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的52天里，在东北地区的黑土地上，一场大决战拉开了大幕。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消灭及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师共47.2万人。尺地寸草的争夺，一卒一弹的计较，勾勒出惊心动魄而又五彩缤纷的战争画卷。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双方总兵力的对比。而此战役也是国共双方决战的关键节点，尤其是塔山一战，被称为国民党军全面失败的开始。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军已犹如强弩之末了。

    【引子：第一个胜仗】

    夜幕下，白雪皑皑，寒月冷照。

    万籁俱寂中，两颗信号弹腾空升起。霎时，隆隆的轰炸声席卷了整个秀水河畔，国民党军阵地中，顿时火光冲天。

    嘹亮的军号声划破夜空，东北民主联军战士冲出阵地，向秀水河子国民党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这是1946年2月13日，晚22时。

    就在前不久，即元月10日，国共双方刚刚签署了《停战协议》，并于13日午夜正式生效。但蒋介石却利用停战之机，加紧向东北调运军队，于2月上旬，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编第6军运抵秦皇岛，随即经北宁路开抵锦州。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北宁路两侧地区的民主联军大举进攻。其中，北路一队向公主屯、秀水河子一带“扫荡”而来。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正在秀水河子一带休整练兵，闻听敌人打上门来，了解战况之后，这位一向不苟言笑的司令员，虽然从不相信蒋介石所谓的“和平”，但也没想到，国民党军竟企图以5个营的兵力，在远离主力的情况下，将秀水河子一带的民主联军一扫而光。

    “实在是不自量力！”

    林彪将炒黄豆咬得咯蹦蹦响，指着墙上的地图，对作战处长李作鹏说：

    “孤军深入乃兵家之大忌，如此狂妄的结果就是被吃掉！”

    旋即，林彪调动秀水河子附近的民主联军——新四军第3师彭明治的第7旅、山东军区梁兴初的第1师，以彭明治与梁兴初为正副指挥，很快包围了已占领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第13军第89师的一个加强团，决心吃掉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出关以来，第一次与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攻防战。

    秀水河子是一个有500余户人家的小镇，位于辽宁省法库县西部，彰（武）法（库）公路从小镇中穿过，将小镇分为南北两半，秀水河从小镇南流过。由于秀水河子周围地形开阔，易守难攻，2月12日中午的战斗打响后，国民党军火力密集，又占据有利地形，民主联军进攻受挫。

    于是，林彪选择了夜间进攻。

    尽管如此，国民党军凭借精良的美械装备，将一颗颗照明弹射向夜空，使夜晚变得如同白昼。

    民主联军的冲锋队在秀水河子周围的开阔地中，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阵地炮火交织，轰炸声震天动地。

    林彪钻出指挥所，站在附近小山包上观战。

    突然，一团团火球射向进攻的冲锋队中，紧接着，战士们变成一团团火球，在雪地上翻滚、惨叫。

    林彪大吃一惊：“这是什么武器？”

    “是火箭炮吧？”一个参谋猜测。

    “我见过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根本不是这样！”

    林彪叫过作战处长李作鹏，吩咐马上审问俘虏，弄清是什么武器。

    据俘虏交代，那种火球是120毫米迫击炮施放的燃烧弹，还有更厉害的武器，就是火焰喷射器。但在东北战场，目前只有新6军有这种武器。林彪当即叮嘱李作鹏注意，与新6军交手时，一定提防他们使用火焰喷射器。

    尽管燃烧弹威力无穷，但在民主联军火力网的掩护下，冲锋的号角很快响彻秀水河畔，民主联军战士从四面八方冲向敌军阵地。

    次日清晨7时，民主联军成功攻占敌军阵地，歼灭秀水河子全部敌军1500人，缴获火炮38门，枪械800余支，弹药7万余发，汽车30多辆，电台2部。

    这是民主联军在东北取得的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也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一部出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其意义深远而重大！

    早在抗战胜利之初，共产党利用苏军解放东北的有利形势，于1945年9月下旬开始，先后抽调解放区各主力部队11余万人，抽调干部2万人，调动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20人，开赴东北，基本完成控制东北的部署。

    而当时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数十万精锐部队尚在中缅、中越边境或境外地区，一时难以调运东北。

    但由于东北在国防战略、工业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时间上的落后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占领东北的欲望，凭借优良的美械装备，国民党军于11月中旬占领山海关，打开了通往东北的大门，并连续占领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等战略要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改变外交策略，以退为进，使苏联为了既得利益同时碍于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共态度发生逆转，不仅将长春、沈阳等大城市接收权让给国民党，而且勒令共产党退出各大城市，甚至表示不惜以武力驱逐共产党。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将军队调至大中城市、铁路干线周边及较远的城市乡村，发动群众，清剿残余伪军和土匪，建立根据地。

    东北民主联军的撤退，使国民党军队愈发觉得不可一世。

    毫无疑问，秀水河子歼灭战的胜利，给予国民党军以强烈震慑与打击。

    【第一章】决战序曲——扭转东北战局

    四平保卫战，迷雾重重

    蒋介石派到东北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

    当第13军整团被歼的时候，杜聿明因肾病发作，正有气无力地躺在病床上。

    战报很快送进位于锦州的国民党军保安司令长官官邸。参谋长赵家骧拿着战报，犹豫了一下，还是递到了杜聿明手中。

    杜聿明看罢，惊出一身冷汗，捂着肚子坐起来，但话说出口，却很有些自我安慰的味道：

    “都是第13军长官无能，整个部队战斗力差，让共军钻了空子！”

    “不错。”赵家骧虽点头称是，内心却不无忧虑，“不过，整团被歼，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共军的实力，已今非昔比。”

    杜聿明不得不点头承认：

    “不可掉以轻心啊！”

    事实正是如此，共产党虽然“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但林彪一直密切注视着敌军动态，时刻寻找着战机。此时，他的目光转向了四平街——

    四平地处吉林省西南部，松辽平原中部，位于沈阳与长春之间，辽、吉、蒙交界处，中长、平（四平）齐（齐齐哈尔）、四（四平）梅（梅河口）三条铁路在此交汇，是连接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要控制东北，必须控制四平。”毛泽东如是说。

    “没有四平，难以得到东北。”蒋介石如是说。

    早在停战令下达之前，即1946年1月8日，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带领百余名官员进入四平，成立了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并亲任省政府主席。

    然而，四平地势平坦，一条铁路从市中心穿过，将城市分为东西两半，城东、南、北30里外为丘陵地带。也就是说，四平既无防守城垣，亦无险可据。

    3月13日，驻守四平的苏军撤离。此时，四平守军为刘翰东临时收编的伪“铁石部队”残余，以及自外地逃至四平的土匪武装，总兵力3000余人。

    林彪看准时机，当机立断：攻占四平！

    3月15日，民主联军占领四平西郊机场。

    3月16日夜，民主联军包围了四平。

    3月17日凌晨2时，攻城战斗打响。民主联军第7纵队一个团、新四军第3师第10旅一个团和保安一旅等部队，自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四平发起攻击。

    一时间，激烈的枪弹声响成一片，黑暗的夜幕中火光四起。

    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除200余名守军溃逃外，3000余名守军全部被歼灭，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匪首王大化和王耀东等人均被生擒。

    此次战斗，缴获轻重机枪69挺，大小炮32门，步枪2000多支，汽车20辆，军马700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

    顺利攻占四平，为中共在国共两党谈判中争取到一定主动权。

    蒋介石在得知四平被民主联军占领后，立即下令，重新夺回四平。

    当时杜聿明并没有在东北，他已于2月18日飞抵北平，秘密入住白塔寺中和医院，并于民主联军攻占四平的前一天，即3月16日做了左肾切除手术，这个时候，正处在术后观察治疗的关键时期。

    于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盛披挂上阵，指挥国民党王牌新1军、第71军向四平方向大举进攻。

    4月7日，新1军由昌图沿公路向四平外围兴隆一带进击。

    4月10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赶赴开原前线，命令部队继续向四平外围进击。

    就在新1军沿中长路向四平以南进攻的时候，第71军第87师、第91师绕道八面城向四平迂回。

    林彪料到蒋介石会重夺四平，占领四平后，即调整部队，集中优势兵力，部署四平外围战斗。遂令梁兴初的1师、罗华生的2师万毅纵队、黄克诚的第3师第8旅、第10旅共12个团，迅速到达昌图西北地区集结。

    4月15日，国共双方在四平外围的战斗打响。

    在八面城以南的金山堡、大洼，民主联军以14个团的兵力，向国民党第87师展开猛烈进攻。一夜激战，第87师大部被歼，前来增援的第91师一部被击溃。战斗结束，民主联军共歼敌4400余人，缴获汽车30多辆，大炮31门，机枪136挺，步枪1200多支，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进入东北初期，在运动中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歼敌的一个范例，此战有力挫伤了国民党军的锐气。

    4月17日，国民党新1军新30师占领了四平以南的山地；新38师攻占了老四平，并很快占领泉眼车站，71军在金山堡、大洼遭受重创之后，放弃从左翼迂回四平的计划，向右翼新1军靠拢，对四平城区形成弧形包围态势。

    4月18日，四平城区争夺战正式打响！

    此次战役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4月18日至26日，国民党军锐气旺盛，尤其素有“天下第一军”之称的国民党新1军，在印缅战场上战功赫赫，军长孙立人享有“东方隆美尔”之誉，战斗一开始便摆出一副锐不可当之势，借助猛烈的炮火掩护，向四平近郊民主联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

    为了迎击国民党军，林彪在百里防线上部署6个师的兵力，顽强抵抗。虽暂时守住一些阵地，但伤亡惨重。

    随着双方增援部队陆续开至四平，25日的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国民党方，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郑洞国亲率新1军向三道林子和北山阵地发起猛烈攻击，飞机投掷炮弹的密度，平均每分钟400余枚！

    在如此猛烈的炮火下，民主联军阵地被炮火包围。这一天，国民党军向北山阵地连续发起9次冲锋，皆被民主联军7旅特务营一连击退。

    人在阵地在，一连死守阵地，三分之二的战士在炮火中伤亡。至夜，阵地上只剩下3人！

    而7旅趁夜色袭击国民党军，使之彻夜难眠，第二天难以组织新的进攻。

    到26日，双方激战9天，均伤亡惨重。

    4月27日到5月14日，为此战第二阶段。国民党军因对四平久攻不下，只得转攻为守，开始构筑工事，郑洞国因此请求杜聿明增援四平。在这个阶段，双方陷入对峙、僵持局面。

    而此时，杜聿明手术后，经过一个月的观察治疗，不等完全恢复，便于4月16日返回沈阳。经过近10天侦查，杜聿明发现，民主联军在四平与本溪两个战场部署兵力10万，而四平的兵力远远优于本溪，林彪又坐镇四平，正好是取本溪之机。

    这一发现，让杜聿明兴奋不已。本溪乃沈阳的门户，拿下本溪，自然是对林彪的沉重一击，然后集中兵力攻打四平，必然事半功倍。

    于是，杜聿明电令郑洞国，坚守四平，守而不攻，以此拖住林彪；同时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称他已开赴四平前线，以此迷惑林彪。

    林彪对此毫无怀疑。

    非但如此，林彪断定杜聿明会增援四平，还将本溪守军三纵调到四平右翼昌图、开原一带，修筑工事，阻止国民党增援部队。

    却不料此举正中杜聿明下怀，杜聿明令新6军廖耀湘、52军赵公武，率10万精锐部队，兵分两路，向本溪包抄而去。

    5月3日，本溪战斗打响。由于本溪守军兵力薄弱，杜聿明轻取本溪。

    紧接着，国民党新6军、第52军、第71军88师开赴四平，四平的国民党军陡增一倍！

    林彪棋错一招，形势急转直下。此时林彪已携总部从四平撤出，移驻四平近郊梨树县。在该县一个小村庄的普通民宅里，林彪像往常一样，时而盯着墙上的地图，一动不动；时而在屋里久久踱步，一言不发。

    “下令359旅，火速南下，增援三纵，阻拦新6军北进。”

    林彪对着墙上的地图，头也没回，发出一道指令。

    这道指令令很多人困惑不解。当时359旅位于梨树县以北，即四平大北方的公主岭，要跨越梨树、四平，南下到三纵所在的昌图、开原一带，能否阻止国民党主力新6军北上暂且不说，绕开四平周围的国民党军也并非易事。

    当时东北的形势，对民主联军极为不利——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连战斗结束后的伤兵都无人照顾，如此形势下，面对国民党主力部队源源北上，因何要死守四平？

    事实上，林彪并没有计划打这场四平保卫战，在开战之初，他便极力避开国民党优势兵力，在“且战且退”中保存实力，阻击和延缓国民党军的进攻，为后方争取时间，以便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

    但如今，面对国民党主力倾巢出动，林彪却一反常态，这是为什么？

    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在四平激战之时，曾给林彪发来电报，对死守四平提出质疑：

    “敌人一开始进攻的时候，打它一下子，以挫敌锐气，这是可以的。现在的情况是敌人倾巢而出，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尚不具备决战的一切条件。因此应该把大城市让出来，让敌人进来，我们则应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积蓄力量，等到敌人背上的包袱沉重到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去消灭它，那时候我们就主动了。”

    林彪对此不予回复。

    黄克诚又给中央去电，中央亦没有理睬。

    黄克诚疑惑不已。直到14年后庐山会议时，毛泽东与黄克诚闲聊，黄克诚提到四平保卫战林彪的失误，毛泽东说，“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这才解开心中疑团。

    事实正是如此，早在4月6日，中共中央便给东北局发来指示，称：

    “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

    “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

    8日再次来电：坚决保卫四平。中央已经明确，要打一场四平保卫战。

    22日，民主联军伤亡惨重之时，毛泽东于当天夜里致电林彪：

    “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

    27日，当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形成对峙之时，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

    一、四平守军甚为英勇，望传令奖励；

    二、请考虑增加一部分守军（例如1至两个团），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发生在1936年至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以弗朗哥为首的叛军曾先后三次进攻首都马德里，为此，西班牙人民浴血奋战，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首都保卫战。

    因此，固守四平，并非林彪本意。

    5月15日，四平保卫战进入第三阶段。杜聿明将所有军队分为3个兵团，向四平展开全面进攻。

    国民党新6军在军长廖耀湘的率领下，在成功突破三纵防线后，于17日抵达四平东部，在塔子山与民主联军发生激战。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20里的地方，也是四平以东群山之首。虽主峰海拔不足400米，只是一个小山头，但扼四平防守之咽喉，既可俯视四梅铁路、集锡公路，又可俯瞰四平东北全部阵地，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得失立关四平之安危。

    18日，新6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配合下，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向塔子山发起猛烈攻击。

    这一天，塔子山守军——民主联军西满第3师第7旅19团连续6次击退敌人进攻，但由于力量悬殊，19团伤亡惨重，周围阵地也几乎全部被国民党军占领。

    林彪知道，塔子山阵地即将落入敌手，届时，廖耀湘只需迂回到北面，即可封死民主联军的退路，十数万大军将陷入被围歼的危险境地！

    面对墙壁上的军用地图，林彪不顾中央电令，下达四平保卫战中最后一道指令：

    “撤退！”

    18日半夜，民主联军悄悄撤离四平，历时32天的四平保卫战悄然结束。

    19日，中央批准林彪的撤退报告。

    19日清晨，从美国参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刚刚归来的新1军军长孙立人，亲自驾驶坦克，冲向民主联军阵地。奇怪的是，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望着空荡荡的战壕，孙立人才知共军已悄然撤退，四平已是空城一座。

    而此时，林彪在不远处的公主岭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千里大撤退！

    此后15日内，林彪果断放弃长春，率20万民主联军越过松花江，撤至江北，直至哈尔滨，终于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追击。

    战略大反攻，四平遗恨

    四平保卫战的失利，令林彪耿耿于怀；同样对四平街会战感到耿耿于怀的，还有一人，这个人就是国民党政府首任国防部长白崇禧。

    当蒋介石调动其精锐部队新1军、新6军与第71军围攻四平、久攻不下的时候，立调被日本人称为“战神”的白崇禧，前往东北前线督战。

    国民党占领四平街后，相继占领长春、吉林，按白崇禧之意，将乘胜追至佳木斯和满洲里，将林彪所部歼灭或逐出境外。然而，当白崇禧下令继续追击时，却遭到杜聿明的反对。

    原来，长春有6000名着便衣的苏联红军，蒋介石担心引起冲突。经白崇禧力陈利弊，蒋介石未置可否。然而，当蒋介石到达长春后，却以6月1日国防部成立为由，差白崇禧回南京接事，并表示追击共军之事由杜聿明去做。

    白崇禧在其回忆录中称：

    “此后，马歇尔八上庐山，压迫政府下停战命令。杜聿明于哈尔滨停顿攻势整编部队，予共军以喘息与反攻机会，大局遂逐渐与我不利，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之大患，而后抽兵入关，如此于戡乱或稍可改观。”

    白先勇在《父亲的憾恨》中称：

    “时国军孙立人所率之新一军，已追过松花江北岸，抵达双城，离哈尔滨不足一百公里，中共中央大为震动，毛泽东下令林彪，准备弃守哈尔滨。此次停战，遂予林彪部队喘息机会，整军反扑，东北形势，自此逆转，后东北沦失，乃影响整体国共内战。”

    无论如何，两位斗志正酣的将军都将遗憾埋藏在心里，似乎都对未来战争结局有所预见。

    撤离四平，放弃长春后，林彪担心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可能失守，因此留在五常，指挥部队向后方运动。

    中共中央鉴于形势严峻，为了统一领导，于6月16日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由该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

    7月，全面内战爆发。

    9月，杜聿明制定出新的战略方针：南攻北守，先南后北。

    其内容为：由全线进攻转变为重点进攻，首先消灭南满的民主联军，将东北民主联军压迫到长白山及松花江以北，以便沿长白山及松花江布置防线，然后集中主力，移师北上，夺取北满，从而占领东北全部。

    蒋介石当即批准杜聿明的战略方针。

    10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宣布：5个月内打垮共军。

    在停战4个月后，东北战场随即拉开新一轮战争序幕，从10月上旬开始，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发起连续进攻，先后占领安东、通化、柳河、宽甸、桓仁、普兰店等广大地区，企图将南满民主联军消灭在长白山下，或压缩到北满，然后消灭。

    这一阶段，从蒋介石到杜聿明以至以下诸将领，均气焰嚣张，仿佛东北唾手可得。此时可谓国民党军在东北的“鼎盛时期”，占领东北（含热河）土地面积达30%，控制人口约53%，在东北的进攻可谓达到了顶峰。

    然而，4个月的停战，使东北民主联军得到充分地休养生息之机，使新一届东北局有了充分时间，做出调整部署，开展剿匪、建立和巩固后方的工作。

    林彪在成为东北党政军一把手后，急需一位得力的参谋长，经过挑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有过跟随苏军在东北工作经验的刘亚楼被选中。当刘亚楼从大连后方赶赴哈尔滨上任时，林彪打破惯例，亲自“屈驾”出迎。

    林彪一向不苟言笑，但见到刘亚楼，竟然有了一脸的笑意，而且说了一句足以让刘亚楼树敌的话：

    “你来了就好，你一个刘亚楼顶我三个参谋长。”

    根据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决策，东北局做出针锋相对的战略方针：

    “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南北满密切配合，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打击敌人。”

    为了便于指挥，从10月开始，林彪将他的指挥部搬到哈尔滨以南的双城小镇，在一个青砖瓦舍的大宅院里，林彪住在东院，参谋长住在西院，到辽沈战役前夕离开，在这里一住就是两年。

    林彪的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点，首先就是选择合适房间，张挂军用地图。到双城后，林彪又多了一项必做之事：测量温度。那是一支特制的温度计，约两尺多长，挂在窗外屋檐下。林彪除了每天“面壁”——面对军用地图，便是到屋外查看气温。

    林彪查看气温，是为了根据气候变化预测松花江结冰时间，以便做出军事部署。

    12月17日，杜聿明集新1军、新6军、第52军、第60军、第71军等优势兵力各一部，共6个师，以郑洞国为统帅，向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临江地区发起猛烈进攻，企图打通通化、集安线，而后消灭或将临江一带民主联军困死在长白山中。

    为此，林彪沉着应战，布置东北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发动“一保临江”之战，采取内外线配合的战略战术，由3纵在临江地区进行运动防御，4纵深入国民党军后方本溪抚顺等地区，进攻国民党军据点，迫使临江地区国民党军回师救援。

    为配合南满部队作战，在一保临江战役打响之后，林彪又调动北满主力，发动“一下江南”攻势。

    1947年1月2日，气温零下40度，松花江“天堑变通途”，北满主力1纵、2纵、6纵共12个师又3个炮兵团，穿越松花江江面，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

    一下江南作战，历时15天，不仅歼灭吉林以北其塔木国民党守军，攻克伏龙泉等地，而且在张麻子沟、焦家岭全歼自九台、德惠驰援的国民党新1军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迫使国民党军停止对临江的进攻，从南满调兵北上增援。

    当孙立人得知他的王牌第1军在几天之内，连续两个团全军覆没时，气得暴跳如雷，大骂杜聿明将他的军队化整为零，被共军分别吃掉。

    1月19日，北满民主联军凯旋回到江北，一下江南、一保临江作战宣告结束。

    北满主力撤回松花江后，杜聿明又腾出手来，于1月30日，调集新6军、第52军、第60军各一部共4个师兵力，向临江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

    南满部队沉着应战，于2月6日发起反击，激战9日，歼敌2000多人，取得“二保临江”的胜利。

    杜聿明十分震惊，他完全想不通，国民党军队在处处占优势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处处挨打。他把败因归咎于现场指挥官无能，决定亲自出马。

    2月13日，杜聿明亲率5个师，兵分三路向临江地区发起第三次进攻。

    令杜聿明出乎意料的是，他比手下将领败得更惨，他的主力部队还在运动之中，其第60军暂21师的一个团便在通沟被全歼。而第71军第91师、第52军第195师更是处处挨打，伤亡惨重，第195师少将副师长何世雄被击毙。

    杜聿明终于饱尝了民主联军运动战的厉害，民主联军的四处运动，使国民党军难以捕捉战机；而对于国民党军，民主联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旦国民党军露出破绽，民主联军会旋即蜂拥而至，局部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军岂能不败！

    在临江战场一败涂地之时，杜聿明又惊闻“噩耗”：林彪已率15万大军二下江南！

    杜聿明霎时方寸大乱，再也顾不得南满战场，赶紧调集兵力北上，增援孙立人的新1军，结果可想而知……

    从1946年12月17日开始，到1947年4月3日结束，杜聿明先后4次进攻南满民主联军根据地，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北满紧密配合，东满、西满部队主动出击，实施“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取得了歼敌5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和广大农村的巨大胜利。

    杜聿明“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被彻底粉碎。

    国民党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

    东北局势骤然大变。

    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拉开夏季攻势的序幕。

    林彪集中26个师，自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和热河、冀东六个方向，向东北国民党占领区发起猛烈进攻。

    民主联军以南北满部队为主力，在吉林、长春、四平之间，对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据点，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给国民党军以重创。

    这个时候，杜聿明正躺在沈阳官邸的病榻上，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指挥部队作战。

    在四犯临江失败后，杜聿明便旧病复发，如今面对民主联军的凌厉攻势，在不断传来战败消息的打击下，病情骤然加重。

    蒋介石得知此事后，亲自打电话给杜聿明，表示慰问，并关照他速回内地治疗。

    杜聿明感动万分，也愈发觉得愧对总裁栽培，因此在电话中称：

    “东北战事正在紧要关头，此时离开，就是临阵脱逃，是对总裁的不忠不义，这绝不是黄埔军人之所为。”

    然而，杜聿明不顾个人安危的敬业精神，换来的却是东北战场上的连连败北。

    听到四面八方传来的败绩，病榻上的杜聿明心痛万分，他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调到中共控制的哈尔滨台，播音员清脆悦耳的声音随即传来：

    “去年的昨日我们退出四平，今年的昨日我们消灭敌人两个师……一年来东北人民自卫战争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国民党军进攻东北到我军主动撤出四平……”

    “又是四平……”

    杜聿明念叨着，猛然一惊，大声叫道：

    “林彪下一个目标是四平！”

    杜聿明立刻命令参谋长赵家骧，由于着急，声音都有些颤抖：

    “共军下一个目标是四平，马上通知陈明仁，加强防御工事，死守四平。”

    赵家骧被杜聿明肯定的口气惊得目瞪口呆，赶紧电话通知陈明仁。

    陈明仁是第71军军长，此刻正率部驻守四平。

    早在进驻四平时，陈明仁便亲自视察四平全城地形、地势和建筑布局，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秘密”：

    四平的建筑，主要是沙俄时代的哥特式建筑，和日占时期的东洋式建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建筑竟是遵循现代战争防御体系设计和建造的，更为可喜的是建筑材料的坚不可摧。

    这种建筑材料是盖房建屋必不可少的——砖。

    这里的砖是用当地特有的黑土烧制的，而这种黑土烧出的砖不仅颜色红艳，且具有超强的抗击力，四平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这种砖砌成。

    陈明仁用六0炮对着红砖建造的墙壁射击，结果墙面上只留下一些小坑和小麻点。

    陈明仁仰天大笑：

    “哈哈哈，天助我也！去年共军竟然没有发现这个天大的秘密！”

    在此基础上，陈明仁开始大兴土木，构筑坚不可摧的“陈明仁防线”。

    最后竣工的陈明仁防线，在全城范围内，几乎做到楼皆工事，房皆碉堡，以沟代路，沟壑相连。一旦外围工事被突破，内部仍是一个整体的防御系统。

    “共军一无飞机，二缺大炮，对这铜墙铁壁的四平，看他们如何攻得下！”

    面对“陈明仁防线”，陈明仁如是说。

    然而，东北民主联军选择绝佳的时间，却不声不响攻进了四平城！

    这一天，是6月14日，天降大雨。

    晚8时，民主联军突然向四平发起进攻，杀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西南城角被突破。

    陈明仁没有料到民主联军会冒雨攻城！但他没有因此惊慌，而是有条不紊，迅速调集兵力，向突进城内的共军进行反击。

    令陈明仁大出意外的是，尽管凭借优势防线与武器装备，却无法击退进城共军。不但如此，共军在城内占领地区越来越大。到20日，四平城区一半以上面积被民主联军所占。

    万分危急之中，蒋介石修书一封，空投至四平：

    “四平一仗，关系党国命运，这正是汝等效忠党国的好时机……”

    蒋介石的话，让陈明仁坚定死守四平之决心，但他已毫无胜算，只得固守待援。

    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调集第53军、第93军、第52军195师、新6军以及重炮、战车等部队，由郑洞国指挥，驰援四平。

    于是，四平战场局势发生逆转。

    天上，飞机不断投掷炸弹、燃烧弹、火箭炮；地上，火焰自四面八方喷射出来。民主联军的阵地上，洒满战士们的鲜血。

    林彪原计划三五日攻下四平，如今近10日，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中。尤其国民党军援军已到，火力强盛，若继续战斗，怕是攻不下四平，反而陷入被动。

    林彪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地图，头也不回地挤出一个字：

    “撤！”

    于是，6月30日，民主联军分批撤离四平战场，夏季攻势就此落下帷幕。

    四平，又一次让林彪留下遗恨。眼见6000多名伤员从前线运往后方，林彪痛心疾首，此后他几次检讨攻打四平，是他对敌情估计有误，急躁轻敌所致。

    尽管林彪再次错失四平，但为期50天的夏季攻势仍取得了预期胜利，共歼敌8.3万余人，收复城市42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将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

    此时，民主联军已完全获得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秋冬季攻势，吓跑陈诚

    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结束之后，杜聿明受战败打击，病情加重。7月8日，杜聿明返回上海，准备赴美治病。

    时逢杜聿明母亲生日，宋美龄突然从南京前来上海拜寿，令杜聿明既感动又感激。

    寿宴结束后，宋美龄与杜聿明亲切交谈，言辞恳切，希望杜聿明留下辅佐蒋介石，杜聿明遂取消赴美计划，入住上海医院。

    7月12日，南京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抵达沈阳，召开军事会议。由于此前曾传陈诚将赴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之职，此时熊式辉见状，非常识趣地主动让位，上书蒋介石请辞。

    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熊式辉连发七封信，蒋介石都予以挽留，并一再表示，东北人事绝不变更。熊式辉信以为真，于是安下心来，积极整军经武，主持局面。

    不料，8月初，南京突然降旨，免去熊式辉东北行辕主任之职，由陈诚接替。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令熊式辉十分气愤。后来熊式辉见到杜聿明，曾发牢骚说：

    “我历来知道老蒋擅玩权术，但未料到会这样整我，以后谁再为他卖命？陈诚想到东北出风头，等着瞧吧，有这个小鬼的好戏瞧！”

    然而，陈诚却是雄心勃勃。8月3日，陈诚到达沈阳，一下飞机，便发表就职演说：

    “总裁曾讲，北伐时那样落后的装备，我们都能成功，如今美械武器，加上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岂有不成功之理！”

    陈诚高调就职，到处扬言：

    “要在6个月之内消灭共军，建立三民主义新东北。不收复东北一切失地，本人绝不回南京！”

    陈诚到任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取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军事作战由东北行辕直接指挥。也就是说，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职务被陈诚解除了。

    赶走了熊式辉，拿掉了杜聿明，陈诚独揽了东北党政军大权。

    而陈诚是否比杜聿明更高明，可以说没有人看好。所谓“陈诚出马，一个顶俩”，不过是一些人对陈诚的戏谑与讥讽。

    此前，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败绩连连，一年损失百万大军，颜面尽失。此番前往东北，并非真要争个“东北王”当下去，不过想打几场漂亮仗，挽回面子，回南京继续做参谋总长。

    上任伊始，陈诚重新划分战区，大量补充兵员，又向蒋介石请求，将王铁汉的第49军从苏北调到东北战场，这样，东北战场共达10个军，总兵力50万以上，与当时东北民主联军的总兵力已大致相等。

    扩军之后，陈诚大力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在国民党军队中争取到一定人心。

    与此同时，陈诚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策划下，制定出“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采取“依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将主力部队以军为单位，部署在长春、沈阳与沈阳、锦州之间，同时在沈阳地区集结重兵，以随时准备援助北宁线与中长线，保证两线畅通，待关内援军到达，即转入全面进攻，扭转东北战场被动局面。

    就在陈诚加强重点城市工事构筑，和对交通线控制的时候，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做出决定：发动秋季攻势，打击陈诚的嚣张气焰。

    在夏季攻势之后，民主联军已发展为9个纵队、39个师，连同地方武装，总兵力达51万余人。

    9月14日，民主联军拉开秋季攻势的序幕。当天，国民党军暂编50师主力被民主联军击溃。

    9月15日，国民党军暂22师大部被歼。

    出师不利，令陈诚十分沮丧。

    9月19日，王铁汉的第49军被包围。

    陈诚闻讯，顿时慌了手脚，急令第93军驰援。

    而第93军对此并不热心，这支来自云南的部队，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哪里危险被派到哪里，几乎每次进攻、冲锋都是打头阵，使这些非嫡系部队官兵牢骚满腹，厌战情绪日益滋长。

    于是，第93的“驰援”变成了老牛拉破车，慢慢腾腾，在遭遇民主联军阻击后，立刻停滞不前，驻足观望。

    第49军苦撑两天之后，见救援无望，只得自己突围。结果除军长王铁汉率200人侥幸逃脱外，这支由陈诚特地从关内调来的部队，1.17万人全部被歼！

    消息传来，陈诚惊得呆若木鸡。

    令陈诚更为震惊的是，共军竟发动2.6万民工，在两天之内，将北宁线锦榆段（锦州至山海关）的铁路全部拆毁！与此同时，锦榆段10多个据点，全部被共军拔掉，1000多名守军，非死即伤。

    北宁线的瘫痪，使沈阳火车站变得死气沉沉。沈阳市民用一句顺口溜讽刺陈诚：

    “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

    陈诚真正体验到共产党的厉害：在几千里战线上，东北民主联军频繁出击；国军战败的消息，雪片般飞来，令陈诚应接不暇，胆战心惊。

    从9月14日开始，在历时50天的秋季攻势中，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9万多人，攻克县以上城市17座，缴获各种口径火炮1051门，各类枪械7.7万余支，战马5000余匹。

    11月5日，东北民主联军鸣金收兵，凯旋。

    陈诚终于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此时，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北宁路、中长路沿线34座孤立的城镇，掌控面积仅6万平方公里，占东北总面积不足14%。

    但看着停靠在沈阳火车站死蛇一般的火车，陈诚想到了“冬眠”，在零下20至40度的严寒冬季，陈诚有理由认为，共军不会发动进攻，因而抓紧时机休整部队，加强工事，做好重点防御，以待援军。

    参谋长赵家骧却没有陈诚那样乐观，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忧心忡忡地说：

    “别以为大雪能挡得住共军，杜司令长官马失前蹄，就是在去年冬季。冬天是共军最活跃的时候，而我军却要冬眠！”

    事实正如赵家骧所言，对民主联军来说，天气严寒，江河结冰，正是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在双城那座普通的民宅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做出决定：

    趁国民党军创伤未复、求援不得之际，发动冬季攻势！

    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几十万大军顶风冒雪，向沈阳外围悄然进发。

    法库被围，第一封告急电飞进沈阳陈诚的总部。

    陈诚一时摸不着头脑，弄不清共军怎么会从天而降。参谋长赵家骧说：

    “应尽快命新6军、新3军驰援法库，晚了就来不及了！”

    陈诚一时六神无主，赶紧给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6军军长李涛打电话，赵家骧又提醒说：

    “围城打援是林彪的惯用战术，让他们一定当心，千万别赔了夫人又折兵。”

    赵家骧一语成谶，驰援法库的新3军暂59师主力果然被全歼。

    紧接着，民主联军势如破竹，一路风扫残云，从四面八方扑向沈阳四周的小据点。

    看着雪片般飞来的告急电，陈诚后悔莫及。悔不该放着参谋总长的清福不享，到这里来冒险。

    为了扩大战果，林彪有意“分散”主力，以达引蛇出洞的目的。

    陈诚果然上钩，根据解放军（东北民主联军于1948年1月1日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种种行动迹象，判断解放军主力已经分散，遂于1948年1月1日，从沈阳、新民、铁岭地区调集5个军15个师，兵分三路，呈扇形向沈阳西北出击。

    “引蛇出洞”成功，林彪采取参谋长刘亚楼的建议，根据陈诚的部署，迅速集中主力部队，阻击国民党军战斗力较强的中、右两路，围歼其孤立且力量较弱的左路，即新5军。在解放军6纵节节阻击、诱敌深入至公主屯地区的同时，2纵、7纵迅速运动至公主屯以北、以西，待命歼敌；3纵迅速迂回至公主屯以南，切断新5军向新民的退路。

    与此同时，1纵、3纵、10纵共同切断中、右两路与新5军的联系，阻其增援。

    1月4日，当诱敌深入的6纵突然停下还击，解放军各路纵队纷纷向新5军冲杀过来时，新5军军长陈林达方知情况不妙，急电陈诚，要求撤退。

    但陈诚接到电报后却犹豫不决，时而命新5军固守待援，时而又想命新5军撤退。

    由于中、右两路部队被解放军切断，陈林达在固守中迟迟不见援军，告急电报频频飞进陈诚的总部，等陈诚终于大笔一挥，命新5军退回沈阳时，已经到了1月6日，新5军已被四面包围。

    新5军刚从新民以北的公主屯撤出，即被解放军切为数段。

    作为蒋军精锐部队，新5军在东北国民党军各部中，其武器装备与战斗力均属上乘；军长陈林达称得上国民党军中一员悍将，穷途末路之中，不仅率部拼死抵抗，且竟然下令用士兵的尸体构筑工事，在前沿阵地筑起一道“肉墙”；并组织“军官大队”突围，企图打开一道缺口逃生。

    1月7日上午，解放军向新5军发起总攻。当天下午，新5军2.02万人被全歼，军长陈林达、第195师师长谢代蒸、第43师师长留光天被俘。

    东北人民解放军不仅取得了对左路新5军歼灭战的胜利，对中、右两路国民党军的阻击战，也取得了歼敌4000的战果。

    新5军全军覆没消息传到沈阳，陈诚吓得浑身发抖，手足无措，连夜向蒋介石飞电告急。

    1月10日，蒋介石飞抵沈阳。

    陈诚及东北行辕副主任罗卓英早已等候在机场，蒋介石一下飞机，陈诚、罗卓英便率先向蒋介石汇报，将责任一股脑地推到第9兵团廖耀湘与新6军军长李涛身上，说他们拒不执行总部命令，拒不增援，致使新5军全军覆没。

    蒋介石听后，火冒三丈，即宣布召开师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追查责任。

    第二天，会议在东北“剿总”司令部的会议厅召开。蒋介石一入座，即对廖耀湘、李涛一通严词指责，并宣布将对两人予以严惩，以儆效尤。

    不料，廖耀湘与李涛根本不服，当即起身争辩。廖耀湘说：

    “报告总裁，我并没有接到救援新5军的命令！”

    “是的，我也没有接到命令！”李涛紧跟着说，

    “陈林达曾向我部求援，我部也曾突击救援，但被共军阻击，切断了联系。”

    “我军也是如此。”

    廖耀湘与李涛一人一句，说得蒋介石哑口无言。蒋介石回过头看看陈诚，陈诚说：

    “我部署完毕后，由罗卓英下达的作战命令。”

    罗卓英是陈诚的亲信，自然要替陈诚说话，他支支吾吾地说：

    “我是电话通知廖司令官和李军长的。”

    “我没有接到电话！”廖耀湘和李涛异口同声地反驳。

    “指挥作战为什么没有书面命令？”蒋介石再一次看着陈诚。

    陈诚只好嗫嚅着说是总部参谋业务上的疏忽。

    陈诚如此搪塞，使会议陷入僵局，也使蒋介石的彻查问责无以收场。在一片尴尬气氛中，陈诚只好站起来，无可奈何地说：

    “新5军被歼，完全是我指挥无方所致，与众将领无关，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见陈诚隐瞒了实情，心里虽然不满，但也不愿惩罚这位嫡系爱将，只好说：

    “现在撤掉总司令，会影响军心士气，待战争结束，再评功过！”

    说完，拂袖而去。

    陈诚指挥无方打了败仗，又在众将领面前如此丢脸，心情无比愤懑。尤其感到东北前途暗淡，自己已无法脱身，回到官邸后，竟与妻子谭祥抱头痛哭。

    不久前蒋介石派专机将谭祥送到沈阳时，陈诚与妻子一见面，两人也是抱头痛哭，陈诚甚至哀怨地说：

    “总裁派我来东北送死也就罢了，而今又送你来赔死！”

    事实上，凭着陈成夫妇与蒋介石夫妇的特殊关系，陈诚夫妇无论如何是死不了的。

    由于谭祥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又是在宋美龄撮合下与陈诚结婚，于是，陈诚走了“夫人路线”，让谭祥回“娘家”，向宋美龄求情。

    这一招果然奏效。

    经谭祥如此这般一说，宋美龄心疼干女儿，自然也就爱屋及乌，即对蒋介石说：

    “辞修（陈诚的字）已经病得无法起床，怎能应付东北如此混乱的局面，还是换个人吧。”

    蒋介石原本也没打算让陈诚在东北久待，如今夫人求情，便当即应允，决定由卫立煌到东北接替陈诚。

    1月22日，卫立煌飞抵东北。

    2月5日，陈诚在入主东北5个月后，灰溜溜地告别了这片给他带来惨痛教训的黑土地，登机返回南京。

    蒋家起纷争，上下失和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务，任命东北行辕副主任郑洞国、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为顾全陈诚的面子，东北行辕主任名义上仍由陈诚兼任，任命卫立煌为副主任、代主任。

    陈诚逃离东北后，几乎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都明白，东北已成为火坑，跳进去在劫难逃。卫立煌何许人也，因何要替陈诚收拾这个烂摊子，因何要跳这个火坑？

    卫立煌发迹于北伐战争，抗战中表现不凡，尤其是1944年率中国远征军赴中缅边境，击溃日军，收复滇西，打通滇缅公路，立下赫赫战功，战后被美国《名人辞典》和《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

    尽管卫立煌战功卓著，又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但由于既非江浙籍，又非黄埔出身，尤其在抗战中与共产党八路军过从甚密，因而非但不被蒋介石重视，反而备受猜忌。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决定以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为基础，组建陆军总司令部，照理，时为远征军司令的卫立煌理所当然改任陆军总司令，但蒋介石却任命何应钦为陆军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陆军副总司令。

    剥夺了卫立煌的兵权，蒋介石又逼迫卫立煌携夫人出国考察，一走便是一年，直到东北战局吃紧，蒋介石才想起这位“常胜将军”。

    作为一名军人，卫立煌自然不愿失去兵权赋闲在家，但又不愿去东北收拾陈诚丢下的烂摊子，代陈诚受过。当时卫立煌住在南京上海路五号的私人寓所，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刻前往总统府，当面拒绝蒋介石的任命。

    卫立煌拒赴东北的消息立刻传到谭祥那里，谭祥焦急万分，只得亲自登门拜访，请求卫立煌说：

    “辞修（陈诚字）胃病犯了，实在支撑不住了。东北共军不好对付，只有卫先生出马才有办法。”

    卫立煌夫人韩权华毫不客气地反驳说：

    “什么好对付不好对付，有权有利的时候你们抢，弄得不可收拾了就叫我们去收摊儿么？”

    谭祥碰了个软钉子，蒋介石又派张群、顾祝同登门，希望能说服卫立煌。张群对卫立煌诚恳地说：

    “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但从国家前途着想，要想挽回东北局势，大概只有你出马了。”

    卫立煌心里明白，张群的话绝不是给他戴高帽。他不敢说自己是最好的军事统帅，但主持东北军事，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对部队与将领的熟悉，当年的远征军如今是东北战场的主力；东北战场的许多将领都曾是他的老部下，像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这些人，也都在远征军中接受过他的指挥。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共产党军队的好感、抗战中与共军达成的默契。也就是说，做最坏的打算，即使最后东北守不住，他还可以随机应变，与共军合作；而出掌东北成功，他就是封疆大吏！

    冒险，但值得一试。

    听说卫立煌态度有所改变，蒋介石立刻召见卫立煌，当面保证，万一东北战局失利，一切责任与卫立煌无关；并答应从关内调5个军充实东北兵力。

    在这样的条件下，卫立煌飞赴沈阳，走马上任。

    到东北之后卫立煌才知道，形势比他想象的糟糕得多，此时解放军冬季攻势仍在进行，连连攻城略地，卫立煌吸取陈诚的教训，采取集结固守的办法，将主力集中在沈阳附近，不管解放军打到哪里，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也不管蒋介石如何再三电令出兵，他只抱定一条：按兵不动。

    他说：“共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圈套。”

    为了固守沈阳，保存实力，以观战局发展，卫立煌将吉林守军撤往长春，将四平守军调往新民。

    3月9日，解放军占领永吉（吉林）和号称电都的小丰满，13日解放四平街，直到15日冬季攻势结束，卫立煌始终作壁上观。

    在为期3个月的冬季攻势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8个整师，计15万余人；攻占城市18座，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地区。

    在此3个地区中，国民党军只剩下长春、沈阳、抚顺、本溪、锦州、葫芦岛等几个孤立据点。由于交通被切断，沈阳、长春军民补给，全部依靠飞机运输。

    蒋介石对卫立煌大失所望。

    早在卫立煌赴任之前，蒋介石就向他郑重提出作战计划：

    “北宁路是连接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干线，战略意义极其重要。你到东北第一件事，就是打通北宁线，先从沈阳打到锦州。只要这条路打通，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而卫立煌赴沈就职后，蒋介石更是一次次致电，急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部队从沈阳撤往锦州，甚至派员前往沈阳说服，卫立煌却针锋相对，派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前往南京，据理力争。

    与此同时，卫立煌坚守沈阳，岿然不动。

    事实上，蒋介石对东北的态度一直处于矛盾之中，早在抗战胜利之初，美国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不断对蒋介石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要求国民党占领整个东北。蒋介石何尝不知道东北是块肥肉，但慑于苏联的力量，对接收东北一直有所顾虑，后来总算打到长春。如今若是丢失东北，南京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受到的打击不堪设想。

    毫无疑问，失去东北，便等于失去美国人的信任，等于失去美援，这无异于置蒋介石于死地。

    然而，面对东北解放军的咄咄攻势，不撤军，结果会怎样，令蒋介石不敢想象。

    而此时，中原、华东解放军已勒兵江北，江对岸的都城已缺乏强悍部队做屏藩，而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大部分是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精锐部队，蒋介石巴不得将这几十万大军撤人关内，护卫京都。

    因此，蒋介石既想让卫立煌全力打通沈锦线，将主力部队从沈阳撤往锦州，与华北集团连成一片，又不忍放弃沈阳、长春等大城市。

    在犹豫不决之中，他对东北的态度变来变去，当关内形势吃紧，他便催卫立煌撤退；当卫立煌据理力争，他又觉得有道理，同意暂时固守，甚至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3月31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卫立煌。卫立煌抵达南京的当晚，蒋介石便约卫立煌谈话，以沈阳、长春交通断绝，单凭空运补给无法维持为由，坚持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他唉声叹气地对卫立煌说：

    “我们运输机和汽油都很紧张，无法维持东北这样庞大部队的补给，情势所迫，只得将东北主力撤到锦州。”

    卫立煌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如此沮丧，如此无可奈何，他想了一下说：

    “运输请美国顾问团帮助解决，应该不成问题，只要你同意主力部队留在沈阳，东北部队的补给我个人负责。”

    “既然这样，就按你说的办。但是一俟补充整训完成，仍要尽快打通沈锦线。”

    卫立煌当即应允。

    回到住处，卫立煌找来他的补给司司长刘耀汉。刘耀汉是留美学生，曾在外事局做翻译，与美国顾问关系甚好。通过刘耀汉联系，卫立煌很快与美国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达成一致：由美军负责东北部队补给的空中运输。

    卫立煌此次返京，可谓收获颇丰，不仅说服了蒋介石，而且得到美顾问团的大力支持，回到东北后，兵员、装备、给养源源而来，卫立煌喜上眉梢，积极整军经武，加紧训练，东北国民党将领皆为之精神大振。

    然而，整训一个月之后，5月初，蒋介石再次下令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到锦州。

    蒋介石的变卦，仍然与关内形势变化紧密相关。当时山东兖州被解放军攻克，济南被围，令蒋介石焦急万分；而胡宗南在陕北连吃败仗，被解放军歼灭数万人，蒋介石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计划彻底破产，蒋介石急红了眼。

    但东北战场的形势并非蒋介石所想象，说撤军就可以撤军。

    东北解放军主力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严密监视着沈阳、长春国民党军的一举一动。一旦沈阳主力单独撤退，背辽河、新开河、绕阳河三大水系侧敌，向锦州行动，极有可能被解放军包围、切断、分别吃掉。

    卫立煌特地将廖耀湘找来，对他言明利害：

    “撤退沈阳主力，首先应从关内派几个军到锦州，向东打通锦沈线；沈阳部队则西进与其会师，然后一同北上，将长春被围困的部队拉出来，到那时才可能稳妥撤退。”

    廖耀湘对此表示赞同。卫立煌又说：

    “如果按总裁的指示行动，沈阳主力即使撤退成功，长春守军10万，沈阳留守部队5万，这15万人如何自保？”

    廖耀湘连连点头。卫立煌接着分析：

    “一旦沈阳主力撤退的消息传出，长春守军即刻会斗志全无，共军吃掉长春就会易如反掌。等不到沈阳主力行动，长春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共军吃掉长春，北方主力即可全力南下西进，你以为沈阳主力会走得了么？”

    卫立煌讲这番话的目的，是想让廖耀湘做说客，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以避免他再与蒋介石当面顶牛使矛盾升级。其结果，不仅令卫立煌大失所望，而且大出意料。

    蒋介石完全无视东北国民党现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当廖耀湘与参谋长赵家骧、第6军军长罗又伦到达南京后，蒋介石首先在私邸召见廖耀湘，第二天即在会议上宣布。：

    “除周福成的第53军留守沈阳外，其他部队改组成机动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随时准备打通锦沈路，撤退锦州。”

    蒋介石话音一落，在座几人不禁面面相觑。大家心里都明白，蒋介石此举，是要拉拢廖耀湘，架空卫立煌。而这种对沈阳部队的大规模改组，又如何能保得住密？一旦泄露，势必引起周福成部及其他地方部队的惶惶不安，机动兵团又如何能顺利撤退？

    会后，蒋介石单独对廖耀湘说：

    “你是黄埔学生，我不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呢？你把主力拉到锦州，以后东北的军政就由你来主持！”

    廖耀湘受个人利益驱使，返回沈阳后，一改对卫立煌的支持，急于组建机动兵团，以达成功撤退、主政东北的目的。

    而卫立煌作为“剿总”司令，岂能坐视廖耀湘将沈阳主力拉走，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廖耀湘的机动兵团不仅未能成立，而且将他本人置于与卫立煌的对立位置，两人矛盾迅速激化。

    蒋介石又先后调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沈阳防守司令官梁华盛、第七兵团司令官刘安琪，赴京述职，要求他们将主力拉到锦州。但这两人都知道主力拉出去会被吃，不敢接受这一任务。

    蒋介石见东北将领上至卫立煌，下至兵团司令官、防守司令、军长，都不同意他的方案，又将刚成立不久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由秦皇岛迁往锦州，让冀热辽边区司令、同时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范汉杰坐镇锦州，准备由范汉杰打通锦沈线，将沈阳主力拉到锦州，由范汉杰统一指挥。

    由于范汉杰的边区司令部是归华北“剿总”与东北“剿总”双重指挥的机构，卫立煌担心华北吃紧时范汉杰的部队会被调走，使沈阳更加孤立，与蒋介石几度争执，终于将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改为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由范汉杰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任锦州指挥所主任。

    但冲突并没有结束，由于卫立煌主张巩固沈阳、锦西、葫芦岛防务，范汉杰怀揣“尚方宝剑”，对卫立煌的命令置之不理，集中精力经营锦州。

    于是，卫、范争端骤起，转瞬升级。

    蒋介石用人，不仅以黄埔系与江浙籍为嫡系，且更是重用“奴才”。为了物色一位“听话”的将领，不惜将原本还算和谐的将领间关系搅乱，致使将领们各怀鬼胎，各据一部分实力，个个直接听命于蒋介石，谁也无法统一指挥，包括蒋介石本人。

    就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愈演愈烈之际，东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悄然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与东北国民党军展开最后的战略大决战。

    【第二章】锦州战役——扼住蒋军咽喉

    伟人大手笔，关门打狗

    1948年，在全国内战战场上，国共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国民党已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共产党由战略防守转为战略进攻。

    在东北战场上，自1947年夏到1948年春，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消灭国民党军30多万，占领城镇77座，面积达东北全境97%，人口达东北总人口86%，此外还拥有1万多公里铁路，占据东北全境95%。

    在与国民党军战斗的同时，东北人民解放军积极扩军，组建了第5、11、12纵队，到1948年秋季，已拥有12个步兵纵队共36个师、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个坦克团，共75万人，加上地方部队，达103万人。

    此时，国民党军卫立煌集团拥有正规军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48万人，加上地方部队，共55万人，兵力远劣于东北人民解放军。

    而这55万军队中，新编部队多，新兵多，缺额大，战斗力大减；尤其被全部钳制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独立地区，陆路联系已被切断，鉴于大势已去，军队中厌战情绪蔓延，就连蒋介石的五大王牌主力之新1军、新6军，也都萎靡不振，雄风不再。

    在此形势下，一场变秋季攻势为战略大决战的宏伟蓝图，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一间普普通通的民房——中共中央军委作战室里，开始酝酿设计。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便在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指出：

    “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利。”

    当时冬季攻势正在进行，攻占辽阳、鞍山、本溪、营口等战斗刚刚打响，卫立煌刚刚走马上任，毛泽东便提出“关门打狗”的战略构想。

    5月，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后，毛泽东已胸有成竹，决定与蒋介石展开战略决战，而这首场决战，毫无疑问要放在东北战场。

    在东北战场，国民党军未来会有两种动向可能：一是撤离东北；一是固守东北。

    从全国战局来看，如果国民党军撤离东北，进入华北、华东，就会加大解放军在这两个战区的压力，而若能将国民党军关闭在东北大门之内，则分割了国民党军的兵力，将大大缓解解放军在这两个战区的作战压力。

    而冬季攻势结束后，大部分东北人民解放军位于沈阳和长春之间，另有两个纵队在沈阳与锦州之间，一个纵队在唐山、昌黎附近。

    因而，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从全国战局出发，决定利用在东北掌握的战争主动权、占据的战略优势地位，将国民党军关闭在东北大门之内，而东北大门，就是锦州！

    而此时，在哈尔滨南边的双城小镇，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的大宅院里，林彪差不多整日倒骑着椅子，面对墙上的地图，静静地思考着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他的目光长久地徘徊于长春和锦州之间，究竟该先打长春还是锦州？

    并非举棋不定。对每一场战役的部署，他都要长久地在地图前反复思考，将所有的细节都想清楚，将所有的数字都“运算”到最精确，对战场兵力的计算，可以精确到一个营甚至一个连。

    他不打无把握之仗，每仗必留余地。在进攻时要计算到有全胜的把握，同时还必须留出退路。即使如此，也难以确保万无一失，因此，他不能有半点的掉以轻心。

    长春国民党驻军10万，孤立无援，由于距离北满根据地较近，先攻下此地，便可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兵力南下。

    也正因为这里距离北满根据地较近，便于集中兵力，亦便于解放区出兵增援，同时长春距离沈阳较远，敌人不便增援；如若敌人增援或突围，可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尤其背靠根据地，进退裕如。

    锦州国民党驻兵15万，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距离援军较近。如若久攻不下，援兵赶到，或许四平攻坚的噩梦将会重演……

    更重要的是，解放军远离根据地，一旦被沈阳国民党主力切断退路，后果将不堪设想。

    先攻打长春，显然更具胜算。

    林彪坚定地将目光自锦州移开，锁定长春。

    林彪行事，向来谨慎，尤其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他平日里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谈起自己吃过的败仗，却是滔滔不绝。

    四平攻坚战的失利，是林彪在东北吃过的较大败仗，对于这次失利，林彪曾在总司令部的干部会议上，3次进行检讨，反复强调说：

    “四平没打下来，大家都没责任，主要是我情况了解得不够，决心下得太快。另外，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军攻坚技术差，这也是由于我平时缺乏深入研究造成的。”

    林彪反复检讨，将导致四平攻坚战失利的原因，不论大小，一一摆出，一一分析，再提出相应对策，以避免以后再犯同类错误。

    也正是这次失利的惨痛教训，让林彪不敢轻易出兵锦州，而选择了更为稳妥的长春。

    如此，他与毛泽东就先打哪里产生了分歧。

    4月18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致电中共中央，称：

    “我军目前正在进行军事整训，本月底可结束，然后拟以半个月时间进行军事教训……然后集结冬季攻势中原有的9个纵队，担任攻长春和打援。……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10天到半月的时间，进行攻城作业和各种攻势准备，并扫清外围。如敌增援，则主力南下，在四平附近野战中展开大规模的反击，歼灭敌人；如敌再增援，则我军即对长春发动全面总攻……”

    实际上，林彪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

    “又是一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我看，只能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再申明打锦州的重要性。”周恩来说。

    “也只有如此了。”

    毛泽东虽主张南下北宁线，切断东北国民党与华北联系，以达到“关门打狗”之目的，但出于对战场指挥员的尊重，在仔细研究了林彪等人的方案之后，于4月22日回电，表示同意先打长春，同时指出：

    “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者有不可克服的困难。……你们自己，特别在干部中，只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这其实也在表明，北宁线不是不可以打；同时提醒林彪等，注意避免在领导干部中产生畏难情绪。

    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1纵、6纵，12纵第34、36师以及数个独立师，共13个师的兵力发动长春外围战，攻占西郊大房身机场，歼敌6000余人，自身伤亡2100人。

    由于长春守军防守坚固，林彪等东北野战军领导分析后认为，目前正式攻打长春，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如全力进攻最后不能拿下长春，会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利影响。尤其蒋介石正千方百计逼迫卫立煌、范汉杰打通锦沈线，一旦锦沈线打通，而东野主力专注于攻打长春，沈阳及锦州之敌就有可能趁机逃跑。

    6月1日，毛泽东询问长春作战情况，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当日回复，对敌我情况做出分析，表示目前攻长春难度较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于3日给林彪发来朱德关于攻打长春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朱德在信中列举了我军较敌军的优势，分析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同时提出具体作战方法的建议，意为坚定林彪等人攻打长春的决心。

    同时，毛泽东致电林、罗、刘，请他们回答朱德信中所提的几个问题：

    1、以两个或三个纵队以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7至8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

    2、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

    3、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得一次大消耗？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经过探讨商议，制定了部队行动的三个方案，于6月5日报告中央军委：

    一、立即正式进攻长春，但成功可能较小；

    二、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到北宁线热河、冀东一带，但可能两头都无战果；

    三、对长春采取长期围城打援然后攻城，时间准备2到4个月。

    林彪等人显然更倾向第三个方案，中央军委也于6月7日回电表示赞同改打长春为围城打援，最后攻城。

    然而，东北野战军在长春外围作战之际，蒋介石一面催促卫立煌、范汉杰打通锦沈线，为撤军做准备，一面将葫芦岛的两个军调往战场，同时将锦州的工厂设备拆除运往台湾。显然，东北野战军若继续滞留长春城外，沈阳、锦州的国民党军极有可能趁机逃走。

    在此情况下，7月中旬，东北局召开常委会，重新讨论东北野战军的作战方向问题，最后达成一致：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打长春。

    7月20日，林、罗、刘致电中央军委，称：仍以南下作战为好，并提议于8月中旬南下作战。

    毛泽东本就主张南下作战，如今见林彪等人主动提出，甚感欣慰，立即回复表示同意。

    经过反复磋商，9月初，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东北局、东北野战军领导终于达成共识，确定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将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然后采取攻城打援的战法，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

    9月10日，东北野战军拟定辽沈战役作战方案：

    首先，以奔袭动作迅速扫平北宁线上锦州周边分散的国民党据点，切断敌军关内外联系；然后，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同时攻打增援之国民党军。

    同时继续围困长春，并随时准备歼灭长春突围之敌。

    一切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秋季攻势拉开序幕。此后随着战局的进展，中央军委领导与东野领导抓住时机，因势利导，终于将东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发展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的战略大决战。

    奔袭北宁路，攻克义县

    锦州，地处辽宁省西南部，位于“辽西走廊”东端，是京哈、锦承铁路交汇处。由于扼南来北往之咽喉，控制关内外交通命脉，成为国共双方军队必争之地。

    而在国共两党的战略大决战中，锦州的地位则显得尤为重要。

    锦州距离山海关200公里，距离沈阳230多公里，若解放军攻下锦州，即可切断华北傅作义集团和东北卫立煌之间的联系，达成“关门打狗”之局；

    若国民党军守住锦州，危难时刻，便可与华北傅作义集团联为一体，同时可通过海路与华东战区通连，给解放军造成巨大威胁。

    因而，毛泽东一而再要求林彪南下作战；

    因此，蒋介石再三要求卫立煌将主力撤至锦州。

    由于蒋介石将沈阳主力撤往锦州的目的一直没有实现，在辽沈战役开始之时，锦州有国民党驻军10万。

    歼灭这10万大军，就等于灭掉了东北国民党军五分之一的兵力。倘使沈阳主力援锦，则东北野战军战绩将更加辉煌。

    这是一场硬仗，因此林彪曾犹豫不决；

    这是一步好棋，因此毛泽东信心十足。

    林彪十分清楚，几十万大军南下，万一被国民党军识破出击北宁线的目的，中途阻击，“关门打狗”将会毁于一旦。

    为了迷惑国民党军，解放军以长春外围4个师兵力，大张旗鼓向沈阳开进，而林彪麾下的百万大军则悄然赶赴辽西，白天休息，夜间行军，路经的村屯，实行严格戒严，不准村民离村，以防走漏风声，而部队的所有电台，则一律留在原地，照常收报、发报。

    东北局社会部掌握了敌特长春站所属潜伏哈尔滨的“二五七组”，利用这个电台，可以向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传递假情报。

    当东北“剿总”查问长春外围4个师动向时，“二五七组”称：共军主力南下，准备围困沈阳。

    当东北“剿总”发现解放军主力出现在辽西时，“二五七组”则称：辽西共军非主力，系奉调入关，准备协同华北野战军进攻赤峰和承德。

    解放军成功迷惑了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始终未能发现解放军这个决战性的战略行动。

    1948年9月12日，这是一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日子——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外围各据点展开进攻，辽沈战役爆发！

    当日，第11纵队、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奔袭昌黎至兴城一线，到17日，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包围辽西走廊绥中、沙后所、兴城等地，吸引锦西第54军向南增援。

    16日，分别由台安、北戴河出发的4纵、9纵抵达锦州以北，包围义县。

    20日，由西安（今辽源）、四平等地铁运到阜新的3纵、2纵第5师、炮兵纵队抵达义县，接替4纵、9纵，包围义县；

    25日，8纵、9纵相互配合，攻占锦州以北葛文碑、帽儿山、薛家屯等要地，歼敌暂22师两个团大部，切断锦州与义县之间交通线。

    27日，自四平南下的7纵，与4纵、9纵队配合，攻占高桥、塔山、月亮山、砬子山、西海口等要地，切断国民党第54军与锦州的联系。

    28日，9纵与炮兵纵队一部以炮火进攻锦州机场，击毁敌机5架，封锁机场，切断国民党军空运。

    29日，由高桥继续向南奔袭的第4纵队，攻克兴城、绥中，切断国民党锦州至山海关的交通。

    同日，东北野战军完成对锦州的包围。

    至此，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平锦州外围据点，将锦州地区国民党守军范汉杰集团，从秦皇岛、山海关到锦州，切割成数段。其中，据守锦州的国民党军为新8军与第93军；位居锦西、葫芦岛的为第54军；驻守秦皇岛、山海关的为新5军。

    面对锦州、锦西、山海关三处敌人，先打哪一处，林彪一度举棋不定。

    9月26日，林彪致电毛泽东，请示：

    “打了义县、高桥、锦西、兴城之后，如果山海关敌人没撤，则打山海关，如果山海关敌人撤了，再打锦州。”

    27日，毛泽东回电称：

    “如能同时打山海关、锦州，则同时打，否则集中兵力打锦州。打下锦州就有了主动权，我们认为攻克锦州是有把握的。如果先打山海关，再回打锦州，劳师费时，给沈阳敌人以增援时间……”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制定打锦州的作战计划。9月29日19时，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将攻锦兵力部署报告毛泽东及中央军委：

    以5个纵队又2个最强的师及炮兵为攻锦兵力；以6个纵队（欠2个师）担任对付沈阳之敌。

    10月1日，林、罗、刘致电第一、二兵团，各纵、师，各军区、各独立师并抄发到团的战斗动员令——《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指出：

    “我在北宁线上的第一步任务已胜利完成。第二步，是准备夺取锦州，歼灭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北援之敌及长春突围之敌。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

    欲打锦州，必先攻义县。

    于是，林、罗、刘决定，以2纵5师、3纵7师8师9师，以及炮纵主力，热河独立师5万余人，在3纵司令员韩先楚、政委罗舜初指挥下，向义县进军。

    义县位于锦州北45公里处，是通往锦州的门户、攻打锦州必经之路，亦是锦州至承德、新立屯铁路的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是国民党军重要防守据点。

    蒋介石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一致认为：保东北必守锦州；守锦州必保义县，因此，十分重视义县的防守。

    义县古城墙高10米，厚4米，城下是又宽又深的护城河；加上国民党在这里修筑的永久、半永久的各种防御工事，可谓易守难攻。而义县古城一面临水，三面地势开阔，进攻部队难以靠近。

    守城部队是国民党93军暂编20师，是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的精锐部队，军中多经验丰富、战斗力较强的老兵，且武器装备精良，80%为美式武器。

    暂20师下属3个步兵团，师直属部队有山炮营、工兵营、辎重营、通信连、特务连、野战医院等，共8000余人，加上地主武装，共计1.2万余人。

    师长王世高为陆军少将，有文化，懂军事，但刚愎自用。

    对锦义地区的防守，范汉杰与王世高都很有信心。范汉杰认为，一旦义县爆发战斗，锦州前往支援十分方便；若是锦州、义县同时爆发战争，位于南面的葫芦岛、位于东北面的沈阳都可迅速增援。

    因此，王世高等义县将领，对固守义县一直持乐观态度。

    然而，当义县被包围，王世高等人意识到南下进攻北宁线的为解放军主力时，一时惊慌失措。东北野战军集中了在东北的主要力量，避开沈阳，迂回至锦义地区进行战斗，如此大的跨越，如此大胆的行动，自然不是王世高、范汉杰敢于想象的。

    29日下午，炮纵主力做好炮攻义县外围郑家屯、徐家坟的准备。

    在前敌指挥所里，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用望远镜观察着郑家屯、徐家坟守军阵地，然后对炮兵司令部司令员朱瑞说：

    “时间到了。”

    这时是下午3点整，朱瑞拿起电话，向炮纵发出命令：

    “开火！”

    霎时，炮兵阵地喷射出一条条火舌，一枚枚炮弹飞向敌军阵地。敌军阵地顿时血肉横飞，硝烟弥漫，震耳欲聋的轰炸声，掩盖了士兵的惨叫声。

    共军如此猛烈的炮火，使王世高以及所有国民党守军大为震惊，为了稳定士气，固守义县县城，王世高对守城将士发出训令：

    “义县乃锦州的屏障，如义县不保，锦州将垂危；若锦州失守，整个东北就完了。东北完，华北亦完。国家兴亡，在此一战。务必督饬官兵，坚守阵地以尽全功。如有擅自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

    蒋介石得知解放军攻打义县后，于30日给王世高发来电报，称：

    “世高吾弟：义县安危，影响整个东北战局，该师连日英勇歼敌苦战，殊堪嘉许。现已令锦州范主任大力增援，尚望勉励官兵再接再厉以尽全功。”

    王世高手持电报，目光落在“世高吾弟”之上，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急忙将电报给团长们传阅，鼓励他们固守义县。

    尽管有蒋介石的精神鼓励，尽管王世高给将士们下了死命，尽管有先进的美式装备，暂20师顶住了解放军一轮轮进攻，但却没能阻挡解放军的近迫土工作业。

    当一条条交通壕挖到义县城墙下时，王世高终于束手无策。

    30日，东北野战军清除全部外围据点。

    当晚12时，王世高召集副师长、3名团长、政工处长、军需处长，商议突出重围，向锦州靠拢。望着各位属下、弟兄，王世高无可奈何地说：

    “援军一时半会儿到不了，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撑下去只能全军覆没，只有突围。”

    几人商议后，决定10月1日晚突围。

    但王世高晚了一步。10月1日上午9时30分，东北野战军对义县发起总攻。随着骤然升空的信号弹，东野阵地60多门大炮引颈齐发，一排排炮弹在古城墙上、地堡工事上开花，顿时天崩地坼，大地颤抖。

    猛烈炮击1个半小时后，义县城东北方向被炸开一个缺口，宽达20余米！3纵第8师与炮兵一部迅速向城内发起冲锋。与此同时，2纵第5师、3纵第9师及炮兵纵队主力，从城西方向突破。

    解放军战地指挥所里，炮兵司令朱瑞放下望远镜，对韩先楚、罗舜初等人说：

    “我去前面看看。”

    “不行！正打得激烈，你不能去！”韩先楚、罗舜初同时阻拦。

    “我就是想看看城墙有多厚，算算多少炮弹能打透，以哪种打法更好，我这个炮兵司令总该弄懂这些实际问题吧！”

    朱瑞说着，起身就走。炮兵司令部其他人员立即跟上，生怕他出点危险。

    “注意安全！”韩先楚、罗舜初只好冲着朱瑞大喊。

    然而，不幸还是降临了。

    朱瑞见炮司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都在后面跟着，担心他们踩到地雷，大声嘱咐：

    “注意，踩着我的脚窝走，不要踩响地雷。”

    朱瑞话音刚落，一阵机枪扫射声突然从城门旁传来，大家立即就地卧倒。

    朱瑞惦记身后人员的安危，回头查看，就在那一瞬间，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朱瑞踩响一个地雷，随声倒在了地上。

    “朱司令员！朱司令员！”

    炮司工作人员再也顾不得脚下是否有地雷，哭喊着扑向已倒地的朱瑞……

    朱瑞是东北解放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中，中共方面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牺牲时，只有43岁。

    朱瑞牺牲后，战士们将一腔悲怆化作进攻的力量，含泪向义县展开更加猛烈的攻击。11时左右，各部即突击进城。国民党守军暂20师虽战斗力强，但终究抵挡不住东野攻城的强大炮火和进城部队的穿插突击。

    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义县县城被攻克，义县守军第93军暂20师及一个骑兵支队约万人被全歼，师长王世高、副师长韩润珍、团长赵振华等10余名军官被俘。

    自此，东北野战军彻底完成对锦州的包围。

    谋东西对进，老蒋令难行

    在东野南下北宁线作战之时，国民党高层仍在明争暗斗之中，蒋介石与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在一系列重大战略方针问题上仍然没有达成共识。

    北宁线战斗打响后，卫立煌还以为是解放军将于进攻长春的同时，组织部分兵力在北宁沿线发动破路与抢秋活动。因为9月上旬，解放军还在猛烈炮击长春。

    当东北野战军主力以神速扫除锦州周边据点，包围和分割北宁线守军时，卫立煌方大梦初醒：东北野战军要关门打狗！

    惊慌失措之中，卫立煌向蒋介石连电告急，请求蒋介石从关内调兵援锦。

    然而，此时蒋介石已顾不上东北战场，华东野战军正在攻打济南，一旦济南丢失，华东野战军将逼近徐州，进而逼近南京，后果令蒋介石不寒而栗。直到济南被攻克，蒋介石才在万分沮丧之中，将注意力转移到东北方面。

    在9月24日济南被攻克的当天，蒋介石便急令卫立煌飞赴南京。在商议挽救东北战局的会议上，蒋介石力主由沈阳出兵援锦，命令卫立煌将沈阳主力组成西进兵团，经沈锦路出辽西，援助锦州；同时在葫芦岛、锦西组织“东进兵团”，如此东西对进，对锦州共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以达解锦州之围的目的。

    卫立煌听了没有表态，但在心里却是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东西对进，南北夹击”，这样的话蒋介石已不知说过多少次，几乎没有一次“夹击”成功，倒是往往被共军夹击歼灭。共军一向善于打援，如今几十万主力南下，沈阳主力若单独出辽西，极有被共军节节切断、分别包围、各个吃掉的危险。

    因而，卫立煌主张：由关内出兵直接援锦，援锦部队与锦州部队会合，一同出大凌河向大虎山攻击前进，如此沈阳主力部队才能西出与东进部队会师。

    蒋介石自然不会采纳卫立煌的意见。卫立煌自知多说无益，对蒋介石的主张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

    但蒋介石清楚卫立煌并不赞成他的主张，担心他的作战方针得不到落实，特地派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卫立煌一同回沈阳，以监督卫立煌执行调兵援锦的作战方案。

    9月26日，顾祝同与卫立煌同机飞沈。作为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东北战局了如指掌，深知共军此次攻势非同一般。但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又不得不与总裁“分忧”，只得硬着头皮前往东北督战。

    飞机飞过锦州上空时，一位参谋向顾祝同报告：

    “锦州指挥所范主任请总长面授指挥机宜，要不要降落？”

    顾祝同正在闭目养神，看上去昏昏欲睡，其实脑子里一刻都没有离开东北战局。他睁开眼睛，对参谋扬扬手说：

    “直飞沈阳。”

    顾祝同怎么能在锦州降落呢？他深知锦州已成虎口，一旦共军炮击机场，他将有去无回！但看上去，顾祝同处乱不惊，淡定，释然，不露声色地对参谋说：

    “请转告范主任，好好干一场，大计已决，国军主力即开始行动。”

    范汉杰接到顾祝同的指示，顿时一头雾水，不知顾祝同的“大计”指的是什么。

    其实顾祝同哪有什么大计，无非就是蒋介石将空投一个师到锦州。至于锦西、葫芦岛与沈阳的东西对进是否能够落实，尚是未知数。

    到沈阳的第二天，卫立煌即着手组织空运第49军援锦，但刚刚将第49军的第79师（欠一个团）运抵锦州，28日，锦州机场便被东北野战军炮火控制，空运援锦计划告吹。

    顾祝同焦急万分，不停地催促卫立煌与机动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出兵援锦。

    其实卫立煌一回到沈阳，便立刻将蒋介石的命令告知了廖耀湘，廖耀湘也认为，蒋介石的作战方案不切实际，并提出营口撤退的主张。

    廖耀湘认为，东野进攻锦州，正好辽南空虚，应趁机将沈阳主力由辽中向南撤退，经牛庄袭取营口。营口位于辽东半岛西北部，大辽河入海口左岸，西临渤海辽东湾，与锦州、葫芦岛隔海相望。占领营口后，即可通过海路得到补给，无须再依赖空运。同时，既可从海上直接运兵至葫芦岛，增援锦州；亦可走海路撤至关内。

    出于共同的命运与利害关系的考虑，卫立煌和廖耀湘几经磋商，很快达成一致。26日晚，两人找到顾祝同，以东北负责将领研究结果的名义，正式提出卫立煌的固守沈阳和廖耀湘的西出营口两个作战方案，请顾祝同报请蒋介石选择。

    顾祝同听后摇摇头，毋庸置疑地说：

    “总裁的意图，既不是固守沈阳，也不是沈阳主力的安全撤退，而是东西对进，解锦州之围……”

    “西出营口，正是为了解锦州之围。”廖耀湘据理力争，“到营口后，既可以从海上直接增兵葫芦岛援锦州，也可北出大洼经盘山、沟帮子、北镇，进攻锦州共军侧背。”

    卫立煌则信誓旦旦地说：

    “若按总裁的部署，很可能锦州之围不解，同时也葬送了沈阳主力。”

    顾祝同见两人态度坚决，同时也觉得不无道理，只得将两套方案电告蒋介石。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于27日下午回电，令卫立煌按原命令行动。卫立煌岂肯执行这个不切实际的作战计划，与廖耀湘再次找到顾祝同，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希望他出于对几十万大军安危的考虑，出面说服蒋介石。

    但顾祝同向来惟蒋介石之命是听，对蒋介石的各项决策不会公开反对或抵制。见蒋介石对沈阳主力援锦方案初衷不改，只好主张执行蒋介石的命令。

    “我已经把你们的意见电告了总统，但总统考虑后仍要你们执行他原来的计划，总裁态度坚决，没有商量余地。我是奉命来监督执行命令的，不能再向总统说话。”

    见顾祝同如此说，卫立煌据理辩解：

    “我们不是不愿执行命令，只是要求待葫芦岛部队与锦州部队会合后，再东西对进共同行动。”

    “但总统命令现在行动！”顾祝同语气坚决。

    “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两个打赌，划十字（即写军令状画押的意思）！”

    卫立煌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语气中带有了明显的火药味。廖耀湘赶紧站出来排解，对顾祝同说：

    “事关数十万大军的命运，总司令负此大责，有责任申述意见，恳请总长再三考虑。”为缓和气氛，廖耀湘又说，“我们回去再仔细考虑一下。”

    第二天，即9月28日，顾祝同单独找廖耀湘谈话，又通过廖耀湘与卫立煌沟通，终于达成各退一步的决定，即卫、廖先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令部队向巨流河、新民地区集中，给顾祝同一个台阶，使其“完成”任务回京面报蒋介石，同时请蒋再考虑一下东北负责将领的意见。

    29日，顾祝同返回南京。但事情并没有按照卫、廖的意愿发展，顾祝同报告了他在沈阳与卫、廖争执的经过，蒋介石得知卫、廖不愿执行他出辽西援锦的命令，大发雷霆。

    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攻克义县，蒋介石闻讯大为震惊，感到沈阳再不出兵，锦州必亡无疑。

    第二天，蒋介石直飞沈阳。在经过锦州上空时，蒋介石给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空投了一封亲笔信，让范汉杰按规定的暗号回答三个问题：

    1、“坚决突围”；

    2、“死守待援”；

    3、“不能守”。

    范汉杰收到信后，当即作出选择，答复蒋介石：死守待援！

    范汉杰并不了解蒋介石与卫立煌等人之间的纷争，并没有意识到危机已经来临，而是极为乐观地设想：

    以锦州守军吸引东北野战军主力，从沈阳和华北调集主力部队，从外围包抄东野主力，与锦州守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在锦州城下与共军展开决战。

    他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所以选择了“死守待援”。

    范汉杰的答复令蒋介石十分感动，抵达沈阳后，下午4时即在东北“剿总”四楼召开军事会议。到会者除卫立煌、廖耀湘外，还有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参谋长赵家骧、第8兵团司令官兼53军军长周福成等师长以上军官。

    会上，参谋长赵家骧向蒋介石汇报了锦州战况，强调称：

    “共军炮火猛烈，大多是日本造山、野重炮，采取交通壕迫近作业战术，进展迅速，锦州局势很危险。”

    蒋介石听着直皱眉头。

    廖耀湘发言时称，共军攻打锦州正是要诱引我军出动长春、沈阳主力增援锦州，其目的在于打援而非攻城，一旦自长春、沈阳出兵，等于中了共军圈套，重申出营口的主张。

    蒋介石耐着性子听完众将领的发言，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言辞犀利的训话，训斥东北高级将领不想打仗，消极被动，态度坚决地表示：

    “只有坚持执行东西对进的援锦计划，华北抽调兵力经塔山向锦州进攻；东北‘剿总’放弃沈阳，立即全力向锦州夹击，东北才有希望。否则，恐怕明年此时，再没有机会在这里开会了！”

    蒋介石的讲话虽不容置疑和反对，但难掩其心情的懊恼与沮丧，他最后说：

    “我这次来，是救大家出去的！你们过去找不到共军主力，现在他们就集中在辽西走廊，这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大好机会。我相信你们能够发扬过去的作战精神，与关内军队配合，取得最终的胜利。万一失败，那么，来生再见。”

    蒋介石说这番话，本来是想鼓舞士气，但毫不掩饰他对东北战场的悲观情绪，结果适得其反。连他本人都对战争毫无信心，将士们更是心生穷途末路之感，散会后，一个个唉声叹气，意志消沉。

    随后，蒋介石在励志社单独召见廖耀湘，那是决定沈阳部队命运的一次谈话，气氛紧张，令人窒息。

    蒋介石第一次表现得如此不冷静，一见面就对廖耀湘大加斥责：

    “你是我的学生，为什么你也不听我的命令？”

    不等廖耀湘回答，蒋介石即以命令的口气说：

    “这次沈阳军队直出辽西，解锦州之围，完全交给你负责，如有失误，也惟你一人是问！”

    廖耀湘虽不敢当面与蒋介石顶撞，但仍委婉地据理力争。由于蒋介石早在5月份就决定在共军进攻锦州之前，将沈阳主力撤退到锦州，如今正好利用共军进攻锦州的机会，出营口安全撤退沈阳主力。因此，廖耀湘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反对沈阳主力出营口撤退。

    蒋介石表示：

    “现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撤退沈阳主力，而是要在撤退之前，与东北共军进行一次决战，给他一个大的打击。”

    但蒋介石并不了解东北解放军力量的增长速度，完全低估了解放军的实力，认为葫芦岛离锦州很近，增援部队会迅速打到锦州，因此决定，沈阳主力先集中新民、彰武地区准备，俟锦、葫两地军队会师之后，即东西对进，夹击共军。

    3日下午，蒋介石返回北平，5日从天津塘沽登上“重庆”舰，亲赴葫芦岛指挥作战。

    4日，沈阳主力11个师及3个骑兵旅组成的“西进兵团”，在廖耀湘的指挥下离开沈阳，准备先集中于新民、彰武地区，然后沿北宁路西进；与此同时，从华北拼凑的9个师与葫芦岛原有的两个师组成的“东进兵团”，也准备从葫芦岛东进，蒋介石的东西对进，南北夹击态势即将实现。

    就在这时，东北野战军首长发生意见分歧。攻取义县后，按照毛泽东“关门打狗”的战略思想，下一步便是攻打东北战略要地——锦州，然而，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林彪对攻锦却犹豫不决。

    在刚刚攻占义县时，韩先楚曾将一个被俘的团长叫到指挥部，指着墙上暂20师义县防御配备要图，问道：

    “你对我军解放锦州有何看法？”

    这位团长看着图上与实际丝毫不差的工事位置、兵力部署，答道：

    “义县只有几千人，弹尽援绝，你们是可以打下来，但锦州十几万人，工事坚固，沈阳和葫芦岛都可以增援，尤其葫芦岛与锦州近在咫尺，可以从海上调来大量援军，你们攻不下锦州的。”

    这位团长所言，也正是林彪所担心的。经过一番思前想后，10月1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称：

    “我对付锦西援敌及山海关兵力少而弱。为了牵制榆津段敌军及为了第一步在榆津段上抓住几个师，待北面大战结束后，调兵南下予以歼灭，我们建议杨、罗、耿兵团如已来不及向绥东前进协同杨成武作战时，则该兵团除留一两个旅在平张线破路外，主力可直向唐山、滦县前进击敌。”

    周恩来立即代替毛泽东回复林彪：

    “傅作义以五个步兵师四个骑兵旅正向绥东寻找杨成武部作战，我杨罗耿部虽不能到绥东，但不能不在平张段集全力积极行动，策应杨成武。因此，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山海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林彪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试图调动华北兵团出击北宁线，屡屡碰壁，让林彪心中十分不快。

    就在第二天，即10月2日，前线突然来报：国民党军在葫芦岛增加4个师兵力！林彪得知后摇头叹息：

    “准备的是一桌菜，上来了两桌客，怎么办？”

    当晚，林彪便以他和政委罗荣桓、参谋长刘亚楼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4个“A”字特急电报。

    在电报里，林彪提出了两种行动方案：

    第一，若攻打锦州，其8个师守军需要相当时间才可击溃，在战斗未解决之前，敌军定会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五六个师增援锦州，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两锦间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

    第二，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军围困，守敌8万人士气必低落。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把握较大。

    显然，林彪倾向攻打长春。

    但这封电报是林彪擅自以罗荣桓、刘亚楼名义发出的，3日晨，他即与罗、刘商讨作战方案，意外地遭到罗荣桓的反对，罗荣桓说：

    “中央三令五申，打锦州，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么想？怎么向中央交代？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

    “不是我动摇，是敌情变了嘛！”林彪摇摇头，“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怎么吃？”

    “多加几双筷子便可，区区4个师，你就怕了？”

    林彪见无法说服罗荣桓，将目光移向刘亚楼：

    “参谋长，你的意见？”

    “我赞成政委的意见，打锦州。”刘亚楼干脆地说。

    林彪无奈，只好令参谋到机要室追回昨晚发出的电报，但为时已晚。

    在罗荣桓提议下，林彪同意重新给中央军委发电，说明东野仍决定攻打锦州。

    罗荣桓起草完电报后，交给林彪过目，林彪看到电报开头“前电作废”四个字，皱起眉头，拿起笔一挥，将四字删去，这才将电报交给秘书发出。

    事实证明，罗荣桓的建议是正确的，是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的，毛泽东在收到林彪第一封电报后，大发雷霆，言辞犀利地给林彪连回两封电报予以反驳，直到罗荣桓起草的电报发来，毛泽东才消除了顾虑。

    中共中央与东北野战军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再次达成一致，其中罗荣桓功不可没。

    锦州攻坚战，一锤定乾坤

    10月1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率东野指挥机关离开双城，乘火车南下，赶赴锦州前线。10月5日，林彪等人来到锦州西北15公里处的牤牛屯，在锦州北459高地帽儿山设立观察所，并对部署进行了新的调整：

    以2、3、7、8、9纵和6纵17师，总共16个师，25万兵力，作为进攻锦州的主力；

    以4、11纵和2个独立师，在锦西北面——塔山、虹螺岘一线，负责打援，由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统一指挥。

    以独立8师，在山海关一带，牵制、迷惑敌人。

    以5、6（欠17师）、10纵和1纵3师、独立2师、内蒙古军区骑兵1师，在彰武、新立屯地区，阻击廖耀湘西进兵团，由6纵司令员黄永胜、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

    以12纵，自长春南开到通江口，阻击沈阳援兵。

    增调5个独立师，会同原本担任围困长春任务的6个独立师和内蒙古骑兵2师，继续围困长春之敌，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统一指挥。

    国民党锦州守军，由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坐镇指挥。

    范汉杰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中任职，于北伐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黄埔一期生中最早升任团长的三人之一。

    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对蒋介石的忠心耿耿，范汉杰官职逐步上升，蒋介石对他信赖有加，为丰富其从军资历，特地送他赴国外学习，范汉杰也因此在国民党内获得军事教育家的美称。

    内战爆发后，范汉杰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山东第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初到南京专任陆军副总司令。刚到南京，范汉杰就接到蒋介石命令，任命他兼任冀热辽边区司令。范汉杰于2月先到秦皇岛，后至葫芦岛；7月，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将驻锦州、山海关国民党军队重新整编为新8军和新5军；9月，出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

    范汉杰并不愿到东北任职，他见杜聿明、陈诚等人一个个从东北战场败下阵来，预感到东北的战局已不好收拾。而卫立煌又与蒋介石顶牛，蒋介石对范汉杰的直接指挥加剧了范、卫冲突，面对蒋介石与卫立煌不同的决策与指挥，范汉杰感到无所适从，多次向蒋介石、顾祝同请辞，均未获得批准。出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范汉杰顾全大局，全力部署对锦州的坚守。

    然而，锦州的城防工事令范汉杰忧心不已。

    早在卫立煌到沈阳后，即令工兵指挥官李贤设计构筑沈阳、锦州现代化钢筋水泥的城防工事，由总部发给水泥、钢板等材料。

    按照“剿总”工兵指挥部计划，锦州的城防工事以连为战斗单位，由坑道闭锁式的子母碉堡构成，即使在四面被包围的情况下，仍能独立作战。连指挥所的掩护部不仅可以储存粮食及弹药，而且设有厨房、厕所、绷带所等。阵地外围有宽深各2米的外壕并架设铁丝网。

    然而，直到义县被攻克，锦州城防工事未完成三分之一。由于工程巨大，缺少水泥、钢条，只普遍构筑独立的水泥碉堡，最大的可以容纳一个班，最小的仅容一个步兵组或轻机枪组。里面如同龟壳，不便活动，如此工事怎能持久战斗！

    此时归范汉杰指挥的部队，主要有沈向奎的新8军，盛家兴的第93军，黄文徽的第88师，第6兵团直属杨朝纶的第184师，及锦州指挥所直属的野炮营、105榴弹炮连和一个战车连，共8个师10余万人。

    而在这8个师中，暂54、暂55、第88、第184师都是被歼灭后重新组建的，不仅新兵多，而且均未达到原编制人数，有的甚至未到达原人数的一半。

    面对东北野战军的凌厉攻势，范汉杰只得寄希望于援兵。当10月2日蒋介石飞沈阳时询问他的打算，他还表示了“死守待援”的决心。

    随后，范汉杰得知，蒋介石于10月1日、2日先后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从北平、天津抽调第62军、第92军第21师、独立第95师，从烟台调第39军，海运葫芦岛，连同第54军、暂第62师，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统一指挥，沿塔山东进，增援锦州。

    与此同时，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率新编第1、第3、第207师，第71军，第49军等部队沿北宁路西进，增援锦州。

    范汉杰愁容顿展。

    然而直到10月6日，两路援兵仍迟迟不见动静。此时东北野战军已攻近锦州城，形势危急，范汉杰召集兵团司令官及军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锦州守军撤到锦西，与葫芦岛援军会师后，夹击塔山共军，然后回师北上，会合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与锦州共军决战。

    不料，这个计划遭到卫立煌的坚决反对，范汉杰只得死守待援。

    10月8日，林彪、刘亚楼率阎仲川等人，到帽儿山南面山头115高地勘察，指示三纵司令员韩先楚，进一步明确攻击目标和突破口。经过勘察地形，决定将突破口选在城北。

    10月9日，东北野战军2纵、3纵、6纵17师、炮纵1团、迫击炮团、坦克营（15辆坦克）和高炮2个连组成的城北突击团，在3纵司令员韩先楚的指挥下，自北向南实施主要突击，锦州外围战打响！

    10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林、罗、刘：

    “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在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日，东北野战军以猛烈炮火，相继占领锦州外围前进阵地。

    11日，东野与国民党守军在配水池展开激烈征战。

    配水池位于锦州城北1公里左右的高地上，居高临下，控制着通往锦州城的宽阔大道，是攻取锦州城的必经之路，自日伪时期便成为锦州的城防要塞，修建了大量钢骨水泥永久工事，和砖石结构的半永久工事。国民党占领锦州后，在此基础上建筑了14座地堡和几十个明暗火力点，周边沟壑纵横，铁丝网与雷区密布，可谓固若金汤。

    配水池守军为国民党第93军暂22师的一个加强营约800人。

    为攻克配水池坚固工事，东北野战军首次使用坦克。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3纵7师经过8小时激战，击退国民党守军30次反扑，终于攻克配水池，全歼国民党守军，攻城部队直逼锦州城下。

    到13日，锦州城外围已全部在东野掌控之中。攻城部队采取攻打义县时的近迫作业法，将一条条交通壕直挖到锦州城下。当晚，围城之势已成，锦州守敌已成为瓮中之鳖。

    范汉杰的指挥所，原设在锦州铁路局办公大楼住宅区内，在解放军发起总攻之前，范汉杰指挥所的电报电话便不断遭到破坏，范汉杰只好到铁路局办公大楼上的观测所去指挥。但无论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成为解放军的炮击目标。

    范汉杰悲哀地发现，解放军的火力空前强大，守军炮兵阵地完全被解放军的炮兵所控制，守军发几颗炮弹，即刻会招致解放军炮兵集中火力还击，守军炮兵阵地、步兵阵地任凭解放军轰炸，士兵趴在战壕里一动也不敢动。由于各部队电话时断时续，甚至伙食都送不上去，伤病无法及时搬运下来，阵亡士兵无法及时埋葬，士气空前低落，城内已成为黑暗的死胡同。

    12日，范汉杰将指挥所搬到锦州车站南四大街中央银行楼下，第6兵团卢浚泉的司令部就在南四大街的锦州邮局内，彼此相距不过二三十米。但解放军的炮火很快跟到中央银行大楼，范汉杰的指挥所多处中弹。

    此时城内各据点、交通线，均被解放军的炮火所控制，攻城部队昼夜不停地挖掘着蜘蛛网般的交通沟，已接近守军阵地，锦州城瞬间即破！

    范汉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他翘首以待的增援完全化为了泡影——

    葫芦岛一路援军侯镜如兵团在塔山遭遇解放军阻击部队，尽管有海空军支援，仍然寸步难进；

    沈阳一路廖耀湘兵团见“东进兵团”毫无进展，即将主力停滞在彰武、新民之间新开河以东地区。廖耀湘认为，只要切断共军义县经彰武到郑家屯、四平后方的交通补给线，即可威胁和阻止共军对锦州的攻击。因此，不准备继续西进了。

    10月14日11时，东北野战军对锦州的总攻击开始了！

    500多门大口径大炮同时怒吼，锦州城顿时山摇地动，火舌飞舞，浓烟滚滚；城墙、碉堡在硝烟中崩溃、倒塌，护城沟壕被炸平。

    经过40分钟的猛烈炮轰，攻城部队有效地压制了城内的火力反击。硝烟弥漫中，一个个城垣缺口赫然露出，城北、南、东各突击集团发起全线猛攻，迅速突破城垣，攻入城内。

    北集团2纵、3纵分别从惠安街、良安街、伪省公署东侧突进城内，善打巷战的6纵第17师从康德街、大同街直插市内；坦克队突入城内协统步兵作战；

    南集团7纵、9纵突破南部城防，从大凌河街、女儿街、牡丹街、太子街插入市区；

    东集团8纵从瓦斯会社东北角突破，直入市内纵深。

    攻城部队以“一个营打一条街”的办法，将锦州城内大街小巷分割包围；后续部队在炮火、坦克掩护下，对市内各据点以火力、爆破、突击相结合的攻坚战术，实施凌厉攻击，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巷战。

    头顶上，国民党飞机在狂轰滥炸；

    街道中，明的暗的碉堡、地堡，各大小据点中喷出一条条火舌……

    东北野战军战士们毫无畏惧，敢打敢冲，顽强勇猛，冒着枪林弹雨，攻克一个个明碉暗堡，端掉一个个据点，扫除一个个火力点，打退敌人一次次反击。

    大街小巷，枪声、炮声、爆炸声密集交织，白刃飞舞，火舌蹿腾。

    在市区北部铁路路基处，2纵5师13团尖刀连8连、3连跨越铁路路基向前冲击时，突然遭到西面一座碉堡中两挺重机枪的火力压制，两个连的战士被压制在铁路路基一侧，难进难退，伤亡在不断增加。

    这时，8连2排5班战斗组长梁士英向连长请战后，提起爆破筒，冒着密集的子弹，弯着腰，一溜小跑冲向碉堡。在接近碉堡前，先抛出两颗手榴弹，然后趁着爆炸的烟雾贴近碉堡，毅然拉开导火索，将爆破筒塞进碉堡中。

    然而，当梁士英刚刚转身准备离开时，敌人将爆破筒推了出来，掉在地上，滋滋地冒着烟。梁士英立刻捡起爆破筒，重新塞进碉堡，然后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顶住爆破筒。

    碉堡里的敌人哇哇叫着向外猛推爆破筒，梁士英用力顶住，纹丝不动。

    “梁士英，快离开！”路基边的战友们大声喊着。

    “梁士英，我命令你，快回来！”排长大喊。

    梁士英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地顶住爆破筒。

    “轰”的一声巨响，碉堡被炸得粉碎，梁士英的身影，也在浓烟滚滚中消失了。

    这一年，梁士英26岁。

    这是锦州战役中最壮烈的一幕！战后，梁士英被追记三等功，授“特等功臣”光荣称号。2纵将5班命名为“梁士英班”。锦州市人民政府将锦州西北门改称“士英门”，将惠安街改称“士英街”，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战士、不朽的英雄。

    这一天，卫立煌乘坐飞机来到锦州上空，以无线电指挥守城军作战。

    当天中午，守军炮兵因炮弹接济不上，已停止射击。

    由于市内各据点已被解放军击溃或包围，各部电话已基本被切断，全城守军进入各自为战的混乱状态。

    内不可战，外无增援，不撤退只有死路一条。下午4时许，范汉杰与参谋长李汝和离开中央银行大楼，来到位于20米外的锦州邮局，找到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的指挥所。

    卢浚泉正急得六神无主，见到范汉杰，立刻明白了其来意，随即找来第93军军长盛家兴、炮兵指挥官黄永安等人，召开紧急会议。

    由于盛家兴尚能与暂编18师景阳部使用无线电通话，几人当即达成一致，决定以景阳部为掩护部队，当晚向锦西突围！由李汝和、盛家兴、黄永安拟突围计划，立即通知各部队，由盛家兴指挥突围。

    黄昏时，范汉杰和卢浚泉、李汝和随带特务团一部，按计划从兵团司令部北面坑道向东门移动。然而，他们一离开司令部就被突入南市区的解放军发觉，即遭到火力阻击，以致后续部队未能跟上。

    范汉杰等人先到东门附近找沈向奎新8军的黄建镛部，没有找到，以为还在前面，出城后到达南山农场北麓，仍没有找到，景阳师也不见踪影。

    越过南山农场后，卢浚泉、李汝和分别向西寻找部队，很快走失。

    范汉杰与副官、姨太太来到松山东面山地，仍不见部队踪影。而周围村庄驻满了解放军。范汉杰心惊肉跳，天亮前在松山东面找到一间小窝棚，急忙钻进去隐蔽，决定昼伏夜行。

    到15日午前，锦州市区内守军已全部被解放军肃清，只有万余名残敌退守老城，负隅顽抗。林、罗、刘即调7纵由西南进攻，2纵一部由东北攻击，乘胜突入老城，全歼国民党残军。

    听着市区内断断续续的枪声，范汉杰等人藏在小窝棚里度日如年。下午，听到飞机的轰鸣声，范汉杰惊喜地爬出窝棚，发现一架国民党空军飞机飞到锦州上空，以烟幕做信号，打圆圈后向西南方向直飞多次。他蓦然明白，这是示意向锦西方向突围。

    其实，这架飞机给他送来了蒋介石的手令，蒋介石对他的指示为：

    “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到锦西。”

    殊不知，范汉杰早已成了光杆司令，哪里还谈得上退与守！

    然而范汉杰庆幸的是，他已成功突出锦州重围。由于带着年轻女人太显眼，他令副官与姨太太一路，他自己单独行动，随即按照飞机的“暗示”，经松山向塔山、陈家屯之间的山地小道走去。

    令范汉杰出乎意料的是，当他走过西海口和高桥到锦州的公路时，突然从路边冲出几名解放军哨兵，范汉杰当场惊呆，只好束手就擒。

    到15日18时，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的激战，全歼锦州守敌10万余人，生擒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边区副司令官兼辽西行署主任贺奎，第6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宏光，第93军军长盛家兴，师长景阳、李长雄、黄文徽等国民党高级将领。

    锦州攻坚战在取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东野攻锦部队也付出了3万1千多人伤亡的代价。

    锦州初战告捷，“关门打狗，瓮中捉鳖”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为夺取辽沈战役的全胜奠定了基础。

    塔山阻击战，血肉筑长城

    锦州攻坚战打响之时，在距离锦州20公里的塔山地区，塔山阻击战同时拉开序幕。

    塔山并不是山，而是位于锦西与锦州之间的一个小村子。这里东临渤海，西靠白台山，山与海之间最狭窄的一段，是仅有12公里宽的狭长通道。北宁线在村子东侧穿过，使这里成为葫芦岛通向锦州的咽喉要道。

    国民党“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必经塔山！

    一旦“东进兵团”通过塔山，增援锦州成功；加上沈阳“西进兵团”，双方东西对进抵达锦州，势必形成对围锦东野部队反包围态势，将会与锦州守敌，像夹肉烧饼一样将东野吃掉！

    而锦西、葫芦岛距锦州仅30余公里，只要突破塔山，不消两小时，国民党军即可进抵锦州。即使几百里外的沈阳“西进兵团”不能如期到达，单葫芦岛的“东进兵团”，就足以对攻锦东野部队构成严重威胁。

    这正是林彪对攻打锦州犹豫再三的原因。能否将葫芦岛的“东进兵团”拦截在塔山西南，成为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成败之关键。

    对此，东北野战军总部随即作出部署：令第2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4纵、11纵和热河独立第4、6师及炮旅，在锦西以北地区布防，准备阻击敌人。

    于是，程子华率热河独立第4、6师及炮旅向塔山开进！

    4纵在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率领下，于10月6日进入指定区域。

    11纵在司令员贺晋军、政委陈仁麒率领下，于8日抵达锦西城北长宁山、台子沟、沙河营一线。

    由于塔山周边平坦低洼，无险可守，程子华和兵团其他领导，仔细研究制定防御部署，当时兵团内出现两种意见：

    第一种认为，应以白台山作为主要防御阵地，白台山海拔261米，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塔山堡；

    另一种认为，应以塔山堡为主要防御阵地，因为塔山堡控制着公路和铁路，敌人不打下此地，便无法继续前进。

    最终达成一致：以塔山堡为主要防御阵地。以4纵为主要防御，在东起打鱼山，西到白台山的8公里正面，组成主要防御阵地；以11纵为辅助防御，在槐树沟、王家屯、南北长岭一线组成侧翼阵地；独立4、6师在锦西以南，独立8师在山海关附近，负责牵制敌人。

    中央军委对塔山阻击战高度重视，当林彪、罗荣华、刘亚楼将塔山阻击战部署报告给中央军委后，在西柏坡总部机关里，毛泽东不无诙谐地对周恩来说：

    “国民党的山头多得很哪，锦西的敌军是不太愿意到东北去吃高粱米的，要不是蒋介石坐镇北平，连逼带催，怎么会有‘东进兵团’哦。”

    周恩来接着说：

    “蒋介石一定要逼侯镜如东进，锦州离塔山很近，我们恐怕要在一段时期内处在劣势了。”

    毛泽东亲自给林彪回电，提醒“野司”按照东野进攻锦州的情况和敌人增援状况决定塔山阻击力量，称：

    “如果葫（芦岛）、锦（西）援敌进得较快，则你们应以总预备队加入4纵、11纵方面，歼敌一部，首先停止该敌之前进。”

    林彪对塔山阻击战更是经过缜密思考，早在10月4日便给程子华发来指示：

    两锦敌人相距只30余里，故我军绝对不能采取运动防御方法，而必须在塔山、高桥及其以西以北部署攻势防线，以4纵一两个师兵力构筑工事，准备在此线死守不退，在阵地前近距离开火，大量消耗敌有生力量；准备抵抗数十次猛烈进攻，待敌消耗疲劳进退两难之时，再集中11纵全部及4纵一两个师兵力组织反突击，将敌大量歼灭于我阵地之外。

    林彪的指示中，首先提到构筑工事，这是坚守防御力最重要的环节。

    为了构筑坚固工事，程子华动了一番脑筋，他想到抗战期间，在冀中平原对付鬼子大扫荡的情况，当时防御阵地的散兵坑筑在村沿墙脚下，掩体一半在墙内，一半在墙外，鬼子炮击时退入墙内，鬼子步兵冲锋时钻到墙外进行反击。

    程子华将这个经验运用到塔山的防御工事中，全力做好阻击国民党“东进兵团”的准备。

    对于东野主力的锦州攻坚战来说，塔山阻击战至关重要；

    对于国民党军解救锦州危局来说，塔山之战则生死攸关！

    因此，早在义县被攻克之初，即10月1日，蒋介石在北平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便决定从华北急调第17兵团侯镜如的两个军——第92军、第62军和独立第95师，从烟台抽调第39军，连同原在葫芦岛的54军及暂编第62师，会同海军、空军等部队，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统一指挥，从葫芦岛东进驰援锦州。

    然而，蒋介石的调兵遣将并不顺利，华北“剿总”傅作义口头同意抽调其第92军，背后却软磨硬泡，到10月10日才不得不放出第92军的第21师开赴东北；烟台王伯勋的第39军也是迟迟不肯动身，以静观其变。

    而作为“东进兵团”总指挥的侯镜如，对这个任命更是视为烫手的山芋，认为解锦州之围，并接应廖耀湘兵团，任务难以完成，而且进去了难以再撤出。但作为蒋介石的嫡系，他又不得不服从命令。

    于是，10月6日，侯镜如被蒋介石仓促拉上“重庆号”军舰，参加葫芦岛驻军团长以上会议。由于侯镜如需要返回原驻地塘沽海运部队，蒋介石在会上宣布：

    “在侯司令员带队未到之前，东进部队暂归第54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向塔山、锦州进攻！”

    10月9日，锦州外围战打响，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封封急电飞向葫芦岛，全部都是：驰援！驰援！

    听着锦州方向一阵接一阵的紧密炮声，看着一封封“驰援”电报，阙汉骞决定即刻出兵，否则范汉杰顶不住被吃掉，而葫芦岛尚未出兵，对蒋介石无法交代。

    当天下午，62军刚刚自塘沽海运到葫芦岛，由于海上风大浪高，官兵晕船，身体尚未恢复，经与62军军长林伟俦商议，决定次日拂晓出兵，并做了作战部署：

    第54军除两个师留守葫芦岛外，以其第8师主攻塔山，夺取塔山后沿铁路公路前进，挺进锦州城南；

    第62军主攻大台山，夺取大台山后沿铁路公路左侧前进，挺进锦州城西地区及飞机场附近，以保证以后空运补给；

    暂编第62师夺取打渔山、铁路桥头堡垒地区后，即随第8师跟进为总预备队。

    10日3时30分，国民党“东进兵团”向塔山解放军发起进攻。

    由于阙汉骞过于轻敌，认为解放军无险可守，攻下塔山乃举手之劳，甚至未与空军交流，便在炮击塔山半小时后，命令部队开始进攻。

    当时整个塔山地区笼罩在炮火的烟幕中，解放军阵地上除了炮兵在还击，似乎并没有其他守兵，国民党步兵肆无忌惮地冲上去——

    岂料，在障碍物地带，解放军的轻重火力突然猛烈开火，冲在前面的国民党士兵一片片倒下去。后面的士兵趴在地上抬不起头，既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

    “障碍物”，就是程子华借鉴对付鬼子大扫荡经验构筑的工事，这种工事步兵无法接近，炮兵破坏不了，使国民党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一天战斗结束，东野伤亡319人，国民党军伤亡1200余人。

    当天下午，国民党华北战地督察组组长罗奇带领独立95师，从塘沽海运到葫芦岛。

    独立95师是广东部队，战斗力强，素有“赵子龙师”之称。罗奇说：“锦州战事激烈，我代表总统来督战，主张加紧行动。”并当即到前线查询情况，当晚与阙汉骞、林伟俦制定次日作战计划。

    11日，国民党军仍于拂晓前发动进攻。渤海湾里的“重庆号”巡洋舰上，152毫米口径的大炮，炮弹出膛，塔山霎时天崩地坼，地动山摇。

    鸡笼山背后的炮群，万炮齐发，密集的炮弹带着骇人的呼啸，蜂拥而去，在东野阵地开花；同时出动飞机，在塔山堡、高家滩上空密集地倾泻炸弹。一时间，东野阵地上火光冲天，热浪袭人，工事被毁，铁轨枕木漫天飞舞，民房倒塌，草木皆燃。

    东野战士浑身是泥，很多人被震得昏倒在地上，有的耳鼻里赫然流出红色液体。

    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由于桥头堡阵地被国民党军占领，天黑后，东野4纵在炮火掩护下，用30分钟将阵地夺回，给这日的战斗划上胜利的句点。

    这一天，东野以560人伤亡，歼敌1300人。

    11日下午，侯镜如率第92军第21师抵达葫芦岛，听说进攻塔山失败，立即在锦西中学校内兵团部指挥所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罗奇乐观地宣称：

    “东北共军有11个纵队，而留守监视长春、沈阳各地区的兵力占去了三分之一，我们的兵力足以在他们两倍以上。葫芦岛有4个军，沈阳西进有5个军，加上锦州两个军共11个军的兵力，再加上海、空军的优势，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火力配备上，我军都比共军占绝对优势，只要官兵用命，抱杀身成仁的决心，是一定可以完成这次任务的。”

    罗奇不愧是肩负蒋介石的使命而来，鼓动起来完全与蒋介石一个调子，夸夸其谈。

    但阙汉骞深有感触，他说：

    “我军口头上是强调海、空军优势及兵力比共军多，但打起仗来，空军、海军协同起来有限。说到陆军，我军是有11个军，但沈阳的西进兵团5个军远隔几百公里之外；锦州的两个军被解放军包围着，已不能与我军协同；92军仅仅到了一个师；烟台39军还没到；葫芦岛的部队还要负担锦西、葫芦岛防务及海口交通，实际能使用于攻击的部队不到两个军，而各部队的缺额都很大，这是不言自明的，最后能拉上战场的究竟还有多少人……”

    会议决定12日休整一天，勘查地形，13日重新攻击塔山。

    13日拂晓4时30分，国民党军的炮兵即开始向塔山、白台山东野阵地猛烈轰炸，东野炮兵奋力还击，到7时全线攻击，双方不下500门大炮对轰。国民党军轰东野前沿，东野轰国民党军纵深，一时间，整个塔山地区淹没在炮声和炮火硝烟之中。

    国民党军前线部队轻、重机枪集中火力，掩护步兵出击。号称“赵子龙师”的独立95师，以最拿手的“波浪式冲击”战术，向东野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

    东野4纵沉着应战，眼看着国民党士兵冲上塔山阵地障碍物边缘，放到50米左右，轻重机枪和小炮一起开火，霎时风过草偃，国民党士兵一片一片地倒下去……

    这一波打得差不多了，后面黄乎乎一片又冲上来，以第一波尸体做活动掩体，继续推进……

    “赵子龙师”不愧国民党的一支劲旅，东野在东北几年中，第一次见到如此猛烈的攻势。

    下午的战斗更为惨烈，高家滩阵地一个连快打光了，阵地眼看就要失守，12师第34团团长鞠文义带着两个连一个警卫排奔跑增援，解放军的炮弹在头顶飞过，袭击国民党军的进攻；国民党军炮弹直射阵地前沿，在解放军人群中炸开。500米的距离，倒下解放军战士200多人。

    这天，34团伤亡700多人，师政治部打电话询问伤亡情况，鞠文义担心被撤下阵地，毅然回答：“伤亡200人。”

    政治部主任何英一听急了，在电话那头嚷起来：

    “那一冲就是200多，你给我说实话！”

    “不管剩多少，我们就是不下去！”鞠文义也急了。

    这一天的战斗异常惨烈，前沿阵地一片火海，一些阵地被分割包围，师、团、营、连之间电话线基本被炮火炸断，只能独立作战。

    4纵队司令员吴克华得知有的连队伤亡达95%之时，心痛不已，他红着眼、咬着牙对电话另一头的前线指挥所吼道：

    “守到黄昏！一定要守到黄昏！”

    太阳终于西下，国民党军各部鸣金收兵，在阵地上调整补充粮弹。

    这一天，是塔山阻击战中决定成败的关键一天，东野4纵共击退敌人9次波浪式冲击，以自身伤亡1048人代价，歼灭敌军1245人，守住了塔山阵地。

    14日上午5时30分，国民党军海军“重庆号”军舰152毫米大炮及各军、师炮兵集中火力向塔山东野阵地再度发起攻击。

    就在这一天11时，在锦州战场上，东野主力向锦州发起总攻，侯镜如随即收到蒋介石急电：

    “务于今日上午攻下塔山，12时进占高桥，黄昏打锦州。”

    但此时已经12时，“东进兵团”毫无进展。侯镜如立即命令空军向塔山东野阵地发起轰炸，但空军在向东野阵地投弹时，将其中2枚投向塔山河西岸“赵子龙师”阵地附近，当场炸伤、炸死连长以下官兵20多人，国民党官兵气得大骂空军有眼无珠。

    斯时，国民党陆军紧密配合，独立95师即“赵子龙师”向塔山阵地中央冲击；62军一个师向塔山左翼高地冲击；8师则采取三路密集冲锋的战法，向塔山右翼铁路桥头堡猛烈攻击，反复冲锋，曾一度攻入桥头堡防御阵地。

    东野猛烈还击，很快将第8师赶出阵地。

    战斗猛烈程度比13日更甚。

    激战至黄昏时，国民党军伤亡1200多人，没有取得进展。而此时在锦州战场，东野主力已攻入锦州城，范汉杰部队全线溃散。

    这天晚上，侯镜如盼望已久的北平战车部队终于海运抵达葫芦岛；15日，39军亦从烟台抵达。却是为时已晚。

    15日18时，锦州攻坚战胜利结束。消息传来，塔山解放军阵地一片欢呼。

    直到这时，国民党“东进兵团”在塔山地区未前进一步！

    自14日下午锦州电讯中断后，侯镜如便预感到锦州情况不妙。此后，每日派出小股部队与东野接触，等待锦州消息。直到18日范汉杰的姨太太逃到葫芦岛，锦州被攻克得到证实，侯镜如才下令撤军。

    塔山阻击战，自10月10日开始，到15日结束，东野以少胜多，以3100人的伤亡，歼灭国民党军6549人，有力配合了锦州战役的胜利。

    锦州战役胜利后，《东北日报》发表社论：

    锦州的胜利，对于东北人民的全部胜利与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敌人失去锦州，就等于失去了全东北。孤守长春、沈阳之敌，从路上逃跑的后门从此被关闭。东北敌人的最后被歼，及全东北的最后解放，已经为期不远。

    【第三章】解放长春——没有硝烟的战场

    久困长围中，攻心为上

    当锦州、塔山炮火隆隆之际，长春正上演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饥饿，带着铺天盖地的死亡信息，袭击着长春国民党守军，完全不亚于炮火的威力。

    长春是吉林省省会，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日本人称之为“新京”。它位于东北腹地，哈尔滨、沈阳之间，是贯通京哈、长图等东北境内各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日本“关东军”占领长春后，在长春城内外修筑了很多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市中心的主要建筑和街道，全部用钢筋水泥修建了相互连接的地下坑道。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四个角的四座庞然大物，分别是关东军司令部、在乡军人会、空军司令部及大兴公司。这四座建筑物的地上地下，俨然铜墙铁壁，中型飞机的炸弹均难以炸毁。而全市主要街道的街口，都修建了隐蔽的地堡。

    1946年5月，国民党接收长春后，在伪满洲国的城防工事基础上，又加强和修筑了不少工事，尤其在长春四郊，修建了许多钢筋水泥碉堡和地下暗堡群，并用卡哨相互连接，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坚固而巨大的要塞。

    驻守长春的国民党军为第一兵团，下辖两个军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

    兵团司令官郑洞国，湖南石门人，黄埔一期生，素以用兵稳健长于夜袭而著称，抗战期间三为军长，转战大江南北，尤其率远征军赴印缅战场作战，屡挫敌锋，升任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于1948年3月赴长春走马上任，同时被任命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吉林省政府主席。

    当时卫立煌接替陈诚执掌东北军务不久，在解放军凌厉的冬季攻势中，为避免被解放军一块一块地吃掉，卫立煌在放弃四平的同时，又决定放弃吉林，派郑洞国部署、指挥驻吉林的第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在东北只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及其附近少数中小城市。

    此间，郑洞国曾建议同时放弃长春，因为解放军已切断长春与沈阳、锦州的陆路联系，而长春距离主力太远，被吃掉的可能性极大，不如提早放弃，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与锦州之间，如此一来，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则退，可运作自如。

    卫立煌也赞成郑洞国的意见，但他不敢自作主张，只好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却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顾及到放弃长春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在被解放军吃掉之前，是不甘心主动放弃像长春的。

    到冬季攻势后期，长春已被解放军包围。根据当时情况，郑洞国的做法可用四句话概括，即：

    加强工事，控制机场，

    巩固内部，搜购食粮。

    郑洞国在原有工事基础上，一方面在城市四周加强和构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在市区内，利用地面上坚固建筑物，层层设防。同时将长春划分为两个守备区，东半部守备区归第60军负责，西半部守备区归新7军负责；由新7军派出一个师的兵力，负责西门外大房身机场的防守；并在此后抽调新7军一个半师、第60军一个师，组成突击队，企图将解放军驱逐到炮弹射程之外，同时乘机向城郊抢购粮食。

    然而，郑洞国的“四句话方针”并没有得到落实。5月下旬，解放军发动长春外围战，攻占西郊大房身机场，切断负责机场防护和掩护抢粮的国民党军退路，歼灭国民党军5300余人，粉碎了郑洞国控制机场的计划，其搜购粮食的计划也因此化为泡影。

    从此，郑洞国失去对长春市郊控制，将全部部队缩进孤城之中。

    与郑洞国对峙于长春城下的，是郑洞国的湖南老乡肖劲光。

    巧合的是，肖劲光不仅与郑洞国同为湖南人，而且同年同月生，都是生于1903年1月；虽然一个加入共产党，一个加入国民党，但都参加过北伐战争；如今对峙长春城下，分别为两党在东北战场的副帅，所统帅部队，分别为双方部队第一兵团，各自兵力均号称10万。

    肖劲光为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长春围城指挥所司令员。当年8月围城指挥所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肖劲光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政委为肖华。

    6月5日，中共东北局、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下达攻打长春总方针：“久困长围、政治攻势、经济斗争。”同时下达了《围困长春的办法》，指出：

    我军决以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两项办法，围困长春，断绝对长春的交通与一切商业关系，使城外各地物资，首先是粮食、柴草、蔬菜等生活资料，不流入长春，使守军得不到长春市外围的供应。同时，应用炮火及高射武器控制空域，使国民党军飞机不敢低飞投掷和着陆，以此限制其空运。从陆空两方面完成封锁。

    6月15到20日，围城指挥所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党中央、东北局及“东总”指示，对围城部队进行了调整与部署：

    以12纵34、35师，6纵18师与6、7、8、9、10独立师，加上一个炮兵团共14万人，参加围城。以长春东北的伊通河、西南的孟家屯火车站为分界线，将长春划分为东、西两个地区，6纵18师和6、8、9独立师负责东区；12纵34、35师和7、10独立师负责西区。

    6月22日，各部均进入指定位置。

    于是，解放军十万大军兵临长春城下，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范围内，形成严密封锁区，城内10万国民党军已成为“瓮中之鳖”。

    然而“瓮中捉鳖”并非易事，长春城内10万守军也并非等闲之辈，其中新7军的新38师原属于新1军，乃中国远征军中的王牌军，武器装备及战斗力在国民党军中均属一流；第60军也颇具实力；司令官郑洞国抗战时曾任中国驻印副总指挥，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属能征善战的名将。

    因此，解放军在围城的同时，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以达“瓮中捉鳖”之目的。

    第一方面是军事围困。

    围城之初，解放军经常遭到国民党军小股部队的骚扰，若敌军在1个师兵力以下，解放军便会就地将其消灭，1个师以上则诱敌深入，以机动部队将其消灭。

    7月3日夜至4日凌晨，国民党军对独立10师和独立7师阵地分别发起进攻，被解放军打退后，6日早晨又借大雾掩护，以5个团兵力向解放军西南、正南、东南三个阵地发起进攻，直至警戒线30余米之处，才被解放军发现。

    下午1时，解放军打退国民党军进攻，歼敌1000多人，这是对长春围困战中规模最大，伤亡最大的一次战斗。

    为了保证锦州战役的顺利进行，8月中旬，围城部队根据总部指示，进一步封锁敌人，将第一兵团司令部推进到距长春城12公里的四家子村，调集十几个独立师为二线兵团，将长春城重重围住，并组织一些主动出击。在围城3个月时间里，与国民党军共发生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

    第二方面是经济封锁。

    围城部队在通往长春市内的各交通路口设置检查站，检查哨卡，拦住一切粮食、蔬菜、燃料等生活资料和家禽、家畜进城。

    在解放军的封锁下，长春城内粮食来源断绝，惟靠飞机空投。但按10万守军的需要，每天需20架飞机，各飞行两次执行空投任务，方能满足需要。

    而事实上，最多时一天只有12架飞机，飞行一次空投；

    后来每天三四架；

    再后来每周三四架；

    阴天下雨没有飞机空投。空投粮食成为杯水车薪。

    尤其令守城军队气愤的是，空军在长春驻防时，曾与新7军发生冲突，现在来空投粮食，便抱着毫不负责的态度，不仅飞得高，而且不安规定办法投掷，结果将很多粮食投掷到城外解放军的阵地上。这些猪、牛肉罐头、南方的大米、中原的白面、四川的榨菜等，反倒成为了解放军的美味佳肴。

    为分配空投的粮食，郑洞国专门成立一个空投指挥所，负责空投粮食的统一分配，规定大部分供给新7军。而事实上，由于官兵们饥饿难忍，一遇空投便蜂拥抢夺，抢到后便小范围分吃或自留，从而加深了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及地方部队的矛盾，甚至为抢粮发生武斗。

    由于新7军驻守长春时间长，有一定的粮秣储备。铁路中断后，又从商人那里买下大批准备南运而没有运出的大豆、豆饼，作为马秣，到后来只好将马秣掺入高粱米让士兵吃。

    第60军是云南部队，又是刚从吉林调来，没有粮秣储备，加上非嫡系部队，空投的粮食分到极少，除了向新7军借粮，不得不靠挖一些酒坊酱园的陈年酒糟充饥，处境十分艰难。

    随着城内存粮日益减少，投机倒把却日益猖獗，甚至新7军一些军官也参与其中。长春屯积居奇的粮食数量不多，对市场的影响却很大，以致粮价一日数涨。

    高粱米最初只有几元1斤，后来竟涨到1亿元1斤。由飞机空投的一万元一张的钞票已无用处，只好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数字最初是几十万元一张，后来提高到几十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

    从6月到9月，粮价上涨了700倍，后来粮市已无粮可卖，以致于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戒指换一个馒头。

    粮食困难，使长春城内学校被迫停课。为收容各地逃来的学生，郑洞国曾成立一个幼年兵团，此时便将长春市高小和初中学生，也编入这个兵团，目的是将他们集中起来，便于维持生活，也避免他们到处滋事、影响治安。

    但无论郑洞国如何采取措施，粮食问题都越来越严重。当时城内除了10万守军，有市民20余万人。为了缓解压力，郑洞国试图将市民向城外疏散。

    对于被疏散和逃出城内的市民，解放军围城部队专门成立了难民委员会，设置了大小不等的难民收容所数十个，有计划地收容和疏散难民。围城期间，共发放救济粮4000吨，食盐5000斤，救济款6亿元。

    尽管如此，依然有大批百姓滞留城内。

    不仅粮食奇缺，燃料也成为头等困难。马路上的沥青被挖掘，成片的民房被拆毁，木材被抽走，甚至连坟墓中的棺材板都被挖出来当燃料。

    由于饥饿，士兵中普遍患有不同程度的脸部浮肿，腿软和夜盲症；因吃豆饼、草根、树皮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

    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城内一些街道死尸横陈，纵横交错，无人埋葬。到10月19日长春解放，市民在被疏散与辗转逃亡中，仅在卡哨内外地区病饿而死的，就达8万人之多，市内甚至发生卖人肉的惨剧。

    长春，已成为死亡笼罩下的人间地狱。

    在这样的情况下，解放军积极展开第三方面工作——政治攻势。

    早在6月28日围城指挥所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肖华便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号召各围城部队发动群众，以多种形式对守军展开整治攻势。

    围城部队积极行动起来，有的用薄铁皮做成大喇叭，站在隐蔽处向城内守军喊话；有的散发宣传品，将传单放在木船上，从护城河中送到国民党守军阵地上；有的用迫击炮将宣传品射到城内敌军阵地。

    同时，逢年过节给城内守军送去慰问信和礼品，送去可口饭菜，或请对方过来吃饭；并开设投诚官兵收容站，给投诚官兵发放优待证。

    由于国民党嫡系部队新7军新38师逃亡投诚的极少，而且特地组织“政工队”到阵地前沿骂阵。针对这一情况，围城部队抓住该师多为关内人思乡心切这一特点，进行感情攻势：

    “38师的弟兄们，你们是怎么来当兵的？”

    “你们的父母、妻儿在家里等着你们呢！”

    “你们为谁卖命，死了又是为谁？”

    “长春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你们待在里面，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们出来，我们发路费，放你们回家！”

    这些话，深深打动了国民党官兵的心，38师投诚的士兵日益增多，过来的士兵对解放军说：

    “你们喊别的没什么效果，就是一提家，我们就流泪。”

    在解放军政治攻势下，自6月25日到9月底，投诚的国民党官兵约有13500多人，几乎占据长春守军的七分之一！

    曾泽生起义，兵不血刃

    9月12日北宁线战役打响后，长春围城部队6纵、12纵调往通江口、开原之线，围城部队只剩了独立6、7、8、9、10师和后调来的11师，共6个师的兵力。

    郑洞国看到了突围的一线希望。

    10月2日，蒋介石到沈阳布置廖耀湘组成“西进兵团”援锦时，电令郑洞国：

    “长春守军待彰武方面开展攻击后即突围。”

    郑洞国即与新7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第60军军长曾泽生商议，决定做一次试探性突围，以新7军第38师、第60军182师向长春西北出击，抢占大房身机场，然后在空军配合下突围。

    然而，消息很快被东野谍报人员获悉。紧接着，国民党守军的动向也及时传递到围城部队第一兵团司令部。

    10月2日当天，郑洞国在洪熙街察看地形；随后连续几夜，城内守军演习夜行军、急行军；同时每人发放3日军粮，走不动的马则被杀掉……

    司令员肖劲光判断守军突围兵力较多，提出将围城部队在几十里的区域内，分三个梯次部署展开。他说：

    “我们的刀子插得浅一些，一个梯队消灭一部分敌人，放过一部分敌人，由第二个梯队再从侧面伏击，余下的敌人留给第三梯队去解决，这样也许消灭敌人更彻底一些，自己伤亡也小一些。”

    10月6日清晨，国民党突围部队向东野独立7师阵地发起攻击，国民党军的猛烈炮火，将解放军阵地工事、堑壕炸为平地，但也仅仅推进了几里地的进展。双方激战3日，在肖劲光纵深梯次防御阻击下，郑洞国的突围部队大败而归。

    突围无望，郑洞国决定继续固守待援。

    10月10日，蒋介石给郑洞国、新7军军长李鸿、第60军军长曾泽生分别投掷亲笔信，命令他们设法经四平街以东地区向东南方向突围，说沈阳方面已经派出部队在路上迎接。

    而沈阳的迎接，是指从沈阳开出的廖耀湘的“西进兵团”。“西进兵团”的任务是援锦，与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东西对进，但由于“东进兵团”被东野阻击于塔山，“西进兵团”便在彰武、新立屯一带停滞不前了。

    蒋介石电令措辞严厉，郑洞国不敢怠慢，立刻召集军、师长会议，讨论是否可以突围。

    众将领一致认为，围城解放军实力强大，防守严密；城内国民党官兵长期饥饿，大多体力衰弱，尤其士兵大多腿脚浮肿，很难突破解放军的层层阻击。即使勉强突围，到沈阳七八百里路程，在解放军的围追堵截下，难逃全军覆灭的下场。

    于是，郑洞国与两位军长联名电复蒋介石，陈述众将领意见，主张暂不突围。

    10月15日中午，长春上空突然出现一架“野马式”美制战斗机，向地面投下一个红布袋。红布袋里，送来了蒋介石再次下达的突围命令，蒋介石在信中警告说：

    “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般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制裁。”

    蒋介石的三次命令一次比一次措辞严厉，第三次不惜以军纪制裁，令一向以服从为天职的郑洞国左右为难。

    而蒋介石在同时发来给郑洞国个人的亲笔信中，又颇动感情地说：

    “倘再延迟，将不能等候矣。”

    郑洞国辗转反侧了一整夜，抱着“效忠党国”的思想，甚至下了以身殉职的决心，决定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翌日上午，郑洞国召开军长与军参谋长会议，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决定17日拂晓突围，并做了相关部署。

    大家都知道突围的后果，一个个情绪低落。

    其中，新7军军长李鸿以患伤寒病为由，不曾到会；

    第60军军长曾泽生却显得神色紧张，与郑洞国敷衍几句后，匆匆借故离去。

    此时郑洞国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曾泽生已与解放军取得联系，做出第60军全军起义的决定，而且时间就在17日！

    中共方面对第60军的策反工作始于5月初。

    第60军来自云南，是滇军高级将领龙云为抗战自滇军中抽调组成的队伍。在抗战时期，就有共产党员在这支队伍中工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强行收编这支队伍，并送往东北战场，先到吉林，又从吉林撤到长春，从此便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7军共同驻守长春。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杂，嫡庶分明，蒋介石对各地方部队、地方将领乃至非黄埔及江浙出身的将领向来多疑，不仅处处防范，而且极尽分化瓦解与打击排斥，将非嫡系的滇军调到内战战场，就是想借机削弱以至消灭滇军。而东北最高指挥官从杜聿明到陈诚，都对滇军抱有歧视态度。

    同样是驻守长春，新7军将领待遇优厚，军长、师长有小轿车，营长、团长有吉普车，士兵的装备以及吃穿用也都比第60军优越。尤其在被围困的日子里，新7军在有一定储备粮的情况下，占有了大部分空投粮食，而第60军不得不向新7军借粮，并以豆饼、酒糟等马秣充饥。但在战场上，第60军往往被安排到最危险最艰难的战线中，所获战绩也从来不被宣扬。

    受到如此不公正待遇，第60军全军上下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怀不满，又值此被困孤城粮秣断绝之际，更是怨声载道，人心思变。

    正是看到这点，中共中央认为有机会对60军进行策反，将其争取到自己的一方。

    事实上，对东北战场滇军的策反工作，早在内战拉开序幕之初便已开始。滇军在东北战场上的兵力，占国民党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第60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946年4月，党中央从延安党校等单位抽调刘浩等多名云南籍同志，到东北开展对滇军的策反工作。临行前，朱德、刘少奇亲自给刘浩布置任务，做出具体指示。朱德并以滇军旧僚的身份，亲自给滇军将领卢浚泉、曾泽生等人写信，由刘浩代为转交。刘浩带上一部电台以及服务员、警务员，在地下工作人员杨重的掩护下，登上第60军移防吉林的专列，到达吉林后，即在第60军军机关中任职。

    当时，第60军译电员、地下党员赵雄得到一个重要情报：第60军暂编21师将从海龙撤退到吉林。刘浩将这个情报和杨重在国民党军中搜集的军事情报和绘制的吉林城防工事图，送到解放区。解放军根据这些情报，轻装奔袭，对暂21师围追堵截，将其大部歼灭。

    暂21师师长陇耀兵败后赶到吉林，刘浩得知后立即登门拜访，带去东北局首长的亲笔信函，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最终起义做铺垫。陇耀没有表态，但也不无心动，表示部队得到补充后，一旦时机成熟会作考虑。同时提醒刘浩，第60军军长曾泽生周围有人监视，不要直接见面，有事他可以代为转达。事后，根据陇耀的要求，东北军区对暂21师被俘200余名官兵进行教育后，遣送回第60军。

    此外，中共东北局领导还请原滇军将领、后起义投诚被任命为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冲，多次给曾泽生、陇耀以及182师师长白肇学写信，进行起义策动。

    经过一番努力，中共党组织逐步团结了第60军中一些高、中级军官和士兵。

    辽沈战役爆发后，摆在第60军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死守长春，结果必定是城破被歼；

    二、向沈阳突围，结果必定是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

    三、反蒋起义，参加革命。

    无论在军部办公室，还是在私邸，第60军军长曾泽生脑子里转的，始终是这三条路。究竟走哪一条，其实他心里非常清楚，只是这个决心下起来，却是有些顾虑。这个顾虑来自方方面面，而全军能否协调一致，尤其暂编第52师，是特地安插进来监督第60军的部队，如何将这个师一起带走，如何躲过蒋介石的嫡系新7军，躲过中统特务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意外，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

    9月22日晚9时许，在长春中长理事会大楼60军军部办公室，曾泽生踱来踱去地思考了一个晚上，终于最后下了反蒋起义的决心。他拿起话筒，对182师师长白肇学说：

    “白师长，你马上到我这里来，10点钟一定到！”

    接着，又打电话通知暂编21师师长陇耀。

    10点钟，白、陇两位师长准时赶到。对于军长这么晚把他们找来，两人都有些奇怪。因此陇耀一进屋便问：

    “军长，有紧急情况？”

    曾泽生摇摇头，却是面色凝重。

    “跟新7军又有冲突？”白肇学猜测着。

    “不是，就是想随便聊聊。”曾泽生并不想一开始就亮出自己的观点，他想先听听二位师长的意见。

    “聊什么？”二位师长面面相觑。

    “关于部队的前途，出路问题，我们过去已经谈得很多，今天找你们来，就是商议决定我们究竟如何办？”

    “商量什么，军长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嘛！”

    陇耀态度坚决，白肇学却取火抽烟低头不语。曾泽生征求他的意见，他只是说：

    “是该商量商量，想个万全之策。”

    “万全之策”是不会有的。尽管白肇学态度不明朗，曾泽生想到平时与两位师长无话不谈，即使不同意反蒋起义，也不会发生影响大局的事，于是，干脆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认为，我们应该率部反蒋起义！”

    “哈哈！”陇耀两手一拍，从沙发上跳起来：“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决定！这个窝囊气我们60军早就受够了！我拥护起义！”

    白肇学也赞同起义，但他主张将部队拉出去后，放下武器，解甲归田。

    三人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从这天开始，曾泽生与陇、白二人开始了起义的秘密策划与部署。

    10月14日，曾泽生与陇耀、白肇学联名致信解放军围城兵团政治部，提出全军起义的要求和条件，受到中共中央及围城部队领导的欢迎和支持。

    正因为此时起义之事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之中，16日上午突然接到郑洞国开会的电话，曾泽生曾一度紧张，以为起义之事败露，因为按惯例郑洞国从不在上午开会。当他来到司令部从郑洞国手中接过蒋介石的亲笔信后，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17日午夜12时，按事先商定的防务交接计划，解放军围城部队悄悄入城，曾泽生与解放军代表刘浩乘车到各团巡视后，第60军部队将防地交给解放军入城部队。

    曾泽生亲率第60军2.6万余名官兵撤出长春，沿公路开往九台地区集结休整。

    天亮后，长春市内纵贯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已成为解放军的天下。

    1949年元旦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命令，将曾泽生的起义部队完整地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仍任军长。

    郑洞国投诚，长春光复

    第60军全军的反蒋起义，在长春国民党守军中引起超级大地震。而此时锦州战役刚刚结束，解放军在战略大决战中捷报频传，长春守军更是人心思变，许多官兵主动与围城解放军建立联系，谋求生路。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新7军彻底动摇了！

    18日晚，新7军军长李鸿、副军长史说做出投诚的决定，随即派出新38师副师长彭克立、暂编第61师副师长宁伟，与围城部队代表、东野第1兵团领导进行了秘密接触与谈判。

    新7军提出的投诚条件并达成一致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放下武器后，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二、保证投诚官兵不参加任何群众斗争大会；

    三、对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给予工作，不愿意参加工作的遣送回乡。

    双方规定：

    19日上午，新7军各部队放下武器，在原地集结，听候接收；

    营以上军官在新7军军部大楼集合；连以下军官在新7军教导总队大楼集合，听候处理。

    对于新7军的新动向，郑洞国尚蒙在鼓里。60军的反蒋起义，已经给了他沉重的一击，令他苦恼万分而又无计可施。其实早在郑洞国起义前一夜，即10月16日晚，郑洞国便已得到第60军将起义的消息。

    当时最先来报告的是第60军暂编52师副师长欧阳午，称60军已决定起义；随后接到新7军报告，称60军部队有异动。郑洞国将电话打到60军军部，电话已经不通，只好取消17日的突围行动，向新7军下令：

    “停止突围行动，撤回原防。”

    并迅速对60军防区做出警戒，同时将这一情况电告沈阳卫立煌。

    17日早上，郑洞国收到曾泽生派人送来的亲笔信，信中称第60军已决定起义，劝郑洞国与他们一起行动，或者以后代为联络。郑洞国对送信的第60军政工处长姜弼武说：

    “曾军长要起义，请他自己考虑，要我和他一路，我不能干！”

    郑洞国随后将信的内容电告了卫立煌。

    上午，郑洞国召集新7军师长以上军官开会，研究今后的行动问题。到会的人都哭丧着脸一言不发，直到郑洞国再三要他们讲话，才有他的一个老部下，暂61师师长邓士富站起来说：

    “目前情况，突围已不可能，我建议暂时维持现状，以后再徐图别策吧。”

    郑洞国别无选择，只好坐以待毙。

    由于新7军军长李鸿仍在病中，当天晚上，郑洞国来到新7军军部看望李鸿。当时李鸿已从家中移居军部，郑洞国看出他病得并不严重，只是装作不能多说话的样子。郑洞国敏锐地感觉到新7军的气氛不对，军部所有高级人员都在有意回避他。

    副军长史说极力留郑洞国在新7军军部过夜，想把与解放军接洽的情况告诉郑洞国，但郑洞国坚持回兵团司令部。回到司令部不久，即接到曾泽生的电话，曾泽生在电话中说：

    “有人要和你讲话。”

    曾泽生所说的这个人，就是解放军代表刘浩，刘浩在电话中对与郑洞国说：

    “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你考虑，不要再做无益的牺牲。”

    但郑洞国一时难以放弃对蒋介石的愚忠，硬着头皮回答说：

    “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19日上午，蒋介石派飞机到长春轰炸，空军在与郑洞国联络时，郑洞国说：

    “现在轰炸已无意义，徒使老百姓遭殃，还是停止轰炸罢。”

    随后，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出现在司令部，他告诉郑洞国，新7军官兵已经决定放下武器，希望郑洞国与他们一道行动。郑洞国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他平静地说：

    “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郑洞国知道自己已是穷途末路，他已做好以身殉职的准备。当奉蒋介石之命来东北收拾残局的杜聿明给郑洞国打来电报，称准备请蒋介石派直升机接他出去，问有无降落地点时，郑洞国给杜聿明回电称：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此时的郑洞国，决心“宁可战死，不愿投降”，他将长春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最后称：

    “来生再见！”

    但是，郑洞国的部下不愿意“来生再见”，也不会让他们的司令官“来生再见”。

    在此前新7军与解放军的谈判中，由于其将领均为郑洞国的老部下，提出起义条件之一，便是保证司令官郑洞国的安全。而在这天上午新7军放下武器，解放军完成对长春西半部的接收后，郑洞国的部下第一兵团副参谋长杨友梅已经派代表与解放军秘密接触。

    当时党中央考虑到郑洞国是黄埔一期生，又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若能争取他的起义，不仅会对整个黄埔系将领产生影响，而且对全国各战场的国民党军官都会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央军委随即向长春围城兵团指示：对郑洞国采取威迫政策，暂时不予攻击，以促其变化，并派适当人员与其进行谈判。

    与此同时，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拟电报发给东北局，请东北局转交郑洞国，电文称：

    “洞国兄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远者不论，近一个月，济南、锦州相继解放，20万大军全部覆没，王耀武、范汉杰先后被俘，吴化文、曾泽生相继起义，即足证明人民解放军必将取得全国胜利已无疑义。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曾军长此次举义，已为兄开一为人民立功自赎之门。届此祸福荣辱决于俄顷之际，兄宜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美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时机急迫，顾念旧谊，特电促速下决心。望与我前线肖劲光、肖华两将军进行接洽，不使吴化文、曾泽生两将军专美于前也。”

    由于长春城内混乱，这封信未能顺利送到郑洞国手中。

    这个时候，除了郑洞国的兵团司令部机关及特务团占据的中央银行大楼外，整个长春市已全部解放。而中央银行大楼已被解放军独9师包围。

    为了使郑洞国“体面的投降”，副参谋长杨友梅在与解放军代表谈判中提出，以中央大楼为据点，让大楼内人员抵抗一两天再降；并由解放军发表郑洞国“负伤被俘”的消息。

    21日凌晨，中央银行大楼附近突然响起一阵枪声，这是杨友梅指挥司令部直属部队在向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以造成事实，迫使郑洞国跟着他们走。

    和衣而卧的郑洞国被枪声惊醒，凭经验判断，这阵激烈的枪声来自楼下。是解放军在进攻大楼吗？不用说他就否定了这种猜想。因为在全市都已解放的情况下，解放军要想拿下中央银行大楼这座孤岛易如反掌，他的卫队又岂能抵挡得住！

    他明白属下幕僚的良苦用心，随即给蒋介石发了最后一封电报，做了最后的诀别：

    “曾叛李降，弹尽粮绝，退出中央银行大楼。”

    随后，郑洞国率司令部机关及卫队等所有人员，走出中央银行大楼。

    就这样，解放军第1兵团10万人，与国民党第1兵团10万人，对峙5个月后，解放军兵不血刃，以如此城下之盟，解放了具有坚固城防设施的长春。

    郑洞国放下武器后，毛泽东特意致电东北局，指出：“郑洞国为黄埔高级军官，此次又率部投降”，“应给以礼遇”。但郑洞国此时已心灰意冷，在第二天与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会见时，他表示一不广播，二不参加公开宴会，要求解甲归田，做一个普通老百姓。

    肖劲光与肖华热情接待了郑洞国，并摆下一桌丰盛的饭菜，郑洞国向肖劲光与肖华道谢说：“好几个月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郑洞国解甲归田后，直到1952年才主动要求参加新中国建设，并举家迁往北京，出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此后，郑洞国被选为全国政协第3、4届委员，第5、6、7届常委，任黄埔同学会副会长，1979年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解放军进入长春城后，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来贺电，称：

    “锦州解放，歼敌10万之后，长春即告解放，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郑洞国将军率部投诚，名城光复，秩序井然，人庆更生，欢声雷动。此皆我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前后方工作人员与广大民众努力奋战的结果。特电祝贺。”

    至此，东北人民解放军以消灭国民党军第1、第6兵团及地方部队共20余万人，获得辽沈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为此后解放全东北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辽西会战——“剿总”主力覆没

    聚焦廖兵团，难下决策

    锦州被攻克，长春和平解放，蒋介石在东北的军队，只剩了沈阳守军、廖耀湘“西进兵团”，与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军队。

    下一步攻打哪里，提上了毛泽东、中央军委以及林彪等东野首长的议事日程。在研究与磋商中，决策者们的目光逐渐转向辽西，转向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即第9兵团，下辖新1军潘裕昆部两个师、新3军龙天武部3个师、新6军李涛部两个师和一个步兵团、第49军两个师和一个步兵团、第71军两个师，以及骑兵旅、炮兵团、战车、装甲车等部队。

    在锦州战役打响之前，廖耀湘奉蒋介石之命组成“西进兵团”，由沈阳出发援锦。但攻占彰武之后，廖耀湘别出心裁，效法“围魏救赵”之计，以为切断了东野主力攻锦部队的补给线，便可迫使解放军放弃攻锦，如此锦州之围不攻而解，因此在彰武停滞不前了。

    殊不知，就在廖耀湘自以为得计之时，解放军早已在内蒙地区开辟了第二条补给线。中央军委早已识破廖耀湘的企图，在廖耀湘占领彰武当日，毛泽东便给林彪等人发电称：“只要不怕切断补给线，让敌进占彰武并非不利。目前数日你们可以不受沈阳援敌威胁，待锦州打得激烈时，彰武方面之敌回头援锦，他已失去时间。”

    事实上，廖耀湘本来就没打算渡过新开河西进。国民党将领向来惧怕解放军的围城打援，倘若不是蒋介石逼迫，廖耀湘断不会轻易离开沈阳城。当他占领彰武后，因担心锦州失守，渡过新开河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特地与卫立煌沟通，两人决定将兵团主力控制于新开河以东地区，静观局势变化再做决定。

    蒋介石得知廖耀湘的意图后，于10月13日晚发来急电，严词命令廖耀湘率“西进兵团”主力渡过新开河进占新立屯，再向锦州前进，并在电文最后威胁道：

    “如再延误将以军法论处！”

    廖耀湘纵有万般不愿，此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部署渡河。14日，除第49军留守彰武、第71军一个师暂留新民地区外，主力部队渡过新开河，并准备经新立屯、阜新跃进至锦州地区。

    15日，“西进兵团”主力达到新立屯。然而就这一天，锦州解放了！

    廖耀湘在得知锦州解放的第一时间内，立刻与卫立煌进行了沟通，认为“西进兵团”已没有必要继续西进，当务之急的如何安全撤离。

    也是在这一天，蒋介石飞抵沈阳，同时电召已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同机赴沈，与卫立煌共商挽救危局之计。第二天上午，杜聿明便乘专车来到新民廖耀湘兵团指挥所，传达蒋介石的旨意，并征求廖耀湘的意见，商议随后的行动计划。

    然而，令廖耀湘大为震惊的是，蒋介石的旨意竟然是：继续西进，收复锦州！

    “如果说此前校长坚持与共军求一决战尚可理解，那么如今胜负已见分晓，还有比逃命更重要的吗？”廖耀湘据理力争。

    杜聿明无可奈何地点点头，他本人也并不赞成蒋介石的主张，但既是奉命而来，总要与廖耀湘商议出一个结果。于是提议：

    “我倒有个折中办法，将集结于新立屯的兵团主力，出其不意的迅速进出北票地区，经义县、锦州西向葫芦岛方向撤退；葫芦岛地区国民党军主力则北上会师，会师之后再相机行事。”

    “这个行动路线拉得太长，实施起来困难太多。”

    廖耀湘分析认为，该方案全程都是在锦州东野主力外线行动，而且是侧敌之主力而行进，处于内线态势的锦州地区东野主力完全可以将廖兵团节节截断，分别包围。而“西进兵团”两头无靠，亦没有充足补给可以持续战斗，其结果只有一个可能：全军覆没。

    至于葫芦岛方面的北上军队，廖耀湘认为不提也罢：

    “在海空直接协助下尚不能攻下塔山，解近在咫尺之锦州之围，能指望他们远出北票与‘西进兵团’会师吗？”

    杜聿明不得不承认，廖耀湘的分析不无道理。

    “摆在‘西进兵团’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退回沈阳；一条是撤退营口。”

    退回沈阳是卫立煌的主张，虽战术上背三条大水，仍不失为一个可行性方案。但廖耀湘并不甘心实施这一方案。因为退回沈阳，无外乎慢性自杀，充其量多苟延残喘些时日，最后只能落得长春守军的下场；

    撤退营口，是廖耀湘自5月份以后坚持的方案，他主张兵团主力由新立屯出发，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和以南向大洼、营口撤退。由于这条路将经过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与饶阳河之间十分狭窄的走廊地带，要想顺利通过这一走廊地带，至关重要的是争取时间。否则，一旦东野主力回师辽西，一切都来不及了。

    经过一番讨论，杜聿明接受了廖耀湘撤退营口的方案，并建议廖耀湘退到营口后，经盘山、沟帮子向北打，与“东进兵团”在大凌河会师，廖耀湘认为这一方案可行。两人遂决定分别向卫立煌与蒋介石报告，等候裁定。

    翌日上午，廖耀湘即赴沈阳见卫立煌。卫立煌绝不赞成辽西兵团继续出兵锦州，也不同意出北票的方案，他主张撤退沈阳，但由于廖耀湘力陈退营口理由，最后卫立煌终于同意先力图出营口，万不得已时再考虑退沈阳。但是他说：

    “老头子最后是否拍板，现在还很难说。”

    “我认为必要时你应独断专行，战况千变万化，不可能每每等着他不合时机的指示。解放军下一步说不定就是回师打辽西！”

    “完全可能！”

    两人经分析一致认为，10天左右，锦州东野主力极有可能回师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地区，围歼“西进兵团”！当务之急是与东野主力抢时间。

    “无论出营口、退沈阳，甚至打锦州，都要先攻占黑山。”

    廖耀湘的意思是率先抢占黑山。卫立煌考虑一下说：

    “你先做好攻打黑山的准备工作，我与总统商量好整个行动计划后，立刻打电话给你。”

    返回新民驻地后，廖耀湘立即找来第71军军长、攻击黑山的指挥官向凤武，命令他率第71军，外加由兵团控制的两个重炮营，及第207师许万寿旅，立刻准备攻占黑山，于次日黄昏完成准备工作，炮兵进入阵地；步兵应就攻击准备位置。

    接着，廖耀湘召集新1军军长潘裕昆、新3军军长龙天武、新6军军长李涛，向他们宣布自己出营口的行动方案：

    一、以第71军附207师之许旅攻占黑山，以掩护兵团主力通过黑山以东走廊，并造成廖兵团继续向锦州西进之假象；攻占黑山后，以新6军与第49军为先头部队，经上述路线，向大洼地区撤退。在大虎山以东、以南应派得力部队担任侧卫，占领要点，掩护后续部队通过。到大洼后，与营口第52军取得联络，向盘山方向搜索警戒；

    二、新3军继第49军之后，退到大洼以东地区；

    三、新1军和第71军为兵团殿后，担任后卫任务，由新1军军长潘裕昆统一指挥，到达大洼地区后，位于大洼、营口之间地区，为兵团而后行动的预备队；

    四、兵团前进指挥所和廖耀湘本人，随新6军军部行动，先到大洼，后至营口。

    随后，廖耀湘又与3人研究了在时间、空间上各部互相协调的办法。

    一切准备就绪，廖耀湘向卫立煌请示率先攻打黑山时，卫立煌向蒋介石的请示、协商尚未开始，他本人又犹豫不决，不敢私自做主，只好令廖耀湘暂缓行动。

    18日，蒋介石再度飞赴沈阳。而此时，长春第60军已经起义，新7军也已在次日上午放下武器，只剩了长春最高军事长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独据中央银行大楼，在等候“体面投降”。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沈阳，从东北“总撤退”，将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撤回江南，拱卫京都。由于海上运输有限，只能从陆路退入关内，而走陆路，只有收复锦州。但蒋介石担心放弃东北遭受舆论谴责，想把责任推卸到下属身上，因而不便公开说出放弃东北的目的。在有卫立煌、杜聿明、赵家骧等人参加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说：

    “据空军侦察报告，共军在打下锦州后，大批向北票、阜新撤退，看来共军不会据守锦州，现在正是夺回锦州的良机。”

    并一再强调：解放军刚打完锦州攻坚战，部队已疲惫不堪，若要再战，起码需要一月余时间进行休整，而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军夺回锦州的大好时机！

    因此，蒋介石要求卫立煌从沈阳守军中，派出第52军两个师和第207师3个旅，加入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廖耀湘统一指挥，向黑山、大虎山前进，然后与“东进兵团”协同作战，收复锦州。

    卫立煌不知蒋介石目的为“总撤退”，担心沈阳空虚，解放军一旦乘胜进攻，后果不堪设想；而廖耀湘兵团如不尽快撤回沈阳或撤退营口，极有被解放军包围吃掉的危险。但见蒋介石收复锦州态度坚决，知道廖兵团无论撤退沈阳还是撤退营口，蒋介石都不会同意，加上以前多次因持反对意见受到蒋介石训斥，因此心里不同意也不再发言。蒋介石却回过头来看着卫立煌，一再追问：

    “俊如（卫立煌字）兄意见如何？”

    卫立煌摇摇头，表示先听听其他人的意见。此时杜聿明尚未明确在东北的指挥职务，不想多参与意见，倒是参谋长赵家骧不知深浅，站起来慷慨陈词：

    “解放军在东北有80万人，目前从黑山、大虎山到锦州、锦西、葫芦岛大约有60多万，长春的10万可能会很快南下威胁沈阳。共军兵力几乎超过我军两倍，又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与我军作战。而我军既要守沈阳，又要收复锦州，共军又擅长打援，我军在东西对进中有被各个击破之虞，所以，收复锦州是值得慎重考虑的。”

    赵家骧的话显然不合时宜，蒋介石阴沉着脸，愤怒地说：

    “我们有空军优势，炮兵优势，为什么不能打！”

    军事会议不欢而散，蒋介石当天飞回北平。

    19日，蒋介石电召卫立煌和杜聿明飞北平议事。在北平东城圆恩寺蒋介石行邸，蒋介石再提东“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东西对进夹击解放军，收复锦州的计划。

    这次，卫立煌不再沉默，在飞机上他已与杜聿明达成一致，坚决反对这一方案，并同时主张廖兵团退守沈阳。

    而蒋介石的目的是放弃沈阳，实行东北总撤退，但由于不肯说出真实目的，会议仍未达成一致。

    这一天，等候在新民驻地的廖耀湘已急不可待，一天三次与沈阳联系，而卫立煌迟迟未归。当晚得知卫立煌仍未返回时，廖耀湘一时心急如焚，竟越级直接致电蒋介石，坚决要求经黑山、大虎山撤退营口，强调时间紧迫，必须立即行动。

    蒋介石虽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却发现廖耀湘的方案不失为一条退路。因此在20日上午与杜聿明的单独谈话中，将收复锦州的方案与廖耀湘的方案做了折中，做出如下决定：

    一、廖兵团全力攻打锦州，同时葫芦岛、锦西部队亦向锦州进攻；

    二、廖兵团除现有兵力外，增加第6军第207师沿北宁路向黑山、大虎山之敌攻击前进，并确保营口后方交通补给线。如黑山敌人被击退（蒋介石判断解放军要退的），即向锦州攻击前进，协助葫、锦（锦西）部队收复锦州。如黑山、大虎山敌人顽强抵抗，并有增援模样，即向营口逐次抵抗撤退；

    三、在廖兵团向黑山、锦州攻击的同时，第52军先占领营口，巩固海运补给基地，并与廖兵团联系；

    四、第8兵团周福成指挥第53军及在沈其他部队留守沈阳。

    由于卫立煌屡次与蒋介石顶撞，自春天开始对蒋介石要求打通沈锦铁路，将主力移到锦州的命令，便一直拒不执行，如今又对收复锦州的命令进行抵制，令蒋介石恨之入骨，极想将他撤职，由杜聿明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但因杜聿明的坚辞不就，蒋介石又决定任命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驻葫芦岛，直接听命于蒋介石，代为指挥东北的军事行动。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有杜聿明、卫立煌、傅作义参加的会议中，蒋介石宣布了对杜聿明的任命，并要杜聿明与卫立煌一起飞沈阳，由杜聿明代表蒋介石，直接向廖耀湘等人传达蒋介石的作战方案。

    当晚6时，杜聿明与卫立煌同机回到沈阳，在卫立煌家中一间小办公室里，杜聿明向前来开会的廖耀湘、刘玉章、赵家骧等人传达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

    尽管蒋介石将他收复锦州的主张与廖耀湘的方案做了折中，卫立煌对这个方案仍极为不满，他十分肯定的对杜聿明说：

    “共军不会退，你等着瞧吧！”

    杜聿明亦有同感：“共军攻取锦州轻而易举，我看也不会退。”

    “新立屯的后路一断，黑山再过不去，廖耀湘危险得很。咱们叫工兵到辽中架几座桥，万一廖退不到营口，还可以退到沈阳。”

    卫立煌说完，当即令赵家骧布置架桥任务。

    杜聿明非常体谅卫立煌的心情，卫立煌的意思还是巩固沈阳，而沈阳的兵力太少，就想把廖兵团拉回沈阳。但又不敢事先将廖兵团撤回沈阳，只有等到情势危急再撤。而事实证明，当廖耀湘陷入解放军四面包围中时，再撤已经失去机会。

    这就是蒋介石对东北战场的直接指挥，派了杜聿明做全权代表，而杜聿明作为卫立煌的下属，既不敢违抗蒋的命令，又不愿强卫立煌之所难，只能负下达命令之责，结果弄得各将领间矛盾重重，无所适从。

    但无论如何，争吵5天之后，蒋介石总算下达了一个各将领尚能接受的方案。

    在廖耀湘看来，这个方案就是他一直坚持的撤退营口的方案。至于打黑山收复锦州，不过是摆摆打的架势，因为解放军主动撤退的几率几乎为零。

    当晚返回驻地，廖耀湘立即将早已做出部署略作调整，下达了进攻黑山的命令。

    然而历史证明，时间已经太迟了。

    黑山阻击战，以少胜多

    就在蒋介石与东北将领围绕廖耀湘兵团行动方案争吵不休的时候，中央军委与“野司”首长关于东北解放军的行动方案，也围绕着廖耀湘兵团展开。

    从当时的战略态势看，东野主力位于锦州；国民党军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位于锦西与葫芦岛；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位于彰武与新立屯地区。

    此时东野的攻击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南下攻打锦葫地区的“东进兵团”，一个是北上攻打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在锦州攻坚战结束之初，毛泽东分析，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没有了援锦任务，将会向沈阳后撤，难于在短时间内歼灭，而锦西的“东进兵团”与东野主力近在咫尺，出击锦、葫较为有利。10月17日，毛泽东电示林、罗、刘，称：

    “你们下一步行动，我们认为宜打锦、葫，并且不宜太迟，宜在休整十五天左右以后即行作战，先打锦西，后打葫芦岛，争取在十一月完成夺取锦、葫任务。”

    并提出攻克锦、葫之后，将主力开往沈阳周围，准备夺取沈阳。

    毛泽东还指出：沈敌很可能在东野攻打锦、葫时出兵增援，只要沈敌远离沈阳，走大虎山、大凌河增援锦、葫，便于大局有利。同时提醒林彪等人预防卫立煌集团全军南撤。

    果然，“野司”很快得到情报，廖耀湘一部在占领新立屯后，有继续南进的动向，预测廖耀湘兵团及沈阳守军有可能从锦州或营口实行总撤退。

    林彪分析认为：如果先打锦、葫地区，极有可能给沈阳援敌经营口从海上逃跑的机会。而从局部来看，尽管东野主力与锦、葫之敌近在咫尺，南下作战比较便利，但国民党军为了援锦，已陆续聚集到锦、葫地区11个师的兵力。在狭小滩头集中如此多的兵力固守，使东野部队的行动受到地形制约，不便迂回包围，在短段时间内结束战斗亦非易事。

    因此，林彪与罗荣桓、刘亚楼等人商量后，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首先东返歼灭廖耀湘兵团。

    19日22时，毛泽东复电指示向林、罗、刘：

    “目前为应急计，请你们考虑令10纵自大虎山进至营口筑工，该方有10纵、12纵及6至7个独立师形势就巩固了。只要此着成功敌无逃路，你们在战略上就胜利了。你们在锦州各部须争取至少一星期准备歼击由新立屯向你们前进之敌。如该敌不再前进，则攻新立屯，抓住廖耀湘攻击，使他走不脱，各个歼灭之。因沈敌决心撤退，你们须用全力抓住沈敌，暂时不能打锦葫。在歼灭沈敌以前，锦葫应由攻击目标改变为牵制目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林彪等人决定集中兵力，与敌人在沈阳、锦州之间展开决战，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的方针，将廖耀湘兵团歼灭于新立屯、黑山、大虎山地区！

    之所以选中黑山、大虎山地区，则是基于这里的地理优势。这里地处辽西走廊东端，东南方为90余公里的沼泽地带，西北方乃高达1000米的医巫闾山，沼泽与山脉之间只有宽约30到40里的狭长走廊，无法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无论从沈阳开往锦州，还是开往营口，这段狭长走廊都是必经之路。黑山、大虎山俨然两扇坚固的大铁门，开则南北通畅，关则人马堵塞，守住这两扇大门，便可将敌人歼灭于其间。

    “野司”随即做出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略部署；

    位于锦州地区的攻锦部队2纵、3纵、7纵、8纵、9纵，1纵主力和6纵17师、炮兵纵队，回师辽西，昼夜兼程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行军，预计数日后从两侧迂回包围廖耀湘兵团；

    位于彰武的5纵，向阜新东北地区移动，6纵主力于彰武东北地区，拖住廖兵团的尾巴；

    位于新立屯东北地区的10纵，临时配备1纵3师和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师，迅速赶赴黑山、大虎山地区，依托医巫闾山构筑工事，阻滞廖耀湘兵团前进，为东野主力东返争取时间；

    为牵制锦葫地区国民党军，以4纵、11纵和冀察热辽军区各独立师等部，继续坚守于塔山地区，时刻准备阻击该地区国民党军东进，以保障东野主力不受干扰地与廖耀湘兵团展开决战；

    对于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守军，以位于长春地区的12纵和5个独立师以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2师火速赶往铁岭、抚顺等地区，对其进行包围与钳制；

    巧合的是：

    10月20日，“野司”做出围歼廖耀湘兵团的战略部署；

    也正是这一天，蒋介石通过杜聿明对廖耀湘兵团下达了攻锦或撤退营口的命令。

    21日，双方同时调兵遣将，攻占黑山。

    廖耀湘由于早在17日晚便已做出撤退营口的行动方案，因此在20日晚略作调整之后，立即下达行动命令，21日清晨，廖兵团全体出动，向黑山、大虎山猛扑过来。

    负责阻击廖兵团的东野10纵，在21日中午收到“野司”战略部署的急电，立即召开党委会议，研究具体阻击行动方案。

    就双方兵力来说，廖耀湘兵团有5个军12个师，在国民党5大美式机械化主力军中，廖耀湘兵团就占了两支，即新1军与新6军，廖耀湘兵团是蒋介石最精锐的王牌部队。且有飞机、坦克和上千门大炮配合作战；

    10纵仅仅是3个师外加临时配属的1纵3师和内蒙古骑兵师，共5个师，装备方面既无飞机，又无坦克，所属炮兵也仅仅是刚成立不久炮弹极少的3个山炮营。如此兵力与装备，要担负起宽达40里的正面防御与阻击，意味着每一块阵地，每一位战士，都将承受沉重压力与挑战。

    毫无疑问，这将是一场残酷的血战！

    纵队常委一致表示：“人在阵地在，誓死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在下午6点多召开的各师师长、政委动员布置会上，司令员梁兴初指出：

    “要打好这一仗，不咬咬牙是不行的！现在野司首长在看着我们，各兄弟部队也在看着我们。打好了，不仅标志着东北的全部解放，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又一个‘十万主力军’被我们从他的军簿上一笔勾销；打坏了，十万大敌就将逃入关内，对我们整个解放战争，又意味着什么呢？那只能说，我们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只准打好，不准打坏！”

    而此时，廖耀湘兵团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占距黑山60公里的芳山镇！

    10纵必须在廖耀湘兵团到达黑山、大虎山之前赶到预定地点，并完成必要的防御工事修筑。

    时间迫在眉睫！

    师级领导会散会时已是深夜11点，部队立刻火速出发，战士们一路跑步行军，向黑山、大虎山进发，一夜行军60里，终于在天亮前赶到黑山。

    此时，黑山城内已人声鼎沸，骡马嘶鸣，纵队政治、后勤人员已于昨晚赶到黑山镇，发动群众，连夜为解放军修筑工事筹备物资。待大部队赶到，装满木材、麻袋等各种物资的大车，已停靠在街口，一字排开。

    清晨7时，10纵各师相继进入阵地。

    附近群众几乎倾巢出动，有的扛门板，有的送麻袋。公路上拉运铁轨、运送木材的大车，更是犹如逶迤的长蛇阵，源源不断地开到黑山脚下。

    山上，战士们在凛冽的寒风挥锨舞镐，挥汗如雨，抢筑工事，与廖耀湘兵团展开时间赛跑。

    23日，廖耀湘兵团先头部队进抵黑山、大虎山以东拉拉屯、胡家窝棚、大兴庄一线，对解放军前沿阵地发起进攻，解放军警戒部队顽强抵抗，黑山阻击战正式打响。

    国民党军第207师许万寿旅在重炮掩护下，从胡家窝棚（黑山以东通沈阳公路上一个村庄）由东向西从正面攻击黑山；第71军两个师作为攻打黑山的主力，由北向南从黑山以北侧击并包围黑山。

    上午9时，解放军尖山子警戒阵地突然硝烟滚滚，国民党军对此地发起猛烈进攻。

    眼见敌人来势凶猛，炮火猛烈，梁兴初当即命令坚守该阵地的解放军10纵28师：

    “竭尽全力，死守一日！”

    国民党军以两个整营，兵分两路对28师82团7连发起冲锋，7连战士沉着冷静，以火力进行封锁，终将敌军击退。随后，国民党军又连发两次冲锋，皆被击退。

    消息传到野战军司令部，林彪立即向梁兴初发来电报：

    “盼你们加强决心，深入动员，务须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毫无进展。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

    面对数倍于己、武器装备远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对于10纵官兵来说，“死守3日”绝对不亚于字字千钧。“野司”首长的指示传到阵地后，战士们斗志昂扬，纷纷表示：

    “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兄弟部队不赶到，坚决死守阵地！”

    连队干部们则坚决保证：“不中断指挥，人在阵地在！”

    战斗一直进行到黄昏，28师82团7连的战士们连续击退国民党军5次进攻，子弹、手榴弹打光了，便以石头当武器，最终以少胜多，守住阵地，完成任务。

    野战军旗开得胜，士气大涨。

    对于廖耀湘来说，第一天进攻便吃了败仗，实在大出意料，大失所望！

    原以为会赶在解放军之前到达黑山，大虎山，由于蒋介石与东北将领的矛盾，上峰的优柔寡断，结果最终的逃跑之路被解放军堵住。

    原以为解放军主力未到，新立屯一带的解放军仅是小部队，凭着“西进兵团”的优势兵力，一个纵队的解放军完全不在话下，没想到，解放军用石头都能打败国民党军的洋枪洋炮！

    解放军的锐气令廖耀湘不寒而栗！

    当晚，廖耀湘即令位于71军以北芳山镇地区的新1军，整饬战备，准备参加对黑山作战，同时令新1军军长潘裕昆于次日率2个师的必要人员，到71军战斗指挥所与向凤武联络，到前线督导进攻，制定出新一军加入黑山战斗的方案。此外，廖耀湘还将新1军所属的重炮交给向凤武指挥，决定次日以更加猛烈的重炮作支援，继续攻打黑山。

    24日清晨6时，黑山城上空突然出现四架野马式飞机，所到之处皆投下连串炸弹，飞机刺耳的尖啸声随即被地面爆炸声所淹没，黑山城顿时陷入一片战火之中……与此同时，高家屯也遭受了国民党军猛烈的炮火攻击。

    注意到国民党军一面攻击黑山正面阵地，一面将矛头指向侧翼高家屯，梁兴初立刻亲自赶到28师指挥所。由于高家屯地势所限，防守工事较弱，梁兴初不放心，对28师师长贺庆积说：

    “敌人避开我刀尖锋芒，从侧翼攻我刀背，这一招确实毒辣！我们现在得随时准备把刀尖转过来，要让高家屯阵地成为我们刺进敌人胸膛的一把利剑。”

    “请纵队党委放心，高家屯阵地交给我们，我们就有决心把它守住。28师是经得起这场考验的！”贺庆积答道。

    负责主攻高家屯的国民党军，是207师第3旅；

    负责高家屯阵地防守的解放军，是28师84团。

    84团2营在一个山炮营的炮火支援下，坚守高家屯石头山“101”、“92”、“90”制高点，击退敌人第一次进攻。

    随后，国民党军以三个营兵力，兵分三路，分别向“101”高地、“92”高地和石头山山头发起猛攻。山头的工事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袭击中很快被摧毁，2营战士也付出较大伤亡。但炮火过后，战士们仍顽强地从倒塌的战壕中站起来，以突发而密集的火力一次次迎击敌人的进攻，终于击退敌人的第2次冲锋，“101”、“92”高地前面，横七竖八地留下了国民党军数百具尸体。

    12时，愤怒的国民党军集中了所有重炮群，对高家屯石头山发起第三次猛攻，成排的炮弹呼啸着向解放军三处阵地倾泻而来，在炮火的掩护下，又以一个半营的兵力向解放军三处阵地发起连续猛攻。坚守阵地的解放军2营6连1排的战士们，在子弹、手榴弹用尽的情况下，以石块、木头为武器，击退敌人第三次进攻。

    当敌人发起第4次进攻时，石头山阵地上只剩下4名战士，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4名战士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4时半，石头山阵地落入敌军之手。

    石头山阵地被攻占，“92”高地侧翼旋即暴露在国民党军炮火之下。

    15时，国民党军一个营连同占领石头山阵地的军队，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攻打“92”高地。坚守92高地的2营4连的战士们，在指导员刘宝珊的沉着指挥下，奋勇迎击敌人，在近20分钟的时间里击毙敌人200多名，连续击退敌人3次冲锋。

    国民党军立即增加一个营兵力，对“92”高地发起第4次冲锋，此时4连只剩20余人。前来增援的6连两个班，在途中遭遇敌人的炮火，大部分受伤或阵亡。眼见“92”高地难以固守，团指挥所令4连战士撤出“92”高地，前往“101”高地，但还是有6名战士没来得及撤出；一排长李永发在撤退时，为掩护战士，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在连续刺倒5名敌人后，自己也负伤3处，倒在了阵地上……

    此时的“101”高地状况比“92”高地好不到哪里，只剩4、6连余部和营部通信班共20多人。“92”高地被占后，敌人增派两个营继续攻打“101”高地。

    15时30分，“101”高地遭遇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战士们以密集的手榴弹，连续击退敌人4次冲锋，歼灭敌军百余人。国民党军也杀红了眼，不顾一切地从三面围上高地。此时高地上只剩下5名解放军战士，手榴弹也已经用尽……解放军在高家屯一线最后一个制高点最终被国民党军占领。

    高家屯阵地失守，黑山城岌岌可危！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28师师长贺庆积果断命令所属12门山炮引颈齐发，向“101”高地展开暴风骤雨般猛烈轰炸。此时敌人夺得阵地后尚未做好部署，被突然的炮火杀了个措手不及。顿时，“101”高地爆炸声、嚎啕声响成一片，国民党官兵血肉横飞，一片狼藉。

    贺庆积一声令下，84团团长蓝芹立即指挥1、3营做好战斗部署，准备对高家屯发起反击！

    16时20分，1营对“101”高地发起猛攻；3营兵分两路，一路奔袭“92”高地，一路杀向石头山阵地。解放军行动之迅猛，令国民党军大出意料，一时惊慌失措，三个阵地上霎时杀声震天，枪弹如雨，硝烟弥漫。

    经过半小时的激战，“101”高地国民党军180余人全部被歼；“92”高地和石头山阵地的敌人被解放军打得死的死，逃的逃。

    阵地失而复得，解放军一鼓作气，趁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疲惫不堪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敌军阵地发起突袭。86团1营突袭水淦，俘敌1个班，82团1连突袭高家屯西北的十里岗子，俘虏敌人一名哨兵。

    这一天对廖耀湘来说，是一时高兴一时忧愁，一时把心提到了嗓子眼，最后阵地得而复失，令他恼怒万分。此时新1军军长潘裕昆从前线视察归来，建议以新1军新30师从正面加入对黑山的攻击，以新50师之一部附骑兵团自西北包围黑山，切断解放军后方交通联络，同时加强正面和东面进攻部队的炮火支援，以摧毁解放军在黑山的防守。廖耀湘认为有道理，旋即任命潘裕昆为攻击黑山指挥官，率新1军、第71军和207师之许旅于25日继续攻打黑山，期望当日占领黑山。

    由于高家屯地处位置险要，在经过24日一整天炮火的轰炸，已是伤痕累累，易攻难守，国民党军自信能迅速拿下高家屯。

    25日黎明时分起，国民党军便调集重炮群，对高家屯石头山阵地、“101”高地、“92”高地实行无休止的轰炸，直到8时，炮火刚刚平息，10架飞机又出现在高家屯上空，继续对解放军阵地实施不间断的低空轰炸，直到他们相信阵地上再无生命，方才停止轰炸。

    哪曾想，解放军躲在山背的防炮洞里，竟是毫发未损！当国民党步兵刚刚冲上阵地，解放军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般，在国民党军尚未反应过来之时，便被密集的手榴弹、机枪扫射得连连后退，一小时内连续发起3次冲锋，全部宣告失败。

    阵地迟迟不能攻下，躲在指挥所里的廖耀湘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次次向前线指挥将领发出指令。前线指挥官情急之中，竟使出极其残忍的手段：先以一个连兵力向石头山阵地发起冲锋，当与解放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扭打在一起时，突然以重炮轰炸，将敌我双方士兵全部炸死在阵地上，以此手段占领了石头山阵地。

    紧接着，国民党军如法炮制，又将“92”、“101”高地夺入手中，黑山门户再次被国民党军打开。

    终于占领了高家屯，国民党军欢呼雀跃，廖耀湘立即命令新6军抢修一条侧卫阵地，掩护西进兵团通过黑山、大虎山，向营口进发。

    但解放军并未打算让他们通过。28师师长贺庆积随即给梁兴初去电，问是否晚上反击，梁兴初斩钉截铁回答道：

    “一定要黄昏前反击！我们现在虽然极度疲劳，有伤亡，但敌人的疲累、伤亡比我们更大！晚上攻，敌人就喘过气来了，工事也修好了。哪个更划得来呢？”

    “坚决执行命令，马上组织反击！”贺庆积立刻答道。

    傍晚6时，82团和84团3营战士，在炮火支援下，兵分四路回击高家屯。激战1小时，果然再次收复高家屯全部阵地！

    连续三昼夜的作战，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都已疲惫不堪，解放军以4000余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敌军8000余人，俘虏敌军6000余人，为主力部队回师争取了时间。

    对于廖耀湘来说，一连三天突不破解放军的防线，便仿佛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已有了凶多吉少的预感。就在这时，新1军骑兵团和向北镇搜索的便衣侦探，同时向廖耀湘发来情报：

    锦州解放军已回师到达北镇地区！

    这个消息犹如一声惊雷，将廖耀湘惊得目瞪口呆。锦州解放军主力回师东进北上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测，时间之紧迫，已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他立刻给卫立煌挂电话，说不能再做攻下黑山的打算，必须在猛烈攻击黑山的同时，掩护兵团主力立刻通过走廊，向营口撤退！

    卫立煌当即表示同意，最后又加了一句：

    “万不得已时，可退回沈阳。”

    廖耀湘放下电话，立即作出迅速逃跑的调整部署，此时已是25日晚9时，廖耀湘当即下令向营口撤退！

    然而，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辽西大会战，兵贵神速

    当解放军第10纵队在黑山顽强阻击廖耀湘兵团之时，第8纵队已经悄然东进，来到黑山以东，截断廖耀湘兵团经台安、盘山逃向营口的退路；第5、6纵队也自新立屯南下，将廖耀湘兵团返回沈阳的大门关闭。

    廖耀湘兵团已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待解放军主力部队抵达黑山，实施瓮中捉鳖。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即26日凌晨3时，解放军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收到林彪急电：

    “北上主力已到达，望即协同1、2、3纵队，从黑山正面投入追击。”

    “北上主力已到达”，这个喜讯立刻传遍10纵，将战士们连日的疲惫一扫而光。4时，10纵3个师根据“野司”部署，同时向大虎山以东地区发起全线反攻。

    此时廖耀湘兵团已被包围在120平方公里的狭长区域之中，廖耀湘却浑然不知，只是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性，并未意识到灭顶之灾已经降临。他一面下令以49军、新3军14师、新6军骑兵部队为先头部队，经黑山、大虎山以东向营口撤退，一面令潘裕昆以新6军、整编第207师第3旅和第71军继续攻打黑山，作出势在攻占黑山的样子，掩护兵团主力逃跑。

    凌晨时分，新6军与第71军奉命在黑山正面阵地交接防务，由于有些地段责任不清，交接防队伍秩序混乱。就在这个时候，坚守黑山阵地的野战军与刚刚赶到的3纵从黑山正面对国民党军展开猛烈进攻。

    突然间枪炮声齐鸣，杀声震天，令国民党军交接防部队魂飞魄散，莫说还手反击，连招架之功也完全丧失，整个部队一触即溃，战火很快蔓延到廖耀湘设置在胡家窝棚的兵团司令部——前进指挥所。

    听着不远处传来的激烈枪声，廖耀湘判断，战斗就发生在胡家窝棚以西。就在这时，新3军军长龙天武打来电话，焦急万分地报告：

    “司令官，我的司令部附近发生战斗，西边的第71军正在后退，很快就要打到这里了！”

    “你马上离开司令部，去集合部队，按原计划继续向营口撤退。”

    廖耀湘放下电话，心里一阵恐慌。龙天武的司令部设在胡家窝棚与胡日窝棚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说明解放军就快打到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了。而且，龙天武虽答应执行原撤退命令，但混乱中他能否与所属三个师取得联系，龙天武犹犹豫豫的回答，令廖耀湘失去信心。

    果然，龙天武在与其部队失去电讯联系的情况下，由于无法赶到他的部队所在地，无法掌握属下任何一个师，竟在混乱中单独逃往沈阳。而新3军的三个师失去指挥，不知如何行动，很快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于27日各个击破全歼。

    上午8时，形势对廖耀湘来说更趋严峻，兵团司令部的四面八方都已响起激烈枪声，与新1军的电话已无法接通。廖耀湘立刻与一个副官徒步赶到附近的新6军军部，从离开兵团司令部这一刻起，廖耀湘便再也没有回来。

    事实上，在新3军遭遇解放军攻击时，兵团司令部和新1军、新6军军部便已暴露在野战军3纵及其以北的友邻部队的炮火之下。当廖耀湘离开新1军来到胡家窝棚东南约七八华里新1军新30师师部的时候，在继新3军军部被端掉之后，兵团司令部以及新1军、新6军军部均被解放军摧毁。

    解放军围歼廖耀湘兵团第一步，首先击碎了兵团首脑——前进指挥所，同时摘掉各主力部队的首脑机关，使其部队陷入群龙无首的纷乱之中。解放军部队打到哪里，哪里的国民党军便随之崩溃。

    这一天，野战军10纵硕果累累：30师在大小吴家台，歼敌两个整团；29师在正家窝棚，歼敌两个营；28师先在高家窝棚歼敌1个整团，随后又在胡家窝棚歼灭廖耀湘兵团司令部及兵团所属大部炮兵、辎重部队，缴获廖耀湘兵团全部重炮和汽车……

    这一天，野战军各纵队从南、北、西三面向东压缩，向东面5纵、6纵迅速靠拢，被夹击在中间的国民党各军、各师全部乱作一团，官兵争相逃命，见到解放军战士首先举手问：“我们的枪缴到哪里？”敌人丢弃的汽车、大炮、枪支等各种军械武器，遍地都是，连后勤人员都四处抓俘虏，收敛枪支。

    这一天，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沈阳，他不再提“收复锦州”，只希望廖耀湘兵团能够返回沈阳……

    卫立煌致电廖耀湘，称：

    “在这样危险万状的情况下，辽西的部队应该立即迅速退回沈阳。”

    此时，深陷危境的廖耀湘十分清楚，撤退营口的方案已无法实施，因为他能够使用的兵力已极其有限，仅49军1个半师、第14师、新22师以及新1军新30师，其他部队已失去行动自由。撤退营口方案的失败，令廖耀湘心中充满羞愧与恐惧。

    但撤退沈阳也并非易事，冲出重围谈何容易，即使成功突围，前有大河挡路，后有强兵追击，而且解放军尤其擅长运动战，廖耀湘担心部队会在运动中被解放军节节切断，分别歼灭。

    这时已到晚上，廖耀湘已于下午5时来到位于唐家窝棚的新6军新22师，还是在中午12点的时候，廖耀湘与新1军军长潘裕昆在新30师师部谈到撤退问题，潘裕昆提议说：

    “在军队被四面包围的状况下，不宜移动，不如就地抵抗，共军在不能忍受我军火力杀伤后，会自行撤退。”

    “这样做确实比较容易，但也只是延长一点抵抗时间，我们弹药、粮食均不足，无法支持太久……”

    廖耀湘当时没有接受这一方案，但现在他认为，这是相对唯一有一线希望的方案，这一线希望就是，如果能坚持抵御一些时日，或许会得到锦葫方面的增援。但兵团参谋长杨焜劝廖耀湘说：

    “现在是万分紧急的时刻，卫立煌要你退沈阳，那你就依照他的命令办好了。是他要你这样做，责任由他承担。”

    廖耀湘陷入痛苦的抉择中。

    他开始在心中盘算，如若退沈阳，可以带走的部队大约有新22师、第14师、新30师的主力以及第49军1个半师，而前3个师是从印缅回来的骨干师。廖耀湘虽然没有把握退回沈阳，但就地抵抗同样没有把握，因此决定执行卫立煌的命令，虽然希望渺茫，但还是幻想通过最后一搏，将几个骨干师带出去。

    下定决心后，廖耀湘立即联系第49军军长郑庭笈，命令他入夜后派卡车搜索陈家窝棚至老达房之间的公路，查看是否有敌踪，准备从这条路退回沈阳。

    接着又通过无线电台与潘裕昆通话，令他指挥新1军、第71军、第169军及兵团直属重炮部队，于次日拂晓出发，前往新民以南至老达房之间，渡过辽河向沈阳撤退。廖耀湘本人亲率新22师、第49师和第14师，通过大虎山前往老达房，在老达房渡过辽河退回沈阳。

    潘裕昆听罢廖耀湘的命令，十分沉痛地对廖耀湘说：

    “司令官，这太危险了，实在没有把握。”

    廖耀湘能听出潘裕昆此时绝望的心情，可他已经做出了痛苦的抉择，只得咬咬牙回答：

    “这是卫总司令的命令。”

    “好，我将尽我的力量去做。”潘裕昆犹豫了一下，最终颤抖着声音说。

    27日凌晨，廖耀湘率新22师第64团首先来到第49军军部所在地陈家窝棚，然后与新6军军长李涛、司令部参谋长杨焜等人一起行动，于拂晓前启程，沿陈家窝棚至老达房的公路前进。

    这是49军军长郑庭笈派员反复勘察认为最安全的一条路，没想到行进了十几华里，突然枪声大作，廖耀湘茫然四顾，发现枪声来自四面八方，走在前面的64团已与解放军发生接触。廖耀湘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整个兵团已难以摆脱被全歼的命运，甚至连他本人也已插翅难飞！

    他下令第64团向解放军发起猛攻，以期杀出一条血路，突围逃走。但第64团的冲击不仅没能杀出重围，反而被解放军冲散并分别包围，团长阵亡。廖耀湘只好寄希望于新22师主力，盼望他们尽快赶到，从公路以北小道打开一个缺口。

    然而新22师主力迟迟不到，眼见64团被歼，廖耀湘与李涛等人只能原路返回，希望能在返回第49军军部途中，遇到新22师主力，不料却遇到新22师副师长周璞。周璞此前奉命去寻找新22师主力，他报告说：

    “现在有部队的地方都打起来了，估计新22师主力被阻，过不来了。49军军部不能再回，那里也在打仗。”

    廖耀湘只好放弃寻找新22师主力的打算。此时他身边有新6军特务连不到两个排的兵力，为了避免引起解放军的注意，命令将特务连分成几个小组，分散警戒，廖耀湘与李涛等人在一个凹地中隐藏起来，准备夜幕降临后再行动。

    事实上，正是由于廖耀湘撤退方向的改变，加速了兵团的灭亡。由于解放军各路纵队继续由西、北、南三个方向向东压来，第5、6纵队亦从东面急剧靠拢过来，而廖耀湘兵团原是向南的撤退队形，如今撤退方向改为向东，队形便由纵向变为了横向，这一变化主动加大了与解放军的接触面；而改变队形造成的混乱不堪，使廖耀湘兵团不攻自溃。

    这一天，野战军向廖耀湘兵团展开全面围歼。10纵在黄家窝棚歼灭国民党军第14师残部；7纵、8纵在长岗子、六间房地区发现廖兵团新22师主力以及各零散部队，与先后赶到的1纵、3纵、6纵、10纵等，将廖兵团这部分部队全歼……

    此时廖耀湘已经意识到向东难以突围，入夜后，便改为向南走，分散行动，以期走出包围圈。由于分散行动，他已无法掌握特务连，他的副官也在行动时不知所踪，身边只剩下李涛、周璞以及新6军军部一名高参。

    不料在四人徒涉绕阳河通盘山的水渠时，周璞不小心跌入一个深坑，顿时水没头顶，大声呼救，虽然很快被救出，但惊动了附近解放军巡逻队，致使李涛在混乱中走散。

    剩下的三人继续向南前进，黎明后走进一个看似平静的小村，走近后才发现这里有解放军驻扎，走在前面的那名高参被俘。廖耀湘和周璞因为距离较远，加上天刚微亮，没有被发现，赶紧躲入墙下，迅速而隐蔽地离开了。

    随后廖耀湘花重金买来便衣，与周璞乔装一番，昼伏夜出，方向也由向南改为向东，继续向沈阳逃去。但刚走到辽河边，尚未渡河，就听说沈阳解放了！两人只得向回走，准备逃往葫芦岛。

    但廖耀湘最终未能逃脱，当两人行至黑山西后，即被解放军查获。解放军以为周璞是一名普通勤务兵，将其释放，廖耀湘被俘。

    辽西围歼战，历时两昼夜，于28日拂晓结束。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全部被歼。这其中包括被称作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1军和新6军。而兵团中的司令官除廖耀湘外，新6军军长李涛、第71军军长向凤武、第49军军长郑庭笈、新1军副军长文小山以及13名正副师长均被俘虏。只有新1军军长潘裕昆和新3军军长龙天武两人逃脱。

    辽西围歼战，一举消灭了国民党军东北主力之主力，直接推进了沈阳的解放，决定了国民党最后全部撤出东北，开三大战役胜利之肇始。

    【第五章】攻克沈阳——蒋军兵败如山倒

    总司令撤退，一波三折

    在辽西会战正酣时，“野司”首长已将目光转向了沈阳。在“野司”作战室，林彪望着墙上的军用地图，开始策划部署辽沈决战中最后一个攻坚战——沈阳战役。

    此时的蒋介石，已被东北战场一连串的失败打击得彻底清醒，开始着手料理后事，准备尽快将剩余国民党军队撤出东北。

    在10月27日与廖耀湘兵团失去联络后，蒋介石情急之中，派专机到葫芦岛，将杜聿明接到北平，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一见面，蒋介石便说：

    “现在廖兵团电讯已失去联络，罗参军有个很好的意见，立刻调海军运输舰将葫芦岛的部队运营口登陆，策应廖兵团从营口撤退。你看得怎么样？”

    蒋介石所说的罗参军，是蒋介石的随从参军罗泽闿。罗泽闿出身黄埔第6期，杜聿明认为，蒋介石正是听信了他的主意，将沈阳主力全部断送，如今又要断送葫芦岛部队，顿时气愤不已。杜聿明没有回答蒋介石的话，而是转向罗泽闿问：

    “罗参军的意见真不错，可是你考虑过没有，调兵舰需要几天时间？”

    蒋介石见杜聿明语气不对，怕两人吵起来，忙接过话说：

    “两三天吧。”

    “从葫芦岛运到营口又要几天？”

    “三四天。”蒋介石又答。

    “加起来至少一周。一周时间，廖兵团若还能存在，就会自己打出来退到营口，否则一两天就完了，再把葫芦岛的部队调过去，不是白白送死吗？”

    蒋介石觉得有道理，于是问：

    “那你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看廖兵团凶多吉少，我们应尽快调船，将营口的部队撤出。沈阳的军队能否撤出还是个问题。”

    “对，赶快撤！我叫桂永清（海军总司令）准备船，沈阳叫周福成指挥第53军、第6军、第207师两个旅死守，你立即前往沈阳见卫总司令，召集周福成和赵家骧部署沈阳防务，之后你再回葫芦岛。”

    蒋介石说完，想了想，又叮嘱杜聿明说：

    “你到沈阳和周福成说，沈阳的队伍都归他指挥，务必死守沈阳。”

    “你对卫总司令有什么交代的事没有？”

    杜聿明在离开时特意问。他想提醒蒋介石，应通知卫立煌从沈阳撤出，晚了就出不来了。但蒋介石没有表示。

    当天傍晚，杜聿明飞抵沈阳，住进卫立煌家中。此时卫立煌处在极度紧张与焦躁之中，不停地踱步，不停地重复着：

    “我早就向他（蒋介石）说，出了辽西走廊就会全军覆没，他不信，我划个十字，他也不信。现在你看我说中了吧！”

    当杜聿明将蒋介石固守沈阳的命令告知卫立煌后，卫立煌更是气愤地说：

    “以前我要守，他不肯，现在守不住了他偏要守！”

    “那你觉得如何是好，退营口怎么样？”杜聿明问。

    “长春解放军几个纵队已经南下，退出去也会马上完蛋。”卫立煌摇摇头。

    “既然如此，只能照老头子的意见，死守沈阳了。”杜聿明说。

    卫立煌只得同意杜聿明的提议，明知“死守”就是“等死”，但也别无他法，只好通知周福成来，向他传达蒋介石的命令。

    周福成是第8兵团司令官兼第53军军长，他原是东北军将领，第53军便是由张学良的东北军改编而来。周福成处事一向优柔寡断，总是困难当头，不料此次临危受命，却表现得相当果敢，当即表示：

    “定当竭尽所能，守住沈阳！”

    周福成领命而去之后，余下三人不由得面面相觑，参谋长赵家骧忍不住说，我看老周有问题，言外之意是说周福成有起义之心。但此时杜聿明与卫立煌各怀心事，对周福成的事并未理会，后来事实证明周福成并非起义，而是另有所图。

    此时卫立煌最关心的是“剿总”怎么办，他这个东北“剿总”总司令怎么办，沈阳城交给了周福成，“剿总”留在沈阳已毫无作用。而蒋介石没有表示，卫立煌也只能留在沈阳等着当俘虏。

    蒋介石之所以将卫立煌留在沈阳，一方面因为卫立煌屡次与他顶撞，拒不执行命令；一方面也是为了留一员大将在东北，象征东北依然控制在国民党手里。

    杜聿明坐在卫立煌的家里却如坐针毡，他认为解放军很快就会打到沈阳，接着就会攻打葫芦岛，蒋介石命令他负责葫芦岛部队的撤退，他在这里多一分钟都不想停留了。

    就在这一天，10月27日，辽西会战接近尾声，林、罗、刘下达攻打沈阳的命令：

    1纵、2纵队向新民突击，歼灭新民守军后从西面攻入沈阳；

    从长春南下的12纵，歼灭新城子敌军后强渡浑河，从南面攻击沈阳；

    肖劲光的第一兵团5个独立师经抚顺、本溪从东北方向攻打沈阳。

    辽西战场上，刚刚消灭廖耀湘兵团的东北野战军再次沸腾了，“向沈阳前进”的呼喊声此起彼伏。1纵、2纵距沈阳较近，为了尽快赶到沈阳，他们不顾连续10天的行军作战，渡过辽河后，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向沈阳进军。

    12纵自长春南下，27日解放铁岭，歼国民党第53军13师1个团，116师1个团；又在沈阳北新城子一带歼灭在向沈阳退缩途中的116师一部；肖劲光率领的第1兵团5个独立师，来到沈阳以北、以东地区，攻占前台屯、木厂屯、山东沟以及文官屯机场，并解放了本溪和抚顺……

    28日上午，廖耀湘兵团的两名军长潘裕昆、龙天武分别只身逃回沈阳，带来了廖耀湘兵团全军覆没的消息。尽管在意料之中，但作为国民党在东北最精锐的主力部队，廖耀湘作为抗战中最负盛名的常胜将军之一，竟败得如此迅速与凄惨，令卫立煌与杜聿明对国民党命运都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想到解放军很快便会来到沈阳，葫芦岛也危在旦夕，时间紧迫，杜聿明立即起身告辞，返回葫芦岛部署撤退。然而，杜聿明前脚到葫芦岛，蒋介石的亲笔信后脚就送到了葫芦岛。

    蒋介石终究对卫立煌与周福成不放心，于30日上午派专机到锦西机场，给杜聿明送来亲笔信，信中大意是：

    “沈阳秩序混乱，你马上去沈阳找周福成将防务调整好，然后再回葫芦岛。”

    杜聿明不敢怠慢，立刻乘机赶赴沈阳。此时沈阳北陵机场已经混乱，不能降落。想到沈阳这么快就要完了，如果营口、葫芦岛不尽快撤退，怕也来不及了。杜聿明原本应返回葫芦岛，但因心里着急，便命飞机直飞北平。

    12时许，飞机抵达北平西苑机场，刚下飞机，即遇到身穿一件黑斗篷的蒋介石。

    “还好，再晚一步就白跑一趟了！”杜聿明暗自庆幸。

    蒋介石正要登机回南京，见到杜聿明十分诧异：

    “啊！你怎么来了？”

    “我已到沈阳上空，王叔铭（空军副总司令）说机场不能降落，叫我回葫芦岛，我有事要请示，就直接来了。”

    蒋介石叹了口气，将杜聿明带至空军作战室，向他询问沈阳情况。

    “我只到机场上空，见机场以南有零散部队南逃，机场北部似乎有敌人窜到，但未见发生战斗，沈阳可能靠不住了。”杜聿明说完后，顿了一下又说，“对卫总司令的安全应该考虑……”

    杜聿明话音未落，即被蒋介石打断：

    “沈阳别的机场是什么情况？”

    杜聿明不清楚其他机场的状况，正巧王叔铭来到作战室，即向蒋介石报告说：

    “沈阳局势已经混乱，北陵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东塔机场也受到解放军的火力控制，城内还有一个民航机场，我安排了一架飞机等卫先生。”

    两次听到提起卫立煌，而且是在危急之中解救卫立煌，令蒋介石甚为不悦。他没有接王叔铭的话，而是转过头问杜聿明还有什么事，杜聿明赶紧说明来意：

    “现在来看，沈阳已无希望，营口、葫芦岛的部队要尽快撤退……”

    “好，你回去等命令吧。”蒋介石站起身，边说边走出作战室。

    “撤营口部队的船一直未到。”杜聿明补充一句。

    “我催桂永清马上去。”蒋介石头也不回地答道。

    眼看蒋介石已经走到飞机旁，就要登机了，杜聿明情急之中，赶紧推了王叔铭一下，王叔铭会意，立刻上前请示道：

    “总统，是不是把卫先生接出来？”

    蒋介石站住了，做了片刻的考虑，最终答道：

    “叫他去葫芦岛指挥！”

    说完，即登机而去。

    卫立煌的命运因此而改变！

    30日，沈阳外围据点已全部被清除，解放军各部队直逼沈阳城下，沈阳市内已乱作一团。由于蒋介石曾三令五申，要求国民党东北军政要员与东北共存亡，尤其是卫立煌一直稳坐“剿总”司令部，军政要员们只好绝望地等着当俘虏了。

    下午2时许，卫立煌终于等来了“大赦令”，立刻与参谋长赵家骧、从辽西战场逃回的两名军长潘裕昆、龙天武等人，赶赴设于市内的民航机场。

    这个时候，所有官员眼睛都在盯着卫立煌，听说有飞机来接卫立煌，立刻潮水般涌向民航机场。卫立煌还没到，机场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即使跑道两侧及警戒线内有持枪警戒的警卫团，却也难以抵挡汹涌的人群。

    赵家骧见要员们挤破脑袋地要上飞机，为了确保卫立煌安全登上这最后一架飞机，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立刻冲着人群大声喊道：

    “大家不要慌！不要挤！马上要有4架飞机来到，我这里有一份名单，谁上哪一架飞机都写得很清楚，待会儿飞机来了，大家按名单登机。我担保大家都能走得了，保准都有座！”

    官员们终于安静下来，但也只是没有发生骚乱，秩序仍然很难控制，官员们都自顾自地大声嚷着，表白自己为党国立过何等功劳，说自己与总统有何种亲近关系等等……

    登机前，卫立煌见了一个人——周福成。

    周福成是专程来为卫立煌送行的，卫立煌紧紧握住周福成的手，感慨道：

    “沈阳就交给你了！你好自为之。”

    “我会全力以赴的。”周福成也颇为动情，“俊如兄此行是去南京还是广州？”

    “唉，南京、广州岂有我的立足之地？”卫立煌悲伤地说，“天涯海角哪里容我，我就去哪里吧。”

    “俊如兄不必伤心，找个幽静的地方安度晚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恩，你也要保重，凡事替自己的前途想一想，周恩来将军来信说，放下武器才有生路，这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

    “俊如兄何不留下来？”周福成说。

    卫立煌却没有回答，只是摇摇头，满怀伤感地与周福成告别登机了。

    事实上，早在抗战时期卫立煌便与共产党的军队走得很近，赴东北之初也曾做着最坏的打算，即最后东北守不住，随机应变与共军合作，只是自知与解放军打了好几年仗难以得到谅解，加上身边有蒋介石派遣的特务监视，混乱中难以决定何去何从，只得听天由命。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卫立煌终于安全登机。与他同机的还有赵家骧、潘裕昆、龙天武，以及政委会副主任高惜冰、安东省政府主席董彦平、辽宁省政府主席王铁汉、沈阳市市长董文琦以及几名随行人员等。

    下午3时许，飞机起飞，黄昏时分抵达锦西机场，杜聿明与侯镜如早已等候在此，一下飞机，卫立煌便感慨万分，对杜聿明、侯镜如说：“差点这辈子就见不到面了！”

    卫立煌一走，周福成成了国民党在东北尤其在沈阳城真正的“老大”，出乎赵家骧、卫立煌意外的是，周福成并非要起义或者主动投诚，而是梦想着大干一场。

    轻取沈阳城，再传捷报

    沈阳，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浑河北岸，占地880多平方公里，拥有约180万人口，是东北最大的城市，也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北宁、中长、沈吉、沈丹几条铁路线在这里交汇，更显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

    沈阳的城防，早在1946年3月国民党军占领之初，便开始在外围建造大量钢筋水泥的碉堡、地堡等“永久性工事”。碉堡由子碉堡和母碉堡构成，子碉堡容纳一个班，母碉堡容纳一个排，一个连组成一个碉堡群，可以相互实施火力支援与兵力增援，而碉堡群周围布满明暗火力与交叉火力网，白天无法靠近。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以战车团组成机动部队，以备随时增援前沿部队或向外围发起反扑。

    此时的沈阳守军只剩周福成的第8兵团，所属部队有53军两个师、第207师两个旅、新1军暂编第53师、3个骑兵旅和一些直属保障部队，兵力近14万。其中除207师战斗力较强，其余部队不是遭遇过解放军打击的就是刚刚扩编的，战斗力极差。

    随着解放军兵临城下，第8兵团已开始向沈阳收缩，整个布防以207师为主，其第1旅防守西郊，该旅第l团防守东郊东大营，第2旅防守浑河；第53军负责北部城防；东北守备第1总队防守东郊，第2总队防守南市区。

    而周福成所以一反常态，果断接受任命，一方面自恃有牢不可破的“永久性工事”，有近14万兵力；另一方面出于对蒋介石的感恩戴德。周福成原是第53军军长，53军进入东北后，周福成作为非嫡系的东北军将领，被蒋介石任命为第8兵团司令兼松江省主席，一时受宠若惊。

    事实上，在锦州战役之后，蒋经国曾持蒋介石亲笔信，到沈阳面见周福成，承诺令周福成继卫立煌接掌东北大局。如今蒋介石将沈阳部队全权交给他指挥，正是兑现了之前的诺言。而卫立煌一走，他便成为了事实上的“剿总”总司令，一旦稳住沈阳局势，他将成为蒋介石真正的亲信，前程将更加“辉煌”。

    周福成利令智昏，当时接到任命返回司令部，便高调宣称：

    “我受总统之托，将与沈阳城共存亡！我有足够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不怕打不过解放军。迫不得已时，我将焦土‘抗战’，与沈阳城同归于尽！你们穿大褂的不必拿我们穿二尺半的作政治资本，向共产党换取位置。我受总统栽培，只听总统的话！”

    周福成这番话是说给第53军其他将领听的。中共东北局对53军的策反，周福成心知肚明。作为非嫡系的东北军，53军到东北之初，中共东北局便通过已担任东北党政军领导的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原东北军将领，对53军将领开始了策反工作，策反重点对象便是53军军长周福成、副军长赵国屏、130师师长王理寰等人。

    但是，无论赵国屏等人如何劝说，周福成均拒绝率部起义。为此，周福成的女儿，共产党员周长秀于27日特地从北平飞至沈阳，亲自对周福成进行说服工作。没想到周福成非但不为所动，反而要大义灭亲，举枪直逼周长秀，大声嚷着：

    “你再说，我立刻毙了你！”

    “毙就毙！”

    周长秀也不示弱，气愤地站到父亲面前，大声回应。到最后，只能无功而返。

    10月30日晚8时，周福成在第8兵团司令部召开师级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商议守城方案。由于赵国屏、王理寰等人就起义事宜，已与53军各部做好联络工作，如今时机成熟，便决定逼周福成就范，于是，赵国屏在会上说：

    “现在情况非常严重，第一道坚固工事已经守不住了，解放军正在节节逼近，一部解放军已经接近大北关及铁路以北地区，直逼旧城。如今看来，所恃两三道工事根本不顶用。会前我和大家交换过意见，一致认为这个仗打不了了，不能打了……”

    “住嘴！”周福成猛地一拍桌子，“你这叫什么话！再说，我就要对不起你了！”

    “我是不怕死的，若是怕死就不说了。再说，我内有本军同人掩护，外有共产党支持，我怕你吗？我是为了你好，为了大家有个光明前途……”

    “不要说了！”周福成厉声打断赵国屏的话。

    这时候，王理寰担心被周福成扣住，悄悄与赵国屏打个招呼，提前返回130师部。赵国屏回过头对周福成继续说：

    “130师正在准备行动，他们已与中共代表进行了谈判，王师长（王理寰）和夏副师长都支持我的观点，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

    夏副师长名夏时，与周福成是连襟。周福成随手拿起电话拨给夏时，果然与赵国屏所说一致。周福成挂掉电话，瘫坐在沙发上，气愤地说：

    “国屏，你坑苦了我！”

    随后，周福成抱着最后的希望，又拨通暂30师师长张儒彬的电话，开门见山地问：

    “你们是不是也不打了？”

    “谁说不打，枪还响。不是不打，而是打不了，现在节节后退，真的不能打了。”

    “说了半天还是不打！”周福成扔掉电话，颓然坐回到沙发上。

    面对不可逆转的局势，周福成最终决定放弃指挥，于30日晚给蒋介石接连发去两封密电，第一封云：

    大总统钧鉴：卫立煌总司令于30日下午逃走，沈阳秩序尚好，敌屡攻未逞，恳火速补给给养、弹药。瑾禀。53A周福成卅晚。甲电。

    周福成发这封密电的意思，是表示自己仍在固守沈阳，效忠蒋介石。

    第二封云：

    大总统钧鉴：王理寰已叛乱，现正解决中，如何再陈。53A周福成卅晚。乙电。

    周福成发这封密电，是表示沈阳失守，错不在自己。

    10月31日晚，赵国屏下令第53军：放下武器，不准抵抗。

    11月1日上午，赵国屏通知军部各处、室和直属单位团以上军官集合开会，会上明确指示：“解放军今天进城，大家全部出来迎接。”

    就在这天拂晓，东北野战军向沈阳发起总攻。

    1纵、2纵为主攻部队，在2纵司令员刘震、政委吴法宪统一指挥下，从沈阳西面和西北面突破；独立第1、3、4、12、13师，在肖劲光、肖华指挥下，从沈阳东面和北面突破；第12纵队则从南面突破。

    实际上，这日的总攻，是10月30日、31日连续进攻沈阳市郊战斗的延续。

    尽管沈阳的城防经过数年苦心经营而筑造，坚不可摧，但沈阳守军除207师和第53军部分军队在城市边缘进行抵抗外，其他大部分官兵无心恋战，解放军仅用20分钟便突破沈阳守军第一线阵地。

    纵横30多公里的沈阳城，只剩了国民党军第207师还在铁西区做无谓的抵抗，解放军将3年来缴获的各式美国大炮，朝着第207师的防线轰击，最终于10时突破防线，占领国民党军主要设防的铁西区，攻占城内民航飞机场，歼灭国民党军207师一部，装甲兵团8个连等。

    解放军各路部队相继进入市区后，没有遇到预想中的激烈巷战。

    市区内，解放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军成团成营地放下武器，表示投降。

    解放军未到之处，国民党军便纷纷派出代表，主动找解放军前去受降。

    一名野战军战士来到沈阳市中心“剿总”司令部战车团的大院中，冲着敌人大喊一声：

    “不许动！”

    看守战车的国民党兵立刻齐声回答：

    “我们早就不动了，车子、武器都在这里，完好无损。”

    果然，国民党军汽车17团全部车辆整齐地排列在院中，每辆车上都端坐着一名司机，如同等待检阅的士兵，等候解放军接收。

    野战军12纵的一个班分成3个战斗小组，分别登上3两吉普车，到3个兵营受降。当他们的车驶到兵营附近，国民党军代表立刻出来迎接，并回过头冲着兵营大喊：

    “解放军来了，快出来缴枪！”

    随即，几百人有秩序地鱼贯而出。这些兵营里，最多的有七八百人，最少的有二三百人，他们有秩序地将枪整齐地码成小山垛，然后到另一边排好队，等候发落。

    国民党军重炮第11团，拥有美国152口径重型榴弹炮36门，其中18门在辽西战场被解放军缴获，此时在沈阳还剩18门。11团官兵投降时对解放军战士恭恭敬敬地说：

    “这是美国送给我们的最大的炮，就剩这18门了，它们是国家的财产，现在交给国家了！”

    当日，国民党军第53军，下辖第116师、第130师和暂编30师，共4万兵力，由解放军辽北军区独立1师接收。

    此时，东北国民党军最高指挥机关——东北“剿总”司令部也在与解放军进行谈判。

    东北“剿总”司令部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卫立煌走后，“剿总”司令部陷入瘫痪状态。解放军进入沈阳后，12纵政治部副主任周彬和36师师长沈启贤率36师106团3营首先进入“剿总”司令部办公大楼。国民党官兵及机关工作人员见状，没有做任何抵抗。

    随后，周彬等人与东北“剿总”副参谋长兼办公厅主任袁克征进行谈判。谈判中，袁克征要求“剿总”机关人员起义，周彬不答应，要求他们交枪投降。袁克征不同意，两人发生争执。

    无奈之下，周彬致电进攻沈阳总指挥、2纵司令员刘震，刘震态度坚决：必须投降。

    于是，周彬与袁克征继续交涉：

    “你们必须缴械投降，现在你可以去和你的同事商议，一个小时后给我答复。”

    袁克征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不到一小时即返回告诉袁克征：

    “我们同意放下武器投降，但必须保证军官们的人身安全。”

    “这个没问题。”

    双方遂达成一致。

    当天中午，在另一处国民党军的高级指挥机关——位于中国银行大楼的第8兵团司令部，300多名国民党军官和卫士从大楼中走出来，列队站在街边。正在马路上搜索残敌的解放军见状，大声喝问：

    “干什么的！”

    “我是中将高级参议苏炳文。”

    一名穿戴整齐的老军人走出队列，指着身边另一位老者，对解放军说：

    “这位是第8兵团司令官周福成，我们正等待缴枪。”

    就这样，沈阳市国民党最高长官周福成正式投诚。

    到下午5点，除市郊仍有第207师残部抵抗外，沈阳市区内国民党军已全部解决。

    11月2日，国民党军第207师第1旅一部，在东大营被野战军独立第12、13师歼灭；第2旅一部在沈阳南部的乔家窝棚被歼灭；207师师长戴朴化妆逃走。下午4时，战斗结束。

    在此次战役中，解放军共歼灭包括沈阳外围敌人在内的13.45万人，包括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兵团部、2个军部、7个师、3个骑兵旅等；同时缴获各类大炮1658门、装甲车114辆、坦克43辆、汽车841辆以及大量军用物资。

    至此，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

    营、葫溃逃，老蒋出局

    解放军攻克沈阳，最后一个目标便是营口。

    营口位于渤海辽东湾东北岸辽河入海处，是国民党军海上撤离东北的唯一出海口。

    在辽西战役打响之前，为接应廖耀湘兵团及沈阳部队，10月23日，位于辽阳、鞍山一带的国民党第52军奉命开赴营口，途中仅在海城遭遇解放军地方武装抵抗，于24日占领营口。

    营口，对于辽西及沈阳国民党军队来说，是一个撤逃通道；对于52军来说，是一个绝处逢生的立足点，当无法立足时，便可“下海”逃走。

    因此，24日这一天，52军全军一片欢腾，接着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事修筑工作。

    然而，充满逃生希望的日子没过几天，27日晚，军长刘玉章收到“剿总”电报，称廖耀湘兵团情况不明，令52军星夜驰援沈阳。

    刘玉章无可奈何，只好决定全军返回沈阳，参谋长廖传枢却劝阻说：

    “这一去便是肉包子打狗，离开营口，前后失据，至多到鞍山就会遭到侧击，明明就是去送死。”

    廖传枢想了下又说：

    “牛庄、盘山已有敌情，总部知道吗？”

    刘玉章转身问副参谋长刘朝槐，刘朝槐吞吞吐吐答：

    “得到这个情报时，部队已经出发。”

    “这就是说，总部可能还不知道！”廖传枢说。

    刘玉章心领神会，立刻吩咐廖传枢：

    “你马上起草个电报，发给总部。”

    廖传枢随即坐到旁边的小圆桌前起草电报，内容为：

    “盘山方面有共军大部南下，先头已抵牛庄，判断我军至鞍山附近必遭侧击，援沈无望，进退失据，不堪设想。究应如何，乞立电示。”

    28日凌晨4点，“剿总”回电。军部的军官们闻讯，都急不可待地围到译电员身边，译电员译一个字，大家看一个字：

    “来电悉，该军固守营口，已电总统派舰来接。”

    刘玉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军官们更是个个喜上眉梢，第25师师长李运城立刻跳起来，奔出门登上吉普车就去追赶已经北上的先头部队刘明奎团。

    此时刘明奎团已经到达海城附近，接令后立即折回，于当天中午回到营口。

    从外表看，52军危机解除，一切显得风平浪静，但军部里的工作人员却一个个焦头烂额，天天向沈阳、葫芦岛催问船只，生怕船舰来迟，解放军逼近，无法逃脱。

    而此时，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已于27日辽西会战接近尾声时，对攻占营口做出部署。这一天，“野司”下令：7纵、8纵、9纵，独立第2师，内蒙古骑兵第1师，向鞍山、辽阳、海城、营口追击。

    当晚23时半，中央军委亦致电“野司”，指出：

    “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3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

    7、8、9纵队，独立第2师等部，在9纵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指挥下，自辽西战场，向辽南火速行进。

    由于日夜兼程，野战军战士们疲惫不已，时常走着走着便打起瞌睡，甚至困极倒地。为避免掉队，有的连发给每个班一根绳子，由班长牵绳头，副班长拉绳尾，一个班的战士们在中间，各个拽住绳子，这样便可以边走边打瞌睡而不至于掉队。

    在这种顽强毅力的支持下，经过4到6天的日夜兼程，解放军各纵队先后逼近营口。其中9纵第25师于10月30日率先抵达营口远郊，随即投入肃清营口外围国民党守军的战斗。

    国民党军为掩饰其逃跑意图，将野战军阻止在距离营口较远处，派步兵一营附山炮一连，向解放军9纵第25师展开猛烈进攻。

    就在这天黄昏，国民党军舰队司令马纪壮率两只炮舰抵达营口，称登陆艇和商船要在葫芦岛卸空后才能开来。

    10月31日，登陆艇与商船终于来到海口，但因落潮水浅，无法驶向岸边。

    11月1日上午，几只大小不一的登陆艇和一艘商船终于靠岸；负责掩护撤退的海军司令桂永清也随“重庆号”巡洋舰及“峨眉号”运输舰，以及招商局的几只小火轮来到营口。但桂永清担心兵舰遭到解放军炮击，不敢靠近海岸，只将兵舰停在营口外海，以炮舰对岸上盲目射击，作为掩护第52军撤退的火力援助。

    52军终于等来船只，全军上下兴奋不已。刘玉章见人多船少，决定将车辆、马匹、辎重等全部扔掉。为了保证撤退顺利，决定利用外围据点工事，留30个排哨掩护撤退。每个排哨配备卡车一辆、电话一部。在大部队登船时，排哨必须死守掩护，待大部分部队登船后，所有排哨立刻驱车直奔码头登船。

    11月1日下午，野战军大部队抵达营口附近，并与52军25师发生激战。

    刘玉章得到消息后，为避免野战军靠近营口，影响晚上的撤退，令军部辎重团冲入25师师部所在的村落，对解放军进行猛烈袭击。

    解放军战士们虽以最快速度逼近营口，但重武器没有跟上，加上从锦州战场急行军至辽西战场，激战两天，又从辽西战场日夜兼程奔赴营口，已经身心疲惫，战斗状况不佳，黄昏时支撑不住，向大石桥方向转移。

    刘玉章派少数部队佯装追赶，以此掩护主力部队迅速撤离阵地，悄悄向码头行进。

    夜间11时，各特种部队已经登船，步兵部队刚刚抵达码头，刘玉章、廖传枢等人也登上马纪壮的旗舰。

    外围警戒没有异动，刘玉章等人稍稍安心，适逢落潮，船只无法出海，只能等待凌晨涨潮才能出发。

    总算安全登船了，军长刘玉章终于松了一口气，上船不久便安然入睡了。

    参谋长廖传枢却怎么也睡不着，警觉地听着岸边的动静。

    忽然船外闪现火光，隐约听到有人高喊：“着火啦！着火啦！”

    廖传枢腾地跳起来，到甲板上一看，是远处一艘船起火了。这时刘玉章也被惊醒，站在甲板上默默看着远处船上的火光。

    有人来报告，说是第2师所乘船只起火，刘玉章听后毫无反应，依旧静静地望着远处船上的火光。

    “现在没有办法再找船，变更搭载计划也不可能了。”廖传枢叹了口气说。

    刘玉章却未置一词，呆立了一会儿便返回舱内休息了。

    后来才知道，起火的那只船是三北公司的渤海轮，此前刚运送汽油到葫芦岛，地板上多处被汽油漏湿。本来登船前已告诫官兵地板上有汽油，严谨吸烟，严防明火，尤其不可点燃蜡烛。登船时，各部派军官在进口处检查，非本部人员不得入内。

    虽然三令五申严禁火烛，但因船上没有开灯，仍然有士兵点燃蜡烛照明。由于登船人数超载，且集中于船部中央，船员要求大家向四周疏散，却没有人相应，最终造成船底着地，失去平衡，蜡烛随着船只摇摆而坠地，腾地引燃地上的汽油，火势一发不可收……

    据说刚着火时，汽车司机张昆试图救火，但火势蔓延迅速，没有成功。

    船上装载有炮兵营、通信营、第2师师部以及第5、6团。炮兵营在下舱，全部葬身火海，无一幸免；步兵团登船时开始着火，迅速下船，没有太大伤亡；但由于船上人多拥挤，着火后秩序失控，士兵各自逃命，大批跳入水中或被拥挤失足落水，溺水而死。

    逃回岸上的第2师残部，一时找不到船只急得四处乱撞，师长尹先甲情急之中混进其他部队的船，悄悄逃走，到葫芦岛后未敢露面，从此溜之大吉。第5团团长郭永和与第6团团长侯程达，则四处寻觅民船，最终将剩余的五六百人装上几艘帆船，于5日成功撤回葫芦岛，郭永和因此升任第2师师长，侯程达继廖传枢升任军部参谋长。

    11月2日清晨5时，满载国民党第52军官兵的船只悄悄起锚开船。7时，国民党军的船只纷纷到达海口。就在这时，岸上传来激烈枪声，解放军对营口发起了总攻。

    国民党军没来得及撤离营口的部队约5000多人，此时无心恋战，一触即溃。

    解放军9纵第25师自东南方向进攻营口，仅30分钟，便攻占了海关码头。该师主力则攻占火车站，将营口国民党军拦腰截断，东部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分割包围，迅速歼灭。25师75团2连打入国民党军聚集中心地带，仅用数十分钟时间，便全歼国民党军5个连。

    自西南方向进攻营口的9纵27师则控制了海岸阵地及海口。

    9纵26师、独立第2师以及7纵、8纵各一部也攻入市区，扫清国民党军残部。

    8时以后，刘玉章等人乘坐的旗舰驶近停泊在营口外海的“重庆号”。9时左右，刘玉章等人登上“重庆号”，海军司令桂永清一直等候在船上。

    随后，运送第52军官兵的船只先后驶出营口海面，向葫芦岛方向前进。

    “重庆号”抵达葫芦岛后，刘玉章一出船舱，便看到了前来迎接的杜聿明。他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杜聿明的手，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一张嘴竟带了些哭腔：

    “第2师太惨了！52军损失惨重啊！”

    杜聿明也不胜唏嘘，连连安慰道：

    “不要太难过，我会重新拨给你建制的。”

    此时，葫芦岛集中了东北历次战役中不曾被俘的“败军之将”，大家时常在一起检讨东北失败的原因，尤其卫立煌、杜聿明、赵家骧等人，一致认为蒋介石已经老糊涂，只要他去指挥，就会一意孤行，不肯听取他人意见。卫立煌评价蒋介石用人时说：

    “蒋介石用人是人人直接通天，弄得谁也不能统一指挥。”

    随后又忧愤地说：

    “我在东北未下过一道命令，看谁负责。”

    杜聿明知道卫立煌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的责任，安慰他说：

    “东北失败与总座无关，是他（蒋介石）自己命我下命令给廖耀湘的，如果要追究失败责任，只能追到我头上。”

    然而，11月1日，蒋介石给杜聿明发电，称：“周福成来电，说卫立煌于30日逃走……”杜聿明看着电报，深深为卫立煌的前景担忧。

    果然在离开葫芦岛后的11月10日，蒋介石下令：

    “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军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于是，卫立煌成为蒋介石在东北战场战败的替罪羊，被软禁于南京寓所等待审判，后经上海逃往香港。

    在葫芦岛最后的日子里，杜聿明召集葫芦岛各将领，商讨、布置撤退事宜，然后有条不紊地指挥海运撤退，将来自华北的第62军、92军和独立第95师运送到秦皇岛，归还华北建制；将余下的第39、52、54军分别运送到上海、南京。

    11月9日，锦、葫地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乘船撤离。

    11月10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占锦、葫地区，并歼灭国民党地方杂牌军一部。

    11月12日，东北全境和热河获得解放。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战略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在此次战役中，国共双方投入兵力达160余万人，最终解放军以6.9万人伤亡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人，包括1个“剿匪”总部、1个指挥所、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整师、9个非正规师；其中毙伤约6万人，俘虏约32万人，起义、投诚约9万人；起义、投诚和俘虏的中将为23人、少将为186人；缴获各类大炮6546门、轻重机枪1.6万挺、长短枪20多万支、飞机9架、坦克160辆、装甲车180辆、汽车2261辆、战马2万多匹、电台353部、炮弹20多万发、枪弹2000多万发。

    在历时52天后，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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