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济南攻坚战】

    1948年9月24日，济南大明湖北岸成仁祠东，一片寂静。

    大约中午11时，一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将领即将出发，他忽然回头，对送别自己的秘书说：“昭建兄，你还记得两年前，刘先生摔茶杯时说的那句话吗？今日竟被他言中！”

    这位国民党将领，便是时任济南战役中镇守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而他所说的刘先生，是他的经史老师刘子衡。

    1946年初冬，王耀武在济南摆宴庆功，邀请刘子衡参加，但遭到了刘的拒绝。事后，王耀武再约刘子衡喝茶，他说：“老师，您看我打仗本事还可以吧？”闻听此言，刘子衡把茶杯重重掷在桌上，厉声说道：“佐民（王耀武字），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刘子衡一言成谶。1948年秋，由于不断丧师失地，国民党军的“分区防御”被迫改为“重点防御”。

    在华东战场，蒋介石抓紧调兵遣将。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接到命令，率所部10个正规旅、4个保安旅及特种兵部队约10万人固守济南。同时，集结于徐州附近的主力部队约17万人编成3个兵团，随时准备北援济南。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屏障徐州，隔断华北、华东两解放区的联系，并迟滞华东野战军南进。然而，蒋介石的计划终归落空。

    1948年9月16日午夜12时，济南战役打响了。济南飞机场受到炮击，援军只运来了7个连。19日晚，王耀武得知手下的吴化文96军起义，长叹一声，沉默无言。他自知大势已去，一度想弃城逃走，但解放军包围紧密，加之也怕蒋介石降罪责罚，他下令缩短战线，退守内外城。

    9月24日清晨，王耀武命令提前开饭，把指挥部的烟盒子、罐头瓶子打扫得一干二净。

    然后，他把所有的下属召集到大殿中，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我们校官以上的军人，都有校长（蒋介石）给的一把短剑，上面刻着‘成功’和‘成仁’二字。意在让我们作战时一定要死战，不成功便成仁。现在我们外无援兵，内有叛逆（指吴化文起义），在10倍于我们的重兵之下，已经苦战了8天，尽到了军人的天职，无愧于心。”

    接着，他说：“至此，我王耀武已经无“用武之地”，但我们不能“成仁”。第一，我们已经尽了天职；第二，这是内战，不同于抗日。假如我们自戕，必遭后人耻笑。因此，我奉劝大家，放下这已无用的武器，该投亲投亲，该投友投友，自求生路去吧。而我是黄埔三期学生，不能擅自投共，我将亲率军士，向北突围，以报校长栽培之恩。

    随后，王耀武亲自率兵向北突围。等解放军一反击，他让突围部队迅速撤回，自己和几名卫士躲在一个小村庄的民宅中，扮作商人。遇解放军搜索，他们假称青岛来的商人，道路不熟，迷了路。解放军把他们送出村外。于是，王耀武脱逃，直到寿光境内，终因瞒不过民兵盘查而被俘。

    关于王耀武，还流传着一段逸闻。王耀武被俘虏后，被送至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转往益都参加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他曾在多个场合说过，如果济南战役时解放军也做他的工作，他定会像吴化文一样投诚。

    他曾写信给吴化文：“君为座上宾，弟为阶下囚，你当初起义时应当对我说一下，咱们一起起义不好吗？”

    吴化文见信大笑说，王耀武既没有逃跑经验又没有投降经验，整天只知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初如果劝他一块起义，不被他杀了才怪呢！

    最后，经过8昼夜连续作战，华东野战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拿下济南，歼灭俘获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其中包括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

    济南一战，开创了解放军夺取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先例，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军的士气。这一役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津浦路徐州以北至天津以南段及胶济路青岛以西段，全部为解放军所控制，从而大大地改善了支援前线的条件。

    而经过最近四个月的战争，特别是北线的辽沈战役、南线的睢杞战役、济南战役，国民党军已经损失了八十三个师的建制部队，合计约一百万人，几乎占当时国民党军总兵力的一半。

    随着东北全境解放。华北的傅作义集团五十余万人，呈一字长蛇阵分布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唐山诸点，正面临东北、华北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山西阎锡山集团十余万人困守孤城太原。整个华北地区国民党军仅剩太原、保定、大同、承德、归绥、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等互不相连的孤立据点。

    南线也已构不成完整的防线，仅在徐州、汉口、西安三个地区尚存三个主力集团，其中徐州刘峙集团虽有七十万人，但随着济南、郑州的解放，原先济南、徐州、郑州三足鼎立的防御体系已土崩瓦解，正面临着华东、中原解放军的联合打击。华中白崇禧集团二十余万，正准备退守长江但还没有形成完整防线。西安胡宗南集团二十五万人，被西北解放军牵制在西北地区，既不能东援华东，又不能南下华中。整个战局对国民党军十分不利，军队从上到下士气都进一步低落，厌战情绪高涨。

    【第一章】战幕拉开――“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提出小淮海，剑指徐州

    济南战役以后，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刘峙集团开始收缩兵力。

    刘峙是国民党军队最无能的高级将领，为大多数国民党军将领所瞧不起，被戏称为“长腿将军”。他指挥作战不行，却只因为深得蒋介石的信任而连连高升。

    当他被任命为徐州剿总司令时，徐州诸将人人议论：“徐州乃南京的北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至十月底，四个兵团、四个绥靖区、二十五个军，约60万人的兵力，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陇海和津浦两条铁路线上，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

    黄百韬第7兵团在新安镇地区；

    李弥第13兵团在徐州以东地区；

    邱清泉第2兵团在黄口、砀山地区

    孙元良第16兵团由郑州撤往蒙城；

    李延年第9绥靖区在海州；

    冯治安第3绥靖区在韩庄、台儿庄地区；

    刘汝明第4绥靖区在商丘；

    周岩第1绥靖区在淮阴。

    这一部署的特点是，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早在济南战役还正进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考虑，打下济南后有两个作战方向：一是在徐州以西寻找战机。在这个方向上作战，还可以与刘邓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协同，但战场被夹在国民党军华中与徐州两大军事集团之间，回旋的余地不大，兵力上也处于劣势。二，是南下出兵徐蚌线，攻占淮阴和淮安。这样一来，徐州一带的国民党军就只能退守长江，而解放军就可以将山东和苏北战场连接在一起。

    于是，粟裕向中央军委并中共华东局、中原局建议，乘胜举行淮海战役，攻歼淮阴、淮安与海州一带的国民党军，为夺取徐州创造条件。

    9月24日7时，粟裕电报华东局、中原局及中央军委，建议“为了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线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收到电报，毛泽东掩卷沉思。

    9月25日，中央军委即复电粟裕，同意“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但除粟裕提出的两淮、海连战役目标之外，毛泽增加了一个超越粟裕设想之外的目标，即“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而且要求粟裕于10月10日前召开作战会议，做好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

    黄兵团，即黄百韬所率第七兵团，下辖三个军。早年从北洋军阀李纯的传令兵起家的黄百韬，是国民党军队中唯一非黄埔系而当上兵团司令的。他虽非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但在国民党军队诸将领中，还算是有一定作战能力的。在皖南事变中，就是他生俘了新四军军长叶挺。

    ５个月之前的豫东战役中，黄百韬率部给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以很大杀伤。豫东战役之后，蒋介石曾亲自为黄百韬挂上青天白日勋章。

    中央军委给粟裕的复电，还一并发给了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参谋长李达，想听一听中原野战军的意见。

    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好，中原野战军当日回电说：“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粟裕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不小。

    黄兵团是国民党政府军徐州剿总所属的四个兵团之一，在国民党政府军中虽不是一个最精锐的兵团，但敢于死战，很有战斗力。同时，因为徐州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屏障，攻击黄兵团，必然要遭到徐州各兵团的反击，非常可能发展为南线的战略决战。

    粟裕明白，9月25日中央军委的指示，和9月24日粟裕的建议，战役性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毛泽东实际上是把粟裕的攻城略地的战斗，改变成歼灭敌有生力量的战斗，把淮海战役在事实上改变成了一场决战。

    毛泽东也很快意识到这一任务的重大性，28日，他对华野的指示中指出：“这一战役必比济南战役规模要大，比睢杞战役的规模也可能要大。”对于毛泽东提出的任务，华野如不进行休整，进行充分的准备，显然是很难完成的。为此，毛泽东指示前线将领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并推迟了出动的时间。

    9月底，军委于改变了原先不休整的计划，指示华东部队休整20天左右。

    拟立总前委，沙场点兵

    华野的指挥驻地就在孔子的家乡山东曲阜。

    10月9日，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刚刚风尘仆仆赶来，许世友是济南战役攻城指挥，在这次战役中缴获的大批美式装备，一见粟裕，许世友就激动地亮出家底：“你到部队去看看吧！我们的部队也是美式装备了，金灿灿一片……”

    粟裕哈哈大笑，将右手在空中一比划，讲：“这很好呀！还得感谢蒋总统，他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嘛！”“没有他，我们兵团现在不会有坦克。”

    “是的，蒋先生送礼，兴打嘛，不打不松手。”

    一行人有说有笑走进了华野总部――一排很不起眼的小平房。

    各兵团首长和纵队负责人都会聚在这间小屋里。打了胜仗，大家的心情自然很好。

    粟裕将那顶布帽子放在桌子上，望着大家讲道：“今天把各位请来开个小会，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总结济南战役的经验；二是明确下一步的作战任务，提前做准备工作。”

    作为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的话说得很有分寸，几位纵队司令听了都很高兴。

    粟裕在总结济南战役经验之后说：“我们下一步干什么？当然是打蒋介石了。你们也许还记得，济南战役前夕，党中央就对我们作过指示，说除组织足够的兵力攻城之外，还要组织一半以上的兵力，准备围歼徐州方面的援敌。可是济南打响后，徐州之敌并没有大规模出动。这其中有游动在商丘地区的邱清泉第2兵团，营八集地区的李弥第13兵团，新安镇地区的黄百韬第7兵团，郑州附近的孙元良第16兵团，民权附近的刘汝明第四“绥靖”区部队，此外，还有李延年的部队和冯治安的部队，共约60万人，他们都统归徐州刘峙指挥。这股力量很强大，他们以徐州为中心，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线为骨干，是蒋介石集团的一个重要核心战区。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围歼这些敌人，也就是说是发动淮海战役。

    华野召开会议期间，10月11日，毛泽东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

    《方针》明确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峄县、枣庄、临城、韩庄、沭阳、邳县、郯城、临沂等地。第二阶段是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就是准备在淮阴、淮安方向歼敌。

    电报发出后，毛泽东继续观察和思考着。由于预见到淮海战役的规模将越打越大，中央军委决定将中野和华野两支野战军合在一起，投入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加地方部队，共60万人。

    周恩来建议设立淮海前线总前委，毛泽东拟定由邓小平挂帅，任总前委书记，两支野战军的司令、副司令、副政委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担任委员。

    粟裕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并通知大家，淮海前线总前委将于不久后成立。

    听说要大干一场了，各兵团都很高兴。但是具体如何行动，当时华野的同志意见并不一致。

    为了执行毛泽东的战役计划，华野放弃了在原淮海战役方案基础上提出的两个方案，下决心采纳第三方案，即中央军委提出的方案，首先分割包围歼灭黄百韬兵团。

    10月14日，毛泽东又明确指示陈毅和邓小平：中原野战军主力夺取郑州、开封，吸引徐州“剿总”分兵西顾；以一部兵力在平汉铁路以西、以南积极活动，牵制白崇禧集团，使其不能调兵东进徐州、蚌埠地区。

    郑州扼守平汉、陇海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是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的中原重镇。济南大战后，为加强徐州地区的防御以屏障南京，国民党军将驻守郑州的第十六兵团全部东调，其防区由驻守新乡的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军接替。于是，在郑州以南的战场上，国民党军仅剩三个兵团。其中，黄维的第十二兵团位于河南确山，担负随时准备增援徐州的任务；宋希濂的第十四兵团位于湖北沙市，张淦的第三兵团位于湖北与河南交界处的枣阳、随县，担负阻止解放军南下渡江的任务。

    中原野战军决定：由刘伯承、李达指挥第二、第六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继续在豫西牵制黄维和张淦两兵团；由陈毅、邓小平指挥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在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的配合下，对郑州发动攻击。

    其作战部署是：第一、第三纵队组成东兵团，第四、第九纵队组成西兵团，两面夹击；豫皖苏军区部队插到黄河铁桥以南，阻止郑州国民党守军北撤；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和豫北地方部队牵制新乡地区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能南下增援。

    老鸦陈血战，轻取郑州

    1948年10月21日夜，中原野战军包围了郑州。这是中原野战军第一次攻击大城市。本来作战目标是牵制郑州附近的国民党军主力，令其不能东援将被华东野战军围歼的黄百韬兵团。但是，仗还没打就出现了意外。

    22日凌晨，我攻城的官兵进入攻击位置，准备打一场艰苦的攻坚战。这时，突然有报告说，郑州国民党守军已经弃城逃跑。

    从军事常理上讲，对郑州这样的重要战略枢纽的有效防御，至少需要二十个团以上的兵力，但是，此刻担任郑州防御任务的国民党军只有分属于不同军的两个师，驻防郑州的第40军106师原驻扎在新乡，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东调后他们奉命接防，官兵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在这里白白送死。而原来驻守在城内的第99军268师早已军心涣散，因为第99军的主力此时也已东调蚌埠，官兵们说，既然老头子都不要郑州了，那还守它干什么？

    郑州守军一路北逃，企图向新乡守军靠拢。这一来，使中野原来预想的城市攻坚战瞬间变成了野外追击战。

    在9纵司令员秦基伟的攻城部署中，有一支被他称为“北支队”的部队，由豫西四分区司令员张显扬和27旅副旅长唐万成指挥，这支部队不参加攻城，而被部署在郑州西北二十公里处的薛岗、苏家屯、双桥和杜庄一线，任务是堵截郑州守军北逃和防御新乡守军南援——这一部署证明秦基伟确有先见之明。

    22日清晨七时，郑州守军逃到薛岗一带，被27旅79团堵住。阻击阵地上的79团官兵即紧张又兴奋：公路上挤满了黑压压的国民党军，步兵和一眼望不到边的辎重车辆混在一起，从阵势上看如同郑州守军大搬家。

    当敌人迅速开设炮兵阵地，炮弹大雨一样倾泻下来时，79团的艰苦时刻到了。为了打开北逃的通道，国民党军集中火力和兵力于一点，很快就将79团二营的阵地打成一片火海。敌人连续发起冲锋，被打下去后，又重新冲上来，二营阵地上开始了肉搏战。

    这时候，从古荥镇出动接应郑州守军的国民党军16师318团已经接近战场，其前锋到达79团阵地背后的双桥附近，并准备从那里向南发起攻击。在双桥阵地阻击的是四分区基干团的三营。

    南北两路国民党军用明语喊叫对方，急切地催促对方向自己靠拢。

    中午时分，依旧没能突破的268师意识到处境危险，组织起敢死队，敢死队员三百多人为一组，一手挥舞大刀，一手提着集束手榴弹，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发起集团冲锋。

    当敢死队冲上二营阻击阵地的时候，营长王凤书和教导员郭纯夫率领五连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官兵们突然向敌人的冲击阵形拦腰杀进去，27旅副旅长唐万成率领正面部队趁势出击，位于阵地西侧的独立团也发动反击，最终把268师的攻击浪潮压了下去。

    此时，郑州守军已经全部走出郑州城，队伍的前锋在薛岗被阻，指挥中心还在老鸦陈寨，后卫部队过了距郑州6公里的12里屯——国民党军完全暴露在郑州以北的茫茫旷野中，已无回撤的任何可能。

    秦基伟认为，凡是突围逃跑的队伍，总是两头强中间弱，于是命令26旅突击逃敌的腰部老鸦陈寨，攻击时间定在下午十五时。

    下午，没等26旅发起攻击，国民党第99军参谋长佘辉庭亲自指挥三个团，对79团的阻击阵地发起猛烈冲锋，企图在薛岗与苏家屯两个村庄之间撕开一道缝隙。在几十门火炮和机枪的掩护下，三个团的步兵冲进两村之间的洼地，北面赶来接应的国民党军也开始向这个洼地靠拢，南北两敌之间的距离仅剩一千五百多米。

    79团官兵在密集的两面炮火中，利用每一道土坎和每一道断墙顽强抵抗。秦基伟给团长任应和政治委员田耕打电话：“坚决顶住，郑州之役全胜，此是关键一着。”

    15时，中野26旅对老鸦陈寨的攻击战打响。炮火把寨墙轰开后，各团从四面突入寨内，国民党军拥挤着四处逃散，老鸦陈寨旁边的公路上车炮拥塞，人马践踏。从北面增援的国民党军远远望见一片溃败的景象，急忙收缩兵力开始回撤。郑州守军北逃不成，就往东朝开封方向跑，但是那个方向上早有解放军的76团等着他们呢，混乱的队伍刚一出现，立即受到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拦截射击。

    惊慌失措的郑州守军只好往回跑，全部拥挤在方圆不足两公里的野地里，最终全部溃散。

    郑州之战的战果是：歼敌一万一千余人，这一仗，9纵仅以345人的微小伤亡，消灭1.1万人，除国民党第40军军长李振清负伤逃跑之外，第40军少将参谋长尹继英、16师少将师长赵天兴被击毙，第99军少将参谋长佘辉庭、268师少将高参李福五等被俘。由于缴获极多，使得9纵从一个人少枪少装备差的二流纵队，一跃成为中野各纵队中人数最多装备最好的纵队，为日后参加淮海战役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战略大决策，中野东进

    郑州之战是淮海战役正式发动前一次重要的战役，直接推动了“小淮海”向“大淮海”的转变。

    在战前，毛泽东给邓小平和陈毅有专门指示，夺取郑州的同时务必设法保住黄河大铁桥不被破坏。

    黄河大铁桥将黄河以南和黄河以北连接，要想要将坦克等辎重武器和大批量战略物资运送到黄河以南，最好的办法就是依靠铁路。而黄河大铁桥自然是重要的纽带，也是黄河上的一条生死桥，是黄河的咽喉。当时国民党也运来几个车皮的弹药，准备在郑州失守后炸毁黄河大铁桥。按照当时的科技水平，黄河大铁桥一旦被炸毁，是没有能力重建的。

    当时很多人都意识不到毛泽东对郑州一战的高瞻远瞩，他早已运筹帷幄要和蒋介石战略决战，筹划野战军南渡黄河、长江。

    国民党军出人预料地将郑州放弃，，使得战场态势呈现出新格局，即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已处于从东西两面夹击徐州的作战态势上。

    出乎陈毅、邓小平的预料，郑州丢失后，国民党军随即放弃了开封，全部兵力东撤蚌埠以拱卫徐州，中原野战军未费一枪一弹重新占领开封。

    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建议中原野战军“迅即全军东进”：

    刘峙认为我华野有出苏北企图，停止邱（邱清泉）、孙（孙元良）向鲁西南行动，以李（李弥）兵团之第九军加入东面防堵，以邱兵团由商丘向砀山收缩。白崇禧则为对付我2、6、10纵队，以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向桐柏方面进攻，陈邓攻郑作战完全不受南面威胁。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

    同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等人：

    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白崇禧）部黄（黄维）张（张淦）两兵团被我2、6、10纵队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第三纵队）广（两广纵队）两纵，不但牵制孙（孙元良）、刘（刘汝明）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设想，即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进入徐州战场。其中，建议中原野战军对宿县、蚌埠发起攻击，已经明显带有合围刘峙集团进而展开决战的意图。

    宿县，徐州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蚌埠，宿县以南津浦铁路线上的重镇。一旦占领宿县与蚌埠，就等于截断了徐州战场上国民党军南撤的退路。

    徐州争弃守，左支右绌

    济南、郑州、开封失守，如同热锅上蚂蚁的蒋介石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有可能东进，若是如此，华东、中原野战军将联合在徐州地区发动攻势，他一面命令刘峙收缩兵力，一面对徐州之战进行研议。9月25日，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济南失守后的作战。国防部作战厅提出两个方案：（一）从徐州出动两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野一部；或从徐州抽调两个军转用于郑州，连同在郑州的第16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与中野决战。（二）徐州主力监视华野，以一部肃清徐州以南、运河地区的解放军。蒋介石认为第一方案比较积极，也有成功的可能，而第二方案太过消极，所以主张先集中兵力攻击中野。

    徐州剿总副司令兼第2兵团司令杜聿明认为解放军经过济南战役的消耗，必须休整一段日子后才能再战，而徐州国民党军四个兵团，二十个军，兵力、装备都占优势，而且在济南战役时没有损失，无需休整就可投入作战。所以主张先发制人，变被动为主动，在蒋介石对鲁西有限目标攻击的基础上，加以发挥，制定了《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该计划乘华野、中野分离之际，以华中国民党军牵制中野，以徐州主力采取奇袭战术攻击华野，收复泰安、济南。

    由于该计划完全符合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所以很快于10月2日获得批准。10月7日，杜聿明召开兵团司令会议确定具体实施方案，并决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但就在即将发起进攻的10月15日凌晨，杜聿明被蒋介石紧急召往东北。刘峙本来就对这计划顾虑重重，杜聿明一走，他立即命令中止执行攻击山东计划。

    徐州是弃还是守，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争执不休。多数人认为，徐州利于攻而不利于守，且后方联络延长，补给困难，当前的储粮只能维持20天左右，一旦交通被切断，粮弹将无以为继，因此主张弃徐州保淮河，以屏障南京。

    郑州、开封失守后，蒋介石似乎清醒过来，他对“国防部长”何应钦指示：“时局危急，自从济南和东三省接连失守之后，还不到两个月，敌人又虎视眈眈，准备围攻徐州，来势很凶猛啊！”

    何应钦点头说：“是的，敌人进犯徐州，将要威逼我长江一线了。”

    “你速以国防部名义，严令华北‘剿总’傅作义，要立即部署兵力，坚决阻挡东北的敌人入关。同时要急令徐州‘剿总’刘峙，严守防区。”

    何应钦记录完毕，问：“总统，毛泽东意在淮海与我军决战，我们的兵力虽说比他们多，但目前是否再向徐州附近调集一些兵力呢？”

    “兵力部署暂不要动了，关键是作战人员的斗志啊！要让他们都鼓起劲来才行，不能像济南、东北那样一攻就破。”

    “如果敌人两个野战军直通过来，依我看徐州也许不好守啊！”

    “现在徐州附近有多少兵力？”

    “共计有50万左右。”

    “是少了一点，再调一点，要凑够60万。”

    “是。”

    “我军34个军，计60万人马，我就不相信挡不住敌人南下？”

    “总统，我仍是有点担心呀！”

    “担心什么？”

    “徐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战略要地，它位于黄河。长江之间，是我们南京国都的大门，又是津浦路的交叉点，共产党也许会拼上本钱与我们争夺，如是这样死守就没有必要了。”

    “你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不能死守徐州，我们要做好必要时放弃徐州，固守淮河的准备。”

    10月底，国民党统帅部确定了“守江必先守淮”的方针，并据以制定出了《徐蚌会战计划》。

    该计划有两个方案：（一）淮海决战案，徐州主力放弃陇海线上各次要城市，仅以一至两个军守徐州，集中主力在徐蚌线两侧实施攻势防御，与解放军决战。华中剿总所辖黄维第12兵团向淮阳以西开进，加入徐州战场。（二）退守淮河案，徐州主力退守淮河，凭淮河实施河川防御。经再三商讨最后决定采取淮海决战案。

    10月31日，蒋介石在由北平回到南京。他本来决定11月4日亲往徐州主持部署“徐蚌会战计划”，后因事派参谋总长顾祝同代他到徐州，传达“徐蚌会战计划”。

    11月5日，刘峙召集高级军官召开了一次绝密的高级军事会议，研究作战部署。从南京赶来的参谋总长顾祝同与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亲自参加。郭汝瑰和“剿总”少将参谋长李树正报告了当前双方态势及下一步作战计划。

    在会上，李树正的判断是：共军刘伯承部主力东移，陈毅、粟裕部主力南下，有强迫国军“在徐蚌地区决战的可能”。

    邱清泉站起来反驳说：“据我们侦察，共军……有五个纵队先头已抵曹县、成武、砀山……敌人有向我兵团发起进攻的可能。”

    黄百韬不同意邱清泉的话，站起来反驳说：“据我判断，敌人有首先向我兵团发起攻势的可能。”

    邱清泉是个性急好胜的人，岂肯认输，他听了黄百韬的话，马上顶了回去，说：“我们用不着争论，打起来再看谁说的对。”

    最后，顾祝同提出，这时再作大的兵力调整已不可能。第二天，蒋介石下达命令，确定“华东战场方面，暂取战略守势”，并调整署如下：

    邱清泉第2兵团由商丘东移砀山、永城地区；黄百韬第7兵团由新安镇移至运河以西地区，并指挥由海州西撤的第44军；李弥第13兵团由碾庄圩南移灵璧、泗县地区，担任机动任务；孙元良第16兵团由柳河移至蒙城；第三绥靖区由临城、枣庄向南退守韩庄、台儿庄；第一绥靖区防守淮阴、扬州一线；第四绥靖区由商丘南移固镇、蚌埠。徐州“剿总”直接指挥的第107军守备窑湾以南运河，第72军加强徐州守备，第96、第66军防守蚌埠、五河、盱眙地区。华中“剿总”的黄维第12兵团由国防部直接指挥，由确山东进阜阳、太和地区。

    这样，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八十二个师共70万人的兵力，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两铁路，国民党军摆了两条长蛇阵，架起了一个巨大的“十字架”。

    考虑到南线军队分由徐州、华中两个“剿总”统辖，指挥不便，而刘峙指挥无能，何应钦向蒋介石提出，由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华东两大集团。蒋介石对刘峙的能力也心知肚明，决定采纳何应钦的意见，临阵换将。但是出乎蒋介石的意料，白崇禧断然拒绝这个任命。

    蒋桂大斗法，将帅离心

    白崇禧为桂系军阀骨干人物，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在抗日战争时期，双方以抗战大局为重，基本上没有发生冲突。但是抗战胜利后，由于李宗仁违背蒋介石的旨意，竞选副总统，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重新爆发起来。

    1948年5月，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一个月后，蒋介石为削弱桂系势力，借改组内阁之名，免掉了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一职，由亲信何应钦出任国防部长。将白崇禧调到武汉，出任武汉剿总总司令。

    由于担心白崇禧拥兵自重，蒋介石还特意把同处黄淮平原的国民党军队分成武汉剿总和徐州剿总两个互不统属的作战单位，并委任亲信刘峙出任更为重要的徐州剿总总司令，以分散和牵制白崇禧。

    武汉和徐州这两个剿总，同处黄淮平原，在战略上本应只属于一个作战单位。在刘邓指挥的中野挺进大别山的时候，白崇禧就提出华中只设一个战区，由他统一指挥武汉和徐州方面的两支大军。但蒋介石怕白崇禧拥兵自重，难以控制，没有答应。

    1948年4月前后，面对中原地区的不利形势，为加强两支军队间的协调配合，李宗仁再次提议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武汉和徐州的军队。但蒋介石考虑再三，派刘峙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

    同时，蒋介石还任命程潜为湖南省主席，驻守长沙，就近制衡白崇禧。此外，他还把归武汉剿总管辖的黄维兵团和宋希濂兵团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利用这些嫡系部队监视白崇禧的一举一动。此外，他还严禁白崇禧在武汉组织民团，甚至把武汉外围地区也划归徐州剿总。

    白崇禧对蒋介石的做法极为愤慨，加上他和李宗仁巴不得蒋介石早一点儿垮台，因此一有机会，就弄出点儿颜色给蒋介石看看。

    现在刘峙才当了半年的总司令，就连吃败仗，徐州形势吃紧。何应钦和顾祝同担心刘峙顶不住，又提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并向蒋介石说明：等会战结束后，武汉剿总和徐州剿总仍然分开。

    蒋介石心里也明白，以徐州剿总的兵力，只能勉强对付华东野战军，如果华野和中野合力进攻徐州，则兵力明显不足，那时非调武汉剿总部队不可，要调动武汉部队又非白崇禧指挥不可。于是，他准备在蚌埠设立一个国防部指挥所，由白崇禧任主任，统一指挥对华野、中野的联合作战。

    蒋介石同意了由白崇禧统一指挥武汉和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可是白崇禧却断然拒绝收拾这个烂摊子。

    白崇禧心里清楚，蒋介石只是利用他而已，他和刘邓大军多次交手，深知他们的厉害。这无疑是一块硬骨头。如果胜了，那是蒋介石自己的功劳；如果败了，就是他白崇禧的罪过，就有可能被蒋介石借机军法处置。

    同时，白崇禧也研究了一下淮海战场的形势：刘峙把徐州战场的部队在陇海线和津浦线摆成“十字”姿态，而黄百韬等部更是一条首尾不能相连的“长蛇”。而解放军华野和中野已经在前面集结了优势兵力，随时都可以发动进攻，重新部署已经来不及了。白崇禧认为到蚌埠必定凶多吉少。

    而且，当时白崇禧正指挥张琻和黄维的两个兵团20多万人在豫西南、鄂北地区和刘伯承的部队周旋，企图进攻鄂西解放区。刘邓大军一部乘虚南下绕攻应山，威胁白崇禧的后方大动脉平汉路。

    在武汉方面也吃紧的情况下，白崇禧自然坚决不肯出任两个剿总的总指挥。

    白崇禧执意不肯指挥“徐蚌会战”，蒋介石又让陈诚出来指挥，没想到陈诚则以身体有病为由推脱。蒋介石又找到华中剿总副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宋希濂，希望宋能临危受命，但宋希濂知道徐州方面几个兵团都是嫡系，平日里飞扬跋扈很难指挥，就以对徐州情况不熟，鄂西战局紧张为由，请蒋介石另选他人。

    无奈之下，蒋介石后来只好将正在东北葫芦岛指挥撤退的杜聿明，任命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协助刘峙指挥作战。

    【第二章】碾庄合围――黄百韬灰飞烟灭

    包抄黄兵团，迅如惊雷

    郑州战役前后，对于中原野战军主力下一步行动，中央军委有两种考虑，一是加入徐州方向作战，牵制徐州国民党军；二是兵出淮南，从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10月22日，毛泽东就这个问题专门致电陈毅、邓小平，希望他们通盘考虑并电告中央军委。

    解放开封的当天，即10月24日，陈毅、邓小平回电中央军委提出东进的3个方案：一、向东歼击集结在蒙城附近的孙元良兵团；二、向东直接出击徐蚌线，攻占宿县、蚌埠；三，东进至河南商丘地区，待黄维兵团东进时寻机歼敌。

    他们认为，不论哪一个方案，中原野战军主力都应位于商丘西南机动。11月初，中原野战军主力推进至睢县、柘县、亳县及商丘以南之间地区，逐渐与华东野战军靠拢，两支大军汇集成强大的战略力量。

    此时，粟裕也密切关注着徐州战场。当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和开封后，他意识到，徐州东西两面的战场很可能被打通，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将由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发展成战役上的协同作战，而且战役规模会比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

    虽然粟裕指挥着华东野战军的15个纵队，加上暂归华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共计十六个纵队，而在中原野战军的作战方向上仅有四个纵队，但是，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淮海战役统一指挥的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

    这是粟裕在建议发动“淮海战役”之后，提出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建议。

    11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第二天，陈毅、邓小平回电：“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当淮海战役发起后，11月7日和9日中央军委根据全国军事形势的变化和淮海战役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战役规模，集中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及地方部队，与国民党的这个最大最强的战略集团进行决战，求歼该集团主力于徐州地区。

    至此，淮海战役就由原来消灭黄百韬兵团，攻击两淮、海州、连云港的“小淮海”发展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黄海，西至豫皖边，北自陇海路，南到淮河的广大区域同国民党最大最强的军事集团的大决战，“小淮海”演变成了“大淮海”。一场永载中国战争史册的大战迫在眉睫了。随着中原野战军及军区部队的加入，淮海战局迅速发展。其战役规模、战区范围越打越大，后勤支前任务浩大繁重，必须统筹兼顾、集中指挥。为此，毛泽东、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中共总前线委员会，邓小平为书记，统筹淮海前线各项工作。

    深秋时节的淮海大地，人如水，马如龙，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将军率领华野16个纵队以及冀鲁豫军区、江淮军区4个旅共40余万人马，从东起江苏赣榆西至山东单县七百余里宽的鲁南平原，滚滚南下。在此后的65天时间里，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宽广战场上，国共双方投入了百余万部队，进行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激烈搏杀。

    棋输一着，11月5日，刘峙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猛南下，随即执行“徐蚌会战计划”，下令所属各兵团和绥靖区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刘峙本来已经急电周志道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以加强海州和连云港一线的防务。但2天后，他又决定放弃海州，命令第100军返回，同时让李延年兵团向徐州靠拢。李延年接到电报后，发牢骚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

    还没等李延年做好撤退海州的部署，新浦盐店一个姓唐的经理前来求见。李延年知道此人是专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经纪人，便让他进来。唐经理一见面就对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

    李延年闻听大吃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

    唐经理说：“刘老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国军要放弃海州，要我赶快把这里的账目结算清楚，跟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路上有司令官照顾会安全一些。”

    李延年气得火冒三丈。事后，他对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李以劻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漏军事机密，不败何待。”11月6日上午，黄百韬召开军、师长会议，要求各部队迅速向徐州转进。他明白，自己的兵团西撤乃是侧敌而动，中间只有部署在临城、枣庄到韩庄、台儿庄一线的第三绥靖区冯治安部2个军可以起到阻击作用，形势非常危险，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价向徐州靠拢。

    当天晚上，黄百韬与南京派来的“总统战地视察官”李以劻少将以及第九绥靖区中将司令官李延年（后任第六兵团司令官）作了一次长谈。黄百韬说：“现在兵团战略位置非常不利，在新安镇则孤立无援，如侧敌西进，到不了徐州就会遇敌。徐州工兵团迄今未来架设运河桥梁……国防部作战计划一再变更，处处被动，正是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这次会战如垮，什么都输光了，将来怎么办？国事千钧重，头颅一掷轻，个人生死是不足惜的。”

    11月6日夜12时许，李以劻刚睡下，黄百韬又命卫士请李出来，再次与李作了长谈。

    黄百韬说：据今夜刚刚抓到的共军侦察员供称，陈毅主力10多个纵队均南下，先头已到郯城、邳县、费县地区，南下时分无数纵队急行军。由此判断，敌人不让我兵团西撤，先打我兵团是肯定了……我兵团十几万人，陈毅主力30多万，如果集中来攻，我兵团必败。尤以西撤途中，侧面受敌，随地应战，立足未稳，各个击破，最堪忧虑。请告刘老总注意，要其他兵团快点集结，迟了就会误大事。

    夜已深，但黄百韬毫无睡意，越说越激动。他告诉李以劻：“如果我被围，希望别的兵团来救不可能。古人说：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死力相救。我们是办不到的。这次战事与以前战役性质不同，是主力决战，关系存亡。请告刘老总，注意激励各级战场指挥官，否则同归于尽，谁也走不了。请你面报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生死早置之度外，绝不辜负总统期望。我临难是不苟免的，请记下来，一定要转到呀！”

    黄百韬说完，李以劻看看表，已是11月7日凌晨1点20分。他告诉黄百韬，请黄放心：我回南京后一定将你的一片忠于党国之心，当面禀报总统。他劝黄早点休息，俾便一早转进。

    但黄百韬意犹未尽，又对李以劻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

    黄百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李以劻心里清楚，他指的是邱清泉。

    然而，当黄百韬率7兵团准备撤退时，顾祝同却专门召见他，命令他再在新安镇待两天，等待由海州西撤的第44军，条件是把第44军划给他节制。黄百韬看到别的兵团都撤回徐州，而让他的兵团在新安镇担任掩护任务，心中很是不高兴。但碍于顾祝同是他的老上级，又是他的靠山，不敢当面顶撞。回到新安镇，他对一切都不顺心，动不动就大发脾气。

    两天后，黄百韬急忙率5个军由新安镇西撤，渡过了运河。7日，粟裕得知黄百韬兵团西撤，立即下令各部分头追击，要求不怕建制混乱，谁先到达，谁就先切断敌向徐州退路。这时，华东野战军11个纵队零两个旅的兵力，从东、北、南3个方向呈一巨大的口袋状向黄兵团扑来：第1、4、6、8、9纵队分路南下，向运河东岸挺进；第7、10、13纵队穿过第3绥靖区起义部队防区，直取曹八集、大许家；第2、12纵队南越陇海路，向徐州东南攻击前进；第11纵队及江淮军区两个旅，经皂河向大许家前进。然而，由于黄百韬兵团的迅速撤退，华野未能在新安镇捕捉到其兵团主力，仅第4、8纵队攻占邳县，第7、10、13纵队攻占韩庄、万年闸，包围台儿庄。在此情况下，黄百韬兵团很可能顺利退回徐州附近。

    8日下午，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司令的布置，率第59军和第77军大部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起义，将防区立即移交给解放军。何基沣是河北省藁城县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投身于由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曾参加过“首都革命”、五原誓师、中原大战等。后任29军第37师109旅副旅长。长城抗战时，何基沣身先士卒，率领大刀队与敌人激战，取得喜峰口战斗的伟大胜利，歼敌6000余人，何基沣因战功卓著被提拔为110旅旅长。卢沟桥事变时，何指挥所部英勇抗击日军，胸部受重伤。1938年，他秘密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几次接见，并在抗大做报告。后被派回原部队任77军副军长，1939年入党，在淮海战役前夕任第3绥靖区副司令。

    张克侠是何基沣的河北老乡，献县人，保定军校毕业。中共地下党。七七事变时任29军副参谋长，1943年起任第33集团军参谋长，后任第3绥靖区副司令。起义前夕，张克侠由于有所暴露，被冯治安软禁在徐州，最后几经周折，才摆脱监控于8日上午到达贾汪。

    当时，冯治安按徐蚌会战计划的部署，命令各部退守韩庄、万年闸、台儿庄一线。但何基沣密令第77军37师111团将地下党员王世江任营长的第3营留在运河以北。解放军第10纵队于11月6日逼近韩庄时，王世江即率部起义。

    而此时59军的上层军官对起义还没有统一认识，军长刘振三以看病为名放弃指挥去了上海，师、团长有的犹豫不决，有的要求推迟起义。77军军长王长海也称病告假，把部队交给何基沣。

    何基沣等认为形势紧迫，决定于11月8日起义，凡不同意起义者一律就地解决。也就在这时，解放军已占领万年闸，并有三个团渡过运河。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下，59军和77军终于一致同意起义。

    何基沣、张克侠起义，顿时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第7、10、13纵队迅速经台儿庄、贾汪南下，迅速包抄向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退路。粟裕事后回忆说：“当时只要我们在贾汪多待四小时，战机就失去了。”朱德指出：“何、张的起义，打乱了敌人原来的部署，而大部队临时在敌威胁下调整部署，是犯了兵家大忌。”华东野战军的神速行动和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造成国民党军统帅部和徐州“剿总”上下十分震惊。惊慌失措的刘峙，急忙把原在徐州以东掩护黄百韬第7兵团的李弥第13兵团撤回，并急令邱清泉第2兵团、孙良元第16兵团，共同守卫徐州。

    这时，蒋介石的急电刘峙，命他火速调兵救援黄百韬兵团。但刘峙却拼命要巩固徐州，因此致电蒋介石称：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图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

    得到这个情报，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会议上高兴地说，刘峙的指挥对我们大有好处，他居然搞不清我们的主攻方向。

    蒋介石接到刘峙的电报后，暴跳如雷，立即回电批示：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指示，集中全力迅速攻击运问以西之共军，以免7兵团先被击破。”

    蒋介石更加后悔当初把他派到了徐州，但是顾忌到战场换将对士气有重大影响，决定再把杜聿明派回徐州，协助刘峙指挥作战。

    追击63军，九纵发威

    11月8日黄昏，第4纵队在运河车站以北与黄百韬兵团后卫第100军44师遭遇，激战一夜后，4纵未与敌纠缠，向西强渡运河，继续追击黄百韬兵团。

    由于后卫部队已与解放军接火，黄百韬兵团没渡过运河的部队非常惊慌，后卫第100军44师才过了一个团，桥边一辆弹药车突然起火爆炸，负责炸桥的工兵以为解放军赶到，慌忙将运河大桥炸毁。44师两个多团还未过河，就这样被扔在了河东。8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打破了第9纵队的指挥所的沉寂，骑兵通信员急匆匆走进了指挥所，是纵队侦察营慕思荣营长派人送信，报敌44军已通过新安镇，25军已撤离高流，均往西逃跑了。

    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正要请示，华野的追击命令已经到了。

    原来，华野前委已经发现国民党军南逃企图。粟裕感到万分紧急，如果抓不住黄百韬兵团，在此之前的一切部署和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他一面将黄百韬西逃的情况上报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一面立即调整部署，实施猛烈的追击、截击，严令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抓住黄百韬第7兵团。

    一时间，陇海铁路两侧的华东野战军部队如两股狂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勇猛席卷而进，向黄百韬第7兵团猛扑过去。

    这时，华野的决策者明白，由于第三绥靖区何基沣、张克侠起义，原本驻守徐东大许家、曹八集一线的李弥十三兵团已经于8日晚后撤徐州，而这两个地方如果不及时占领，很可能成为黄兵团逃回徐州的缺口。

    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黄百韬却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既没有派兵抢占这两个两个战略要地，阻击华野的合围，为主力部队撤退赢得时间，也没有急速冲向缺口，而是安营扎寨在了碾庄圩。第9纵队的先头部队进入新安镇时，当地民众反映黄兵团第63军刚走不到2个钟头。

    原来，黄百韬让陈章率63军离开主力，开赴窑湾镇征集民船自行渡河。可是63军行动迟缓，到9日仍然没有渡过运河，听到枪声，他率部急向窑湾撤退。聂凤智一面命令部队迅速追击，一面将情况汇报给上级。

    第9纵队27师终于在入夜后赶到沂河东岸，而敌63军后卫警戒分队就在沂河西岸，河对岸的堰头镇有敌2个团。第27师立即分成几路渡沂河。79团1营尖兵2连为了尽快渡过沂河，命该连3班火速架浮桥。战士们迅速下河将两条梯子挂好，当作浮桥。但，浮桥没有桥腿，无法让部队通过。这时，敌人火力已封锁渡口，部分敌人开始撤退。

    这时，副排长范学福一个箭步跳进河里：“同志们下来扛着！”2连3班的战士们在班长马选云的带领下，纷纷跳进激流里，两人一组，11月的河水已是零下，10名战士用身体做桥桩，冻得像冰柱一样依然用肩膀托起木板，架起了浮桥。

    部队飞快上桥，十七八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同时在桥上奔跑。桥身突然一歪，四、五个战士掉下河。这时，有人一声大喊：“拉开距离过桥！”部队分散通过，桥又稳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脚步声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是机枪连的战友们过来了。他们觉得机枪太沉，怕桥下的同志们顶不住，有人说：“走，趟水过河。”桥头的孙书贤顿时急了：“快过吧，同志，打仗还心软什么！我们扛得一个又一个连队从人桥上通过。”

    堰头镇后面枪炮声越来越响，部队已和敌人接上火了。冻得嘴唇发乌的架桥勇士们仍然紧咬着嘴唇支撑着。

    部队顺利渡河，全歼了敌人1个团2千余人，敌63军军长陈章率军逃到窑湾。

    窑湾，窑湾镇位于新沂市西南边缘，京杭大运河及骆马湖交汇处，三面环水（东濒骆马湖，西傍大运河，老沂河穿境而过），与宿迁、睢宁、邳州三市县一水相连，是一座具有千年历史、闻名全国的水乡古镇。据典籍记载，这座古镇始建于唐朝初年，素有“东望于海，西顾彭城，南瞰淮泗，北瞻泰岱”的描述，系京杭大运河的主要码头之一。

    陈章逃到窑湾后已是夜晚，镇中居民逃避一空，陈章根本找不到粮食充饥。这时，他接到黄百韬的命令：第63军应即迅速强行渡河，西撤碾庄圩集结待命，如确不能渡河，应在窑湾固守待援。陈章接到命令后，遂决定在窑湾镇作守势防御部署，不分昼夜加修工事，并控制了周围3公里的大小村庄。

    杜聿明出山，骑虎难下

    11月8日这一天，杜聿明从葫芦岛指挥蒋军撤退完毕后，回到了北平。

    ９日正午，傅作义约杜聿明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吃饭，席间傅说，８日冯治安部何基沣、张克侠等率部“叛变”了。

    杜聿明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问傅：“徐州各部队的情况如何？”

    傅说：“大概都还在徐州附近，详细情形我也不太清楚。”

    杜聿明听了既诧异又恐慌，心想蒋介石为什么决定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而到今天仍未实行，这样说“徐蚌会战计划”已失败了。这时，一种恐惧心理一直上涌，杜聿明觉得“自己一到徐州，不是被打死，即是被俘，思想上萦绕着去不去徐州的问题：去则大势已去，处处被动挨打，毫无办法；想称病到医院去治病，既怕对蒋介石失信，因为自己３日才复信给蒋介石，同意到蚌埠去指挥，同时又怕已准备好即将起飞，忽然不去，别人也会笑杜聿明胆怯避战。

    此时，杜聿明心里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东北的解放军马上就要入关了，恐怕共产党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自己事业生命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完蛋而完蛋，活下去也没有什么希望。

    思来想去，杜聿明决定先到南京再说。

    ９日晚，杜聿明到了南京。为了想了解徐州全面情况，他立刻到顾祝同家中。这时顾祝同正同徐州某人打电话，杜聿明听到顾说：“叫黄百韬在碾庄圩待命，等明天午后官邸汇报决定后再通知你。”又说：“光亭在这里，你同他讲话吗？”光亭即是杜聿明。

    顾祝同把电话交给杜聿明，等了一下，刘峙在电话中说：“光亭！你快点来吧，我们等着你！”“等见老头子后再说。”杜聿明又问：“黄百韬的情况如何？”

    刘峙说：“现在主力已退到碾庄，敌人已到运河以东，黄兵团过运河桥损失很大，现在稳定一点……”

    然而事实是这一天晚上，解放军已渡过运河及不老河，将黄百韬重重包围，而刘峙和顾祝同尚在梦中。

    杜聿明把电话放下后，顾祝同对杜聿明谈了何、张“叛变”、徐州险被解放军乘虚而入，他今天一天就忙于将临、韩等地李弥兵团的部队调回徐州巩固防务，并令邱兵团且战且退，向徐州集中等情况。

    顾说完后，杜聿明以惊奇的口气问顾：“为什么徐州附近我军主力不照徐蚌会战计划及早撤退到蚌埠呢？”

    顾似乎生气地说：“你讲得好！时间来不及啊！李延年未撤退回来，共匪就发动攻势了。”

    杜聿明看到不好再向顾追问下去了，把话转到葫芦岛撤退的方面。顾一再委婉地劝杜聿明明天参加会报后，就到徐州去指挥，杜聿明答“明天再说”，就回到中山北路的办事处。

    此时的杜聿明已经后悔几天前不应该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可是现在有些骑虎难下了，想不去徐州，又不敢擅自离开南京，怕触怒了蒋介石。

    怎么办？车子摇摇晃晃还没有到目的地，杜聿明突然希望自己的老婆今晚能由上海赶到南京，这样，明天自己就可以不起床，由她出来说自己腰腿疼得不能起床了，恐怕徐州的事只能委托他人了。

    一到办事处，见到弟弟杜子丰，杜聿明急切地问：“秀清什么时候可以到？”秀清是杜聿明对自己老婆的称呼。

    子丰说：“三嫂说她不来了。”

    一时之间，杜聿明有些踌躇，觉得又失望又难过，坐在那里胡思乱想，不知如何摆脱这一厄运。

    杜子丰见杜聿明坐着发呆，一言不发，就同杜聿明谈了一些东北蒋军完蛋后各方面的看法，认为蒋氏王朝已朝不保夕，劝杜聿明也不要再为蒋介石卖命了。杜聿明一言不发。

    子丰又说：“听说张长官（治中）来南京，同邵力子先生主张和谈，你明天见文白先生探探情况。”

    杜聿明说：“好！你打电话约好时间后我去。”

    一纵围窑湾，瓮中之鳖

    这一天，杜聿明的日子不好过。可是国民党前线官兵的日子更艰难。

    黄百韬兵团四个军大部渡过运河，宿营于碾庄。黄百韬召集各军军长商讨下一步行动。

    部队在渡运河时，相当疲劳，建制混乱，特别是第25军、100军遭到不小的损失，而最先渡河的第64军不仅没有损失，还构筑好了防御阵地，所以军长刘镇湘主张先停留一下，整顿部队，以免在行军途中为解放军所乘。而其他几个军长则主张不要停留兼程前进，双方争论没有结果。

    黄百韬认为已过了最危险的运河，碾庄距徐州仅九十里，还比较安全。部队也需要时间整顿，就决定停留一天。

    11月9日中午时分，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给黄百韬发来一份急电，是蒋介石的一份命令：“着该兵团在碾庄圩地区准备决战。已命令黄维兵团经宿县、宿迁渡过运河进行外线反击；又已令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邱、李两兵团东援……”

    应该说，此时黄百韬如果坚决西撤，还是能冲破并不严密的包围回到徐州的。然而战机转瞬即逝，华野没有给蒋介石和黄百韬任何反省的机会。蒋介石的一纸电报，把黄兵团十万官兵彻底葬送了。

    在李弥兵团撤出大许家、曹八集一线的当晚后半夜，华野第7、10、13纵队便急速南下，与陇海线南侧的第十一纵队以及江淮独立旅南北对进，迅速对徐东的这两个重要据点展开攻击。

    10日下午，黄兵团的第100军44师在向徐州撤退中，刚到达曹八集，就与兼程赶来的解放军第13纵队接上火。原本黄百韬命令100军在碾庄以西防御，但44师在掩护兵团渡运河时损失惨重，仅剩师部直属队和不足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师长刘鹤声认为所部损失太大，无力担负防御，就直接撤往徐州。

    黄昏时，13纵先头部队114团发起攻击，半夜时分打开突破口冲入村内，但未控制好突破口，接应后续部队，只顾向纵深发展，结果突破口被封闭，冲入村里的部队弹尽粮绝，全部牺牲。次日凌晨，114团再次发动猛攻，再次打开了突破口，但很快又被封闭。

    天亮后，13纵后续部队陆续赶到，于11日中午发起总攻，至下午全歼44师残部约3000人，师长刘鹤声自杀。正是曹八集战斗后，华野才完全切断了碾庄与徐州之间的联系，将黄百韬兵团与徐州主力分割开。

    北路的第7、10、13纵队与南路的第11纵队和江淮军区两个旅在东大庙、侯集会合，完全切断黄百韬兵团的退路。第2、12纵队和中野11纵在宿迁渡过运河，从东南逼近徐州。至此，华野将黄兵团余部四个军包围压缩在碾庄为中心，南北约三公里、东西约六公里的狭窄区域里

    11月9日，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渠面示1纵副司令兼参谋长张翼翔：敌63军已于昨日下午撤离新安镇，企图经窑湾渡运河西逃，在其逃经堰头阵时，先头部队被9纵歼灭。1纵队应立即向窑湾方向开进，首先追歼该敌，尔后协同友邻，直捣黄百韬司令部。

    1纵由于司令叶飞生病，由副司令兼参谋长张翼翔指挥，他向粟裕保证由1纵一个纵队单独负责解决63军。接到命令，1纵不顾半个月来的急行军的疲劳，经过近百里的追击，于当日半夜将敌63军紧紧地包围于窑湾地区。陈章是10月初由62军副军长调升的。对此，黄百韬曾忧心重重地说：“战前换将，兵家所忌”。

    63军大多数官兵是广东人，初到苏北、鲁南，水土不服，士气低落，仓皇逃跑到窑湾后，绝粮断炊，饥寒交迫，军心动摇。根据窑湾的地形特点和敌人仓促布防、立足未稳、工事不坚、士气低落、军心动摇的情况，张翼翔决心不予敌以喘息机会，采取急促勇猛的战斗行动发起攻击，打敌措手不及。为此，纵队在行进间即令第1、2、3师，分别由东、北、东南三面包围压缩敌人，首先肃清外围。同时做好不经调整部署，即转入总攻的一切准备，务于12日前全歼窑湾之敌。

    粟裕听了张翼翔对上述决心和部署的报告之后，当即在电话中询问：“你的一个纵队消灭敌人一个军，有把握吗？”

    张翼翔回答：“有！”

    9日夜里，华野1纵对窑湾镇国民党军包围攻击准备完成，敌63军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陈章故作镇定地说：“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第63军一战成名天下知。沉着地顶它一两个浪头，好戏就在后面呀！”

    9日入夜，1纵就开始外围战斗，63军是工事很不坚固，企图逐村抵抗，消耗迟滞解放军。而解放军为缩短作战时间，各部从敌防御薄弱地区大胆突破，直插纵深，迫其全线动摇。

    经一夜战斗，至10日上午敌前线阵地相继失守，主阵地线已完全暴露于1纵面前。1纵队炮兵部队得以向主阵地直接瞄准射击，命中准确。此时陈章只有寄希望于援军的早日到来，然而黄百韬身陷碾庄圩，自身难保，因此63军直到被歼，也未见到援军的影子。

    10日午后，徐州“剿总”派飞机向窑湾镇空投粮食。由于国民党军龟缩在窑湾镇包围圈内，面积狭小，投下的粮食落在解放军阵地上。国民党军口粮吃尽，士兵只要听到飞机一响，什么也不顾了，向着投下的粮食袋拼命冲去，互相争夺，甚至谩骂打架，一团混乱。

    此时，发誓要让第63军“一战成名天下知”的陈章有点慌了，因为各个阵地上的战斗都已进入混乱状态。186师副师长伍少武跑到指挥部报告说，558团的阵地已被突破。陈章冒着炮火前往186师师部，师部里满地的文件，师长张泽琛却不见了。

    军官们说，中午的时候，张师长把胡子剃了，换上了便服，说要去巡视阵地，可直到现在也没回来。其实，张泽琛早就跑了，而且跑得很快很远，居然一路跑回广州，广州的报纸迅速登出了他从战场突围而出的“英雄事迹”。

    陈章要求152师师长雷秀民、副师长黎天荣与他一起返回军部，重新组织部队进行抵抗。但是，一转身的工夫，雷师长也不见了——他拉着186师556团团长黎安福也跑了。回到军部，陈章拿着手枪站在门口不进屋，一脸的阴沉。

    黎天荣前去组织预备队，路上遇见军参谋长宋健人，可转眼间宋参谋长也不见了——宋健人是当地人，曾在窑湾镇当过区长。此时的陈章和黎天荣只能孤注一掷，决定突围。

    他们跑到454团阵地的时候，陈章用广东话大骂：“丢他妈！叫死守阵地，怕死鬼先跑了！”

    国统区乱局，风雨飘摇

    陈章在窑湾被围追堵截的时候，杜聿明也在南京忙碌着。

    从1948年秋起，国统区的经济形势已经急剧恶化，蒋介石于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元劵，实行币制改革。但还不到三个月，11月就宣布放弃限价政策，撤销金元劵最高发行限额，币制改革彻底失败。物价随即飞涨，人心浮动，社会动荡，罢工、罢课、罢市此起彼伏。

    在国际上，美国也拒绝了蒋介石增加经济援助、派遣高级顾问团指挥作战的请求，甚至拒绝发表支持蒋介石的声明。将一直推行的扶蒋反共的政策改为援助地方实力派，并从中寻找新的代理人，以取代蒋介石。

    11月10日这天上午，杜聿明很早就去见了何应钦，两人谈了谈东北形势。何应钦力劝杜聿明到徐州指挥，并支持杜聿明的一切作战主张。杜聿明觉得碍于何的私人情面，无法推卸，就请何拨杜聿明一辆新吉普车，供战场上指挥之用。实际，杜聿明却是想如果兵败，这辆吉普车或许可以帮助自己逃过一劫。何没有察觉到杜聿明这第二层意思，马上就答应了下来，不惜把自己的座驾送给了杜聿明。

    下午３点钟，杜聿明如约来到张治中下榻的地方。见到杜聿明，张治中把东北蒋军惨败的概略经过和徐州的目前情形给杜聿明说了说。

    张治中所说的，实际是指在东北战场进行的辽沈战役，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结束，整个战场态势发生了变化。

    杜聿明说蒋军不能再战。张也认为不应该再战。然后杜聿明问张：“听说长官和邵先生主张和谈，不知谈得结果如何？”

    张大意说：邵先生同自己对蒋谈过这个问题，分析了全国民意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认为到了和谈的时候了。但是，谈了几个钟头，蒋也没有同意。

    杜聿明说：“既不能战，又不欲和，怎么办呢？”

    张治中动气地说：“他要的呀！”。

    自己的希望又落空了，杜聿明一看表，4点按照“总统府”武官处通知要参加官邸汇报，于是就起身告别，急急忙忙走了。

    ４点，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召集军事汇报。杜聿明到时，郭汝瑰、侯腾等数人均已先后到会。４点刚过一点，顾祝同、蒋介石先后到会，正式汇报开始。

    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首先负责报告战况，“目前三野主力已占领贾汪，迫近运河以东地区，一部渡过不老河插进曹八集、薛家湖附近截碾庄圩后路。二野主力（其实是一部）及三野一部在徐州以西、黄口附近与邱兵团接触中。我军黄百韬兵团主力及四十四军已退过运河西岸碾庄圩附近被围，在抢过运河桥时受三野火力封锁阻击，伤亡甚重。李延年本人已到徐州取得联系。第六十三军到达窑湾镇后，尚未渡过运河。西路邱兵团与共军接触后，且战且退，正由黄口向徐州转进中。孙元良兵团昨日已到宿县附近。刘汝明第四绥靖的部队已到固镇以南，今日向蚌埠前进。判断：敌人将以有力之一部牵制我军，主力有包围歼灭黄兵团之企图。”

    侯腾接着说：“目前徐州情况吃紧，南京后方秩序也极混乱。昨今两日满街到处抢粮，警察袖手旁观，粮店大部关门不敢营业……”

    侯的报告未完，蒋介石即怒气大发，手指着侯腾说：“你造谣！胡说！胡说！哪里有这回事？”

    杜聿明到南京时一路看过来，当然也了解这些情况，本来也想提出这个问题，见蒋介石这样的发怒，眼里露出一股杀气，也就不敢说了。

    接着，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向大家报告作战计划：以目前情况判断，共军有包围攻击黄兵团的企图。因此，国民党军队决定借助空军炮火绝对优势，以内线作战原则，实行陆、空协同，地面则以步、炮、战车协同，先将运河西岸徐州以东之共军击灭，以解黄兵团之围。先命黄百韬死守碾庄圩，六十三军守窑湾镇待援。而李弥兵团附七十二军守备徐州。然后速命已到达宿县附近的邱兵团、孙兵团迅速东调，返回徐州，并一举击破徐州、碾庄间之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郭汝瑰的报告结束后，蒋介石说：“一定要解黄百韬的围。”随即，蒋介石转身问杜聿明：“光亭还有什么意见？”

    杜聿明思考了一下说：“敌情和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我都不了解，到徐州后，向刘总司令请示，看如何可以抽调部队解黄百韬之围。”

    蒋介石说：“好！好！你到徐州，一定要解黄百韬之围。我已经把飞机替你准备好了，你今晚就去。”

    蒋介石走了之后，顾祝同拉住杜聿明说：“你和刘峙两个人都在徐州指挥，有些不大方便。”

    “请总长放心，我同刘老师不会发生摩擦的。”杜聿明又对顾说：“请总长允许我一个要求：就是解黄百韬之围的战略战术、兵力部署，我不一定照今天会议决定的去做。”

    顾祝同明白杜聿明的意思，连称：“可以，可以，你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好了。”

    解围黄兵团，刘杜犹豫

    1948年11月10日晚，杜聿明带了必要的幕僚人员邓锡洸、冯石如、张干樵等飞向徐州。

    说也奇怪，南京到徐州的飞机是经常飞的，可是这一次却迷失了方向，沿途找不到徐州。一直飞到黄河边才发现飞过了，驾驶员急忙回头，一直弄到12时前后还未找到徐州。

    驾驶员发出警报说：“再过一小时找不到的话，油就完了。”正在紧急关头，左侧方发现灯光，飞机转身而去，就是徐州。

    到了徐州，杜聿明发现指挥部非常混乱。蒋介石的命令头一天晚上已到，但徐州并未实施，刘峙解释说：“首先邱兵团被中野牵制，无法东调，根据判断，16兵团11日晚始可到达徐州市以南之三堡附近；其次，黄百韬兵团渡运河桥时损失甚重，碾庄粮弹两缺，攻既不可能，守亦成问题。”

    略带所思后，刘接着说：“还有，李弥兵团荣誉师之一部掩护第7兵团后退到曹八集，９日晚就已经被解放军消灭，现解放军已在不老河以南曹八集、薛家湖一带占领阵地，而在不老河北岸解放军有大部队集中，对徐州压力极大。黄维的12兵团现到达阜阳附近，因而无法抽调兵力解黄兵团之围。”

    “昨天开始，黄百韬的电话就打不通，今日还是不通，现在仅有无线电可联络。”刘峙补充说。

    摸不着头脑的杜聿明接过参谋递给他的“敌我态势图”看了看，除徐州东南褚兰、八义集间尚无情况发现外，其他外围解放军已重重包围牵制，要抽调某一方的兵力解黄百韬之围，诚属不易。

    加以情报机构效率低下，除直接收集第一线部队的情报外，并未收集直接的战略情报。由于严密的封锁，国民党军的侦察兵只能派出，无法返回。徐州四周密布的电台完全失了作用，甚至有许多地区村民以虚报实，或以实报虚，迷惑蒋军。如丰县、黄口间仅有解放军二、三野之一部，而国民党军得来的情报是二野主力；又如二野主力已先到涡、蒙地区阻击黄维兵团，而他们得来的情报则是这方面没有解放军的野战军。根据自己的经验，杜聿明断定：华东野战军目前还不是直接攻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先消灭黄百韬，以有力之一部打援。徐州以西黄口亘九里山以北至不老河北岸之解放军，应该只有极少之一部，甚至是游击队，只是用来牵制蒋军。因此，杜聿明断定，“剿总”完全可以大胆抽调兵力，以解黄兵团之围。

    刘峙、李树正对杜聿明的判断仍然很怀疑。这时，杜聿明接通了与邱清泉的电话，了解到黄口附近的共党解放军主力有南移的动向，但情况还尚未证实。邱清泉报道，此时与米文和师已失联络，情况不明。

    听完汇报，杜聿明一面令邱清泉迅速搜集情报弄清楚刘邓部中原野战军行动，一面判断中原野战军主力可能南下阻止黄维兵团北进。

    这时，除了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加上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和南线蚌埠固镇一线还有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杜聿明盘算，手握7个机动兵团近80万兵力，虽然形势不利，但仍然可以一战。对于下一步的作战，杜聿明提出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命令黄百韬的第7兵团至少坚守碾庄圩7至10天，以李弥的第13兵团守备徐州，第72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二兵团和孙元良的第16兵团会合黄维的第12兵团，向西先与刘邓部决战，然后回师向东击溃陈粟部，以解黄百韬之围。这个方案能够实施的关键，是黄百韬能否坚持7至10天。

    杜聿明比较倾向这一方案，所以把这个作为首选。这一方案可保证军队从现在的态势迅速攻击，并可集中邱兵团3个半军，黄维兵团4个军，孙元良兵团2个军将近10个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击破中原野战军6个纵队。但此案能否实施，关键在于黄百韬能坚守多久。

    杜聿明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是以孙元良的第16兵团守备徐州，第72军为总预备队，以邱清泉的第2兵团和李弥的第13兵团全力解黄百韬之围，同时命令黄维的第12兵团疾驰徐州。这个方案可以稳定黄百韬的军心，稳扎稳打，徐州不受威胁。然而，杜聿明第一方案提出后，刘峙、李树正坚决反对，认为黄百韬决不能久守，坐视黄百韬被吃，太冒险。而且这时对刘邓部中原野战军情况尚未完全明了，如果刘邓部中原野战军主力不在涡、蒙附近，西路扑空，东路黄兵团被歼，简直闹成笑话。

    杜聿明也担心蒋介石怪罪下来，难以逃避责任。同时又担心别人骂自己见危不救，心里虽然认为第一方案是战略决战的上策，也不敢坚持。

    对于第二个方案，刘、李认为符合蒋介石的命令，但对邱兵团能否不受牵制东调，以及东调后解放军尾追到徐州如何对付，仍有极大顾虑，李树正不表示意见，刘峙犹疑不定，于是决定先召邱清泉来徐商讨。

    正当徐州“剿总”举棋不定的时候，11日午夜，国民党军陈章所镇守的窑湾主阵地东门已被追击的华东野战军突破，双方反复争夺，战斗非常激烈，东门最终失守。混乱中，陈章带着几名卫兵跑到运河边，想用几块木板泅水过河，但刚要下水就身中数弹。随行的186师副师长伍少武也同时中弹身亡。

    在他们的身后，想用木板渡河的国民党兵中弹毙命和淹死在运河里的达百余人。黎天荣知道自己冲不出去了，于是返回阵地坐下来等待被俘。

    12日拂晓前，战斗结束，野战军歼敌13000余人，其中俘敌7000人。至此，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窑湾战斗中全军覆没，这是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首先全军覆灭的一个军。有人评价说，窑湾战斗“对于整个淮海战役来说，这只是序幕中的序幕”。

    11日中午前后，邱清泉才飞抵徐州，刚到徐州就接到侦察报告称刘邓部中野野战军主力南下。其实，只有当面仅有两广纵队，并不是刘邓部的主力。

    刘峙犹豫再三之后，终于下定决心让邱清泉的第2兵团和李弥的第13兵团联合向徐州以东攻击前进，逐步靠拢碾庄圩，解救黄百韬的第7兵团。

    这时，杜聿明主张寻求野战军的一侧翼实行迂回包围击破后，再以全力向其主力攻击。刘峙则害怕倘若自己的主力离徐州太远，徐州反而空虚被敌人钻了空隙，所以是坚决反对。

    到了12日早上10点左右，空军终于送来侦察情报，“渡过不老河的解放军有若干小部队陆续经曹八集南进，午后又发现有大部队通过曹八集、薛家湖等地南进。”到了黄昏，第2兵团骑兵旅报告：“在徐州机场以东、白楼附近发现共军，正驱逐该敌。”

    杜聿明犹豫再三，决定不能不放弃一翼包围野战军的战术，而实行正面攻坚。他决心把主力展开于刘集、苑山、不老河间地区，13日开始攻击前进。

    碾庄圩攻防，困兽犹斗

    被华东野战军包围在碾庄圩之中的黄百韬，一开始并没有慌乱。

    碾庄圩是徐州以东的重要防御据点，位于陇海路以南、运河以西，是十几个自然村落组成的一小片区域。这里是运河西边的低洼地带，洼地、水塘、沟渠错落其间。为了防洪水，当地的民房都建在土台子上，村落四周也都夯有高出地面两到三米的土围墙。

    碾庄圩原是李弥的第十三兵团驻地，因此区域内筑有大量坚固的野战工事，特别是在各个村落四周，布建了大量的碉堡和地堡，预先设置了可以相互交叉的火力点。

    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黄百韬将第64、第100、第44、第25军分别配置在碾庄圩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上，形成环形防御，十多万人马密集地收缩在一起，准备在空军的支援下固守待援。

    可是，情况并不容乐观，由于纵深过于狭窄，黄百韬的警卫营、通信营、工兵营、重炮营等兵团部，都局促在碾庄圩的街头巷尾，大部分官兵都露宿在野外，传令兵、伙夫、担架兵满村乱跑……

    刘峙一直打不通黄百韬的电话，但他仍用无线电指挥各军做好防御工作。

    为迅速歼灭黄百韬兵团，粟裕决定，以第7、第10、第11纵队在侯集、林佟山至大许家地域，实行正面防御；以苏北兵团各纵队从徐州东南侧击邱、李兵团之增援；以第4、第6、第8、第9、第13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从11月12日开始，第8纵队由东向西攻击第64军，第9纵队由南向北攻击第44军；第6、第13纵队由西向东攻击第100军，第4纵队由北向南攻击第25军。

    12日，华东野战军指挥部也前进到距碾庄圩不足五公里的过满山。

    他们刚到过满山，接到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称华野前指的位置太靠前，命令粟裕后撤五公里，粟裕转移到土山镇东南的火神庙。

    为了争取时间，从11月12日起，包围黄百韬兵团的野战军各路纵队，从四面八方展开猛攻。但是，黄百韬部在空军掩护下，凭借抢修的战壕，与华东野战军死拼。

    前３天，华东野战军的伤亡很大，战场进展却不大。

    从前沿回来的参谋向粟裕报告说：“黄百韬可真难打呀！一百多米宽的正面，就有二十多挺机枪，子弹像泼豆子一样！我们的官兵就这样一波一波往上冲！”粟裕打电话问四纵司令员陶勇，让他如实报告部队伤亡数字。陶勇报告说，眼下四纵伤亡已达四千三百多人。

    粟裕、陈士榘、张震分析了进攻缓慢的三个原因：“一、地堡、交通壕结合，不易爆破，再加敌人不断地反击；二、收缩一团，分割不易，必须逐庄攻击；三、指挥不一，动作不协同，炮火无统一指挥。”

    14日晚上，粟裕召集六个主攻纵队的指挥员开会，他说：“黄百韬兵团已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我军的战法必须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迫近作业的办法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利用暗夜把交通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发起攻击。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和所占村庄。”

    碾庄圩四周突然寂静下来，黄百韬感到情形不对，于是让参谋长魏翱派小部队去侦察，结果侦察队刚一露头就被打了回来。侦察员报告说，碾庄圩四周成千上万把铁锹正在拼命挖土。

    黄百韬还没想明白粟裕到底要干什么，南京的飞机就来了，他送来了一枚勋章。碾庄圩几天坚守，顾祝同在南京极力宣传“碾庄大捷”，何应钦更是激动地宣称：“黄百韬真是英雄！”徐州的刘峙则声称目前“态势非常有利”：“共军在邳县以北地区运河两岸被黄百韬兵团截成两部，一部在运河东岸过不来，一部分在西岸退不回去，被飞机轰炸扫射，死伤很大，胜利在望！”

    国民党空军为了配合南京的宣传，特派飞机给黄百韬空投地空联络电台，结果飞机出了故障无法空投，机上的一位空军科长抱着电台跳伞在碾庄圩着陆，碾庄圩地空联络从此畅通——“阵地发现紧张时，空军轰炸立刻应援；空军发现情况，地上亦立刻了解。”

    蒋介石的大肆表彰，黄百韬明白其用意是让自己与华东野战军死拼到底，防止其投降。此后，飞机天天空投《中央日报》等报刊，上面刊登有黄百韬的戎装照以及蒋介石的嘉奖令。

    邱李遭阻滞，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在碾庄圩的西面，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沿陇海铁路两侧，各以两个军的兵力向东进攻企图解围黄百韬：第8军进攻寺山，第9军进攻团山，第5军进攻魏集，第70军进攻邓家楼。

    邱、李兵团的出发地距碾庄仅40公里，所以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只能在三十公里纵深内组织防御。这一地区，除了有几座标高一两百米的小山外，全是开阔的平原地带，对于国民党军而言，是有利于发挥其火力优势和机械化部队、坦克的机动。13日早上9点，飞机数以千计的炸弹和燃烧弹投到野战军的阵地，山、野、重炮齐发，一时乌烟弥漫天空，村落尽成瓦砾。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野战军的决策是，决不能让增援的敌军到达碾庄圩，但也不能打得太狠让敌人缩回徐州。

    华野为保障主力消灭黄百韬兵团，以第10纵队司令宋时轮、政委刘培善统一指挥第7、10、11纵队，在徐州以东大许家地区沿陇海路两侧组织防御，抗击邱、李兵团；10纵队在北面防御团山、寺山一线，7纵居中防御魏集一线。另以苏北兵团司令韦国清、副政委吉洛统一指挥第2、12和中野第11纵队，在徐州东南攻击邱、李的侧后，协助宋、刘的正面防御。

    从军事地理上看，这里并不利于打阻击战，地势开阔，无险可守。于是，阻援部队决定集中兵力防御几个重要的据点，加大阻击阵地的纵深，采取节节抗击、不断出击的战法，将国民党军两个强大的突击兵团，死死地拖在这里。

    7纵司令员成钧压力巨大，因为这是从没遇到过的面对强敌的阻击战。

    在7纵的阻击地段，大部分是平原开阔地，只有一些小小的乱石山，构筑工事十分困难，却有利于敌人坦克的进攻。特别是，碾庄圩就在身后约四十公里处，阻击阵地纵深不足20公里，可供机动的余地很小。

    成钧在阵地编成中突出重点，构筑了“品”字形支撑点，组织起强有力的第二梯队和反冲击小组，准备在此给敌人大量消耗。邱清泉兵团第5军200师的进攻十分猛烈，7纵一线阻击部队经过一天的战斗后，转移到薛山、大石山一线。

    夜幕降临，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下，解放军连夜在满是石头的小山上构建工事。天亮了，国民党军步兵的进攻还没开始，工事就被敌人猛烈的炮火摧毁。19师的一个连在薛山光秃秃的阵地前沿连续打退敌人的三次冲锋，7班战士张龙喜用机枪顽强封锁着一个山口，山口中已经横陈着三十多具国民党军的尸体。

    不过，由于防御地段同时受到第5军和李弥兵团第9军的协同攻击，14日黄昏，7纵再次从薛山、大石山一线后撤至乱石山阵地。

    11纵队的当面是国民党军第70军。第70军火炮达70门以上，加上飞机的低空扫射，11纵队的阻击阵地上烈焰升腾。敌人在坦克的支持下蜂拥而上，11纵队官兵在阵地上顽强抗击一整天，黄昏时分两军步兵在阵地前沿相接，肉搏战的厮杀中阵地来回易手，天黑时前沿的一条战壕丢失。

    接下来的两天，11纵队官兵扼守着马山、中山、张庄、刁泉等阵地。敌人的炮弹打来时官兵们躲在石缝中隐蔽，步兵冲来的时候再呐喊着冲上前沿。在狼山阵地上，92团的一个加强营抗击着敌人三个方向合击，战斗从上午打到黄昏，加强营最后仅剩下一个班的官兵，但阵地依旧在手。15日，根据上级命令，11纵队撤退到二线阵地。

    宋时轮的10纵队扼守在团山、寺山一线，这是李弥的第8军和邱清泉的第5军重点攻击的地段。

    10纵队28师抢占了约十公里宽的战地，仅用一天时间就挖掘出数条战壕和大量掩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84团2营抗击着整营整团的攻击，两军反复厮杀后都出现严重的伤亡。坚守在一个路口的苗树柏班，在人员伤亡、弹药将尽的情况下，他们同时控制着左右两面的敌人，当机枪子弹用尽时，班长苗树柏说：“就是用刺刀拼，用石头打，也要把敌人挡在寺山口之外！”

    然后，他带领战士挥舞铁锹铁镐，硬是把当面的敌人顶了回去。

    两个团的敌人已经冲上来了，4连和6连所有负伤的官兵都加入了战斗。7班副班长崔学元右腿三处中弹，一只脚被炸烂，依旧在扔手榴弹；卫生员于家深抓起枪直冲山顶，然后猛烈射击以压制敌人；最后，营教导员常俊邦把仅有的一排子弹交给副排长崔明纉，把最后一颗手榴弹交给战士杨光宝，命令他们向敌人发动最后的反击。战士们向黑压压的敌人冲了过去，这是2营一天之内发动的第10次反击。

    在团山方向，李弥的第8军237师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占领了团山。

    第8军军长周开成不相信解放军会放弃这个山头，“上去一看，原来是座秃山，解放军是为了避免伤亡才撤走的”。他的预感是对的，当晚团山阵地就受到猛烈反击，国民党军很快就被赶了回去。

    周开成认为，在飞机、大炮、坦克的协助下，两个兵团“一定可以救出黄百韬”。但是，在团山，一个被俘的解放军战士告诉他：“我们有很多部队，步步为营，村村为战，稳扎稳打，一定能吃掉黄百韬！”

    杜聿明亲自来到团山，李弥命令周开成必须夺回团山的两个村庄。周军长叫人去向237师师长孙进贤传达他的命令：“杜老总亲来督战，要努力作战，千方百计夺回这两个村子。”

    杜聿明目睹了第9军官兵反攻团山的战斗，巨大的伤亡令他吃惊。他对周开成说：“今天攻击部队虽然完成了任务，但伤亡太大，以后要设法减轻伤亡为好。”

    这一天，杜聿明还目睹了第8军42师125团攻击侯庄的战斗。他原以为这个小村庄里顶多有解放军的一个连，于是42师命令炮兵猛烈轰击，准备在杜聿明面前打个漂亮仗。

    但是，师炮兵阵地一开炮，立即受到猛烈的炮火压制，不但炮兵连长负了伤，团山指挥部也受到炮击，副师长李振甫被炸伤。在投入预备队并加强了一个战车营之后，125团终于在黄昏时打进侯庄，进了村才发现解放军踪影全无。

    第8军参谋长袁剑飞说：“这一天第一线的攻击，除我部占领了侯庄外，全线都无进展。”

    邱清泉在攻击战术上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固执。他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判断是：共产党军队一向打了就走，因此只要坚持住，几天后如果无法结束战斗，他们就会主动撤退。因此，他拒绝了第5军参谋长陈毓秀提出的建议。陈参毓秀说，从南面潘塘方向对徐州以东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实施大迂回，也许能够迅速突破。邱清泉却坚持正面进攻：“只要共军一撤退，我们就算大功告成。”

    第5军军长熊笑三也建议迂回作战：“如果这样打法，共军必然会逐次抵抗，极力迟滞我们的推进。这样不仅旷日持久，救不了黄百韬，而且我们因是正面进攻，反而会伤亡重大。”

    邱清泉反问道：“如果迂回不成，被共军钳制住怎么办？”

    邱清泉的参谋长李汉萍明白，从兵团的角度上讲，第74军被留在徐州当预备队，第12军112师是老东北军的部队，根本不敢用在第一线，因为他们没准在关键时刻就投靠了共产党，目前全兵团只有第5军能够使用。邱清泉不愿意为了黄百韬损失自己的主力，因此根本没有必要费大力迂回，正面进攻挺好打起来也方便。

    13日，10纵队28师阵地受到第5军的猛烈攻击。在飞机轰炸和重炮轰击之后，数十辆坦克夹杂着步兵冲击而来，10纵队在官兵伤亡严重的情况下，不得不转移至二线阵地。

    14日凌晨，82团1营宋家烈营长刚到解家台子阵地，就接到纵队司令员宋时轮的电话，宋时轮要求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把阵地丢了。上有敌机扫射轰炸，下有成团的步兵冲击，1营官兵死战不退。上午10时，坦克冲向了1营3连的阵地，3连1排不但要打坦克，还要向坦克后面的步兵实施反击。战至中午，1排只剩下7人，2排也只剩下8人，但是营长宋家烈依旧没有下达撤退的命令。

    下午，1营所有的迫击炮和重机枪都没有弹药了，宋家烈咬紧牙关命令他们继续坚持，2连向敌人的侧面发起了最后一次反击，然后还活着的官兵分路突围而出。14日一整天，国民党军第5、第8、第9军各一个师，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分三路向10纵队的阻击阵地发起了全线进攻，企图在10纵队防区的正面撕开一个缺口。

    战斗一直持续到15日凌晨，邱清泉和李弥两兵团依旧进展缓慢。这时候，增援作战已经进行到第3天，增援部队只前进了不到十公里，如果按照徐州至碾庄圩的直线距离计算，邱清泉和李弥只推进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

    这一结果，令南京国防部、徐州“剿总”和参战将领们大为意外。

    蒋介石急电，一筹莫展

    顾祝同和郭汝瑰受蒋介石指派到达徐州。顾祝同见面就问：“共军不过两三个纵队，为什么我们两个兵团还打不动？”

    杜聿明辩解说：“打仗不是纸上谈兵，画一个箭头就可以达到目的地的。况且敌人已先我占领阵地，兵力在陆续增加，战斗非常顽强，每一村落据点，都得经过反复争夺，才可攻占。”

    郭汝瑰乘飞机在碾圩庄上空盘旋了一圈。此前，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曾经向蒋介石报告说：“轰炸很有效果，共军伤亡很大，黄百韬已无危险。”

    周至柔的报告，加上华东野战军在徐州东面的顽强阻击，使得南京国防部得出这样一个判断：“共军的主力转移到徐州方向，对黄百韬可能仅监视而已。”

    在碾庄圩上空，郭汝瑰终于接通了黄百韬的无线电话，这才知道第7兵团一直受到猛烈攻击。

    蒋介石亲自致电邱清泉，限令他一天之内到达大许家、八义集，与黄百韬会师：“党国存亡，在此一举，吾弟应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不惜一切牺牲，将当面敌人击溃，以解黄兵团之围。”

    邱清泉一下心情烦乱起来，愤愤不平地对参谋长李汉萍说：“我们在前方拼命，南京路隔千把里，倒自相惊扰起来，准备逃跑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种仗还有什么可打？老头子为什么自己又不来呢？如果他自己坐镇徐州，谁又敢不替他卖命？当然现在徐州是危险的，那也可以坐在飞机场指挥嘛！”

    深陷碾庄圩的黄百韬在与郭汝瑰通话后，用电话告诫各军军长“必须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独立作战，以尽军人天职”。然后他感叹道：“谁肯不顾自己的损失而急别人之难？谁肯自冒牺牲而解救别人之危”？

    第7兵团司令部机要秘书李世杰说，那一天，黄百韬想到了孟良崮上的张灵甫。

    11月14日，邱、李兵团的攻击遭到更为顽强的抗击，全天伤亡数千，损失坦克五辆，却只推进两公里，锐气大挫。邱清泉电告黄百韬：“连日猛攻，匪顽抗异常，每山每村均死守不退。”要求黄百韬向西出击，在曹八集会师。

    11月15日，邱、李兵团以七个师的兵力，在二十辆坦克和飞机支援下，分三路向解放军防御阵地猛攻。在正面攻击未果的情况下，杜聿明将总预备队的第74军从九里山调出，由潘塘经双沟迂回，攻击解放军侧后，以迫使正面解放军后撤。不料在潘塘遭遇也同样担负迂回任务的解放军华野第2、12、鲁中南纵队和中野11纵队，随即被歼一个营。杜聿明立即增派第12军、70军各一部和骑兵旅，以阻止解放军从徐州东南的迂回突入。

    阵地拉锯战，斗智斗勇

    根据徐东战场的形势发展，中央军委于13日、14日连续四次电示粟裕，留下黄百韬兵团残部作诱饵，宋、刘阻击部队稍向后撤，引诱邱、李兵团深入，再以韦、吉的迂回部队切断邱、李退路，而后消灭邱、李两兵团。

    为实现这一作战意图，粟裕于当日黄昏命令攻击黄百韬兵团的主力暂停攻击；宋、刘阻击部队向后稍撤；韦、吉所部也暂停攻击，进一步诱使邱、李兵团向东，以便断其退路。

    11月16日，解放军的上述行动果然使刘峙、杜聿明作出错误判断，认为解放军有全面溃退的可能，决定命令邱、李兵团实施追击，黄百韬以有力部队向外出击，夹击解放军。

    此时，粟裕已经将攻击碾庄圩黄兵团的作战部署调整完毕：

    16日傍晚，在停止了两天的攻击后，华东野战军对黄兵团发起了攻击。

    炮兵团首先负责摧毁敌人在碾庄圩修起的三道很坚固的工事，然后步兵再上。第8纵队炮兵团团长武鸣亭和师部代表于步血团长、先锋团的南平波政委和本团的高振祺政委，组成了步炮协同指挥部。

    指挥部制定了详细的炮兵运用计划，即改变原来分散配属和直接瞄准的方法，集中各种火炮，采取纵深梯次配置——榴弹炮群专门破坏敌人的指挥系统，压制敌人集结的有生力量和破坏通信枢纽；三八式野炮群专门破坏高物体目标和压制射击；山炮直接摧毁明堡和暗堡；迫击炮摆在最前沿，专门压制散兵壕和敌人的后续梯队，消灭死角。发起攻击时，各种炮先进行破坏射击，然后逐次延伸，支援纵深战斗。

    步炮协同指挥部设在陇海铁路路基下面的一个掩蔽部内，拦腰一截分为二间。外室是一些参谋人员，内室是几个团的干部和二位新闻记者。

    晚上10点，武鸣亭下达了齐放的命令。一片爆炸声震撼着远近的大地。二十分钟后炮火延伸射击，前线响起了冲杀声和枪声，分不清是敌是我。渐渐地杀声减弱了，枪声稀疏了。作战经验丰富的武鸣亭预感到不妙。突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

    “老武吗？”电话里传来了先锋团马连辉团长急促的声音。“是我。”

    “糟了！前沿没有突破！我们吃了亏，伤亡很大。”

    “怎么回事？”

    “还没弄清楚，敌人火力很强。”

    沉默了一会。

    “炮火？”他停顿了一下说，“暂时停止吧。”

    ……

    这时，纵队司令员也打来了电话：“怎么搞的，是不是没有协同好？你们很好地研究研究……明天亲自到前沿去看看……”

    第二天，东方刚露出了鱼肚色的白光，步炮协同指挥部就上前沿去了。摆在前沿附近的迫击炮，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霜。炮手们无言地擦拭着炮弹。坐在壕沟里的一些轻伤的步兵战士缠着绷带。

    华东野战军挖的堑壕是电波形的，顶端离敌人只有六七十米。此时天色还不太亮，大家分批次偷偷观察，敌人并没发觉武鸣亭，双方不时地放一两声冷枪。

    晨曦中，武鸣亭看见在堑壕前面，有一道天然的水壕，约五六米宽，水壕的那边是一片开阔地带。再往前就是敌人的工事。鹿砦和铁丝网给掀掉了不少，明堡和暗堡大部分给摧毁了，越是前沿的堡垒破坏得越厉害，稍后的一些堡垒还有一两个射孔可以利用。离前沿大约二百米的圩墙，也给炮弹炸了几个缺口。阵地上满是弹坑和碎土。

    大家在壕沟的后端一面轮流观察，一面研究情况。根据观察结果，一致认为炮火的射击是准确的，炮火是猛烈的，预定的射击目标都摧毁了。估计前沿的敌人应该消灭了，敌人后续的梯队也不可能从圩墙内补充过来，因为自己的炮火迫使敌人不敢集结并通过二百米的距离跑到前沿。

    可是，步兵为什么没能突破前沿呢？

    为着研究这个原因，马团长找来了第一梯队的几个战士。

    先锋队的南平波政委首先问带头的一个班长：“昨晚上去后，怎么会下来的？”

    “报告政委，是这样的。”班长用手比划着讲，“炮火刚延伸射击，我们班马上翻过了壕沟，按照原来打算，四个人跳到水沟里架起了便桥，我带着其他人扑了过去，可是一上岸，敌人的冲锋枪就‘哒哒哒’地响了，上一个，倒一个，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

    “敌人的火力这么强吗？不能迂回吗？”

    “政委。”他急得一挥拳头，“我伏在地上一看，到处都是火光、机枪、冲锋枪、火焰喷射器，前面就是开阔地，想迂回也没法迂回。有两个组硬冲上去，给火焰喷射器一烧……”

    有人提出了另一个问题：“照你们说，炮火并没能杀伤敌人，那么你们看到敌人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天黑，看不清，不过一打响了，火力好像都在鹿砦里和鹿砦后边。”

    “鹿砦里？”大家奇怪地问。

    “嗯，就是最前沿三道鹿砦中间火力最猛。”一个战士插嘴说。

    于团长点了点头说：“很可能！”

    他这句话提醒了大家。这时，有人说鹿砦中好像有散兵壕的痕迹。于是大家决定专门侦察鹿砦前后的地形。

    太阳升得很高了，国民党军发现步炮协同指挥部在观察阵地，便组织火力不断地射击。敌机也在头顶上盘旋，不时地俯冲扫射。

    武鸣亭哈着腰，观察了半天，才发现鹿砦的紧后边，有散兵坑痕迹，旁边有手榴弹弦。鹿砦中地形起伏，有隆起的盖沟，伪装得很好。

    回到先锋团指挥部时已经正午了，大家立即开会。在会上武鸣亭首先说：“敌人很狡猾，已摸到了我们的作战规律，认为我们的炮火总是打高物体目标，所以在最前沿配置了重兵，并隐蔽得很好。我们对敌人估计不足，没有发现隐蔽在鹿砦中的敌人火力，加上昨晚的炮火摧毁前沿不够，所以没能歼灭这股敌人。当然也可能有小股的敌人是在炮火延伸时从后面或翼侧迂回上来的。所以我认为，一方面还要作全面破坏，另一方面要集中炮火破坏前沿，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具体的办法是……”

    于团长一拍桌子：“对！给他个回马枪！”

    马连辉思索了一下，说：“我赞成这个打法。它可以彻底地消灭前沿埋伏的和可能迂回上来的敌人。不过，我还要补充几点意见……”接着他又提出了步兵配合的方法，如果前沿敌人顽抗如何歼灭等等。南政委和高政委也提议再一次进行战斗动员。最后，我们又反复地分析了情况，并且决定今晚再派小股部队侦察敌人的火力点。

    散会时，马团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武，打得狠一点，不要舍不得炮弹！”

    武鸣亭笑着说：“你放心吧，这次一定让敌人吃饱喝足。”

    经过请示，上级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

    18日晚上10时，总攻再一次开始，武鸣亭再次发起了炮击。起初完全按照第一次炮击的方式：当己方的炮火延伸射击时，华东野战军的前沿也响起了机枪声，喊杀声，于是敌人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了。

    那时我们的步兵却伏在壕沟里呐喊，虚张声势并不出击。十分钟后，武鸣亭下令各炮停止射击，一律减距，瞄准最前沿的散兵坑和盖沟。武鸣亭禁不住哼了一声，说：“送你们回老家吧！”

    “轰轰轰！”各炮齐鸣，火光迸射，敌人的前沿顿时变成一片火海。

    十分钟后炮火再次延伸，前沿响起了第8纵队步兵的冲杀声和枪声。不一会电话铃又响了，武鸣亭拿起了它，又是马团长打来的。

    “打得好！老武。前沿敌人全给炮火‘报销’了，我们先锋团突破前沿毫无伤亡！”

    “炮火怎样？”

    “请继续支援，打圩墙内敌兵团司令部，防止敌人反冲锋。”

    黄百韬自杀，全军覆没

    11月17日，邱、李兵团进至大许家以西，以此向蒋介石报告“徐东大捷”，蒋介石闻讯传令嘉奖参战官兵，仅邱清泉兵团就奖励银元二十万，并授予黄百韬一等云麾勋章，兵团参谋长魏翱和第25军军长陈士章四等云麾勋章，第44军军长王泽浚、第64军军长刘镇湘四等宝鼎勋章。

    这天，黄维第12兵团已进至蒙城地区，刘汝明兵团进至固镇以北。据此，中央军委、淮海总前委慎重研究，决定放弃诱歼邱、李兵团的计划，部署对黄百韬兵团的最后总攻。

    面对解放军越来越强的攻势，黄百韬对左右说：“……现在是无望了！”身为军人的他，用无线电向蒋介石表示，“决心苦撑待援，苦战到底，不辜负委员长的栽培。”

    激战至19日，黄百韬兵团固守的碾庄圩外围村落，全部被华东野战军占领。这天晚上，黄百韬向徐州的刘峙、杜聿明发出求援急电：“我军战况现在已经是危在旦夕，如果援军再不到，就只有来生再见了。”

    同一天，邱清泉兵团向大许家、狼山一线进攻，李兵团向团埠、麻谷子一线进攻，激战一昼夜，毫无进展。11月20日，国民党空军大举出动，向麻谷子投下五百磅的重磅炸弹和燃烧弹。再以重炮猛轰，最后在坦克支援下以步兵实施集团冲击，但在解放军7纵反击下，仍未能占领已成为一片火海的麻谷子。

    此时的黄百韬对援军的到来，依然心存侥幸。他身着将官军服，站在屋顶上，指挥残兵向华东野战军冲击。

    望眼欲穿的援兵没来，12万大军丧失殆尽，黄百韬完全失去顽抗的最后勇气和信心了。他像一头被囚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披着军大衣在深沟中转来转去。不许任何人向他转达解放军的劝告和递送打到阵地上来的传单。

    11月22日，邱兵团经激战占领大许家，距碾庄仅十公里。然而，碾庄方向的枪炮声却渐渐稀疏下来了……

    22日黄昏，当黄百韬企图向西北方向突围。这时，他身边只剩25军副军长杨廷宴了，于是他向杨说：“看来败局已定，无法挽回。要早下决心，冲出包围圈。廷宴，你火速安排！”

    杨廷宴听后，转身出了司令部，找到警卫营营长说：“现在司令部全体人员都归你指挥，要死守待援。这几天黄司令太辛苦了，要好好休息，再大的事也不要找他，违令枪毙！”

    接着，杨廷宴就和少校副官李文正一起，给黄百韬找了一套合身的士兵军装，三人换上，又带几名贴身参谋，在黄昏时，极其隐蔽地溜出了司令部。他们躲躲藏藏，艰难地走出了碾庄圩。越走喊杀声越近，他们越害怕。杨廷宴在逃跑途中扭伤了脚脖子，一瘸一拐，停下来对李文正说：“不行，人多目标大，这样太危险。你快带几个参谋前头走，我们在后面跟。如果失散了，就……就到南京见。”

    这样，他们胆战心惊地向前摸索着。逃至尤家湖南面的一片苇塘时，突然一阵枪声传来，黄百韬瘫倒在草堆里，他绝望地掏出枪来准备自杀，杨廷宴阻拦说：“咱们已换了衣服，逃不出去就当俘虏。”

    黄百韬面色不悦：“当俘虏，那多难为情？还不如死了，我死了，让人知道，还有忠心耿耿的国民党人，我忠于蒋委员长！”

    黄百韬拿出一张名片，在背后写上“黄百韬尽忠报国”，交给杨廷宴，请其转交蒋介石。他对杨廷宴说：“我有三不解：一是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第44军两天；二是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军桥；三是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说完，他扣动了扳机，子弹从嘴里打进去的，鲜血翻着泡沫从他嘴里流出来，他老泪横流地看着国民党第25军代理军长楚轩吾，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楚轩吾将他的头紧紧抱在怀中，他眼睛中的神色在迅速地消失，猛然头一歪，手枪哗啦一声掉在了冻硬的土地上。楚轩吾将他慢慢放在地上，脱下大衣覆盖在他的脸上。

    这时，正是1948年11月22日午夜。

    碾庄战役是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此役黄百韬领导的国民党第7兵团一个兵团部、5个军部、10个整师10万人被全部吃掉，国民党军队此次战役伤亡50594人，伤亡占其全部人员的二分之一，可见其激烈程度。当然，解放军也付出了代价，此次战役共伤亡27308人。

    黄百韬第7兵团被歼的消息传来，蒋介石痛心疾首，大骂徐州派出的援军“未能彻底奉行命令，致陷友军于覆灭，实有乖军人武德”。

    真假骗中骗，千里运尸

    眼见黄百韬自杀，杨廷宴对剩下的一个参谋说：“你快去找找，看有没有军毯？”

    参谋去找军毯时，杨廷宴从黄百韬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铜牌，正面有“来宾证”三个字，背面写着“十七号”，这是黄百韬进出总统官邸、面见蒋介石的特别通行证。杨廷宴看了一下，又将来宾证放回黄百韬的口袋，以便将来确认身份。

    随后，参谋拿着一蓝一黄两条军毯来，他们将黄百韬的尸体裹好，用降落伞的绳子捆上，在大柳树和芦苇塘中间的一块空地上掘个坑，将黄百韬埋了。杨廷宴掏出烟盒画了个方位图，然后对那个参谋说：“形势危险，咱各奔前程吧！”

    杨廷宴草草掩埋了黄百韬后，换上了士兵服，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芦苇滩，但没走多远，就被解放军捉住。杨廷宴装出一副可怜相说：“我是刚被抓来半年的新兵，刚学会稍息立正，连枪还不会打，我家人多，全靠我一人干活糊口，我上有８０岁老母，下有３岁娃娃，现在我的腿又负伤走不动了，请你们开开恩，放我回家种地去吧。”

    押送杨廷宴的解放军战士并不理会他的话，押着他来到一个大村子里。这里俘虏很多，杨廷宴从一名俘虏口中了解到，对于国民党军伤兵，只要愿意回家的，解放军都放走了。于是，杨廷宴又开始缠着一位解放军干部，重复路上的话。那位干部经不住杨廷宴的纠缠，就放了他。

    杨廷宴趁着天黑，从老百姓那里弄来一套破衣服，换下了士兵服，挨到井墩村陈明远家里，认陈明远的母亲为干娘，住了三天，然后才辗转来到南京，向顾祝同讲述了黄百韬兵团被歼及黄百韬自杀的经过。顾祝同听后，一阵唏嘘。蒋介石知道后，也黯然神伤。

    随后，杨廷宴赶到黄百韬家中，见到黄的妻子柳碧云。副官李文正也在黄家，因当时失散，他对黄百韬的生死并不知情。于是，杨廷宴向柳碧云讲述了黄百韬战死的经过。柳碧云听后哭着说：“我夫战死沙场，为党国尽忠，无论如何，也得把他的尸体运回来。”

    杨廷宴马上想起自己死里逃生，千辛万苦才逃命回来，再也没有勇气冒险了。他只好说：“起司令骨骸，我本当义不容辞，怎奈总裁要我到温州去执行军务。幸好，李副官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这里还有埋司令的地形图，拿着到井墩村去找我的干兄弟陈明远，他会热情帮忙的。”

    柳碧云又苦苦哀求黄百韬的副官李文正。李文正答应了柳碧云的请求，又找到了黄百韬早年的朋友张进叶。张进叶在军官教育团，和黄百韬一起受训两年，情同手足，后来离军经商，专做投机生意。张进叶本是徐州人，对淮北地貌、风情十分熟悉，于是和李文正一同前往碾庄。

    两人换了大褂和礼帽，装扮成商人模样，带着两大包香烟，向徐州东边的碾庄圩赶来。路上，两人将香烟作盘缠，悄悄地进了井墩村，找到陈明远请他帮忙。陈明远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他们以每人每天一块银元的代价，雇来了两个农民；又花了50块银元，买了一口棺材，按照烟盒纸上的方位、地点，在芦苇滩里将黄百韬的尸体挖了出来放进了棺材，抬上备好的独轮车。

    三天后，五人来到五河县的一条大河边。河南岸五河县城驻扎的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北岸驻扎的是解放军的一个营，两边驻军的岗楼隔河相望。北岸的解放军坚持要开棺验尸。

    李文正说，死者是自己的一个外甥，两年前参军，这次是在碾庄牺牲的，他妈妈要见儿子最后一面才可安葬。棺材被打开后，一股尸臭味扑鼻而来。解放军朝里面看了几眼，果然是一具尸体，脸也变了形，无法认出是什么人，便扬扬手让他们过河。

    然而，那摆渡的艄公在江湖上漂泊了几十年，什么人没见过。他从李文正的长相及说话口气中，判断此人是个军人，且是个不小的官。由此，他判断棺材中一定是个团长以上的军官，便有意敲竹杠。于是，艄公对李文正说：“我这个船从来不装运有死人的棺材，碰上这事会倒大霉的，你们还是趁早想想别的办法。”

    李文正二话没说，给了艄公１０块银元和两条香烟后，将棺材抬上船。谁知艄公心太黑，仍旧不肯开船。无奈之下，李文正对艄公说，只要把他们运到对岸，就再送５０块银元加１０条香烟。条件是一定要运到对岸才给。

    艄公暗自窃喜，这才装出很不情愿的样子撑篙开船。船抵南岸，李文正指挥大家把棺材运上岸后，笑着对艄公说：“到了部队，我就叫团长拿５０块银元和１０条烟给你。”

    一行人抬着棺材到了国民党驻军指挥所。李文正与团长嘀咕了几句，团长让一个营长带人把棺材运到营房安置好。接着，营长命人对艄公一阵拳打脚踢，直打得艄公躺在地上无法动弹。营长又派人到船上将李文正给的银元及香烟拿了回来。

    第二天，几个人抬着棺材到了明光车站。驻守在这里的是24师六团。张进叶、李文正找团长吕鲁宝说明情况后，吕鲁宝遂安排两人在东屋休息。张进叶是个商人，看到屋里一箱箱都是抢来的东西，他打开一个精致的密封小箱子，往里一看惊呆了，箱子里全是闪闪发光的金条。张进叶见财起意，和李文正偷了一箱金条逃走了。

    吕鲁宝回来见到人走财空，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便决定干掉两个农民，独吞赏赐，弥补自己的损失。团长的伙夫听到这个消息后，连夜救出陈明远和陈树森。临走前，三个人把黄百韬的尸体抬到另一个棺材里，和一具尸体调换了位置。

    吕鲁宝不明就里，押着假黄百韬的尸体进了南京城。蒋介石闻讯大喜，命令军界要员齐往海军码头迎接黄司令的灵柩，又派人专程去上海接黄妻柳碧云前来。

    一声汽笛长鸣，“江宁号”汽轮靠近码头，隆隆九声炮响，灵柩被抬下船。岸上，顾祝同、郭汝槐、侯腾等国民党军界要员，一个个肃立，向灵柩致哀。

    随船护送灵柩的吕鲁宝神气十足，他谎报李文杰被共军击毙，他率团拼死血战，夺回尸体。柳碧云要亲眼看丈夫遗容，打开棺盖，气得她指着顾祝同大骂：“你们用假尸骗我！”

    郭汝瑰气得拔出手枪，一枪结果了吕鲁宝，随即命人把棺材推入江中。

    后来，陈明远、陈树森两个诚实的农民费尽周折，将黄百韬的尸体运到南京，向柳碧云讲述了一切。柳碧云跪在地上，捧出100块大洋感谢他们，他们只拿了4块大洋作回乡的路费。

    黄百韬的遗体运到南京后，国防部着实忙碌了好一阵，派参谋次长林蔚代表蒋介石公祭黄百韬，并决定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厚恤遗属。

    在黄百韬的追悼会上，虽然黄百韬并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蒋介石仍然痛哭“黄埔精神不死”。

    【第三章】活捉黄维――中野巧布口袋阵

    黄兵团东进，踌躇满志

    黄百韬这块硬骨头终于被啃下来了，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指向哪里呢？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目标，则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9月25日发布的淮海战役作战方针中规定，第二阶段原定是华野消灭海州、新浦、连云港一线守军并占领上述地区。到了11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二阶段改为诱歼东援黄百韬兵团的邱、李兵团。

    但邱、李兵团队形密集，又非常注意保持与徐州的联系，解放军迂回部队多次楔入都未能割裂邱、李同徐州之间的联系，使得这一企图无法实现。于是，中央军委和淮海战役总前委决定再作决策。

    11月14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黄维兵团远道而来非常疲惫，又远离后方，兵力也只有十二个师，中野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之。

    黄维第12兵团是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辖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共12万人。其中，第18军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系陈诚起家的部队。

    淮海战役开始时，黄维第12兵团被中原野战军一部牵制在豫西山区奔波不息，人马疲惫。当黄百韬第7兵团陷入重围后，救黄百韬心急的蒋介石，不待其休整，便将其匆忙东调，同时急令白崇禧抽兵支援刘峙。但白崇禧拒绝出兵，他认为从武汉打到徐州，交通不便，行动缓慢，很容易被刘伯承发现。弄不好他的部队也要被吃掉。但黄维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白崇禧只好放行。

    黄维兵团11月8日离开驻马店、确山，不顾中野的阻击，昼夜兼程向徐州方向开进，很快到达了蒙城地区。

    曾几何时，黄维也是踌躇满志，毕竟他的十二兵团乃是“国军精锐”，辖4个军1个快速纵队，其中就有“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总共12万人马，全部美式装备。不要说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就是在整个亚洲也是数一数二的。黄维没有理由不充满信心：有这样一支生力军加入徐蚌战场，胜利的天平一定能够很快向己方倾斜。

    如果说黄百韬是被华野给活活兜在网里的话，那么黄维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可以说是自己主动钻进了中野的口袋阵。

    黄维兵团行经的，是人们所熟知的黄泛区内一片纵横交错的河田水网地带，自西向东依次有：颖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等大小河流，南面是淮河。在一年前，中原野战军反方向沿着几乎相同的路线千里跃进大别山，虽然达成了战略目标，可是重装备却也损失殆尽。如今黄维兵团全部重车重炮，加上沿途遭遇阻击，进展就更是可想而知。然而，自信心爆棚的黄维，却毅然率领十二万重装备的部队踏入了泥泞的黄泛区。

    19日，黄维兵团赶到蒙城，连日阴雨，加上被中野利用河流节节阻击，已经显现疲惫之像。此时，无论从地形上还是从敌我态势上，都已经可以判断出如果再按照原计划东援，势必背水一战。

    黄维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按照命令，继续向宿县攻击前进，打通徐蚌线，进而北援碾庄；二是立即改变方向向西南转进，到达固镇和蚌埠一线，与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然后相机北进。显然，对于当时的整个战局以及该兵团的处境来讲，后者更加合理，起码可以暂时稳住阵脚，冲出黄泛区，摆脱孤军侧敌而动的局面。当然，无论采取哪个方案，都要立即行动，一点都不能耽搁。

    可是，黄维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待在蒙城没有动，等待第85军的到来。如果说黄百韬等44军是有命令在前，贪图编制在后的话，黄维等85军完全是过高相信自己的实力，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你在那里观望不进，可解放军却在调兵遣将。

    21日，在蒋的一再催逼下，黄维离开蒙城，向宿县挺进。

    对于中野提出的围歼黄维的提议，淮海战役总前委却比较慎重，认为华野在消灭黄百韬兵团后，刀锋已显钝挫，如不进行休整接着打战斗力强于黄百韬的邱、李兵团，很难达到预期目的。而中野要阻击南线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的两路推进，困难较大。这样北线攻邱、李不能速决；南线阻援又无把握，就会陷入被动。遂决定一边监视邱、李兵团一边休整，而以尚未使用的三个或五个纵队协同中野攻击黄维或李延年。

    当黄百韬兵团被消灭后，徐州的刘峙打算放弃徐州，向西撤退。杜聿明则认为徐州主力战守进退，事关大局，必须由蒋介石亲自决定。

    11月23日，蒋介石召集顾祝同、何应钦等讨论徐州战局，与会者都主张退守淮河。但要退守淮河，一要解决徐州主力如何撤退，二要解决徐蚌交通如何打通，讨论了一天仍没结论。

    11月24日，会议继续讨论，国防部作战厅提出徐州主力、黄维、李延年三方协同，夹击宿县，打通徐蚌交通的方案。杜聿明虽然同意这一方案，但认为兵力不足，必须再增加五个军，否则不但无法打通徐蚌线，还会使黄维兵团有陷入重围的危险。蒋介石表示增加五个军无法办到，最多增加三个军，要杜聿明先部署攻击。

    杜聿明在飞返徐州时，飞临正向宿县推进的黄维上空，与黄维通话，指示他按照随后下达的命令行动。返回徐州后，即命令孙元良兵团将徐州防务移交李弥兵团，然后与邱清泉兵团一起进击宿县。

    11月23日，由蚌埠北上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惧怕被歼，按兵不动。而黄维兵团则不顾兵疲粮缺，一路急进，已成孤军深入之势。淮海总前委立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围歼黄维兵团，以华野主力阻击徐州和蚌埠的增援。

    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指示总前委在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决断处置，不必事事请示以免延误战机。

    为实现第二阶段打黄维的部署，总前委决定以中野第4、9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在南坪集地区与黄维兵团保持接触，并将其诱过浍河，利用浍河隔断黄维兵团。中野第1、2、3、6、11纵队则秘密集结于浍河以南，当黄维兵团半渡浍河之际，从东西两翼实施向心突击，将其包围分割。华野第7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也归中野指挥，参加对黄维的作战。

    伏兵南坪集，两把尖刀

    11月21日，中野4纵11旅31团正在浍河以南的罗集地区构筑工事，骑兵通信员飞马传来了旅首长的命令，要部队迅速赶到紧靠浍河南岸的南坪集去。

    31团急行军赶到南坪集时，天已经黑了。团长梁中玉走进指挥所所在地的一间草房，看见旅长刘锋、政委胡荣贵、副旅长徐其孝和参谋长王砚泉正围在一起研究情况。

    刘锋招呼大家围到桌子四周，笑呵呵地说：“你们不是要求担任最艰巨的任务么，现在任务来了！总前委认为淝河、涡河之间，地区狭窄，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决定利用黄维兵团急进的企图，诱敌深入到浍河以南对我们更有利的地区作战，创造战机，歼灭敌人。我们纵队只留少量部队在罗集一带迟滞敌人前进，纵队主力转移到浍河一线阻击敌人。所以，让你们又返回到这里来。”

    王砚泉接着指着地图说：“你们看，这里是杜聿明、邱清泉、李弥三个兵团，紧缩在徐州不易割裂；这里是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在任桥、花庄集迟迟不前；黄维呢？在这一带。”

    他的手指向浍河南岸，“这个志大才疏的家伙，急于北援徐州，已经冲到这块突出孤立地带来了。总前委给我们四纵的任务是正面阻击黄维兵团，不使它向徐州靠拢，为中野主力争取充裕的时间进行机动，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31团参谋长崔秀楠问他旁边的徐其孝：“我们旅的任务呢？”

    徐说：“我们旅的防御正面从大王庙、南坪集到东坪集，大约30华里。黄维兵团辖10军、14军、85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加上第4快速纵队，共12万人。我们呢，27个连！是伸开巴掌用十个指头去戳敌人呢，还是攥起拳头揍敌人呢？”

    刘锋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听着大家的发言。后来，他和胡政委交换了一下意见，突然高声向大家说：“必须在30华里的正面上实行重点防御！”

    他丢掉烟蒂，指着地图上一个村镇标志说：“重点在这里：南坪集！必须在南坪集形成强大的拳头。敌人行动离不开公路，渡河离不开桥梁，而南坪集位于蒙宿公路上，背靠浍河。浍河水深不可徒涉，附近只有南坪集有一座坚固的石桥，因此这是敌人必经之地。我们就以主要兵力在此扼守三昼夜！”

    “敌人如果采取迂回……”有人小声地提出了疑问。

    刘锋不待他说完，就说道：“黄维很重视书本知识，他不会打破常规。不首先进攻南坪集，而进攻别的地方，在他看来，是有违‘兵法’的。等到他进攻不逞而改变方向时，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因此，在南坪集这里，必须经受住敌人的攻击。把你们三十一团和三十二团一营共十六个步兵连放在这里，怎样？”

    梁中玉和戈力回答说：“没问题，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昏暗的夜色里，梁中玉和戈力政委骑马驰回团里，立即带领营长们连夜看了地形，经过反复勘察，定出了工事构筑和作战部署方案。在南坪集以南，是一片开阔平坦的田野，无险可守，地形有利于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如按照过去的习惯据守村落，敌人的优势炮火会把我们的阵地变为平地。

    31团最后决定不在村落构筑防御工事，而把阵地推移到南坪集以南二百米左右的田野上。在正面阵地上，以一个排或两个班为单位，构成可以互相支援的集团工事，这样既可以减少炮火杀伤，又可以增强独立防守能力。

    为了屏障正面阵地的安全，31团又决定把右翼阵地伸展到西面一里多的杨庄；把左翼阵地伸展到南面胡庄以南；并且决定由六连据守右面的突出阵地，由八连的张小旦排据守左面的突出阵地。这两处阵地好像是伸出去的两把尖刀，敌人如果要夺取南坪集，不碰碰我们这两把尖刀的刀刃是不可能的。

    同时，一个步兵连和侦察班、骑兵班抵近敌人22日宿营的芦沟集，便于提早发现敌人，迫使敌人过早展开。

    经过三十几个小时的紧张劳动，环绕在南坪集外围的阻击工事，已经基本上构筑成功了。所有的火力点和指挥所的掩盖，都是三层横木三层土。在敌人坦克可能出现的方向，横阻着许多大树。在适当距离处，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也已经埋设好了，伪装好了。

    撤退浍河北，诱敌深入

    11月23日，为了打通蒙城到宿县的交通，策应李延年和刘汝明两个兵团夺回宿县，打开津浦线，接应徐州的国民党重兵集团，黄维兵团的先锋18军118师向蒙城到宿县的必经之路南坪集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第18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其骨干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1944年11月，作为嫡系主力，第18军得到了第一批换装美械的待遇，使得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它的战术与一般国民党军完全不同，为对付解放军的近战、夜战，18军采取“大纵深的弹性防御”，其特点就是主要加强本阵地周围的移动警戒，通常以一个前哨连游动不定，迷惑对手，使之扑空，一经接触即迅速后撤。与之相应，其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又以村中心为核心，沿街构筑无数地堡，核心阵地外围鹿砦多至3层，不仅障碍进攻，更主要的是诱使冲锋部队进至鹿砦前沿后实行突然的火力杀伤。攻击得猛时，全部收回去，在攻击无效或攻击乏力时，一下又反弹回来。

    针对解放军巷战特点，第18军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拥而上，就遭到11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集火猛烈射击，突击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

    23日拂晓8点，成群的飞机遮天盖地而来，把一串一串的重磅炸弹投下来。敌人的进攻开始了。炸弹爆炸过后，平地出现了一个个巨大的弹坑。炮火轰击也开始了，炮弹不分个地轰响着，像巨雷一样，震耳欲聋。浍河中升起了无数个几十米高的水柱。南坪集的房屋一幢幢倒下来，炮火和硝烟交织在一起，弥漫了天空，敌人还没有弄清我们的阵地，就把大量钢铁倾泻到这里，把集镇几乎给轰平了……

    一场激烈的战斗，随着敌人炮火的延伸开始了。

    118师向南坪集展开了多路，轮番式的进攻。首先是成群的坦克爬过开阔地，用火力猛摧中原野战军4纵的工事，随后以火焰喷射器、机关枪、自动步枪为前导，步兵拥挤着冲过来，企图迅速冲破一道缺口。

    八连的张小旦排据守的左面突出阵地，遭到敌人最猛烈的攻击，而他们像个钢钉似的钉在敌人面前。为了拔除它，敌人不惜代价，一连攻了十几次。工事被打平了，排长负伤了，三个班长都牺牲了。卫生员卫树荣带着剩下的几个战士顽强地固守着阵地，保护了两侧其他阵地的安全。

    猛攻南坪集两次都没有得手，18军于当天下午转而猛攻杨庄。

    这一次，他们从进攻的失败中取得了教训。他们发现了解放军的发射火力点和百分之九十的有生力量都在离村沿前二百米左右的地方，于是改变了战法，把空中和地面炮火都集中到31团2营6连的宽约四百米的地段上，企图在那里突破一点，从而撕开口子。

    6连阵地突出在杨庄附近，是全团右翼最突出的阵地。在猛烈的炮火下，6连通信员冲进了团指挥所，报告说：“6连的工事全被敌人摧垮了，同志们正在暴露的阵地上坚持战斗。一、二排只剩下几个人了。连长、指导员、工作员都负伤了。伤员们坚持着战斗，打退了敌人第四次进攻。可是第五次敌人突破了我们阵地……”

    情况万分紧急的。敌人一个营兵力，以火焰喷射器为前导，已经突入了6连3排阵地。两侧的5连、11连配合六连三排，正在尽力地以交叉火力封锁着敌人，不让他们扩大突破口。但敌人并不退缩，趁势把一个多营兵力从突破口拥进来。后续部队也跟了上来，密密层层，一直冲到了杨庄北面。

    团指挥所里，作战参谋低声地报告说：“团长，敌人离2营指挥所只有几十米，离我们也只有二百米了。”

    梁中玉对戈政委说：“政委，现在整个指挥由你负责。”说罢，抓起两颗手榴弹，和指挥所的一个参谋、两个副连长跳出了工事，沿着通向前沿的交通沟向前冲去。

    从团指挥所到2营，要经过一百多米的开阔地。2营阵地上，硝烟弥漫，十几辆敌人坦克正在离2营指挥所百十米处疯狂射击。可以看见6连杨庄阵地上的树木都被敌人打断了，只留下了光光的树桩子。杨庄外的敌人火焰喷射器正吐着长长的火舌，一下就把一片民房燃烧了。坦克后面一群群的步兵，正持枪弯腰向前跃进……

    而此时，31团的炮弹也已经快打光了。梁中玉号召大家：“炮弹剩下一发，也要打到敌人群里去。”梁中玉带着预备队2连分两路向敌人两侧扑去。顿时，射击声、手榴弹爆炸声、呐喊声，震撼着天空。

    梁中玉亲率团预备队2连展开肉搏战，31团营连干部带头冲锋，118师被解放军的士气吓住了，都吓得呆呆地举着枪不敢动弹。

    118师锋利的矛头，在钢铁阵地上折断了。31团收复了杨庄。天黑了，开始下起雨来。敌人的炮火逐渐减少了。正当31团对敌人的动静作着新的估计时，梁中玉接到了旅指挥所的电话，命令其撤到浍河北岸去。

    电话中传来了王砚泉的声音：“怎么？你还没有看清楚？你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任务。明天，我们还要诱敌深入，把敌人牵过浍河北岸。利用浍河，隔断敌人。这样就把我们的背水作战变成敌人的背水作战了！”

    梁中玉明白了：“把我们的背水作战变成敌人的背水作战。这就是说，我们的合围部队已经按时到达指定位置，我军已赢得了时间，完成了整个部署，叫黄维北上不得，南下不能。”

    天黑后，4纵按计划放弃南坪集，退到徐家桥、朱口、伍家湖一线。这时，中野1纵、2纵、3纵、6纵、11纵、陕南12旅已分别到达郭家集、白沙集、孙町集、曹市集、胡沟集，形成袋状阵地，只等黄维兵团渡浍河时，就发起向心攻击，将其分割于浍河两岸。

    黄维入樊笼，负隅顽抗

    24日，12兵团终于占领了浍河南岸的南坪集一线，距离宿县已经不足10公里。黄维判断解放军已无力继续阻击，下令立即北渡浍河。到11月24日中午，其先头部队已到达忠义集、东平集、杨庄一线，逐渐进入解放军的口袋阵。

    但黄维随即发现：解放军已经在其正面构筑了大量工事，左翼和后卫也遭到猛烈攻击。当黄维在南坪集兵团部里把这些情报连成一线时，发现一个口袋阵正向他迎头兜来，而他的背后却是一连串弯弯曲曲的河流。

    他知道不妙，遂命令已渡过浍河的部队迅速撤回。当日晚，该兵团又撤回南坪集地区。

    黄维召集各军、师长商讨下一步行动，黄维第12兵团中最有战斗力的，也就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军长杨伯涛认为，继续向宿县前进势必落入解放军重围，他建议乘东南方还没有发现解放军主力，立即改变计划向东南转进，赶到固镇与李延年兵团会合。

    南坪集距固镇仅八十里，只需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只要到达固镇就可立于不败之地，退可往蚌埠，进可与李延年兵团合兵一处，同样可以执行攻占宿县的预定计划。24日，黄维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这个决定太难做。随后，他先是命令经双堆集向固镇转进，但又磨磨蹭蹭，等待蒋介石的命令，直到第二天下午才开始行动。可到了双堆集发现部队有些混乱，于是决定在双堆集休整一天，次日再全线向东出击。

    这个时候，淮海战役总前委遵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令中野集中全力在华野一部配合下，乘隙围歼黄维兵团，同时命令华野主力阻击徐州前来救援的邱清泉兵团，保障中野作战。

    华野1纵奉命与第4、第12纵队编成东阻击兵团，由第4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郭化若统一指挥。1纵位于兵团的最右翼，任务是以水口为中心组织防御，阻击邱清泉兵团南援。

    水口村位于旧黄河南岸，是个东西长3华里的大村庄，与狼山、鼓山仅一河之隔。村北面有一道约5至7米高的河堤为天然屏障，有利于我军防守；旧黄河干涸无水，岸北地形开阔，有利于杀伤敌人，但是，也便于敌人机械化部队运动。

    所以，水口村是敌邱清泉兵团南援的必经之路，守住了该地，就等于卡住了敌人南援兵团的脖子。

    说来也巧，1纵各部的工事刚刚构筑完毕，11月24日5时，邱清泉兵团第70军一部便向我第1师水口阵地发起进攻。当敌进至我前沿阵地约300米时，各种火器才一齐开火，猛烈射击，火舌顿时把敌人卷进了硝烟之中，没被打死的只得狼狈窜回黄河以北，抢修工事，准备继续向我进攻。

    为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第1师师长廖政国趁敌立足未稳，连夜组织部队向该敌实施多次反冲击。该师1团3连1排，在副指导员率领下，突入敌纵深与顽敌白刃格斗，全排只剩下8个人，仍然坚持战斗。

    敌人不善夜战，在被打得遍体鳞伤后，不得不后撤至尖山地区。

    25日，邱清泉换下第70军，用兵团主力第5军发起进攻，攻占我1纵友邻阵地杨家洼后，在飞机、坦克配合下，分路向1纵防御阵地猛攻，战斗空前激烈。

    双方整整鏖战了6天6夜。整个阵地上到处是尸体，鲜血染红了阵地。

    黄维兵团被围，但是蒋介石手中已经无兵可调。辽沈战役已经结束，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入关，傅作义集团也处于被包围状态。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没有一个完整而有战斗力的军队了。所剩下的只有白崇禧的张琻兵团、西北的胡宗南集团和武汉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的第14兵团。

    蒋介石再次命白崇禧调张琻兵团东进支援黄维。然而张琻兵团是桂系的主力，是白崇禧的老本，他自然不愿把部队调去送死。蒋介石一次次地要，白崇禧就一次次地拒绝。他的借口是：武汉是关系党国大局的战略要点，要重点保卫，如果张琻兵团被调走了，刘伯承的部队来进攻，武汉先守，南京也就保不住了。

    白崇禧不肯派兵，胡宗南的军队远在西北，蒋介石只好把希望放在了宋希濂的第14兵团上。

    第14兵团虽然不属于桂系，但白崇禧也不愿意把它调走。他多次找宋希濂谈话，说淮海战场相当危险，一去就会全军覆灭，要宋希濂不要去送死。但宋希濂对蒋介石非常忠心，当他的部队准备东调时，白崇禧便处处设置障碍，不让他东调。

    双堆集鏖兵，口袋扎紧

    左等右等不见援兵到来的黄维，终于决定突围。

    24日下午，他命令已渡过浍河的第18军、第85军迅速撤回浍河南岸。他部署道：“第10军掩护第18军，第14军掩护兵团部，第85军掩护第10军，依次撤退。部队到双堆集地区集结。立即行动！”

    黄维的部署虽然缜密，但为时已晚。敌第18军和第10军已和解放军展开激战，难以脱身。敌第14军和第85军本可以及早脱离战场，但黄维谨小慎微，怕撤退而至崩溃，力图稳步东移。我中野部队趁机顺着浍河横插下来，截住第14军的后路。第18军在杨伯涛的指挥下，且战且退，与第10军合为一股，才未被解放军分割歼灭。

    一场乱仗打到天明，中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共7个纵队，将黄维兵团合围于宿县西南忠义集、双堆集地区。

    黄维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报告南京统帅部，要求批准他改变方针，南撤团镇、蚌埠。但是，他依然没有得到南京的批复。而各部急电频至，都说共军正步步压缩，紧紧地收拢包围圈。

    他不知道，11月24日，根据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命令，中野主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等7个纵队及陕南12旅、豫皖苏独立旅已经全部出击，对他进行大合围。

    黄维率部左突右冲，如同蜗牛爬行。26日，被牢牢地压缩在浍河、淝河之间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纵横不足8公里的狭小地区之内。

    双堆集位于蒙城、宿县公路以东，南坪集东南，在这块较平坦的原野上，有两个土堆，一为较大的平谷堆，在双堆集西北。一为较小的尖谷堆，紧挨着双堆集西南，堆上建有庙宇。这两个土堆之间有一个居民点，住着一百多户人家，就叫做双堆集。

    在双堆集东北是小庄。12兵团的指挥部，及第四快速纵队，就位于小马庄和双堆集。85军部署在这个小圈子内的西南方，18军依进攻时的态势，位于西北方的突出部位，10军置于阵地的中央，14军置于东方的突出部。整个地形像一个口袋，而浍河像一根扎口袋的麻绳。

    黑夜来临，黄维驱车转了一圈，看到各军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特别是14军士气明显下降，他一面命令各部稍事休息，一面等待南京的指示。

    26日，终于等来蒋介石的命令，让黄维乘解放军包围不严，东南方向兵力薄弱之机，全力突围。27日，黄维依令以第18军第11、第118师，第10军第18师，第85军第110师，在坦克、飞机支援下向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陕南军区第12旅阵地轮番攻击，均被击退。

    正在黄维坐立不安之际，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报告，该师侦察人员已发现当面解放军的薄弱环节，可以乘隙取得突破。同时建议将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由110师为先锋，首先突击，其他三个师随后跟进。

    他的这一建议，最终为所采纳。

    廖运周起义，瞒天过海

    实际上，黄维中了廖运周的瞒天过海之计。

    廖运周，黄埔军校四期毕业。1927年3月加入共产党，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接受中共的秘密指示，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隐蔽。他先在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中任团长，后来抗日同盟军失败，部队被蒋介石收编，改编为110师。他就在该师中历任团长、旅长、直到升任师长。中共北方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东局、中原局乃至中央军委，都在不同时期向他布置任务，并多次选派干部进入110师，帮助开展工作。

    1947年夏，华东局批准成立110师地下党组织，基本把该师置于地下党的控制之下。当时邓小平指示积极准备，耐心等待，要到最有利的时机起最大作用。到1948年7月，邓小平又指示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

    当廖运周的110师在85军建制里随黄维兵团被合围在双堆集后，特别是在掌握了黄维的突围计划后，他立即派人设法与当面的解放军中野6纵联系，请求乘突围之际举行起义。

    刘伯承、邓小平批准了他的请求，规定了起义部队的行进道路和联络信号，并指示6纵做好接应起义和阻击黄维突围的准备。廖运周得到刘、邓批准后，考虑到突围时四个师齐头并进，110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为确保起义成功，这才向黄维提出了110师为先锋首先攻击的建议。

    11月27日六时，廖运周率110师的两个团（另一个团被85军留作预备队）顺利通过解放军的阵地，向指定地点开进。当110师通过后，6纵立即封闭了通道。黄维以为110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110师的路线跟进，不料随即遭到解放军预伏火力的迎头痛击，尽管有飞机、坦克的支援，仍未能突围出去。

    廖运周撤出战场后，陈赓接见了他。为妥善安置110师的起义官兵，中野对该师的起义保密三天，更使黄维对110师的突围大惑不解。得知110师起义后，第12兵团士气大挫，军心动摇。黄维后来回忆说：“我有什么办法？除了对空联络，我什么情报都得不到，电台原来还能与南京联系上，后来也不行了。我有什么办法？我下边的师长廖运周是共产党员，天天用电台和共产党联络，我的电台台长也是共产党员，‘文革’时我外调材料，才晓得这些。你们看，这个仗还叫我怎么打？”

    廖运周率部起义后，中野不失时机向黄维兵团猛攻，刘、邓一度估计可在两三天里结束战斗，然而实际情况并不乐观，黄维依靠优势火力，顽强防御。而中野由于前期千里跃进大别山，将重武器几乎尽数丢弃，加上又抽调了一些部队充实到地方部队。

    这就导致人员、火力都大为不足。特别是炮兵严重不足，当时中野全军仅有75mm野炮两门，山炮四十二门，炮弹约两百发；迫击炮两百零七门，炮弹约两百五十发，每门炮平均只有一发炮弹。

    凭借这样的炮火根本无法压制住敌军火力，攻击难以奏效，无法达到迅速歼灭的目的。

    而黄维认为，如果就地防御，势必被困死，不如乘解放军包围圈尚未巩固之时，继续组织突围。因此在被围的最初几天，黄维每天以一到三个团不等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支援下，不断向东南突围。

    11月28日，黄维以18军的三个主力团，在十二辆坦克掩护下，向马小店强攻。在攻击前的火力准备中，发射的炮弹多达数千发，将村内的房屋和解放军的防御工事几乎尽数摧毁。但6纵17旅拼死抵抗，付出很大代价终将敌击退。

    当天顾祝同乘飞机飞临双堆集上空，命令黄维就地固守，站稳脚跟，并尽量扩大占领地区。蒋介石认为黄维兵团完全可以顶得住解放军的攻击，所以命令黄维死守待援。第12兵团的军、师长听到这一命令，想到黄百韬兵团覆没的下场，无不相顾失色。

    11月29日，黄维因连日突围都未成功，加上蒋介石的命令，决定转入防御。兵团部在双堆集以北的小马庄，14军守东面的张围子、杨四麻子地区，10军守南面的马围子、杨庄地区，85军守西面的腰周圈、李庄地区，18军守纵深的平谷堆和尖谷堆，并在双堆集与金庄之间构筑了临时机场。

    黄维利用地形开阔，易守难攻的特点，构筑了大量地堡、隐蔽部、交通壕，以多道障碍物和三道地堡群组成外围阵地，以村庄为坚固支撑点，以数百辆汽车装满泥土排成一圈，构成纵深的核心阵地。另以七个团组成机动部队，每天向解放军阵地实施攻击，以扩大占领区，抢掠一些食物。

    当围歼黄维第12兵团的战斗激烈进行时，华东野战军以8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设置3道阻击阵地，抗击、歼击于11月26日开始由徐州南进的国民党军第2、第16兵团。另以5个纵队于11月25日南下，抗击、歼击固镇地区的第6、第8兵团。

    这一作战行动保障了中原野战军从容围歼黄维，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南北对进救援黄维的计划。

    杜聿明南逃，倾巢而出

    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三路会师，在打通津浦铁路的计划难以实现，徐州完全孤立，被迫决定放弃徐州，由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绕经萧县、永城南下涡阳、蒙城，先解救黄维，然后一起撤到淮河以南；由刘峙率徐州“剿总”乘飞机移驻蚌埠，指挥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再度北进，并派蒋纬国率装甲部队随同行动，以提供支援。

    同时，蒋介石还调在湖北的第20、28军前往蚌埠，命令第2军在沙市集结，准备用船运往武汉，再转往蚌埠。同时在上海集中大量船只，准备北上接运北平、天津的嫡系部队转用于徐蚌战场。

    11月30日晚，杜聿明开始撤离徐州。一时间，自徐州至萧县、永城的公路上，烟尘滚滚，人声嘈杂。3个兵团加上徐州地区党政机关人员及裹胁的青年学生约30万人，沿公路蜂拥而下。

    如果说组织撤退，杜聿明是一把好手：在抗战期间，他组织过远征军撤退野人山，在最近的辽沈战役后期，他指挥过葫芦岛撤退，可谓经验丰富。在行动前，他虚晃一枪，命部队继续猛烈攻击，迷惑解放军，同时主力采取“滚筒战术”，相互掩护，逐次向永城开进。

    早已吓破了胆的“国军”，根本不可能按照杜聿明的旨意有条不紊地撤退了。唯一的一条公路上，车辆堵塞，人群拥挤，几乎无法通行。懊恼的杜聿明也无法通行，只好下车跛着脚，在随从的搀扶下绕道慢行。

    杜聿明集团倾巢而撤，华东野战军闻风而动。身处前沿阵地的各纵队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全线追击。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战在黄淮大地展开。

    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杜聿明于12月3日抵达距徐州50余公里的李石林、孟集一线。

    这时，他忽然接到蒋介石手令，命他率部向濉溪口攻击前进，解黄维兵团之围。生死存亡在于呼吸之间，杜聿明知道违令按原计划行动，还有生的希望，遵命行使只有死路一条。当他在孟集犹豫、滞留的时候，却给解放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他严格执行了蒋的命令，率部由东南方向转向了西南方向，则更是钻进了刘伯承和粟裕给他设下的口袋。至4日拂晓，追击部队将撤退中混乱不堪的杜聿明部合围于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孙元良兵团在单独向西突围时，于6日被歼。孙元良丢下杜聿明不管，率少数人脱逃。

    至此，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最后的两个重兵集团——黄维第12兵团和杜聿明率领的第2、第13兵团，已经被解放军结结实实地围在两个相距不到30公里的包围圈中，无奈地等待最后的时刻到来。

    刘邓上“宴席”，大快朵颐

    在解放军方面，总前委分析了战场形势，认为整个战役现在分为双堆集、陈官庄、蚌埠三个战场，兵力已感不足，其中阻击蚌埠李延年兵团方向，兵力尤其不足，如果无法阻止其北进，势必影响对黄维的作战。如果要同时歼灭黄维、杜聿明两处敌军，时间必会延长，一旦蒋介石从其他地区调来的援军赶到，就可能陷入被动，为确保主动，就只能先集中兵力、火力消灭黄维、杜聿明两处中的一处。

    总前委决定，从包围杜聿明集团的华野主力中抽调一部，会同中野先解决黄维。对杜聿明集团先取守势，待黄维解决后，由中野负责阻击李延年兵团，由华野集中全力解决杜聿明集团。刘伯承风趣形象地说：“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上宴席，嘴里吃一块（黄维兵团），筷子上挟一块（杜聿明集团），眼睛又盯着一块（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12月5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发布总攻命令，以中野第4、9、11纵队及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东集团，由4纵司令陈赓、政委谢富治统一指挥，担负主要突击，攻击沈庄、张围子、张庄之敌；以中野第1、3、华野第13纵队组成西集团，由3纵司令陈锡联统一指挥，攻击官庙、马围子、许庄之敌；以中野第6、华野第7纵队及陕南12旅组成南集团，由6纵司令王近山、政委杜义德统一指挥，攻击玉王庙、赵庄、周庄之敌，鲁中南纵队为预备队。华野特种兵纵队所属炮兵分为两个炮群，分别支援东、南集团作战。

    命令还规定：总攻发起后，各部队应连续攻击，直到全歼黄维兵团，不得停止或请求推迟。各纵应不惜最大牺牲来保证完成任务，并要及时自动协助友邻作战。对于临阵动摇延误战机分子，各部队首长有严格执行纪律之责，不得姑息。

    邓小平特别指出：只要消灭了南线之敌的主力黄维兵团，中原野战军就是打光了，全国其他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一代价也是值得的。同一天，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乘飞机在双堆集的临时机场降落。

    胡琏原任12兵团前身整编第18军军长，是国民党军中有名的悍将，曾被毛泽东称为“狡如狐，猛如虎”。在1943年抗战期间，时任18军11师师长胡琏奉命固守长江石碑要塞，曾经写下5封诀别信，然后沐浴更衣，做好了决死一战的准备。在石牌外围拼搏战中，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11师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一直坚持到国军展开全面反击并彻底击败日军为止。此役日军损失惨重，死伤2万多。有报纸在报道时曾将其寓为东方之斯大林格勒。

    在整编军恢复兵团番号时，由于蒋介石、白崇禧、陈诚之间的派系矛盾，他并没有顺理成章地成为兵团司令，而是由黄维出任司令，他只是担任副司令，失望之下，便称病告假。

    12兵团陷入重围后，胡琏抛下名利之争，赶到双堆集，与旧日的部属同赴危难。由于胡琏精明干练，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他指挥下打仗总是胜多负少，所以在12兵团有着较高的威望。他的到来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部队的士气。

    胡琏到来的同时，解放军淮海战役总前委发布《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组成东、西、南3个突击集团，全力总攻双堆集黄维第12兵团。

    12月6日下午4时30分，万炮齐轰，大地震动，拉开了全歼第12兵团最后一战的帷幕。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加上华野3个纵队，豫皖苏独立旅、陕南第12旅，二三十万战士呼喊着“打下黄维，直捣南京，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从四面八方冲向敌人据守的几个村庄。当日就连克黄维李围子、小杨庄两个村庄，7日又一举拿下了张围子村。

    12月7日，天气晴朗，胡琏乘飞机飞往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汇报12兵团的近况，请求增加空投粮弹。

    临行前，黄维知道大势已去，叮嘱胡琏不必再回双堆集。胡琏面见蒋介石后，表示12兵团许多军官战斗经验丰富，对党国忠心耿耿，如果被解放军围歼，即便使解放军付出数倍代价，也损失了一大批精华干部，所以建议下令突围。蒋介石接受这一建议，命令黄维突围。

    胡琏在汇报结束后，又飞回双堆集协助指挥。

    8日，东线野战军部队一路推进到距离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双堆集东北仅约3，500米的前哨阵地——沈庄。

    15时30分，冲锋号吹响了，东线野战军强大炮火有序地对敌阵地施行猛烈袭击，摧毁敌人的前沿工事，为步兵开辟突击道路。随后，炮火向纵深延伸，压制和摧毁敌大小碉堡。17时整，3个红色信号弹凌空升起。各路突击队同时跃出工事，向当面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只经过几分钟战斗，即全部突入敌阵地，并迅速向纵深穿插、迂回、分割、包围。

    中央突击队22旅66团9连副连长郭小马，率领着他的分队冲进了敌人阵地的前沿。敌人顽强抵抗，拼命放射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郭小马左臂负伤，3班长孙文山当即从他的左侧跳进敌人交通壕，几个手榴弹就打得敌人缩作一团，放下武器。

    从17时发起突击到19时，沈庄守敌85师直属队及253团、254团被我全部歼灭。刚刚上任的敌师长潘琦等1200多人被俘。

    东线告捷，黄维的东北前哨被拔掉了。

    十四军被歼，阴差阳错

    东线4纵继续向黄维兵团包抄。杨围子，成为了下一个攻击目标。

    此时，据守在杨围子的国民党第14军军长熊绶春，率领他的军部和10师、85师残都困守杨围子，已经好几天了。全军上千匹牲口已经大部被打死在外壕里，士兵每天用马肉果腹，成百的伤兵躺在工事里没人管。

    但熊绶春仍旧凭着复杂的工事，凭着四面镜面一样平的开阔地，他幻想能支持到援军到达的一天。

    但4纵连夜在飞机轰炸和敌人火力下挖着交通沟，每分钟都向敌人接近着。一面挖掘，一面战斗。到11日中午，杨围子周围已经结成了错综曲折的交通沟的网，把敌人围在中间动也动不了。突击队进入到敌人面前30米的地方，静静地等着出击的命令。

    熊绶春是黄埔三期毕业生，同样毕业于黄埔的陈赓过去与他很熟。开战之前，陈赓给熊绶春写了劝降信，并限他二十四小时答复。熊绶春看信之后问：“他们会不会杀我们这样的人？”

    参谋长梁岱极力劝说自己的军长，说我们在这里与其说是“等援”不如说是“等死”，指望李延年兵团救援根本没有可能，我们原本不也是来增援徐州的吗，结果自己却被围困只好等待救援，“赴援的变成了待援的怎么会有人再来援呢”？熊军长沉吟良久，低声说：“不知谷副军长会不会同意？”

    梁岱说，他同意就一起投降，不同意就派人监视他。第十四军副军长谷炳奎被请来了，听说要投降，谷副军长放声大哭：“大家都同意，我何能独异？不过我们追随校长几十年，怎能对得起他？”梁岱开始起草投降信，信的最后写的是熊绶春和谷炳奎的名字。

    但是，谷副军长不愿意，说劝降书不是他写的，签军长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熊军长很不高兴，说：“两个人都不署名，就用参谋长的名义写明奉谕函复便是了。”

    天黑之后，一名排长去给陈赓送信。直到第二天早晨，二十四小时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送信的排长还没有回来。

    上百门的炮口向着杨围子，榴弹炮、野炮、迫击炮，从两点半就开始了试射。炮弹已经打到了军部隐蔽部的顶上，泥土下雨似的散落。熊绶春面色惨白，伏在地上翻翻自己的皮包，把皮包里的一些信件烧掉了，又拿出妻子的照片，边看边流泪。当时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只说：“现在还不至绝望，何用这样悲观！”他这回真是垂泣而道了：“我没有什么怨恨，只是连累了你，你接任这个参谋长，不到三个月便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我连累了你啊！”说毕，眼泪脱眶而出。

    黄昏，4纵官兵冲进杨围子村，“哨子声，喊话声，冲锋和脚步声，震动了隐蔽部”。梁岱突然发现一直不说话的军长站了起来，“独自一个人向隐蔽部门外冲出去”，“刚一出门，一颗炮弹正落在隐蔽部的门口”——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被炸死。

    14军很多士兵从打塌了角的工事里爬出来，扔下枪就跑，一碰见解放军就跪下来。有的还不住地磕着头，说：“饶命啊！我们早就不愿打了。”最后一个地堡里，有七八个人一出来便喊起来：“欢迎解放军！要不然我们就困死了，你们救了我们。”

    参谋长梁岱被俘虏。

    梁岱连同第14军遗弃在战场上的三千多名伤兵一起向后转送。路上，梁岱被带到一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面前，他问梁岱：“你们军长呢？”梁岱回答说已经阵亡了。干部又问：“尸体在哪里？”梁岱回答说在杨围子村里。

    这位干部最后找到了熊绶春的卫士说：“我派人协同你找，一定要找出来，好好埋葬，立个牌，让他家人好查。”熊绶春的尸体找回来后，埋在南坪集附近一个土堆里，立了个木牌，写有“第十四军军长熊绶春之墓”几个字。

    梁岱后来才知道，这位骑着马戴着眼镜的解放军干部，就是著名将领陈赓。

    血战老虎团，直捣核心

    各路野战军乘胜追击，黄维的部队连连败退，最后被围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区后，立即把他手下的两个主力团，摆在兵团部的东南角上。

    11师23团，即所谓的“老虎团”，摆在兵团部大门口——大王庄、尖谷堆一线；18师54团，即所谓“威武团”，摆在兵团部左翼——金庄以南。两个团距兵团部都只有两里路左右，是黄维赖以保驾的“近卫军”。

    大王庄位于双堆集的南侧，是黄维兵团核心阵地的屏障。黄维把“老虎团”放在了大王庄，是希望这只“猛虎”能守住双堆集的南大门。大王庄之战，号称淮海战役中最惨烈一仗。此一役，战火几将黄土烤焦。阵地在三易其手后，大王庄这个只有4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已是瓦砾无存。

    12月9日凌晨，我军两个主力团猛攻大王庄，突入阵地与守敌展开肉搏战。在逐巷逐屋的争夺之后，黄维守军当晚被逐出阵地。

    孔金胜所在的华野7纵59团1营留守阵地。深夜，敌人倾其所有炮弹对大王庄阵地进行了疯狂轰炸。王先玲说，借着炮火的闪光，孔金胜发现阵地前出现了异常情况——一个个“雪堆”正在向防守阵地蠕动。原来，敌人为了伪装自己，全部把军装反穿，这样，军装白色的里子与阵地上积雪颜色一样，很难被发现。孔金胜发现敌情时，敌人已经对我军阵地形成了合围之势。

    等敌人爬到距离我军阵地只有20多米时，孔金胜才命令开火，以准确猛烈的火力杀伤敌人。为活命，已经打红眼的敌人同样顽强，硬顶着子弹向前冲。战斗持续到10日凌晨，18军增派兵力发起总攻。战斗到10日下午，孔金胜和战士们在阵地上修筑的工事已全部被毁，全排与其他连队失去联系。孔金胜左肩、胸部和咽喉受伤，无法说话的他只能用手势指挥战斗。

    在弹药用光后，面对冲上来的敌人，孔金胜挥舞着铁锨与敌人搏杀，最终牺牲。

    黄维得知“老虎团”覆灭后，气得摔碎了电话机。他下令从18军11师抽调1个团，连同118师所有能用的兵力，向大王庄反扑。18军集中了全军的山炮、榴弹炮，连同85军的野炮营，倾尽全部弹药轰击大王庄，大王庄再次淹没在烟尘火海中。国共两支精锐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冲来扑去，逐房逐屋、一墙一沟地反复争夺。经过几小时血战，国民党军仍被解放军赶出了大王庄。

    驻守小王庄的敌85军1个团，看到大王庄之战的惨烈场面后，全都吓瘫了。团长放下望远镜说：“弟兄们，莫打了，咱们投降吧！”下面的官兵二话没说，当晚就向华东野战军7纵缴械投降了。

    在“老虎团”血战大王庄的同时，18军118师另一支凶悍的部队——号称“青年团”的第353团，也在张围子地区与解放军展开拉锯战，两军处于胶着状态。为了阻止解放军，胡琏命令道：“给我炮击，炸平！炸平张围子！”一阵铺天盖地的炮火笼罩了整个张围子村，正在厮杀的国共两党的精锐之师，全部被这钢铁与火焰的风暴吞没了。

    12日，解放军终于攻到了黄维兵团司令部的后门口尖谷堆。刘伯承、陈毅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规劝黄维立即放下武器投降，同时以华东野战军第3、第13纵队加入南突击集团，并改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准备以南集团为主，结合东、西突击集团直捣双堆集核心阵地。

    黄维仍企图作最后抵抗，以待援兵。

    18军军长杨伯涛亲自坐镇指挥，调来18军118师的最后1个主力团——354团镇守尖谷堆。华东野战军则由第7纵队61团、62团负责主攻尖谷堆，7纵司令员成钧也亲自上前沿坐镇指挥。

    经过一天一夜的拉锯战，尖谷堆周围200米之内已被尸体覆盖了一层，尖谷堆上原有的坚固工事早已被炮火削平。118师354团只得临时用尸体垒起一道长达150多米的弧形“围墙”。

    几天之内，118师354团的团长居然换了3次。前两任团长都是因为丢失了阵地不敢去见杨伯涛而自杀的。杨伯涛照样声色俱厉地对第3任团长廖汉庭吼道：“丢了尖谷堆，你就别来见我！”然而，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这位新上任的廖团长仍然顶不住。他在电话中向杨伯涛大声呼救：“全上来了！全上来了！共军用人海战术，我顶不住了。快！快来炮火，敌人太多了！”

    此时，杨伯涛用肉眼也看见了尖谷堆即将被解放军的人潮所吞没，但现在手中已无兵可调。迟疑了片刻后，他想起了胡琏的密令：使用毒气。他咬牙切齿地命令道：“特种弹！打！给我狠狠地打！”

    一团团白烟在尖谷堆西南冉冉升起，尖谷堆顿时沉寂下来，解放军的人潮消失了。但没过多久，解放军再次发起进攻。他们用尿湿的毛巾做成了简易防毒面具，掩住口鼻，继续冲锋。这一次，杨伯涛的毒气弹也失灵了，18军354团终于被解放军全歼，团长廖汉庭被俘，尖谷堆失守。黄维兵团此时已完全陷入绝境。

    12月15日，绝望沮丧的黄维下达了“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突围命令。12兵团顿时像一群炸了窝的马蜂，乱哄哄地如鸟兽散。黄维和胡琏各自登上一辆坦克，在坦克营的掩护下，夺路而逃。

    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王牌”主力18军，此时也成了没头苍蝇。

    乘胜追击的中野战士们，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畅快。想到了一年前千里跃进大别山时，18军是那样的不可一世，根本就不把解放军放在眼里，天天追着他们打。而中野的部队没吃没穿没装备，整天跑来跑去躲着敌人，一遭遇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想得最多的就是千万别受损失。谁能想到，一年的时间不算长，那些昔日威风凛凛的国民党军人，现在个个不是狼狈奔逃，就是举手求饶。

    歧路大逃亡，黄维就擒

    硝烟炮火枪林弹雨杀声连天声中，黄维和胡琏走出掩体，互相意味深长地看了一跟，分乘两辆坦克悄然遁去。

    坐在坦克里，黄维不觉有了一种安全感。他摸了摸口袋里的一个瓶子，那里面有几十片安眠药。他觉得鼻子有些发酸，眼里怎么会涌出泪花？他不能让泪珠流出来。他抬起头。坦克的盖子还没盖上，头顶上只剩下一个圆圆的天。

    “走！”他大吼一声。

    开道的坦克出发了。黄维的坦克紧紧跟上，后面是胡琏。

    坦克在摇晃，天空在摇晃，那个声音肯定也在摇晃，外界的一切他已无法听清，可他觉得那声音比刚才更响。他直起身子，猛地将盖子关上。

    他选择的是西南方向，但他已辨不清方向。

    披着落霞，两辆坦克在田野上急驰。

    前面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驾驶员让黄维选择。轰隆隆加足马力，坦克冲上了往西南方向去的道路。

    浓雾中胡琏的坦克一闪，沿东南方的道路急驰而去。

    两辆坦克，两员战将，在这个岔路口分道扬镳。他们相约在蚌埠之南或是滁县会合。谁知此一别离，两人再无相逢之日。

    胡琏打开炮塔进车时，背部中了流弹，同行的战车连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为他草草包扎了伤口，便匆匆上路，直奔宿荣公路，迅速脱离战场。胡琏余惊甫定，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支民兵队伍迎面开来，心跳再度加剧。谁知过路的民兵以为是自家坦克，竟两边分开，让这铁家伙从中央穿过。

    胡琏见此情景，催促道：“此处共军还不晓得战场真实情况，大胆开！”

    于是坦克呼啸而过。民兵们被坦克卷起的灰尘呛得喘不过气，直抱怨开坦克的伙计太骄傲。

    胡琏不敢再走公路了，命驾驶员从田野取捷径，经会流集直奔蚌埠地区。驾驶员怕迷失方向，有些犹豫。胡琏说：“我以星斗判断方向，你开好了。”

    胡琏从炮塔伸出半截身子，指挥坦克越野前进。会流集地区的解放军没有麻痹，他们看这坦克远离战场，想必是逃敌，一阵手榴弹枪炮打得坦克钢花飞迸，胡琏跌进车里，背部血肉模糊。只因解放军没有反坦克炮，才使胡琏保全了性命。

    后来，坦克油料耗尽，驾驶员抬着重伤的胡琏，行行止止，好不容易渡过涡河，找到一辆牛车，扶胡琏躺下，吱吱呀呀地向蚌埠慢吞吞地走去。胡琏侥幸逃脱。

    胡琏从天上降下来，从地面逃回，虽然名噪一时，到底无补于大局，丢下了10余万将士，带回去的只是一副重创的身体。据说，后来医生从胡琏后背取出了32块弹片。

    蒋纬国在撤离徐蚌前线时，说：“我们尽人力以听天命。这样的大战关系国家存亡，绝非少数人勇敢牺牲即能挽回战局的。”

    黄维却没有胡琏那么好运，他的坦克没开多远，发动机就坏了。他着起急来推开盖子，想爬出坦克喘口气，吹吹风。

    可是，令他万分沮丧的事情发生了，解放军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他急忙伸手去摸口袋里装安眠药的瓶子，可怎么也摸不到。

    等摸出来了，为时已晚，一个五大三粗的解放军战士扑上来，抓住了他的双腕。黄维混在俘虏里，被解放军收容。在填写被俘人员登记表时，他企图蒙混过关，在表上随便写道：方正馨，江西弋阳人，14军上尉司书。

    从他的衣着举止中，解放军早就发现破绽，于是有意问道：

    “入伍前干什么？”

    “我民国十七年就当小学教员。”

    “还干过什么？”

    “我当了六年小学教员，一年科员，以后就入伍了。”

    “你表上不是填今年十月才入伍吗？”

    “我糊涂，我糊涂……”“上尉司书一个月多少钱？”

    “七十多元。”

    “到底七十几元？”

    “你看我真糊涂，看……姓名职务不符，甘愿挨枪毙。”

    经过12兵团其他俘虏辨认，黄维最终只好承认自己的身份。在被俘人员登记表上重新填写：黄维，陆军中将，43岁，江西贵溪人。被俘后的黄维依旧孤傲、骄横，在赵庙村，他读完《新民主主义论》，手里拿着书大发狂论说：“你们放我回去，我回到江西老家，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所讲的道理，重整部队，再同共产党干一下，如果再打败了我服气。”

    黄维被俘虏没几天，中原野战军政治部《人民战士》报记者采访他，问他被困在双堆集一个来月，外无援军，内无粮弹，为什么还不投降。

    他将桌子一拍，朝记者吼道：“只有战死的烈士，没有苟且的将军！我为什么要投降？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要战斗到一兵一卒……”

    记者也火了，也给他拍桌子：“你代表什么国家民族？你只代表封建官僚！代表蒋家王朝！”

    黄维当兵前也是一个教师，在淮海战役前还是国民党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校长，算是一个书生了，他听记者这么说，竟然恼羞成怒地破口大骂：“放屁！你胡说八道！”

    淮海战役最艰苦的一战结束了。此役，怀着打光的决心参战的中原野战军，近三万将士血洒江淮大地，其中阵亡团级干部11人，营级干部56人，连级干部242人，排级干部373人，战士5501人，总计6265人；负伤指战员总计20515人。

    而国民党军军精锐兵团第12兵团，包括1个兵团部、4个军部，12万人马全部被歼。除黄维外，中将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绍周等27名将级军官被俘。据押送12军团团以上军官的中原野战军保卫部科长张之轩后来回忆：大雪已经纷纷扬扬地下了十几天，从前天晚上开始天空晴朗了，大雪停了。在新年到来的第一天，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彩，大地变成银色世界。村头枝桠好像披上了厚厚的天鹅绒，路旁的电线也是雪白的，只有冰缝中的流水，仍然是那样的墨绿。

    天气很冷，中野的战士们穿得比那些俘虏还要单薄，但他们并不介意，个个意气风发，倒是那群披着大衣的国民党军将领们，都缩着脖子抄着手，好像特别怕冷一样。

    【第四章】输赢定局――淮海一战定乾坤

    留下杜聿明，围而不打

    12月16日，即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形势已经完全明朗了，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

    这时，战略决战的另一个战役，即“平津战役”已经开始。为着不使蒋介石海运平津地区兵力南逃，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战场，并将其全歼，毛泽东指示：在南线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据此，南线战场的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就地转入休整，并加强政治攻势。这期间，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中原、华东部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被围困的国民党军阵地反复广播。

    杜聿明被围在徐州西南65公里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开始突击了3天，但是野战军顽强阻击，不断紧缩包围圈。到了第4天，他就软下来了，第5天就更软了，第6、7天就没有劲了，坦克也用尽了汽油，野战军不急于进攻，双方就在包围圈的内外对峙起来。

    12月16日以后的20天中，天气骤变，雨雪交加，国民党军粮弹两缺，国民党空军加紧空投物资。但是随着华东野战军把包围圈紧缩得越来越紧，落到杜聿明部队手中的物资越来越少，大部分都落在了华东野战军的阵地范围。

    19日午后，国民党高级将领舒适存偕空军总司令部通讯署署长董明德乘坐美C—47型机降落到陈官庄。舒、董这次来，给杜聿明带来蒋介石和空军副司令王叔铭的两封亲笔信。

    蒋介石在信中谈到了黄维兵败，但并没有责怪杜聿明，而是将所有的责任推到“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我的计划在空军掩护下白天突围。到15日晚，黄维已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

    读到这些，杜聿明心中略减不安。对于杜聿明当前被围，蒋介石说自己已想尽办法，可是“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匪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敌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射毒气弹。如何投放毒气，已交王叔铭派董明德前来与弟商量具体实施办法。”

    王叔铭的信说得很简单，大意是说：校长（指蒋介石）对兄及邱、李两兵团极为关心，决心以空军全力掩护吾兄突围，现派董明德兄前来与兄协商一切。

    见杜聿明看完信，舒适存说：“委员长指示，希望援兵不可能，一定要照他的命令计划迅速突围，别的没有什么交代。”

    杜聿明叫来第三处处长邓锡洸来商讨，拟定陆、空协同放毒突围的计划。董说：“黄兵团这次用了毒气弹，部队被消灭后，共军即广播出来。放毒是违犯国际公法的，所以这次决定以空军放毒，掩护你们突围。”并规定毒气弹为“甲种弹”，其他弹为“乙种弹”，计划中只写甲种弹、乙种弹，而不写毒气弹。

    杜聿明不懂，问：“用的什么毒气？”

    董说：“催泪性的。”

    杜聿明情绪激动：“这有什么用？为什么不用窒息性的呢？”

    董说：“窒息性的太严重，还不敢用。”

    董并规定陆空联络各种符号后，交舒适存和邓锡洸拟陆、空协同突围放毒计划。思量再三，杜聿明又与邱清泉商量一番，给蒋介石报告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建议蒋介石由西安、武汉，甚至在必要时放弃这些城市也可以，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毛泽东的部队决战，杜聿明认为此为上策；或者，各兵团持久坚守阵地，争取政治上的时间。杜聿明用了政治上的时间一词，其暗含之意是请蒋介石和谈，只是又不敢明讲，杜聿明定此为中策；而下下策则是，各部队按照杜聿明的命令突围，但突围成功的希望却极为渺茫。

    杜聿明连夜亲自写好信件，准备第二天由董明德和舒适存飞南京向蒋介石请示。不料，当晚风雪大作，一直到28日十天间都无一日晴天，董、舒二人无法起飞。

    撕毁劝降信，一意孤行

    无法离开的董明德与杜聿明住在一个屋内，每日长吁短叹，谈论这一战役胜败的影响。

    董说：“现在各方面都不能打了，你们这里被围，平津危急，北平西苑机场已失，徐焕升落荒而逃，空军损失甚大。如果你们这里无办法，平津也不保。以前还有人主张和谈，听说老头子不同意，现在无人敢谈。总之，南京现在慌乱一团，任何人也拿不出好办法。”

    董先漏一点自己的底，随即就打探杜聿明的看法，杜说：“这一战役关系国民党的存亡，在傅作义牵制着林彪大军之时，既不能集中兵力与刘、陈决战，又不能断然主和。强令两兵团突围，一突就完。这支主力一被消灭，南京不保，武汉、西安更不能再战，老头子只有跑到台湾，寄生于美国人篱下了。”

    “你看会这样的吗？”董急迫地问。

    杜聿明说：“另外还有什么力量支持呢？”

    董觉得杜聿明讲得有道理，各地均在告急，自己也不得不为自己留点后路。“既然这样，请你到南京去一趟，面陈国家大计。”

    “对老头子很难，他有他的看法，不会接受意见，有时接受了，他也不执行。这次战役就是既未能照计划事先集中兵力决战，中途又一再变更决心，弄到现在，我去亦晚了，无法挽回。”杜聿明答到。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一口气抱怨说从东北到徐州，蒋介石一意孤行。

    董明德突然说：“他×的，陆军那些老弟还有钱可以跑。”

    杜聿明听了，突然警觉起来，话锋一转，又竭力在这位钦差大臣面前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贞：“钱有什么用？跑到国外当亡国奴，同白俄一样到处流浪。还是人重要、部队重要！”

    其实，他心中明白，自己主要是靠何应钦作后台。黄维被消灭后，何应钦即通电辞职，自己也失去了靠山。蒋介石不久也可能下野。蒋若下野，只要共产党同意保全这些官兵建制，杜聿明愿将部队交出。但在蒋未下野以前，杜聿明是绝不愿反蒋投共。

    在这期间，邱清泉来找杜聿明，说：“陈毅给你送来一封信，我已经把它烧了。”

    杜聿明问邱：“内容说些什么？”

    邱说：“共匪还不是那一套！劝降么，谁降匪呢？”

    穷途末路之余，邱清泉迷信心理又发作了，他认为杜聿明指挥部的院子中长了一棵树，是个“困”字，影响了战局，于是怂恿杜聿明砍树。杜聿明哭笑不得，只好将树砍掉。

    此后，一天晚上，李弥打电话给杜聿明说：“陈毅派人带着一封信，从第一线摸进来，是一个被俘去的十三兵团军官。”

    杜聿明问：“他说什么？”

    李说：“他有点吓晕了，说不出什么来。”

    此时此刻，这种事都是极其敏感的事，杜聿明明白劝降的事，李弥大概也不便说，就说：“你看着处理好了。”

    李一再对杜聿明说：“有些道理，送来你问问，他也许会说的。”

    杜聿明同意了。第二天李弥派人把那人送来，并带有一封信陈毅的亲笔信。信中问：“你为什么为四大家族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

    杜聿明亲自拿着信，去探邱清泉的态度。这时邱清泉正同兵站总监耿元哲围着火盆谈天吃酒。

    杜说：“陈毅有一封信，你看看。”

    邱接过去看了一半，一句话未说，又将信撕掉烧了。杜聿明明白这件事邱不同意，自己就无法做。一时之间，杜聿明自觉自己此事做得太鲁莽，弄得不好，反而事未成而身先死，并落个叛蒋罪名，这样就太不值得。

    他很快就起身告辞了。回到自己的办公室，负责问讯送信人的副参谋长文强和第二处处长李剑虹都对杜聿明说：“这个人吓晕了，谈不出什么道理。只说：‘解放军要他把信送到，成功对他有奖，如被杀害，他的全家生活由解放军照顾。’”

    杜聿明见文强也没有什么具体意见，就叫人将他送回去。

    苦苦难支撑，走上绝路

    为了缓解杜聿明供给不足的问题，从12月6日开始蒋介石就派遣飞机空中投送食物。但是，面对十万人的吃饭问题，毕竟杯水车薪，难以解决问题。

    杜聿明部只有到一村抢一村，抢劫民间粮食，宰牛马、杀鸡犬以充饥。到19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全停，始而挖掘民间埋藏的粮食、酒糟，继而宰杀军马，最后将野草、树皮、麦苗、骡马皮都吃光，天气尚无转晴希望。

    情急之下，南京的蒋介石也是坐如针毡，为了挽救这一厄运，蒋介石特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使用，23、24日投到陈官庄，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粮弹，作绝望的挣扎。可是天不作美，谁知道雷达着陆之后发生故障，即无法使用。

    蒋介石25日给杜聿明去电说：“我每天祈求上帝保佑全体将士。”

    总算盼至29日，天居然晴了，飞机才又重新开始投粮。可是首先投下来的，却是近万份的黄百韬“烈士”纪念册，以及南京《救国日报》刊登的解放军公布蒋介石、何应钦、杜聿明等四十三名头等战争罪犯的消息。

    士兵们大骂：“老子们要吃饭，投这些废物干什么？”

    “空投场成了战场”，飞机怕被野战军打落，飞得很高，投的粮食到处飞散，各处部队和家属都如同饿狼一样地到处奔跑，冲击抢粮。有被物品砸死的，有相互对打的，甚至还有开冷枪射击的，常常为了抢一袋米死伤数十人。

    12月末，杜聿明兵团内部出现了以手表、戒指、银元、手枪等换取柴米、大饼、罐头的奇特市场。

    副官把这些文件送给杜聿明，杜仰天长叹：“看来蒋介石是要我死啊，共产党宣布我是头等战争罪犯，并说是“国人皆曰可杀者”，我还有什么生路呢？只有为蒋介石死的一条路。”

    支前独轮车，人心向背

    国民党军大难临头四处飞时，华东野战军的形势越来越有利。国民党军依靠空投过活，山东的民众每天往华东野战军阵地上送大米饭、馍馍。

    1948年秋天，山东农民唐和恩带着原来要饭时使用的一个一米长的小竹棍，从家乡山东胶东地区莱东县出发，在此后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唐和恩带领的小车队和千万个支前队伍一样，冒风雪，忍饥寒，翻山涉水，风雨兼程，自己吃“三红”（红高粱、红萝卜、红辣椒），省下小米、白面供应部队。遇到刮风下雨，就把蓑衣、棉衣脱下来盖在军粮上。淮海战役军需的9.64亿斤粮食，就被唐和恩这样的普通民工运到了前线。

    据统计，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其中常备民工22万人，二线转运民工130万人，后方临时民工391万人。他们不止是运输队，还是担架队、卫生队、预备役部队，国民党的80万军队需要对抗的远远不止中野和华野的60万大军。

    民工中有句口号“队伍打到哪里，支前就跟到哪里”，这不光对作战部队带来单纯的物质上的支持，也让军队更加灵活机动。不管是华野、中野的部队采取什么样的行军路线，或者路过什么样的地形，民工都能跟上。

    陈毅元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是独轮车推出来的”。

    而国民党部队制定的作战计划都是沿着铁路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后勤的补给彻底依靠铁路。当初黄维兵团赶往徐州，中野对黄维兵团的伏击目的性非常清楚，因为当地只有一条路可以通过坦克和拉后勤辎重的大卡车，在他们的必经之路设伏就行了。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黄维兵团也只能选择这一条路。

    在淮海战役中，胶东、渤海、鲁中南地区筹集了粮食3.9亿斤，超过总量9.64亿斤的三分之一。郯城是鲁南地区一个普通县城，人口40万，县府存量只有100万斤，但上级下达的缴粮任务是400万斤，郯城最终缴粮500万斤。几乎是勒紧了腰带去支前。

    山东费县民工王奎行，带着8名同伴，3次冲上火线，救了16名伤员，父亲病故也未能回家。莒南县担架队有2797名成员，1200人没有棉裤，1390人没有鞋子，但是却在寒冬腊月中奔走在前线。

    沂水县民兵连一排，在排长张伯高的带领下，为部队服务三个月，押解战俘2180名，全排集体立功。

    文武相结合，阵地宣传

    从17日起，解放军开始了空前规模的政治攻势。

    华东野战军电台反复地广播前线司令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巨大的声浪，直透敌人心脏。

    由于两军的阵地相隔不到百米，华东野战军每天晚上就把大米饭、馒头送到杜聿明兵团阵前，第二天早上就开始喊话，刚开始，没人敢来吃，怕对方打枪，后来发现并不打枪，渐渐每天早上抢饭的人就多了起来。

    前沿阵地的战士们都掏着心窝地劝他们弃暗投明。华东野战军一名叫冷绍志干事也趴在战壕里搞火线喊话。

    开始，杜聿明兵团的战壕内静悄悄的，好像在听；不久就一阵骚动，步枪、机枪一齐打了过来，把喊话的喇叭筒也打了个窟窿。一个战士的火一下噌的就上来了。他把喇叭筒一丢，说：“冷干事，不给这些家伙磨嘴皮了！干脆让他们在刺刀下求饶！这枪又不是吃素的！”

    这时，敌工部长来了：“不能心急，这是一种政治斗争。既然是斗争，就不会那么轻便。‘攻心为上’嘛，这是兵书上的老经验了。我们要耐心坚持下去，学会把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适当地结合起来。”

    第2天，大家又开始喊话了，不过把全连的机关枪、六〇炮都架了起来。“你们要老实点，不准打枪，要动武，我们也决不客气！”话音刚落，敌人又乒乒乓乓地打起来了。华野的战士们立刻还击。一眨眼工夫，对方的阵地上尘土飞扬，机枪哑了。

    “蒋军兄弟们，以后不要乱打枪了。你们的枪，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老命可是自己的啊！”小战士们一遍又一遍地宣传华野的政策，劝他们投降过来。“白天不方便，晚上来，轻轻拍拍手，我们就明白了。”战士们甚至把暗号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对方。

    晚上，天墨黑墨黑，冷绍志和几个战士伏在交通壕前沿，正要向敌人喊话，隐约地听见有拍手声。怎么？真有投降的来了，冷绍志也轻轻地回拍了三下，对方又拍了三下，……奇怪，光听见拍手声，却一点也看不到人影行动。我想：会不会是敌人利用这个暗号来偷袭我们！

    冷绍志把手枪掏出来，上了顶门火，又关上保险，叫战士们也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很快，一个黑影出现在眼前。冷绍志低声嘱咐身旁的同志，千万不要打枪，等把情况弄明白了再说。那黑影一边拍手，一边向华野的交通沟爬来。快到沟沿时，冷绍志和其他战士好几只手伸出去，把他拉进了交通沟。

    这人右手提着一支捷克式步枪，左手拖着一袋子手榴弹，浑身哆嗦，“长官、长官”的连连呼喊不绝，却说不成一句话。冷绍志向他解释，叫他不要害怕，再把他引进地堡。在烛光下，才看清他是一个年约三十余岁的中年士兵，穿着一身破烂的棉军装，手背裂得像松树皮，满脸黑灰，豆粒般的汗珠，一颗一颗往下掉。半天，他才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老天保佑，可算过来了！”

    有战士给他递了一杯暖暖的开水，来人感激地接过了开水，歇了歇气，说：“我是特务连三班的兵，全听见了你们喊的话，趁当官的不在地堡里，我壮起胆，装着出来小便，就赶忙爬过来了。”

    喝了一口水，他这个特务连三班的小兵接着说：“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饱饭了，弟兄们都想过来，心里有些害怕。你们喊话，都想听，可是当官的不让听，连长说都捂住耳朵，谁听枪毙谁，还逼着弟兄们打枪。今天，你们打了一阵子炮，把连长吓跑了……”

    冷绍志看他实在饿坏了，便叫人到饭挑子上拿来些包子给他吃。三四十个包子，他一口一个，很快吃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火力布置好后，冷绍志就带着国民党军士兵到了前沿。冷绍志刚喊出了第一句，只听得对方交通沟里七嘴八舌地嚷嚷：“打，打！”冷绍志立即放下话筒，向后面喊了声“预备——放！”

    没等敌人打出两枪，华东野战军的排炮又盖过去了。冷绍志紧接着喊起来：“你们已经三天没吃饭啦，不要再为蒋介石挨饿受冻了，快过来吧！……”

    对方竟答上腔了：“谁说没吃饭，我们吃的鸡蛋糕！”

    冷绍志问身旁的国民党军士兵：“你听这是谁的声音？”他悄悄地告诉说：“这就是连长，他姓纪。”

    冷绍志趁此机会喊：“哦！姓纪的啊，我们知道，你是特务连的连长，没吃饭就没吃嘛，何必说吃鸡蛋糕！光吹牛可吹不饱肚子。”

    “你胡说！胡说！”那家伙像被锥子锥了似地拼死命地喊着，“我不姓纪，我不是连长！”

    “别撒谎了，我早就清楚你是特务连的纪连长。告诉你，对士兵别太凶了，不然，将来抓住你，有你好看的！”

    这家伙所得直叫：“打，打！……”

    阵地上，稀稀拉拉地又响起了几枪，就又听不见动静了。

    冷绍志想了想，把国民党军士兵叫了过来，让他把昨晚怎样过来，又怎样受到我们的宽待都讲一遍。

    只听见那个特务连连长大骂：“妈的，都给我滚回地堡去！滚……”

    当晚，又投降过来三个，其中一个也是特务连三班的。第三天，一下过来十几个，又有几个是三班的。以后，差不多天天都有过来的，天天也都有三班的。先先后后，投诚过来的人，报名自己是特务连三班的就有二十多个。

    “奇怪，这个三班是个什么班？”冷绍志心想，“从来没听说过一个班二十多个人。”

    冷绍志把头一个自称特务连三班的士兵叫来，问他认不认识那十几个人。他摇摇头说：“不认识！”冷绍志问其中的一个：“你们都是一个班的，为什么不认识？”那人回答：“我补充到三班才两天哩，他怎么会认得？

    冷绍志突然明白了：原来的三班，几天就差不多跑光了，敌人把班补齐，过不两天又快跑光了，敌人又补，一连补了三次。最后从班长到士兵，跑得一个不剩。这个杜聿明手下被认为可靠的特务连，竟在十天之内，被解放军喊过来六十二名，差不多占了这个连总人数三分之二。

    政治大攻势，四面楚歌

    杜聿明的部队的阵地不断地紧缩，而野战军的部队却不断地在扩大战果。

    年底临近的时候，一场声势特别浩大的政治攻势展开了，几乎华东野战军前沿部队所有的人员都参加了。

    阵地播放《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更使国民党官兵大有四面楚歌之感。有的战士则利用俘虏给敌人送馒头食物的，有用风筝或宣传弹送宣传品和“贺年”片的，有插标语牌、贴漫画的……

    为了进一步动摇敌人的军心，让他们过个“热闹年”，过年的时候，华东野战军第一线的迫击炮以上的火炮，同时对敌人军以上指挥所和前沿工事进行了连续轰击。大约一个多小时的炮击之后，野战军就在装饰一新的“阵地之家”里愉快地会餐过节了。

    在华野的阵地上，淡蓝色的炊烟袅袅地升了起来，顺风飘过，带着浓浓的肉香。在这一天，中央军委特地批准慰劳前线指战员每人一斤猪肉、五包香烟。

    而就在几十米外的国民党军阵地上，20多万的国民党军已经身处绝境，缺吃少穿，骑兵变成了步兵，马匹早就被杀掉吃光了。为了取暖、做饭，陈官庄能烧的都烧光了，连棺材也被挖出来当柴烧了，即使有点大米猪肉，也无法烧熟。官兵露宿野地、水沟边、土坎下，一夜之间，孙元良的第十六兵团第一二二师就冻死饿死三百余人。野地和沟里到处都是死尸。

    最可怜的要数那些从徐州盲目跟随国民党军出逃的女学生和其他妇女们了，在要快活活饿死的情况下，只要有点吃的，个人尊严完全被抛到了一边，被迫做了军官们的“战地夫人”。在不足20里的陈官庄地区的冰天雪地上，一张张降落伞张开作为帐篷，远远望去，就像一朵朵蘑菇浮在水面上，里面就是国民党军官和他们的“临时太太”得过且过地等着未知的命运。

    就在元旦这天晚上，被围的国民党军王牌军之一的第五军一三三团十几名新兵想乘夜黑逃跑，被团长姜铁志发现后抓起来全部活埋了。但即使在这样的铁腕高压下，每天至少有三百多人跑过来投降。开始是单个的，成班成排的，接着是成连成营的，以后，连副团长、情报科长之类，也带着部队投过来。

    事后知道，杜聿明集团从被包围以后到我军总攻之前，投降过来的即达一万多人。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共军的政治攻势，真是比张良的‘楚歌’还厉害，弄得我们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士无斗志，一击即垮。在各个战线上，士兵和下级军官，只要避开了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就纷纷携械投降了……”

    12月31日，华东野战军鉴于华北战场野战军已完成对傅作义集团的分割、包围，“惊弓之鸟”已成“笼中之鸟”，遂请示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乘杜聿明集团恐慌、动摇、悲观失望之际，发起攻击，获得淮海战役的全胜。

    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2日复电同意。

    蒋介石求和，元旦文告

    1948年12月24日，蒋介石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密电中说，仗已经打不下去了，请求蒋介石将谋求和平的愿望转告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请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而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30日又发出一密电呼吁：“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

    白崇禧之所以发出这封电报，是因为他看到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经大部丧失，总兵力只剩下204万人，能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有146万人。而国统区经济也陷入总崩溃，物价飞涨，工商凋敝，财政枯竭。军事失败和经济恶化，再打下去也是败局已定。

    蒋介石也早明白这一点。早在1948年10月，他就召集亲信秘密会议，商讨一旦战败，国民党的党政中心迁往何处。

    当时，有人建议模仿抗战时期，迁往大西南。蒋介石的同乡、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主张撤往台湾。他分析：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可以暂时阻止解放军的追击。台湾物产丰富，有日本人建立的工业基础，交通也很发达，有利于国民党的统治。

    蒋介石采纳了这一建议，开始秘密实施撤退计划。他首先是搬运国民党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1948年11月，蒋介石密令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库存的黄金储备运往台湾。而主管银行的行政院和财政部均不知情。俞鸿钧亲自组织一个机密工作小组，将金银装箱。

    11月30日夜，上海外滩戒严，工人从外滩的中央银行金库中搬运了774箱，共约200万两黄金，由国民党海军登陆舰“美盛号”护送，12月2日到达台湾的基隆港。台北海关派专车把黄金运走，藏在秘密的地点。接着，又将151箱，共约57万两黄金和1000箱的400万银元运到厦门。

    就是白崇禧发出密电的同一天，也就是12月24日，蒋介石下令改组台湾省政府，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主席。次日，任命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这样，蒋介石在下野之前，已把台湾的党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元旦文告《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承认“戡乱”的失败，并说自己愿意向中国共产党“求和”，但条件是要保存现行的宪法，保存“中华民国”的法统，保存国民党的军队，否则，国民政府就要和共产党“周旋到底”——

    全国同胞：今天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开国纪念日。自国父倡导国民革命，创建“中华民国”，开国至今，整整经过了三十七年。在这一个时期之中，革命先烈爱国军民流血牺牲，艰苦奋斗，饱经挫折，备历艰辛，宪法才得实施，宪政才告成立。我们今日在宪政政府成立之后第一次举行开国纪念，深觉岁月蹉跎，建国事业如此迟滞，三民主义未能实现，实在是感慨万分。溯自抗战结束之后，政府惟一的方针在和平建设，而政府首要的任务在收复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以期保持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三年以来，和平建国的方针遭逢了阻挠，东北接收的工作也竟告失败，且在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东北九省重演“九一八”的悲剧。华东华北工商事业集中的区域，学术文化荟萃的都市，今日皆受匪患的威胁。政府卫国救民的志职未能达成。而国家民族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是中正个人领导无方，措施失当，有负国民付托之重，实不胜惭惶悚栗，首先应当引咎自责的。

    ……今日戡乱军事已进入了严重的阶段，国家的存亡，民族的盛衰，历史文化的续绝，都要决定于这一阶段之中，而我同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自由或奴役，生死或存亡，也要在这一阶段决定。

    ……所以和战问题盘旋于每一同胞的心胸之间，而政府为战为和亦更为每一同胞所关注。……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道这个问题的决定，全在于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然而，所有人从这冠冕堂皇洋洋洒洒的文字中，已能清晰地看到国民党政权败亡的态势。不过，蒋介石的“和谈”高调，也得到了一些知名人士的响应。北平的张申府教授发表《呼吁和平》，希望国共停战。梁漱溟也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敬告中国共产党》，表示：“好战者今天既不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

    然而此时，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上海，已是人心浮动，惶惑不安。各轮船公司奉命在南京、上海集中船只，以供国民党政府紧急征用。各级政府官员，争相逃往香港、台湾。

    行政院院长孙科未经蒋介石批准，就率行政院迁往广州，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并表示反对与中共谈判，号召继续战争，企图经营华南。国民党中央党部仅剩十余人，立法院80%的立法委员逃离了南京。就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也忙于撤退人员及家属。

    李宗仁回忆到：徐蚌会战已近尾声时，中共全盘胜利已成定局，京沪震动，人心惶惶，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至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都认为前途无望。在发表“求和”声明的同时，并不认输的蒋介石密令杜聿明照第三案实行突围。杜聿明奏明情况：“目前弹粮不足，能否投足粮弹？”

    5日，他接到蒋介石回电：“准再投三日，务必遵照实施。”

    然而，蒋介石和杜聿明都没有料到，第二天，即1月6日15时30分，华野的全面攻势开始了。

    围歼陈官庄，势如破竹

    总攻发起之前，华东野战军又一次调整部署，以第3、第4、第10、渤海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编成东集团；以第1、第9、第12纵队编成北集团；以第8、第2、第11纵队编成南集团，分别担任主要突击。特种兵纵队的炮兵分别配属3个集团。

    在战法上，采取各个歼灭与割裂突击相结合，割裂邱、李两兵团联系，首先歼灭较弱的李弥兵团，尔后再歼邱清泉兵团。另以第6、第7、第13、鲁中南、两广纵队为外围拦截部队。

    1月7日，华野的主力攻占了李弥兵团司令部驻地青龙集，李弥一部的主力被歼灭，其盘踞的23个据点也被收复。当晚，李弥率残部慌张逃入邱清泉兵团防区——永城县陈官庄地区。

    杜聿明向蒋介石告急，要求飞机轰炸，投毒气弹，掩护突围黄昏时分，杜聿明、丘清泉从陈官庄转移到陈庄，与李弥、熊笑三共谋对策。杜聿明仍主张次日即1月10日突围，但邱清泉、李弥、熊笑三都表示反对，坚决要连夜突围。杜聿明无奈，只好通知各残部“自决”，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一封电报：“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

    杜聿明与邱清泉商量后，决定以第5军为先锋，在空军掩护下杀开缺口。第5军是国民党军嫡系中的精锐部队，“五大主力”之一，是国民党军第一支机械化部队，曾参加过印缅远征军。杜聿明就是该军的首任军长，而邱清泉也曾担任过该军军长。尽管连日战况空前惨烈，邱清泉也一直没使用第5军，就是为了在最后关头使用。

    9日，杜聿明集团在20多架飞机掩护下，施放着毒气，利用火焰喷射器夺路向西突围。第5军军长熊笑三亲临担任突击任务的第200师指挥，对郭营、刘楼、王花园、左砦发动攻击。

    该师是第5军的建军师，曾在印远征缅抗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名震中外，战斗力最强。然而在华野9纵、8纵等的迎头痛击下，第5军仅攻占了左砦，没能打开缺口。计划多日的突围宣告失败。4、10、3纵队等部奋力进击，直捣杜、丘之指挥中心——陈官庄、陈庄。

    9日这一夜，被粟裕称为“迅速、惊人、巨大的发展，是全战役最重要、最紧张、最精彩的一个阶段，也是接近最后一幕的最生动场面。”第3、4、13纵队齐头并进，突破了杜聿明最后的防线，直逼陈官庄，解放军以十一辆坦克搭载一个加强步兵连与骑兵团组成快速部队，追歼残敌。

    决战到了最后关头，华东野战军的战士分外精神，分散在地堡和交通沟里，磨枪擦炮，就等着冲锋的命令。

    “时间过得真慢啊！”在交通沟里的指导员李子平有些急不可耐。不知什么时候，李子平发现自己的帽檐和睫毛上都结起了霜花。

    这时，隐隐约约听到，对面小土圩里人声嘈杂。

    “看来敌人已乱成一团”。李子平心里想。它们夜间盲目炮击的声音越来越少了。快到拂晓，北面传来了炮声，大家知道其他部队已经发起攻击了。

    “马上突击！”营长发出了命令。

    战士们立刻跃出交通沟，一闪就跨过了大约是五十米的开阔地，冲进圩子，借着昏昏夜色，看见茫茫平原上，物资散乱，人马杂沓，成千成万的人在向后跑。他们也就乘势穷追，一个连队一头钻到敌人堆里。四面在呼喊，四面有枪声，分不清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哪里是陈官庄了，只顾向敌人最多的地方猛插猛打。

    部队边向前攻击，有的战士看到那么多枪械，顺手拣几支背上，跑几步换一支，跑几步再换一支，最后体力不行了，李子平大声喊：“先不要拣枪，赶快快前进！”

    一边跑，一边就有成群结队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向他们投降，问：“往哪走，往哪走？”战士们向身后一指，又往前飞跑。……

    一个路跑了十来里路，棉衣都湿透了，越跑越重，而敌人却越来越多。

    怎么办呢？正在为难时，忽然身后打来了一群炮弹。

    李子平当时不明白为何自己的身后会有炮弹打来，后来才知道，因为自己的队伍前插太快，连炮弹也落后了。

    炮弹一响，成千的放下武器的敌人，自动集合起来，汇成二十几路巨大纵队，直向我们后方推去，像被暴风雨冲刷的潮流。零散的俘虏也被卷了了进去，使这股潮流越来越大。

    俘虏中带头的人看见打进来的李子平部队，摇着白手巾，有的拍手，不住地高喊：“欢迎解放！欢迎解放！”李子平刚向他们讲了几句话，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突然叫住他：“官长，这个给你！”他掏出一支驳壳枪来，外加五十发子弹。

    天色渐明，看看周围，李子平才发现正处在一大群帐篷和地堡中间。有军用帆布帐篷，有降落伞搭的帐篷；有迫击炮筒盖顶的地堡，有把汽车翻过来盖顶的地堡……

    他们走进一顶大帐篷，火堆旁的人见了，都站了起来。其中一个恭恭敬敬地说：“报告长官，这是我们的武器，八十发子弹一发也没有放！”地上果然放着步枪和机关枪，旁边是鼓鼓的子弹袋。他们烧什么吃呢？一看：满罐马血。

    李子平问：“这是什么地方？”

    “报告长官，这里是陈官庄。”一个俘虏兵回答。

    啊？李子平大吃一惊，原来自己已经插到杜聿明的总部来了。若不是几座仅存的破茅屋和断墙，李子平还以为这是个墓地呢。

    在离此不远的一片平地上，有几百个长方形的小土炕，有些被雪埋平了。李子平揭起炕上的被子看看，全是伤兵，不少已冻死了，还活着的一看到他们，连声求救。

    另外一一道几里长的沟，也几乎被尸体和伤兵填满了。一个半死不活的伤兵流着泪说，他们都是从前方抬到这里的，医院不收，担架兵没办法，把担架扔下跑了。

    天亮以后，蒋介石派来了许多飞机，到处轰炸，重磅的美国炸弹、用筐子装的迫击炮弹，从空中往下倒。

    这时，已圆满完成了战斗任务的野战军奉命撤出陈官庄。一个同志跳上汽车，大声对俘虏们说：“谁会开汽车，站过来！”一下就过来了十几个汽车司机。李子平带领全连立即跳上几辆美造十轮大卡车，一阵风离开了陈官庄。

    10日拂晓，华野四纵、十纵在三纵的配合下，攻克了杜聿明指挥所所在地陈官庄，四纵与兄弟部队配合，攻下了邱清泉兵团指挥部。国民党军各部失掉了指挥中心，整师整团向我军投降。

    10时，战斗基本结束。10日下午，少数残敌退到陈官庄以西及西北侧的刘集、周楼一带，妄图作最后挣扎。华野4纵、10纵紧追不舍，9纵、8纵、渤纵也急速从其他三面将刘集、周楼包围，3纵则直插敌阵。30分钟后，敌阵被完全攻破。此时，敌坦克部队从周楼向西北突围，至奶奶庙被河沟所阻，复由北而绕过，逃向夏邑会亭集以西，其中两辆坦克在胡桥为解放军地方部队俘获，所余六辆被华野骑兵部队于会亭集西南歼灭。至此，陈官庄地区围歼战结束。

    假降真逃跑，李弥漏网

    9日晚，杜聿明、邱清泉、李弥就分头突围逃命。

    1月10日凌晨，李弥等人在所属9军3师师长周藩等人的保护下，慌慌张张地逃到所属九团驻地周楼。谁知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拂晓时分，解放军对周楼一阵炮轰后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夜间所有在周楼藏身的几百国民党军官兵，除打死打伤外，几乎都跑光了。

    这时，李弥焦急地说：“你们都当过参谋长，还想不出办法吗？”

    周藩请示说：“如果再打下去，大家一齐都完了，我想派人送个条子出去，请求投降，您看是否可以？”

    李弥随即答应说：“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并写明条件：第一条，投降后保证官兵安全，不杀我们；第二条，投降后不论官兵，凡是不愿意干的不能强留，放他们回家；第三条，投降后所有伤员，必须护送医院治疗，重伤者应先派车急送后方治疗。答应我们这三条就投降，若不答应，我们拖到晚上再说，天黑看不见，我们就能溜掉。”

    投降条子送出去了，大约中午时分，解放军9纵第27师政治部派人送来一封敦促投降书，要求李弥等立即投降，主官必须出来报到，部队放下武器集合听从点收，否则就立即攻击，不得再延误。

    李弥说：“他们要主官出去报到，看你们哪个愿意去？”

    他随后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说：“我不能死呀！我死不得呀！我若能出去了，对你们的家属我一定会照顾好的，你们可以放心。”

    周藩明白李弥的意思，便答应自己去。李弥止住哭声，便告诉周藩先答应投降，拖着晚点去，同时让亲信找来一套士兵的衣服，自己化装成伤兵，想等天一黑就混出去。

    天黑后，趁着前去投降的周藩等人还未回来，李弥便和一名随身护卫，趁天阴夜黑，匆忙离开了周楼，向北直奔陇海铁路而去。

    1月11日早晨，经过战争洗礼过的淮北平原到处是一片断垣残壁，冷落荒凉。李弥和随从如同惊弓之鸟一般，提心吊胆地来到萧县高庄村的南边，看见路边有一个身着国民党士兵军服的青年，面黄肌瘦，行走困难。

    李弥故意上前与之搭讪，方知此青年士兵名叫汪新安，家住安徽砀山县李庄车站东北十八里汪阚庄村。刚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李弥见此景便谎称自己叫刘明顺，家住上海，也是刚被释放回家的，准备到李庄车站搭乘火车，邀汪新安一起上路。一路上，李弥对汪新安关怀备至，把身上仅有的饼干和牛肉干送给汪新安吃，汪新安甚为感激。

    交谈中，李弥了解到汪新安的堂兄汪涛当过国民党营职军官，提出到汪家休息一天的要求。汪新安便点头答应了，李弥的随从便一人去了李庄车站。汪新安和李弥于12日半夜时分才摸到汪阚庄。

    李弥经察言观色，几经打探，认定汪新安是个老实人，便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向汪新安交了底。当汪新安得知领到家来的人便是国民党军大名鼎鼎的司令官李弥，既紧张又害怕，一夜翻来覆去也未睡好觉。

    次日下午，汪新安的堂兄汪涛来到汪新安的家见李弥，把李弥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外面穿件棉袍子，里面穿着黄驼绒线衣不暖和，里外不相称，也太招眼，咱俩把衣服换一下吧！”

    说完，汪涛把棉袄脱给了李弥穿上，李弥也把黄驼绒线衣脱给汪涛穿上。李弥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汪涛如何将自己送出去。汪涛便介绍了自己的老表高大荣。这个高大荣是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在县政府做事，他得知李弥的处境后，觉得这是个邀功请赏的好机会，便一口应了下来。

    一番筹划，十五日，汪涛筹集了一笔钱，又到当时驻在本村的解放军连部写了一张去徐州送面的路条，把钱和路条交给了高大荣。

    16日下午4点钟左右，由汪新安的叔父汪学仁等人，推着装面的车子走在前面，高大荣和脸上涂抹锅灰的李弥跟在后面，一块来到李庄车站，李弥、高大荣乘坐火车东去，于当日晚到达徐州。

    李弥总算从战场上捡了一条命，一路逃到了青岛。

    邱清泉突围，自杀身死

    1月9日晚十九时，陈官庄核心阵地被突破，邱清泉仍率特务营固守照壁据点，与解放军反复拼杀。10日零时，邱清泉率残部向南逃窜，企图到张庙堂第200师指挥所与该师合力冲出。

    然而，突围过程并不顺利，杜聿明在冲出兵团部时即与随从被冲散。邱清泉途遇通信营营长程渭滨，程报告说，两小时前已与第二〇〇师失去联络。

    邱清泉在突围前，已向上尉副官陈亮索要手枪。在获报突围无望后，眼见身边残余百余官兵仓惶凄惨状态，四处解放军大呼缴枪不杀。邱清泉大声喝令追随自己的官兵各自逃生去。追随在邱清泉身边的人员多系亲信之军官或卫士，不愿离去，其中一位大喊：“司令官你呢？”

    邱清泉喝道：“他×的，不成功就成仁，你们到南京集合，不要管我”。

    同行官兵纷纷掉头自寻生路去了。邱清泉身边只剩警卫营营长远硕卿、副官陈亮、卫士徐仁成、警卫营通信兵何永福。

    邱清泉下完最后命令后，面南而立，举手敬礼向蒋介石诀别，礼毕见随行官兵纷纷散去，邱清泉躺倒在地，口称不能再走了。部分官兵不知往何处逃，仍在附近徘徊。

    邱清泉一卧地，马上自大衣中抽出腰间所佩电光手枪，打开保险向腹部开了一枪，随从被枪声惊动，回看邱清泉倒卧处。邱清泉一枪中左腹，自知未死，又恐卫士夺枪，于是马上再开两枪，两枪均因右手颤抖与痛苦中的暂时失去意识而偏向。

    痛苦不堪的邱清泉命令远硕卿补枪。远一时震惊，不知如何反应，邱清泉乃呵斥远道：“你要留我当俘虏吗？你想抗命吗？”。

    远硕卿回过神后，忙问平时保管邱清泉佩枪的副官陈亮枪由何处来，陈亮答道：“这是美国顾问送他的电光手枪，平时是由我携带，今晚他向我要手枪，可能事先就有这个准备”。

    这时邱清泉在地上喘着气，但仍瞪着远硕卿。远示意站在一旁的通信兵何永福开枪。何永福拾起手枪，在邱清泉面前举起手枪，邱将军开口喝其开枪，何永福一枪击中左胸，一枪击中右胸。

    时为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凌晨。

    何永福开枪后，马上丢下手枪逃去，副官陈亮、卫士徐仁成也跑开。在四处徘徊的官兵遥见邱清泉自杀即四处逃散。

    这时，一枚炮弹伤及远硕卿背脊。远负伤后倒卧在邱清泉尸体一侧。不久天亮，他见到解放军搜索兵过来，举起军帽投降，自称系邱清泉卫士，正护卫邱清泉尸体。因为他自称卫士，又身负轻伤，所以在短暂盘问后获释，发给路条听任离开战场。

    解放军找到邱清泉遗体找来当地居民张遂等人，用软床将邱清泉遗体运往萧县锦桥村。当夜又用汽车将遗体运往单庄，用担架置于民屋中。在辨明为邱清泉之后，即拍照入殓，并埋葬于单庄以北荒林中的乱坟岗中。

    此后，原邱兵团被俘将校李汉萍等人撰写关于邱清泉之死的相关回忆，但无法查清目睹邱最后一刻的目击证人，只好说与解放军陈官庄战后“发疯乱跑被流弹击中丧命”。

    远硕卿辗转抵达南京，后回许昌老家，此后对亲睹的邱清泉丧命经过一直不敢透露。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撰成回忆。1992年远病逝，其遗作“邱清泉之死纪实”两年后发表于1994年1月出版的《魏都文史资料第四辑》（人民政协许昌市魏都区委员会文史委出版）。

    杜聿明逃亡，大鱼落网

    李弥逃过了一劫，杜聿明却没有那么幸运。如果再用从南京争取来的座驾，肯定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带着副官卫士十来个人，先向西走出村庄，再转向东北，沿途见大批部队整队向陈庄前进，。

    这时四面沉寂，走到贾砦附近，杜聿明一行人见有大队野战军向西运动，赶紧躲在战壕内隐蔽起来。

    战壕里，副官尹东生拿出随身携带的剃须刀给杜聿明剃胡子，边剃边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杜聿明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就没有阻止。

    野战军大队过去后，杜聿明一直往东北跑，想跑过一段再向西转南。他们一路冒充11纵队的士兵，跑了二十来里路，来到了华东野战军4纵11师卫生所附近的山芋田中。

    见到一个老百姓过来，卫队中的一人便走上前问：“老乡，附近有解放军么？”

    “这方圆百里之内都是解放军。”

    卫队中的人一听，连忙从口袋中掏出一枚金戒指，往老乡手中一塞，说：“你拿着吧，不要告诉别人。”

    谁知这一来反面是欲盖弥彰，老乡马上报告给卫生所。

    杜聿明心中慌张，已经跑了跑了这么远，还有解放军的队伍，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跑出包围圈，于是一行人又从两个村庄间向西北跑。

    这时天边已吐鱼肚白，尹东生对杜聿明说：“我们到村庄上报到去？”

    卫生所立刻派出2名通信员，追击到田里，问：“你们是哪一部分？”

    尹东生副官说“送俘虏的。”再一喊，副官卫士都放下武器。

    杜聿明一行人被带到了村中，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野战军的战士关切地说：“你们饿了吧！”

    于是送水送饭，大家饱吃一顿。不久，他们被分成两部分：杜聿明同副官、司机到一位首长处谈话。

    副官说：我是尹东生，《徐州日报》随军记者；这位是十三兵团高军需”；司机说：“我是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他们给拉来的。”各人都拿出证件。

    11师政治部主任陈茂辉听说了这个情况，便命令把军需处长、中央日报社记者和汽车司机带到他这边来。

    当杜聿明3人被带到陈茂辉办公的屋子，陈茂辉和气地叫他们坐下，并递给“军需处长”杜聿明一支解放区的“飞马”牌香烟。

    杜聿明没有吸，而是从自己的大衣里掏出美国的“骆驼”牌香烟吸了起来。这个细节引起陈茂辉的注意，联想到有记者还有那么多随员跟着，而且这些随员都穿着美式军装，拿着冲锋枪、卡宾枪，陈茂辉当时就估计，“抓到一条大鱼了，至少是军一级以上的官，决不会是什么军需处长。”

    “高军需叫什么名字？”

    “高文明。”

    陈茂辉又笑着说：“你这个名字倒不错，13兵团有几大处？”

    杜聿明答：“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

    这么小的官，杜聿明平时是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的，因此，他从大衣口袋里掏钢笔时，一伸手，就露出了洁白的手臂，手腕上还戴着一个高级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一包香烟；再掏，掏出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金笔，可是只写了“高文明”三个字后就写不下去了。

    陈茂辉意识到自己抓到了一条大鱼，于是语带讽刺地说：“写啊！”“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杜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站在一旁的副官有点替他冒汗了，伸手要替他写。被陈主任制止了。

    陈说：“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是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拿出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从头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句，然后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不过，你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除了战犯以外，是一律宽待的。”

    杜聿明几乎把头埋到衣领里去了，一时难以看出他的表情。于是陈对他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被消灭；黄维本人想混走，也还是被活捉了……

    杜聿明忽然一怔，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们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的。”

    杜聿明为了不引起陈的怀疑，故意引开话题：“你贵姓？”

    “我姓陈。”陈茂辉回答。

    “这里说话不方便吧？”杜聿明在努力判断眼前审问他的人。

    “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代，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陈误会了杜聿明的用意，以为是眼前这个假军需处长是担心天上飞机的轰炸。

    “杜聿明是不是坐飞机跑了？”陈茂辉接着问。

    杜聿明三个人立刻都说：“听说跑了。”

    询问一直进行到中午时分，“军需处长”提出要休息一下，陈茂辉便将他安排在了村口一间四周无墙的磨坊中。

    稍后，另一名干部同陈茂辉一样，又询问了杜聿明一番，经过严密的检查，然后将东西一一点清，交还各人。

    这一检查，使杜聿明感到华东野战军对俘虏的态度真好，手续清楚，纪律严明。杜聿明等被带到一个广场，从13兵团大批俘虏的面前经过。杜聿明看见许多熟悉的老部下，杜聿明心里更是着急，担心自己总有一天会被认出来的。

    杜聿明来到磨房后，仍然处于野战军的严密监视之中。

    这时，战犯这个名称一直缠绕着杜聿明，见杜心神不安，卫士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平时坐惯了车的杜聿明腰腿疼痛，哪里还跑得动。想想自己横竖是一死，不如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

    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杜聿明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

    实际上，杜聿明从部下身边走过去时，很多人都认出了他，他这么一自杀，在村子广场的俘虏中，大家相互之间传递说：总司令死了！

    这个消息最后传到了陈茂辉耳朵里，他当时觉得奇怪，这个总司令是谁呢？然后马上联想到那个关在磨房中的高文明，于是立即派人去检查。

    陈茂辉一面命人把“高文明”送往卫生所，一面把那个“中央日报社记者”杜聿明的副官带来。

    “高文明是什么人？你自己是什么人？你立即交代，如果你坚决反动，不肯坦白，马上就枪毙了你！”陈茂辉有些声色俱厉。

    “记者”马上跪下说：“我交代！我交代！他是杜聿明……杜长官，小的是他的随从副官！长官饶命啊……”

    听到这个消息，陈茂辉马上从4纵联络部拿来了杜聿明的照片，并到卫生所再去看这位所谓的“高文明”。

    陈茂辉对比了一下照片，除了八字胡剃掉了和头上的纱布外，这位“高军需”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而在照片的背后，清清楚楚地写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争罪犯杜聿明。”

    陈茂辉叫人把“军需处长”带来，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杜聿明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战争史奇迹，硝烟散去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年1月10日结束，历时66天。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伤亡13.6万人的代价，歼国民党1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万人。

    经过这次战役，整个南线战局已根本改观，蒋介石在南线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其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长江中下游的中心城市武汉，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上少于国党军的情况下进行的战役，也是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毛泽东称赞前线指战员：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对于淮海战役，国民党军统帅部在战后检讨中，不得不承认：国军遭受之失败，影响全局，最为重大，尤其是华东地区。由于国军在徐蚌决战中，主力兵团全部被歼，致使国军再无力与共军主力决战。

    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将军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由于国民党政府在长江以北的失败所造成的耻辱，纵令时间容许，国民党政府是否能在华南取得必要的支持，动员这一地区的人力，以重建其军队，实属极端令人怀疑。国民党的完全失败，已是不可避免。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认为：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崩溃了。

    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这一天，粟裕跑到秘书处大声疾呼说“同志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整个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了。”粟裕指挥部队，打了好多的胜仗，从来没有跑到秘书处告诉打胜仗的消息，这是唯一的一次，他高兴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来，粟裕在谈到这次战役时说：

    “敌人犯错误是淮海战役取得胜利的客观因素。战役开始前，敌人对我军的战略意图并无所知，对我军主力的攻击矛头指向何方，模糊一片，曾一度想撤离徐州。战役开始后，敌人没有估计到我们会同他们决战，仍然以旧眼光看我们，以为打一仗就会停一停。敌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同我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打算的。战役开始后，敌人着着被动，部署错乱，终至完全失败。

    从敌人的失败，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这个人很“小气”，他有一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他连半点也不给你，如果你拿下了他的大的呢？他连小的也不要了。这次淮海战役，他又很小气。开始舍不得丢44军，黄百韬在新安镇等待连云港撤来的44军，结果，黄百韬陷入重围。黄百韬陷入重围以后，他又舍不得丢黄百韬，不但派邱清泉、李弥来救，还派黄维来救，结果，黄百韬没有得救，黄维又被包围了。他又让杜聿明来救黄维。结果黄维没有得救，又丢了杜聿明的三个兵团。

    杜聿明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打仗。他在印缅作战时，有美国的供应，出过风头。在东北时，有火车、轮船、飞机源源供应。但这次被我们包围在永城地区，突不出，守不住，被我们全部歼灭。

    第5军邱清泉，一直是华野寻歼的对象。5军战斗力比74师稍差，与18军不相上下，各有所长。邱清泉好打滑头仗，跟友邻关系不好。这次解决他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

    淮海战役歼敌人数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进行的莫斯科保卫战和库尔斯克会战，这两个世界著名的战役中苏联均歼灭德军50万人。

    斯大林得知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在笔记本上写道：“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当时，华东野战军加起来不过60万人，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的兵力有将近80万人。淮海战役歼敌55万余人。

    苏联和新中国建交后，斯大林对即将赴任的驻华大使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成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这个战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也值得世界人民学习研究。你到中国帮我办一件事，就是研究淮海战役胜利的原因。

    尤金到北京后，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的这个看法和要求。毛泽东说：“这个战役是粟裕同志在济南战役快结束的时候提出来的，中央军委确定了方针、原则和战役的兵力部署，战役的具体指挥是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位同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