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的仓库地处河边，地点在黑衣修士区。近年来不断修饰，这个地方已大为改观，但是这仓库当时在那狭窄的街上是最后一家。顺着斜坡下去，头儿上有几磴儿台阶通到水边，人们可以在这里上船。这是一所摇摇晃晃的旧房子，有自己的专用码头，涨潮的时候贴在水面上，退潮的时候下面是一片泥泞，屋里简直到处都是耗子。贴在墙上的木板，经过上百年积尘和烟熏，我敢说已经变了颜色，那地板和楼梯也烂了，大灰耗子在酒窖里吱吱乱叫，互相争斗，到处都是污秽、腐朽的气氛，这一切在我心目中仿佛不是许多年前的事，而是就在眼前。在我倒霉的时候，昆宁先生拉着我那颤抖的手，第一次来到这里，当时的情况又一一浮现在我的面前。
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的买卖要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不过他们经营的一个重要项目是向一些邮船供应果子酒和烈性酒。这些邮船主要开往什么地点，我不记得了，不过我想其中有的去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知道，要做这样的买卖，就需要大量的空瓶子，因此雇了一批大人和孩子，让他们对着亮光检查，把有毛病的挑出来，把好的洗刷干净。空瓶子洗完了，就在装了酒的瓶子上贴标签儿，加瓶塞儿，盖印记，把成品装入木桶。这一切，我都得干，雇来干这种活儿的童工里就有我一个。
连我在内，我们一共是三四个人。我干活儿的位置在仓库的一个角落里，昆宁先生什么时候想从账房里看我一眼，就可以站在他的凳子最下面的牚上，从他桌子旁边的窗口看见我。就在我开市大吉独自谋生头一天的早上，年纪最大的正式童工奉命教我怎样干活儿。他名叫米克·沃克，系着一条破围裙，戴着一顶纸帽子。他对我说，他父亲是个船夫，曾经戴着青丝绒帽子参加过市长就职大游行。他还对我说，还有一个孩子，是我们干活儿的主要伙伴，向我介绍的时候，用了一个很怪的名字，说他叫“白煮土豆”。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不是他的教名，而是来到仓库以后给他起的绰号，因为他脸色苍白，像白煮土豆一样。土豆的父亲当过水手，还荣幸地当过消防队员，在一家大戏院里就干这个差使。土豆家里还有个年轻人——大概是他妹妹——在这家戏院上演的哑剧里演小鬼。
我和他们在一起干活儿，把这些今后天天在一起的伙伴和幸福的儿童时代的伙伴相比——更不要说和斯蒂福、特拉德那一伙人相比了——我就感到，长大以后成为一个有学问有地位的人，这样的希望在我心中破灭了。我落到这步田地，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当时我觉得完全没有希望了，我为自己的处境感到难为情，想到我学过的东西、想过的东西、喜欢过的东西、使我振奋的东西、使我为之奋斗的东西，都将一天天一点点离我越来越远，而且永远不再回来，我那幼小的心灵是痛苦的，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是无法用笔墨来表达的。这一上午米克·沃克走开过好几次，我也好几次把眼泪流到洗瓶子的水里，我抽抽搭搭地，觉得就像胸前裂了一个口子，就要炸开似的。
账房里的钟十二点半了，大家都准备去吃午饭，昆宁先生敲了敲账房的窗户，示意叫我进去。我走了进去，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他穿着一件棕色大衣，黑色马裤，黑色的鞋子，他的头很大，闪闪发光，头上的头发不比鸡蛋的头发多，脸膛宽宽的，他看我进来，便转过脸来看我。他的衣服虽然破旧，衬衣的领子倒很不错。他手里拿着一根手杖，上面有一对古色古香的大穗子，拿在手里，使他感到很神气的样子。在他的大衣外面挂着一副单镜片眼镜——后来我发现这只是为了装饰，因为他很少用它看东西，如果用它看东西，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这就是他。”昆宁先生说，他指的是我。
“这就是科波菲尔少爷呀，”那陌生人说，语气里带着几分怜悯，又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身体可好，少爷？”
我说我身体很好，而且也向他问了好。其实老天爷知道，我当时是很不自在的。但是在我那个年纪，我是不爱抱怨的，所以就说我很好，而且向他问了好。
“我呀，”那陌生人说，“感谢上帝，挺好。我收到摩德斯通先生一封信，他说希望我能接待一位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让他住在我家后面的一间房子里，这间房子眼下还空着，……简而言之，这间房子本来是要租出去用做……简而言之，”那陌生人说着微微一笑，显出一种说知心话的神气，“用做卧室的，……现在我荣幸地向这位年轻人……”说到这里，这位陌生人摆了摆手，一低头，把下巴夹在了领子中间。
“这位是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对我说。
“哦！”陌生人说道，“那就是敝人。”
“米考伯先生，”昆宁先生说，“认识摩德斯通先生。他为我们兜揽生意，揽到生意，可以拿佣金。他收到摩德斯通先生一封信，谈到你的住宿问题，他愿意让你做他的房客。”
“我的地址，”米考伯先生说，“是都会路温莎里。我……总而言之，”米考伯先生又带着那种气派和那种说知心话的神气说，“我就住在那里。”
我向他鞠了一个躬。
“我的印象是，”米考伯先生说，“你在这个大都会里游览过的地方还不多，要想穿过这神秘的现代巴比伦往都会路走，可能会有些困难……总而言之，”米考伯先生又以那种说知心话的神气说，“你也许会迷路……我愿意晚上来接你，带你认认最近的一条路。”
我向他表示了由衷的谢意，因为他不怕麻烦，主动提出要来接我，待我太好了。
“我几点钟，”米考伯先生说，“来……”
“八点钟左右。”昆宁先生说。
“八点钟左右，”米考伯先生说，“我现在就告辞了，昆宁先生，不再打扰了。”
他说完了，就戴上帽子，挟着手杖，向外面走去，等他离开账房的时候，他的腰板儿挺得直直的，还哼起小调来了。
昆宁先生接着就正式雇用了我，让我为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的仓库尽量多干活儿，工钱，我记得是每星期六先令。是六先令还是七先令，我记不清了。因为我说不准，我就觉得一定是起初六先令，后来七先令。他当时就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工钱（我相信他是自己掏腰包的），我给了土豆六便士，让他当天晚上把箱子给我送到温莎里，因为箱子虽小，我也扛不动。吃晚饭，我又花了六便士，吃了一个肉饼，然后在附近一个水泵喝了一通水。吃饭的时间是一个钟头，剩下的时间，就在街上遛了遛。
那天晚上，到了约定的时间，米考伯先生又来了。我洗了手，洗了脸，这都是为了尽量配上他那副文雅的气派。随后我们就一起往家走，我想我可以称之为我们的家了。我们一边走，米考伯先生就让我记住街道的名字和路口上房子的式样，这样，第二天早上我就很容易沿原路来上工了。
来到温莎里他的家里（我发现他的家和他一样，也很寒酸，同时也和他一样，弄得挺体面的样子），他带我见了米考伯太太。米考伯太太瘦削而憔悴，完全说不上年轻了。她正坐在客厅里（楼上什么家具也没有，百叶窗总是关着的，怕邻居看见），在那里奶孩子。他们家有一对双胞胎，这孩子是其中之一，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住在他们家的这段时间里，几乎从来没见过那两个孩子不在米考伯太太怀里吃奶的时候，总有一个在那里加餐。
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米考伯少爷，大约四岁，米考伯小姐，大约三岁。此外，还有一个年轻女人，皮肤黑黑的，有哼鼻子的习惯（她是这一家的用人，我来到以后，没出半个小时，她就告诉我说，她是个“古儿”，是从附近的路加济贫院来的）。全家上下就是这些人。我的屋子在尽上头，靠后边，是一间憋气的小屋，墙上画满了图案，用我那幼稚的想象力来看，都是些蓝色的小饼，屋里家具很少。
米考伯太太带着双胞胎什么的，领我上楼来看房子，她坐下以后，喘着气对我说：“结婚以前，我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日子，从来没想到我有一天也得招一位房客来。可是现在米考伯先生有困难，个人的感情顾不上，只好搁在一边了。”
“你说得对，伯母。”我说。
“米考伯先生眼下的困难几乎要把他压垮了，”米考伯太太说，“真不知道他过得去过不去这一关。我在家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时候，就没弄明白现在我用的这个字眼儿是什么意思。不过阅历深了，就明白了，爸爸常这么说。”
米考伯先生在海军里当过军官，这究竟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的，还是我自己想象的，现在我也弄不清了。我光知道我至今还深信不疑，他一度的确在海军里干过事，原因则不知道。他这会儿在为五花八门的店铺当中间人，恐怕也挣不了多少钱，或者根本挣不着钱。
“米考伯先生的债主如果不肯给他时间，”米考伯太太说，“他们就得承担一切后果；而且他们越早弄出个结果来越好。石头里是挤不出血来的，现在米考伯先生身上也挤不出还账的钱，更不要说打官司的钱了。”
我一直弄不明白，究竟是我这么小就独立生活使得米考伯太太忘了我才几岁，还是她满脑子里就是这件事，要是没人听她说，她就会对那一对儿双胞胎唠叨；反正她的话就这样说起来了，从那以后，她什么时候跟我说话都是这个调子。
米考伯太太真可怜哪！她说她也曾想办法尽点儿力，我毫不怀疑，她也的确想过办法。临街的大门上，正当中挂着一块大铜匾，上面刻着“青年女子寄宿学堂米考伯太太主办”，可是我从没看见有青年女子到这里来上学，也没看见有青年女子到这里来，或打算到这里来，也没见他们做什么准备来迎接哪位青年女子。根据我看到的或听到的，到这里来的都是债主。他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几个人可凶啦。有一个人，满脸污垢（我想他是个鞋匠），往往早上七点钟就找上门来，他斜着身子挤到过道儿里，冲着楼上的米考伯先生喊道：“下来吧！你还没出门儿哪，这你心里也明白。还账吧，好吗？别躲着啦，这你也明白，要是再躲着，可就太小气了。我要是你，就不这么小气。还账吧，好吗？趁早还钱吧，听见了没有？下来吧！”他说了这些讽刺挖苦的话之后，对方没有反应，他就发起火来，用了“骗子”、“强盗”之类的字眼儿。这也不能奏效，他就走极端，跑到马路对面，冲着二层楼的窗户大喊大叫，因为他知道米考伯先生就在那里。碰上这种情况，米考伯先生是又伤心，又惭愧，甚至想用剃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一次他妻子大喊大叫，才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是过了不到半小时，他就特别精心地把鞋擦得干干净净，出去了，嘴里还哼着小曲儿，显得比哪一天都气派。米考伯太太也同样富有弹性。三点钟，我还看见她因为缴纳国王的税款而急得昏了过去，四点钟，我又见她吃裹了面包屑炸的羊肉排骨，喝热啤酒了，这是把两把茶匙送入当铺而买来的。有一次，法院刚对他们家实行强制执行，我碰巧回来得早，六点钟就到家了，我看见她（当然抱着一个双胞胎）躺在壁炉前头，晕了过去，头发披散在脸上；可是我从来没见她比那天晚上更高兴过，在厨房的炉火前，一边吃着牛排，一边对我讲她爸爸妈妈的故事，还谈到常和他们交往的人。
我的空闲时间是在这所房子里和这一家人一起度过的。我单独吃早饭，一便士面包，一便士牛奶，由我自己准备。我还在一个固定的柜子里一个固定的地方，存一点儿面包，一小块儿干酪，晚上回来的时候吃夜宵。这就从我每周挣的六七个先令中开销了很大一部分，这我是很清楚的。我一整天在仓库干活儿，一个星期就靠这点儿钱维持生活。从星期一早上到星期六晚上，没有人给我出主意，提建议，给我鼓励，给我安慰，给我帮助，给我支持，这我记得很清楚，就像我希望上天堂一样清楚。
我当时那么小，那么幼稚，那么不善于独自料理自己的生活——我怎么可能不是这种状况呢——所以，有一天早上，在我到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去上班的路上，看见点心铺门口摆着半价出售的隔夜糕点，忍不住，就把原来准备用来买午饭的钱在这里花掉了。这样一来，我只好不吃午饭，或者买个面包卷或买一片布丁充饥。我记得有两家铺子卖布丁，到哪一家去买，要看我的经济状况来定。一家在圣马丁教堂附近的广场上——在教堂后面——现在已经拆掉了。这家的布丁特殊，是用无核小葡萄干做的，价钱贵，花两便士买一块，不见得比花一便士买的普通布丁大。卖普通布丁的，最好的一家坐落在斯特兰大街，就在后来重修过的那一片里。这家的布丁，样子厚实，颜色灰白，发得不高，倒也松软，扁平的大葡萄干稀稀拉拉地整着摆在里面。每天到我吃饭的时候就做好了，热腾腾的，不少日子，我就吃这个。平常我要是吃得好一点儿，就来一根五香腊肠，再来一便士面包，或者花四便士从饭馆儿里买一盘带血的牛肉，再不就到仓库对面一家不景气的老酒店，这酒店的字号是“狮子”，后面还有什么字，现在不记得了，在这家店里买上一盘面包加干酪，外带一杯啤酒。记得有一次，我夹着一包面包（是早上从家里带来的），用纸包着，像是一本书，来到朱瑞巷附近一家有名的时髦牛肉餐馆，叫了一“小盘”，就着面包吃了。堂倌对于我这样一个陌生的小东西独自一人来吃饭作何感想，我不知道，但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不光他自己睁大两眼，看着我吃，还把另一个堂倌也叫来，一块看着我吃。我给了他半个便士，心里想，他要是不接就好了。
我们大概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吃茶点。我要是有钱，就去买半品脱煮好的咖啡，再来一片抹了黄油的面包。没钱的时候，我就到弗利特街往一家鹿肉馆儿里瞧，或利用这段时间，一直走到科文特加登市场，去观赏菠萝。我喜欢在阿德尔菲一带溜达，因为那里有很多黑黢黢的拱门，是个神秘的地方。有一天晚上，我走过拱门，来到河边一家小旅店，旅店门前有一块空地，有几个铲煤工人在那里跳舞。我就坐在一条长凳上看他们跳，不知他们对我作何感想。
我还是个孩子，又那么小，所以每次我来到一家陌生的旅店，走进酒吧，要一杯啤酒或黑啤酒，给吃下去的饭增加一点儿水分，他们往往不敢给我拿。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天很热，我来到一家旅店的酒吧里，对老板说：
“你们最好的——最最好的——啤酒多少钱一杯？”因为那是个特殊的场合，究竟是什么场合，我也不记得了，可能是我的生日吧。
“两个半便士，”老板说，“是真正斯丹宁啤酒。”
“那么，”我说着把钱掏出来，“就请你给我来一杯真正的斯丹宁，沫要多一点儿。”
老板似笑非笑的样子，隔着柜台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他没给我取酒，却朝屏风看了一眼，对他老婆说了点儿什么。老板娘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手里还拿着活儿，也和他一块儿打量起我来。我们三个人站在那里的情景，现在又出现在我的眼前。老板光穿着衬衫，贴着柜台站着，老板娘隔着柜台的半截小门看我，我有些惶惑，在柜台外面仰着头看他们。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比方说，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住在哪里，在哪里干活儿，怎么到这里来了。为了不连累别人，我好像编了一些适当的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给了我酒，不过我怀疑，那不是真正的斯丹宁。老板娘开开柜台的半截小门儿，弯下腰，把钱还给我，还亲了我一下，这一半是表示称赞，一半是表示怜悯，不过我敢说，这可都是出自女人的一片慈爱之心。
我认为我并没有不知不觉地或者是在无意之中夸大了我经济上的窘况，或者夸大了我生活中的困难。我认为只要昆宁先生给了我一先令，我不是用来吃饭，就是用来吃茶点了。我认为我这个衣裳褴褛的孩子与一般大人和孩子一样，从早干到晚。我认为我在街上闲荡，吃不好，也吃不饱。我认为要不是上帝仁慈，就凭我受到的爱护，我早就变成一个小强盗，或者到处流浪了。
然而我在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也有一定的地位。昆宁先生是个大大咧咧的人，又忙得很，还要和我这样一个古怪的小家伙打交道，但他是尽量对我另眼相看的。除此以外，我也从来不对任何大人或孩子说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也丝毫没有流露出因为来到这里而难过。我暗暗地忍受痛苦，我忍受着剧烈的痛苦，除了我自己，是没有人知道的。我的痛苦有多大，我在上面已经提到，我是完全没有能力加以描述的。我把苦水往肚里咽，一心只顾干活儿。我从一开头就知道，我要是干活儿比不上其他的人，就难免让人家看不起，让人家嫌弃。没过多久，我就至少干得和另外两个孩子一样快，一样好。我和他们虽然非常熟悉，我的言谈举止却和他们不同，因此我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他们和那些大人一样都管我叫“小绅士”，也管我叫“萨福克的小伙子”。有一个人名叫格雷戈里，他是包装工人的工头，还有一个人名叫蒂普，他是赶车的，老穿着一件红褂子，他们有时管我叫“大卫”，不过我记得这大都是在我们说知心话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一边干活儿，我一边设法给他们讲故事听的时候，我讲的都是过去看书时留下的印象，也都快忘光了。有一次，白煮土豆造反了，反对我受到人们另眼相看，不过米克·沃克马上就把他压下去了。
要摆脱这种处境，我觉得是没什么希望了，因此也就不去想了。不过我可以肯定，我没有一时一刻屈服于这样的生活，没有一时一刻不感到伤心难过。然而我忍受了这一切，就连给裴果提写信的时候，也没吐露过真情，虽然我们书信来往频繁，这一方面是由于我疼爱她，一方面也是由于我感到难为情。
米考伯先生境况不好，也使得我愁上加愁。在我那种无人疼爱的情况下，我对这家人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遛马路的时候，常翻来覆去地考虑米考伯太太盘算的那些出路，也常为米考伯先生债务累累而感到心情沉重。星期六晚上是我最得意的时候（一来口袋里有六七先令，回家的路上往商店里看看，盘算着能用这笔钱买些什么，心里美滋滋的，二来我可以早回家），可是米考伯太太却要对我说她的心里话，叫人听了心如刀绞。星期天早上，我把头一天晚上买回来的茶叶或咖啡拿出来，在刮脸用的小罐儿里弄好，坐下来吃我这过了钟点儿的早饭，她也照样唠叨一通。星期六晚上聊天时，一开头儿，米考伯先生可能哭得死去活来，临了儿，他又唱起“杰克爱的是囡囡”，这也是司空见惯的事。记得有一次他回家吃晚饭，泪如雨下，声言走投无路，只好蹲大狱去了，等到睡觉的时候，却又在盘算“一有机会”（这是他的口头禅）就给房子装一个凸出的半圆形窗户，不知要花多少钱。米考伯太太也是这样一个人。
说也奇怪，我和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平等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处境相同吧，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令人觉得好笑。但是我说什么也不接受他们的邀请，让他们破费来请我吃饭，因为我知道他们在肉店和面包房都不受欢迎，他们的东西自己吃都不富余。后来米考伯太太完全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才不再坚持。这是某一天晚上的事，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科波菲尔少爷，”米考伯太太说，“我也不拿你当外人，所以爽快告诉你吧，米考伯先生就要大难临头了。”
我一听这话，心里很难过。我看了看米考伯太太那发红的眼睛，报以无限的同情。
“就剩下一点儿荷兰干酪了——家里孩子多，吃这个也不合适呀，”米考伯太太说，“除了这个以外，食品间里什么也没有了，真是连一点渣渣也没有了。我过去和爸爸妈妈一块儿过日子，说食品间说惯了，现在不知不觉又用了这个字眼儿。我只是想说，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哎呀。”我极为关切地说道。
那个星期的工钱，还剩下两三先令，在口袋里——从这一点来判断，我们谈话的时间一定是星期三晚上——于是我连忙把钱掏出来，以非常激动的心情恳求米考伯太太把钱收下，就算我借给她用的。可是这个女人亲了亲我，硬是让我把钱放回口袋，还说她决不想这样做。
“不行，亲爱的科波菲尔少爷，”她说，“我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不过你虽然年纪不大，却很懂事，而且只要你愿意，是可以从其他方面帮我忙的。这样我就愿意接受你的帮助，而且还要感谢你。”
我求米考伯太太明说了吧。
“我已经亲自把一些餐具拿出去了，”米考伯太太说，“六把茶匙，两把盐匙，和一副糖夹子，我是亲手把这些东西陆续拿出去，偷偷地抵押了。现在这一对双胞胎是一大累赘。回想起爸爸妈妈，我感到把东西抵押出去是很痛苦的。我们还有一些小东西可以拿出去。米考伯先生是永远舍不得亲自拿出去的。克里克特——她是从济贫院来的用人——是个粗俗的人，把这样秘密的事托付给她，万一她胡来一气，我们就很为难。科波菲尔少爷，能不能麻烦你……”
这时我明白米考伯太太的意思了，就恳求她尽量利用我，做什么都行。当天晚上，我就开始拿出去处理他们家中比较好拿的物品。随后几乎每天早上去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之前，都要跑这么一趟。
米考伯先生有一些书，放在一个小柜子上，他称之为图书馆，这些书是最先出手的。我把这些书一本一本地拿到都会路上一个书摊去。这条路，靠我们住的那一头儿，有一段几乎全是书摊和鸟店。我拿去的书，给多少钱，就卖多少钱。这个书摊的老板就住在书摊后面一所小房子里，每天晚上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早上让他老婆臭骂一顿。有好几次，我去得早，他在一张折叠床上接待我，不是脑门子上打破了，就是一只眼睛发青，这都证明他头一天晚上又喝多了（恐怕他喝多了就爱吵架）。他的手哆哆嗦嗦地伸到堆在地上的衣服口袋里，想摸出几个先令付给我，他老婆抱着孩子，趿拉着鞋，在一旁不停地骂他。有时候，他把钱丢了，就叫我以后来拿，不过他老婆倒是老有钱——一定是趁他喝醉的时候拿去的——她一边送我下楼，一边就悄悄地把钱给我了。
在当铺里，我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柜台后面那位主事的先生对我非常注意。我记得，他常常是一边给我办手续，一边让我凑到他耳边把一个拉丁文名词或形容词变格，或者说出一个拉丁文动词的各种变化形式。跑腿之后，米考伯太太就请请我，一般是吃晚饭，这饭别有一番滋味，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最后，米考伯先生真的大难临头了。一天清早，他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巴洛区的国王法院监狱。他在走出家门的时候对我说，白日之神对他来说已经陨落，我还真以为他的心碎了，我的心也碎了。但是后来我听说，还没到晌午，他就高高兴兴地玩儿起九柱戏来了。
他被抓起来以后，第一个星期天，我要去看他，和他一起吃顿饭。问了问路，我得先去某个地方，快到那地方的时候，我会看到另外某个地方，又快到那地方的时候，我会看见一个院子，穿过院子，一直往前走，就会看见一个看守。我沿着这条路走来，最后果真看见了一个看守（当时我是个多么可怜的小家伙），我想起罗德里克·兰登关在债务监狱的时候，那里有一个人，什么都没穿，只披着一块旧地毯，这时我的眼睛模糊了，我的心怦怦地跳，觉得看守在我面前晃悠。
米考伯先生在大门里面等我，我们一起走上楼去（从上边数第二层），来到他的屋里，痛哭了一阵。我记得，他还一本正经地嘱咐我，一定要从他的遭遇中吸取教训，他说如果一个人一年收入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先令六便士，他就会感到快乐，而如果他花掉二十镑一先令，他就会感到难过。随后他向我借了一先令，准备给看大门的，还写了个条子，让米考伯太太如数还我，接着就把手绢收起来，情绪也好起来了。
我们坐在微弱的炉火前，生了锈的炉箅子上，两边各放了一块砖头，免得烧煤太多。过了一会儿，和米考伯先生同住一间牢房的另一债户走了进来，他从面包房拿来一块羊肚儿，这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午饭了。接着他们叫我到楼上去找“霍普金斯上尉”，就说米考伯先生问他好，我是米考伯先生的小朋友，问霍普金斯上尉能不能借我一副刀叉。
霍普金斯上尉借给我一副刀叉，还让我代他向米考伯先生问好。他的小屋里有一个女人，脏得很，还有两个面黄肌瘦的女孩子，头发又脏又乱，是他的女儿。当时我就觉得，问霍普金斯上尉借刀叉倒还可以，问他借梳子可就不好了。上尉本人衣衫褴褛到了极点，长着一大堆络腮胡子，空心儿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棕色大衣。我亲眼看到他的铺盖卷着放在角落里，仅有的几只盘碟锅罐放在一个架子上，我猜想（上帝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想）虽然那两个头发又脏又乱的女孩子是霍普金斯上尉的女儿，那个脏得很的女人却不是他的妻子。我怯生生地站在门槛上，最多呆了两三分钟，可是等我下楼的时候，我就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了解到了那些情况，正如我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手里拿着刀叉一样。
我们这顿午饭颇有些吉卜赛人的味道，吃得很不错。过了一会儿，我把刀叉还给霍普金斯上尉以后，就回家去，把这次探监的情况向米考伯太太述说一番，好让她放心。她一见我回来就晕了过去。后来她做了一小杯鸡蛋羹，我们一边喝，一边聊。
他们家的家具怎样一点点地卖掉贴补家用，是谁卖的，我都不记得了，反正不是我干的。不过肯定是卖了，而且是用一辆大货车拉走的，只剩下那张床，几把椅子和一张饭桌。就靠这几件家具，我们——包括米考伯太太、她那几个孩子，那个“古儿”，还有我自己——在温莎里那所空荡荡的房子里，在两间客厅里仿佛安营扎寨一样，日日夜夜生活在这两间屋子里。这样的生活好像过了很久，究竟有多长时间，我也记不清了。最后，米考伯太太决定搬到监狱里去住，因为米考伯先生弄到了一间单人牢房。于是我就把房门钥匙给房东送去，房东接到钥匙，很高兴。他们的床都搬到了国王法院监狱，我的床没有搬过去，我在监狱高墙外面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屋。我感到很满意，因为我和米考伯一家已经非常亲密，患难与共，难舍难分了。那“古儿”，也给她在附近找了个便宜的住处。我的小屋是房子后边一间清静的阁楼，屋顶是斜的，窗户下面是一个木材厂，景色宜人。我搬进来的时候，一想到米考伯先生的烦恼最终变成了灾难，就觉得自己的小屋真是天堂了。
我在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干活儿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像开头一样，老是干那样的活儿，老是和那一拨儿人一起干活儿，老是觉得自己不应当承受这样的屈辱。但是我从来没交新朋友，而且每天在我上班的路上，回去的路上，或饭前饭后在街上闲逛的时候，我看见很多孩子，却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话，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件可喜的事。我一直生活得很不愉快，但我不表露出来，而且我一直以那种孤独、自立的态度来对待生活。我记得的仅有的一些变化，首先是我比以前更寒碜了，其次是我现在摆脱了照顾米考伯夫妇的大部分负担，因为有一些亲戚朋友承担了义务，愿意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他们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比进来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过的日子强多了。按照某种安排，其中的细节我不记得了，我每天可以和他们一起吃早饭，早上什么时候开大门，放我进去，我也不记得了，不过我记得我常常六点钟起床，去监狱之前，喜欢到伦敦旧桥去溜达溜达，坐在石墙凹进去的地方，看那来往的行人，或者凭栏远望，看那太阳在水面上闪光，或照射在纪念碑上，仿佛点燃了顶端的金色火焰。有时那“古儿”在这里遇见我，我就给她讲一些关于码头和伦敦塔的离奇的故事，现在我只能说但愿我当时相信这些故事是真的。晚上，我常常再到监狱去，陪米考伯先生在院子里散散步，要不就一边陪米考伯太太玩纸牌，一边听她念叨自己的爸爸妈妈。摩德斯通先生知道不知道我住在哪里，我现在也说不好。在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我始终没告诉他们。
米考伯先生的事，虽然已经渡过难关，却深深地与一张“字据”搅在一起，我曾多次听说过这张字据，虽然不甚了了，现在看来，那大概是他过去与债主订的什么凭据，而我当时竟然把它和一度曾在德国颇为流行的与魔鬼有关的羊皮纸混为一谈了。最后，这张字据似乎不知怎地不构成什么问题了——不管怎么说，它反正不像以前那样是个障碍。于是米考伯太太告诉我，“她娘家”认为米考伯先生应该根据破产债务人法申请释放，据她估计，再过大约六个星期，他就可以得到释放了。
米考伯先生当时也在场，他说，“到那时候，我敢肯定我会顺应天意，手里有钱，生活也面貌一新，只要——简而言之，只要有机遇。”
为了把所有可能发生过的事都说一说，我还记得，大约就在这时候，米考伯先生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准备交给议会的下院，要求修改关于因负债而监禁的法律。我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对我说来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说明我怎样把过去看过的书和我这变化了的生活结合起来，又利用街头巷尾男男女女编写出自己的故事，也说明我在写这份自传的过程中我认为会不自觉地发展的某些主要特点，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是怎样逐渐形成的。
监狱里有一个俱乐部，米考伯先生作为一位绅士，在这俱乐部里有很高的威信。米考伯先生曾把他想写请愿书的事告诉俱乐部，大家非常同意他这个想法。于是米考伯先生（他是个大好人，除了对自己的事以外，对别的事，比谁都热心，遇到对自己毫无好处的事，他忙活起来，别提多高兴了）就着手写这份请愿书，起了草，工整地写在一张特大的纸上，摊在桌上，还定了个时间，让俱乐部全体成员上楼来，到他屋里来签名，监狱里谁想签都可以来签。
我一听说就要举行签字仪式了，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虽然大部分人我都认识，他们也认识我，我还是很想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进来签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向摩德斯通与格林伯公司请了一个钟头的假，在角落里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呆着。那小屋能容纳多少人，就有多少位俱乐部的主要成员站在请愿书前面，表示支持米考伯先生。这时候，我的老朋友霍普金斯上尉沐浴已毕，以示郑重，站在请愿书旁边，谁不知道请愿书的内容，他就念给谁听。门哗的一声开了，大家排着长队，开始进入——大家等在门外，一个一个地进来，签名，出去。霍普金斯上尉挨个问：“你看过了吗？”——“没有。”——“我念给你听好吗？”只要他稍微表示出一点儿愿意听的意思，霍普金斯上尉就以洪亮的声音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要是有两万人要听他念，他也会一个一个地给他们念，念上两万遍。我记得听他读到“聚集于议会之中的人民代表”，“因此请愿者诚惶诚恐，向贵院呈递此书”，“仁慈的国王陛下不幸的臣民”等词语的时候，他拖着腔儿，拿着调儿，好像这些字眼儿都是他嘴里的真实的东西，尝一尝还怪有味道哩。与此同时，米考伯先生作为作者，一边听他念，一边感到美滋滋的，两眼盯着对面墙头上的铁尖子，不过他倒也没有显得横眉立目的样子。
我日复一日在巴洛区和黑衣修士区之间来回奔走，饭后在偏僻的街道上闲逛，我估计那街上铺的石头恐怕也让我这双小脚丫磨损了。回想起来，当年霍普金斯上尉那洪亮的声音在屋里回荡，一个一个在我面前走过的那群人里，不知有多少已经故去。现在我回想起童年受过的煎熬，在我为这些人编造的故事中，不知有多少是幻想，像雾一样笼罩着我确切记得的真实情况。现在我旧地重游，我确知，我似乎看见前面有一个天真的、带有浪漫色彩的孩子，我可怜这个孩子，因为他根据这样不寻常的经历和恶劣的环境，凭借自己的想象力来构筑自己的世界。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