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能这么说的话，我要说我沉浸在朵拉之中了。我不仅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而且浑身都用这爱心泡透了。打个比方吧，从我身上拧出来的爱心足以淹死任何人，而我身上从里到外剩下的爱心，也还足以布满我的全身。
我回来以后，为自己做的头一件事，就是连夜步行到诺伍德，就像小时候老猜的一个谜语一样，“围着房子转呀转呀，就是不把房子碰呀”，同时心里想着朵拉。这个难猜的谜语，我觉得谜底是月亮。不管它是什么吧，我这个受月亮驱使的崇拜朵拉的奴隶，围着房子和花园足足转了两个钟头，从篱笆缝里往里边看，拼命挣扎着把下巴搭在栏杆上面生了锈的钉子上，朝着窗口的灯光飞吻，时不时地还呼唤黑夜，祈求它保护我的朵拉——防备什么呢，我却说不清楚。我想是防火吧，也许是防耗子，她最讨厌耗子了。
我心里老惦记着我所爱的人，把这件事悄悄地告诉裴果提，也就很自然了。一天晚上，她又在我身旁，拿出往日做活儿的那套东西，把我的衣柜翻了个遍，我就拐弯抹角地把心中这一大秘密告诉了她。裴果提非常关心这件事，可是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她公然偏向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为什么对这件事信心不足，情绪不高。“那姑娘找这么个对象，会觉得自己有福气，”她说，“至于她父亲，那位老先生究竟指望什么呢？真是的！”
不过，我看出来了，一说起斯彭洛先生那代诉人的袍子和硬领，裴果提就收敛一点儿了，对那个人也比较尊重一些了。那个人在我心目中显得越来越潇洒飘逸，端坐在法庭上，周围放满了文件，活像文具海洋中的一座小灯塔，四周折射的光辉照在他身上。我还要顺便说一下，当时我也坐在法庭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因为那些呆头呆脑的老法官和博士们，即便认识朵拉，也不会喜欢她；即便有人提出让他们和朵拉结婚，他们也不会高兴得忘乎所以；即便朵拉边唱边弹她为之增辉的吉他，迷得我简直要发狂，也不会引得那帮老朽之中的任何人跨越雷池一步！
我憎恶他们所有的人。他们是从爱情花坛上打入冷宫的老花匠，我因个人恩怨而厌恶他们所有的人。法官席上坐的是无动于衷的糊涂虫。律师席上的先生们也和酒馆里站柜台的先生们一样，既无人情味儿，也缺乏诗意。
我负责料理裴果提的事情，颇为得意。我把那遗嘱作了确认，和遗产税局谈好了结算办法，又陪裴果提去了银行，一会儿工夫，就全了结了。我们不只是办了这些法律手续，我们还到弗利特街参观了出汗的蜡像（二十年了，我估计该化了），还参观了林乌德小姐的展览，我记得那是个刺绣的殿堂，适合反省和忏悔。我们去看了伦敦塔，还登上了圣保罗教堂的顶层。这些美妙的景物，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足够裴果提欣赏的了。我想只有那圣保罗教堂是个例外，由于她多年来一直喜欢自己的针线盒，那教堂却要与那盒盖上的图画比个高低，她认为在某些地方，真的还是不如画得好。
裴果提的公事，在协会里我们通常称之为“普通公事”（普通公事，活儿很轻，收入却很高），了结之后，有一天我陪她到办公室来交费。老提菲说，斯彭洛先生出去主持仪式，让一位先生宣誓，领结婚证。我知道他一会儿就回来，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离主教代表的办公室很近，离代理监督的办公室也很近，所以我就让裴果提等一会儿。
我们在协会里，遇上遗嘱方面的事务，就显得有点儿像殡仪馆里的人一样——我们定了一条一般性的规则，与穿丧服的客人打交道，要显得多少有点难过的样子。所以我向裴果提暗示，过一会儿她见到斯彭洛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摆脱了巴吉斯先生去世的消息对他的刺激；果不其然，他进来的时候像个新郎一样。
不过我和裴果提谁也顾不上看他了，因为我们看见摩德斯通先生跟着他走了进来。摩德斯通先生变化不大。他的头发还是那么厚，当然也还像原先那么黑，他的眼神也还像原先那么叫人不放心。
“啊，科波菲尔！”斯彭洛先生说道，“我想你认识这位先生吧？”
我向这位先生冷冷地鞠了一个躬，裴果提则是待理不理的样子。他同时碰见我们两个人，一时显得不知所措，但他接着就想好了该怎么办，朝我走了过来。
“我希望，”他说，“你混得不错吧？”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说，“你要是真想知道，是的，混得不错。”
我们彼此看了一眼。他又对裴果提开了腔。
“你怎么样？”他说，“我看得出，你失去了丈夫，我很遗憾。”
“这可不是我这辈子头一回失去亲人了，摩德斯通先生。”裴果提说道，从头到脚不停地发抖，“我很高兴，但愿这一回谁也不用责怪——谁也不用负责任。”
“哈哈！”他说，“你这么想倒也心安理得。你尽了你的本分吧？”
“我可没把谁折腾死，”裴果提说，“想到这里，我问心无愧！没有，摩德斯通先生，我可没有把哪个可爱的小妞儿连折磨带恐吓，害得她年轻轻的就死了！”
他以阴沉的目光看了她一眼——我觉得他有悔恨的意思；随后他朝我转过脸来，但不看我的脸，而是看着我的脚说道：
“我们短期内不会再见面了，这肯定会使我们彼此都感到欣慰，因为这样见面，愉快不了。你一向反对我应有的权威，我也就不能指望你努力上进，改正自己的错误，也不能指望你现在会对我有什么好感。咱们俩总是互相对立……”
“由来已久了吧，我想？”我打断了他的话，说道。
他微微一笑，两只黑眼睛朝我看了一眼，那眼神别提有多么恶毒了。
“这种对立情绪，从你小的时候，就在你心里折腾，”他说，“你那可怜的母亲也为这件事而感到苦恼。你说得不错。我希望你能有所长进，希望你能改正错误。”
他说到这里，停止了这番谈话。谈话本来是在外屋的一个角落里小声进行的。现在他进到斯彭洛先生屋里去了，同时还以流畅的语调大声说道：
“干斯彭洛先生这一行的人对于家庭纠纷是很熟悉的，他们知道这种问题有多么复杂，多么难解决！”他说完了，付了领证的费用，从斯彭洛先生手里接过叠得整整齐齐的证书，斯彭洛先生和他握了握手，还出于礼貌，祝他和那位女士幸福，然后他就走了。
我听了他上面那番话，要不是只顾劝说裴果提，也会难以克制自己，一言不发的。裴果提真是个好人，她为了我而很生气，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她明白这里不是互相指责的地方，劝她不要发作。当时她异常激动，我看到她又想起过去我们所受的伤害，就当着斯彭洛先生和那些文书的面，热情地搂了她一下，尽可能平息她的怒气，我自己也感到很高兴。
斯彭洛先生好像并不知道我和摩德斯通先生之间的关系，这正合我的心意，因为我想到我给可怜的母亲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即便是在心里，也不愿意认他。斯彭洛先生如果关心这件事，他好像认可我姨奶奶是我们家的执政党领袖，还有一个反对党，由另外一个人领导。我们一边说话，一边等提菲先生给裴果提开账单，我至少从斯彭洛先生说的话里得出了上述印象。
“特洛乌德小姐，”他说，“肯定是非常坚定的，听不大进不同的意见。我赞赏她这种性格，我还要向你表示祝贺，科波菲尔，祝贺你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亲戚之间闹不和，是很要不得的。不过这又是极其普遍的现象，最重要的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我的理解，这意思是站在有利可图的一边。
“我想这是很好的一门亲事吧？”斯彭洛先生问道。
我说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是吗！”他说，“听了摩德斯通漏出来的几句话——在这种场合，人人都会这样——和摩德斯通小姐透露的情况，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门亲事。”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涉及到钱吗？”我问道。
“是呀，”斯彭洛先生说道，“据我所知，是涉及到钱的。听说还是个大美人哩。”
“是吗！新娘子年轻吗？”
“刚成年，”斯彭洛先生说，“最近才成年的，我想他们就是在等这个日子呢。”
“上帝呀，救救她吧！”裴果提说道，她这话，口气又重，说得又突然，我们三个人都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提菲拿着账单进来了，才好了一点儿。
不过老提菲没过多久就来了，他把账单递过来，请斯彭洛先生过目。斯彭洛先生把下巴缩到领子里，轻轻抚摸着，把各个项目过了一遍，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仿佛这全是乔金斯干的，随手把账单还给了提菲，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是这样，”他说，“对——全对。科波菲尔，要是我，按照实际开销来要价，我就很高兴了。但是在我干的这一行，我无权按自己的愿望行事，实在让人心烦。因为我有一个合伙人——乔金斯先生。”
因为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有一点儿伤感的味道，这就和分文不收差不多了，我代表裴果提向他表示感谢，并且付给了提菲现钱。裴果提回住处去了，我和斯彭洛先生就到了法院。正有一桩离婚案要开庭审理，依据的是一项巧妙的小小的条例（这一条例，我想，现已撤销，不过我看见过几宗离婚案，就是根据这一条例宣判的），案情如下。丈夫名叫托马斯·本杰明，当初领结婚证的时候，他只说叫托马斯，而没有提本杰明，因为他怕婚后生活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满意。后来他果然发现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满意，也许是对他那可怜的妻子有些厌倦，这时候他结婚才一两年，就闹起来了。由他一个朋友出面，说他名叫托马斯·本杰明，因此他没有结过婚。法院同意这一申诉，使他大为高兴。
坦率地说，这个案子严格说来是否公正，我是怀疑的，即便是能消除各种怪事的一蒲式耳麦子，也不能把我吓住，使我不再怀疑。
但是斯彭洛先生非要跟我辩论。他说，看一看世界，那里有善有恶。看一看教会法，那里也有善有恶。那都是总体的一部分。很好。就是这么回事儿！
我没有勇气向朵拉的父亲提议，说假如我们早上早点儿起来，脱了上衣就干活儿，说不定能使世界有所改善。不过我坦白地告诉他，我有一个想法：我们也许能使协会得到改善。斯彭洛先生回答说，他特意劝我打消这个念头，因为它与我的绅士性格不相称。但是他又说，他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协会可以怎样改进？
就拿协会之中离我们最近的这一部分来说吧——因为这时候那个人已被确认没有结过婚，我们走出法庭，正漫步走过遗嘱事务所——我说我觉得遗嘱事务所是个很怪的机构。斯彭洛先生问，此话怎么讲？我回答的时候，对他的经验表现出了一切应有的尊敬（但是我对他尊敬，恐怕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是朵拉的父亲），我说这个机构的注册处收藏着整整三百年广大的坎特伯雷教区所有留下遗产的人的遗嘱原件，而这所建筑物却不是专门为此设计的，而是偶然碰上的，由注册员租来为个人赚钱的，不安全，也没有证明合乎防火的要求，重要文件塞得满满的，确实是从地下室一直塞到屋顶，这是注册员们为了赚钱而进行的投机行为；他们向公众索取高额费用，把公众的遗嘱到处乱塞，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它们廉价处理。这种情况恐怕有点儿荒唐。我说这些注册员一年收益八九千镑（且不说副注册员和地区文书的收益），竟不肯拿出一点儿钱来，为各界人士不论愿意与否都不得不交来的重要文件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这种情况恐怕有点儿不合理。我说这个重要的机构里的重要职务，个个都是不用干活儿就享有高官厚禄，而在楼上又冷又黑的屋子里干活儿的倒霉文书，虽然干的是重要工作，在伦敦却待遇最低，最得不到关心。这种情况恐怕有点儿不公平。我说注册处的那个负责人有责任为不断来办事的人提供必要的场所，就因为有了这个职务（此外他还可能是个牧师，有其他兼职，在大教堂里有专座，等等），成了一个突出的少干活儿多拿钱的人，而公众有多么不便，只要看一看每天下午这里忙起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就行了，我们知道，那是很可怕的。这种情况恐怕有点儿不光彩。我说，总而言之，坎特伯雷教区这个遗嘱事务所恐怕是一个完全腐败的机构，是一个理应割除的毒瘤，要不是它躲在圣保罗教堂墓地的一角，人们不大知道它，早就让人弄得天翻地覆了。
我说着说着慢慢激动起来，斯彭洛先生先是对我微笑，后来就像刚才在那个问题上和我辩论一样，在这个问题上和我辩论起来。他说：说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是个感觉的问题。要是公众感觉他们的遗嘱放在了安全的地方，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事务所不必改善了，谁会吃亏呢？谁也不吃亏。谁会占便宜呢？所有那些光拿钱不干活儿的人。很好，那就是说，好东西占了上风。这个制度也许并不完美——完美的东西是没有的。他反对的是打楔子。有遗产事务所，国家就光彩；往里一打楔子，国家就不光彩了。他认为一位绅士应当遵循的原则是对任何事物都应保持其原貌，他还表示深信遗嘱事务所要存在下去，比我们这辈人存留得长。我对他这种看法非常怀疑，但我尊重他的意见。同时我发现他的话是对的，因为那遗嘱事务所不但至今依旧存在，而且十八年前经受住了一份重要的议会报告的指责（并不是非常情愿地），那报告把我这些意见详细列举出来，还说现有储存遗嘱的地方只够用两年半的了。从那以后，他们是怎样处理遗嘱的呢——是丢了很多，还是时不时地卖给黄油商店一些——我不得而知。值得庆幸的是我的遗嘱不在那里，我还希望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必把我的遗嘱放到那里去。
我在这关于幸福的一章里，把这些情况记下来，因为记在这里是很自然的。没想到我与斯彭洛先生竟然聊了起来，说个没完。我们就来回多走了一会儿，后来我们才随便谈了一些话题。就这样，到了最后，斯彭洛先生对我说，下周的今天是朵拉的生日，他欢迎我那一天来参加他们的小型野餐会。我马上就感到受宠若惊。第二天我收到一张带花边的纸条，上面写着，“爸爸关照，不要忘记”，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中间那几天，我就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
为了准备出席这次幸福的聚会，我觉得自己做了许多可笑的事。到现在，我一想起我买的那条领带，就脸红。我的靴子可以归入任何一类刑具。我准备了一个精致的小篮子，头一天晚上通过去诺乌德的驿车寄了过去。我觉得这篮子本身差不多就能表明我的心意了。篮子里装的是一拉响糖果，糖纸上写着花钱能买到的最温柔的话语。早上六点钟，我就来到科文特加登市场，为朵拉买了一束鲜花。十点钟我就骑上马（为了这次聚会，我特意雇了一匹灰色骏马），用帽子托着花束，以保持新鲜，一溜小跑儿，朝着诺伍德奔去。
我看见朵拉在花园里，但我假装没看见。我路过她的家门，却假装急着寻找她的家。我想我这样做，是干了两件小小的傻事儿。别的年轻人，要是处于我这种情况，也会干这样的傻事儿，因为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可是，哦！等我真的找到她的家，真的在花园门口下了马，拖着那双铁石心肠的靴子走过草地，来到朵拉跟前，而朵拉在花园里，坐在丁香树下的椅子上，那天早上，天气晴朗，周围彩蝶纷飞，她头戴白色刨花小帽，身穿天蓝色长裙，她有多么好看呀！
还有一位姑娘在陪着她——年纪比较大——我看，快二十了。她名叫米尔斯小姐，朵拉管她叫朱莉娅。她是朵拉的知心朋友。米尔斯小姐，你真幸福！
吉卜也在那儿，它照例冲着我叫起来。我向朵拉献花束的时候，它忌妒得咬牙切齿。它会那么忌妒的！它要是多少知道一点儿我多么崇拜它的女主人，它会那么忌妒的！
“哦，谢谢你，科波菲尔先生！多么好看的花呀！”朵拉说道。
我本来想说（我在来的路上考虑过什么样的措词最恰当，想了三英里的路程）在没有看到这些花靠她这么近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些花很好看。可是我却说不出来；她的威力太大了。一见她把那花束贴近她那带酒窝的下巴，你就高兴得全身无力，无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说话的能力了。我真纳闷，当时我为什么没说，“米尔斯小姐，你要是可怜我，就把我杀了吧。让我就死在这里吧！”
朵拉于是把我送的花拿给吉卜闻；吉卜咕噜了一阵，却不去闻。朵拉接着就笑了，把花朝吉卜凑近了点儿，叫它闻。吉卜就用牙咬住了一枝天竺葵，像对付猫一样撕咬起来。朵拉接着就打了它一下，噘起嘴来，说道，“真可怜，我这美丽的花哟！”她这话说得很有感情，我觉得好像吉卜咬住的就是我。我真希望它咬住的就是我。
“科波菲尔先生，你一定很高兴听到盛气凌人的摩德斯通小姐不在这里，”朵拉说道，“她参加她弟弟的婚礼去了，至少要呆三个星期呢。高兴吗？”
我说她一定觉得很高兴，凡是她觉得高兴的，我都觉得高兴。米尔斯小姐显出一副既有见识又宽厚待人的神气，看着我们微笑。
“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么讨人嫌的东西。”朵拉说道，“你想象不出她的脾气有多么坏，多么吓人，朱莉娅。”
“不，我能想象得出，亲爱的。”朱莉娅说。
“也许你能，亲爱的，”朵拉把手搭在朱莉娅的手上，说道，“请原谅，亲爱的，我刚才忘了把你排除在外了。”
我从这里了解到米尔斯小姐经历坎坷，受过磨难，我刚才看到的聪敏宽厚的态度，大概与此有关。经过这一天的活动，我了解到情况的确是这样。米尔斯小姐因为看错了人，爱情生活有过波折，人们都认为她饱尝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之后，已经不再过问世事，但是她仍以平静的心情关注年轻人未受挫折的希望与爱情。
正在这时，斯彭洛先生从屋里走了出来，朵拉迎上去，说道，“爸爸，你看，这花多好看！”米尔斯小姐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在那里微笑，仿佛在说，“你们这些蜉蝣反正活不长，趁着一生中这明媚的晨光，好生快活快活吧！”马车鞴好了，我们都离开草坪，朝马车走去。
像这样出去玩儿，我以后是决不可能了，至今也没有过第二次。那轻便马车自然是敞着的，车上只坐着他们三位，还放着他们的篮子，我的篮子，还有吉他盒子。我骑着马，跟在后头。朵拉坐的位置背对着马，面朝着我。她把那束花放在身旁的垫子上，根本不让吉卜在那边儿呆，怕它把花弄坏。她时不时地把花拿起来闻一闻，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常常相遇，我真不明白，我当时怎么竟然没有越过我那灰色骏马的马头，跳到车上去呢。
路上好像有土——好像土很大。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斯彭洛先生劝我不要在土里骑，不过记不清了。我只觉得朵拉周围弥漫着爱和美，别的什么都没有感到。斯彭洛先生有时站起来，问我觉得景色如何。我说很精彩，我到现在还敢说那景色的确精彩，但是我觉得那一切全是朵拉。太阳照的是朵拉，鸟儿唱的是朵拉，南风吹的是朵拉，篱笆上的野花，连花骨朵儿在内，都是朵拉。我感到庆幸的是，米尔斯小姐理解我；只有米尔斯小姐能真正深刻地体味我的感情。
我不知道我们走了多长时间，至今我也全然不知道我们去的是什么地方。也许就在吉尔福德附近，也许是有一位天方夜谭式的魔术师那一天打开那个地方供我们使用，我们走了以后，就永远关上了。那是一片绿色的世界，在一座小山上，地上覆盖着柔软的小草，绿树成阴，还有石楠相伴，能够看到的地方，处处郁郁葱葱。
叫人恼火的是已经有人在这里等我们了。我的忌妒心一发而不可收，就连那几位女士也容不下。但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还是那些和我同一性别的人，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他为人不正，比我大三四岁，长着一脸红色的络腮胡子，因此他就颇为神气，实在叫人无法忍受。
我们都把篮子打开，把东西拿出来，准备午饭。红胡子非说他会做沙拉（我才不信哩），显摆自己，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有几个姑娘就给他洗莴笋，还在他的指挥下把莴笋切成片儿。这里面就有朵拉。我觉得命运已经决定，我跟这个男人势不两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红胡子做好了沙拉（我就纳闷，他们怎么吃得下去；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碰它一碰！），还自封为酒窖的总管，因为这家伙很会动脑筋，利用一段空心树干做了一个酒窖。过了一会儿，我就看着他用盘子端着一大段龙虾，坐到朵拉脚边，吃起来了！
这种令人不快的情况出现在我眼前之后，有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有个模糊的印象。我挺快活，这我知道；但在快活的同时，内心却是空虚的。我盯上了一个小东西，她身穿粉色衣裳，长了一对小眼睛，我使劲儿跟她调情。我这样对她献殷勤，她觉得很高兴，至于她完全是为了我，还是她在红胡子身上有什么打算，我就不得而知了。大家为朵拉的健康祝酒。我祝酒的时候，假装是临时中断了我的谈话，一祝完酒，马上就接着谈了起来。我向朵拉鞠躬的时候，对上了她的目光，我觉得她流露出恳求的神情，但她的目光是从红胡子的脑袋的上方投射过来的，因此我无动于衷。
这个穿着粉色衣裳的小东西，有个母亲也在场，她穿着一身绿衣裳。我强烈地感到，这个母亲从大政方针来考虑，把我们给分开了。不过随后大家就散开了，好把吃剩的东西撤掉。我借此机会就带着愤怒与悔恨的心情，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反复思考，要不要假装生病，骑上我那灰色骏马快跑——上哪儿去？我也不知道——忽然朵拉和米尔斯小姐迎面走来。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你可不活跃呀。”
我请她原谅，还说没有不活跃呀。
“还有你，朵拉，”米尔斯小姐说，“你也不活跃。”
哎呀，亲爱的，没那回事儿。
“科波菲尔先生，朵拉，”米尔斯小姐几乎可以说以恭敬的样子说道，“行啦，行啦！不要因为一点小的误会，而使春天的花朵凋谢，花开之后，一旦受到摧残，是无法复原的。”米尔斯小姐说，“我这样说，是根据我的经验，我的过去——那遥远的、无法挽回的过去。清清的泉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决不可因为一时任性而使它断流；撒哈拉沙漠里的绿洲，决不可轻易埋没。”
我当时做了什么，自己也不大清楚，因为我浑身在燃烧，到了不同寻常的程度。不过我拉住朵拉的小手，吻了一下——她也没有拒绝！我也吻了一下米尔斯小姐的手。我觉得好像我们都一下子登上了九重霄。
我们没有再下来；我们整整一晚上都呆在那里。起初，我们随便在树林子里走来走去，朵拉羞答答地挽着我的胳膊。老天爷知道，虽然这一切都是愚蠢的，我还是认为怀着那些愚蠢的感情获得永生，永远在那树林里随意走来走去，这才是福气哪！
但是时间不长，我们就听见别人又说又笑，还喊道，“朵拉在哪儿？”于是我们就回去了。他们要求朵拉唱歌。红胡子想到马车上去拿吉他盒子，朵拉对他说，谁也不知道放在哪儿，只有我知道。就这样，红胡子顿时就抬不起头来了。是我把它拿来的，是我把它打开的，是我把吉他拿出来，是我坐在她身边，是我替她拿着手绢和手套，是我听她那热情的歌声，听得声声入耳，她也是对我唱的，因为我爱她。其余的人虽然想怎么鼓掌，就怎么鼓掌，却和这件事毫不相干。
我沉醉在欢乐之中。我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怕这不是真的，怕一会儿醒来一看，原来是在白金汉街，还会听见克鲁普太太叮叮当当地洗茶杯，准备早饭。不过朵拉唱歌了，别人也唱了，米尔斯小姐也唱了——她唱的是记忆洞中沉睡的回声，仿佛她是一个百岁老人。天渐渐黑了，我们吃茶点，像吉卜赛人那样烧开水。我一直是那么快活。
聚会结束了，我更快活了。别的人，包括败阵的红胡子和所有那些人，都各走自己的路了。我们也上了路，在那寂静的夜晚，就着落日的余光前行，周围到处散发着香气。斯彭洛先生喝了香槟，有点儿头重脚轻（这要归功于长葡萄的土地，归功于酿酒的葡萄，归功于使葡萄成熟的太阳，归功于调酒的商人），在马车的一个角落里睡得正香，我就骑着马，在车旁跟朵拉说话。她很喜欢我的马，就伸过手来拍了拍（哦，那小手拍在马身上，显得多可爱呀）。她的披肩挂不住，我时不时地伸过手去给她围一围。我甚至觉得连吉卜都慢慢地看明白了，知道自己非下决心跟我交朋友不可。
还有那位深明事理的米尔斯小姐，那位精力即将耗尽却仍和蔼可亲的隐士，那位小家长，年纪不到二十，却已不再过问世事，无论如何不肯惊醒那记忆洞中沉睡的回声——她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呀！
“科波菲尔先生，”米尔斯小姐说道，“请到马车这边儿来一下——你要是有空儿的话。我有话跟你说。”
请看，我骑在我的灰色骏马上，在米尔斯小姐这一边儿，弯着腰，一只手抓着马车的门。
“朵拉要到我那里住些时候。后天她跟我一块儿回家。你要是想来做客，爸爸肯定是愿意见你的。”
听了这话，我怎么能不默默地祈求上帝降福于米尔斯小姐，并把米尔斯小姐的地址在脑子里最保险的地方牢牢记住呢！我怎么能不用感激的表情和热情的词语对米尔斯小姐说，我多么感谢她为我做的好事，我把她的友情看得多么可贵！
米尔斯小姐接着就好心地打发我走，她说了声“回到朵拉那边儿去吧”，我就走了。朵拉向车外探着身子跟我说话，我们俩聊了一路。我骑在我那匹灰色骏马上，靠车轮很近。那马靠里边儿的那条前腿蹭在轮子上，“刮掉了一层皮，”后来马的主人对我说，“得赔一大笔钱——三镑七先令。”我如数付了钱，觉得花这么点儿钱，取得那么大的乐趣，实在便宜。米尔斯小姐则一路上坐在车上赏月、吟诗，我想也不免回忆过去和世事打交道的日子吧。
诺乌德近了好几里地，我们也提前好几个钟头就到了。快到的时候，斯彭洛先生醒了。他说，“科波菲尔，你一定要进来歇会儿！”我也就同意了。我们一起吃了三明治，喝了加水的饮料。在那明亮的屋子里，朵拉羞答答的样子实在可爱。我舍不得离去，只好坐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她，像在梦里一样。后来斯彭洛先生鼾声大作，我才充分意识到该告辞了。于是我们分了手。我骑着马向伦敦走去，一路上，我觉得告别时朵拉的手给我留下的轻柔的感觉依然留在我的手上。我还把那天发生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回忆了一万遍。最后我终于躺在了自己的床上，依然像所有被爱情弄得神魂颠倒的小傻瓜一样，欣喜若狂。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就下定决心，向朵拉表明我对她的强烈的爱，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幸福，还是苦恼，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问题了，而只有朵拉能给我这个问题提供答案。我把我和朵拉之间发生过的事都作了能够想到的各种令人失望的解释，我就这样折磨自己，度过了三天痛苦的生活。最后我不惜花很多钱把自己打扮起来，朝米尔斯小姐家走去，一心一意想去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
我在街上来回走了多少趟，围着广场转了多少圈——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比那个老问题原来的答案强得多——然后才说服自己走上台阶去敲门。这些事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即便最后我敲了门，在门口等候的时候，我还有点儿心慌意乱地盘算，准备模仿可怜的巴吉斯的做法，问问布莱波先生是否住在这里，然后说声对不起，转身就走。不过我还是坚持住了。
米尔斯先生不在家。我本来也没指望他在家。谁都不需要他。米尔斯小姐在家。米尔斯小姐在，就行了。
我跟着用人来到楼上一间屋里，在这里见到了米尔斯小姐和朵拉。吉卜也在这里。米尔斯小姐在抄歌谱（我记得那是一支新歌，叫做《爱的挽歌》），朵拉在画花卉。我认出了，她画的就是我的花，跟我在科文特加登市场买的花一模一样。我是什么心情呢！我不能说她画得很像，也不能说特别像我见过的什么花，但是包花的纸画得很精确，我一看也就知道画的含意了。
米尔斯小姐见了我很高兴，她说她爸爸不在家，对此表示歉意，不过我觉得我们都认为这没关系。米尔斯小姐跟我们谈了一会儿，接着就把笔放在《爱的挽歌》上，站起来，走了。
这时候，我开始觉得还是拖到明天再说吧。
“我希望那天晚上你回到家的时候，你那可怜的马不累吧，”朵拉说着，抬起了她那双美丽的眼睛，“对它来说，那路可不近呀。”
这时候，我又开始觉得还是今天说吧。
“对它来说，那路是不近，”我说，“因为一路上没有东西支撑着它。”
“难道没有喂它吗，可怜的东西？”朵拉问道。
这时候，我又开始觉得还是拖到明天再说吧。
“不——不是，”我说，“它被照顾得很好。我的意思是说，我靠你那么近，它没有我这难以形容的幸福。”
朵拉低下头去画画儿，过了一会儿——这工夫，我坐在那里，浑身发烧，两腿僵硬得不得了——她又接着说：
“那一天，有一段时间，你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幸福嘛。”
这时候，我看出来了，我已经无法回避，非马上行动不可了。
“你坐在基特小姐身旁的时候，一点儿也不珍惜你的幸福。”朵拉说着，把眉毛轻轻一抬，摇了摇头。
我要说一下，基特就是那个身穿粉红衣裳，长着一对小眼睛的小东西。
“不过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就该珍惜你那幸福，”朵拉说道，“也不知道你为什么竟然会把那叫做幸福。不过你说的当然不是心里话。我敢肯定，谁也不怀疑，你有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吉卜，你这个小淘气，跟我来！”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干的。我一下子就干了。我截住了吉卜。我把朵拉搂在了怀里。我滔滔不绝地说。我始终没有为一个词儿而卡住。我对她说，我是多么爱她。我对她说，没有她，我就不活了。我对她说，我把她看做神仙一样崇拜她。吉卜一直狂叫不停。
后来朵拉低下头，哭了起来，浑身发抖，而我却越说越动听。她要是希望我为她而死，只要她说一声，我随时就去死。活着而得不到朵拉的爱，这样的生活，给我什么条件我都不要。我受不了呀，我也不愿意忍受。自从我初次见了她以后，我就日日夜夜时时刻刻爱着她。当时我就爱她爱到发狂的地步。我要永远爱她，每时每刻都爱到发狂的地步。过去有情人相爱，今后还有情人相爱，但是哪个情人也没有像我爱朵拉这样爱他之所爱；他不会这样爱，不可能这样爱，不愿意这样爱，也不应当这样爱。我越滔滔不绝地说，吉卜就叫得越凶。我们都以各自的方式，越来越疯狂。
唉，真是！后来我和朵拉坐在沙发上，冷静下来，吉卜趴在她的腿上，安详地冲着我眨巴眼儿。心里的话，说出来了。我快活极了。我和朵拉订婚了。
我想我们是意识到最终是要结婚的。我们一定是意识到了，因为朵拉作了一条规定：未经她爸爸允许，我们不得结婚。不过我想我们年轻人快活起来，就既不瞻前，也不顾后，眼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没有远大的志向。我们约定要对斯彭洛先生保密，当时我决没想到这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地方。
朵拉把米尔斯小姐找了回来。米尔斯小姐显得比平时更加忧郁，我想这是因为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可能唤醒记忆洞中沉睡的回声。不过她还是向我们表示了良好的祝愿，并且保证永远做我们的好朋友，还对我们泛泛地说了些合乎出家人身份的话。
那是一段多么悠闲的时光！那是一段多么潇洒、多么惬意、多么单纯的时光！
那时候，我量了量朵拉的手指，去做戒指，要勿忘我那种花纹的。到了珠宝店，我告诉老板，要做多大的。老板发现了我的用途，一边记账，一边笑，为这么一个漂亮的镶着蓝宝石的小玩艺儿胡要价。在我脑子里，这戒指和朵拉的手密切相连，所以昨天碰巧见我女儿手上也戴着这样一只戒指，心里猛然一动，像是痛苦的感觉！
那时候，我在各处走动，心中的秘密使得我兴高采烈，我又只想到自己的事，就觉得我爱朵拉，朵拉也爱我，我就高人一等，即便我腾云驾雾，别人都在地上爬行，那差别也不会更悬殊了！
那时候，我们在广场上的花园里相会，坐在那幽暗的凉亭里，何等快活！因此我至今都喜欢伦敦的麻雀，不为别的，只因为我觉得它那好像烟熏过的羽毛就是热带鸟类的彩衣！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生了大的争吵（我们订婚还不到一星期），朵拉把那戒指裹在一封信里退给了我。那是一封叠成三角形的叫人心灰意冷的信，她在信中用了这样可怕的词句，“我们的爱情以愚蠢开始，以疯狂告终！”这些可怕的字眼使得我乱揪头发，大叫一切全完啦！
那时候，我趁着黑夜，跑到米尔斯小姐家去，在后面一间厨房里放熨衣机的地方偷偷地见到米尔斯小姐，求她出面调解，制止这种不理智的行为。米尔斯小姐当即应承下来，把朵拉找来，用她年轻时候的痛苦经历，告诫我们要互相忍让，不要走入撒哈拉大沙漠！
那时候，我们哭着和好了，我们又一次受到了祝福，因此后面这间厨房，连同那熨衣机等等，就变成了爱情的殿堂。我们在这里作出安排，由米尔斯小姐传递信件，双方每天至少各写一封信！
那是多么悠闲的时光！那是多么潇洒、多么惬意、多么单纯的时光！时光老人掌握的我的全部时光之中，回想起来，哪一段也不会唤起我这么多的柔情，使我这么开心地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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