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进了城,打工去了。现在都在讲重新洗牌,那么,能不能将男女关系也重新洗一下呢?每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是一张牌,放在一起重新搓洗。可是,谁能这样?因为夫妻分离,一些人将会过得很悲惨。比如刘发松,他有四十来岁了。四十来岁对一个男人来说完全是多事之秋的年龄。这且不说,也无法说清楚。
和别人一样,刘发松的妻子在东莞,他两个女儿也在广东。她们在正月初六一同离开烟灯村。刘发松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那天正好是他小女儿的生日。临行前,王桂芬给小女儿煮了两只荷包蛋。当时,刘发松也想出去,可是他母亲身体有病。李翠芳七十多岁了,她病病歪歪,很多人都认为她很危险,随时会倒下去,她可能活不过今年。而他们家的另一个老人,刘发松的父亲也刚好死在去年。父亲的死亡,让刘发松知道老人的故去实在无迹可循。所以,现在必须要有一个人留下来照看母亲。
刘发松希望留下来的人,是他妻子王桂芬,他的理由是女人更细心一些。但王桂芬死活不同意,她认为,她的月薪比刘发松要高两百块钱。而且,她也是母亲,在广东她可以监护到两个女儿。这个时候,危险的不仅仅是老人,两个女儿也同样处在危险当中,那是别样的危险,她不能让她们出事。王桂芬所说的危险,刘发松当然知道是什么意思。从烟灯村出去的女孩子,至少已经有李玉兰和陶秀芝做了妓女,还有没有别人现在很难说。她们在城市里昼伏夜出,操持皮肉生涯。刘发松一想到她们就觉得恶心,她们依靠自己的肚子挣钱。过度使用化妆品,不规则的饮食和睡眠,接客。像贼一样不停地更换租住地和淫乱场所。将近年关,她们和大多数打工者一样回到烟灯村。当她们在村里行走,所有的人都对她们侧目而视。目光和唾液,在她们身上打下特殊的烙印。李玉兰还学会了吸烟,她吸烟的样子一看就是个老手。陶秀芝不吸,但人们传说她吃摇头丸。经常性地摇晃脑袋,恐怕是一个证据。两个人从不隐讳她们所做过的事,不自觉间就会流露出淫荡的眼风。村里的男人,因此对她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性幻想。花上一点小钱,或者最好不花钱和她们睡上一觉会怎样呢?刘发松也这样想过,可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也变成那样。谁愿意自己的女儿成为妓女啊?
王桂芬去守着两个女儿当然是对的,她的这一番话说服了刘发松。刘发松虽不乐意,却也就这么着留了下来。
但是,李翠芳并没有去世。她的身上有多种疾病,只是这些病痛暂时还不会要她的命。有时,刘发松会觉得他的母亲可能有些阴险,也许李翠芳身上的疾病并不像她所表现的那样严重。换句话说,她颤颤巍巍地叫唤和抱怨未免略显夸张。刘发松除了做地里的农活,就是在外面玩,他其实很少理睬李翠芳。这和他以前对待年幼的孩子近乎一样,总不搭理,饭菜弄好了给她们随便吃上一口。这是刘发松的习惯,他不擅长在家人面前表露情感。而李翠芳对此好像很满意,有儿子守在身边她已经很知足了。李翠芳总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如果刘发松仔细去听的话,他会发现那是一些零碎的回忆。一个老女人会经常回忆往事,可是她的儿子刘发松没有耐心。他不倾听,就算李翠芳在他耳边嘀咕,他也听不进一个字。这同样是一种习惯,在乡村,年迈者的唠叨形同虚无。
每天,刘发松并不总能按时做好饭菜。这与王桂芬和李翠芳年轻时都有很大区别。他在家里的话,偶尔会做上三顿或两顿。三顿非常少,一般是两顿。而如果他不在家,这种时候也有,比如他去镇里或别的村里玩。这样的日子他只能一天做上一顿饭,甚至两天才能做一顿。而且刘发松还会做得很马虎,因为他不会做饭,对这些事也不上心。对此李翠芳表现得很坚强,她从来没有责怪过儿子。就像是某种耐旱植物,李翠芳也特别能耐得住饥饿。刘发松就不明白,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老母亲是怎样度过的?只要他一回来,李翠芳就会欢快地围着他蹒跚,并且唠叨起来。她那样子就像是欣喜,抑或悲痛。母亲,李翠芳越来越像是刘发松饲养的宠物。这么说并非不敬,尽管刘发松自己一点也不尽心,李翠芳仍然把他当成了离不开的主子。她的日子已不多了,绕着刘发松蹒跚和诉说,更像是一种无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翠芳几乎是幸福的。生活的质量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她成功地把刘发松留在身边了。但是刘发松不行。现在已经是深秋了,快到冬天,从王桂芬正月初六离开算起,刘发松差不多熬过了快一年。他没有女人。这么说不对,他有过,只是又失去了,她去了东莞。或者只是临时性地失去,等过年时她还会再回来。
十多个月的时间,刘发松过得很糟糕。空闲时,他通过找人打牌或是吹牛来消磨时光。他做到了。可是睡到半夜里独自醒来,他还是会浑身火烧火燎地难受。为此,他诅咒过自己下贱和肮脏。在镇里的茶馆打牌时,一个坐过十多年牢的“老油条”说过,如果你难受,不妨用冷水淋你的下身。这一招很灵,管保有用。刘发松记得“老油条”的模样,他有着异常狡黠和邪恶的眼睛,好像能看穿你所有的事。茶馆里集中了很多乡下来的独身男人,他们一边打牌一边谈论女人。当听说刘发松的女人也去了广东时,“老油条”假装开玩笑似的给他支招。刘发松试过,半夜里,他从水缸舀出一瓢冷水,哗一下泼在那上面。冷水真的有用,可管不了多久,过后的灼热更为难受。
再到茶馆去,“老油条”好像总在打量刘发松。你是不是真试过?试什么啊?
刘发松故意装糊涂,但他的脸上却红一块白一块的。
哈哈,“老油条”大笑起来,你也太老实了吧?我说的,那可是坐牢时用过的老办法,现在谁还用?你傻啊!花上一百块钱你哪儿找不到女人?
他说的肯定是找妓女,刘发松一下子就想到了李玉兰和陶秀芝。镇里当然没有,也可能有,估计都在暗地里,你也摸不着门路。要去就去县城,“老油条”说。他吸着绿色烟嘴的香烟,那种香烟的价格高得离谱。
不过,你别去宾馆,那里价高,不是你玩的地方。你可以到城北或城西去,火车站或汽车站附近,那里有一些廉价的小旅馆。你就去那里吧,里面有一些很便宜的货色,你花不了多少钱。你打上一场牌,不也会输掉几十或上百块钱吗?就这个价格,那种地方正是为你们这种人开的。
刘发松后来回想起来,“老油条”简直像是在劝诱。他就是在劝诱。而他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个人,听说他在各个乡镇之间到处跑。各个乡镇。刘发松相信,他去的一定都是茶馆。还有,他说的那些话,刘发松也都能逐字逐句地说出来。叼着绿色烟嘴的香烟,对着乡下如饥似渴的男人游说城北或城西地带。
2
大概还有一两个月,王桂芬就可以回来了。刘发松曾设想,等女人回来,他会不让她吃饭,也不让她睡觉,而是狠狠地折腾她几天几夜,把一年没用过的劲全用在她身上。这么想没什么不对,他都快熬到头了。可是事情在这时候突然分岔了,有了其他的可能性。他决定去一趟县城。老油条说得没错,那花不了多少钱。特别是要去一趟县城,现在也很容易。从乡镇到县城,有各种车辆在跑客运。就算是到了深夜,你也能去那里,或是从那里回来。
刘发松带了三百块钱,他认为这已经够多了。他准备去县城里嫖娼,事实上这也正是他手上现有的积蓄。家里的钱基本上都在王桂芬手上,她绞尽脑汁地为存折设下了繁琐而奇怪的密码。刘发松对此一无所知,他不知自己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不会很多,但应该有个数字。他只知道那些钱附着有魔咒似的密码,王桂芬曾警告过他,就算你偷去了家里的存折,你也取不出一分钱。密码,让刘发松头痛,却也因此有轻微的安全感。就像是用铁链子锁着一条狗,存折上的密码就是铁链子。不过,他也怀疑,如果王桂芬不小心忘记了密码,或者哪怕是弄错了其中的一个数字,那些钱还会是他们家里的吗?他不敢想,毕竟那是他们打工的血汗钱。所以,他总在叮嘱王桂芬,就像学生背书一样,你要经常在心里背诵密码。而王桂芬对他的叮嘱充满鄙夷,一个大男人,你牵挂那种事?
现在刘发松要去县城,他口袋里装着三百块钱。在镇上,刘发松遇到了村长孙得贵。他好像刚从派出所里出来。这儿是镇上最繁华的地段,派出所在一侧,另一侧有粮管所和电影院。中间一大块空地,有点像是广场的意思。简陋的客运站还要往前走,在公路边上。可是那些开往外地的客车大都会停在这儿,他们到广场来拉客。要搭车的人也不去车站,多半都在这儿等着。猛一看,这儿人来人往,还都挂着大包小包。
孙得贵脸色铁青,可能是他看到刘发松后把脸变成这样了。村长有这个本事,他好端端一张挺和气的脸,只要一见到烟灯村的人,立马就能变得铁青。
你去哪?不是又去打工吧?孙得贵问道。
不,不打工,刘发松说,我去县城,去城里玩。
村长很奇怪地瞅着刘发松,去城里玩,怎么和镇上的干部一样啊,没事去城里玩?
那些灰扑扑的中巴车,在他们身边横冲直撞。行,孙得贵说,那你上车吧。
刘发松总觉得村长的眼神有些不对劲,他心里发虚,想说,要不,我就不去了?却终归没说出来。有一个卖票的人在拉他,说是车马上就要开了。刘发松扭动着胳膊,就像在挣扎,或是要摆脱,嘴上却说着,就来。
孙得贵不管这些,说知道我开什么会吗?
刘发松望了望派出所,告诉你吧,村长说,开的是综治会。那么,综治也不懂?再告诉你吧:综合治理。刘发松又望了一眼派出所。不知怎么回事,村长的话让他突然间一阵阵发毛,身上还直起鸡皮疙瘩。我治理的对象就是你们这些人,末了孙得贵又补了这么一句。你们城里乡里到处跑,身上沾了很多毛病呢。
说完,村长背着手走开了。
刘发松坐的中巴车呼一下开上了公路。这儿,刘发松记起来了,在他小的时候,这儿就是广场。中间还竖着一块毛主席语录牌。文革期间,公社召开万人批斗大会,都在这里。人潮涌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晕厥、呕吐、诅咒和哭泣。那些人呢?他们都在哪里?还有声音,口号声呼啸着,像是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那些声音也都消散了。后来广场成了粮管所收购粮食的地方。语录牌被拆除了。粮管所在这儿临时存放粮食,因水分太多被拒收的稻谷或麦子,还可以把这里作为晒场。但是粮管所也不景气了,有更多的粮油公司出现。
现在这里更像是熙熙攘攘的客运市场,每一辆车都在这里拉客。为争夺一个乘客,车的主人还会相互殴打。除了中巴车,还有一些牌照可疑的“黑车”,和一开起来就危机四伏的三轮车。它们也都在抢夺乘客。但是乘客都很冷漠,他们像是一些待价而沽的商品,总想把自己弄得更低廉一些。他们通常会对拉扯他们的人爱理不理,刘发松熟悉这些伎俩。这是一个混乱的地方,所以派出所才会建在这里。对于准备去城里嫖娼的刘发松来说,在这里碰到村长不是什么好事情。村长又刚从派出所出来。这事多少有点不吉利,或者晦气。刘发松从车窗望出去,广场上并没有因为这辆车已开走,人群便有所松动或稀少。不对,那里的人好像更稠密了。而村长,也早已不知去向。人,其实更容易被人群所吞没。
3
发现自己需要女人,是在王桂芬走了几个月之后。三个月,或四个月。刘发松以前没这种感觉,现在有了,没有女人会让你难受。村里也不是所有的年轻女人都走了,还有几个留在家里。
刘玉英就是一个。她和陈文广结婚两个月后,陈文广去了义乌。两人也是在外面打工时认识的。陈文广把妻子留在家里,是因为在他离家时,刘玉英疑似怀有身孕。他们的想法是,让刘玉英安心怀孕,等把孩子生下来,交给陈文广的父母抚养,然后再一起出去。乡下基本上都是这种家庭结构,两个或一个老人,带着一个或几个孩子,夫妻二人则都在外面。刘玉英肤色白净,身体微胖,这样的女人总是让人想入非非。
她单独一人住着新房子。新房子是陈文广的老人为他们结婚而新做的。本来打算做楼房,因为钱的原因,最终只做了一层。平房的样子,却是楼房的屋顶。上面铺着水泥平台,等有了钱后可以加层。而陈文广的父母却都还住在老宅子里。刘玉英不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她可以在新房里上厕所。老人们对此没有意见,他们在等着刘玉英为他们生下一个孙子。刘玉英的任务就是在家里怀孕,她真的怀上了,腹部微微凸起让她更有妇人风情。
刘发松渴望这个女人。见她略微挺着肚子从身旁走过,刘发松就会眼前发黑,那是晕眩。平时刘玉英也打牌,但打得少。更多时候她都在家看电视,或是用手机发短信。她住在刘发松的对门,刘发松总能观察到她。以前人们都在外边上厕所,现在老一辈的人也还这样。外边的厕所都是胡乱搭的棚子,到处是窟窿,通风漏光。如果刘玉英能蹲在这样的厕所里,刘发松一定会瞅准机会去偷看她。可是没有这种机会,她的新房里就像城里人一样装有洗手间。怎样才能得到眼前这个女人呢?刘发松动了很多脑筋,就是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办法。每天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对刘发松是一种折磨。而刘玉英自己,却并不知道底细。她不知道住在对面的刘发松,一直在想要她。刘发松想告诉她,又不知怎么说。
一天,他去村长开的杂货铺买一瓶酱油。村长不在杂货铺,是他的老婆在那里。村长在他回来的路上拦住他,村长说,刘发松你不要打刘玉英的主意。刘发松给闹了个大红脸,他不明白村长如何知道他的心事。我没打。别犟嘴,村长铁青着脸,你们这些人尾巴还没翘,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弄不好,麻烦最后还是会到我这里,我不想整天给你们弄这事。村长劈了一下手就摇摆着走了。看上去孙得贵已经很老了,可是他的眼睛却毒着呢。这是刘发松为刘玉英受到的第一次羞辱。他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只是在心里想着就受到了警告。而村长的警告,带有明显的轻蔑。他说,你们这些人!
除了在孙得贵那里,刘发松还受到了第二次羞辱。而第二次带给他羞辱的是陈白义。因为真正和刘玉英睡上觉的男人正是陈白义。这事太荒唐了,从头至尾都不像是真的。但刘发松知道,没错,它是真的!让人想不通的是,陈白义还是陈文广的侄子,两人在村里是远房叔侄关系。当然从年龄上看,他们两人又很亲密,陈文广实际上只比他的侄子大两个月零九天。他们一块长大,并且一块上学读书。尽管如此,陈白义还是睡了刘玉英。最先和唯一发现这事的自然是刘发松。
刘发松睡到半夜就会醒来,醒来后再也睡不着,这在王桂芬走了之后已经成了规律。起初让他睡不着的原因,是很笼统的“女人”,然后逐渐演变成一个特定的对象:刘玉英。刘发松从床上爬起来,他会走上五六十步路,专门跑到对面去,在刘玉英家的墙角下哗哗地撒上一泡尿。他掌着自己的东西在那里站上一会儿,仔细听着里面刘玉英的声音。睡觉也可以有声音,这是刘发松在那儿撒尿以后才明白的事情。刘玉英睡着了,或是在床上辗转反侧,或是也在房间里起夜上厕所,这些不同的情景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刘发松每天半夜里都会过来撒尿,并站上一会。隔着墙壁,他就能知道里面在发生什么。
这应该是夏天。到夏天了吗?到了。人们的衣服越穿越少。烟灯村人天热的时候习惯在外面睡。刘玉英不睡外面,她睡在自家屋顶的平台上。满天的星斗,夜气微凉。大约在转钟那会儿,刘玉英咳嗽了几声,从屋顶上下来,重又回到卧室里。刘发松在自己家里隐约听到过她的咳嗽声,现在看来那就是信号。她的房门一定虚掩着。陈白义就住在刘发松隔壁,和刘玉英也对门。可是刘发松没听见陈白义一点动静,没听见走路声,没听见门响。那么,陈白义是怎么过去的呢?
而等他出来撒尿时,他突然听到了屋里的调笑声。那是陈白义和刘玉英,刘玉英说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叔叔吗?可是,陈白义嘻嘻笑着说,我不这么做却又对不起婶娘啊。这对狗男女!刘发松的身上陡地起了一层寒意,他呆在那里,还没来得及尿出来的半泡尿,又回到他肚子里去了。
陈白义也在外面打工,不久前回来了。原因是他所在的企业实在不怎么样,老加班,工资又低。他想先回来做一些新的打算。这一年猪肉发了疯地涨价。陈白义想,肉价这么涨下去真还不如办个养猪场。他脑子活,却也有点怕担风险,不敢大规模投资。当然喽,他也没那么多钱。所以,他还是想先试一试。陈白义把自家的猪圈扩建了一下,围墙往四周推了好几米远,还略为加高了一点。然后,他从镇上买回了两头大母猪。两头大母猪,还算不上是个养猪场。陈白义的想法是从小处做,再逐步扩大。他要做这个产业链条的前端,或是“上游”。肉价不是老在上涨吗?那么,养猪的人肯定会多,哪怕现在还不是太多,以后也一定会不断增多。既然如此,总得有人提供猪崽吧?陈白义就要做提供猪崽的人,他要大量地产出猪崽。到时候猪崽的价格也不会低。他看准了这个,赚钱的日子就在前面。
两头母猪,一头纯黑,另一头的猪毛则白一块黑一块的花着。猪肚子都一样,大而松松垮垮,像是吊着只大布袋子。陈白义想象着那里面可以装上好多只猪崽。买的时候,据卖主说,两头猪都已配上种了,就等着回家怀崽吧。陈白义满心欢喜,他看着自家买回来的母猪,那挂在猪肚子上的奶头,就像是旧式西服上的纽扣。它们晃晃荡荡的。陈白义把它们想象成了小猪崽子的脑袋,它们没几天就冒出来一茬,没几天又冒出来一茬。一茬一茬的小猪崽子,挤挤搡搡,晃得陈白义的眼睛发花。
听说陈白义回到村里来是为了办养猪场,这事惊动了孙得贵。村长高兴啊。这么些年村里老办不了企业,经济上在镇里的排名始终摆尾或接近摆尾。没准陈白义能弄出点起色。孙得贵背着手来查看。他看到了什么?两头猪,而且是两头母猪。村长脸上的颜色在迅速加深,就像是他不小心刚吃了一颗含有毒素的野果子。
这就是你办的猪场啊?陈白义说。
现在还不是,以后慢慢发展。
慢慢发展?孙得贵冷笑了一声,亏你还是从外面回来的,也算是见过些世面。从两头母猪发展成一个养猪场,要多少年?你算过没有?这就像用两只母鸡发展成一个养鸡场,你算算。
陈白义无故遭到了孙得贵的抢白,他不知道村长愤怒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我没想那么多,不是也怕担风险吗,陈白义辩解说,我想先卖猪崽试试,看看利润怎么样,走一步看一步。
那你还说养猪场?你就说家里喂了两头猪好啦。孙得贵围着猪圈走了几步,仍然有些不甘心。他说,你这么搞没出息,要搞就搞大的。见过养猪场吗?人家动不动就几十上百头,或上千头。你弄个十来头也算是那个意思啊。真要那样做了,你就是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农民企业家。我们村还没有企业家呢。我支持你,报到镇上去,镇长也会支持你。
陈白义这才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他才不管你怎么办呢,他只在乎能有个东西往上报成绩。村里可能好长时间都没什么可报的了。
要报你就报别人吧,陈白义显得很冷淡,他突然觉得这很可笑,你随便报谁都可以。
在孙得贵看来,这肯定是在顶撞他,他已经窝了一肚子火。可是他忍着,他希望事情还能有转机。报别人?你看看还有谁这么想。想要办猪场?一个个都是猪脑子。村长好像非常恼火,谁会想到创业?你要真是想办,我可以帮你。还是先建猪圈。现有的这个不行,你要扩大十倍,或二十倍。然后你抓十几只猪崽回来,先喂着。我请镇长下来视察,到时候把村里别人家的猪,也都集中到你的猪圈来。这不就形成规模了?镇长一高兴,可以让信用社给你贷款。说不定,你从此就能翻起来。
陈白义想了想,忍不住笑起来了,他觉得这就像是个笑话,可能他想到了人们纷纷往他猪圈里赶猪的情景。我不想那么干,我只想试着挣点小钱。陈白义不知道他的笑声又冒犯了村长。
不想干算了,孙得贵说,糊不上墙的泥。村长已经走开了,这时又转过身来。他指着陈白义的鼻子说,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出去待了些时间,我就管不了啦?哼!要知道你们还是烟灯村人,有什么事还是会到我这儿,你信不信?村长的指头点着,几乎要戳到陈白义的脸上去。
4
并非像孙得贵所想的那样,陈白义不把他当回事,不是,事实是他仍然为得罪了村长而害怕。他在烟灯村说话,办事,甚至走路都变得小心翼翼。在外面打工的经历,只有那些挣到大钱的人才会真正牛皮起来。陈白义还不是,他更在意的还是他圈里的母猪。他在等待着它们产下第一批猪崽。陈白义需要钱,他也想娶上媳妇。他的叔叔陈文广娶了媳妇后,曾跟他说过私房话。陈文广说,女人真是好东西。
陈文广说过的话,陈白义从刘玉英那里得到了证实。女人真是好啊。有时,陈白义会想,陈文广确实不该对他那么说。他会不会是为了求证,才去找刘玉英?不能这么想。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非常复杂,里面不单单有愧疚。虽然是远房,他们仍然可以被视为亲属,并且不是一个辈分。这更像是一种乱伦关系。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并伤害了刘发松。刘发松一直都在心里把刘玉英当成他的女人,尽管可望而不可即,但至少总还可以默默地幻想。而现在希望破灭了,她居然和自己的侄子鬼混。刘发松不能原谅他们,仇恨在他心里滋长。什么事情都有因果。陈白义和刘玉英的事,暂时还没有在烟灯村变成丑闻,却很快传到了义乌。仇恨让刘发松成为一名告密者,他向远在义乌的陈文广告发了他们。
村长的杂货铺在村南头,陈白义和刘发松家则在村北头,刚好是在村子两端。杂货铺由铁皮棚子做成。里边卖些胡椒、陈醋、味精,酱油和扑克牌这样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比较显眼一点的是,有几包封皮上沾着灰土和污渍的卫生巾、几包饼干,和一些不知道有没有过期的可乐饮料。另外还有两条好烟,和两瓶稍许好一点的酒。酒在电视里经常能看到它的广告,烟是那种绿色的烟嘴,刘发松在茶馆里见“老油条”抽过这种烟。它们被搁置在这里显得很不协调。而且,它们的数量从来就没有减少过,当然也不曾增加。两条好烟和两瓶好酒,它们处在显眼的位置,就像是一种道具。
除了这些东西,杂货铺里还有一部公用电话。以前人们要和外面的家人联系,通常都会来村长的杂货铺打电话。后来手机普及了,这部公用电话因此常年蒙着灰尘,它唯一的用途变成了村里和镇上联系的办公电话。
在电话机的旁边,村长的老婆用细绳吊着一个本子。那是乡下学生用的练习簿,老式的那种,宽宽的,里面都是细格。村长的老婆用这个本子记载人们赊欠的钱款,这些内容要从正面往后翻着看。而反着从后面往前翻,则是一些电话号码。村里在外面打工的人,多半都会把自己的号码记在这儿。村长的老婆啪一下把本子扔过来,那些号码都是每个人自己写上去的。
刘发松要向陈文广告密,就得查找他的电话号码。他假装着又来买酱油。村长的老婆颇为疑惑,她说,你前几天不是买过酱油吗?是买过,刘发松说,我们家酱油吃得快。吃酱油好,村长的老婆应了一声。付过钱了,刘发松这才说,我想查个号。村长的老婆就像是猛一下释然了,我说嘛,总归有事,你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买酱油。
说着,她把脸又沉下去了。你们可真会算计,酱油划算啊,又实用又便宜。刘发松找到了陈文广的名字,用圆珠笔把他的电话号码记在自己的烟盒上。村长的老婆看着他写数字,很是怀疑,你找陈文广,也想去义乌?我不去义乌,刘发松一副很坦荡的样子,我和他说事。
电话是在晚上打通的,陈文广一开口说了两个字:你好,他说的是普通话。
你不要用这种口音和我说话,刘发松说,我是你老家人。
告密者的阴暗,谄媚,和喜悦,刘发松一瞬间全都体会到了。他在电话里完整地叙述了陈白义和刘玉英的罪状,他还提到了一些细节,比如刘玉英一边让陈白义给她男人戴绿帽子,一边却又假惺惺地说他对不起叔叔。陈文广不动声色地听着,突然强加给他的耻辱在无情地扩展。老婆与人私通是一重耻辱,私通时还在调笑他是又一重耻辱,而这些事通过刘发松的口说出来,变成了第三重耻辱。如果陈文广这时候想要杀人的话,那么他首先杀掉的一定是刘发松。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事?他问道。
谁让我住在你对门啊?我实在是看不过去。
告密带给刘发松短暂的快乐。这有效地报复了那些让他仇恨的人,无疑是一种享受。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写匿名信的人,和从暗处捅刀子的人。好戏还在后头,即将上演。这种情况像是你将亲眼目睹一场抢劫。或是在马路上,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侮辱,被扇了耳光,也可能是脸上被泼上了脏物。很多人都在围观,刘发松就站在他们旁边。
这些日子,刘发松就是这样满怀着期待。他显得亢奋,还有些跃跃欲试。也许,陈文广回来后会宰了陈白义。这是可能的,由偷情而酿成的血案,在各地各个时期都有。但是,陈文广在接到电话一二十天后才回来。他在回来的当天,就在门口碰到了刘发松,也可能刘发松这些天总在那儿张望。陈文广没理睬他,不想和他说话。他知道这个人,这人嘴漏:嘴巴就像屁眼一样,藏不住货,吃进去什么就得拉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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