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华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后，一部神秘的影片作为“四人帮”反党的证据，在全国各大电影院连映多日。当其时，虽然名曰“控制放映”，但其放映范围之广，观众之多，报刊舆论引导力度之大、之“及时”，只有“文化大革命”前夕对于《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的大批判可以相媲美。从这部影片中，广大观众学到了一个新的政治名词——阴谋电影。它，就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用以炮轰周恩来、邓小平的“哑炮”——《反击》！

    张春桥下令：要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

    1976年初，张春桥的心情是“喜怒相伴”。周恩来去世，邓小平又受到批判，他的劲敌已然散去，可谓一喜。1976年1月下旬，由毛泽东提名，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这给一直做着“总理梦”的张春桥一记闷棍。新敌再现，使他愤懑不已。2月3日，他与江青碰头密谈，决定利用文艺作品作为工具来发动一场政治攻势。并叫来文化部的三个负责人：于会泳、刘庆棠、钱浩亮，指示他们搞“与走资派斗争的戏”，以便与“当前的斗争紧密结合”。张春桥叮嘱说：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最迟不能超过1976年国庆节上演！江青也下令：必须越快越好。3天后，张春桥再将于会泳等三人召来，强调要求“安排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有广度的戏，这是当前斗争的需要”。2月16日，江青在给于会泳的批示中写道：“可以从《序曲》中选材改编成电影和戏。”江青下令：要写同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于是，这股“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的热浪迅速波及全国，成了文艺创作的主导潮流。

    很快，文化部紧锣密鼓，细致落实，但由于计划过于庞大导致动作迟缓，风头让一个外行抢去了。他，就是迟群。在四人帮政治集团中，迟群的地位非同一般，大概可以坐第五把交椅。迟群搞“文艺革命”，似乎有些“先知先觉”的天分。早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市委召开创作会议，布置了清华、北大（时称“两校”）写作教育革命和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电影剧本，1975年9月28日正是“整顿工作”的高峰时期，迟群策划清华、北大成立剧本创作组，次年，创作组交给北影两个剧本。一个是“教育革命”题材剧本《占领》（上下集），讲述一大学在“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并占领了学校的故事。另一个写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故事，名叫《火花》。北影认为《占领》上集有基础，下集和《火花》差强人意，未予答复。这些剧本就一直搁在那里。1976年2月下旬，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邀请迟群、谢静宜到上海组的京西宾馆一聚。到了以后上海市委三把手徐景贤等人已在等候，不一会儿，江青、张春桥、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毛远新陆续抵达。这是一次主干力量比较齐全的“帮会”，也是第一次密谋“阴谋电影”的策划会。说起邓小平被批，个个情绪高涨。谈起电影的作用时，有人建议应写个电影剧本，把1975年的“教育革命大辩论”以及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在银幕上表现出来。

    那段时间里，在江青等人的指挥下，一大批类似的电影都处于酝酿之中。于会泳亲自过问电影《春苗》、《决裂》改编京剧工作，他说：“这个戏要求搞上下集，上集写‘走资派’作假检讨，下集写‘走资派’又翻了案嘛！”1976年2月，于会泳指令全国的所有电影制片厂，要立即拍摄“与走资派斗争的影片”。于是，各制片厂都纷纷调整了1976年的故事片题材规划，对正在创作的剧本、正在拍摄中的戏进行修改，增加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的几个月内，各制片厂生产的同“走资派”斗争的影片8部，正在拍摄的13部，在修改准备拍摄的39部。

    迟群说：《反击》是无产阶级的拳头！

    1976年3月1日，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等人打着迟群的旗号，询问北影对剧本的意见。此时，恰逢文化部要求北影在年底前拍摄一部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厂方正在到处找剧本，有了迟群的催促，北影同意立即组织修改北大、清华创作组写成的《占领》。3月7日，北影厂得到通知，清华、北大两校师生成立一个12人的剧本创作组，地点在北大。要求北影派人加入创作组，参加剧本改写工作。北影于次日派出3人参加两校创作组。当天，对电影剧本《占领》的修改工作正式开始。迟群特别安排了“三级把关”：（一）责成清华党委、北大党委两位领导，具体负责创作组日常工作；（二）两校大批判组（笔名“梁效”）及时研究剧本的方向路线；（三）迟群、谢静宜随时听取前两级的汇报，在政治上把关审定。

    3月12日，迟群召开记者招待会，向驻两校的记者及两校剧本创作组介绍清华大学“批邓的成绩”，他语气激昂，连续点了一位人大副委员长和三个省委书记的名字，斥责他们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声称，“日前，从中央到地方，还有一大批走资派。今后的斗争更是尖锐复杂。有人写匿名信、打电话给我，扬言要把我头朝下吊在天安门前。可我一点也不怕！我不想死，也不会死，因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要战斗！”会后，迟群将创作组留了下来，给影片主题、人物、情节定调子：“要集中写现在，写1975年这个大斗争。写复辟与反复辟，翻案与反翻案，要直截了当一点，要能看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要写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怎么办？不要局限学校，要更高些，可以写到中央，可以让省里说上面。要写出走资派比还乡团还厉害！走资派就是法西斯，应该抓起来枪毙几个！”

    根据迟群的意见，创作组把《占领》第一号反面人物韩凌的职务，从校党委副书记提升到省委副书记，跳出了学校的范畴。不久，迟群又下达指示：“一定要把省委副书记改提为省委第一书记。写大的，写一把手。”创作组对此颇有顾虑，全国就那么多个省，容易对号入座，感到片子上映后，将产生不良后果，而当前中央的精神是要求稳定，是否可以改一改？迟群断然拒绝：“还是写省委第一书记，这是一条原则！”迟群授意清华政治部门把一些重要材料拿到创作组，突出的一件是把中央政治局的一位领导到某省去解决问题的文件和材料，作为反面教材供创作组参考。清华又根据迟群旨意向创作组介绍从中央到外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情况，点出河北、浙江、福建、云南、江西省委的问题，抛出大量材料作为“创作素材”，这些都在影片中留下了痕迹。3月底，创作组在《占领》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较大改动。迟群看后觉得《占领》的名字缺乏斗争精神，缺乏力度，决定改名《反击》。迟群强调：《反击》是一枚重型炸弹，必须搞好。他着重强调了四点：一是规定剧本的主题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二是阐述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三是要揪一层人——正在走的大小走资派，他们从中央到地方还掌握着很大部分权力；四是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依靠党内资产阶级就可公开夺权。迟群这些指令性观点，后来比较充分地体现在剧本完成稿中。迟群还将清华大学秘密据点私整的高层领导人的秘密材料，提供给《反击》作创作素材。他说：“走资派就是反革命，可以判刑，还可以枪毙几个！”

    第三稿出来后，交迟群过目。迟群看后批示道：“总的感觉曲折不够，结尾不解气，主要是刮风，反击力量不够，应体现胜利来之不易！”要求在进一步的剧本修改中，集中力量写好江涛，写出赵大姐是怎样控制局面的。对于反面人物韩凌，要求点明他的五大特点：走资派、第一把手、不肯改悔、比还乡团还厉害、反革命分子的后台。到后来，剧本的一些台词怎样写，迟群也要亲加指点。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迟群提出：《反击》是政治大事，要快，粗糙一点也可以上！剧本创作组全力以赴，3月动笔，6月份分镜头剧本定稿！

    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时，《反击》已基本完成。但迟群下令一定要把“天安门事件”写进剧本。他说：“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要揭示一个规律：社会上的反革命分子依靠党内资产阶级可以公开夺权！”最后，剧本给男主角英雄人物江涛加上了极有现实政治含义的豪言壮语，如“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等等。迟群说：《反击》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拳头！

    李文化：我服从党委决定执导《反击》

    为完成任务，北影一方面拆散了已经开始准备开拍的《万里征途》摄制组，因为摄制组看上了该片导演于洋，要他演一号英雄人物、黄河大学党委书记、工宣队负责人江涛。另一方面决定派红极一时的《决裂》导演李文化执导。李文化觉得《占领》剧本理论名词一大堆，像个活报剧，兴趣不大。厂里只好去做“思想工作”。厂领导宣读厂党委决定时，李文化已无可选择。厂党委也向他交代了“三路配合”的底：影片政治上由清华、北大负责，艺术上由文化部负责，生产上北影厂党委负责，条件再好不过了！《万里征途》是于洋首次当导演，而且班子基本上搭成了，此刻于洋被调往《反击》剧组，很不情愿，厂领导说：“党委研究了很久，决定拆你一个组，可保好几个组。”于洋对江涛这个角色并不愿意演，厂领导说：“你要认真考虑。”于洋考虑后提了几个条件：1.《万里征途》要换成彩色的；2.已找来的演员要全进《反击》剧组；3.《反击》一停机，《万里征途》就开机拍外景。厂领导一口答应。于洋就任一号主角的同时，二号英雄人物、老红军、省委副书记赵昕，由胡朋（“文革”前因主演《槐树庄》而被誉为影坛“第一老太太”）主演。对这个人物，看了化妆后的造型，胡朋心中没底，她问于洋：“我尽演农村老太太，演这个行吗？”于洋就出主意：“你戴个眼镜试试。”果然戴上眼镜以后，“农村老太”还真有点知识分子的样子了。《反击》于1976年6月开机。迟群、谢静宜、于会泳对《反击》拍摄十分重视。于会泳说：“北有《反击》，南有《盛大》，要作两大政治战役来打。我真希望明天就看到你们的片子！”5月7日，《反击》摄制组组织演员到北大、清华体验生活一周。迟群专门做了布置：“要大力支持他们，一定把活动安排好，一定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他组织了两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增加了一场对刘冰的批判会。为使演员尽快进入角色，迟群、谢静宜又单独召开一号、二号英雄人物的扮演者现身说法，表示要透露一些“高级政治生活”，还介绍了他们同老干部斗争的事迹，包括“考教授”、“送黄瓜”等等当年的得意之作……迟群一向主张“干革命就必须有棱有角”，说起1975年在“全面整顿”中，七、八、九3个月清华局势怎样困难，他是怎样受围攻，他们怎么抗争，真是一身的杀气！谢静宜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说起老干部，同样咬牙切齿：“去年七、八、九、十月，我们有机会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宴会，看到许多大官在议论‘文化大革命’，那些人互相握手问候同情，对‘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有牢骚，我们反感透了。这些人坏透了。‘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在他们那里！”

    对于《反击》，文化部同样相当重视。5月初，于会泳召开部核心小组会议，把《反击》列为重点影片，由副部长刘庆棠负责抓剧本。《反击》剧本完稿后，要各部门全力以赴。指派部评论组（笔名初澜、江天）组成四人小组进驻北影，任务有两项：（一）审看样片，向于会泳反映生产进度；（二）将剧本创作和拍摄过程写成一个调查报告，此材料不必经北影厂党委，可直接送交文化部。影片中，江涛与韩凌“监狱斗争”一场戏，就是“文化部四人小组”提议增添的。6月初，《反击》内景戏开拍。迟群、谢静宜亲自到摄影棚看拍摄，初审第一批样片。刘庆棠也亲自来摄影棚督阵。迟群对于《反击》总共26次提出修改剧本、样片的意见。影片主要外景在河南。文化部为了给影片大造声势，出外景前，邀请新华社及北京各报社组成记者团，随组出发进行现场采访。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也赶来拍摄以“《反击》摄制组在战斗”为题的专题节目，影片长度约140分钟，而为介绍《反击》创作过程的电视片就长达70分钟！摄制组到了外景地，却惹了不少麻烦。《反击》有意把黄河大学所在地的省委第一书记作为“走资派”来刻画，河南省委本来就担心，怕人牵强附会，岂料想摄制组中两校成员到处滋事，影片未拍完，他们就把剧本抄在大字报上，张贴在郑州大街上，并把影片的对话、录音到处播放，制造混乱……以致河南当地有人鼓动：“中央叫我们夺权了，我们为什么还不夺？”使河南局势出现混乱。对此河南省委十分不满。迟群听了这些报告兴奋好几天。他到处讲：“《反击》对走资派而言，成了洪水猛兽，你不是走资派害怕什么？越这样害怕我们越是要搞下去！”

    《反击》在迟群、谢静宜的督促下，拍摄工作进度很快，甚至毛泽东逝世举国哀悼，影片拍摄工作也没停止。

    当时，《反击》已进入剪辑阶段，正当进行配音制作双片程序时，便遇上了毛泽东逝世。文化部要求摄制组“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力争早一天让影片与观众见面”。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对“四人帮”来说，把华国锋打下去，成了“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反击》尚未出台，迟群又在动脑筋拍第二部《反击》。9月，他向《反击》创作组下达新的创作任务：“现在更清楚了，按既定方针办，跟走资派斗下去，电影不反映这个反映什么？这次可以搞得更充裕一些，更深一些，把《反击》的缺点弥补过来。”9月18日，清华大学政治部领导人对创作组吹风：“第二部《反击》电影要一直写到毛主席去世，对毛主席的遗志是继承还是背叛，一定要反映出来。”9月21日下午，刘庆棠邀迟群、谢静宜审查《反击》双片，三人表态，一次通过，国内外发行，决定在国庆期间上映，而且先在9月27日《人民日报》上发布广告。9月23日晚，王洪文看了《反击》，肯定的同时有些顾虑：反革命的镜头太多了！文化部想在1976年国庆节上映《反击》，但此时，河南省委不断地向中央申诉：认为《反击》是影射河南的政治状况，由于摄制组的一些人参与了当地的“胡闹派”行动，已经造成河南部分地区局势紧张。倘若影片上映势必会造成全省大乱。当时主要矛盾已从“明批邓”转向“暗攻华（华国锋）”，“四人帮”不想节外生枝，树敌太多，张春桥向文化部下达指示：“能否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反应，修改掉影片太像河南的部分？”9月26日，张春桥再次通知文化部：《反击》不是一般的写“文化大革命”的影片，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有很大的作用，要慎重，不要急于“十一”上映，选择适当的时机再拿出去。接到张春桥的指示，当天刘庆棠来到北影说：“这部影片拍得好，9月核心组多次审查，认为是部重大题材的好影片，目前拿出来还不成熟，以后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再拿出来。”此时，《反击》的上映与否，已经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10月4日，四人帮下令登载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既定方针办》。当晚，迟群给创作组打气：现在很多人看了《反击》感到很害怕，心里没鬼，为什么怕啊？说明影片击中了他们的要害！只要一放映，走资派就有好戏看，不要急，早晚会放映的。可他似乎有不祥的预感：我们可能看不到《反击》上映，自己的人头就给挂到天安门上了！迟群果然“先知先觉”，《反击》未能公映，1976年10月6日晚，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主持下，中央抓捕了“四人帮”，迟群、谢静宜隔离。10月13日，文化部实行军管。

    《反击》作为第一批点名的“阴谋影片”遭到批判

    没过多久，《反击》就作为第一批点名的阴谋影片遭到批判。于洋并没有受到《反击》的任何牵连，在审查时，把事情经过一说，很快就脱身而出，忙着拍处女作《万里征途》去了。与于洋不同，胡朋虽是演员，却受到批判。有一种说法是：“胡朋的造型鼻子上架副眼镜，是依照江青的样子，连说话的语气、台词都一样，赵昕就是江青的化身。”于洋出来辟谣，表明“眼镜”发明权归他所有；胡朋自然是坚决否认台词语气学江青；李文化在“交待”中更是坚决否认，“只是觉得胡朋合适就选了她”。李文化还有一条充足的理由：当时谁敢把江青弄到银幕上去？退一步说就算是有胆量，可是，以江青的脾性，她若看不上赵昕的造型，创作人员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尽管如此，绝大部分批判文章还是说《反击》中赵昕是江青。与演员不同，导演李文化在批判《反击》中首当其冲。北影为此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1979年初，李文化写了一封信，把《反击》的来龙去脉以及后来所受的批判情况，向中央申诉。当时中央主管宣传的李井泉批了“给予工作”的意见，上送到中央主管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胡耀邦手中，胡耀邦圈定“同意”，并指出：“《反击》责任在领导，不要再纠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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