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道一

    “四人帮”在1973年掀起的反周的最后余波是“安东尼奥尼事件”和“蜗牛事件”。“承前启后”的这两个事件揭开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

    “安东尼奥尼事件”的来龙去脉

    1973年底到1974年初，在江青一伙精心策划下，全国各地媒体连篇累牍大批特批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并波及海外。此举严重干扰破坏了当时的中国外交，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其险恶用心就在于攻击、陷害周恩来。

    1971年5月，与中国刚刚建交的意大利派出外贸部长率团访华，同行的还有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文化节目的负责人科隆博。科隆博于5月21日专程登门拜访中央广播事业局，希望与中国合作拍摄电视片，并提出拍摄人员能否在10月或12月就来北京。当时中方表示：如果意大利同行来华拍摄电视片，中国有关部门可以提供必要协助。科隆博大喜过望。7月20日，科隆博又专门修书一封，向中国外交部新闻司提出了同样的拍摄电视片的申请，同时还表示将由安东尼奥尼导演领衔前来中国拍片。

    8月5日，意大利驻华大使约见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彭华，极力推荐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派员来华拍片。意大利方面在罗马又极力游说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中国驻意使馆报告国内：考虑到中意关系发展较好，意大利新闻电影界大多都在抓对华友好旗帜，特别是随外贸部长访华的电视记者尚能客观地反映中国革命现实，故建议国内有选择地允许一些人来华拍片。

    外交部新闻司和中央广播事业局经共同商议后报姬鹏飞部长批准，决定同意意大利电视拍摄组在1972年春天来中国拍片。

    1972年5月13日，意大利电视拍摄组如期抵达北京，领队就是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文化节目负责人科隆博，其中还有一位后来在中国“臭名远扬”的人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实权掌握在安氏手中。为具体安排意大利电视组的起居、工作，提供必要便利，中央广播事业局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小组。

    下车伊始，意大利电视组就向中央广播事业局接待人员提出要采访北京、上海、新疆、海南岛等17个地方，还要求拍摄人的出生、死亡、恋爱等。这同中方原先安排的日程计划距离很大。经过3次认真商谈，意方决定同意按照中方计划，采访北京、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但是，导演安东尼奥尼坚持要去偏远的农村。中央广播事业局与外交部协商后，决定安排安东尼奥尼一行去河南林县采访红旗渠。

    安东尼奥尼一路南下，马不停蹄。1个月后，电视组结束了拍摄，于6月15日起程回国。

    科隆博、安东尼奥尼返回罗马后曾向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表示：在电视片播出前，会邀请使馆官员前往“指导”。遗憾的是意方言而无信。

    1973年1月中旬，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从罗马某家媒体上看到安东尼奥尼编导的电视纪录片《中国》将分片段在电视台播出的预告。经使馆官员一再查问，意大利电视台才勉强在电视片《中国》播出的前一天，即1月23日为中国使馆作了专场放映。大使馆派了几位外交官前往观看，随后，将对该片的看法给外交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作了专门报告。使馆报告称：该影片内容尚比较客观，对了解中国能有一定帮助作用。但也不算好，解说词很少，有些纯客观主义。解说词以介绍情况为主，基调是中国人穷，但不辛酸，他们对今昔有清楚的对比，劳动繁重，生活简朴，但没有饥饿，没有像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那种悲惨情况。使馆报告还说：影片结尾引用了中国古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表示影片只是对中国人作了一般反映，对中国现实还没有深入了解。

    《中国》一片随即在意大利电视台播出。与此同时，意大利电视台还将该片拷贝先后卖给美国、法国和黎巴嫩3国。一位美籍华裔教授看了美国电视台播放的意大利电视片《中国》片后，于1973年5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此片很坏。周恩来收信后，立刻指示外交部查清此事。外交部当即电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了解该片审查和上映的有关情况，并指示使馆向意大利电视台要一部电视片《中国》拷贝送国内审查。

    1973年9月，意大利电视台将《中国》拷贝送至中国大使馆。10月11日，使馆将拷贝转往国内。外交部新闻司收到拷贝后，便组织有关单位审看。经与广播事业局商讨同意，外交部新闻司于同年11月28日向部里上呈报告，提出了对电视片《中国》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报告指出，该片没有全面地客观地反映我国的情况，态度很不友好，是近几年来外国记者拍片中最差的一部。主要是过多地反映我国的落后面，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镜头大部删去；用突然袭击、强加于人的手法拍了不少我群众躲避镜头的场面，给人一种在洋人面前举止羞怯、疑惧、呆板的错误感觉；有些镜头有浓厚的猎奇性和趣味性；解说词中也有妄评，结构紊乱，多数画面色彩阴暗……报告还检查了在审批接待工作过程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该报告最后提出：鉴于此片虽歪曲了我社会面貌，但尚无恶毒反华的内容，且已时隔一年，拟不向意方正式提出交涉。建议在适当场合请广播事业局同志相机表示我们对该片的不满，指出影片片面反映中国情况，无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意电视台竟然让这样的导演来摄制，并终于放映该片，我们不能理解。

    外交部主管副部长韩念龙在审阅新闻司的上述报告后即作出批示：“我意由外交部主管司出面向意大使表示。”根据韩念龙的批文，新闻司在与有关单位研究后，于12月11日将对《中国》一片的基本看法函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要使馆相机向意大利有关方面提出中方对安东尼奥尼编导的电视纪录片《中国》的批评意见。

    本来，围绕着意大利电视台拍摄《中国》一片而引起的风波到此即可平息。然而，12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一干部上书，密告江青、姚文元称：意大利电视片《中国》是站在“帝国主义诬蔑中国的立场”上，“攻击中国”的坏片子。姚文元如获至宝，次日清晨两次打电话给中央广播事业局，措辞严厉地责令“查一查”，迅速报告。

    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那个干部闻讯，为急于邀功请赏，不到一个星期，再度向江青、姚文元呈上“告密信”，内容更为详尽，特别提到意大利电视台“摄制组是经外交部和广播局批准来中国的”，并振振有词地说“美籍华裔科学家×××给总理来信，反映此片很坏”。江青、姚文元接信后，以为又抓住了周恩来的“把柄”，江青特别在上述两句话下面画了粗粗的横线。

    紧接着，江青、姚文元背着主管外事的周恩来，撇开同此事直接有关的外交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多次策划于密室，作出了一系列布置。12月18日，姚文元气势汹汹地要“（国务院）文化组调看此片，并会同中央组织部彻查此事，共同提出处理意见”。江青立即表示同意，并装腔作势地补充一句：“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面对江青一伙的淫威，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文化组急匆匆地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文化组骨干成员于会泳等人加紧审看电视片《中国》。于会泳们对江青一伙的意图心领神会，联合调查组派员向外交部新闻司有关人员进行调查时，都反复追问意大利电视组来华是谁批准的。当获知是外交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批准后，他们又紧追不舍，露骨地责问外交部可以批准记者来华，这一条是谁定的。

    就在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文化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还没有来得及提出处理意见时，江青早已急不可耐。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组织审看意大利电视片《中国》时，江青含沙射影地大骂道：“这是与帝国主义开办的合股公司！究竟是爱国还是卖国？”

    1974年1月16日凌晨，江青在谈话中肆无忌惮地提出：“要批臭安东尼奥尼，要进行外交交涉，对内要有纪律处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要撤，接待人员要戴汉奸帽子。”江青还大喊大嚷：“对有关人员先要作纪律处分，戴汉奸的帽子是戴定了！难道不是卖国？驻意大利使馆赞扬野鬼，这个大使要撤，不配做大使！他们出了中国人的丑！”

    “安东尼奥尼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是中国首任驻意大利大使沈平。沈平青年时代从浙江天台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在1967年盛夏火烧英国代办处的狂热年月里，沈正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正是由于他出色的指挥才能和丰富的政治经验，才使常驻伦敦的中国外交官化险为夷。未曾料到，他此时竟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中！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江青还阴阳怪气地说：“过去我不知道美籍华裔教授×××对总理说过此片很坏，最近广播局××同志给我和文元来信揭发这片子很坏，我们才抓。”不用任何注解，任何人都能听得出她的弦外之音。连从不过问外交部工作的王洪文也对外交工作指手画脚起来，在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发回的一份电报上公然批示“要进行对外交涉”。

    1月中旬，中组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联合调查组写出报告。稍后，在江青一伙插手下成立的外交部调查组也写出报告。这两个报告都无一例外地给外交部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曰“典型的右倾投降主义”；一曰“极为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四人帮”武断地把意大利电视片《中国》定为“一次令人触目惊心的严重的政治事件”，而把有关干部都说成了“汉奸”。当时外交部长姬鹏飞、新闻司司长彭华等“涉案人员”都多次受到批判，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和使馆的3位外交官均被调回国内进入“学习班”，被迫进行检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意大利电视片《中国》问题成为外交部联系实际进行批判的一个主要内容。

    同时，姚文元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宣布：主管外事的副局长不准再参加外事活动，撤销其兼任的国际台台长和党组书记职务。广播事业局为此事还曾召开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党组扩大会议进行批判和检查。批判会上，连陪同过意大利电视组的一般干部也被拉上台去批斗，被迫当众承认是“汉奸”，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调离外事部门等处分。

    江青一伙仍不肯善罢甘休，编辑了后来以中共中央1974年1号文件正式下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直接报送毛泽东。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随即在全国迅速展开。

    1月2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面对江青一伙的突然袭击，临开会方接到通知的周恩来只好无可奈何地检讨自己对“批林批孔工作”抓晚了。就在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上，迟群和谢静宜异口同声地批判意大利电视片《中国》是“一个汉奸加间谍搞出来的”，并将这个事件与当时的“153《新情况》事件”并列为外交部的严重事件，叫嚷“要在批林批孔中联系实际进行批判”。在更大的范围里对周恩来发起攻击。

    1月30日，在江青指使下，《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险恶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声称：安东尼奥尼拍的是反华影片，“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反映”，“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全国各大媒体连续刊登很多文章，大张旗鼓地批判安东尼奥尼及其拍摄的《中国》。

    “蜗牛事件”始末

    1973年12月6日傍晚，一架“法航”班机降落在华盛顿机场，以王治东为首的中国四机部赴美考察专家小组一行12人走下飞机。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务参赞张建华走上前去欢迎来自祖国的专家。王治东此番可谓重任在肩：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生产线。差不多去年此时，四机部组织了考察组飞往日本，遍访松下、日立、索尼、三菱和夏普，方才明白仅仅生产彩色显像管，就需玻壳、荧光粉、荫罩、石墨乳和总装等数条生产线，而这需要4个厂家才能把彩色显像管生产出来。于是，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美国纽约的RCA（美国无线电公司），他们的4种技术一应俱全。外贸部立即向RCA询价。对方很快报价1.3亿美元。随后，美商应邀来京商谈，价格降到了7300万美元。1月23日，王治东一行从北京起程，飞往美国作实地考察。

    由戴维·沙拉洛夫一手奠基创立的RCA是美国广播电视的“龙头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沙拉洛夫还没来得及脱掉准将的军服，便下全力研制开发彩色电视机。经过全面而深入的考察，王治东了解到RCA刚刚投产的新型彩显管是新秀，必将取代现有同类产品。尤其是位于马里兰州的彩色显像管厂，从玻壳压制到显像管测试、包装，设计先进合理，自动化程度极高。当时，王治东的如意算盘是：如果引进RCA的彩管生产线，那么中国的彩电工业就可能在一个相当高的基点上起步腾飞！然而，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玻璃蜗牛就让他的美好憧憬化为泡影，还成了“四人帮”攻击周恩来的炮弹！

    全球最大的玻璃生产企业——康宁（Corning）公司的玻壳技术举世闻名，许多著名的彩电生产厂家都采用该公司的产品。面对深不可测的中国市场，康宁公司显然跃跃欲试，故而双方一拍即合。

    圣诞节来临之际，康宁公司董事长飞抵华盛顿，专门前来迎接中国专家考察组。王治东一行参观了康宁公司的彩管玻壳厂、研究所和玻璃制品博物馆，其优质产品深深打动了中国人的心，未等参观结束，康宁公司玻壳技术的引进已在王治东的大脑里反复酝酿。

    12月28日下午，王治东一行返回华盛顿，康宁公司的两位高级经理殷勤陪送。不到一个小时，华盛顿便呈现在眼前。“王先生，贵国一行来敝公司考察，我们深感荣幸。”正在闭目养神的王治东已经感觉到飞机在下降，突然听得康宁公司陪送的两位高级经理轻步驱前，躬身在耳边说道：“敝公司董事长特派我们代表他向各位送一件小小的礼物作为纪念……”一听到“礼物”，王治东脑子里的弦就绷紧了，“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谁担待得起啊？！”但是王治东还是彬彬有礼地说：“谢谢董事长的盛情。可是，非常抱歉，礼物我们不能收下。”“礼物很小，按照贵国的习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他们一边说一边就打开了礼盒。

    这是一件制作非常精致、小巧玲拢、晶莹剔透、造型抽象夸张变形的玻璃蜗牛，在场的中国人当时几乎没有认出这是什么东西。在王治东眼里，这根本算不上什么“礼物”，不过是康宁公司的宣传品而已。后来，从康宁公司印制的工艺礼品明细册里，发现这种玻璃蜗牛的价格确实只有55美元。

    盛情难却。王治东出于礼貌，在推辞了一番后，也就不再坚持了。讵料竟酿成大祸！

    就在王治东等人向四机部部长王铮等领导汇报之后，具体研究引进方案时，“批林批孔”的风暴已挟裹着早春二月的寒流席卷而来。

    在人性扭曲的“文革”岁月里，“告密”、“反潮流”仿佛也成了一种时髦。在“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刺激下，国家四机部第十研究院政治处宣传干事何文彬也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1974年2月2日，何文彬提起笔来，给江青写出了平生第一封信，他写下了自己对江青的“忠诚”，也在自己平庸的一生中写下了耻辱……

    深居钓鱼台17号楼的江青看到了名不见经传的何文彬的来信：“……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考察组每人一个玻璃蜗牛……”何文彬非常情绪化的语言使得江青立马亢奋起来。

    2月10日早晨。也就是何文彬将告密信投寄一个星期后，红旗高级轿车载着江青缓缓驶入了四机部。江青亲自出马，来拜访这位“反潮流战士”何文彬了。

    因为是星期一，又是春节假的最后一天，整幢机关大楼显得冷冷清清。江青知道“何左派”，四机部值班的工作人员却不知何文彬。一边江青在喊：“何文彬同志在吗？”一边是纳闷：何文彬何许人也？江青为何要找何文彬？

    江青有点失望，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然后，她掏出笔来：“何文彬同志：我很欣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已经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决不接受任何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屈辱，我们要坚持独立，自力更生……”

    这时，何文彬气喘吁吁地赶来了，恨不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四机部第十研究院的院长、书记等要员也随即赶到现场。四机部的老部长王铮不在北京，副部长高峻迅速赶来。

    “你知道我们的建国方针是什么？”江青劈头问道。

    “我们的建国方针是……”倪绍九院长小声回答。

    “告诉你吧，”未等倪院长说完，江青便教训起来，“我们的建国方针是自力更生！懂不懂什么叫‘自力更生’？”

    一打开话匣子，江青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什么礼品？！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挑衅，他们是在侮辱我们是‘爬行主义’！什么生产线，我们不要他的！我们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我们要自己搞！那个蜗牛在哪里？拿出来！把它退回去！对美帝国主义的挑衅，我们要坚决回击！外交部要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江青来劲了，谁都只能肃立洗耳恭听。“帝国主义都没安好心。我要告诉吴德同志，”江青又想到了安东尼奥尼，“让他把安东尼奥尼那个《中国》也拿出来让你们大家看看，好好认识认识什么叫帝国主义！”

    国务院各部委闻风而动，包括四机部在内的邮电部、水利部等部委先后召开“声讨大会”。老部长王铮首先为下属承担责任：“这件事主要应该由我负责。出国的同志缺少经验，出国前我又没有向他们交代清楚……”在下榻的宾馆，王治东开始冥思苦想，斟酌推敲“检讨”的措辞。因是“始作俑者”，四机部还特别发了简报，向全国通报“蜗牛”事件。

    全国都要查清楚，几年来，各部委、各省市都收到什么外国礼品？有无类似“蜗牛”那样污蔑中国的东西？于是，有的部门查出了黄牛，有的单位查出了乌龟。“老牛拖破车”，送黄牛也不行；乌龟是日本人送的，日本人认为乌龟长寿，可是中国认为那是“爬行动物”，不就是“爬行主义”么？

    江青对这些所谓的“追查”不感兴趣，她是放火烧荒，敲山震虎！其意盖因周公矣！周恩来知道江青来者不善，立即作出布置。

    2月12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开会，责成外交部查一查接受礼品有何规定，美国送蜗牛有何含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找在华外国专家调查一下。

    各部门的反馈很快就到了。在欧洲各国，人们都把蜗牛视为一种美味佳肴。在法国人眼里，蜗牛几乎就是中国人眼里的鱼翅、海参。美国人不吃蜗牛，他们赞许蜗牛的毅力和耐力，它是顽强与力量的象征。美国有很多赞颂蜗牛的诗篇。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急电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商参处张建华参赞接报，一下子就想到了见多识广的饱学之士冀朝铸参赞。“不用调查了！”冀朝铸不耐烦地挥挥手，“我在美国这么多年，还不知道那玩意儿吗？……表示祝福，象征有耐力，没别的意思。”冀朝铸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再找人了解一下好吗？”张建华还有点不放心，毕竟是总理交办的大事。“好吧！”冀朝铸立即打电话给著名华裔学者任之恭、牛满江教授等，请教蜗牛的含义。结果与冀朝铸“英雄所见略同”。

    有了冀朝铸所作的权威性结论，联络处大胆放心地将情况报回国内。外交部接报后即向中央呈上《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的报告》，建议不必退回玻璃蜗牛。后经进一步查实，玻璃蜗牛确系康宁公司生产的圣诞礼品，而且这种“蜗牛”（包括用巧克力制成的“蜗牛”）也是美国人至爱的。这场轩然大波终于风平浪静，喧嚣一时的江青沮丧地送回了那只一度被当作“炮弹”的玻璃蜗牛。此时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闻讯，不无叹息地说：“我担心江青搞‘蜗牛事件’会使我们的显像管工业拉后好几年。”果然不幸言中。

    有人戏言，康宁公司赠送玻璃蜗牛或许还有深意：蜗牛头上长着的那对长长触角，不就是伸向中国广阔市场的“触角”吗？美国人没有成功，而中国人更谈不上“成功”。1979年9月，大梦初醒的中国人才与日本签订了合同，4条生产线花了1.6亿美元。这次学费付得太昂贵了。而且，中国的彩电制式没有走美国的N制道路，而是极不情愿地走了日本的P制道路。

    登龙有术的何文彬不久后带领一帮人员前往南京741厂（即华东电子管厂）去搞“争气管”，一事无成。他曾先后13次密书江青。粉碎“四人帮”后，他在写了70余份检查后被开除中共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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