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瀚

    一、京郊的“幽雅一角”

    关于1975年夏天的事，我不能不先说到范曾。

    其时我住在北京西郊的一座空旷的院子里，地名花园村，却看不到什么花，只有一尊水泥塑起来的伟人像，高扬着手臂，没日没夜地站在大门口。住处原是水利部门的实验室。方形的，大约有50平米，我用书橱之类的家具分隔成小房间，最大的一间大概占整个房间的1/3，是我的书房兼会客室。墙上挂了几幅友人相赠的书画之类。朋友们喜欢到那里聊天。老友车慕奇说：“这里是现代中国幽雅的一角。”朋友中有的是喜欢书画的年轻人。好像是1973年，一位爱写《张迁碑》的小伙子带来一封署名范曾的信，信上说与我“神交久矣”。因为我在1963年发表的一篇写郭沫若先生的文章中提到郭老为他的毕业创作《文姬归汉图》题诗的事，他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哥哥把该报转载此文的剪报寄给了他。他一直在打听我，愿意与我做朋友。后来，他到我的住处来了。我记得谈话是从他的籍贯开始的，他说他是南通人。我提到清末民初的诗人范当世字伯子的。他说是他的曾祖父。我发现，他对我用尊敬的口吻说出他的先辈，有些兴奋和惊讶。他说起范家与义宁陈散原老人家是姻亲，他的祖姑母嫁给了散原老人的大公子陈衡恪。我说我很喜欢陈师曾的画和印，尤其敬佩他启发白石老人衰年变法的卓识。就这样，谈文学，谈绘画，谈历史，古今中外，海阔天空，直到夜幕降临家母催着吃饭方休。从此，他成了“幽雅一角”的常客。

    朋友相聚，要紧的是共同语言。当时常来光顾“幽雅一角”的多是北京文艺界的朋友，如启功、赵沨、黄永玉、朔望、康殷等；还有萧马、张奇（他后来改奇为锲，本文按照当时的称呼，仍用原名）、李凖等人是应北京电影制片厂之邀，住在招待所改剧本的。朋友们来了也谈艺术，黄永玉还背着画具到我家作画。但更多的时候是谈政治风云。当时的中国，史无前例的浩劫已到晚期，一边是江青一伙穷凶极恶，准备“女皇登基”；一边是小平复出，全面整顿，欲挽狂澜于既倒。温都尔汗上空的火光早已启开了人们被禁锢的大脑，中国人在寻思，在质疑，在为国家的命运窃窃私语。

    不过，在我的“幽雅一角”谈话的朋友，常常并不幽雅，也不是窃窃私语。慷慨激昂者有之，呼名道姓者有之，也有尖酸刻薄、嬉笑怒骂的……这种肆无忌惮，可能与我的住处地方偏僻有关，也可能与家母在大家高谈阔论的时候每每端一个坐物在院内望风有关。当时家母虽年逾七旬，白发满头，她有时对时局说出颇有见地的评论让朋友们叹服。了解老人经历的人更对她恭敬有加。只比她小8岁的启功先生每次见她都脱帽鞠躬口称伯母。李凖对她说：“我的《黄河东流去》里的李麦就是婶子你。”她对张奇更视若家人。张奇手头拮据时，她能把自己的存折交给他。一次，听到我的朋友们放肆地议论江青，她提醒说：“在外面说话不要江青江青的，叫三点水不就行了？”从此，在那个范围里，三点水就是江青了。

    在当时的中国，像“幽雅一角”那样可供人们议论国事的地方可谓无处不有。这是民愿在聚集，地下的野火在燃烧，民族的希望在凝结。它呼唤着光明，呼唤着国家的中兴。在北京，我常去的这类地方有宣武门里的赵沨家、京新巷的黄永玉家、离我不远的朔望家，还有东直门外新源里的范曾家。我见到贺捷生并接受她布置任务就是在范曾那间狭小的房间里。

    二、范曾口中的贺捷生

    我时常到范曾家去，不管什么题目谈起来总有说不完的话。晚了，就留下来同榻而眠，作竟夕之谈。

    有一段时间，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物成了他在我面前屡谈不衰的话题——贺捷生。

    贺捷生是范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事；

    贺捷生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的女儿；

    贺捷生出生在红二方面军开始长征打了第一个胜仗之后；

    贺捷生的生母蹇先任与萧克将军夫人蹇先佛系同胞姐妹，都是有名的美人，当年国民党通缉贺老总，但提出捉住二蹇不准伤害；

    贺捷生到延安以后，因母亲赴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工作，她被父亲的两位友人带回湘西，在那里度过艰难的童年；

    贺捷生在湘西解放后，才回到父亲身边，后来进北大历史系读书……

    范曾说的贺捷生最动人的故事是她的第二次婚姻。她北大毕业后，与第一位丈夫一起在天津教书，生了两个女儿。后因感情失和而离异。正当她与在贺老总身边工作的一位军人热恋时，“文革”开始了，贺老总被打成“大土匪”、“大军阀”，那位军人被流放新疆。当他得知捷生得病住院时，不顾生死跑回北京探望。他们当即决定结婚。躺在病床上的捷生是委托女友代她到民政部门办理的结婚手续。不久，丈夫被押回新疆，监禁的折磨使他重病缠身。当捷生长途奔波到了那里，暴虐已夺走了他的生命。捷生捧着丈夫的骨灰盒回到北京。这故事让这位元戎之女在我的心中站立起来，我情不自禁地为她流下热泪。

    三、张奇不会有负信任

    那天，我在办公室接到范曾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说是有要事相商。正值午时，盛夏的骄阳把火一样的光芒射向大地。我骑着自行车从阜成门外的百万庄跑到东直门外的新源里。一向喜欢高谈阔论的范曾此时变得细声细语了，仿佛要说一件第三人不能与闻的机密大事。他说：“中央马上在北戴河开会，总理、小平可能要在会上跟三点水摊牌。贺捷生接受指示，负责收集三点水在文艺界胡作非为的情况。”他突然激动起来，举了举拳头：“怎么样？干吧！我向捷生举荐了你。”

    我是个爱冲动的人。范曾的话让我立时兴奋得语无伦次了。我说：“你是说，总理……贺捷生……这事我们不干，还干什么？沉默？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自称“一狂二雅”的范曾这时只狂不雅了，他用手掌拍了拍桌子：“他妈的……干！”

    兴奋了一阵之后，他问：“你看还有谁可以参加？捷生说要可靠的、信得过的朋友。”

    我想了想，提出了张奇。

    范曾说：“我对张奇了解不多。”

    我说：“我与张奇有20年的友谊，我相信他不会有负信任。”

    我认识张奇之前，先认识了他的妻子陈洪莉。我和陈都在共青团蚌埠市委工作，虽是同事，并无交往，只知道她是一位有能力、有魄力的女性。“肃反”运动期间，我发现有些会不让她参加。当时她有孕在身，开会时总是坐在传达室里代替参加会的传达员看门。也许出于同情心，我有时离开会场到传达室与她聊天。她告诉我，她丈夫叫张奇，在粮食局工作，喜欢写诗，不知为什么成了运动对象，正受审查。她后来曾把丈夫发表的诗拿给我看，还说：“运动结束了，你们应该认识。”运动结束了，我与张奇不仅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1956年报考大学期间，我们一起准备功课，一起到合肥应考，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形影不离，无话不说。他考试落榜，后来到《蚌埠日报》当了文艺组长。我在北京读书时，听说他当了“右派”。暑假回蚌埠，我第一个拜访的朋友仍然是他。后来他拉板车，吃草根，受过不少煎熬，终于熬到摘掉帽子，到文化局剧目室写起剧本来。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初，他写了一个叫《小厂大路》的话剧，参加省城会演时，被北影某导演看上，要改编成电影，他便到北京来了。当时的他，在北京人地生疏。他虽然住在北影招待所，但我的家差不多也是他的家，我的朋友差不多都成了他的朋友。在那个处处是阶级斗争、一言可以灭顶的时代，这种彼此不分、患难与共的朋友，难道会有负于托付吗？

    我和范曾一起下楼打公用电话要张奇火速前来。

    张奇到了。一进门，脸上的汗珠还没擦去，范曾就严肃地问他：“你爱周总理吗？”张奇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范曾又问：“要是周总理有事要你干，你干吗？”

    张奇擦了擦脸，坐下来，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直说好不好？”

    范曾带着几分神秘，把跟我说过的事，向张奇说了一通。

    张奇比我大不了多少，但他阅历比我丰富，遇事沉着冷静。他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要掉脑袋。要真是总理让干的，我赴汤蹈火也干。”

    范曾说：“好，明天晚上你们到这里来。贺捷生当面向你们布置任务。”

    我和张奇离开范曾家，约定第二天下午到我家吃了饭，然后一起去范曾家。

    一回到花园村，我把事情向母亲说了。我料定当年为挽救国家危亡曾骑着马在沂蒙山内外四处呼号的母亲会支持我。

    老人听了，沉默了很久。已是黄昏，没有开灯，我看不见她的表情，更不知她在想什么。过了一会，我看见她牵起衣襟擦了擦眼睛。她说话了：“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今天国家弄成这个样了，你们整天关着门骂有什么用？是得干点实在的。从你小时我要你有志气，有骨气。既然后头有总理，有邓，又有元帅的闺女领着，要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得跑在头里。这是为国为民的大事。人，活着为什么？”她又牵起衣襟擦眼。

    我又说了贺捷生的故事。她听了“啧啧”称赞，说：“是个有情有义的闺女，不愧是元帅的后代。”又说：“有机会，我真想见见这闺女。”

    第二天张奇很早到了。家母提前做好饭，叫我们吃了上路。

    没料到走到大门口那尊塑像前，张奇停下来。

    他说：“我回去想了很久。”

    “怎么想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像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今天能到北京改剧本，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混得算不错了。还是别出事好。”

    他的话让我生气了。我说：“平时一提到总理，你就激动，像个精忠报国的英雄。今天要你干真的，就吓得这样。”

    他说：“范曾向来言过其实，你知道是真是假？”

    我说：“现在不是去见贺捷生吗？你总不能连元帅的女儿都不相信吧。”

    他说：“人家是高干子弟，出了事与我们不一样。我还有老婆孩子呢。”

    （写出这段对话，我是颇为犹豫的。因为曾有文章说，张锲兄听了范曾转达了捷生布置的任务后“高声道：‘好，我准备为此锒铛入狱！’”我这样写会不会有损张锲兄的形象。可是，我认为当时他的表现是事实，也是合理的。我1985年发表在《开拓》杂志上的《美化和丑化都是歪曲——读〈范曾传〉致范曾兄》一文中曾写道：“大家都是由狂热、怀疑，然后才逐渐认识的，我就曾崇拜过江青。不要相信人人都是金刚怒目式的英雄，毫无犹豫，毫无动摇。那样不真实。”张锲兄虽然曾一时犹豫。但他后来的出色工作，证明他无愧于国家民族。）

    四、像前线指挥员发出了号令

    时近傍晚，落日的余辉透过玻璃窗照进范曾的小屋。范曾、张奇和我在等待着客人的到来。

    门响了，范曾开门迎进了一男一女。男的身穿军装，经介绍是白桦。他当时在武汉部队，是到八一厂修改一个叫《铁锤之歌》的剧本的。

    女的无需介绍，想必是贺捷生了。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出身行伍之家、生于战火之中、受过风霜之苦的人。她娇小的身材、白皙的面庞、妩媚的双眸和文静的仪态，更像书香家庭的闺秀。

    范曾的那间十多平米的房间里，中间置一画案，南北两壁图书，门里还放了一张双人床。五个人坐在其余的空地里说话，可谓名副其实的促膝之谈。贺捷生与我和张奇初次相见却像早已是老朋友。她免去一切客气的寒暄，一开始便直入正题。她语不高声，似在聊天，却又条分缕析，先谈形势，又谈任务，再提出完成任务的步骤和方法。她要求大家用确凿的事实，写出可供中央领导同志向江青发难的材料。她叮嘱大家：要绝对保密，如果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她最后说：“请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愿意跟我一起干，我很高兴，但这件事很危险……”

    捷生的娓娓之谈，像前线指挥员发出的进军命令，此时，四个以笔墨为生的文弱男儿，好像一下子变成了勇武的战士，准备在冲锋号声中迎着炮火前进了……

    按照既定安排，第二天晚上五个人又在范曾家聚集。捷生送来些面包之类的夜间充饥之物，然后离去了。

    留下来的四个人，围着那张画案子坐下来。

    在座的或作诗，或写小说，或编剧本，或画画，笔在手里玩得不算生疏了，可是这材料怎么写，都没有成竹在胸。七嘴八舌地谈到深夜，终于确定了一个格式：根据江青在文艺界制造的事件和问题，列出一项项专题，写成一份有事实、有分析的综合材料。大家列出的专题共10个，包括批黑画、批《创业》、批《三上桃峰》、陶铸事件、八亿人看八出戏、“样板团”的特殊化、“三突出”原则，等等。

    白烨留下一份他事先写好的关于电影方面的材料，回去了。剩下三个人又继续讨论。最后，张奇提出的“由韩瀚执笔，三个人讨论定稿，范曾誊抄”的建议被采纳。从此，三个人足不出户，夜以继日，汗流浃背，废寝忘餐，不息地工作。范曾还在空隙之中画了一幅刻画江青丑态的漫画，三人一起笑口高张，算是余兴。

    我从小把写文章当作愉悦心灵的快事。我已做了17年记者，从来如此。可是此时，提起笔来却感到有不可遏止的亢奋涌动在心中，仿佛刚刚懂得了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是什么意思。我痴想，总理或小平可能会把我写的材料当着毛主席和江青一伙的面念出来。我要把全中国人心中对江青一伙的积愤和仇恨写出来，让毛主席听听老百姓的心声，让江青一伙知道人民对他们已忍无可忍，他们正坐在万民共愤的火山口上。好像此刻已百无禁忌，什么刻薄的言辞都可以写出来。记得在写“三突出”时，有这样的句子：“江青在戏剧舞台上突出江水英、吴清华的目的，不过是要在政治舞台上突出江青自己罢了。”张范二人看了，交口赞许，说：“好，解气！”

    大概是两个昼夜，材料写成。范曾用毛笔恭楷誊抄在一个本子上，为的是让上了年纪的领导人容易看清。

    捷生把材料拿走了。

    大家翘首企盼着喜讯的传来，有如大旱之盼云霓。

    五、久违了的狂喜

    回音终于来了。捷生把大家召集到她工作的历史博物馆。那里不是说话的所在，又转移到南礼士路国务院宿舍，那里是捷生的母亲——蹇先任老人的家。

    由白烨带头，大家都喊老人“蹇妈妈”。

    蹇妈妈想必已知道女儿带来的这四条汉子在干什么。她亲切而又热情地招待大家，而且准备了饭食。我想，战争年代她接待从前线来的贺老总的部下，那情景也是如此吧。

    可是，捷生带来的消息是批评。

    她说，领导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材料说是大字报，是大批判文章。我们能让中央领导在政治局会议上去念大字报，去骂娘吗？要我们写的是材料，是真实的、客观的、不加评论不加观点不可辩驳的事实材料。

    捷生的传达让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暗暗骂自己太幼稚。怎么能用幼稚的心理去揣度最高层次的政治斗争呢？

    捷生接着说，领导同志对大家的工作还是肯定的，只是作法有缺点。比如《创业》的问题，我们送上去的江青给《创业》强加十大罪状的讲话记录，领导人说很好，因为拿出来让江青无话可说。别的问题也可以找来原始材料，或者当事人的揭发。我们可以按专题一个个落实。

    决定先落实《创业》的材料。

    捷生提出最好能找到《创业》的编剧张天民，要他给中央写封信。张天民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

    我的一位同事彭光玺知道张天民住在灯市口。我把地址要来，交给捷生。

    后来听捷生说，她和白烨按那个地址找到了张天民。平心而论，张天民写信比我们写材料有更大的风险。我们只是向领导人提供情况，而他却是以个人名义控告江青。一介寒儒与“红都女皇”对垒，岂非以卵击石？他不能轻易作出抉择。据说，正当他进退难定的时候，他的妻子赵亮站出来鼓励他写。她说：“要是你坐牢，我天天给你送饭。”

    张天民以无畏的勇气写出了向庞然大物开火的署名信。

    范曾又打电话来了，声音里跳动着激烈的兴奋：“下午6时，在东风饭店二楼，捷生请吃烤鸭，准时到！”

    五个人差不多同时到了东安市场北门。捷生说，东安市场的负责人原是贺老总的警卫员，请他安排房间吃饭，说话随便一些。

    可是，饭桌上，捷生老是张罗大家吃菜喝酒，并不马上发布什么消息。看得出来，大家是在焦急地期待着，因为料定今天——1975年7月26日，是个吉祥的日子。

    在大家的催促下，捷生终于开口。她说：“关于《创业》的材料，是王海蓉送到北戴河去的，一式二份，一份呈毛主席，一份呈小平同志。在小平同志拿着材料去见主席的时候，主席已经听秘书读过了材料。主席提笔在小平同志带去的材料上写下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好像后面还有党的文艺政策需要调整之类的话，我记不清了。）

    短暂的沉默之后，五个人一齐站起来，高举酒杯，用力地碰到一起。啤酒洒落在桌上、地上，剩下的倒进嘴里。然后，一边大块地往嘴里夹菜，一边放声抒怀。“中国有希望了！”“江青快完蛋了！”……什么高兴的话都说出来。不记得是谁说起毛主席要江青“不要搞四人帮呢”的话，我突发奇想，说：“我相信，老人家会大义灭亲，斩江张姚王以谢天下，最后完成他的伟大形象。”有人马上说：“难，不能过分乐观。”

    在久已不见的狂喜中，风卷残云般把饭吃完，五个人出了东安市场，迎着西下的艳阳朝东华门走去。此时，兴奋未平，仿佛有大海的狂潮在胸中翻滚，不吐不快。捷生提出，到她家坐坐。大家拒绝乘车，徒步前往。一路上高谈阔论，得意忘形，害得捷生提心吊胆，不断地提醒。

    不久，关于《创业》的“最高指示”正式传达，人们奔走相告，欣悦之情溢于言表。此时，我在我供职的《人民中国》连载《创业》文学剧本的提议受到领导鼓励，并得到张天民的支持。

    六、深夜，在满天星斗下

    接着是有关《海霞》的风波。

    据说政治局在审查北影拍摄的影片《海霞》时，江青率先发言，全面否定。邓小平用充分的理由，把江青驳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批准发行。之后不久，张奇从导演谢铁骊及其夫人——电影发行公司负责人王遐那里得知，当时进口胶片由江青把持的文化部统管，他们想用不给胶片的办法让《海霞》无法印制拷贝以扼杀发行。捷生让张奇进一步了解情况，马上写一份材料。

    记得是一天晚上，在捷生家里，张奇把写好的材料念给大家听。只作了些小的改动，捷生便把材料送上去。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下午下班回家，家母告诉我：“刚才贺老总的外孙女来了。”我问：“是不是叫向阳的？”母亲说：“是这个名儿，长了一双没法再好看的眼睛，是不是像她娘？”我说：“是的。”母亲说：“你赶紧到她家去。她娘有要紧的事找你。”

    我赶到捷生家，发现她正在着急。

    她说：“这么大的事，张奇一个下午找不到人，他哪里去了？”

    “什么事？”我坐在她旁边听她说。

    “我接到一位负责同志的电话，说关于《海霞》的材料，小平同志交给江青了。负责同志讲了三点意见：一是要理解，小平同志是出于政治考虑；二是要通知写材料的人有所准备，江青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三是要保证这条反映情况的渠道继续畅通。”稍事沉默，她又说，“别的先不谈，只说第二条。这怪我，以前有的材料，我都让向阳抄一遍。这份材料急，我疏忽了，把张奇的原稿送上去，虽然没署他的名字，但查笔迹很容易查出来，他又住在北影，在电影圈子里。得赶快通知他，作些准备。”

    我说：“我现在就去北影找他。”

    一路上，我挖空心思想解读负责同志说的“政治考虑”四个字。我想，此时的政治气候，江青在下风，处于劣势。政治局决定准许《海霞》发行，她虽然不情愿，但被迫同意了。不给胶片印拷贝，是釜底抽薪，是卑鄙、是下作，是拿不到桌面上去的。小平是指挥过大战事的人，把材料交给江青，这是“将军”，至少在《海霞》这局棋上，她是无法还手的。我对自己的解读十分得意。但是，负责同志的第二条，却是良苦之言。“江青这个人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她心地阴毒，棋盘上输了，棋盘下却会暗刀杀人。这条“渠道”上的所有人，都要提防。目下首当其冲的，或许是张奇。

    张奇仍然不在北影。我找到与张奇同住北影的萧马。他虽是“渠道”外人，但与我，与张奇，是割头不换的朋友。这些日子我和张奇在干什么，他都知道。他是地下党出身，懂得地下工作的纪律，从不打听细节，但他对我和张奇说过：“我跟你们的心是一样的。你们去干吧，我在外面照料着。”我告诉他：“张奇回来不管多晚，都要赶到我家去。”

    已是夤夜1时，我和母亲还在守候着。终于有了敲门声。张奇来了。那时中国老百姓还不懂“打的”为何物，苦了他徒步跋涉近两个小时（好在他有一米八几的个头，190斤的体重，向有“虎背熊腰张大奇”之美誉）。

    我和张奇各自搬了把藤椅到院子里坐下。此时，正是星斗满天，凉风拂面。

    他问：“什么事，不管多晚都要来？”

    我说：“性命攸关的事。”

    “你别嘘！”他说了句蚌埠方言。

    我说：“你亲笔写的关于《海霞》的材料现在在江青手里。是嘘吗？”

    他看了看我：“不会吧……”

    我凭着自己不错的记忆力，把捷生的话一字不少地背给他听。

    他沉默了。

    我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话抚慰他。

    过了一会儿，他说出两个字：“这样……”

    我说：“我想过了。如果出了事，在当今中国，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承受。”

    他说：“不承受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现在用得着文天祥的两句诗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实，照不照汗青无所谓，反正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无愧于人民。”

    他说：“吉鸿昌也有两句诗：国破已如此，我何惜此头？”

    谈话变得有些悲壮了。

    我说：“我希望江青枪毙你，最好在天安门广场，你可要大声喊口号。”

    他说：“枪毙当然好，可最好别枪毙呀！”

    两个人都笑起来。

    仿佛明天就要押赴刑场，要趁狱警到来之前把话说完似的，从童年的梦幻，青年的理想，谈到我和他有过的相同经历——都在共和国成立之前在革命队伍里做过粮食工作，又谈到这次与捷生一起做的事，我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人活着为什么？”他还谈到应立即焚烧信件、转移手稿，然后到外地避祸……直到东方出现曙色。

    七、不测的浓云

    张奇没有被枪毙。《海霞》在全国放映了。我们又欢天喜地地活跃起来。

    不料，刚刚放晴的天空霎时间阴云密布。毛主席批《水浒》的指示下达。报纸上杀气腾腾的文章连篇累牍。江青们借机反扑了。《水浒》的要害从毛主席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变成了“架空晁盖”，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直指周邓。

    中国的政局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逆转。

    捷生告诉大家，想办法到外面躲躲吧。

    张奇回到蚌埠，得到了当时的市委书记黄驭的关怀，到涡阳住下来。

    白桦离开了北京。

    黄永玉兄要我到他家乡湘西凤凰去，他事先给老母亲写了信。我是借外出采访的名义出去的。在凤凰，我住在黄家那座木楼上，吃着黄家伯母亲手做的风味特殊的菜点，读读沈从文的小说，写写触景生情的散曲，有时也随当地文工团到苗寨演出，偕新结识的当地友人去土家山乡访问，倒也逍遥自在；可是，北京的事仍然无法释怀。我打电话到北京找到萧马。他用电影台词“平安无事”作回答，还说：“人家正忙着大事，一时恐怕顾不上管你们。”

    两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心里惦记着捷生，贸然跑到月坛北街，敲响那扇熟悉的门。我欣慰地发现，开门的是捷生。我进门后，她让我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坐下，让我小声说话，并告诉我对面住家换了人。

    我发现她脸色苍白，面容憔悴，说话有气无力，似在病中，恐怕是肃杀的秋风、险恶的政局对她的折磨。

    她坐到我身边，压低了声音说：“你今天来，是告诉我，湘西有人到北京，是你采访认识的朋友，要来看我，你来替他们捎个话儿。”又说：“如果你能见到张奇，告诉他，老谢（指谢铁骊）是个好同志。张奇什么事都不知道。”我理解，她是教我和张奇，如何应付不测的审查。我心里暗暗诅咒那个魔鬼肆虐的环境。我默默地坐在那里。说什么呢？任何安慰和鼓励的话都是多余。许久，她又说话了，叫我暂时不要再去看她。她有些感伤了，说：“没想到，在新中国，我们……”她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们共患难吧。”

    八、题外事，那是事实

    故事至此已经结束。也许真如萧马兄所说，江青们忙着“大事”，顾不上管我们。这让大家度尽劫波，各自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可是有一件似乎是题外的事，却不能不再赘述一番。

    在杨匡满君要把1975年的事写成报告文学，找我采访时，我向他提出过“要真实”的要求。我说：“虽然在1975年曾向江青发难，但并不是一开始就看清了江青的面目。我就曾崇拜过江青，写过歌颂江青的文章。从崇拜、歌颂，到口诛笔伐，恨之欲其死，这中间有个认识和态度变化的过程。”后来就《范曾传》的发表写给范曾的公开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本来是无需解释的事。可是，后来我看到有人在香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把这事大加渲染，似乎抓住了把柄，说明崇拜过江青的某人是不可能反对江青的。就这事友人笑我，说：“记者来采访，你不说英雄事迹，偏偏说崇拜过江青，真是傻帽儿。”怎么办呢？也许是本性难移吧。我小时候读《治家格言》，里面说“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长大了，受的也是要襟怀坦白的教育，我把诚实看作人格的支柱，最痛恨说假话。我看，索性把情况说清楚，免得犯欺世盗名的错误。

    我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西单长安戏院。那天是看北昆李淑君主演的《李慧娘》。开演铃声响过后，进来十几位不寻常的观众，我能认出来的有李富春、陆定一、习仲勋、邓颖超等，周总理是在开演之后才进来的。在离我的座位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位头发不长但一看便知是女性的观众，令人不解的是晚上在剧场里也戴着墨镜。有人耳语告我：“那是江青。”这阵势让我想起刚才在剧场门厅里见到《李》剧作者孟超先生时他说的一句话：“最后的判决。”首长们恐怕是带着法官的使命来看戏的。我想在演出过程中看看他们的反应。我特注意观察座位离我不远的江青，因为我知道她是演员出身，年轻时还学京戏。可是在她被墨镜遮去眉眼的脸上，看不到些微的表情。两个多小时，她只是冷冷地坐在那里，不动声色。不久，有传闻说，在中央一次什么会上，康生发难，说李慧娘是代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死了变成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其后，报纸上开始批判《李慧娘》，批判鬼戏，批判“有鬼无害论”。这时，我仍然不知道在这“最后的判决”和一系列的批判中，江青扮演的是何种角色。

    1964年京剧现代戏会演时，我正在山西洪洞县参加“四清”。我是在报纸上读到江青关于“京剧革命”的讲话的。虽然对讲话中要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的主张我尚不理解，但京剧演现代戏我并不反对。因为京剧现代戏（或曰“时装戏”）早已有之。在“四清”后期，我还帮洪洞县的大槐树剧团排过现代蒲剧《海滨激战》。回到北京后，我第一件事便是看现代戏，并到中国、北京两家剧院采访。我跟那里的许多演员熟稳。在跟他们的谈话中，常听他们谈到江青，说她是内行。《沙家浜》里郭建光唱的“听对岸响数枪……”的二黄导板，江青提出要借鉴余叔岩《战太平》里“头戴着紫金盔……”的唱法，后面高八度翻上去。我觉得不是内行提不出这种意见来。我曾在一次中国京剧院演出《红灯记》时，见到过江青。她已不戴墨镜而改披军大衣了。演出后她把演职人员召到一起当面提修改意见，包括唱词、唱腔、身段，甚至化妆、服装，想到什么提什么。她要求铁梅衣服上的补丁要符合美感的要求，不能太真实。我听了十分欣赏，我认为戏曲美学就是如此，贫穷女子身上的“青衣”也是缎子做成。后来我写了题为《〈红灯记〉是怎样诞生的》特写稿，里面写到了披军大衣的江青，而且用了赞颂的口吻。

    “文革”开始后，大量传抄的讲话稿和文件、各种小报和大报关于江青活动的报道，让我知道，正是江青策划了那场从《李慧娘》的“最后的判决”开始的大批判成了“文革”的前奏曲；正是江青为众多的文艺作品定了罪，并借助林彪搞出了向十七年文艺开火的《纪要》；正是江青授意姚文元写出《评〈海瑞罢官〉》，吹响了“文革”的号角……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内定为本单位的两个重点之一。大字报贴到我的卧室门口，说我是“三家村黑线”，说我是“田汉的干儿子”，说我是“封资修的代言人”，说我“反对样板戏”……我开始想不通，但后来终于想通了。因为我看到那些我衷心崇敬的作家艺术家都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看到那些功劳卓著的老革命家都在被批被斗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区区如我者，别说被贴几张大字报，就是被碎尸万段又算得了什么？这时，我悄悄地作出了一个判断：懂戏的江青，其目的不在改戏，而是要改党改国，改变中国人的命运。

    我开始在小本子上写诗发泄愤懑。有时也把“反诗”抄给友人看，比如本文开头写到的常去“幽雅一角”的诸位。我后来结集出版的诗集里，不少习作写在江青淫威的重压下，流传于友人之中。记得是“四人帮”覆灭前不久，我在福建采访，在泉州城外，登上了跨江临海千年牢固的洛阳桥。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毛主席批评江青和“上海帮”的话，我把他们和眼前的江海联系起来，写了首歌颂洛阳桥的小曲表现对他们的轻蔑。诗从“三尺江波，半湾海浪”写起，最后写道：

    问千载长桥安在？

    争说道柱基无恙。

    巨础坐地，

    长石横空；

    堂堂正气盈霄壤，

    怕什么江波海浪！

    我提到这些习作，只是说明我后来对江青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我崇拜过江青，不能因为这些习作和1975年在贺捷生的引导下做过点反对江青的事，尽过点匹夫之责而改变。我今后还要说：“我崇拜过江青。”因为那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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