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流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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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我们在白金汉街对我在上一章里详细记述的威克菲尔先生家中发生的事非常认真地谈论了一番。姨奶奶对那些事极为关心,谈完了以后,两臂交叉,在屋里来回走了两个多钟头。每当她特别心绪不宁的时候,她就表演这么一出踱来踱去的绝技,从她走的时间长短,就一定能估计出她心绪不宁的程度如何。这一次,她特别心烦,觉得有必要把卧室的门都打开,专门为自己设计一条路线,从一间屋子的墙根儿,到另一间屋的墙根儿。我和迪克先生静静地在炉边坐着,她就不停地出来进去,沿着这固定的路线走,速度也是固定不变的,就像钟摆一样有规律。

    迪克先生去睡觉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姨奶奶两个人,我就坐下来,给那两位老小姐写信。这时候,姨奶奶也走累了,照例把衣裳撩起来,在炉边坐下。但她坐的姿势和往常不一样,也没把酒杯放在腿上,而是漫不经心地把酒杯放在壁炉横板上,左胳膊肘压在右胳膊上,左手托着下巴,满腹心事的样子,朝着我看。我写着信,只要抬一抬眼睛,就能遇上她的眼睛。“我这个人最心疼别人,亲爱的,”为了加强语气,她朝我点一点头,“不过这会儿我觉得心烦意乱,而且难过!”

    我一晚上都很忙,没有注意,等到她睡觉去了,才发现她的晚间混合饮料(她就爱这么叫)在壁炉横板上,一口没喝。我敲门,把这情况告诉她的时候,她来到门口,态度比平时更为和蔼,但是她只说,“我今天晚上没有心思喝了,特洛。”然后摇摇头,就又进去了。

    第二天早上,姨奶奶看了看我给两位老小姐写的信,表示同意。我把信寄出去以后,便无事可做,只有尽量耐心地等候回音。我一直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有一天晚上下着雪,我从博士家里出来,走回家去。

    那一天,一直很冷,凛冽的东北风已经吹了一段时间。天一黑,风一停,就下起雪来。我记得那天雪很大,不停地下,大片的雪花,落在地上,积得很厚。车轮声和人们的脚步声都听不见了,好像街上铺了那么厚的一层羽毛。

    我回家的最近的一条路——在这样一个夜晚,我自然要走最近的路——是经过圣马丁巷。这条巷子是由一座教堂而得名的。当时这教堂周围并不宽敞,前面没有空地,那巷子也是弯弯曲曲地通到斯特兰大街。我走过廊柱前的台阶,在拐角上,看见了一个女人的面孔。她看了看我,穿过那狭窄的巷子,就不见了。我认得这个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可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的了。我和她还有些关系,这使我心里马上为之一震,但我碰见她的时候,正在想别的事,因此弄不清楚了。

    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男人的身影,他弯着腰站在那里,他已经把背上的东西放在平平的雪地上,正在整理。刚才那个女人和这个男人,我是同时看到的。我记得惊诧之中我并没有停下脚步,反正在我继续往前走的时候,那个人站起来,转身朝我走来。我站住一看,面前这个人原来是裴果提先生!

    这样一来,我就想起刚才那个女人来了。她是马莎,就是那天晚上艾米丽在厨房里给她钱的那个马莎·恩德尔;哈姆告诉过我,裴果提先生,即便是把沉在海底的财宝全都给他,他也不愿意看见这个女人跟他外甥女在一起。

    我们热情地握了握手。起初,我们俩谁也说不出话来。

    “大卫少爷,”他紧紧地抓着我说道,“见到你,我心里高兴极了,先生。真巧,真巧!”

    “真巧啊,我亲爱的老朋友!”我说道。

    “我本想今天晚上就去看你的,先生,”他说道,“可是我知道你姨奶奶现在跟你一起过——因为我到亚茅斯那边去过了——我怕今天太晚了。要不是碰上你,我就明天早上临走以前来看你。”

    “你还要走?”我说道。

    “是啊,先生,”他耐心地摇着头答道,“明天就走。”

    “现在你打算上哪儿去呢?”我问道。

    “唉,”他抖了抖长发上的积雪,说道,“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吧。”

    那时候,我们站的地方,斜对面就是金十字客栈。这客栈和他的不幸遭遇联系在一起,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客栈有一个旁门,进了院子有一个马棚。我指了指大门,挽上他的胳膊,就过街去了。院子边上有两三间客房,我往一间里面看了看,是空的,炉火着得正旺,我就带他进去了。

    我就着灯光一看,发现他不但头发又长又乱,而且脸也让太阳给晒黑了。他的头发更白了,脸上和额头的皱纹更深了,看上去完全是在各种不同的气候中奔波过的样子。但是他显得很结实,像是一个以坚定目标为支柱的人,永远不知道疲倦。在我这样想的时候,他把帽子和衣服上的雪抖掉了,把脸上的雪也弄掉了。他在桌子旁边坐下,脸朝着我,背对着门,这时他又伸出他的粗手,热情地抓住了我的手。

    “大卫少爷,”他说道,“我要告诉你,我到过哪些地方,听到过什么消息。我走得很远,听到的不多。不过我要告诉你!”

    我拉了拉铃,想要点儿热的喝喝。他不要比啤酒更厉害的东西。在等他们上酒,在火上加热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沉思起来。我见他脸上有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严肃神情,就没有打扰他。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又过了一会儿,他说道,“她小的时候,常跟我没完没了地说大海,还说起那海水变得深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海面,和那边的海岸。有时候,我就想,她父亲是淹死的,她就老想着这件事儿。你看,我也不知道,不过她也许以为——或者是希望——她父亲漂流到那边去了,那里的鲜花永远开放,到处是一片光明。”

    “那也许是天真的幻想。”我答道。

    “她……失踪的时候,”裴果提先生说道,“我心想,他准是把她带到那些地方去了。我心想,他准是把这些地方说得天花乱坠,她到了那里就可以当阔太太,弄得她乖乖地听信了他的话。我们见他母亲的时候,我就看得很清楚,我没有想错。我过了海峡,到了法国,上岸以后,觉得自己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这时候,我看见那门开了一点儿,雪花飘了进来。我又看见那门开大了一点儿,而且有一只手伸进来,挡着那门,不让它关上。

    “我找到了一个管事的英国人,”裴果提先生说道,“告诉他,我在找我的外甥女。他给我开了一些证件,我有了这些证件,就可以到处通行。那叫什么证件,我说不清楚。他还要给我钱,幸好我不需要。他为我做了这么些事,我当然向他表示感谢。‘你还没到,我就写信过去了,’他这么对我说,‘我还要告诉很多往那边去的人,所以,你孤单单地一个人奔走,到了离这里很远的地方,也会有很多人知道你的。’我尽可能地对他表示了我的谢意,然后我就上法国各地跑去了。”

    “一个人,步行?”我说。

    “大部分是步行,”他答道,“有时候,跟上赶集的人,就坐一段儿车,有时候,也坐空驿车。步行的话,一天要走好几英里,常常是和一些穷当兵的或者什么人一起走,他们是去看朋友的。我跟他们没法说话,”裴果提先生说道,“他们跟我也没法说话,不过在那尘土飞扬的路上,我们也能彼此做伴呀。”

    我从他那热情的语调也早就该听出来是那样的了。

    “我每到一个镇上,”他接着说道,“先找旅店,然后就在院子里等着,看有没有会说英国话的到店里来,总是有的。我就告诉他们,我在到处找我的外甥女,他们就告诉我,店里住着什么样的客人,我就等着,趁人家出来或者进去的时候,看有没有长得像艾米丽的。找不着,我就再往前走。随后等我新来到一个村里,或者什么地方,我发现穷人都知道我。他们让我坐在自家房门口,给我拿来吃的、喝的什么的,还告诉我在哪里睡觉。很多女人,大卫少爷,她们也有像艾米丽这么大的女儿,我发现她们在村外救世主十字架旁边等我,给我提供类似的方便。有的人死了女儿,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些做母亲的对我有多么好哇!”

    门口那个人是马莎。我看见了她那无精打采的脸,看得很清楚,她在听我们说话。我怕的是裴果提先生一回头也看见她。

    “她们常常把自己的孩子,特别是自己的小女儿,”裴果提先生说道,“放在我的腿上。有许多次,天快黑了,你会看见我坐在她们家门口,简直好像那就是我亲人的孩子。哦,我亲人的孩子哟!”

    他心里一阵难过,放声大哭起来。他用手捂着脸,我把自己颤抖的手贴在他的手上。“谢谢你,先生,”他说,“你别管我。”

    过了一会儿,他把手拿开,放在胸前,继续讲他的经历。

    “她们还常跟我一起走,”他说,“早上起来,陪我走上一两英里,分手的时候,我说,‘我非常感谢你!愿上帝保佑你!’她们好像都能听懂我的话,回答的话也很好听。最后我到了海边。你可以想见,像我这样一个经常出海的人,一路干活儿,去闯意大利,是不难的。到了意大利之后,我又像先前那样到处跑。那儿的人对我很好,我本来也可能一个镇子一个镇子挨着走,甚至走遍整个意大利,可是我听到消息,说有人在瑞士的山里见到过她。有一个人认识那个仆人,看见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并告诉我他们的旅行路线,现在哪里。我日夜兼程,大卫少爷,往山里走。我走多远,就觉得好像那山往后退多远。不过我还是追了上来,翻过了一座座大山。那个人告诉我的地方快到了,我心里就开始盘算,‘我见了她,怎么办呢?’”

    门口那个人不顾冬夜寒冷,依然在那里低头听着,她招手求我,恳求我不要把她撵走。

    “我从来没怀疑是她不好,”裴果提先生说道,“没有!从来没有过!只要让她看见我这张脸——只要让她听见我的声音——只要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她面前能使她想起她丢下的那个家,想起她小时候的样子——即便她长成了一个贵妇人,她也会跪在我的脚下!这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我多少次在梦里听见她喊,‘舅舅!’看着她在我面前趴到地上,像死了一样。我多少次在梦里扶她起来,悄悄地对她说,‘艾米丽,亲爱的孩子,我来了,我饶恕你了,我来接你回家了!’”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又说下去了。

    “他,我就不管了。有了艾米丽,就有了一切。我买了一件乡下的长裙给她穿;我还知道,只要找着她,她就会跟着我在石头路上往前走,我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把那件长裙给她穿上,把她原来穿的衣服扔掉——用我的胳膊把她托起来,慢慢地往家走——有时候在路上停下来,治治她那受伤的脚,治治她那伤得更厉害的心——现在我心里想的就是这些事。至于他,我想我连看也不会看他一眼。可是,大卫少爷,我没有做到——还没来得及做呀!我去得太晚了,他们已经走了。上哪儿去了呢,我问不出来。有人说上这儿去了,有人说上那儿去了。我赶到这里,又赶到那里,怎么也找不着艾米丽,我就回来了。”

    “回来几天了?”我问道。

    “也就是四天吧,”裴果提先生说道,“那一天,天已经黑了,我看见那只旧船,看见窗口射出了灯光。我走到近处,隔着玻璃往里看,看见那个忠心耿耿的女人,古米治太太,她正一个人坐在炉火旁边,这是我们说定了的。我喊了一声,‘别害怕!我是丹尼尔!’接着我就进去了。我决没想到那条旧船会显得那么陌生!”

    他从一个上衣口袋儿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个纸包儿,里面有两三封信,也许是小纸包儿,他都放在了桌上。

    “这头一封,”他说着,从桌上拿起了一件,“是在我走了一个星期以后收到的——里面是一张五十镑的钞票,裹在一张纸里,外面写的是我的名字,是夜间从门底下塞进来的。她想掩盖自己的笔迹,但她逃不过我的眼睛!”

    他又耐心细致地把那张钞票按原样叠好,放在一边。

    “这是写给古米治太太的,”她说着又开了一封,“是两三个月以前收到的。”他看着这封信,过了一会儿,把信递给我,还小声说道,“你费心看一看吧,先生。”

    那信是这么写的:

    哦,你看到这封信,知道它出自我的罪恶之手,会觉得怎么样呢!但是请你试一试——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心地善良的舅舅——试着把你的心肠对我放软一点,哪怕只是一会儿的工夫。我求你试着对一个不幸的女子发出善心,在一张小纸上写下,他身体好不好,在你们都不再提我的名字之前,他都说过些什么——还有,到了晚上,到了我以前回家的钟点儿,你有没有看见过他似乎是在思念一个他曾爱得很深的人。哦,我一想起这件事,我的心就要碎了。我现在向你跪着,乞求你对我不要心太狠,对我心狠,我也是罪有应得——我非常非常明白,我是罪有应得的——对我宽容一点,麻烦你写下一点他的情况,给我寄来。你不必称我小什么,你不必称我的名字,我已经玷污了它。不过,哦,请你听一听我的痛苦,可怜可怜我,给我写一点儿舅舅的情况,今生今世我是绝对不能再见他了!

    亲人呀,你要是对我心狠——我知道,这也是应该的——但是,请你听着,你要是心狠,我的亲人,你就去问问我伤害得最厉害的那个人——我本来要给他做老婆的那个人——然后再最后决定要不要拒绝我那最最可怜的请求!他要是好心肯说你可以寄点儿什么给我看——我想他会这么说的,哦,只要你去问他,我想他会这么说的,因为他过去一向是那么大度,那么肯原谅人——那就请你告诉他(否则就不用说了),晚上我一听见刮风,就觉得那风是在看了他和舅舅之后,怒气冲冲地到天上去,在上帝面前告我的状。请你告诉他,要是我明天就死(哦,要是该我死,我还真愿意死!),我要用最后一句话为他和舅舅祝福,用最后一口气祝愿他有一个幸福的家!

    这封信里也有一点儿钱——五镑。和前面那笔钱一样,这笔钱也没动过,他也和刚才一样,把钱叠了起来。关于回信的地址,也有详细的说明,虽然看得出,中间要经过好几个人的手,很难判明她大致上躲在什么地方,至少可以看出,她写信的地点,就是有人看见她的地方,这不是不可能的。

    “回信写了些什么?”我问裴果提先生。

    “古米治太太,”他答道,“没有多少文化,先生,所以哈姆好心起了个草,让她抄了一遍。他们告诉她,我出去找她去了,临走的时候说了些什么。”

    “你手里那也是一封信吗?”我说道。

    “是钱,先生,”裴果提先生说着打开了一点儿,“你看,是十镑。里面还写着,‘一好友赠’,跟头一封信一样。不过头一封信是塞在门底下的,而这一封是寄来的,前天收到的。我正要按照邮戳去找她呢。”

    他拿给我看。那是莱茵河上游的一座小城。他在亚茅斯找到了几个外国商人,他们知道那个地方,给他在纸上画了一张草图,他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他把草图铺在我们两人中间的桌子上,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把路线指给我看。

    我问他,哈姆怎么样?他摇了摇头。

    “他干活儿,”他说,“有多少劲儿,使多少劲儿。他在这一带的名声,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相比。谁都愿意帮他一把,他也愿意帮助别人。他从来不抱怨。不过我妹妹认为(你可别往外说)他受的刺激太深了。”

    “可怜的人哪,这我相信!”

    “他什么都不在意了,大卫少爷,”裴果提先生郑重其事地小声说道,“可以说连自己的性命也不在意了。要是需要有人在坏天气里干苦活儿,他就丢了。要是有什么又累又危险的差事,他总抢在别人前头。同时他的性情又很温和,跟孩子一样。亚茅斯的孩子没有不认识他的。”

    他把信敛在一起,心事重重的样子,用手把信抚平,包在一个小包儿里,轻轻地放回上衣口袋儿里。门口那张脸不见了。我看见门口雪花还在往里飘,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

    “唉!”他看了看自己的提包,说道,“今天晚上咱们见了面,大卫少爷(我很高兴呀),明天一大早儿我就走了。我手里这几样东西,你都看见了,”他说着把手放在了放那个小包儿的地方,“我所担心的,是怕钱还没有还给本主,我就遇到了不幸。我要是死了,钱也丢了,或者叫人偷了,或者不管怎样拿走了,而本主并不知道,还以为是我留下了这些钱,我想阴间也不会让我呆在那儿的!我想我还得回来!”

    他站起身来,我也站起身来。临走以前,我们又紧紧地握起手来。

    “我哪怕要走上一万英里,”他说,“——只要我不栽到地上摔死,我就往前走——也要把那钱放到他面前。要是这个能办到,并且找到我的艾米丽,我就满足了。我要是找不着她,可能有一天她会听到这样的话:她那位疼爱她的舅舅一直在找她,一直到死,都在找她;如果说我了解她的话,就是这样的消息,最后也能使她回家来的!”

    在那寒风凛冽的夜晚,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我连忙找了个借口,让他转过身来,跟他说话,那个身影就不见了。

    他说去多佛的路上有一家旅店,他知道可以在那里找个干净、简朴的地方过夜。我陪他过了威斯敏斯特桥,在萨里郡的河岸上与他分手。在我的想象之中,好像万物都停下来向他致敬,看着他独自一人在雪地里重上征途。

    我回到客栈的院子里,心里还想着刚才那张脸,便在周围到处寻找。已经不在了。我们出来的时候留下的脚印,已经让雪盖上了;只有我刚踩的脚印还看得见,就连这些脚印(因为雪下得很大),我回头一看,也快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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