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我那壁炉前向我透露的情况使我很痛苦，这时我想起了艾妮斯说过的关于合伙经营的话：“我希望我没有做错。我觉得为了让爸爸过平静的生活，这种牺牲是必要的，所以我就求他接受了伙伴关系。”从那以后，就有一种痛苦的感情压在我的心头，因为我预感到她为了父亲宁肯做任何牺牲，而且只有这样她才能活下去。我知道她多么爱他；我知道她的感情是多么真挚，我亲耳听见她说是她不知不觉地造成了父亲的失误，她非常对不起父亲，热切地希望给他以补偿。我看到她与那个叫人讨厌的穿着桑葚色大衣的红毛儿有多么不同，但这并没给我任何安慰，因为我感到就在这不同之中，就在她的纯洁灵魂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他的污秽、卑鄙的为人之中，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凭着他的狡猾奸诈，早就都想好了。
然而我非常清楚，这样的牺牲，虽然还很遥远，必定会葬送艾妮斯的幸福。我也非常肯定，从她的举止就能看出，她当时还意识不到这种前景，也还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此，如果我提醒她防备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等于现在就加害于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什么也没说就分手了——她在窗口一边招手，一边微笑，向我告别；她的克星在车顶上扭动着身子，仿佛已经把她捏在手心里，胜利而归了。
他们告别的情景，我久久不能忘怀。艾妮斯写信告诉我她已平安到达的时候，我的心情和我看着她离去的时候一样痛苦。每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这件事必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加倍感到不安。我几乎没有一天晚上不梦见这件事。它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我的脑袋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有足够的闲暇来琢磨我的不安的心情，因为斯蒂福在牛津，他从那里给我来过信，我不在协会上班的时候，又是非常孤单的。我相信，到这时候，我已经不怎么信得过斯蒂福了。他给我来信，我极其热情地给他回信，不过我想，总的说来，他当时不能到伦敦来，我是感到高兴的。我猜想实际情况是，艾妮斯对我的影响依然存在，斯蒂福不在眼前，当然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而且还是艾妮斯对我的影响大，因为她在我考虑和关心的范围里占着好大的一块位置嘛。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周周过去了。我按照合同，在斯彭洛与乔金斯事务所学徒。我一年从姨奶奶那里收到九十镑（这不包括房租和有关的杂项开支）。我这套房子，说好了租用十二个月。虽然我有时晚上仍然感到无聊，觉得晚上的时间特别长，倒也能静下心来，情绪低沉但是稳定，靠喝咖啡来消磨时光——回顾这段生活，我喝的咖啡恐怕要以加仑计了。大概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三大发现。第一，克鲁普太太患有一种怪病，深受其苦，这病叫做“金兰”[29]，发病时一般要伴随着鼻子发炎，需要不断地用薄荷治疗。第二，储藏室的温度出了问题，一瓶瓶的白兰地相继爆炸。第三，我在世界上孤零零一个人，非常喜欢用零散的英文诗句把这种处境记载下来。
在我正式开始学徒的那一天，我买了一些三明治和雪利酒在办公室里招待那些文书，晚上自己到剧院去看了一出戏，此外没有什么别的庆祝活动。我看的那出戏，名叫《陌生人》，也是博士协会一类的戏，我难过得不得了，回到家里一照镜子，几乎认不出自己了。那一天，我们办完了手续以后，斯彭洛先生说，他本想把我请到诺乌德他的家里，庆祝一下我们建立的这种关系，但是他女儿在巴黎结束了她的学业，就要回来了，所以家里一时乱哄哄的。但他表示等他女儿回到家里以后，他能有幸邀我去做客。我知道他孤身一人，只有一个女儿，就表示接受了他的邀请。
斯彭洛先生说话算话。一两个星期以后，他又提起这次约会。他说如果我肯赏光，下个星期六到他家去，住到星期一，他会感到非常高兴。我当然说我愿意前去叨扰；他说他要用敞篷马车接我去，然后送我回来。
到了那一天，就连我的旅行袋也受到那些领津贴的文书的尊敬，因为斯彭洛先生在诺乌德的住宅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神圣而神秘的去处。有一个文书告诉我，他听说斯彭洛先生吃饭用的杯盘、瓷器都很高级。还有一个文书说，那里喝香槟就像喝啤酒一样，可以不断地从桶里取。戴假发的那位老文书名叫提菲，自任职以来，曾因公到那里去过几次，而且每次都进到用早餐的客厅里。据他说，这间客厅是极其华丽的，他在那里喝过棕色的东印度雪利酒，酒的质量很高，谁喝了都要眨眼的。
那一天，我们在主教法庭审理了一件续审的案子——审的是一个开面包房的，他曾在一次教区纳税人的会上反对缴修路税，要把他逐出教门——我估计了一下，那证明材料能比《鲁滨孙漂流记》一书多一倍，所以我们那天很晚才审完此案。不过我们还是把他逐出教门六个星期，而且罚他缴各种数不清的费用。然后他的代诉人、法官、双方的辩护人（他们的关系都很密切）就一块儿出城去了，我和斯彭洛先生也乘着敞篷马车走了。
那敞篷马车是很神气的。那两匹马弓着脖子，把蹄子抬得高高的，仿佛它们也知道自己是属于博士协会的。博士协会的人在外表方面都互相攀比，非常厉害，当时有些人的车辆连同马匹和仆役，是很气派的。不过我一直认为，而且今后也会认为，衣服浆得如何，是攀比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些代诉人穿的衣服硬到了人的天性能够忍受的极限。
我们一路上谈得很愉快，斯彭洛先生向我透露了一些关于我的职业的情况。他说这是世界上最文雅的职业，因此决不能和律师的职业混为一谈，我的职业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外人难进得多，办法灵活得多，待遇优厚得多。他说，我们在协会里处理事情比别处自由得多，这就使我们与众不同，成为一个特权阶层。他说，我们主要是受律师雇用，这是很难堪的，却是无法掩盖的；不过我从他的话里领会到，那些人属于劣等种族，但凡有些体面的代诉人都是看不起他们的。
我问斯彭洛先生，什么样的业务算是最好的业务。他回答说，一个案子要是涉及一份含糊不清的遗嘱，涉及一份价值三四万镑的小产业，可能就是最好的业务了。遇上这种案子，他说，在审理过程中每个阶段的辩论，和审问与反审问时使用的堆积如山的证据（且不说上诉时先提到代表法庭，后提到上议院终审上诉法庭）都会带来相当可观的外快。不但如此，而且诉讼费用最后十有八九是从案件涉及的产业中出，因此双方都非常起劲，谁也不考虑费用问题。随后他就泛泛地赞扬起博士协会来了。协会特别值得称赞的地方，（他说）就在于它非常精干。它是世界上组织得最灵巧的机构。它是工作环境舒适的典范。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例如：你把一桩离婚案，或者一桩索还案，向主教法庭提出诉讼。那好。你在主教法庭进行审理。那情形就像一家人不声不响地围着圆桌打牌，而且要从从容容地把牌打完。你要是对主教法庭不满意，怎么办呢？那你就到拱门法庭去嘛！什么叫拱门法庭呢？还是那个法庭，还是那间屋子，还是那些律师，只是换了法官；因为在这个地方，主教法庭的法官可以在开庭的日子以辩护人的身份出庭辩护。好啦，你把那圆桌打牌的把戏又耍一遍。可是你还不满意。那好。怎么办呢？去找代表法庭嘛。代表是些什么人呢？其实，那些教会代表都是些无事可做的辩护人，在前面两个法庭耍那圆桌打牌的把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旁观看，看见了怎样洗牌，怎样签牌，怎样打牌，并且和所有打牌的人交谈过，现在他们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作为法官来审理案子，使人人感到满意。斯彭洛先生最后说，心怀不满的人会说协会营私舞弊，协会必须改革；但是在每蒲式耳小麦价值最高的时候，也是协会最忙的时候，任何人都会把手放在胸口上，向全世界宣称，“谁要是触动一下协会，整个国家就要垮台！”
我聚精会神地听他说，不过我必须指出，虽然我怀疑是不是像斯彭洛先生说的那样，整个国家都靠协会支撑，我还是极其尊重他的看法。至于他说的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我才疏学浅，深感无力应付，就那样解决了。直到如今，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能力对付这个问题。在我一生中，这个问题在各种场合反复出现，弄得我毫无办法。我至今也不明白，在无数的场合，这个问题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它有什么权力弄得我毫无办法。但是不论在什么事情上，只要我一看见我的老朋友一蒲式耳小麦[30]让人生拉硬拽地抬出来（我看他老是这副样子），我就在这件事情上认输了。
这是一段题外话。我是不会触动协会，弄得整个国家垮台的。我谦逊地一声不吭，借以表示我对年纪和学问都比我大的人所说的一切都是赞成的。我们谈到《陌生人》这出戏，谈到话剧这个剧种，谈到拉车的那两匹马，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斯彭洛先生的家门口。
斯彭洛先生家里有一个可爱的花园。虽然当时并不是一年之中最好看的时候，可还是收拾得非常漂亮，我都让它迷住了。花园里有一片令人陶醉的草坪，有稀疏错落的树木，有弯曲的小路在暮色中依稀可辨，路上装着拱形的木格子，在生长的季节是会有花草攀附在上面的。“哎呀！”我想道，“这就是斯彭洛小姐独自一人散步的地方吧。”
我们进到屋里，里面灯火辉煌，喜气洋洋。门厅里有各种礼帽、便帽、大衣、披肩、手套、鞭子、手杖，等等。“朵拉小姐在哪儿？”斯彭洛先生对仆人说。“朵拉！”我心里想道，“多么好听的名字呀！”
我们走进了身边最近的一间屋子（我想这就是那间以棕色的东印度雪利酒而闻名的早餐室），我听见有人说，“科波菲尔先生，这是我女儿朵拉，这位是我女儿朵拉的知心朋友！”说话的人当然是斯彭洛先生，但我没听出来，而且我也不在意那究竟是谁。真可谓瞬息之间定乾坤。我的命运已定。我被征服了，我成了奴隶。我爱朵拉·斯彭洛，爱得发狂了！
对我来说，她不仅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仙子，是一位神仙，我说不清她究竟是什么——无人见过，但人人向往。我一下子沉入了爱的深渊。我在悬崖边上没有迟疑——没有往下看，没有回头看，我就一头扎了下去，也一句话都没顾上跟她说。
我鞠了躬，含含糊糊地说了点什么以后，听见一个记忆犹新的声音说道，“我见过科波菲尔先生。”
说话的人可不是朵拉。肯定不是，而是那位知心朋友，摩德斯通小姐！
我觉得我当时并没怎么感到吃惊。我对自己最恰当的评价是，我身上已经没有再感到吃惊的能力了。在现实世界里，除了朵拉·斯彭洛以外，能够使我吃惊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我说，“你好，摩德斯通小姐？你好。”她说，“我很好。”我说，“摩德斯通先生好吗？”她回答说，“我兄弟也很壮实，谢谢你。”
斯彭洛先生看我们彼此认识，大概有些惊讶，便接了茬儿。
“我很高兴，科波菲尔，”他说，“你和摩德斯通小姐已经认识了。”
“我和科波菲尔先生，”摩德斯通小姐板着面孔说道，“是亲戚呀。我们过去有过一点儿交往。那时候，他还很小。后来情况变了，我们就分开了。我都快认不出他来了。”
我说，不管到了哪里，我也能认出她来，真是这样。
“摩德斯通小姐好心，”斯彭洛先生对我说，“承担了一项工作——如果我能用这个词儿的话——做我女儿朵拉的知心朋友。我女儿朵拉不幸失去了母亲，摩德斯通小姐好意与她做伴儿，充当她的保护人。”
这时我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摩德斯通小姐就像叫做保命器的那种随身携带的器械，设计这种器械的目的，与其说是自卫，不如说是攻击。不过因为我除了朵拉以外，对任何别的事物都不多想，紧接着就看了她一眼，觉得她娇里娇气的，并不很愿意和与她做伴儿的保护人特别知心。我正这样想着，忽然听见铃声响了，斯彭洛先生说这是头遍晚餐铃，也就是说我该去更衣了。
一心想着爱情的时候，任何活动，更衣也好，做什么别的事情也好，都显得有些可笑。我只能在自己屋里，坐在炉火前边，嘴里咬着旅行袋的钥匙，思念那迷人的、稚嫩的、水灵的、可爱的朵拉。她那是什么样的身段儿呀，什么样的脸蛋儿呀，一举一动多么婀娜多姿、令人陶醉啊！
铃声很快就又响了，我本该好好地换换衣服，可是来不及了，只能匆匆打扮一下，就下楼去了。楼下有客人。朵拉正在跟一位灰白头发的老先生说话。他虽然已经头发花白——而且据他说，他还是一位老爷爷——我还是疯了似的忌妒他。
我当时的想法真怪呀！我对谁都忌妒。谁要是对斯彭洛先生比我对他更了解，我就受不了。听他们谈论一些我不曾参与的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折磨。有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客人，头顶上光秃秃的，隔着桌子问我是不是初次来做客，我几乎要不择手段，把他打扁了才解恨。
除了朵拉以外，我记不得还有谁在场了。除了朵拉以外，宴会上吃了些什么，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我的印象是，我吃的全是朵拉。有六个菜，我根本没动，就让他们撤了。我坐在她身旁。我跟她说话。她说起话来细声细气，优美动听，笑起来轻松愉快，一举一动那样讨人喜欢，令人销魂，一个迷途的青年怎能不拜倒在她的脚下，甘心做她的奴隶。她娇小玲珑，这就使我更觉得她珍贵。
她跟着摩德斯通小姐走了出去（宴会上没有别的女人），我陷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只是痛苦地担心摩德斯通小姐在她面前说我的坏话，因此心中忐忑不安。那个秃顶的和蔼可亲的人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说的是怎样照料花园的事。我记得几次听见他说“我家的园丁”。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极其认真地听他说话，而实际上我一直在一所伊甸园里游荡，和朵拉在一起。
我担心有人在我热恋的人面前说我的坏话，在我走进起居室，看见摩德斯通小姐那严峻冷酷的脸色时，心情更加紧张起来。但我这紧张心情意想不到地消除了。
“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小姐说着，招手示意，和我来到一个窗口，“跟你说句话。”
我独自一人面对着摩德斯通小姐。
“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小姐说道，“家里那些事儿，我就不用多说了。那不是个吸引人的话题。”
“很不吸引人，小姐。”我答道。
“很不吸引人，”摩德斯通小姐同意我的看法，“我不愿意再回想过去那些矛盾，或者说过去那些伤人的事儿。我就受过一个人的伤害，那是一个女人——很遗憾，真给我们女人丢脸——一提到她，就叫人感到恶心，感到憎恨；所以我就不想提她了。”
我一听这话，就替我姨奶奶生气，气得不得了；不过我只说，如果摩德斯通小姐认为最好不要提她，那当然再好不过了。我还说，如果我听见有人对她出言不逊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
摩德斯通小姐闭上眼睛，带着鄙视的神情歪了歪脑袋；随后又慢慢睁开眼睛，接着说道：
“大卫·科波菲尔，你小的时候，我对你有成见，我也不想掩盖这个情况。当时对你有成见，也许是不对的，也可能后来你变了，人们不该对你有成见了。不过这不是咱们眼前的问题。我认为自己生在一个管教很严的家庭里，是不会随机应变的。我对你可以有我的看法，你对我可以有你的看法。”
我也歪了歪脑袋。
“不过咱们没有必要，”摩德斯通小姐说，“让咱们的看法在这里交锋。眼前这种情况下，不管怎么说，还是不要交锋为好。命运使我们在这里相遇了，以后还会让我们在别处相遇，所以我说咱们在这里就算是关系疏远的熟人吧。由于家庭关系，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我们只能以这种身份相见，咱俩谁也没有必要把对方弄成众人议论的话题。你同意吗？”
“摩德斯通小姐，”我答道，“我认为你和摩德斯通先生折磨过我，对我母亲也是心狠手辣。只要我活一天，我就是这个看法。不过我对你刚才提出的想法还是很同意的。”
摩德斯通小姐又闭上了眼睛，低下了头。接着她只用她那冰凉僵硬的手指头尖儿碰了一下我的手背，就走开了。她一边走，一边用手理了理腕子上和脖子上的小刑具，好像还是我最后一次见她的时候她戴的那一套，完全和原来一样。想到摩德斯通小姐的性格，这就使我联想到监狱门上的刑具；任何人一看，都可以根据外表而想象出里面的情况了。
那天晚上后来的情况，我只记得以下几件事：主宰着我的心的那位女皇用法语唱了几首迷人的歌谣，大意都是哪怕天翻地覆，我们也要跳舞，塔拉拉，塔拉拉，一边弹着一把装饰得很漂亮的类似吉他的乐器，作为伴奏；我沉醉在幸福之中，精神恍恍惚惚；送来点心，我不吃；特别是见了果汁酒，我打心里退缩；摩德斯通小姐把她管起来，把她带走的时候，她朝我笑了笑，还把她那细嫩的手伸了过来；我照了照镜子，看了看自己，显得无精打采，像个白痴；我怀着极为伤感的心情去歇息，醒来的时候感到十分痛苦，心中充满强烈的爱，身上却一点力气也没有。
清早，天气晴朗，我想随便顺着一条有铁丝拱门的小路溜达溜达，好好地想一想她的模样，来放纵一下自己的感情。穿过门厅的时候，碰上了她那条小狗，这狗名叫吉卜，是吉卜赛的简称。我和颜悦色地接近它，因为我对它都产生了感情。可是它却露出了全副牙齿，钻到椅子底下，发出低沉的叫声，全然不理会人家对它表示的好感。
花园里又凉爽，又幽静。我一边溜达，一边琢磨，我要是真能和这个可爱的尤物订下终身，该有多么幸福呀。至于婚姻、钱财等等，我觉得我恐怕和当年爱小艾米丽的时候一样天真，完全没有什么打算。对我来说，能让我叫她“朵拉”，给她写信，爱慕她，崇拜她，有理由相信当她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还在惦记着我，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愿望了；这肯定是我最大的愿望。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傻瓜；不过这里还有一颗纯洁的心，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不以鄙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段往事，虽然我可能觉得可笑。
我溜达了没多久，拐了个弯儿，就遇上了她。到现在我回想起拐那个弯儿的情景，还从头到脚浑身发麻，手里的笔也在发颤呢。
“你——出来得——好早哇，斯彭洛小姐。”我说。
“呆在家里真无聊，”她回答说，“摩德斯通小姐也真可笑！她净胡说，非让我等着外面散散潮气再出来。散潮气！”（说到这里，她笑了笑，那笑声极为悦耳。）“星期天早上，不用练，可我总得干点儿什么呀。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对爸爸说，我一定要出来。再说，这会儿也是一天之中最亮堂的时候。你说是不是？”
我灵机一动，就壮着胆子说（而且是结结巴巴地说），当时我是觉得很亮堂，不过一分钟以前还挺黑哩。
“你这是表示恭维？”朵拉说道，“还是天气果真有了变化？”
我回话的时候，结巴得更厉害了，我说那不是恭维，而是事实，虽然我没看到天气有什么变化。我还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说那不过是我自己的感觉罢了。这样一来，就解释得很清楚了。
她摇了摇头，用松散的鬈发来掩饰脸上的羞涩，我可从来没见过那样的鬈发——我怎么可能见过呢，因为别处根本就没有呀。至于那鬈发上面的草帽和蓝色的缎带，要是能挂在白金汉街我的房间里，归我所有，那该是多么珍贵的无价之宝呀！
“你刚从巴黎回来吧？”我问道。
“是啊，”她说道，“你去过那儿吗？”
“没有。”
“哦！我希望你很快就能去一趟。你会非常喜欢那个地方的。”
长久埋在心中的痛苦在我脸上露出了痕迹。她竟然希望我到那里去，她还觉得我可能会去，真不可思议。我讨厌巴黎；我讨厌法国。我说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怎么考虑，我也不想离开英国。多大的诱惑，我也不动心。简而言之，她又摇动起她的鬈发，这时她的小狗顺着小路跑了过来，这才给我们解了围。
它对我忌妒得要死，一个劲儿地冲着我叫。她把它抱起来，搂在怀里——哦，多么美呀——抚摸着它；可是它还是一个劲儿地叫。我想摸摸它，可它不让我碰，于是她就打了它两下。她那两巴掌打在它那扁鼻子的鼻梁上，我看着，心里难过极了，而它却眨眨眼，舔舔她的手，嗓子眼儿里发出低沉的声音，像一只小低音乐器一样。后来它终于安静下来——她把她那带着酒窝的下巴颏儿靠在它的头上，它也该安静下来了——我们也就走着去看暖房了。
“你和摩德斯通小姐不很亲近呀，是不是？”朵拉问道。——“我的小狗。”
（最后这几个字是对小狗说的。唉，要是对我说的，该多好啊！）
“是啊，”我答道，“一点儿也不亲近。”
“这个人无聊透了，”朵拉噘着嘴说，“爸爸选了这么一个叫人头疼的东西来跟我做伴儿，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谁需要保护人呀？我敢说我就不需要保护人。吉卜保护我比摩德斯通小姐保护得好多了——是不是，亲爱的吉卜？”
她亲了亲它那圆圆的脑袋，而它却只懒懒地眨了眨眼。
“爸爸说她是我的知心朋友，可是我认为她根本不是那种人——是不是，吉卜？我和吉卜，我们俩是不会向那样蛮横的人说知心话的。咱想对谁说知心话，就向谁说知心话，咱要自己去找知心朋友，不能让别人替咱找——是不是，吉卜？”
吉卜一听这话，发出了一阵悦耳的声音，有点儿像煮茶的水壶发出的音乐。对我来说，她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已有的镣铐上加了一副新的镣铐。
“真苦恼啊，就因为咱缺少一个慈爱的妈妈，咱就非得让摩德斯通小姐这样性情沉闷、脾气古怪的老东西成天跟着咱转——是不是，吉卜？没关系，吉卜。咱不对她说知心话，不用理她，咱该怎么乐，就怎么乐；咱让她着急，不让她欢喜——好不好，吉卜？”
这种情况要是再拖长一会儿，我想我一定会跪石子路上，还有可能把两膝跪破，而且马上被人家从宅院里赶走。可是算我走运，暖房离得不远，我们刚说到这里，也就到了。
暖房里有各种好看的天竺葵。我们在里面闲逛，朵拉不时地在这一棵或那一棵前面停下来，欣赏一番。我也跟着停下来对同一棵欣赏一番。朵拉还淘气地笑着把小狗举起来，让它闻闻花的香味儿。如果说不是我们仨都进入了仙境，我反正是身在其中了。直到今日，天竺葵的叶子散发的香气还会使我一半感到好笑，一半认真地怀疑自己怎么转眼之间发生了变化，然后我就看见一顶草帽，系着蓝色的带子，一头鬈发，两条细长的胳膊举着一只小黑狗，后面是一片鲜花和嫩叶。
摩德斯通小姐一直在到处找我们。她在这里找到了我们，就把她那不中看的腮帮子凑过来让朵拉吻一下，脸上的小皱纹全让她往头上撒的香粉给填满了。接着她就挽起朵拉的胳膊，押着我们去吃早饭，就像参加一个士兵的葬礼一样。
茶是朵拉准备的，所以我喝了多少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记得很清楚，我坐在那里拼命喝，那几天我要是有神经系统的话，也让我喝得整个神经系统都不顶用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到教堂去了。摩德斯通小姐坐在我和朵拉之间，不过我倒听见了她唱赞美诗的声音，做礼拜的人全消失了。有人在讲道——讲的当然全是关于朵拉的事儿——关于这次礼拜，我能记得的，大概也就是这一些了。
这一天，我们过得很清静。没有客人，散了散步，四个人吃了一顿便饭，晚上欣赏书画。摩德斯通小姐面前放着一本传道的书，她两眼盯着我们，密切监视。啊！斯彭洛先生可根本没想到，那一天晚饭后，他头上顶着手绢儿坐在我对面的时候，我在想象之中，作为他的姑爷，正在多么热烈地拥抱他呀！他也没想到，那天晚上，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表示完全同意我和朵拉订婚，我正在祈求上帝降福于他呢。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走了。因为海事法庭有一件关于打捞的案件需要审理，这就要求对整个航海学有相当精确的了解，既然不能指望我们博士协会的人对这些事有多少了解，法官已经求了海务局的两位老先生行行好，来帮他审理此案。不过吃早饭的时候，还是朵拉准备的茶水；我上了马车以后，还怀着沉重的心情，愉快地向她脱帽致意，当时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怀里抱着吉卜。
那一天，我对海事法庭的印象如何；对于那个案子，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胡说了些什么；桌上放着一只银质的桨，这是这所高等司法机关的徽记，我怎样发现“朵拉”二字刻在那银桨的叶片上；斯彭洛先生回家的时候没有带我同行（我原来幻想过，希望他再把我带回家去），我怎样觉得自己好像是一条船上的水手，眼看着船开走了，把我留在了一座荒岛上——这一切都是无法形容的，我也就不费事了。如果那昏昏欲睡的古老法庭能够清醒一下，把我在那里围绕着朵拉而做的白日梦以某种看得见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就原形毕露了。
我说的还不光是那一天我做的梦，还包括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期又一期我做的梦。我去上班，不是处理公务，而是思念朵拉。我看着案子不紧不慢地审理，偶尔也动动脑筋，遇上婚姻案件（想到朵拉），就琢磨一下，结了婚的人怎么会不幸福，遇到遗嘱案件，就考虑一下，假如案中涉及的那笔钱是留给我的，我马上对朵拉采取的最重大的行动是什么。自从我爱上朵拉以后，一个星期之内就买了四件华丽的背心（不是为了我自己——我并不引以为荣——而是为了朵拉），喜欢戴着浅黄色的羔皮手套上街，我脚上的鸡眼也都是这时候开始长的。要是能把我在这段时间里穿的靴子拿来，和我的脚的实际大小比一比，就能看出我心里是怎么想的，而使人大受感动。
虽然我为了向朵拉致意，把自己弄得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我还是每天走上多少英里，盼着能见到她。没有多久，我在诺乌德路上，就像负责这个邮区的邮递员一样为人们所熟悉，不仅如此，我还在伦敦到处跑。哪条街上有女士们出入的最高级的商店，我就在哪里转悠；我像一个心事未了的孤魂，到集市上去游荡；我早就累得不行了，还要一再拖着沉重的双腿到公园里走来走去。有时隔上很长一段时间，偶尔也能见到她。也许看见她的手套在马车窗口晃动，也许遇见她，跟她和摩德斯通小姐走上一小段路，跟她说几句话。在第二种情况下，过后我总觉得非常难过，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一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她根本不知道我爱她爱得有多深，或者她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可以想象得出，我随时注意着，希望能再邀请我到斯彭洛先生家里去做客。而我总是大失所望，收不到这样的邀请。
克鲁普太太一定是个眼光敏锐的女人。我那爱慕之心才产生了几个星期，还没有勇气在信中写得更明确，就连艾妮斯，我也只告诉她，我到斯彭洛先生家里去过了，我还说，“他家里只有一个女儿”——我说克鲁普太太一定是个眼光敏锐的女人，因为她那么早就发现了。有一天晚上，她上楼来找我，当时我情绪很不好，她正在闹我上面提到的那种病，就问能不能麻烦我给她一点儿小豆蔻加大黄药水儿，再滴上七滴丁香精，这对她的病有很好的疗效。要是我身边没有这种药，就来点儿白兰地，这是最好的代用品。她说，她倒不是觉得白兰地好喝，而是这酒的确是最好的代用品。我从来没听见过她先说的那种药，而那种代用品，柜子里倒是有点，我就给克鲁普太太斟了一杯，她当着我的面就喝了起来，免得我怀疑她把酒用到不该用的地方。
“振作起来吧，先生，”克鲁普太太说，“看见你这个样子，我受不了啊，先生。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呀！”
我不大明白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但我朝克鲁普太太笑了笑，尽量显出和蔼的样子。
“得啦，先生，”克鲁普太太说，“请原谅，我知道你的苦恼，先生。这涉及一位女士。”
“克鲁普太太！”我说着，脸顿时红了起来。
“哦，愿上帝保佑你！你可要打起精神来呀，先生！”克鲁普太太一边说着，一边点头表示鼓励。“可不能寻短见呀，先生！她一个人对你不以笑脸相迎，那还有的是嘛。你年轻有为，会有人对你笑脸相迎的，科波福尔先生，你该知道自己的身价呀，先生。”
克鲁普太太总是叫我科波福尔先生——首先，肯定是因为这不是我的名字，其次，我觉得这个叫法和一个洗衣日些许有点联系。
“克鲁普太太，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涉及一位年轻女士呢？”我说。
“科波福尔先生，”克鲁普太太意味深长地说，“我也是有孩子的人呀！”
有一会儿，克鲁普太太只能把手搭在胸前本色布的褂子上，同时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她的药，借着那酒的力量来顶住痛苦的回忆。后来她又说话了。
“你姨奶奶来为你租这套房子的时候，科波福尔先生，”克鲁普太太说道，“我就说过，我总算有个人照顾了。‘谢天谢地！’我就是这么说的，‘我总算有个人照顾了！’——你吃得不多，喝得也不多呀，先生。”
“你就是凭这个瞎猜的吗，克鲁普太太？”我说。
“先生，”克鲁普太太以近乎严厉的口吻说道，“除了你以外，我还伺候过别的年轻男人。一个年轻男人可能对自己过于注意，也可能过于不注意。梳头可能梳得太勤，也可能梳得太不勤。可能穿的鞋太大，也可能太小。这就要看那年轻人原来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了。不过随便让他走哪个极端好了，先生，都和一位年轻女士有关。”
克鲁普太太摇着头，她显得那么自信，弄得我连一寸立足之地都没有了。
“就是你没来的时候死在这里的那个年轻人，”克鲁普太太说，“他恋爱了——跟一个酒吧女郎——虽然喝酒喝得已经鼓起来了，还是马上把背心都改瘦了。”
“克鲁普太太，”我说，“我不得不求你不要把和我有关的这个女士和酒吧女郎之类的人相提并论，好不好？”
“科波福尔先生，”克鲁普太太说道，“我是个有孩子的人，不会那样做。我要是多管闲事了，先生，就请你原谅吧。我要是不受欢迎，绝不去多管闲事儿。不过你是个年轻人，科波福尔先生，我劝你还是振作起来，先生，提起精神来，你该知道自己的身价呀。你要是喜欢干点儿什么，先生，”克鲁普太太说——“你要是现在喜欢玩儿九柱戏，那玩艺儿对健康有利——你会觉得它能分散你的注意力，对你有好处。”
克鲁普太太说完了这一席话，做出一副非常珍惜那杯白兰地的样子——其实早就喝光了——郑重其事地向我行礼致谢，然后就走了。她的身影在那黑洞洞的门口消失了，她那番话倒使我感到克鲁普太太未免有点儿冒昧；不过在这同时，我对这番话也很满意，只是角度不同，聪明人会听，我把它当成一次警告：以后有了秘密，千万不能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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