会怀疑，厌倦和压力就在这！如果你问C其它事，比如你问她有过几个男朋友，她说只有一个，虽然这可能是假话，但C没有压力，因为即使C不骗你仍然免不了你的怀疑。这似乎是游戏，心灵在此虚实难分，虚假也失去了应有的羞愧。但当C告诉你生日时，她感到的全是羞愧，因为她欺骗的是一颗完全真诚、无忌的心——你怎么可能怀疑她欺骗了你？你的无忌无疑的信任常使C羞愧难当！于是，告诉你生日成了C一次自伤的过程，羞愧的经历。这种感觉一次可以忽略，两次可以忘记，但C经常面临，对她心灵将造成多大压力和伤害。我们知道，C孤独的内心充满神灵，她谨慎地依照着自己对神灵的理解和敬重规范着自己的全部言行，但因为没有生日，这成了她一条剪不断的尾巴，她费了老大劲终于将身子挣脱上岸，但尾巴却依然在水中，而且越拖越长——

    这是一条水做的尾巴，永远上不了岸！

    没有生日使C的宗教信仰也遭到基础的动摇和玷污，C有种功亏一篑的惨败感。

    问题还不在这，问题在于：既然你不论怎么修炼，怎么无辜，一种盲目的疚愧感将始终横陈于你心，你又何必做种种努力？这种想法，容易使人自艾自叹，放弃修身，堕落下去。而这种想法又像细菌一样时刻潜伏于C的心头。在这里，没有生日又成了纵容C堕落的催化剂。不不不，C没有堕落。但谁知道，由于没有生日，C堕落的次数、程度要比原本增添多少？

    我不知道，但我认为肯定是增添了。

    我还知道，由于没有生日，C的心灵深处还增添了无穷的混乱和伤痛，和紧张。我可以想象，C的心灵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过，就像一张疤痕累累的脸——C的灵魂深处贴着一块由于没有生日而烙下的巨大疤痕！

    哦哦，没有生日，其实等于没有一颗自然的、安然的心。哦哦，因为没有生日，C把父母、故乡、朋友、安心、放心、称心，这些人人都应有的东西都丢失了。哦哦，一个连生日都没有的人，她还可能拥有什么呢？

    补记：C，全名的拼音缩写是CGK，1980年考入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英美系，1984年毕业分配至福建某情报部门工作，任战情翻译。1985年与我建立恋爱关系，历时一年零一月。1986年5月24日，C赴法国公干，失踪。对她的失踪有种种说法，其中之一是说她逃跑了，叛国了。如果确凿如此，我有理由怀疑她与我恋爱不过是为逃跑做的精心准备，因为当时我们单位有规定，单身者是不能出国公干的。我们没有结婚，但热恋是公开的，鉴此领导方批准她赴法公干，以为我是她的锚。我到底扮演了她的什么角色，我至今不晓。她到底是不是真的叛国了，我也是至今不得而知。我认为，有些人的内心是永远无法猜度的。

    1996年5月下旬初稿

    2008年3月5日修改、补记

    卖烧豆腐的秋娘

    建水县位于云南省南部，隶属红河自治州，古称临安。前不久，我去建水采风，住在朱家花园318房间，短暂四天，见闻不少，卖烧豆腐的秋娘印象最深。

    是到建水的第二个晚上，吃完饭，被安排去朱家花园正大门的翰林街上的一家演艺馆听小调。小调没什么特色，听的人不专心，聊天的声音总是越聊越大。我实在忍不下去，溜了。外面空气很好，天气凉爽。不管白天多么热，天一黑，热气就像怕黑似的，全跑了；不像杭州，前半夜经常比白天还燠热。时光还早，我不想回去独守空房，便跟着路往前信步，漫不经心，漫无目的。

    翰林街是一条新修的老街，石板路狭窄，两边多是商铺、饮食店、广告灯箱，时不时冒出一个地摊，有的卖烧豆腐，有的卖水果，有的是卖便宜的日用小商品。人来车往，市气很足，自行车、电瓶车随处停，街面显得更狭促，更像一条老街。我喜欢这样的老街，混杂，拥挤，脏乱，有枯叶在阴沟里腐败的酸臭，有醉醺醺的酒鬼，姑娘穿着从省城买回来的二手时装，孩子在角落里撒尿，有人在当街吵架，有人拉着你袖子兜售假文物。这才是我们熟悉的生活：没有秩序，缺乏品质，不讲究，贫穷又爱炫耀，混乱又有烟火气。

    我随便走，并不想发现什么，可就是发现了秋娘。

    秋娘不是建水人，是建水邻县石屏人，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伐木工人。50多年前，秋娘母亲病故，父亲用箩筐背着她进了当地狮子山（音）林区，时年才六岁。从那以后，秋娘再没有离开林区，她像山上的一棵树一样，在鸟语花香中迎来一天天，送走一夜夜，一岁岁长大。在秋娘15岁那年夏天，她父亲好好地走在下山的路上，突然被一块不知从哪儿飞来的石块击中后脑勺，再也没醒。秋娘哭了三天三夜，哭得死去活来。没有了父亲，秋娘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最后还是她父亲的朋友，他们都是伐木工人，替秋娘在11号工区的集木场边搭了一间小木屋，砌了个炉灶，给了她一份烧饭的差事做。他们每天在秋娘摆开的简易摊棚里吃上一顿中午饭，秋娘一天的饭钱也就有了。秋娘就这样活了下来。

    在秋娘22岁那年，一个姓林的伐木工人娶了她，秋娘孤苦的日子终于走出头。秋娘替他生下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用使不完的力气替秋娘撑起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家。苦难已使秋娘变得很容易满足，自从有了家，有了丈夫和孩子，她再也没有不满足过。可老天爷不长眼，秋娘的儿子还没学会走路，他父亲却被一次突发的山体滑坡狠狠地埋没在大山里，秋娘连他的尸首都没瞅见一眼。那次山体滑坡一共葬送了九个伐木工人的性命，他们可以说都是秋娘的亲人，都是吃着秋娘烧的饭长大或者变老的。

    秋娘的命苦哦！

    以后，秋娘又开始过上孤苦的日子，靠着山上的树、蘑菇、野菜、禽兽，和伐木工人的恩赐，拉扯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儿女。儿女一天天长大，秋娘在林区的小饭馆也越开越像回事了。十几年前，秋娘的两个女儿还到山下去另开了一家小饭馆，还是靠伐木工人养着的，他们在秋娘这儿吃中午饭，晚上下了山，就到她两个女儿那儿吃夜饭。就这样，秋娘的苦日子总算又一天天熬过来，她不谢天也不谢地，要谢的只有伐木工人。这个世上，要说让秋娘感到最有感情的，只有伐木工人，除了他们，她谁都不认识，甚至连亲生母亲也不认识。

    九年前的一天，林场老场长拿着一张红头纸给秋娘瞧，说他们都得下山，以后就没伐木的事了。秋娘不识字，但她想纸上写的肯定不会同老场长说的一样，他只是在拿她开心。因为当时她们才转移到一个新林区，满山的木头都在等他们去砍伐，怎么可能呢？秋娘万万没想到，老场长说的是真的，不出一个月，山上所有伐木工人都像候鸟一样纷纷飞走了。他们下山前都来劝秋娘走，她就是不走，她说她要等他们回来。可哪里等得到呢？那些天，秋娘天天望着空无人影的大山哭啊哭，她想这世上要没有伐木工人又怎么能有她的生活呢？老天爷啊老天爷，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啊，硬把我一次次丢进苦海——秋娘哭天抹泪的声音回荡在山谷林间。

    又一天，老场长领了个戴眼镜的小伙子又来劝秋娘下山。秋娘本是铁了心不下山的，可结果叫小伙子几句话就说得变了心。小伙子对她这样说：“大妈啊，你听我说，养你这辈子的是伐木工人，害你这辈子也是伐木工人，你不知道，正是工人们把山上的树木砍完了，山体才要滑坡，才会害死你丈夫。”他告诉秋娘，打死她父亲的那块飞石事实上也是山体滑坡后造成的，只不过那次滑坡没人看见而已。他还想再说什么时，秋娘已经不让他说，她对小伙子说：“你是个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说的，既然这样我还留在山上干什么，难道是等再一次滑坡来把我儿子也埋进大山？”

    三天后，秋娘扛着大包小包，下了山。

    七年前，秋娘做木匠的儿子到邻县建水做工，认识了当地一位姑娘，做了上门女婿。秋娘很伤心，骂儿子不孝，哭自己命苦。为了让老头子在地下睡得安稳，原谅她养了这么个不孝之子，她狠了心，不认儿子，不参加他婚礼，拒绝儿媳妇进家门。但是一年后，听说儿媳妇替她生了个小胖孙子，她又高高兴兴找上门，把孙子当儿子一样养了起来，儿媳妇除了喂奶，其他任何事都轮不上。秋娘说，他孙子开口叫的第一声是“奶奶”，足见奶奶对孙子有多么好。可奶奶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孙子上了幼儿园，要赢在起跑线，奶奶完成不了这个伟大使命，只好退居二线。

    一下子清闲下来，不知道日子怎么过，闲得心慌，便找事做。最后找的事就是摆摊卖烧豆腐。秋娘说，这是她的老本行，当年在山上给伐木工人烧饭，烧豆腐是天天要做的。

    烧豆腐的原料是黄豆，山上的树被一年年砍伐，地一片片拓出来，都种了黄豆。黄豆嫩的时候叫毛豆，可以连壳吃，加上盐，煮了就可以吃，豆子、壳子都可以吃，味道很鲜美；也可以剥了壳，配上一点肉沫、腌菜，和笋子一起炒来吃，笋子都有一股鲜香味。因为满山遍野都种了毛豆，一支大部队都吃不掉，伐木工人只有几十个，大片大片的毛豆就长成了黄豆，像珠子一样圆，金黄金黄的，比大米还要硬，可以爆炒当干粮吃，喷香喷香。把黄豆用水浸泡一天过夜，黄豆吸水变软，用石磨磨成浆，便是豆浆。把豆浆放入锅中加卤水熬制，做成的便是豆腐，洁白，细腻，鲜嫩；或许是世上最嫩的东西，风都能把它吹破。豆腐能做各种菜肴，可以生吃，可以熟烧；可以单吃，可以混烧；可以煎炒，可以煮汤。做出来的菜品不但味美，还有健康的营养价值。

    但是豆腐有个缺点，就是不便存放，易馊。在夏天，生豆腐放几个小时就馊掉了。秋娘说，如果做成烧豆腐，可以存放几天甚至更长时间。烧豆腐的制作方法是将嫩豆腐用纱布包好，放在井字形的模子内，压上木版，将豆腐的水分挤压掉。此时的豆腐已被模框格成一块块的干豆腐，然后撒上盐和香料，放在一边阴干，让风进一步吸去水分。阴干的时间至少要几天，且每隔一天要给干豆腐翻身，直到干豆腐的颜色由纯白变为灰白，体态完全收紧干固，才可以去烧烤。烧烤的器具是一只火盆，上面摆一张用细钢筋扎制的炕，炕下面是无烟的炭火。烧烤豆腐之前，要先在钢筋上抹上菜油，这样豆腐不会粘在钢筋上。豆腐烧烤时要随时翻动，以防烤焦。在豆腐被炭火烤得滋滋地冒发热气时，豆腐变成了精灵，颜色由灰白变为嫩黄，形状由四方膨胀成微圆，显得结实、饱满；更诱人的是，嗞嗞冒发的热气在空气中迅速转换成一股黄豆在爆炒中成熟的沉香，热烈，浓郁，有一种痴心女子义无反顾爱人的坚定，扑鼻而来，驱之不散。

    我正是被这一缕缕香气吸引着，注意到了秋娘。在建水，烧豆腐的摊子多的是，仅百十米长的翰林老街上就有三四个摊。秋娘的摊子不在闹热的翰林街。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只记得由她的摊子往前走两百米左右，便到了学政考棚。那天晚上我走得很远，原因就是想尝尝秋娘的烧豆腐。我第一次闻到秋娘烧豆腐的异香，想去尝尝口福时，发现她摊子边围满了人。我不愿等，继续往前走。走了半个小时回来，人并没有少，只好又走。又走了半小时回来，只剩下两个人，以为很快可以轮到我，结果还是等了半个小时：因为其中一人不但带了一只胃，还带了一只面粉袋，收走了四大炕的货。

    就是这人，脸红扑扑的，定是刚吃足了酒，谈锋甚健。他是一家饭店的厨师，秋娘的烧豆腐是他们饭店天天要上的一道菜。得知我是外地人，他扯着嗓门，不无炫耀地告诉我，秋娘的烧豆腐是本地一绝，不但好吃，还好看、好放。好看到什么程度？把他一面粉袋的家伙倒出来，不会有一个焦或有一个生的，个个圆成一个形，焙成一个色。好吃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吃的时候不计数，一面粉袋家伙全吃完了，吃到吐，嘴里还是香的，馋的，还想吃。好放，是因为她的烧豆腐每一个都熟到家了，没一个半生不熟的。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半生不熟，就会提前馊腐，然后像一粒老鼠屎，一烂二，二烂三，最后把“一锅粥”都整烂掉。他分明被酒精乱了分寸，临走前有失体面地把我揽到怀里，对着我耳朵做出悄悄说的样子大声说：“你知道秋娘的烧豆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她在用卤水熬制豆腐时加了罂粟壳。”

    秋娘听了，扬起火钳威胁他，骂道：“你哄鬼啊！我天天做两大锅豆腐，哪里去找这么多罂粟壳。”

    他笑道：“人家都这么说的。”

    秋娘骂：“放屁！我从来没听人说过，就听你说。”

    他借着酒胆，照旧有恃无恐：“你得承认，我没说错。”

    秋娘气得又扬起火钳：“你还敢放屁，看我打烂你的臭嘴！”说着立起身冲上来，真的要打他，吓得他狼狈而逃，消失在黑暗街头。秋娘举着火钳，对着黑暗，像个泼妇一样大声嚷了句脏话，回头对我说：“他喝醉酒了，你别信他。”

    我不信，可我想知道，你的烧豆腐为什么成了本地一绝，是不是有什么祖传的工艺？秋娘淡淡地说，“有什么？没什么，就是做得多了。我从15岁开始做这东西，天天做，今年60岁了，烧掉的木炭堆起来比这县城还要大。”接着，秋娘一边给我烘烤豆腐，一边对我讲起了她坎坷辛酸的大半辈子。最后，她总结性地说：“你说我孙子为什么开口叫的第一声是‘奶奶’？一个道理，我付出得多，就会有回报。什么东西都一样，你摸多了就熟了，熟了就巧了，巧了就精了，精了就绝了。”

    秋娘不识字，但现实教会了她最原始的生活道理，也隔绝了除此之外所有庞杂的价值对换方式，使她变得简单又纯粹。她有经历，有苦难，有恩情，有付出，有回报。这一切铸造了她，包括绝的手艺，辣的性格，质的见识，以及满脸刀刻一样的皱纹。很奇怪，秋娘的头发黑得不见一丝白，在昏暗的路灯下显得更黑，像乌鸦的翅膀那么黑，中间分开，用发夹牢牢贴在头皮上，斜斜地下垂，齐肩，刚好盖住耳朵，有点怪异的时髦：我想这一定是因为工作需要，别让炽热的炭火燎了乱发，也不让炭灰落入耳朵。

    2012年9月9日

    思念索拉

    世相无疑是越来越繁华、喧嚣，我们一度为此欢欣鼓舞，津津乐道，因为我们曾经是那么贫困落后，寒酸简陋，喧嚣和繁华给了我们生命色彩和尊严。但是，转眼间我们的生命似乎又是难以忍受如此的喧嚣，如此的繁华，因为喧嚣和繁华的背后我们丢失的太多，抛弃的太多。崇高，责任，忠诚，庄重，信念，理想，国家，集体，他人，勤俭，精神，恩爱，等等，这样在过去带有一定美德光环的字眼，如今无不失去了光彩，有的甚至成了迂腐、可笑的把柄。

    我们的焦虑也因此而生。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抱残守缺的人，但我也不相信现在的中国正走在阳光明媚的康庄大道上。这是一个过分看重变道而忽略常道的年代。诚然，中国要变，因为历史和现实积重都太深、太多。但再怎么变，总不能把人心、人性中的一些常道也变了，革了。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常道就是原则、方向、基准。没有常道的人生，就像没有地基的房屋，终归是要塌的。试想，假如一个人失去基本的信念和道德底线，我们内心里只有变异、破坏的欲望，没有坚守，没有尊重，比如甚至对友爱、仁慈、高尚、责任等等美德都不讲了，不守了，那么我们又如何来体现人心、人性、人道？失却了人心、人性、人道的关怀，这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我以为已不仅仅是一种缺憾，而是危险，是走上歧路，误入歧途，危机四伏，危在旦夕。

    因此，这些年我总是不乏迂腐地在反问世人，没有坚守和肯定的人生，否定又如何会有力量？完全放弃常道，一味地迷恋变道，放肆地张扬个性、私欲，张扬“欲望就是真理”的人生，我们又如何去寻找普通的真理和人道的常识、常数？现在的人，别说为他人，就连对自己都似乎没有责任，没有牺牲精神了，人们心里只有欲望和更大的欲望，身体只管一路狂奔，勇往直前，前途就是“钱途”，追求就是“追囚”，美好就是“没好”，健康就是“贱康”。也许，对自己没有责任，是因为我们太久的对他人失去责任；也许，正如印度的一句谚语，我们该对自己说一句：请慢点走，等一等灵魂；也许，正如《圣经》里说的，我们要“走窄门”，要让自己多接受“常道”的约束和教养。

    话到这里，我尤想把自己珍藏已久的一份感动、一份记忆，说出来给大家分享。我曾经有三年藏区经历，是在西藏著名的神湖——羊卓雍湖——建造水电站。一个世界最高的水电站，一支世界屋脊的水电铁军，这是九十年代西藏最闻名的事件之一。就在前两天，我还从中央电视台看到介绍羊卓雍湖水电站的一部纪录片，电视镜头从拉萨转到羊卓雍湖，又翻越甘巴拉，那都是我熟悉又熟悉的地方，我突然潸然泪下。泪水出于心底的呼应，而不是由于被煽骗。事实上，时光是不会流走的，时光都留在我们心中，就像我们的足印都留在大地上一样。随着电视镜头的切换，我心里相继浮现出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其中，索拉的身影是那么高大明亮，那么令我心仪又心酸。

    索拉是一名1992年入伍的藏族战士，我是1993年夏天认识他的，那天我陪中央电视台两位记者下部队去采访，至深夜方返回机关，途中，大雪骤然纷飞，一下白了黑暗的甘巴拉山。两记者为夏天落雪惊喜不已，司机却苦不堪言，因为他出门时忘记带防滑链了。炎炎夏日，谁又能想起带防滑链？可是，山高路滑，崎岖坎坷，没有防滑链，车子如履薄冰，生死悬乎啊。像蜗牛一般爬行数里，司机已汗流浃背，忽见一束光亮，如见救星。一间陋屋，一张惶惑的笑脸，亮在车灯中，令我们备感亲切。我就这样认识了索拉，他一个人掌管着山上4号变电站。这里海拔4537米，缺氧使记者的防风打火机变成了一块废铁。那天晚上，索拉为我们忙乎了近一个小时，总算使车轮变得粗糙而有一定的防滑能力。他诚恳的笑脸和默默劳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我曾几次顺便去看过他，由于他不会说汉话，我们无法交流。但眼睛足够让我了解了他，一台昼夜鼓噪不止的发电机，一部“熊猫”牌全波段收音机，陪伴他度着每一个白天和夜晚。他喜欢笑，张嘴动手，脸上总是堆着满满的笑。可我老觉得他似乎并不会笑，不论为什么，干什么，总是那么一个笑容，充满羞涩和诚恳。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经常对着收音机一个人发笑的缘故吧。如果说发电机是他的工作，收音机就是他工作之外的全部，是战友，是老师，是愿望，是生活。对这样一个给予他如此之多之好的东西，他似乎只能对它这样笑：诚恳而愧疚。

    所有藏族兵入伍后最大的愿望是学会说汉话，索拉也是，不同的是，他只能靠收音机帮他达成这一美好的愿望。最好的收音机也不能跟一个汉族战友比，所以他学汉话的过程比其他藏族兵要显得艰难又缓慢。这年冬天，我出藏休假前去见过他一次，他依然无法与我交流，咿咿呀呀的声音听了使我有些难受。当时我也许是有能力说服个别领导为他配一个汉族战友的，这样的话，我想他的日子不会被无尽的寂寞拉长，他学汉话的道路也不会如此漫长。我虽然想到了，却没有去做，我的难受正是因此而发。

    休了两个月假，又去北京学习了半年，当我再见到索拉时已是次年秋天。最漫长的路都有尽头，这回，他嘴里发出的不再是咿呀声，而是全然一新的藏族普通话，比我想象的要流畅得多。但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我们的交流依然问题多多，他常常答非所问，像是听不懂我的话，而风马牛不相及的答话又像不是在对我说，而是对空旷的大山、天空，声音大得像喊叫。后来他指着耳朵跟我说：“这个……不行了，听不见了。”说着笑笑，指着轰鸣的发电机：“这样也好，免得我每天听它吵吵，睡不着觉。”脸上毫无痛苦和怨悔的表情。

    我一下非常难受，想哭。我知道，正因为发电机日夜不停的“吵吵”，才让他失去了听觉。失聪的他，听不到的不仅仅是发电机的噪音，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失却了收音机，他生活的一半也就被无情切割了，寂寞将加倍又加倍地陪伴他度过分分秒秒，而他千辛万苦学会的汉话，又跟谁去说呢？有了人，又怎么跟人去说？他并不识字，这是最要命的。那天走之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开始学习识字，因为现在的他只有通过汉字才能与我们交流。我想这肯定比他当初跟收音机学说汉话还要难，但这与他一个人在如此高海拔地方生活相比，又似乎要容易多了，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的。

    他果然成功了。1997年，我转业到成都，不久便收到他的来信，三百字的稿纸，写了两大页，字体工整得像是用蜡笔刻写的，内容就是两个词：感谢和祝福。信的最后，他连着写了半页纸的“扎西德勒”，最后一个“扎西德勒”居然是用指血写的，让我感动得忘记了他已经失聪，当即给他打去电话。好在那时他已经下了山，身边有战友，关键是识了字。就这样，我们勉强通了一个电话，转达我对他的问候、感谢和祝愿。羊卓雍湖的岁月是我生命中的一笔浓彩重墨，索拉又是我这段岁月中的一个亮点，他诚恳的笑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和心里。有时候我想，生活对他不公平，但索拉我想他一定不会这样想的，否则他不会这么打动我、温暖我。他总是用一层不变的诚恳的笑容和无言的努力，应对生活赋予他的一切，包括不公平，包括失聪，包括高寒和缺氧，孤独和寂寞。在他无言的努力下，现在的他可以读、写并理解我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每出一本新书，总是第一个寄给他。我觉得我寄的是一份感动，一份敬意，一份思念和祝福。我觉得他不但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老师，赋予了我很多做人做事的道德和智慧。十多年来，我一直和索拉保持通信，我想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也是保留我在这个喧哗年代里安静下来的一个外力。

    作为一个义务兵，索拉在山上守了三年零九个月的全部收入，不到5000元，这是他的津贴和高山补贴。作为海拔4537米的高寒地带，氧气都只有平原的三分之二，那里还能有其他什么呢？据我所知，没有一棵树，没有一丛草，没有一只飞鸟，只有白天的太阳和晚上的月亮比北京大又亮。

    2009年3月15日于杭州

    李敬泽词条

    我没有见到过，但我想象，在好推崇名人的汉语世界里，有李敬泽的一个词条的可能性一定要大于没有。果然，凭借“百度”和“谷歌”，我轻易搜索到了这个词条：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编辑家，山西芮城人。1964年生于天津。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历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以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见长。著有评论集《颜色的名字》、《纸现场》、《目光的政治》、《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文学：行动与联想》、《见证一千零一夜》、《为文学申辩》及长篇散文《河边的日子》等。作品曾多次获奖，2000年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2004年获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评论家奖，2007年获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

    坦率说，我十分不喜欢这词条，东拼西凑的资料，无肌理和脉动的行文，某些致命的局限，就像廉价的印刷画或是海滩上的沙砾，平凡得连虚张声势的精神气都没有。象征和标志荡然不存，一种嚼蜡的寡味敷衍着钟塔指针的前进，暗示辞书编撰者只有商业诉求，对主人了无认知和敬意。我带着多年对主人的敬爱和由敬爱而生的好奇心探获的有关主人的一些私密（爱默生说，你尊敬他就会去了解他），决定免费（没有商业性）重写该词条。如下：

    【李敬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祖籍山西芮城。1964年1月生于霍元甲的故乡天津。生辰日期不详，因为中国的档案表格总是只填到年月。这也多少反映出中国文化不求精准的一面。不过我有理由猜测，他生日有可能是11日，或者12日、13日、14日、15日……总之不可能超过20日，因为过了这天便是水瓶星座。据某深谙星象学人士断言，他是典型又完美的摩羯座，身体里积聚着无限的能量，时间将成为他成功的证据。

    1984年，年仅20岁的他即斩获印有丁石孙先生私人刻章的毕业证书，这意味着他的同龄人还在为中考苦苦拼搏时，他已经是中国最高学府的学子。他学习文学，并由此激发了他梦一般的才华和热忱。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一部文学书（马拉美说），我想象他一定在20岁前就已被这句话击中。所以，他把20岁之后的时间决然交给了中国最权柄的文学杂志：《小说选刊》、《人民文学》——他与它们构成互相塑造、交相辉映的关系，现在回头看去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件幸事。25年后，荣幸还当了他，45岁的他成了《人民文学》史上最年轻的主编。我以过往的经验和成熟的理性综合相信，这个纪录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破掉的。

    作为文学评论家，我认为他是某种文学评论的发明者。这种文学评论的特征是，有老虎的金黄的华丽，有豹子的速度和爆发力，有鹰眼的辽阔和精准，有萧伯纳戏剧的诙谐和机智，有阳光在河床里跳跃的迷人光芒，有博尔赫斯书写英雄诗章时的坚定和狡黠。多年来，他将自己想像为“一千零一夜”的见证者，注视着那些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倾听他们的讲述，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加倍地倾听他的讲述。我聆听着他的讲述追读原著，很多很多次，我期待一次意外，却没有一次期待成功。所以，当人们尊奉他为青年人的文学教父时，我丝毫不觉得唐突和可笑。换任何一个人，我都是要笑的，尽管我待人温和，但这不代表我心里没有江山。

    我足可宣称，如果文学是梦，他是我们的梦的引导者、斟酌者；如果文学是门手艺，他教会了我们眼高手不能低的独门功夫。尤其我们不应忘记，他生活的年代适逢文学信仰在国内从极端热忱到大幅衰退的时期，诗人们越来越讲究面子，小说家不讲故事，而年轻一代无限趋向内心的靡靡申号，浮躁而危险。他以水手的气魄独立船头，深信当代的文学之舟需要“主观战斗精神”，面对复杂的生活和经验，作家既要向外追问，更要向自己追问，勇敢、热烈地把自己作为战斗的对象，和自己的浮躁战斗，和廉价的虚无主义战斗，真正为自己找到一个认识和认定上的出发之地。对此，我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自己也是受益者，才华和坚持为他赢得了太多的文学荣誉，但在这方面他显然是博尔赫斯的追随者，深信那些荣耀、那些奖励只关乎于满足虚荣心。既然是满足虚荣心的，不提也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词条显然属于2010年之前，因为其中并没有收录他在2010年的英勇。我不知道他的2010年还会发生什么大事，从已有的情况看，这是他神奇的一年：正面和背面都被加了冕。这两顶“冕”甚至把他的正面和背都混淆了，我不知该如何来详加描述，只有笼统地说：他当了更大的官，写出了更大的书。

    更大的书其实是一本小册子，薄轻如小学生的作业本，素朴如内部油印小诗集。它素面朝天、低眉颔首的样子，似乎只想在大书面前低头认输，像小妾之于大房。但书籍总归不是形式主义者，装帧只是虚张声势的噱头，到头来还是要以文字的血肉来称斤论两。这时候，你将轻易发现它昂着一个骄傲的头颅，怀里揣着利器，目中含着不屑。上兵伐谋，先礼后兵：它走的是后伐之人的路线。它的名字叫《小春秋》。

    《小春秋》是部怎样的书？不妨套用王尔德嘲笑卡莱尔的一句经典句式来说明：这是一本闭口不谈当今世相的当今世相实录记。所以，它不是简单的经典重读，也不是轻佻、喧哗的“百家讲坛”。它是李氏才华的大写意，是他反坚持的大坚持，是他反逃跑的大逃跑。他坐地翻身，翻了一个孙悟空的大跟头，始于老人言，终于今日事。字里行间，才子快意，如神龙首尾缥缈，七巧玲珑不定，千载历史酿作一壶浊酒，万里江山画作一尺丹青。漫漫时空，穿来梭去，徜徉其中的妙人儿，装满了满腹的表达和美酒，背影兴奋，肌肤愉快，一滴童年的泪水和一滴智慧的泪水交锋，镜子散发着香气，而古老的土地上，绽放的是玫瑰、金属和瓷器。

    读《小春秋》，轻快戏谑，潇洒纵意，雕栏玉砌的光芒琳琅刺眼，一片梨花开满庭院深深，几缕幽香飘忽杨柳堆烟处，春光开道，亭台激动，款待着每一位眺望风景的人儿。思《小春秋》，乍一想，作者离开了现代，回归了传统。但我认为，他实际上最先摒弃的就是传统——是深入而出之后的摒弃，而非粗暴的阉割。在今天这个文学限于浮躁而危险的时代，失望的情绪如白雾飘舞，黏住了前进的脚步。症结不在于新锐得不够，而在于从根本上与过去烟水两相隔。无疑确凿，李敬泽对当代文坛有太多的失望，所以他选择抽离出来，从源头梳理出一条本相之路。这条路应是自由、鲜活、热情洋溢，而非教条、木讷、胶柱鼓瑟。于是他在才子快意之余，用严谨和真诚沉淀出“大自在中的大庄严”，每一字都有缓慢而深厚的积累在彼端，厚积薄发，流水不争先。我相信，这部作品对当代文坛的疗伤之效，要远大过“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妖娆和精美，从而在文人读书笔记的前端和侧翼，开拓高妙而恢弘的天地。

    但总的说，2010的李敬泽让我感到孤独和忧伤。数年前，朱大可高调宣称与文学离婚，2010的李敬泽，通过《小春秋》，通过“李书记”，正面和背面都透出一种信息：他正在暗暗地与文学离婚。

    2010年8月3日

    《南方》作者朱文颖

    朱文颖正在写一部长篇，题目也许叫《南方》，也许不是，内容可能跟南方有关，也可能无关，我不知道。迄今为止，这是一个谜。谜分两种，一种是只有谜面没有谜底的，比如人死了有没有魂灵，李白是不是真的能一席喝下三十斤香醇。凡此种种。一种是谜底确凿、坚固，只是被黑色的复杂的炫目的遥远的深奥的、有时又恰恰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机关阻隔着，你一时无从知道，但终归是要知道的。比如你的命数有多长，在遥远的星辰之外有没有外星人，等等。无疑，朱文颖关于“南方”的谜属于后一种。在一个无限的时间内，所有没有完成的事都将被完成。那个中午告诉我，《南方》已经怀胎十月，有关它的秘密不久即将揭晓。

    那个中午，我知道了在一个月内连吃三次河豚带刺的皮可以根治经久不愈的胃病，评论家王尧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大意是：一个叫X的人坐在明亮的河边，他的屁股下面垫着一层阳光……这当然是耳朵听到的。那天中午，我的眼睛还看到一件奇特的事：一个长得还算伶俐的服务生捧着茶壶从林建法背后走过时，竟毫无征兆和原因地扑倒在坚硬的地砖上，脆弱的茶壶似乎知道落地会叫它粉身碎骨，所以死死地抓住服务生的手，只是壶里滚烫的茶水凭借着速度的力量，水箭四射，甚是放肆。总以为，茶壶都完好没事，人更不可能有事，她妙龄正当，腿脚想必是够灵活的。殊不知，她居然动弹不得了。剧烈的疼痛把她变成了废物，最后不得不几个人把她悬空地架走。我们都注意到，她被架走时，脸上重叠着悲伤的阴影，似乎以后她再也不能落地行走。这件偶发的事所蕴含的意味，似乎是很多小说的追求（主题）：偶然改变一切。换言之，这件事具备浓厚的“小说性”。也许是触景生情吧，朱文颖向我们谈起她已经耕作多时的小说，就是《南方》。

    谈也是泛泛之谈，比如书名、什么时候开始写的、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她认真地问我，《南方》这个书名怎么样。我无言以对。像人名一样，书名的重要性可以无限夸大，也可以无限缩小。在我看来，取《南方》这样的书名，有如给人冠名“国庆”、“长江”、“丽丽”一样，体现的是一种无视其重要性的劲头。这也没什么错，只是——既然无视，其实可以不征求意见。我这样想着，牙关就咬得更紧，但思绪却十分活泼……一本只有书名没有内容的书，有时比一本内容翔实的书还要吸引我。我开始猜度书的内容，是过去时，还是现代时？是言情的，还是说理的？是《高跟鞋》的后伐，还是《繁华》的挺进，还是纯然崭新的开辟？诸如此类。包括现在，我都一直在想。

    这当然很无聊，而无聊正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无法简化的形式和内容。我知道，我的生活出现了问题，我还知道，问题首先出在我的内部，精神深处。我并不年老，却已经开始过老年人的生活，不爱出门，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我耽守在家，满足于空洞的玄想和抽象的占有。可以负责地说，我每天至少有一两个小时是在漫无目的地胡思乱想中度过的。这是一种单人游戏，需要技术和一点病态心理。时间长了，我发现我有个奇特的才能就是：我可以与虚无进行交流，并从中找到源源不断的乐处。《南方》对我来说是虚无的，因为一切都不确定，我的乐处在于把不确定的东西确定下来。这是一场有趣的战斗，我明显处于被动一方，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舍得放弃，采取从局部“歼敌”的战术。于是，我放弃对《南方》诸多方面的猜度，只专注于对女主人公的“局部研究”。在经历了一定的可想而知的空白之后，我有点惊异地发现，一个小如瞳孔的黑点突然出现在白茫茫的远方。令我幸福的是，这个黑点在增长，在放大，仿佛从沙漠深处向我走来。这是个小小的胜利，预示着我最后的彻底的胜利。现在，这个黑点已经变成一个有音容笑貌的血肉之躯，性别为女——这是当然的，因为是《南方》的女主人公嘛。

    不要问我她的名字，毕竟是隔墙睹物，怎么能猜得这么具体、细致？这场“战争”注定我要放弃很多，比如名字啊，身高，发型，穿着，等等，我都是要放弃的。而我抓住的远比这些重要，比如年龄、性格、身份、嗜好、价值观、道德坐标，甚至命运……年龄在30～36岁之间，不会错的。这对女人来说不是个好年龄，如果性情阴郁一点，生活压力大一点，她几乎已经完蛋了，只剩下最后一个赌局，就是子女。赢了，晚晴，否则就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但是，放心，朱文颖笔下的女人性情坏不了的……我猜《南方》的女主人公的血型为O，星座为摩羯。这是一个绝配，天生有一副好性情，天塌下来都不会心急火燎。加之，自小生长在南方，家境殷实，生活从不存在世俗的诸如行囊羞涩、位卑人微的烦恼，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性情就好到家了。性情好就是人缘好，人缘好的人身份肯定不会差的，差了自有人去提携她，抬举她。

    其实人缘就是福缘，福气。

    一个福气的女人，每天可能会睡到自然醒，即使只为了一个目的：养颜。但毕竟是“奔四”的人了，岁月饶不了她。于是我想到一个细节，一天梳妆时，她不经意发现脸上长了几粒雀斑。要是换一个女人一定会惊惊咋咋，但她不，她笑了，并且对镜子说：你真讨厌，怎么能这么一览无遗地反映我？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提醒了我，应该施点粉了。说着，刷刷两下，没了，她很得意。下午遇到女友（脸上同样有雀斑），她会得意洋洋地告诉她怎么对付雀斑；遇到男士，她会说：嗨，你别凑我太近，否则你会看到我脸上的秘密的。这样，男人和女人都喜欢她：女人喜欢她的真诚，男人喜欢她的风趣。

    经常在人堆里转，总是会有艳情。一天，一个不知趣的男人偷偷地对她表示了爱意。这蛮考人的，拒绝要得罪对方，接受要得罪自己，上下都是陷阱，怎么办？我听到她哈哈大笑的声音，是为了稳定情绪，保持智商。然后，只见她兰花指一翘，嗲声嗲气地说：老兄，你真是不了解我，我只追求别人，从来不接受别人的追求，如果早二十年见到你，我会追求你的……玲珑剔透，全身而退。没办法，男人在她面前总显得弱智。这是女摩羯的特征之一。女摩羯如果从政必定所向披靡，30岁之前当上中层，40岁雄踞一方。问题是朱文颖让她读了太多的文艺书，她迷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撞钟。所以，她放逐了组织，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闲散之徒。好了，要想在文艺上有所建树，把自己弄报废这是首要条件。

    所谓报废，就是对世俗产生了距离，甚至敌意，价值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不甘于过正常人的正常生活。除了对自己认定的东西和仅剩的亲情，她对什么都感到漠然，易于厌倦。而故事正是从厌倦开始，在南方，一个被和风细雨养大的女人，因为对周遭的厌倦，对远方的念想，渐渐地陷入了一种复杂的生活，渐行渐远，爱恨情仇以一种加倍的方式向她袭来……

    有人说，这不是《南方》的女主人公，而就是朱文颖本人。对此，我不打算作任何回复。不，也许应该说一点：朱文颖作为一个探究女性内心秘密的作家，爱恨情仇一定在加倍地愉悦着她，也折磨着她。

    2008年5月11日

    书法家王冬龄

    王冬龄爱喝咖啡，前新竹交通大学校长吴重雨也爱。两人同为名仕，年龄相仿，爱好相近；不同的是，吴重雨54岁那年，在医生劝告下断然戒掉咖啡，并在校内发起倡议，号召所有与他一样年纪偏大或血压偏高者“告别咖啡”，淡饮养生，一时传为佳谈。王冬龄的血压是否偏高我不得而知，但我知晓他对咖啡“照爱不误”，且小有解释：“中国有句老话，爱吃三分补。咖啡我喜欢喝，每天喝上一两杯，不要紧的。”

    我们不必深究王冬龄此言是否符合形而下的健康理论，或者形而上的老庄哲学。但这就是王兄，没错的，他是个相信自己超过相信科学的人——正如他的书法。书法作为一门传统艺术，自有法度，但到了王兄手下似乎只有自己了。他是怎样一个人？外观，笑眯眯（笑容可掬），飘飘然（长发飘飘），年轻态，和事佬，有话好说，有事好讲，男女老少都是知己朋友。但骨子里，他或许只有一个知己，便是自己；只有一个朋友，便是墨水。他是个把书法当作信仰来信仰、当作生活来生活的人。这个人，不会随你而动，只会随心而动：他有一颗强大而独立的心。

    卡尔·荣格曾说过：艺术家不需要解释其作品，只要他能以自身的高度才华赋予他的作品以完美之形式就足矣。就是说，艺术家的创作是绝对私人的，其隐秘性和独特性超然于逻辑、体验或智力之外，如同来自一个陌生的星球。2011年4月1日，中国美院体育馆二楼千平米球场，王冬龄一气呵成的巨幅作品《逍遥游》在我眼前落成，我心里想到的就是荣格的这句话：高度的才华赋予作品形式。

    王冬龄的书法作品给我的触动简单而分散，恍然生活周遭活泼的点滴：有体温，有心跳，有爱恨，有喜怒，满是温暖的日常与熟悉。但这又不是真正的日常与熟悉，我们平素对生活的体验，由于身体感官的局限会产生各种障碍，是谓“认知障”。王冬龄似乎用书法本能地将真实的生活提纯了，又以高超的技巧和其擅长的法式还原，没有赋予任何意义却超越了意义本身，无所不是意义，无处不是兴味。

    这是一种情境，也是一种情怀。

    带着这样的感触，我回头细细品味王冬龄多年来的书法作品，心底竟然不由分说地冒出禅宗传灯录的一段十分有名的老话：“老僧三十年前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英雄所见略同，王国维留下的生动譬喻想必也是大家熟悉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我看来，王冬龄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是在1987年第一次创作《逍遥游》之前，那时他的书法循规蹈矩，堂堂正正，虽得其法，然匠气未脱，充其量只是一名有灵气的书者，离艺术的独创尚有一纸之隔；第二个阶段是1987年到2003年，这一阶段他的作品令我想到弗兰西斯·弗兰契娜在其编著的《现代艺术和现代主义》中发出的呐喊：“独创性！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东西。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多少都是习惯的奴隶，我们固执地奉守着习以为常的惯例。每一条新路都使我们噤若寒蝉。”其时的王冬龄，显然捅破了那层桎梏的纸，在寻求独创性的陌途上下足了功夫，走入了天界，代表作是一系列意气风发的草书作品，其构图及运笔如天外来客，难觅人间烟火。很快，2003年，当他第二次以狂草创作《逍遥游》之后，天外来客似被驯养了，狂张的意气收敛了，吹号冲锋的杀气被风吹散了，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抱朴守元，是返璞归真，是自然而然，像草长莺飞，像雨过天晴，像春之于花开，秋之于花败。

    艺术，一向是要天赋的。对有天赋的艺术家言，一向是放容易，收困难。收不是收心，是收手，即：所谓收，是亦收亦放。这是凌空走钢丝，既要琴心，又要剑胆；既要天，又要地；既要阴，又要阳。说到底，是要把自己修炼到一种自我难分的地步。形象地说，是要把自己拉得无限长又不至于断掉的“命悬一线”的地步，从遥遥彼端连至此地，既纤长得似乎首尾难顾盼，又完整坚固如一杆铁笔。我以为，光仰仗天赋是走不到这地步的，因为天赋是一把双刃剑。天赋给你神力，让你横空出世，走入天界，独占鳌头，然后你不免要患上自恋症，拒绝走下神坛，返回人世。殊不知，回来的路决非坦途，而是一根绳索，只有尝试去行走并成功的人，才能留下天人合一的精彩。王冬龄自我，却不自恋，他小心翼翼地走回来了，把他的天赋双倍地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靠的是他有一颗美丽的心。

    因为强大，因为独立，因为不自恋，因为不停止，这心才显得美丽。

    2011年9月10日匆就

    在四个城市说朱向前

    福州

    世界很大，人事很多，因而文字和传说的用途往往比我们想象的重要和大。1989年前，我对朱向前没有具体的形象，只有一些散落的文字和传说，有点像在历史里的一个人，一个影子，我知道他，关注他，但他感觉不到这些。第一次读向前的作品是篇小说，叫《漂亮女兵》，发在哪里没印象，我是在《小说选刊》上看到的，落的是两个人的名，向前在前，在后的是张聚宁。过去了那么多年，我还清晰记得这么多，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这小说特别叫我心仪，有点一见钟情的意思，二是作者与我有种超出普通读者的关系。当时我对小说好坏的判断力还十分差，前一种情况有点说不通，而后一种情况倒是勉强说得上。首先看作者简历，就让我有种亲近感，因为当时我们的部队都在福州；其次是我部队上有个战友，跟向前似乎很熟，他大大咧咧谈论向前往事轶闻的样子，一下子让我觉得向前离我是那么近，我要认识他几乎如同反掌观纹。这个感觉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得知向前已经离开福建去了江西，才明白容易的事情已经被战友的怠慢拖得十分困难了。几年后，我也离开了福建，去了南京。离开的时间一年接着一年地增长，现在我和向前离开福州都已有十好几年了，但我相信，在那个我们过去熟悉的城市的记忆中，关于我的记忆或许早已烟消云散，而关于向前的可能在与日俱增。换句话说，同样是离开，我的离开是消失，是人影俱离，向前是人走，影子留在了那里，而且随着他日后身躯的变大，影子也越发的大了。卡莱尔曾说过，人们都看重名人，经常把自己不多的珍贵情感献给一个商标样的名字，或者广场上的一座铜像。卡莱尔还说，这是人类的一种病，其实对双方都是不利的。我一方面相信这说法是正确的，另方面又相信人总是生活在错误中的。有时候，我觉得人类对错误的需要要超过对正确的，从伊甸园故事看，人类甚至是由于错误才开始生生不息的。

    福州是我留下记忆最多的城市，有点初恋的意思，留下的每一个脚印都是真诚而刻骨铭心，但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应该说，在那里我和向前本来是最好相识的，机会很多，条件也很好。但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因为容易反而会变得困难，因为近反而会变得远。在我老家，有一句专门针对这种现象的俗语，用土话说跟成语一样精练又有音韵，但转换到普通话语系里，成语的感觉荡然不存，剩下的只有一点意思：住在码头边的人最容易搭乘不上轮船。这句话像一把骨头一样丑陋，我简直难以相信它是从我老家那句世代相袭而又妙不可言的俗语中转译过来的。这也是我在文学之旅上的困难，我祖辈的智慧和精神难以顺利地抵达大众的心灵。几年后，我在《青年文学》上看到向前一篇小说，也许是他最后一篇小说，标题记不全了，好像叫《地枯》什么的，写的是一个傻子抗日的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小说极大程度地使用了土语。就文本而言，我相信这小说已写到极致，但就文学而言，我又感到它跟文学本质出现了某些背离。这篇小说对我的意义，就在于它让我清晰地看到自己危险和可怜的处境。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努力的事就是：想让文学回到我的老家去。但看了《地枯》后我决定放弃多年的努力，我相信这种放弃是正确的。说真的，小说《地枯》让我看到最多的是挣扎，写作的挣扎，阅读的挣扎，包括长此挣扎下去可能有的好下场。显然，《地枯》成了我照见向前的镜子，也成了我照见自己未来的镜子，那样子让我感到不对头，因此我也就有止步回头的愿望。今天，我多少懂得“挣扎”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作家本人包括他创造的人物的内心是可以挣扎的，挣扎得越充分越好，挣扎是表现，是挖掘，是伸展。但落成这一切的文字：语言，叙述，是不能挣扎的。叙述上的挣扎会让读者的心乱跳起来，人物和故事的镜面也会由此分裂。可以说，《地枯》让我提前几年结束了疾病般的写作。这时候，我尚未认识向前，但他比许多我认识的作家给我的还要多。这也应了一条文学定理：一个作家很难从另外一个作家身上或生活里得到什么，只能从作品、从文字中去得到，而得到的方式又似乎是千变万化的。

    南京

    南京是我心目中最排斥的城市。这跟城市本身的好坏无关，有关的是我个人一些特别的体验，它更多的是来自命运和某些人造的不快的记忆。我先后三次进出南京城门，每一次都想永远地留下来，但最后还是愤然而去。我刚到南京时，差不多是向前刚读完军艺并决定留校的时候。这也是他以一个评论家的姿态频频亮相的时候，人们也开始以一种以往少有的热情谈论他。开始我听到的谈论是褒贬不一的，褒的大致有这么几类：一说向前的评论比他的小说更出色，所以也更容易树立他名声；二说在评议莫言的所有文章中，向前的夹叙夹议的评论最到位，有开文学评论先气的价值；又说向前小说、评论双管齐下，足见他才艺之大等等。贬的声音也不小，有说向前写评论说明他无能当一个小说家；有说向前是靠吃莫言长大的，讨的是个近水楼台的便宜，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是不太看文学评论的，看了也不懂，只是听着这些不绝于耳的评论（关于一个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后，有些替向前（朋友的朋友）高兴，觉得捧也好，打也罢，让人纷纭只说明他已经浮出水面，是件好事，下一步只要保持势力，不沉落下去就行。慢慢地，原有的一些贬低的说法已经不攻自破，比如向前已不再专吃莫言，尤其军旅作家两大派现象的提出和诠释，全然让人感到一种新颖的刺激和恰切的睿智。这时候，贬的说声音明显变弱，甚至不少作家开始主动把作品寄给向前，我因为是向前朋友的朋友，常有人来接近我，目的是想间接地接近向前。其实，至此我跟向前的关系还是影子和影子的关系，外面传播的有关我跟向前的交情纯属虚假。到了1989年，在我张罗上军艺之际，我遇到了一个对向前真正是知根知底的人，是向前同乡，又是向前妻子张聚宁在江大的同班同学。她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的口吻向我谈起向前夫妇某些不能言传的秘密，说：写作上张聚宁的才气要远盖过向前，两人先期合作的一系列小说多数是张主笔的，后来向前独著的评论文章也离不开张精到的指点迷津，而张聚宁在仕途上的辉煌（三十来岁官至地区副专员）全凭着向前父辈在当地盘根错节的关系和余威。说者再三申明并列举一大堆陈年往事来证明其言论的真实性，加上当时我对向前夫妇的陌生和无知，我确实有点半信半疑。我几乎就是带着这份隐秘的疑虑前去军艺做向前的学生，时间是1989年夏天。

    我从未在向前夫妇面前流露过我的疑虑，但正像诗人说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疑虑变成了思想。当时间和交情摊给我足够的证据证明“权威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的故人开始对我四处散布一些闪烁其辞的东西时，大概也就说明我已经活得挺精彩了。从对作品的刻薄挑剔，到对人身的蜚短流长，这是一种境界，中间横着一条鸿沟。谁想达到后一种境界，不但需要切实不凡又不懈的努力，还需要一些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

    北京

    军艺是个让人长翅膀的地方，许多人在这里改变命运，长出了巨大的翅膀，开始在我们头顶呼啸着飞来飞去。但对我来说，军艺只是让我多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再加上一点点艳情故事。我的成长机制始终比较缓慢，我的发动机是老式的，用手摇发动的那种，预热时间长，两年时间似乎还不够我预热。眼看着同学中不少人展翅飞翔的样子，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多内疚，倒是对向前，觉得有点辜负了他对我独有的期望和亲近。我为什么说了一大堆福州和南京的事？因为当我第一次见到向前时，我便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老师对学生）的热情中夹杂着来自福州和南京的温度，用现在的一句广告词说：朋友的朋友，是自己人。自己人总是有些私心私情的，但我缓慢的成长方式显然无法给我们的私情加分。有时候，我甚至想，没有私情更好。

    向前似乎不是这样想的，每一次，他写文章罗列名单，或在家设宴款待得意门生时，我总是被强行加塞。这有些叫我尴尬，又有些满足我的虚荣心。这也让我对向前有个最好的印象：友情在他心中是被放大的。生活中，向前总的说不是个爽朗的人，更不是那种见面就可热乎的人。他身上有点儿教授式的矜持，没有开怀的笑，没有戏谑之词，尤其不善在人堆里引人注目。这些都是在当下交际社会里的弱点，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他的友情不会扩散到太多人身上。也许是他心中的朋友太少，所以他对朋友总是尤为珍重，珍重得有点古典味，不求表面的闹热，但求心神的炽热。在军艺期间，我几次看到向前接待朋友，总是邀到家中，一餐便饭，然后就默默地下棋，或者静静地聊天，持续的时间常常是整天或整夜。下棋是一种病，像吸毒一样，到手了不放可以理解，两个人聊天，你一言我一语，像下棋一样地聊，安安静静的，不谈艳情女色，不插科打诨，啁啁啾啾个一天半夜，在我看来不是在受罪，就是有强大的热情在作支撑，像谈恋爱。真正的聊天是不要热情的，只要兴致和趣味，几个人聚在一起海阔天空地乱侃，打打骂骂，闹闹热热。这个套路向前是不灵光的，往往几个回合下来就索然。这时候，你要么放弃自己聊天的权力，光听他说，要么就请他先走，否则他会如坐针毡。这就说到向前的又一个特点：擅长对话或发言，并不擅长聊天。

    给我印象还深的是向前对衣着的考究，每次出门总是穿得笔挺，一尘不染，步子迈得周正，像个公职人员。如果穿着也是有文化的，那么我认为他接受的不是一种先进文化，起码是一种缺乏个性化的文化。作为一个文人，个性上自由散漫一些是需要，也是象征，而穿着是体现个性最直接又简单的东西，一目了然，不言而喻。向前楚楚衣冠，常常让初次见他的人对他敬而远之，想象他内心一定有好几把没有打开的锁。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他穿的样子，一件小开领衬衫，浅灰色，料子裤，上下都挺拔的，黑色的皮鞋发着闪闪烁烁的光，想好点，像是从某幢大楼出来的，想坏一些，有点像个相亲的人，站在我们中间一下把我们衬得吊儿郎当的。问题是这里不是大楼，也不是相亲的场所，所以出格的是他，不是我们。在这里，吊儿郎当不是瘪三，而是文人，是个性，是象征，是文化，是诗。虽然这一切他内部可能都有，但他的穿着把这一切都遮蔽了，抹杀了。所以，在穿着问题上，我认为向前不是个成功的人。除此外，他似乎都是成功的，当老师也好，当评论家也好，当围棋手也好，当朋友也好，当丈夫也好，当官也好。

    成都

    所有懒散的人都应该到成都来生活，因为这里的人都懒散得像只猫。一转眼，我在成都已居得十个年头，因为山高路远，进出耗资巨大，所以从前的朋友少有往来，十年下来落得像个孤家寡人，而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是成都的魅力。

    作此文之前，我和向前通过一个电话，电话上他说起多年前的成都之行，说我是怎么陪他的，去了哪里，说得我一愣一愣。我一边嗯嗯地听他说，一边搜索记忆，一无所获。我装作与他共同回忆的样子，但心里却茫然得很，不知是他出了毛病，还是我。放下电话，我问黄尹，才知是我出了毛病。因为在成都我接待的人实在少，屈指可数，所以老婆对向前的成都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在一堆照片的帮助下，我断断续续想起一些轮廓性的东西，比如去了哪里，会了什么人，但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依然一片空白，包括他儿子朱寒汛，我也是看照片后才知那次他也来了。这是件怪事，陪他那么多天，跑了那么多地方，留了那么多照片，居然没有留下记忆。这是怎么回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我想到一个原因，那阵子我刚从西藏出来，身体状况很差，经常头昏，以至后来（向前走后）去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少量积液。由此推测，在我陪向前期间，心脏的积液可能不是少量，而是有一定量。当时我把身体不良感觉误以为是出藏后的低山反应，没去管它。这么说，向前来成都来得正是时候，让我及时摆脱世俗的纠缠，松散了几日，也许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我也想到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我肯定没有陪向前去干鬼鬼祟祟的事，也肯定没有装腔作势地接待他，否则我肯定会有记忆，毕竟我没有病入膏肓，只是心脏有点积液。没有记忆，只说明一切平平常常，像接待一个普通老朋友一样。这也说明那时我跟向前的关系已达到一定深度。朋友的深度。只有面对朋友，你才可以寻常得起来。

    这些年，我跟向前几乎断了联络，但他的一些事情总是曲里拐弯地为我所闻。对我冲击动最大的一件事，是他当官了，而且越当越大，节节攀升，有点官运亨通的意思。我不晓得他在官场的感受如何，是游刃有余，还是捉襟见肘，是陶醉，还是厌恶，是想浅尝辄止，还是想大干一场。这似乎是他的秘密，我不知，也不想知。不过有一点我基本想得到，他的官路一定不是用钱财去买通的，也一定不是靠诚信去拜天拜地求来的。既然不是这样，那就是命，是运，是生活，是道路，是人生，是不可说。以我之见，当官是最世俗的事情，年轻时是绝不能干的，干了也是得不偿失的，年老了有机会就当，因为人老了本身就是世俗的一部分。以我的愚见评审向前，他的官似乎是当早了一些。但既然这是命运里的东西，又何谓早迟？命运是没有早迟的，也没有好坏，命运就是命运，是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是时间和空间中的你。

    2002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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