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王坐镇，前途未卜
1948年9月的一天，在北平西郊公主坟附近的华北“剿总”总部里，总司令傅作义双手插在背后的棉裤腰里，两只穿着黑布鞋的脚，在漆成棕红色的地板上来回踱步。
年过53的傅作义，摸着自己略微花白的头发，心下知道，前途当掂量掂量了。
1947年11月，蒋介石撤销了孙连仲的保定绥署，成立华北“剿总”，将华北五省（河北、山西、热河、察哈尔、绥远）两市（北平、天津）的军政大权交给傅作义，任命为“剿匪”总司令，把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一些御用文人则将其吹捧为“中兴清室”的曾国藩。
这是表面的文章话，私下里，傅作义是知道自己的出生的。早年，傅作义是跟随山西的阎锡山打天下，很得阎锡山的赏识，短短几年间从排长一直升任师长。1928年，才投靠国民党南京政府，担任天津警备司令，1931年又升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并移师绥远（位于今陕西以北、内蒙古中部，省会归绥为今天的呼和浩特），担任第三十五军军长兼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
抗战爆发，1938年傅作义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又出任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1946年10月，他率部占领张家口，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察哈尔省主席。
故而，傅作义并不是蒋介石嫡系出生。转投蒋门下之后，傅作义的仕途也算是一路通畅。这其中的缘由，一则是算得上能带兵打仗之人，二则是做人做事甚为低调。
傅作义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今临猗县）一个小商贾家庭，兄弟三个，自己排行老二。由于傅作义的父亲是白手起家的，所以家教严格，不事铺张，不尚奢华。这一点傅作义哪怕是在总司令任上，每顿饭也只是喜欢嚼上两个馍馍、一节大葱，喝上一碗小米稀饭。蒋介石的官员当中，他这样的人倒是不多。
话说回来，蒋介石表面上虽然委任傅作义为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将中央军李文、石觉、侯镜如等兵团及青年军、交警总队，都交到了傅作义手上，背地里却又交代这些人：“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继承）老师的。”
陈继承是蒋介石麾下的“八大金刚”之一，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乃是蒋介石安插在傅作义身旁的耳目。他自恃根子硬，指示中央军各部，凡是人事调动、兵员补充、后勤补给等，皆须先经过他，由他承转。
所以，傅作义很清楚，蒋介石对自己，还是放不下心。对于应付他的这套把戏，傅作义也极有心得。据傅作义部下的“一字并肩王”陈长捷所说，傅作义的特点是“不说硬话，不作软事”。无论在何种场合，他从不讲别人的不是，对蒋介石更是表示恭顺。有时蒋介石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尽力揣摩蒋的意图，审慎作答。对蒋系将领也很客气，苦差事大都交给自己的嫡系去干，尽量笼络他们，不动声色地与其周旋。
辽沈战役期间，蒋介石去沈阳途径北平，在“剿总”小礼堂给师以上军官训话。
训话时，蒋介石当着中央军和察绥军将领的面，将华北的党政军经大权，包括中央银行的支付权，一股脑儿的全部交给了傅作义，并让他直接接受美援，这让在场的许多蒋系将领骇然一片。
傅作义的部下，有黄埔军校的、有徐永昌国民第三军的、有民团保安队出身的、有冯玉祥的西北军、有蒙古骑兵旅，还有阎锡山手下十三太保的余脉，可说鱼龙混杂。然而，经过傅作义的手，这些部队却都具有了相当的战斗力，在当时的华北堪称劲旅，他的部下将领对他也有着特殊的忠诚。
也正因如此，虽然蒋介石在他的身边安插了个陈继承，使他“王”不起来，但不仅未能钳制住傅作义，任职不到一年，相反自己却被傅作义挤走，1948年10月到南京担任卫戍总司令去了。
面对蒋介石的厚待，久经沙场又在政局当中混过多年的傅作义，心中有自己的盘算，拥兵几十万，盘踞一方，在此危急关头，该何去何从，当要审时度势之后，才知进退。
虽然心里如此打算，表面上傅作义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又表了一番忠贞，把老蒋对付过去了。
当时，东北的战场每况愈下，“剿匪总司令部”里大小官员无不人心惶惶。傅作义自己也有形势尚不明朗之感。
10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飞来北平，一下飞机就去西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的衣冠冢，尔后又在孙中山纪念堂的小房子里独自面壁坐了好几个小时。碧云寺，是孙中山为寻求国民革命的胜利，亲来北京与当时的段祺瑞“共商国是”，积劳积郁而不幸逝世后停灵的地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几乎搅得华北“剿总”鸡飞狗跳，上下不宁。傅作义也不知老蒋葫芦里卖什么药，被弄得一头雾水。
而在对壁沉思的这几个小时，蒋介石内心起伏不平。
在东北，蒋介石三易主帅：熊式辉不行，换陈诚；陈诚不行，1948年1月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时，又把卫立煌弄去当总司令。卫立煌在蒋的心中是个敢做敢打、秉性粗犷的将领，谁知到了东北也是束手无策。长春从6月份开始就已被围，三四个月下来已处于粮尽弹绝的境地；而就在长春危急之际，9月中旬，东北野战军主力又突然南下包围锦州，准备来一个“关门打狗”。
蒋介石到碧云寺此举的潜台词，是想借用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力，感化有“党国中坚”之称的傅作义，希望他能出兵去拉东北的卫立煌“弟兄们”一把，解除锦州之围。
从孙中山的纪念堂出来，蒋介石又对傅作义作了一番声涕俱下的谈话，傅作义同意出兵锦州。很快，华北“剿总”紧张地忙碌起来。陈继承的补缺，刚刚调任的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宋肯堂急急赶往天津查看公路、港口情况，天津市市长杜建时也遵照傅作义的布置，积极去勘察援锦的道路、桥梁……
正当人们纷纷估计傅作义马上就要举兵出关时，从东北传来捷报：10月15日，锦州解放了！
这让蒋介石和傅作义都始料未及。
酒席泄天机，偷袭石门
北平的地下党李炳泉、刘时平一直注视着傅作义的动向。
锦州解放之后，刘时平发现总部四周突然增岗加哨，加强了戒备。“剿总”的大小官员禁止外出，外部的人员也被禁止入内。接着，他收到消息：10月23日华北“剿总”开了一次紧急的秘密军事会议。
“怪了！锦州已然解放，也不存在援锦的计划了，为什么如此紧张地开绝密军事会议？搞得又这么神秘？”
刘时平觉得有些可疑，到底蒋介石他们想要做什么？刘时平觉得有必要把情况摸清楚。
他找到了当时担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的李炳泉。刘时平与李炳泉本是西南联大同学，毕业后同在新闻界工作。李的公开身份是《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实际则是由李炳泉单线联系的情报员。两个人借助新闻界的身份在傅作义的军部交了不少的朋友。
李炳泉的堂兄李腾九是傅作义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多年充当傅作义的高级幕僚，与傅关系极为密切，后来担任华北“剿匪”总部的少将联络处长。趁傅作义在北平创办《平明日报》之机，李炳泉就通过他进入《平明日报》社，当上了采访部主任。
《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喉舌。平时，身为华北五省“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是很愿意在报纸上谈谈自己的想法和政策的，目的当然是通过报纸宣扬出去。可是这次，李炳泉接连两次要求进总部采访傅作义，都被挡了回来。
这时，刘时平想到了自己的中学同学兼同乡鄂友三。鄂友三外号“鄂阎王”，打仗勇敢，性情残暴，颇讲江湖义气，当时正担任傅作义手下骑兵十二旅的旅长。
1948年春天时，鄂友三曾经率部快速穿插，孤军深入，直捣河间，攻占了冀中军区司令部，摧毁各种军工和民用设施，销毁武器弹药，把储藏的2万斤小枣、1万斤大米作为战利品分发给当地百姓。
为此，北平新闻界的外勤记者联谊会曾经组织了一次到涿州采访，驻涿州练兵的鄂友三对刘时平等以贵宾相待，刘时平借此机会写了吹捧鄂的文章。
骑兵十二旅回到北平后，刘时平就和鄂部军官混在一起，陪同吃饭喝酒，私交甚密。
为了解23日秘密军事会议的内容，刘时平就以同学、老乡关系，到鄂友三家里喝酒。在座的，还有他们的老乡刘建龙，当时担任宪兵三团营长。席间，刘时平一面殷勤劝酒，一面陈词激将：“老傅升任一年了，继庄疃之后连吃败仗，满城进剿，弄得十二旅好惨。咱察绥人真他×窝囊！”
鄂、杜均属蒋介石嫡系，对傅作义反感也最深，听了刘时平的话，更是牢骚满腹。因心情不好，鄂友三喝多了，酒醉之时叫道：“委座有令，要老傅明天就去端共产党的老窝。这次兄弟要大显身手了。”
刘时平听罢，不由大吃一惊：偷袭石门？
石门（石家庄）是华北解放区的首府，1947年11月12日为解放军攻克并建立了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人民政权，属于解放军攻克的第一个城市。它附近的平山县西柏坡就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为了支援东北野战军作战，这段时间华北军区部队主力多集中在察南蔚县一线，北平至石门之间，没有什么主力部队，兵力确实十分空虚。
“老傅已下达了作战命令，明天就出发。你等着吧！这次啊，嘿嘿！我要捞一笔。”
接下来，刘时平渐渐摸清了傅作义人偷袭石门的计划。原来，就在10月23日的秘密军事会议上，傅作义下达了对外称为“援晋兵团”（即增援阎锡山部）的作战任务，任命国民党嫡系“中央军”的94军军长郑挺锋为总指挥，新编骑兵4师师长刘春方和新2军272师师长刘化南为副总指挥，任命曾和共产党打过多次交道的原集宁军调小组国民党代表王越为第一联络官。
伺时，会议还命令“华北剿总”政工处少将副处长由竹生监视“援晋兵团”行动。会议后，总指挥郑挺锋又在保定召开师旅以上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宣布了兵力部署的命令，并决定其部队先在涿州集结，于10月26日在保定会合。傅作义的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还反复强调：“我们这次总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共产党的心脏。”
了解到这些，刘时平强作镇定，终于匆匆告别这位鄂阎王，立即与李炳泉取得联系。
为了确保情况属实，李炳泉和刘时平第二天立刻分头打探，在西直门火车站和涿州等地假意进行采访。他们注意到大批兵员、物资都在忙着装运，驶往保定方向。看来，蒋介石确要走这一步棋，鄂友三说的不是醉话。于是，他们抓紧时间弄清了傅作义准备偷袭石门的时间、兵力和具体部署。
当日上午8时，这一情况被拟成电稿转给地下电台。10时许，这份关系重大的紧急军事情报发往了中共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所在地沧县泊镇，又从那里传向华北局，传向华北军区，传向中央军委。
台前配幕后，文攻武卫
在刘时平紧急传递情报的时候，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收到了另外一封绝密电。
密电的情况来自于傅作义华北“剿匪”司令部的司书刘光国。
刘光国在文印室负责收发命令，所有的重要作战命令是通过他这儿转发，他经常趁这机会就偷偷抄下来。另外他也训练自己的记忆力，这次作战情报他虽然来不及抄，但他看了几眼就背了下来，并且迅速传递了出去，很快到了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手里。
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北平地下党组织不同渠道送来的情报，心里不觉一怔，于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军委的同志立即商讨对策，认真分析了敌我形势：从北平到石门距离只有300多公里，保定以北铁路线基本为敌控制，保定至石门只有１５０多公里，如果偷袭兵团依靠快速运输和空中优势，采取地空配合，不顾一切地突进，只需２日最多３日即可抵达石门；而我军主力远在平绥线上，即使日夜兼程赶到保南也需４日。
也就是说，我方必须在徐水到定县不足百里间，抗阻敌军３日以上等待主力部队赶到，否则对我极为不利。形势异常险峻，绝不可掉以轻心。面对这种局势，中共领导很快研究了相应对策，确定了颇具传奇性戏剧色彩的“台前幕后紧密配合，斗智斗勇，以假乱真，虚实并举”的反偷袭方案。
少顷，一条由周恩来起草的战斗指令发出了：“蒋傅联军配属汽车400辆，带炸药百吨，正经保定向石门实施空心袭击，企图炸毁石门，我为坚决保卫石门，7纵主力立即转移至保南望都抗阻南进之敌，以待3纵赶到会合歼灭，7纵另一旅立即直开新乐，正定之间，沿沙河、滹沱河两线布置抗阻阵地；杨、罗得电后即令3纵于明日起，5天内赶到望都，协同7纵主力作战……”部署完毕，毛泽东说：“蒋介石不愧是交易所出身，总爱搞投机。这次偷袭行动，又是搞投机的那一套。”
又指着地图笑着对周恩来说，“蒋介石以为我们的主力，都去打归绥和太原了，趁此偷袭我军的后方，指望一下子把我们的首脑机关摧毁，最好是把你我都活捉了去。好家伙，真厉害。可惜偷袭的兵马未动，我们就掌握了他们的全部计划。看来，他们这次又要碰上坏运气了！”
周恩来说：“敌人既然准备好这样干，我们就得准备他们来。我们的主力确实在身边很少，后天拂晓他们就来了，我们的后方机关尚不知道，我们准备不好就要吃亏。”
毛泽东说：“如果敌人天亮就来了，我们的主力部队还在途中，敌人就到我们门口怎么办？《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用‘空城计’瞒过了司马懿。我看在我军主力未到之前，我们也来个‘空城计’，先把敌人偷袭计划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让他们知道我们已有准备，他们就会大为泄气，甚至干脆不敢来犯，也未可知。”
周恩来风趣地笑道：“主席，你真成了活孔明啦！这一着虽然不致把敌人完全吓跑，至少也能叫敌人大为泄气，不敢快速疾进，那粉碎敌人的偷袭就容易了。”
很快，毛泽东奋笔疾书，很快将一篇名为《蒋傅军妄图偷袭石家庄》的消息转发给了新华电台。25日，新华电台广播立刻播放这条消息，说：
“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妄想以偷袭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傅军首决定集中九十四军三个师及新二军二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九十四军已在涿县、定兴间地区开始出动。”
27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写的第二条消息，题为《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评论中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种种计划予以揭露，包括敌军各部队番号、将领以及作战计划予以公布，号召解放军和民兵和3天内，做好歼灭敌人的准备云云。
与此同时，各种部署已在进行中，27日从凌晨4点30分至7点，仅仅两个半小时内，周恩来３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情况。可见当时情况之紧急，部署之周密。
31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草拟了第3则政论性电讯：近两周内，蒋送掉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现在北平空虚，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偷袭石门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偷袭石门副总指挥刘化甫看到电讯后，长叹道：“我们自以为是一次极机密的行动，可部队还未出发，人家共产党就知道了，只怕我们是有去无回啊！”
处处受阻击，计划落空
傅作义也知道自己的计划暴露了。
想想蒋介石临行前的情景还犹在眼前。当时，蒋介石再三嘱咐傅作义：“宜生兄（傅作义的字），这是奇袭，一切要绝对秘密。兵贵神速，越快越好。”尔后还颇为兴奋地问他，“宜生，你的精锐骑兵师，突然出现在毛泽东、朱德的门口，这是多么绝妙的一着啊！”
傅作义何尝不想品尝这个胜利的果实。他在布置偷袭的时候，甚至还专门训练了一批人去抓毛泽东。具体到毛泽东爱抽烟，手指头是熏黄的，这样的细节，都交代给了派出去的人。
然而，傅作义的先头部队94军，由定兴改乘汽车后，因途中遭我地方武装猛烈阻击，缓慢南进，从定兴到保定不过六七十华里，竟走了26个小时，平均每小时只走2里多，直到10月27日晚才艰难地到达保定。
总指挥郑挺锋到达保定，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就前来迎接，见面头一句就问：“你们干什么来了。”
郑挺锋严守秘密，马上回答：“我也不知道我干什么来了。”但是对方诡秘一笑说：“你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我比你知道得可还清楚啊，而且我不但知道得很详细，我都知道你们是哪些人来了。”
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卷报纸，“号外”大标题《蒋傅匪军妄图突袭石家庄》，上头还列了郑挺锋、刘春方、鄂友三这一大串名字，全都给登出来了。郑挺锋是大吃一惊，立即发电报到总部，报告这个急讯，同时呢派人把“号外”送回北平呈傅作义。
郑挺锋犹豫地说：“情况大变，必须请示总司令才能行动。”
骑4师师长刘春芳也大伤脑筋，几次向傅作义发电告急：解放区军民防守甚严，此举“谏请钧座考虑”，要求尽快班师回朝。骑兵旅长鄂友三气愤地说：“我怀疑总部有共军内线，否则共军怎么会这样快就知道了？”
他万没想到，正是他自己第一个泄露了机密。
蒋介石在北平听到新华社的广播消息后，气得暴跳如雷，急忙下令傅作义立即查办泄露军机的人，并说：“我军已集结保定，平绥线共军主力南下至少要行军三五天。在共军大队主力赶到石门前，一举捣毁共党总部，此为千载难逢之机，岂可轻易改变，望仍按原计划执行。”
傅作义不便与蒋起正面冲突，但私底下，却密令心腹骑兵师长刘春芳缓慢行军，以保存自己实力。
得到蒋介石按照原计划实施的手谕，28日，郑挺锋无奈仍按原计划执行，早晨，指挥集结保定的4万兵马，在10余架飞机掩护下，分4路由保定南下，一出城就遭到解放军、民兵游击队有力阻击。敌右翼军150师及94军直属队、汽车团等，由于途中路断、触雷，处处受阻，7个小时只走了15公里，才到达方顺桥。敌机超低空扫射时，被解放军击落１架。
敌左翼军骑兵十二旅在鄂友三指挥下孤军绕过安国，刚进入唐河北岸，便坠入沿途专门打骑兵的民兵伏击圈，遭猛烈攻击，人亡马惊。29日晚，骑兵宿营在定州城东的北旺村，遭到7纵队一部和当地民兵围攻，不过40分钟，敌旅司令部被打垮，死伤150多人，战马伤亡几十匹，其余狼狈向北逃窜回了保定。
此时，在平绥线作战的我华北2兵团3纵队，在司令员郑维山率领下从察南出发，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于31日拂晓提前一天到达望都，又继续急行军，于31日凌晨赶到沙河南敌军前面。聂荣臻电话鼓励并命令他们：“傅作义得知你们到达望都，惧怕94军被歼，已令其回逃，如敌人撤得慢，争取在满城打一仗，吃掉它一部。”
10月31日凌晨，与郑维山部赶到沙河南的同时，傅作义给郑挺锋、由竹生发出特急电报：共军援石部队返冀，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
11月1日，国民党军全部北撤，3日逃回北平，偷袭西柏坡的行动彻底失败。在这次偷袭行动中，傅作义部损失兵力3700余人，战马240匹，汽车90余辆，以及其他大宗作战物资，本来已经枯竭了的兵源、财源更加困难，本已涣散的军心又一次蒙受重大打击。
敌人偷袭西柏坡失败后，特务们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四处侦察，开始怀疑刘时平。但是他仍旧像往常一样与他们混在一起。一天半夜，鄂友三泄密时正好在场的刘建龙摸到了刘时平的住处，用枪口顶住刘时平的脑袋说：“我们该撤了，临走前先给你送颗子弹。”
刘时平不慌不忙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咱们是老乡，有话你说。”
刘建龙说：“你出卖了我们！”
但是刘时平没有点胆虚，带着微笑看着他。刘建龙叹口气收起了手枪：“想咱们从小是同乡同学，今天这颗子弹就省了。”
十六字方针，各怀鬼胎
偷袭不成，蒋介石自然很恼火，但苦于正当用人之际，他也只能将火压了下去，先顾大局为重。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研究华北作战对策。蒋介石特地召傅作义飞南京共商国是。
这天，傅作义乘一架美制“天雄”号座机飞往南京。他特意穿了一身深绿色将军服，领章上佩戴着上将军衔，显得比平时威武了许多，但神情冷峻，沉默不语。刚走出飞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便迎了上来，兄弟长兄弟短的寒暄一番后，委婉转达了蒋介石要他率部南撤，并许以“东南军政长官”之意。
傅作义心中十分明白，蒋介石这是打算放弃华北，将他华北的嫡系部队和傅作义所部南调，增援淮海前线。这样，即使淮海战场失败，也可为蒋介石退至江南作半壁江山的“君主”添点资本。
傅作义的算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据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前往北平和傅作义见在。在叙谈，杜问傅：“你看前途如何？”
傅作义很沉重地说：“要力量啊！没有兵有什么办法？”
杜聿明说：“我向宜公建议，退守绥远是绝路，守住天津、塘沽这个海口还有一线的希望。”
傅未表示意见，连称：“没有兵，没有兵。”
杜聿明又说：“北平这个风浪不平的地方，还是让给共产党，集中力量守天津、塘沽，可能是上策。”
傅也未表示意见。因为他一直在为走向哪里而纠结：跟着蒋介石南逃，首先失去在华北的统治地位，离开自己起家的地盘，寄人篱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排挤，以致最后被吃掉，自己不划算。而且，他的主力王牌军35军的绝大部分官兵是绥远一带人，故土难舍。所以，西逃绥远回“老家”，在傅作义看来是最理想的。
这次到南京，傅作义还见了桂系的副总统李宗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他们认为国民党政府已经不能战斗，必须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而中共缺乏干部，没有力量解放全中国，所以，和中共进行建立联合政府的和平谈判是有把握的。
傅作义当时想，不管有没有把握，总能拖住一些时间。再者，他估计东北野战军经过50多天的辽沈大战，起码要有2至3个月的休整时间才能入关作战。
不想南下的傅作义在会上，以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倚海作战”的主张，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他说：“我自信有力量确保华北，固守平津，反对把半壁河山拱手让人。偏安难久，史有教训，又影响国际威信。”
蒋介石知道，此时要傅作义跟他南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己必须相机而动，倘若闹翻了，对自己并无好处。如果能够牺牲他在华北地区的军队，同傅作义一起拖住我东北及华北野战军，暂保华北，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野战部队南下，以便争取时间，扩充实力，再与野战军较量，也算是目前自己可做的一个选择。于是，蒋介石、傅作义初步确定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16字方针。
做出这样的决策，也有美国人的作用。
辽沈大战，国军大败，淮海大战，一触即发。在美国政府眼里，蒋介石已经难以扭转败局，差不多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遂由“扶蒋反共”转而扶植地方反共势力。
在华北，美国人看中了傅作义，认为他是“有军事能力的人”。而华北大战在即，美国政府遂与傅作义签订契约，以1.6亿美元装备直接援助傅作义，好让傅作义固守平津，维护美国的利益。
会议一结束，傅作义马上飞返北平，调整了兵力部署。
一个月前，关外有卫立煌，中原有刘峙、白崇禧。虽然陆上交通已经断绝，毕竟还能遥相呼应。但是，转眼之间，东北卫立煌47万部队没有了，南面的刘峙也陷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等人的联合打击之中。
傅作义根据与蒋商定的方针，将其42个师（其中傅系17个师，蒋系25个师，总兵力约50余万人）进行部署：以8个师（傅系）在第11兵团司令官孙岚峰指挥下部署在张家口防区，以保持西撤绥远的通路；以18个师（蒋系、傅系各9个师）在傅作义直接指挥下，部署于北平防区；以16个师（全是蒋系）在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下，部署于天津塘沽防区。
这样，傅作义的全部人马，便在在东起北宁线的滦县，西至平绥线的柴沟堡，约500公里的铁路沿线，以北平、天津、张家口、塘沽、唐山为重点，摆成了一字长蛇阵。这个长蛇阵的特点，蒋系部队控制北平以东，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必要时可以各自撤逃。
傅作义一面准备在3～6个月内扩充20万～50万部队加强防御力量，一面在归绥（今内蒙古中部地区）屯集粮草、作战物资，为自己的退路做做准备。
以战来逼和，一盘大棋
此时的西柏坡，中央军委正在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运筹着即将开始的平津大战。
周恩来望着地图沉思。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长，他正在考虑从何处开刀。
坐在一旁的朱德不紧不慢地说：“傅作义的长蛇阵很有意思呢，足足有1000多里长。”
周恩来抬起头说：“既然是长蛇阵，那我们就先打它的要害。”
说着，他用手里的红蓝铅笔往地图上的平张线一指。毛泽东和朱德的目光顺着周恩来指的地方望去，看出要害之处摆的是傅作义嫡系部队，都相视哈哈一笑。
周恩来接着说：“东北的程子华先遣兵团2个纵队已按军委的命令秘密出动入关，让他和华北的杨得志、杨成武两个兵团共同担当此任。至于具体的部署和打法，再和聂荣臻商量一下，拿出一个妥当的计划来。”
毛泽东提示说：“这个计划要管到林彪的主力抵达平津塘地区，让他在北宁线抓住傅作义长蛇阵的另一头。”
周恩来、朱德点头表示赞同。
毛泽东继续说道：“傅作义与蒋介石的矛盾很深，其他方面也不同于蒋系的将领，在抗战中为民族立过功，还一度拥护我党的主张。他有头脑，为人也算正值，考虑计划时，应该注意这一点。”
周恩来笑着问道，“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傅作义？”
毛泽东略微点头，坚决的口气说：“对！以战逼和，争取让傅作义给国民党军做个榜样。”
继辽沈、淮海战役后，另一场战略决战性大战的基本方针，在我最高统帅部形成了：将傅作义集团留在平、津、张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路线，尔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就地全歼傅作义集团。
这一战略的关键是如何将傅作义留在平、津、张地区，以争取时间，等待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
美、蒋、傅不是要在“暂守平津”中“以观时变”吗？傅作义所部有可能将其全部或一部海运江南，如果真如此，则将增加尔后作战困难。毛泽东将计就计地命令：
一、华北军区第1兵团暂时停攻太原，第3兵团放弃攻打归绥，稳住傅作义集团，避免他感到危险而西逃；然后包围张家口，切断傅作义西逃绥远的道路，并吸引他派兵西援；
二、第2兵团则与东北野战军先遣团出击北平到张家口一线，割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以便抓住傅系，拖住蒋系，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作战争取时间；
三、东北野战军主力立即结束修整，及早入关，出其不意包围唐山、塘沽、天津，切断傅系南逃道路；
四、加大力度宣传东北野战军在东北地区庆祝打胜仗及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沈阳活动的消息，以迷惑、麻痹敌人。
同时，毛泽东命令淮海前线野战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暂不作最后歼灭。这个欲擒故纵，以退求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时变”部署，使傅作义的心有些安定下来了，仿佛看到了“暂守平津”成功的“希望”。
为保存实力，和平试探
1948年10月，蒋介石在北平与傅作义通过北平防守大计时，突然接到宋美龄的信，信中说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抓了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要蒋火速到上海去救外甥。
1948年8月，蒋家王朝行将崩溃前夕，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所谓的“币制改革”，即废除法币起用金圆券。金圆券刚发行的两个月里，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出现了暂时的稳定，但很快便出现了和法币同样的命运。由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由于在军事上的失利，金圆券的发行量越来越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便像钱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飞涨起来，于是想靠“币制改革”挽救国民党经济危机的计划破产了。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反应最为激烈。
资本家一看金圆券贬值如同脱缰的野马，纷纷囤积物资。孔令侃看出这又是一次发财暴富的良机，便利用资金雄厚的优势，用外汇在美国购进大批日用品。运到上海后，以黑市美钞价抛售，再以官价购运美货在上海囤积，转手之间便获利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他们还自备了一艘6000吨的轮船，来往上海武汉之间。大量收购粮食和土特产囤积起来，准备高价出售。于是在上海就出现了中国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现象。一队队市民揣着一叠叠崭新的金圆券，就是买不着需要的东西。粮店大都关门，百货店和副食店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人们瞪着发绿的眼睛四处张望。而那些官吏豪门们，却依旧花天酒地，等着物价进一步上涨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查办投机商，坚决平抑物价。结果，蒋经国一到上海，就查获了扬子公司囤积的违法物资两万多吨。蒋经国说了句：“封！”就把这两万多吨的物资全部封存，仓库负责人也给扣了起来。
孔令侃听说仓库被封的消息后，当即乘飞机到南京去找自己的小姨宋美龄请示帮忙，宋美龄终于答应让蒋经国住手。
此时蒋介石正在北平督战，宋美龄急邀蒋介石回来，说上海现在乱了套，到处乱抓乱杀，都搞到了她宋美龄的头上。蒋介石一听，也顾不上北平和东北的战事，急急地乘飞机回到南京。蒋介石这一走让傅作义颇为不满，他当着一群人的面说飞走的蒋介石：“蒋先生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保他做什么？”
事实上，华北在军事上已经没有出路，所以，他的战斗意志开始动摇。
回到北平后，傅作义就把军队收缩在平津张（家口）地区不动。同时，在北平与李宗仁的主和活动相呼应，自己也开始秘密地进行和中共接洽和平的活动，让他的政工处处长王克俊与傅的朋友刘厚同商议与中共联系。
但其意是在“保存实力”，并不是真心想要投靠。
早在1948年9月的时候，北平地下党通过傅作义的老朋友、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杜任之，向傅作义做和平试探。然而，杜与傅对战争发展形势的看法差距甚大，无法开口与傅谈和的问题。
由于战局变化很快，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从天津来到北平，游说傅作义。傅作义命政工处长王克俊与刘厚同深谈。
刘厚同是辛亥革命时的老人，担任过甘肃军政部长，和傅作义的关系甚深，可以说是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从1928年傅作义单枪匹马在奉军撤退时出任天津警备司令，到蒋阎战争时，阎逃出大连，傅出任绥远省主席，到后来傅脱离阎锡山转向蒋介石，都是刘厚同给出谋划策的结果。傅作义对他一向是推心置腹，言听计从的。
刘厚同的女儿刘杭生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请刘厚同出任热河省主席，他坚辞不就，避居天津，以卖字为生。刘厚同多次上书蒋介石，反对不抵抗政策，他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提出“攘外便可安内”，主张与日军打“持久消耗战”，并提出了具体的攻守之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厚同任傅作义的上将衔顾问，但未到职视事。
1948年10月，刘厚同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委请，来到北平。傅作义安排刘厚同住在华北“剿总”司令招待贵宾的联宜社。刘到北平后，地下党立即派杜任之、崔月梨和其取得联系。杜任之告诉刘，他从胞弟杜敬之（时为北平惠民医院院长，任傅总部参议）口中得知，傅受蒋介石严令，派出一支快速部队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杜说：“宜生（傅作义的字）此着甚蠢，中共的首脑机关岂能无重兵警卫，偷袭断难成功。即使取得某些胜利，他的部队损失也不会小。更主要的是此举必然加深中共的恶感，断了和谈之路。请你尽快告诉宜生，命令部队立即撤回。”刘厚同应杜的要求，马上给傅作义写信，指出：“孤军深入，兵家所忌，希速下令撤回，以保平安。”
可是，傅作义并没有听从刘厚同的建议。一天以后，刘厚同从傅作义女儿傅冬菊那里得知偷袭部队并未停止前进，且前锋已过清风店。便再次致函傅作义：“沈阳不守，平津艰危，尚可分兵援晋乎？闻贵军仍在前进，传言已过清风店，远袭无后援，窍谓愈深入，其险愈巨。现前锋无论进至何地，敢希严令迅予撤回。否则，终必有悔，千万千万，即颂恬和。”此时，由傅部九十四军军长郑廷锋率领的偷袭部队已进至定县、安国一带，在那里受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傅作义遂下令撤回。
面对蒋介石败局已定的形势，傅作义心情矛盾，难下决心。刘厚同主张傅作义，解放北平问题可用辛亥革命的方式，由傅作义发一个起义通电，同时在华化实现和平，然后促成全国和平，继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主张组成联合政府。王克俊和刘厚同商谈后，决定先给毛泽东发个求和电报，表明傅作义的态度。电文大意为：傅作义已认识到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是完全错误的，决计将所属约60万军队交毛泽东指挥，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傅作义将电报稿口述给女儿傅冬菊，让女儿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给毛泽东秘密发电。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时任《大公报》记者，北平地下党安排她从天津调到北平，名义上照顾傅作义的身体，实际利用父女关系做傅作义的工作。
1948年11月17日，傅冬菊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电报给毛泽东。然而，毛泽东没有直接回应。由于未获回音，傅作义在密电第二天派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直接与中共接洽。彭泽湘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自动脱党，辽沈战役后，他从香港来到北平，自称代表李济深向傅作义进言。符定一是毛泽东的小学老师。
然而，彭泽湘、符定一到石家庄后，传递的信息不过是傅作义想参加联合政府。傅冬菊回忆说，父亲这种和平试探，是他与亲信研究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后决定的。傅作义的考虑是，在承认中共领导的前提下，划其辖区为“和平区”参加联合政府，其部下称为“人民和平军”，归联合政府指挥。这样，他的地盘、军队都能保存起来，在政治上能说得过去，部下也能接受。
中共当然不能同意，傅作义的和平试探失败了。
【第二章】新保安、张家口战役——长蛇阵斩首行动
佯围张家口，调虎离山
1948年11月23日，遵照指示，东北野战军12个野战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兵纵队，共80余万人，在辽沈战役后结束休整，兵分三路，由锦州、营口、沈阳分别出发，于12月初越过长城后分别由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入关，隐蔽地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
傅作义没有想到，东北野战军会在这样的天气下，走这样的险径。
所以，傅作义派出去的飞机和探子，主要关注的都是交通要道。在大军悄然行动的同时，新华社两周内不断播发四野在辽沈决战后，日日与地方群众联欢，庆祝胜利，东北广播电台播报各主力部队庆功、练兵、休整等方面的消息。林彪、罗荣桓率总部南下一星期之后，新华社仍在播发林彪在沈阳活动的消息。11月26日、27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平津战役作战计划和作战部署。命令平津战役共分为三个阶段：一，完成对敌军的分割包围，但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二，从新保安开始，然后张家口、天津，依次各个歼敌；三，解放北平。
1948年11月29日，华北战场，从西线开刀了。不过，中共中央认为，刚好利用这个机会稳住傅作义，从而实现将华北国民党军全部就地解决的战略意图。11月29日，杨成武率华北第3兵团突然包围了张家口。
华北军区杨成武第3兵团（辖第1、第2、第6纵队，8个旅5万余人）首先抵达作战区域张家口外围，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国民党军发起攻击。12月2日，先后占领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形成包围态势。
张家口是北平西北重镇，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時正是傅作义“长蛇阵”的尾部。当然，一旦傅部西逃，这“蛇尾”马上会变成“蛇头”。因此，傅作义派第11兵团等部驻守，司令孙兰峰是傅作义多年的亲信、部属和至交。傅作义在晋军当团长的时候，孙兰峰就在他手下当连长了。29日，孙兰峰的一封紧急求援电放到了傅作义的办公桌上。
仅凭聂荣臻所率的华北野战军，不可能对华北“剿总”构成真正的威胁。傅作义感到，在东北野战军还没有入关的情况下，华北野战军就想围攻张家口？这不太像聂荣臻的风格，傅作义对电报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孙兰峰向傅作义确定，确实遭到了华北野战军的进攻。
傅作义心头一惊：张家口被包围，也拖住了傅系主力，如果丢了张家口，向西撤退绥远老巢的退路也就被切斷了。
傅作义愤然地站了起来：“‘共军’此举，不是置我傅某于死地么？想不到毛泽东如此狡诈，表面上表示缓和，暗地里却如此狠毒！”
一直没有收到有林彪部队入关的情报，傅作义确定此时只是聂荣臻在孤军奋战，这只是一次局部行动。以前，傅作义与聂荣臻交过几次手，到目前为止，华北“共军”还没有从他老傅手上占去多少便宜。“打就打！难道我傅作义还怕你聂荣臻不成？”
傅作义即决定一定要保住张家口，立刻把驻丰台的35军军长郭景云召到司令部，要他火速带部队西援张家口，迅速击破华北野战军对张家口的进攻。
第35军，是当时华北唯一的全美械机械化军，被称为“王牌之王牌”。傅作义在绥远练兵时，经常是一夜行军60里，而且负重50斤。35军练兵的最重要的口号，就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所以，35军向以“集合快、出发快、行军快”著称。
35軍是傅作义赖以起家的心腹部队。傅作义曾经对女儿傅冬菊说：“35军就是我，我就是35军！”35军是傅作义起家的资本，是傅作义的命根子。35军在，傅作义在；35军不在，傅作义即便还在，那也只能是另一个傅作义了。
35军军长郭景云生着一脸麻子，是傅作义的爱将，在国民党军队中算得上是能打仗的，但却生性傲慢，专横跋扈。
回到丰台，他立刻命令35军马上出发。他一边上车，一边对一旁送行的部属说：“总司令要我们去救援孙兰峰，我想不会有什么麻烦。不过你们要注意，北平没有我们35军，总司令是不放心的。所以他要我们快去、快打、打了快回。”
当天下午，400多辆深绿色道奇卡车驰出丰台，在黄褐色的华北平原上拉出20余华里的长列，黄尘蔽天，吼声如雷。35军11月30日，郭景云到达张家口，35军所属101师当即向万全发起攻击，12月2日晚又推进至宁远堡。但我军“你打我退、你走我打”，不与其正面接触。郭景云被我军牵着鼻子，气得暴跳如雷。
面对增援的35军，杨成武立即把主力撤退布置在张家口以西，目的是防止敌人退向绥远。这样一来，张家口通向北京的路上只有少数兵力。35军西援，毛泽东第一步棋算是得手。调虎离山是为了消灭这只骄狂的王牌军，倘若放虎归山，后祸将会不断。
毛泽东知道，只有打掉傅作义的嫡系王牌，才能使他没有抵抗的信心，摧毁傅作义集团的士气，才能达到促使他起义的目的。现在能否抓住35军，成败的关键就要看杨得志和程子华率领的兵团能不能到达指定的位置了。
密云攻坚战，打草惊蛇
话说当杨成武的第3兵团围困张家口之时，毛泽东就命令华北军区杨得志第2兵团由易县等地向下花园急进，以切断怀来、宣化间的联系；东北野战军程子华先遣兵团则向怀来、南口急进，以切断北平、怀来间的联系。
只要杨得志、程子华率领的兵团到达指定地域，就能协同杨成武兵团将傅作义在平绥线上的守军与援军牢牢地钉在那儿，既不能东逃，也不能西撤。
12月2日，东北先行入关的程子华（司令员）、黄志勇（参谋长）的二兵团所指挥的第4纵队和第11纵队，已由蓟县和平谷赶到密云附近。11纵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麟仁，加上各师的师长、参谋长以及纵队司令部的一些干部，总共有20多人，召开了一个小型的紧急会议。
贺晋年在地图上找到“密云”之后，就用手指杵了杵说：“密云，这有一条铁路，并行的还有一些公路，由南往北，是北平到承德的必经之地。可不可以说它是北平背后的一个监视哨？或者说是长在脑勺后的一只眼睛？”
陈麟仁接过来说：“司令员说得很是恰当。密云离北平也就百十来里，这儿稍微一颤，那边就会受到震动。”
贺晋年說：“密云是我们去平绥线的绊脚石。‘东总’要求我们要尽快赶到平绥线切断北平与张家口的联系，所以我们要尽快把这块绊脚石搬掉。”
他对身边的侦察科长说：“讲讲密云那里的形势、兵力情况。”
“密云县城不算大，四周有坚固的城墙。老乡说城墙有三丈多高。”侦察科长显得有些紧张，眼睛不时地瞅瞅房顶，仿佛那里有张密云的详细地图，“城外有一道护城壕，据说深和宽都有两丈多，密云东南是潮白河，北靠冶山。据老乡说，城墙内外都有工事，纵横交错，碉堡有明有暗，多得很。据142师前头侦察，城里有敌人一个保安旅和一些警察，总兵力不到两千人。”
贺晋年思索着说：“那就好说了。密云是一座孤城。我估计，只要我们把密云外围的据扫清，密云不会很快得到援兵。若有援兵的话，可能来自怀柔和昌平，所以我们得切断密云与两地的联系。这个任务交给143师427团、428团，143师余部和142师包围密云城，142师主攻。我想，既然密云城里驻的是保安团，那就费不了多大劲，也就是顺手牵羊。打下密云咱走直路，就不绕远了。马上报告兵团首长……”
第二兵团司令程子华立即批准了11纵的作战方案，能够顺手牵羊，何乐而不为？取直径西进不是更好吗！
然而，此时在密云城里的傅作义部队，其实并不止一个保安团和部分警察，还有155师一个整师。凭借修筑的防御工事，错综复杂的大批暗火力点，密云是易守难攻。
密云攻坚战越打越惨烈。31师猛攻了一天，只拔掉了所有外围据点。5日，渡过潮白河的32师与31师两面夹击，战至黄昏，才拿下密云。
虽然全歼守敌，取得了不小的胜利，但却败露了东北野战军入关的行踪。
接到13军155师的急报：密云附近发现大股共军。傅作义惊出了一身冷汗。华北野战军的动向他清楚：一部在围攻太原，一部在围攻张家口，还有一部在太行山。密云的共军从何而来，难道林彪真的入关了？
在查明东北野战军确实已入关的情报后，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将会与华北野战军部队合力切断北平、张家口间的交通，直取北平。
二兵团私自改变计划，暴露行踪，让中央军委，特别是毛泽东几乎到了震怒的地步。而且，按照计划杨得志所部华北2兵团应该于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切断两敌间联系，即使5日不到，6日上午也应到达。
可是，杨得志部直到5日还没有到达，程子华却在密云迟滞两天。一旦让郭景云逃出包围圈，后果很难设想，于是，一封封措辞严厉的加急电报，急如星火，夹带着毛泽东的焦急迅速传到华北前线指挥员手中。
血战鸡鸣驿，迟滞郭部
12月4日，已经完成解围任务的郭景云准备返回北平。起程之际，却接到了总部来电：傅作义要来张家口。35军军长郭景云觉得这是一个表功的机会，自然不愿错过。于是部队原地休整，等待傅作义的到来。
傅作义飞到张家口，对外虽说是视察张家口情况，实则是命令郭景云赶紧回撤北平，放弃张家口，一并把在张家口的104军258师拉回北平。他让郭召集在张家口召开的师、旅长以上部队长开会，他說：“虽然目前军事情况非常紧张，但只要我们指挥运用适当，将士用命，局势尚非不可挽救。”
傅作义的飞机起飞之后，35军并没有按照原定4日晚出发，而是直到6日中午车队才动起来。
本来，作为傅作义手中的王牌快速机动部队，35军经常在平张公路上游动，对这种来来回回已经习惯了。平时重装备不下汽车，有任务一声令下，军人带上个人所携装具上车，立马就走。
这次却为何耽误这么长的时间？
原来，郭景云任101师师长驻张家口时，办了个军械修配厂，他想趁这个机会将其搬回北平。接到电报之后，郭景云赶紧派人去拆卸、装车，好一通忙活，耽误了时间。
再说，听说35军要回师北平，各色达官贵人们纷纷成了郭景云的座上客，察哈尔参议院议长、省党部委员、察盟党部特派员和书记长，还有《商业日报》社长等，都来找郭景云，纷纷要跟着郭景云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大家都知道郭司令爱财如命，自然少不了给他各种好处，当然郭景云也就在假意推脱一番之后，一一答应了。原来用来运送104军258师的汽车让给了太太、小姐，金银细软、大米、白面等，满满地装了十几汽车。104军258师自然也就被郭景云甩在了后面。
傅作义电报发走，仍不踏实，又派出12架飞机，为35军返平提供空中掩护。
飞机在天上护驾，地上车队浩荡，郭景云顿时觉得颇有面子。
悠闲地坐在吉普车中，郭景云问身边负责联络的贾参谋：“张家口那边共军没情况吧？”
贾参谋道：“刚才联系过了，没情况，万全一战，把共军杨成武兵团主力打败了，肯定会老实一段儿时间。”
沙岭子过去了，宣化过去了，郭景云估计晚6时前就会赶回北平。
郭景云“哼”了一声，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谁敢与35军相比？我们是机械化部队、美式装备、声威赫赫的‘王牌军’……”
400多辆车一路快到张家口市东南的下花园，车队突然停住了，前方还传来枪声。
前面一停，后面绵延十几里的车队都停下来等待，大家纷纷互相打听：“怎么了？怎么停了？”
前卫师师长冯梓乘坐的吉普车从路一侧逆向开来。他对郭景云说：“军座，前面有共军阻击！路也破坏了，挖了深沟。”
“八路，八路，老是扒路！”郭景云恨恨地说道。
原来为了阻止第35军返回北平，毛泽东先后给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3兵团、东北野战军发过3封极其严厉的电报。但是，这些主力部队距离太远，虽然日夜兼程、仍无法及时赶到第35军前面。
独立第27团也接到了阻滞35军的命令，即刻来到距下花园两公里的小村鸡鸣驿，这是敌人从张家口到北平的必经之路。
鸡鸣山位于张家口市下花园区东2公里处，距张家口市50公里，是塞外最高的孤山，有“飞来峰”、“参天一柱”之美称，元朝诗人郝经曾用“一峰奇秀高插云“的诗句来形容此山景观峻秀，伟岸挺拔，如巨人参天，又如天然屏障。
独立第27团找到村干部和民兵一问，知道第35军还没有过去，立即布置阻击阵地。
独立第27团是一支由地方游击队升级的独立团，七八百人，没有重武器，也没有打阵地战的经验。
这时，不知道谁出的主意：“咱们火力弱，挡不住他们，挖沟！”
“好，挖沟！让民兵和老乡们配合！”柴树林参谋长一拍大腿说。
天一亮，部队和民兵及乡亲1000多人扛着铁锨、镐头来到村外，山上的瞭望哨沿着公路往北眺望，没有发现敌人的车队。部队、民兵选准了地方，立即开始挖沟，直挖了一上午。
于是，一条条沟壑横在了第35军的前面。此时，四纵队12旅的战士也赶到了鸡鸣驿。
原来，10月下旬，傅作义企图袭击我石门时，中央命令四纵队迅速南下，参与保卫党中央的战斗。四纵队十旅、十一旅4昼夜强行军300多公里，到达曲阳地区。傅作义发觉了我军已有准备，偷袭已不可能，收兵北撤。十旅、十一旅即在曲阳地区休整。四纵队南下时十二旅断后，在敌4个师的围追堵截下，在平北地区与敌纠缠，转战至龙关、赤城一带。
这样一来，十二旅与十旅、十一旅落开了300多公里的距离。12月5日中午，十二旅抵达距新保安20多公里的马峪口一线，准备过平绥线南下归还建制。黄昏，接纵队电令“你旅应于12月6日袭占新保安，不让三十五军一个人东返北平，十旅、十一旅两天以后赶到。”
拿着这份电报，几个旅领导商量：挡住人员数倍于我而且是全部机械化的敌三十五军，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和严峻的考验。与其明日进军，不如立即行动，尽早攻下新保安城，争取一天时间来部署防务、抢修工事。任务就这样紧急地下达了。深夜几个小时的强行军，前卫三十六团最先到达新保安。
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之间的一座小城，位于宣化以东约40公里处的平张公路、铁路的南侧，北依八宝山，南靠大洋河，东西山涧起伏。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时，慈禧太后逃到这里，饿得要命，要到一碗稀饭喝，马上缓过劲来，因此把这里赐名为新保安。
新保安城堡是明代修的，后不断地加固加高，城墙高12米，厚7、8米，内外两侧被砖全部包住相当坚固。有东、西、南三座城门，平绥铁路、平张公路从此穿过，它是北平通往塞外的咽喉，前可出兵张家口，后保卫北平，素有锁钥重地之称。
6日拂晓前，12旅打开了新保安的西门，与从东面进城的三十四团会合，一个小时左右，300多人的敌警备队，除死伤10余人外，全部成为俘虏，12旅占领了新保安城。
6日黄昏，35军前头部队与独立第27团和12旅的战士接火。郭景云听到枪声，亲自带101师师长冯梓登上高山侦察，发现不少解放军在山下运动，郭景云高兴地一拍巴掌：“平时想打仗，老找不见人，这一下叫他们来吧，有多少羊还怕赶不到群里，我看这些共军是让咱们在路上再捡点洋涝。”
他看到的，正是4纵12旅的部队。
35军王副军长当时得了伤寒，病歪歪地过来劝阻：“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北平！”
郭景云这才收起性子，继续赶路。打退拦截的少量游击队后。车队前进了十几里，前边又传来枪声。郭景云带前卫部队攻山头，打到天黑才把游击队击退。于是35军在鸡鸣驿附近宿营。
这一夜，12旅和游击队连夜挖断公路、构建阻击阵地。35军副军长和参谋长都提议连夜行军或骚扰共军，以防共军修筑工事，但郭景云满不在乎：“让弟兄们好好休息，明天把他们打残废……”
郭景云心想，“自己拥有那么多好装备难道都是吃醋的？他共军挖几条沟能把我怎么样？”
7日，郭景云心情很好，这段时间就听着别的地方打仗打得热闹，郭景云早就心痒痒了。从拂晓开始，35军一个营向野战军12旅的阵地发起了冲击，在郭景云的眼里，12旅不过是小菜一碟。然而，三四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拿下共军的阻击阵地，郭景云索性将兵力增加到1个师，1个师对1个旅，12旅伤亡惨重，损失巨大，不得不暂时撤出鸡鸣驿。
但是，35军一路受游击队和12旅的袭扰，直到下午才来到新保安。
3点，敌101师在新保安又遇到12旅的顽强阻击。
6日晚，35军的前哨或侦察部队开始向12旅的前沿阵地进行袭扰，被坚决地打了回去。国民党军队不善夜战，在挨了打之后就再也不敢来了。。
7日拂晓，郭景云率领着他的军部，以101师为前锋，267师为后卫，夹着守护十三团，下花园矿警队等，共2万余人，配备着大量的一〇五榴弹炮、野炮、山炮，还有420多辆汽车，蜿蜒10公里，全力东窜，数公里外都可听到马达的轰鸣声，掩护的飞机从12架增加到18架。
展开在西八里一线的12旅36团的防线首先遭到敌人来势汹汹的攻击，由于阵地突出超前，易攻难守，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36团主动后撤。
但在水泉、黄庄一带，35军便开始碰到“硬骨头”了。他们几乎展开了全部不同射程的火炮，加上空军的反复轰炸，弹如贯雷，烟雾弥漫。36团一个加强连，依托着野战工事，顽强阻击，打退了35军从一个营增加到两个多营的4次冲锋，自7时战到10时，在大量地杀伤敌人之后转移了阵地。
接近中午，35军进至辛庄、西菜园一线，和12旅34团一、二营接触。二营四连担任正面防御，在敌18架飞机的轮番扫射和滥炸以及敌地面火炮的轰击下，他们沉着应战，集中火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敌人曾8次突进我阵地，战士们勇敢地跃出堑壕同敌人拼刺刀、肉搏，硬是把攻上来的敌人拼了下去。
这一天，12旅用有限的土地，换取了尽可能长的时间，以70余人伤亡的代价毙伤敌500人以上。可是，由于第二道防线的阵地大多被毁，虽仍可以坚守，但难度较大，又估计第三道防线至少还可以坚持1天以上，再考虑到敌军有“恋城”情绪，为了减少伤亡，12旅请示了纵队和兵团，于午夜悄悄撤出新保安，加强了东八里、北高地、马家台的第三道防线的防御。
敌军占领新保安城后，即向车站东的北高地发起一轮攻击，但被坚决地击退了。夜晚，纵队司令员曾思玉发来电报：“今夜十旅、十一旅即赶到与你们会师。”消息传达给十二旅的战士们，阵地上呈现出一片欢腾景象。12月8日，杨得志司令员赶到新保安前线，专门来看望12旅，他和旅领导一一握手，并不断地说：“一个旅堵住三十五军，了不起，了不起！”
直扑新保安，阻敌东退
话说回来，傅作义到张家口的当天，也就是12月4日，毛泽东在19个小时内连续向正在北进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即杨得志部发了3封电报：希望杨罗耿能于6日夜或7日晨在下花园、新保安线抓住35军。凌晨2时，第一封命令杨成志部务必于5日用全力控制宣化、怀来一带，务使张家口之敌东退。
显然，这个时间太紧迫了。因为此时，第2兵团的绝大部分部队在平张线和大洋河以南，只有4纵队12旅在铁路和大洋河以北的东面（新保安附近）执行牵制任务。
35军沿铁路北面的公路，坐着大卡浩浩荡荡地驰往北平。
第2兵团的战士们却要靠两条腿跑去追，如果想要在宣化、怀来截住它，就必须抄近路，渡过大洋河。杨成志、罗瑞卿带领2兵团一路翻山越岭来到了大洋河边，12月的大洋河透着一层寒气，一层薄冰将所有的河水覆盖在下面，有些地方依然冰水交融着……
“河水还没有冻住，冰太薄，根本承受不了重量，人一走就塌！”
“怎么办？”
“破冰下水！快！”杨志成下令。
刚才一路小跑，汗水都透湿了棉衣的野战军战士们，顶着寒风，徒步开始渡河，寒冰一下穿透了战士的骨骼，把人冻得像冰棍一样，刚才长途跋涉的热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自从辽沈战役以来，战士们一个多月没有睡一个完整觉，长期的疲惫加上超常的付出，让有的战士相互搀扶，极其艰难地才走过这条冰水河。
刚一出河，零下几十度的温度一下子让裤腿和上衣下摆冻在一起，战士们连步子都迈不开了。但即使大家不顾一切地往前赶，但行进的速度不要说和坐汽车的35军相比了，就是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也相差很大的距离。
12月6日清晨3点左右，行进中的杨成志又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杨得志、罗瑞卿和耿飚，在寒夜的低坡处打着手电筒阅读毛泽东的电报：“全力在宣化、下花园一线坚决堵击敌人。”
刚看完，作战参谋急匆匆地赶来报告：“35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奔新保安了！”不知是因为天气太冷还是心情过于紧张，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决战时刻的这一重大变化，不能不使杨成志、罗瑞卿和耿飚感到十分紧张。
耿飚说：“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15公里了。”
耿飚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很清楚，35军再走15公里，过了新保安，形势就对野战军来说将更加严重。而全部机械化的35军，乘汽车走15公里路，实在是易如反掌。
“这当中有个鸡鸣驿”。罗瑞卿说，又问“下花园到鸡鸣驿有多远？”
耿飚答道：“10公里。”
杨得志说：“马上给王昭同志（4纵政委）发电报，命令12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35军。一定要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同时发给3纵、8纵和4纵的其他2个旅加快行军速度。告诉他们，要拿出拼命的劲头来”耿飚补充说。
“要使大家清楚，”罗瑞卿严肃地说，“如果让35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和怀来的104军会合，那我们2兵团是交不了账的！”
此时，12旅正在鸡鸣驿附近，与35军进行阻击战。6日晚，或许是因为对野战军的情况不明，郭景云没有带领部队连夜东进，而是就地宿营。这是出乎杨成志等人的预料的，也是这些天来他们听到的唯一一个好消息。
12月7日夜20点，毛泽东又发来电报：“现35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35军于6日13时由张家口附近东进，只要杨罗耿于6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即跑不掉。”
10小时后，毛泽东又发了一份电报：你们必须将主力（至少2个纵队）用在敌人逃窜方向，即东面，以一部位于敌之侧面，务将35军与怀来之联系完全切断，不得违误。这份电报签发的时间是12月8日5时整，也就是说，12月7日这一夜，毛泽东也不曾合眼。
抓住傅作义起家的“王牌”军，就能拴住傅作义的60万大军，将其分割，最终各个歼灭，这是夺取平津战役全胜的关键。因此，一时间，新保安这个塞外小镇，成了西柏坡和南京两个统帅部注意的焦点。12月8日，2兵团4纵10旅、11旅和3纵、8纵，经过连续6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终于赶到了新保安镇外，切断了35军与怀来104军的联系，初步完成了对新保安之敌的包围。第2兵团赶到的时间虽然比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要求晚了1天，但是，中央军委获悉把35军包围在新宝安的情况报告后，军委和华北野战军司令部很快用电报发给华北军区各个部队，嘉奖令说：十二旅的英勇阻击，挡住了敌军的去路，胜利地完成了抓住傅匪王牌三十五军的光荣任务，这对全部歼灭华北蒋、傅匪军有着重要意义。
援军被打跑，天罗地网
8日这天早上，郭景云没想到，一夜之间事情会变化这么大，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战军把新保安围得严严实实。不过，有王牌军在自己的手里，郭景云并不害怕：“不要说整个35军，就是那400多辆汽车，也是副总司令的命根子，不能不要。”
8日，郭景云亲自指挥，准备向东突围，猛烈的炮火向2兵团的阵地发起了攻击。
傅作义得知35军被困在新保安的消息，急得直跺脚，自己明明命令郭景云在6日12时前务必通过新保安，郭景云怎么开着汽车还这么慢？
他急令105军、104军和16军西进接援35军出新保安。
104军军长安春山也是傅作义的亲信将领，但郭景云平素看不起他，因为他身材较矮，背后常叫他“安小个子”，这一次，郭景云将104军的一个师扔在张家口不管，更是让安春山气愤。
傅作义知安春山素与郭景云不甚和睦，为了安抚他，傅作义特别任命他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104军、16军和35军，击破包围35军之敌，向北平转进。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安春山几经思考，最后以镇守怀来更为紧要之由，派副军长王宪章带领一部分人马西驰援救。
8日晚19时，王宪章带领两个师抵达新保安外围，用无线电话告诉郭景云：“我们准备9日拂晓从东南面向新保安方向进攻，如能与35军在马圈会师，即协力向怀来撤退。”
郭景云问：“你们都哪些人来了？安春山那小个子来了没有？”
王宪章说没有。郭景云略一沉默，答道：“那好吧，就按你们的计划行事。”
原来此时郭景云正在气头上，他刚收到傅作义的电报，安春山被任命为“西部地区总指挥”，35军也在其指挥之列。郭景云本来就对安春山这个“总指挥”不服气，偏偏35军译电员又阴差阳错，把个“西部地区总指挥”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认为这是对他的莫大侮辱。
所以，尽管郭景云在电话中答应照王宪章的计划办，实际上却另有打算。
第二天天气并不好，连日的阴云仍然沉沉地压在新保安的城头。东方微露黎明的曙光，王宪章已从东南方向发起了全面进攻。北平援助的飞机也在空中嗡嗡作响，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临战场。一时间，枪炮声响，拼杀叫喊，混成一片。主要阵地你夺我抢，血流成河。但大出王宪章意料的是，104军如此奋力进攻，郭景云却并未靠近。
郭景云的35军也参加战斗了，可攻打的方向却是正东。他立志要凭自己的力量杀出血路，拒绝与104军合作。因此，当104军攻到马圈时，35军只在四五公里之外，枪炮声清晰可闻，可就是没来会合。
王宪章眼见得自己的部队伤亡惨重，郭景云却下令停止攻击，只好将情况汇报给怀来的安春山。安春山拍案大怒：“这个郭大麻子，都这个时候了，还死硬！”
他抓起无线电话接通了郭景云：“无论如何，现在你必须抓住这唯一的良机，果断向马圈方向突围。”
可是，郭景云却提出：“要250师来新保安接防。”
安春山说：“新保安是死地，250师打进去还得打出来，甚至你我都出不来。老兄，请你快出来，我在怀来等你。”
郭景云阴阳怪气地问：“你是‘收容’我吗？”
安春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这是什么话，请你在患难中不要胡思乱想，不要闹意见。”
郭景云又是骂：“他×的，我是不走啦！”
正在安春山着急的时候，突然接到情报：现发现一支东北野战军的队伍正在飞速西进，目标直指怀来，如果我们再在新保安停滞，后退之路可能很快就会被切断。
下午16时，驻在康庄的16军正式向安春山发来电报：康庄附近已有大批共军，康庄、居庸关、青龙桥之间的电线已被破坏，现康庄附近共军正积极准备，估计今晚必攻康庄，如35军短时间内无法东下，最终可能难以撤回北平。
形势已经不容迟疑，安春山向郭景云发出最后通牒：35军在日落前如再不突围东进，第104军与第16军将全部撤回北平。
两个小时后，康庄地区炮火齐鸣，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了主动进攻。安春山立即感到自己正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急电王宪章：放弃新保安，星夜撤回怀来。
援军走了，郭景云下令修筑工事，固守待援。之前，郭景云是不屑于做工事的。打过去就是了，共军能挡住我？35军怕过谁？
12月15日，得知共军已经占领丰台、南苑机场和通县，正在合围北平，郭景云脸上的麻子开始变色了，下令抛掉重装备，将大炮、汽车、电台的重要部件拆卸埋起来，破釜沉舟，轻装徒步突围。他这个机械化军，离开公路寸步难行。比之后来的结果，这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可他又把命令收回了。
21日，解放军对新保安发起攻击，郭景云连电傅作义，说你还要不要35军了？
傅作义的回电，就是两个字：死守。
联络地下党，暗度陈仓
进逼康庄的，正是程子华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第4、第11纵队。
先于康庄岔道歼灭了第16军的一个军部、一个师和第22师一部，断了第104军的归路，紧接着又于镇边城附近歼灭了第104军和22师的另一部。
第104军军长安春山化装成伙夫，只身逃回北平。郭景云见援军已逃，只得撤回新保安，开始构筑工事固守。
当安春山痛哭流涕地跑回给傅作义报告被歼情形后，傅作义终于一失平日的沉稳，在屋里急转起来。他转了几个圈后，拿起电话：“快要联络处！”
华北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奉命匆匆赶到傅作义的西郊总部办公室。
李腾九此时在傅作义的身边已经远远不是一个高级幕僚的角色了，他还扮演着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在李腾九面前，傅作义一点也不焦躁慌急，亲切地问：“炳泉的近况如何？你们的接触有何新的进展？”
傅作义为何如此问？因为李腾九是李炳泉的堂兄。
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出军校后，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1946年起为傅作义做联络工作。1947年12月，傅作义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不久，总部即由张家口搬进北平，李腾九仍任联络处处长，主要是替傅作义招待高级人员或会见普通客人，并替傅作义出席城内比较重要的非军事性会议。联络处名义上为傅作义总部的一个单位，但在工作上与总部其他单位没有横向的关系，直接受傅作义的领导。所以，对傅作义来说，李腾九是个信得过的人。
李腾九要比李炳泉他们年龄上大出好多，抗战期间大家又天各一方，以前几兄弟间的联系并不很多。后来抗战胜利之后，李炳泉按照上级指示到北平，才有意识地与李腾九密切起来的。特别是经李腾九介绍、推荐，李炳泉当了“剿总”《平明日报》采访部主任之后，俩兄弟就经常聚首。
傅作义要傅冬梅托北平地下党转信给中共毛泽东主席，要求和平谈判，信发出去三天，未见回复。傅作义非常焦急，希望与北平地下党的代表直接见面。
实际上，与共产党谈判，傅作义并不是没有担心。傅作义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的老上司阎锡山就是个死硬分子，且耳目很多，随时会向国民党的特务组织通风报信，还曾诱捕过打算起义的国民党第30军军长黄樵松等人。
早在辽沈战役后全国战局急转直下的变化时，李炳泉便经过组织的同意，向堂兄李腾九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托他向傅作义带话，规劝傅作义起义。
李腾九一直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才向傅作义报告了真实情况，听说李炳泉是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眯着的眼睛倏地睁大起来：“真的？”
不过，他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说：“你一定要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当时，傅作义的态度让李腾九有点吃惊，因为自己可是提着脑袋汇报这件事情的，没想到傅作义的反应这么镇定。
后来李腾九看到傅作义独自在屋子里踱步了好久，才明白总司令的心情并不平静。此后傅作义就指示李腾九作为他们中间的联络人。
李腾九被傅作义叫到办公室，又问道自己堂弟的情况，李腾九听出了傅作义已有约见李炳泉的意思，连忙回答说：“炳泉一直在等总司令的指示，很想与总司令见见面，作为北平中共方面的代表，直接向总司令说说他们的想法及中共方面的有关政策要求。”
傅作义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未置可否。良久，才用征询的语气问：“如果我们派个代表出城去，直接面见中共方面的有关领导，与他们直接谈谈，你看如何？”
“那当然好，中共方面必定欢迎。炳泉说过，总司令如需要，他可以陪同一起前往。”
傅作义又踱了几步，不紧不慢地说：“那好，你去把炳泉接来，我们当面商量一下。”
随即，他让勤务兵赶快去把王克俊喊来。在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的秘密接触中，唯一全面了解情况的，大概就是政工处长王克俊了。王克俊过来后，傅作义交代：“我们把李炳泉接过来谈谈，你安排一下。”
想了想又说：“另外，你考虑一下派人出城的准备。”
王克俊走后，车子很快就来了。李腾九当即乘车去把李炳泉接了过来。
1948年12月10日，李炳泉来到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一见面，发现这位“华北王”竟穿着臃肿的普通士兵制服。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报社采访部主任，往日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此时此刻却以如此身份见面，各人的心里是何滋味，局外人很难揣测。
“我奉北平地下党的派遣来见傅先生。欢迎傅先生作出决断，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
李炳泉开诚布公，傅作义又寒暄了几句。
“战，傅先生必败无疑，那是肯定没有希望的。王耀武、卫立煌、黄百韬都是先例。傅先生如果不自量力，还想给蒋介石卖命，幻想支撑危局，甚至企图孤注一掷，负隅顽抗，那么，不仅北平这座千年古城将毁于战火，兵民将大量伤亡，傅先生本人也将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
李炳泉可是傅作义喉舌《平明日报》的记者，分析时局这是他的饭碗本行。
傅作义坦率地向他道出了自己的忧虑，自己在北平的力量不足，对城里的中央军不能完全控制，运作甚难，接着又表示决心说：“会在一定时间内起义，参加联合政府。”
“如果我派一个代表，同你一起出城，直接面见中共方面的领导，做得到吗？”
傅作义问李炳泉，李炳泉表示可以安排。
想了想，傅作义决定李炳泉的同事《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做自己的代表，在李炳泉带领下出城与中共方面谈判。
李炳泉想了想，答应了，双方约定14日出发。
通盘做部署，围而不攻
杨得志第2兵团将35军围困在新保安的时候，平张线西面张家口的杨成武第3兵团于7日解放宣化，8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程子华先遣兵团也披星戴月迅速向平绥线挺进，10日将第16军主力歼灭于康庄东南地区，12日将第104军主力歼灭于怀来以南地区。
至此，杨成武、杨得志和程子华3个兵团的作战达到了预期目的，既歼灭了傅作义的两大军部，包围了张家口、新保安，隔断了北平、张家口间的联系，也调动了天津、塘沽地区国民党3个军进至北平地区。
突围这几天以来，郭景云的威风都被打掉了。
然而，此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尚未到达平津，中央军委担心太急进攻张家口、新保安，会让平津地区敌军南逃，再次强调“围而不打”战略，等待东北野战军包围平津。华北野战军4纵12旅得到了毛泽东的电报表扬，看着郭景云的部队在挖工事，也想在战斗中立功的4纵11旅的战士们也急了。
“为什么还不打？”
全兵团上下一个劲地吼：“跟35军算老账！”
35军与他们口中的共军已不是第一次交手了。抗日战争结束后，傅作义遵从蒋介石的命令，从绥远省的归绥东进到绥东、察哈尔、热河去接受日军的投降，可这些地方大部分是解放军的前身八路军的游击区，八路军在这里与日军打了几年的仗，按理说应由八路军去受降。
并且朱德总司令也已下了命令，让当地的八路军受降。
傅作义因此与解放军发生冲突，本来在抗日时期是合作的友军关系，这下一下就结下了梁子。这时，傅作义还以个人的名义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说共产党打了第一枪。
1946年秋，眼看解放军快要攻下山西大同了，傅作义又为阎锡山的部下解危大同，并先后从解放军手里打下了集宁、丰镇，他连得数城后，又公开致电中共中央，要他们放下武器，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
这可不是把野战军恨得牙根都发痒吗？
“不消灭35军，死不甘心！”
从35军被围那天起，11旅的领导同志，便忙得不可开交。一包包决心书，从连里、营里、团里，直接送到了指挥部；请求担任“尖刀”任务的电话，昼夜不停。
11旅的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时，毛泽东又发来一封电报。
12月11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指出：为了不使蒋介石、傅作义定下迅速放弃平津向南逃跑的决心，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采取“围而不打”的原则，对北平、天津、塘沽之敌采取“隔而不围”的原则，以待部署完成之后，按照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次序，各个灭之。
毛泽东发现，虽已切断傅作义集团西逃的通道，但尚未切断其南逃的道路；南线淮海战场，正在围攻黄维第12兵团，对杜聿明集团形成了包围，胜利已成定局。他认为，此时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傅作义率部从海上逃跑。
战局瞬息多变，战机稍纵即逝。毛泽东对正在展开的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形势进行通盘分析后，迅速作出决策。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打掉，以免南口以东诸点之敌狂逃。同时，他还命令淮海前线指挥员，在歼灭黄维兵团后，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在完成上述部署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规定了攻歼傅作义集团的次序：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他断言：“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11旅的阵地上，32团的团长张怀瑞实在憋不住了，找旅领导要饭吃。
“怎么，你们全团的粮食都吃光了？连你团长的晚饭都没剩下？”
谢副旅长问道。
“饭有的是，就是不好吃，咽不下。”
政委陈宜贵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就吃我们的，我们能咽下去！”
“我简直不敢到连里去，一去，就要受‘围剿’。这个说，‘跟35军转了两三年，好不容易抓到手，又光叫看，不叫打。要是上级不信任咱，咱就打包票。’那个说，‘东北、华东净打大胜仗，可咱却把敌人放着不打，真不知道上级拿的什么主意。还有的说，‘全团人，就团长能沉得住气。要是他积极一点，他向上级多要求几次，早算了35军的伙食账。’你听，好像是我张怀瑞不积极！政委、副旅长是知道的，我是第一个要求担任主攻的。”
张怀瑞一个人憋在心里好几天了，现在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吐为快。
政委正在做张团长的工作。
“纵队来电话，请政委和副旅长去开党委会！”一个参谋兴冲冲地报告。谢副旅长一听开会，立马跳了起来，兴奋得叫警卫员“拉马！”
纵队的指挥员大家一见面，第一个谈论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还不打”？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滔滔不绝地说。
大家谈得正起劲，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罗瑞卿政委来了。
大家一见兵团首长亲自来了，心想：“这不但表明要打仗了！”
“抓住35军，这是军委给我们兵团的第一个任务。军委指出：抓住了35军，这是平津战役第一个大胜利，是战略上的胜利。”
大家赶紧鼓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就等着司令一声令下“打！”。
“既然抓住了，为什么还不打呢？”杨得志话锋一转，大家立刻肃静下来。“为了稳住平津守敌，拖住它，不让敌人从海上逃跑，然后再来个就地全歼。”
“这是华北敌人的主力，丢掉他们南逃，心痛！”罗瑞卿政委一语道破地说，“围起来不打，这就等于给他们留了个‘想头’，拖住了他的腿。”
“要是我们马上把他们这个‘想头’打掉，那就等于逼迫他们赶快下决心南逃。”
杨得志向大家解释，接着，他继续说：“要使敌人彻底丢掉南逃的幻想，还必须把他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切断。军委指示我们，张家口、新保安‘围而不打’的另一个目的，那就是争取时间，使东北野战军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道路，完成对平津的包围。”
罗瑞卿最后说：按照军委的计划，东北野战军完成对平津的战役包围，还需要将近两星期的时间。我们必须在七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保证做到一攻必克，不能有丝毫的松劲情绪。
杨、罗首长指示完毕，纵队曾思玉司令员起身问道：“怎么样，同志们！你们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还要准备七天，七天过后还不一定马上打。你们还急不急呀，嗯？”
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纵队司令最后终于把主攻新保安的任务交给了11旅。走出纵队指挥部时，张怀瑞感到仿佛站在几千米的高峰上，头脑清醒了，看得远了，心中有无比的畅快。
平津第一战，血战新保安
自35军被围后，军长郭景云多次与部下研究突围方案，一是徒步向南，只要到达南山就可脱险；二是向大同突围，由于途中多河流、山地，也不能带汽车。
但郭景云深知这四百多辆汽车是傅作义的心头肉，始终下不了轻装突围的决心。请示傅作义后，决定固守待援。随即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他以新保安南北直线为界，将新保安分为东西两个防区。东面防区由第267师附保安团及1个山炮连防守。其中第801团防守城东南，第800团防守城东北，保安团防守东关，第799团为预备队，西防区由第101师附一个山炮连防守，重点置于西门外，其中第303团防守西门以北，第301团防守西门以南，第302团为预备队。军部位于全镇最高点钟鼓楼。军炮兵阵地配置在西防守区内。
为了鼓舞部下的士气，郭景云在城隍庙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我们35军有跟傅总司令守城的传统。直奉联阎对冯作战，我们守过天镇；北伐战争我们守过涿州；抗日战争，我们守过太原；剿共战争，我们守过绥远。四次守城战可以说没有不胜的；现在守个新保安，那还有什么说的！”
这位盐工出身的军长又说：“今天我们守新保安，地名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的儿子叫永安。长安、永安、保安，保证我们35军平安无事！弟兄们要有信心，我们一定能返回北平，这是天助我也！”
于是，35军便日夜赶筑巷战工事，把数百辆汽车也作为工事用，堵塞在大街小巷，并加修城中心的钟鼓楼，作为防御和指挥中心，而在新保安城外，以外壕，有地堡，有鹿砦，有支撑点，特别是东关方向，可以和城上的火力点构成相互依托，构成城防的屏障。
郭景云命令其101师师长冯梓为防守司令，向当地商民强征杂粮、油、盐，作防守准备，自己则住在城中民主街191号粮商要俊洪的院中亲自督战。他把自己的小轿车深埋于地下，妄图东山再起，他并让人在军部附近摆上汽油桶，发誓“如果新保安被共匪攻克，我全军营以上军官集体用汽油自焚！”
一时间，新保安城内充满杀气，笼罩着妄图同我军决一死战的气氛。
面对杀气腾腾的35军，此时城外的第2兵团奉行围而不打得原则，在新保安周围30里地左右的防线上，挖交通壕、架铁丝网，据地形特点编排攻坚队伍，组成火力、爆破、登城等各种分队。有的连队秘密地把地道挖至敌人的城墙下面。
虽然，这场战斗将是一场集中兵力的歼击战，我与敌兵力对比为4：1强的绝对优势。但是，毛泽东依然让前方的2兵团再耐心等待。因为中央军委估计，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守敌有突围的可能。而华北第三兵团8个旅包围敌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在兵力上不占优势。为增加包围张家口的力量，军委令东北野战军将第4纵队西调张家口归华北第三兵团指挥。
12月的新保安已经进入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20日，东北野战军将第4纵队抵达张家口附近，21日，黄昏，东北4纵进至张家口东南的宁远堡、榆林堡地区，与华北第1纵队靠拢。至此野战军对北平、天津等地的包围部署提前五天完成。
毛泽东一道命令飞到2兵团的阵地：进攻！
12月21日下午4时，华北第2兵团的3个纵队连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的一个炮兵团，在统一号令下，开始对新保安发起攻击。
一夜激战之后，新保安外围阵地已经占领。把35军压缩于不足1平方公里的城堡之内，成为了瓮中之鳖。
为了解救这支“王牌军”，傅作义命令张垣第11兵团曾以精锐之步兵配合骑兵向东突击增援解围，但遭野战军奋力阻击。同时，傅作义几乎出动了北平城内所有可用的飞机，或帮助第35军作战，或向新保安投送粮弹。然而，投送粮弹的飞机，因害怕被击落不敢作超低空飞行，只是在高空投放了事。北风呼啸，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多被吹至解放军阵地上。
这时，杨得志把指挥部从赵家山移到了离新保安大约只有3里左右的地方，站在这里，不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新保安了。罗瑞卿压抑着内心激动的心情对身边的杨成志说：“我们北出紫荆关，1个多月了，毛主席指挥敌我100多万人，到底把这顿‘饭’做熟了。”
一位参谋说：“35军这锅山药蛋快煮烂了。”
罗瑞卿一摆手，笑了：“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那个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宝殿哪！”
22日早上，随着白昼的来临，35军的阵地完全裸露在解放军的炮口之下。
7时10分，一颗信号弹，在灰蒙蒙的天空划出一道弧线，悠悠然飘落在新保安上空。霎时，156门大炮向新保安东关一齐射来，炮弹像雨点般落在方圆约100米左右的35军防守阵地上，5分钟就发射了8，000多发炮弹。炮弹在城墙上爆炸，震撼着冰封的大地。
张怀瑞所在的第4纵队11旅32团请战担任东南面突破任务。8时30分，32团尖刀6连的战士们，架梯登城一举成功，在城头上插上了第一面红旗。
半小时之后，4纵11旅在东南面炮火轰开的缺口处首先攻入城内，接着10旅以集团爆破炸开了东门相继入城。两个旅巩固了突破口勇猛向纵深发展。我第3纵了队和第8纵队在城西面和西北面由于受到敌人城墙中下部隐蔽枪眼火力的压制和拦阻，攻击一再受挫。
新保安内一时烟雾冲天，战火弥漫。国共两军在天寒地冻之中，展开巷战。在随后的数个小时里，双方巷战越来越激烈了。
正午时刻，第4纵队突破了敌人鼓钟楼的核心工事，战事随即向西北方向发展。
下午2时，第8纵队重新向敌精锐主力101师固守的城西北角发起攻击。8纵队23旅68团挑选了36人组织12个组的大爆破队，每人扛着一个25公斤的炸药包，在连长张友组织指挥，企图炸开城墙。可是，敌人布置了严密的火力，城墙上下挖了许多明暗火力点，城墙外全是开阔地，爆破队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最后，只剩负伤的副班长许学顺同志一个人。
看到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红了眼的许学顺向连长说：“把导火索拉着，我背着上去，如果半路被打倒，在炸药爆炸的瞬间，趁烟幕掩护再组织人去爆破。”
张友看着负伤的许学顺，心中有些不舍。“连长，别犹豫了，地形全看好啦，成功的可能性会大些！”
许学顺拉着了炸药包的导火索，越出交通沟，不顾一切地往前冲。35军发现了许学顺扛着冒着烟的大炸药包的身影，被吓愣了，许学顺在接近城墙的瞬间，敌人的火力突然停止了。许学顺跑到城边，将爆炸的炸药包奋力投出，自己顺势滚进护城河。
一声震天的巨响，连以前已送上去的20多捆25公斤一个的炸药包全部引爆，敌城墙被炸开一个大斜坡。第8纵喊着震耳的杀声也冲进了城内。
几个方面的野战军齐头并进，向35军的指挥防御核心，中心区的钟鼓楼逼近。
枪炮声、喊杀声笼罩了郭景云军部。郭景云看到城区已经大半陷落后，意识到自己大势已去，他紧张地向北平总部发电报，表示要战死新保安。谁知电报还没发完，一个解放军战士已经爬到郭景云军部的屋顶上，一梭子子弹打掉无线电天线。
郭景云赶紧命令副官：“快！快！快去推汽油桶！推到掩蔽部口点火。”
他打算把自己和副军长王雷震、参谋长田士吉等全部烧死在掩蔽部里。然而早就准备投降的参谋长田士吉阻止了这一行动。
郭景云看到自己已是孤军一人，遂掏出手枪，冲着北平方向喊了一声：“我郭景云对不起你，总司令”，对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杀身成仁了。
他最终兑现了1948年1月他上任35军军长时的誓言：“35军是常胜军，常胜军的军长就那么好当吗？你们这些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都不是好干的差使，前任军长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样子。如果你们给我丢了人，我也自杀。”
战斗到黄昏5时，35军16000余人无一漏网全部被歼。6时，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向毛泽东发电报报告全歼35军的消息。
新保安之战，是平津战役“各个歼敌”的第一仗，共毙敌3000余人，俘敌1.26万余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支，汽车377辆，电台6部。
4小时后，毛泽东复电2兵团：“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并要求仿照淮海战役中华东、中原野战军即俘即查，即补即战的原则，立即将俘虏补入部队，休整10天后向西攻击归绥。第2兵团随即在新保安地区进行休整。
几十年后，杨得志在回忆录《横戈马上》一书中讲到歼灭35军的心情时说：“我也算是打过一些大仗胜仗的人了，但是今天能亲自和广大指战员一起，吃掉多年来在华北战场横行霸道的傅作义王牌35军，内心的激动大不同以往，有点十三年前过大渡河的感觉。”
再围张家口，大门洞开
就在35军被歼的当天下午，傅作义就密令孙兰峰再守张家口已无意义，相机向绥远突围，并令绥远的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积极予以配合。董其武是傅作义15日下的一颗棋。为防不测，傅作义就命令董其武派新编第7师从归绥出发，准备接应张家口之敌突围。
怎么打张家口和绥远的敌人？毛泽东在作战地图前思考了很久，新保安之战打响以前，12月19日平绥线作战计划就已经出炉了：“当东北4纵到达张家口后，华北第2兵团即开始攻击新保安，争取五天结束战斗。然后休整十天，经大同以南隐蔽向归绥运动，以一部包围归绥，吸引新编第7师回援；另一部则消灭回援之敌，再全力攻击归绥。在第2兵团攻击归绥的同时，第3兵团开始攻击张家口。这一计划的目的是不使归绥的国民党军退往河套地区，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
从12月2日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之后，为了有效阻击敌人，第3兵团在张家口周围二三十公里的纵深，组成了三四道包围圈。塞外的十二月，到处是白茫茫的积雪，气温经常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地冻得邦邦硬，镐头刨下去一蹦老高；刨不上几下，手被震裂了，血流到镐把上，稍停一会，手就和镐把冻在一起。
工事没法筑，战士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用石头垒成各种工事，然后浇上水；水和石头冻在一起，比钢骨水泥还坚固。
第3兵团就用这办法在河滩上筑起几道三百多米长、两米高、三米厚的拦墙，拦墙上写着：“铜墙铁壁修得牢，敌人想跑也跑不了！”
12月22日，新保安的第2兵团歼灭35军时，第3兵团也已攻占了张家口外围的所有大小据点，特别是张家口西北的黄土岭、树儿山、帽儿山一线制高点，居高临下观察张家口守军的动静，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这一天，接到傅作义的密令，孙兰峰和袁庆荣这两位35军老兵清楚，35军及援兵被歼，不只是张家口守备已无意义，而是下一个马上就要轮到他们了。孙兰峰当即召开秘密会议进行商议。最后决定当天就分两路突围，步兵五个师以第259师为前卫出大境门，经张北到商都；骑兵两个旅从七里坊经孔家庄向商都突围，然后再向绥远撤退。整个突围由105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为了保密起见，突围命令由袁庆荣向各师、旅长当面下达，而未通知警备司令靳书科。
张家口的守军从1948年6月起在外围山地共修筑碉堡五百余个。当被围后，更是每天征集五千多民工，日夜施工，加强纵深防御和核心工事，并储备了大量物资，声称足够坚守三个月。因此，孙兰峰企图以靳书科城防部队凭借防御工事，牵制野战军，掩护其主力撤退。
23日拂晓，259师悄悄地出了大境门，准备向北逃窜。大境门是张家口的北门，大境门外是1纵队3旅8团的阵地，杨成武命令1纵队负责坚守在张家口以东八里地的西甸子和朝天洼，防止敌人向张北逃跑。
张家口以北是东、西太平山，这两山中间是一条宽约五百米的河滩，从大境门直到西甸子、朝天洼，长约十公里。时值寒冬，河滩中间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是一条旧公路，向北一直通向张北。西甸子南北有两座大山，两山之间是一条宽约一里的河滩，河滩左侧是张家口通乌兰哈达的公路。这是傅作义部绕道张北向绥远逃跑的必经之路。
这两座大山，就像两扇坚实的铁门，开则畅通无阻，闭则寸步难行，于是8团的1、3营就分别坚守着这两扇铁门。
一出城门，259师用炮一个劲向东、西太平山的1、3营猛轰。眨眼的工夫，1纵8团镇守的整个阵地，烟云相连，对面不见人影，土地在脚下抖动。
半小时后，259师命令敌步兵沿着河滩、公路进攻，全力向西甸子突围。几个扛着国民党蓝旗子的开路，后面的密密层层，在挥舞着大刀的督战队驱赶下，哇啦哇啦喊叫着，前呼后拥向8团的阵地拥来，一时之间，河滩里、公路上，敌人的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赶庙会似的挤成了疙瘩。
259师决定不惜一切血本打开这两扇门，杀出一条血路。
眼看敌人拥到阵地前沿了，8团1、3营的阵地几乎同时响起了海啸似的枪声。
259师领军的旗手倒下了，紧接着，冲锋的敌人满山坡乱滚。督战队开始还抡大刀，逼迫着士兵往前冲，但随着向后逃跑的士兵哗啦啦地溃退下来，他们也立刻被淹没了。
一次的冲锋被击退以后，259师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进攻。炮弹集中打到1、3营的阵地上，8团指挥部里电话一阵铃丁铃丁铃响起来。
邹林团长刚拿起耳机，便听到一营营长杜子钦报告说：敌人连续冲锋，突破了一连的阵地……没等他说完，邹林团长便厉声地命令道：“夺回来！马上组织反冲锋，把阵地夺回来！”
从1营的阵地上望去什么也看不清，向山下看去，只见挤成了团的敌人，人喊马嘶，急得团团转。不一会儿，从阵地传来了震耳的喊杀声，“看来敌人已经冲入了1营的阵地？”
邹林全神贯注地注视着1营战况，如果丢了阵地，让敌人逃跑了，8团是没有办法向上面交代的，3兵团也是没有办法向毛泽东交代的，这一点邹林很清楚。
十分钟以后，杀声沉寂，电话铃又急剧地响起来，电话那头传来了杜子钦沙哑的声音：“敌人被赶下去了。”
这个时候，第5、第11骑兵旅在旅长卫景林的带领下，按照原定计划向张家口以西突围，到达孔家庄、郭庄一线。出了城，前方侦察兵报告卫景林有野战军有重兵把守，此时，1纵第1、2旅镇守着张家口西南的孔家庄，2纵队则位孔家庄以北和以西严阵以待。
这时，卫景林接到“情报”，说大镜门外的出路已经打通。一直为自己这一路势单力孤而提心吊胆的卫景林，立即下令已经突围出去的两个团撤回张家口，随他出大镜门跟在了主力的后头。
城外的炮火声早就引起了警备司令靳书科的注意，靳书科在城内四处找不到孙兰峰，也找不到其他人，才知道自己被甩下了，“他×的，想让老子当炮灰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于是，他一声令下，率警备司令部人员和直属部队直奔大境门。就这样，张家口的守军几乎都朝大境门一个方向突围。
前边久攻不下，后边久等不前，长不到20里、宽不足1里的山沟已经人满为患了，突然又拥进两个骑兵旅。5万多步骑炮兵动弹不得。一些路段被挤占，愈发混乱不堪。
259师见东、西太平山的阵地突不破，转向西甸子村发动了进攻。8团的机枪、步枪不住地猛叫，手榴弹也在敌群里猛烈地爆炸。可是山沟里的人太多了，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拥上来。西甸子村阵地的弹药快用完了，火力渐渐减弱了，孙兰峰部终于占领了西甸子村。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新保安的胜利捷报，眨眼的工夫传遍了整个阵地。“三十五军完蛋了！”
“兄弟部队快赶到了！”
“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8纵的士气又重新高涨起来。但是259师采取羊群战术更加猛烈想从西甸子村打开东西太平山的出口。
1营的阵地仅剩下一百来人了。259师还在不断地进攻。战斗持续到下午4时，原来驻守西门的2纵、1纵第2旅和东北4纵突入张家口市区，随即出大境门跟踪追击，24日拂晓，将孙兰峰前后堵截在西甸子、朝天洼、乌拉哈达、黄土窑子之间长不到十公里，宽不足一公里的狭长地区。
“张家口被共军占了，共军追上来了！”山沟里，不知谁喊了一声。
这声音像瘟疫，又像迅速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山沟里的人群像被炮弹炸飞了似的猛然间四散奔逃。20里山沟，车翻炮仰，人挤马踏，女人哭，孩子叫。
各纵队全力展开围歼，大胆穿插，纵横厮杀。没过多久，孙兰峰的一个兵团，一个军，五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全部5.4万人投降或被歼。军长袁庆荣和副军长杨维垣、参谋长成于念，带着几个卫兵，跑进一条山沟里，但是却被抓了回来。
除孙兰峰外，11兵团军师旅团各级长官，基本都成了俘虏，孙兰峰是在俘虏群中溜掉的。一领老羊皮大衣，一顶半旧军帽，年近花甲的兵团司令仅带一名卫兵，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风雪严寒中，翻山越岭过长城，历时7天到达商都县时，已是手脚冻伤，面色死灰。
3兵团以伤亡仅九百余人的代价，赢得了平张线西部张家口大捷。至此，完成了“先打两头”的任务，塘沽、天津、北平被孤立在平张线之中。
张家口解放后，东北4纵于25日开始返回东北野战军部。华北第2兵团立即结束休整，向大同进军，于28日完成对大同的包围。第3兵团位于孔家庄、郭磊地区进行为期十天的休整，加紧进行西进绥远的各项准备。
【第三章】天津战役——敲山震虎大转折
陈长捷苦心，力求自保
新保安、张家口战役的胜利，给傅作义以沉重的打击，他不仅失掉了自己的王牌部队，而且断了西逃之路。
12月11日，傅作义被迫依据北平、天津和搪沽的现存部队作出“防守”计划：指定北平为一个防守区，以第四兵团司令李文兼任司令；天津、塘沽为一个防守区，以第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兼任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指定侯镜如兼任塘沽防守司令，第八十七军军长段沄兼任副司令，陈长捷以天津警备司令兼天津防守司令，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和第九十四军军长郑挺锋兼任防守副司令。北平、天津、塘沽防守区所有部队50多万人，都由北平“剿总”司令傅作义统一指挥，加固城防，以求自存。
傅作义让参谋长李世杰向陈长捷传达命令“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陈长捷是傅作义的至交好友，他当然明白所谓“就有办法”，一则是把天津当做向中共和谈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二则是张家口陷落，西逃已不可能，保住天津，就可以将部队沿津浦、平汉铁路南逃。
当天，陈长捷立即召集各军长、参谋长和天津市长开会。他首先指着地图报告了华北的形势后，说：“我们要尽一切力量守住天津，因为天津物资丰富，是我们防守的最有利条件。但天津过去所做的城防工事线范围太小。基础脆弱，没有时间来扩大加强，只能削足就履。现已在主要地点加筑几十个洋灰碉堡，其他野战工事由各部队负责构筑，需要材料由本部征用统一发给，需要人力可以统一征用民工，由市政府协同办理。”他接着又说：“根据天津地形，我判断敌人主攻方向必然从天津北面宜兴埠、丁字沽方向而来，那里没有河流，容易使用大兵团接近。现在共同研究如何防守及兵力部署。”
此时，各种军内朋友都陈长捷套近乎，电话是一天响个不停，天津城内每天都涌进拖老带小的军政家眷，短短几天就超过了三千户，大家心里明白，逃到天津，倘若守城不住，还可以坐蒋介石的军舰逃跑。
但是陈长捷不打算逃跑，此时的天津，可以算是第二个“马其诺”防线，陈长捷认为固若金汤。
当时，守天津的蒋军计有八十六军3个师，六十二军两个师，九十四军1个师，河北省两个保安师，天津市1个警备旅，加上临时增编、人员武器不全的六十二军三一七师和九十四军三一五师，以及宪兵第四团、汽车团、警察等，共约13万人。
因此，接到傅作义的命令时，作为天津警备司令总揽天津防务的陈长捷，向傅作义夸下海口，天津的城防起码能守半年。
天津位于海河岸边，人口200万人，是华北第一大商埠。天津东临大海，整个市区被永定、大清、子牙、白河、运河诸水切成许多片段，易守难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天津时在主要交通要道修建了半永久性工事，据点外围并敷有铁丝网障碍，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军队早从1947年起即开始征调大批人力、物力，增修城防。
市区内街垒层层，直达核心区域，构成了坚固的防御体系。环绕全城，还挖掘了水深三米、宽十米、长近五十公里的护城河，并且把护城河和防御前沿五里内的房屋完全烧毁，遍设碉堡群。陈长捷企图凭借着所谓“大天津堡垒化”的工事，指靠着深沟高垒、河流障碍，依赖着十个正规师、四个特种兵团及地方部队共十三万守备兵力，固守顽抗。
12月16日，在天津外围金钟河以北约60华里处，86军前哨警戒部队与解放军最初发生了战斗，17日打成了对峙状态。当夜，86军前哨部队撤回天津东北郊飞机场附近，企图守备天津市郊的飞机场，保住空中交通。
18日，三军参谋次长李及兰和国防部第三厅长罗泽闿飞机到了天津，住在天津市长杜建时家。他们携来蒋介石分别写给傅作义、李文、侯镜如和华北各军长的亲笔信，大意都是：“东北沦陷，华北垂危，此次战役，关系于党国之存亡，勉励所属，努力杀敌；务本亲爱精诚、团结一致，服从傅总司令指挥统一行动……”。给傅作义拍过胸脯，陈长捷走出自己的指挥部。晨曦中的天津，在这个节气总是飘着雾气，浓烈起来，一两百米就看不见了。仰天长舒一口气之后，开始四处检查各处布防如何。
沿着高七公尺的城墙走去，陈长捷走进一个碉堡看看情况，领头的小兵看到陈长捷，喊了一声“司令”，周围的一个班的小兵们才从碉堡里东倒西歪地站出来。
“粮、弹、水都有吗？”
陈长捷问小兵。
“有、有、有。”
小兵连忙回答。
“你们他×的给我盯紧了，别在这儿给我打瞌睡！”陈长捷旁的一个小参谋，借机狐假虎威一把，陈长捷抬了抬手，转身出去了。
“电话能用吧？”
走出门后，陈长捷又转身问。
“能、能、能，都检查过了，司令，您放心。”
参谋忙着点头哈腰，陈长捷已来到城墙的墙沿边。
沿着外墙看过去，各段城墙都有火力支撑点伸出来。一条深三米、宽十米、长达五十公里的护城河绕城而过。现在的河水要比以往深很多，这段时间，陈长捷办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在三元村附近把南运河与护城河沟通了，这样一来，护城河水一下子就到了三米深。
陈长捷眼前的河面，有着许多敲碎的冰块在上下起伏。这正是陈长捷所担心的，此时已是隆冬时节，呼一口气都会结冰在胡子上，“这护城河的水就怕结冰啊！”陈长捷感叹道。
“今天派人敲冰了吧？”
“敲了敲了，每天都派人去敲冰！”这是司令的心头之患，小参谋心里对这件事情拎得很清，自然不敢懈怠。
“现在的共匪可不比从前了，”陈长捷理了理肩上的大衣，“新保安，35军白白送了多少好东西？傅总司令失策啊！”
这种长官之间的事，参谋不敢多言，只是唯喏一旁。
“咱们的围墙及护城河只留八个门和吊桥，可是护城河一旦结冰，咱们这些也就都是摆设了。”
陈长捷感叹一声。
“司令，咱们还有美国人的雷区呢！”
提到雷区，陈长捷抬头看了看护城河外，几道鹿砦、铁丝网、木桩以内的空旷地带。美军撤退时在仓库中所遗留了诡雷，陈长捷把这些诡雷和国产地雷一起埋在护城河外，构成纵深约十公尺、长达四十公里之雷区。
陈长捷眼望着城外问：“咱们这次是什么都用上了啊！西南那边怎么样？”
陈长捷问的西南，是指天津西南的郊区地带。为了使西南方向不便于大规模野战军作战，陈长捷命人在赵各庄、陈塘庄附近堵塞了护城河通入海河的河道，让河水向天津西南广大郊区倾泻，造成一片水淹区。
“水还淹着呢！”小参谋回答。
陈长捷放眼过去，城周5里以内一片空旷。早几天据情报报告林彪部队在向天津靠近时，陈长捷就命令手下把周围的村庄烧拆一空，不要给野战军留下掩护进攻的掩体。又抓来周围的老百姓，修挖了堡垒群。
回到司令部后，陈长捷又看了看地图。天津市区是个南北长二十五华里、东西宽十华里的长方形。各种高大建筑物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市郊开阔，南部多为水网区。陈长捷决定把强的部队放在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放在南部。这样就形成了野战军总结的“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的特点。
刚刚喝下一口茶，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递给陈长捷一封信。
“哪里来的？”
“共军。”
陈长捷赶紧展开书信，原来是林彪、罗荣桓写给他的劝降书。
陈长捷一看要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自动放下武器。信中最后提出，希望他们在我总攻击未发动之前，迅速派代表来商谈。
陈长捷想拖延时间，探听虚实，摸清野战军攻城的准备，于1月10日、11日，他两次派出一伙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伪参议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出城谈判。
会师金汤桥，直捣黄龙
考虑到塘沽的蒋军有可能从海上逃路。因此，毛泽东决定：下一步行动是围歼津、塘之敌，控制海口，切断和封闭蒋军的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
按照原计划，应该首先攻歼塘沽守军，后来怎么又决定先打天津呢？
原来，塘沽是一个背面靠海的港口，附近地面开阔，河渠纵横，像蜘蛛网一般，还有大片大片的盐田。因为碱性大，虽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也不结冰。步兵不能跋涉，炮兵、坦克部队也施展不开。
同时，塘沽守敌侯镜如把他的司令部，设在塘沽口外的军舰上，只要情况紧急，就会逃走。如果我们先攻取塘沽，是很难全歼敌人的。这样，势必拖长解放全华北的时间。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改变了原来的作战意图，毅然决定不打塘沽，直捣天津，只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塘沽。
面对天津强大的防御工事，东北野战军决定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强攻天津。刘亚楼的前进指挥所就设在天津西十余公里之杨柳青镇。
在战前的部署会议上，刘亚楼提出：“先吃肉后啃骨头，在金汤桥会师！”
天津市区的形状是南北长、东西窄：南北长二十五华里，东西宽十华里。高大建筑物在南部，一般平房在中部；市郊开阔，南部多为水网区。敌人天津市
天津敌人的防御特点是：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皆平常”，也就是战斗力强的部队在中部和北部，弱的部队在南部。
于是，会上确定了进攻方针：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然后分割围歼。一纵和二纵的任务是并肩从天津城西和平门突破，由西向东挺进；七纵和八纵两个纵队在天津东面民权门一带楔入，由东向西挺进；两路部队在金汤桥会师。另外还有一个纵队在天津南面的尖子山一线，向北攻击；一个纵队做预备队。在紧张地进行战斗部署的同时，刘亚楼也按照上级的指示与陈长捷接触谈判。
1月4日，陈长捷在司令部刚刚喝下一口茶，司令部的一位参谋急匆匆地走了进来，递给陈长捷一封信。
“哪里来的？”
“共军。
陈长捷赶紧展开书信，原来是林彪、罗荣桓写给他的劝降书。
陈长捷一看，是要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自动放下武器。信中最后还提出，希望他们在我总攻击未发动之前，迅速派代表来商谈。
陈长捷想拖延时间，探听虚实，摸清野战军攻城的准备，于1月10日、11日，他两次派出一伙穿着长袍、戴着礼帽的伪参议会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出城谈判。
刘亚楼一眼就看穿敌人的花招，便将计就计，故意把接见他们的地址放在城北，让他们产生我军攻城指挥部设在城北的错觉。刘亚楼要代表们转告陈长捷放下武器，实行和平解决，并限令在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我军将于1月14日发起总攻！
事后为了迷惑敌人，事后刘亚楼又使用重炮向天津北部进行试射。果然，陈长捷误认为我军攻城指挥所设在城北，主攻方向也在城北面，就急急忙忙把他的主力第151师从城中心区调到市北边加强防御。”
1月12日20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示林彪、聂荣臻：“如该敌不能接受你们所提条件，则你们应于适当时间内攻占天津”。
前线司令部决心先打破敌人的放水计划，一面四处寻找当地群众出主意，一面沿河水调查。终于在南运河上游独流和马厂附近找到了碱河的水闸，把水闸打开，让南运河的水流入碱河，切断了护城河的水源，就这样解决了攻击天津的水患问题，但是护城河的河水仍是很深。
13日，陈长捷拒不答复和平条件。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的第4天——1月14日，我军开始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清晨，这座华北滨海城市的上空，像往常一样浓雾弥漫，白茫茫一片。根据几天来摸到的气象规律，浓雾总是在十时左右才消失，所以总攻的时间选定在10时。
此次，东野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和政委梁必业负责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特种兵部队2/3的炮兵及20辆坦克，在西面和平门南北地段，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
9点30分，只听一人喊了一声：“九点三十分了！”
刹那间，500多门大炮一齐怒吼，上千发炮弹呼啸着划空飞过去，倾泻在城墙上、堡垒上、暗堡上。预定的突破口烟尘滚滚，砖石、泥土飞上半空，碉堡、暗堡纷纷倒塌，地雷爆炸，铁丝网飞腾。敌人炮火也被我军炮火压制住，全都变成了哑巴。两架敌机刚飞临我阵地上空，就被高射炮一阵排击，打得它们拖着两股长长的浓烟，坠了下去。
这时，一些战士喊道：“坦克出动了！”
李天佑一看，果然几辆坦克嘎嘎地吼叫着，从阵地纵深冲向了前沿，显得十分威风。半小时的炮火掩护之后，尖刀连和坦克前进到护城河边。
护城河这道前进的障碍，竟在野战军跟陈长捷部展开放水的不断斗争出现了奇迹：陈长捷部放一次水，野战军堵一次水，结果，流进一层水结一层冰，河面上的冰越冻越厚。人，可以从冰上通过。至于原来大家想出的苇子桥、木船桥以及坦克沉在河中心……这些渡河方法，都不必使用了。
护城河的冰面虽然被炮弹炸开大大小小的窟窿，却仍很结实，战士们可以绕过或跳过去。他们有的失脚落在冰窟窿里，有的陷在雪堆烂泥里，但是仍不顾浑身湿淋淋，爬起来又飞奔向前。有的剪开了残存的铁丝网；有的爬上了敌人的碉堡；有的爬上了倒塌的城墙。两个尖刀连的战士，一齐拥向和平门突破口。
和平门紧贴着护城河，城门被层层叠叠的沙袋封祝城门前有座石桥跨过公路，桥面上堆放着厚实的沙袋，“插翅”也难通过。这一段城墙伸在两翼的前面，格外突出。城墙上碉堡、暗堡林立，十步一小碉堡，百步一大碉堡。大碉堡周围有许多小碉堡，形成子母堡。各段城墙还有火力支撑点伸出来。各个堡垒的火力都拱卫着和平门，火力可以互相交叉支援。护城河外是密集的布雷区，布雷区外是好几道鹿砦、铁丝网、木桩……
部队在坦克的配合下向前攻击。天色不知不觉的暗下来了。前线不断飞来汇报“部队情绪好极了，斗志旺盛！”
“插得猛，插得快！”
各部队一齐向天津市区猛攻。城西两个纵队，城东两个纵队，象4只铁拳，两面夹击，使敌人无法招架，首尾难顾。各个突破口展开了恶战。我军指战员在突破口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市区敌人出动了坦克，被我们的反坦克炮顶回去了。突破口堆积着敌人的尸体和散乱的枪支，各先头团在连续击退敌人的反击后。以迁回、包围的动作，顺大街小巷向纵深发展。
天津守敌被分割成数块，陷于极度混乱状态中。陈长捷再次向傅作义告急，傅作义的回答仍是“再坚持两天就有办法。陈长捷听后把电话摔在桌子上，对部下说：“这是让我们牺牲，做他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冬夜，寒风越吹越紧。李天佑和梁必业带着十多个人，踏过冰块和雪泥，越过突破口敌人的尸体，赶进城去。昏暗的手电筒光照着地上，只见弹坑密密麻麻。不时从黑暗中射出一阵冷枪，炮弹仍在头顶呼啸而过。
1纵队1师2团8连最先插往金汤桥，连长赵芳玉和指导员卢锡勤找到一位老乡，了解了通向金汤桥的道路和沿途街口的工事情况，便经僻静小巷在敌人间隙中穿行，于夜11点到达横跨海河的金汤桥边，他们首先闯进了天津市警察局的办公室，把“约法八章”扔给失魂落魄的警察局局长李汉元。
李汉元战战兢兢地读着“约法八章”，喃喃地说：“贵军神速，神速，没想到，没想到，……”桌上的电话机还在响着，李汉元对着查询战况的上级，只好撒谎说：“平安，平安，无事，无事。”
与此同时，8连1排长赵相林带人摸过桥去，在碉堡旁吹起哨子喊“集合”，一枪没放就活捉敌人一个排。刚把俘虏押进警察局大院，忽听东马路上吵吵嚷嚷过来一伙敌人。赵芳玉连忙命令战士们在桥头埋伏好，赵芳玉连长喝问：“哪一部分的？”
“26师炮兵营，奉长官命令到河东去！”
天津守敌的联络人走过来，当他发现情况不对，正欲止步时，8连的战士们上去把他扭进了碉堡。
赵芳玉接着喊：“弟兄们，请过桥吧。”
就这样，26师炮兵营毫无戒备地走来，8连一枪未放，又捉了六十人。后面跟进的天津守军另一个连，听见前面捉人，撒开腿逃了回去。
15日清晨，1纵队攻到了敌人最坚固的支撑点海光寺，敌我双方利用院内的墙角、沙袋，展开激烈拼杀战，逐屋争夺，从院内打到屋内，从楼下打到楼上，抓了大批俘虏。
1师1团刘海清副团长带领前卫营打到防守司令部的西北角。副排长邢春福带领战士冲进防守司令部，从楼下打到楼上，抓到大批俘虏。正在清点俘虏人数，排长跑来，指着一个庙堂喊道：“快到那边去抓大头子！”
他们跟敌人拼了一阵手榴弹，躲开了迎面飞来的一阵机枪子弹，冲进了富丽堂皇的地下室：“别动！举起手来！”
在地下室微弱的灯光下，十几个军官，其中有三、四个“将军”，都颤抖着举起手来。一个肥胖的中等个子，死眉死眼，有气无力地躺在沙发上。
王义凤把敌人的手枪都缴了，副排长又叫傅泽国请来了副营长。战士们逐个登记了这些国民党大官的名字。登记到胖子的时候，这个胖子刚说了个陈字，战士傅泽国就打断了他的话：“知道，知道，你是警备司令官陈长捷！”
15日下午4时，枪声稀落下来，攻城战斗胜利结束。陈长捷调到城北部的守敌主力151师，则被完全包围孤立，没有投入战斗就放下了武器。这时，1纵1师的战士占领了天津广播电台。
一位战士对那帮还在谎报战情的广播人员说：“小姐先生们，可以休息了！”
接着，他便以嘹亮的、胜利的声音向人们宣告：“天津解放了！”
李天佑纵队司令很快来到了离师部不远押着陈长捷的一个房子里。走进去，李天佑一眼就认了出来虽然大大发胖了的陈长捷。李天佑走过去问他：“陈长捷，还认识我吗？”
他睁大疲惫不堪的眼睛望了又望，似乎还认得。但他马上低下头去，什么话也不说。
15日下午，天津全城宣布解放，整个战役仅仅用了29个小时，刘亚楼也实现了30小时打下天津的承诺。这一战，全歼守敌1个警备司令部、2个军部、10个师共13万人。活捉陈长捷和86军军长刘云瀚、62军军长林伟俦以及天津市长杜建时。15日，天津解放。侯镜如率塘沽守军5万余人由海上南逃，东北野战军第12纵队歼其后尾掩护部队3000余人，解放了塘沽。
第二天，陈长捷被押送到通县五里桥，在那里，他见到了傅作义派出的和谈代表邓宝珊，这是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精心安排，目的在于让傅作义尽快签署和平协议。
但是，这对于陈长捷来说是莫大的刺激。一见面，陈长捷便对邓宝珊大吼：“你们这些混账家伙，作为谈判代表，只知道拖延时间，把我们当成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资本，这下好了，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来垫背，来当这个替死鬼。”
气消了以后，他又找到邓宝珊谈话，对他说：“告诉傅先生不要再打了，再打已经没有出路，天津就是个例子。”
李炳泉出城，三方角力
李炳泉与崔载之，按照傅作义的約定，于1948年12月14日出发。
当时的北平城里，活动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还驻有许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消息稍有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李炳泉带领崔载之出城谈判，不仅要经过敌我双方岗哨的盘查，而且在通过两军对峙的无人区时，随时可能成为双方射击的目标。
为进行这次和平谈判，傅作义作了精心的策划。他要求崔载之带一部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与李炳泉乘车避开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防区，由广安门出城。
做地下工作很久了，李炳泉自己还从来没有以自己的真实身份回到过同志们的身边，现在想想自己终于要做回自己，不用躲躲藏藏，这是李炳泉多少年来的梦想。
但这次出城，由于电报联络困难，还没有和上级明确联络地点和信号，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组织的领导人，李炳泉脑海里此时以一种职业的本能在努力想办法。
14日，车从广安门出城不久，就听见前方战斗的枪声，吉普车被部署在周边的傅作义的部队发现了，崔载之、李炳泉极力想证明自己的记者身份，士兵们按照规定检查李炳泉乘坐的吉普车，发现上面有电台，当即就将他们扣留下来。
傅作义不好出面，只得李腾九辗转疏通，但仍不准通行，崔载之、李炳泉只好原路返回。
事实，当时傅作义手下的主战声音仍然不小。12月15日，傅作义秘密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征求部下的意见。年轻气盛的311师师长孙英年以“不成功便成仁”的心态坚持要战到底。傅作义说：北平唯一的办法是和平，军事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但孙英年仍然坚持不能求和。
15日，李炳泉与崔载之再次秘密出城。李炳泉建议崔载之，放弃目标太大的电台，只带了电报密码和报务员、译电员，四人装成游客，乘吉普车出了西直门，换乘三轮车到颐和园，然后舍车步行，终于通过了双方对峙的无人区，找到了野战军的前线部队。
李炳泉要求战士们把他们一行四人送到司令部去。战士弄不清他们的身份，表示拒绝。李炳泉只好请求战士们将他们当做俘虏，送到司令部去。他们被送到团部，李炳泉要求再往上送。
经过这样的多次上送，终于到达了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司令部。李炳泉这才向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麟亮出他们一行的身份和任务。经请示，11纵队领导人16日10时收到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复电：派兵将傅作义之代表经北平以北送到三河的平津前线司令部。
罗荣桓政委找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处长苏静，“傅方代表来后，由你负责接待。通过与他们接触，了解敌人的企图，摸清他们的来意。”
12月23日，傅作义给中共主席毛泽东发了一电报。电文如下：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国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
傅作义
傅作义的行动很快被蒋介石有所察觉，李炳泉离开北平的同一天，蒋介石的说客就接踵飞到了北平。
首先来的是阎锡山晋军大将、时任国民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他和傅作义是同起于晋军卒伍的袍泽，后来两人各为其主，但情谊却一直延续。
徐永昌来到北平，傅作义热情款待，把酒叙旧谊，朋友间不胜言欢。见火候差不多了，徐永昌单刀直入切入正题：“宜生，听说你与那边接头了，蒋公心中期你甚殷。”
傅作义搁下酒杯，正色作答：“傅某身为党国大员，怎能不效忠党国呢？”
徐永昌脸上一阵潮红，劝道：“我受蒋公之托，于公于私作回鲁仲连，蒋公希望你能以几十年袍泽旧谊为重，将平津的国军分三路南撤，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
“哪三路？”傅作义不紧不慢问道。
“蒋公的意思，”徐永昌伸出手比划了个“三”的姿势继续说，“共军大军压境，为了保存实力，以便和共军持久作战，希望平津国军分三路南撤：一路从天津、塘沽经海路撤至青岛，另一路经河北、山东到青岛，第三路可请空军协助……”
“哎……”傅作义喟然长叹，“恐怕晚了吧，共军已经团团围住平津，怎么能冲得出去。即便出去，南撤只能加快被歼的命运。”
徐永昌遭到了这般拒绝，只得失望地返回南京复命。
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中将也飞到北平，邀傅作义密谈。这位美国军官表示：今后美国要抛开蒋介石完全支持傅作义，美海军将在沿海援助南撤。”他说得很狡猾。
傅作义明白，他要没有了军队美国怎么会扶持他呢？这还不是来套白眼狼吗？把兵撤出去，会被一脚踢开。于是说：“我们是一个国家，你们要给援助可到南京政府去说，我是个地方军事负责人，不能直接接受。”
白吉尔中将说：“傅作义，你要相信美国和我个人，今后抛开腐朽的蒋介石，要直接支持你。”
傅作义严正地回答道：“我们中国自己的事情，无须外人来干涉。”
白吉尔中将讨个没趣儿说：“傅先生对共产党有好感？”
傅作义说：“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蒋委员长也亲自和共产党谈判过。”
白吉尔中将没趣地走开了17日上午，第11纵队的1个警卫排护送李炳泉与崔载之来到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这里，苏静按照罗荣桓的指示接待李炳泉和崔载之。
崔载之和李炳泉做了自我介绍，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司令部对李炳泉的中共地下党员身份还不确定，苏静对李炳泉的态度是谨慎的。李炳泉虽然心里有些失落，但是也能理解自己当前处境。
在这个天气异常寒冷的冬日里，双方围坐一户农民家中的火炉旁，不拘形式地随便聊着天，他们没有明确的议题。双方心里都清楚：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
“我们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崔载之对苏静说，为了打消苏静的疑虑，他说“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非常具有诚意，绝非阴谋诡计”。
“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崔载之觉得有必要把傅作义为这次的会谈所做的工作说一说。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苏静边接待，却在观察着这两个人。
司令部还没有派出人与崔载之、李炳泉正式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
崔载之甚是焦急，李炳泉也盼望自己的身份能够早日得到证实。
这期间，苏静了解到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四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显然，傅作义仍是想凭借自己的实力，与共产党搞联合政府。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
12月19日，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进行了面对面的谈了一上午。会谈。崔载之首先转达了傅作义对此次谈判的诚意，表示愿商谈平、津、塘、张全线和平解决的方案。要求解放军放松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35军两个师放回北平，以对付蒋介石的中央军。
李炳泉也向刘亚楼参谋长反映了傅作义的焦虑：“解放军切断平张线后，他的军队西撤绥远已不可能，他在北平动作感到力量不足，难以控制局面。”
刘参谋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向崔载之说明了中央军委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署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还可给傅部编两个军。
双方的条件相去甚远，崔载之心中压力很大。四人一起吃了午饭后，回到住的地方，崔载之和李炳泉立刻通过电台向傅作义作了报告。收到电报，傅作义暗自长叹：“我的军队可以放下武器，其他我控制不了啊！”
傅作义在复电中说：“北平城里中央军的兵力比我多十几倍，如要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不宜实施。”
犹豫不决的傅作义在观望着，自己的精锐35军被困在新保安，而身边确实是蒋系将领较多，自己稍有不甚，恐怕就被自己人给干掉。再者，自己的部队元气还在，就这样放下武器，多年拼战沙场的他，心里又怎能甘心？
想来想去，傅作义决定等等再说。谈判没有结果，崔载之返回北平。李炳泉和电台仍留在八里庄，继续与两方面保持联系。
登战犯名单，和战两难
12月底，野战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
105军和35军的兵败城池的消息传来，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
一连几天，傅作义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在屋里没完没了地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或是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
正在此时，军统局局长郑介民突然飞到北平。
“郑介民来北平干什么？”已然心烦意乱的傅作义听说郑介民到来，暗下吃惊，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手段残忍，心思缜密，不要说中共，就是自己人有许多都被郑介民弄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来，不会起什么事端吧？”傅作义心中不安。
“总司令，”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小声报告道：“郑介民昨天就来了，一下飞机就到处找人谈话。昨天晚上，他就和杨清植（北平警察局局长）、王蒲臣、徐宗尧（军统局北平站站长）、毛惕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等十余人密谈了半夜。”
两人正在商议，只听“傅将军！”郑介民已经到了门外。
见郑介民真的到了自己这里，傅作义倒放心很多，若自己真有什么吃不住的，郑介民不必自己亲自来了。
“傅将军！”郑介民盯了傅作义一眼，目光略带杀气“听说你们正在和中共谈判？”
傅作义的回答也很硬：“没有的事。那是谣言！”
“不见得吧？”郑介民道：“不是派人去蓟县了？”
“有什么根据？”傅作义背对着郑介民极力地掩饰自己内心的心慌，他忽地把刚才拿到手上的烟盒子一下丢在桌上，反身问到。
“当然有根据。”其实，郑介民此时还没有真凭实据，蒋介石派他来，私下交代，新保安和张家口战役失败，一则担心中共加紧做傅作义的工作，顾来敲山震虎；二则如若规劝成功，尚能保存北平和天津的兵力。
见傅作义如此强硬，不好把脸皮撕破，无法继续下面的工作。因此，故意稍微一下口气但却含沙射影地说：“中共一向狡猾，望傅将军好自为之。”
“什么意思？”傅作义冷冷地回答道：“如果总统不放心，我马上可以辞职！”
“将军多虑了，”郑介民自知不在自己的地盘上，又见傅作义脾气火爆，不是好碰的钉子，蒋介石让自己来，也不是为了树敌的，故而脸上堆出笑来，赶紧把话捡要紧的说：“傅将军忠心报国，总统心里是有数的。总统的意思，傅司令也知道。只要傅总司令率部南撤，我在北平的所属人员一定保证南撤成功，我的所属人员听从傅总司令的命令就像服从蒋委员长一样。”郑介民一口气终于道出了此行的目的，心想总算回去也有个交代了。
傅作义虽一时占了上风，但有没有出什么纰漏？真的把关系闹疆了，自己一时半会也没有好处。于是也假意退一步，信誓旦旦，却又找出各种理由百般推托。
郑介民又公开在不同的场合相胁：“对于那些敢于出头露面为北平和平奔走的人物，要派人跟踪，必要时就把他们干掉，以起‘杀鸡儆猴’之效。”
傅作义听到这种说法，也毫不客气地公开回敬道：“我傅某人吃粮当兵几十年，活到今天好歹也是陆军二级上将。如果有几个特务敢于造次，我想他们还没那个本事。”
郑介民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
送走郑介民，傅作义知道，今日恐怕是得罪郑介民了，自己已为他日埋下了祸根。故而，傅作义越发地知道，恐怕和谈这条路，必须要走下去了。
傅作义这一念头刚刚闪过，25日凌晨，中共电台的一则消息给傅作义沉闷的一击。
这天凌晨，傅作义按惯例要打开中共电台，听一听中共的最新政策和消息。这天，广播里公布了中共拟定的43名战争罪犯的名单，傅作义也被名列其中。
“傅作义”三字的话音刚落下，傅作义一下子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横扫在地，继而跌跌撞撞奔向卧室，突然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
傅作义的女儿，傅冬梅听到傅作义摔东西的声音，急忙跑来，傅作义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傅冬梅想要安慰几句，但是此时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党中央要把自己父亲的名字与蒋介石等放在一起。所以，一时之间也有些语塞。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说刘厚同拜见傅作义。
听说刘厚同来访，傅冬梅心中暗喜，真是一场及时雨。
“35军完了，105军完了，这下我也算完了。”见到刘厚同，傅作义的第一句话就说。
见他这会儿如此消沉，刘厚同答道：“我看不见得，旧的完了，可以开始新的。”
刘厚同顿了顿接着说，“总司令！国共军政形势发展到今天，我早已料到了。我说过，政治是军事的根本，未有政治不修明而军事能得胜利的。南京政府政治腐败，军政官吏贪污腐化。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合乎人心，不顺乎潮流。南京政府恐怕维持不了一年半载啦！”
“依你之见呢？”傅作义问道。
“最好的出路就是设法同中共疏通渠道，进行和平谈判。”刘厚同直截了当地说。
“谈？怎么谈？我就怕人家要价太高啊！”沉吟半晌，傅作义感慨地说。
对于崔载之、李炳泉上次的谈判，刘厚同略知情况，“高！不就是让你把中央军的军师长抓起来，宣布起义吗，你办不到，说明情况再谈嘛！”顿了顿，接着说：“蒋介石要你南下，万不能从，去了只能使北方子弟与他同归于尽。现北平陷于重围之中，南下无路，西退亦不可能。时至今日，切不可三心二意，胡思乱想，还是顺应人心，和谈为上，现在咱们的谈判资本虽不如初，但和谈一成，北平免遭战火，保住千年文化古都和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还是深得民心的。中共历来说话算数，咱们还是有光明前途的。时不我待，万不可一误再误。”
权衡左右，傅作义知道刘厚同是对自己好，当即决定再次发电毛泽东，准备再派代表前往谈判。
“不过，”傅作义顾虑重重：“不知共产党是否能守信用？谈判后能否认真履行和平协定？”
刘厚同道，“据我了解，共产党光明磊落，说话一向是算数的。共产党可不像蒋介石，说话出尔反尔……”
“刘老先生，我倒有个想法，”傅作义道，“为了调和双方的意见同时为了将来执行和平协议，能不能请个民主党派，作为第三者的代表参加？”
刘厚同点头道，“总司令高见。第三方的代表，我想可以请民主同盟中央在北平的负责人张东荪先生参加。”
“很好。不过，邀请张东荪先生的事——”
“由我负责，张东荪先生我熟。你就放心吧！”
崔载之把傅作义的决定电告给还留在八里庄的李炳泉。
李炳泉立刻把电报报告给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并转中央军委。
1949年1月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要求认真做好傅作义的工作，并将关于谈判的六点意见派人直接告诉傅作义――
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就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傅氏此种做法是很不实际实的，是很危险的。
二、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地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争罪犯，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三、傅致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了，毛主席认为傅氏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载之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副主席）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五、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也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
六、彭泽湘（此人冒充是李济深先生的代表，建议傅作义反蒋独立，走所谓第三路线）是中共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此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
李炳泉奉命向傅作仪转达了中共方面的六条意见。
林彪和聂荣臻一合计，当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炳泉。他俩亲自找李炳泉谈话，要他立即回北平向傅作义转达毛泽东关于谈判的六点意见。为防止泄密，当即由林彪口授，李炳泉记录下来默诵。编辑的本行帮了他，博闻强记的李炳泉很快把这445字的电报背得滚瓜烂熟，林彪、聂荣臻要李炳泉背一遍给他们听，李炳泉背得一字不漏，二人才放心地会意一笑。
1月2日，李炳泉按照商定的联络办法，联络员王朝纲陪同到我军前沿阵地清河镇，然后独自飞步第二次穿过流弹横飞的无人区。在德胜门外顺利通过敌军盘查，当晚抵达城内大草场16号，第二天一早就由李腾九陪同见到了傅作义。
这时候相见，大家都免去了客套，李炳泉向傅作义传达了毛泽东的六点意见，特别强调其中的第一点：建议傅目前不要发起义通电。
因为起义电一发，傅作义在国民党内部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再者：中共将傅作义列为战犯，主要是考虑到这样可以加强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前的地位，傅作义则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别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却可和中共谈判，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就算是立了一大功劳，中共赦免其战犯罪也就顺理成章了。
听完李炳泉转达的六点意见，傅作义的内心总算稍有着落。
为了避免被蒋介石系统的特务发现，李炳泉被傅作义安排在史家胡同傅本人的一处寓所，等待傅作义的答复。
一夜未眠之后，第二天早上，傅作义让崔载之转达李炳泉：傅作义已决定做一件大事，再次派代表出城谈判。
听到这个消息，李炳泉知道事情紧急，又第三次穿越生死线，回到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向林彪、聂荣臻做了汇报。林彪、聂荣臻当即指定李炳泉负责傅方代表的接待工作。
蒋纬国登门，密谋绑架
1949年元旦刚过，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二公子蒋纬国飞抵北平。
蒋纬国进入司令部，见到傅作义是一副心力交瘁的可怜相。他瘫坐在沙发上，见到蒋纬国登门造访，知是蒋介石派来的又一个说客，强打起精神站立起来表示欢迎，寒暄几句后落座。
傅作义甩给蒋纬国一支香烟，自己也叼上一支，因气候寒冷潮湿，连划了七八根火柴都熄灭了，只得作罢。蒋纬国说明来意，並呈上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宜生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危艰，欲与共党再次合作，特派次子纬国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耑此敬候勋安。弟蒋中正。”
但局势到了这步田地，傅作义还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向蒋纬国笑了笑道：“领袖的心情我知道，同样也请他理解我的心情……”
傅对当前的形势作了分析和介绍，说：“现在解放军十数倍于我，将北平团团包围，如果突围不啻以卵击石，他们会将我们分割包围，聚而歼之，必将全军覆灭，三十五军的教训应当汲取；如果死守，亦徒使生灵涂炭，文化名城将毁于一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国家对民族将是极大的犯罪！”
蒋纬国问道：“傅将军打算怎么办？”
傅反问：“二少爷若是处于我的地位，你又打算怎么办？”
蒋纬国与傅作义谈了三个小时，毫无结果，只得悻悻离开。但是傅作义并不知道，他已经与一次绑架行动擦肩而过。
原来，蒋纬国一下飞机，就急忙找军统北平站站长谷正文商量。谷见蒋纬国突然来到，知道是有紧急任务，连忙热情地接待了他。
蒋纬国说；“父亲先后派徐、郑二位将军来劝说傅将军突围，未果，今又特派我代表父亲再次与他恳谈，因对北平的情况不甚清楚，所以先来找你！”
谷正文将情况作了详细介绍，然后忧心忡忡地说：“凭徐永昌与傅作义的特殊关系，未能说服他，你二公子亲自出马，恐怕也难奏效！”谷又说：“傅作义投共心迹未明，要是明了，那就危局难收啊！”
蒋纬国问道：“依老兄之见如何挽回这个危局？”
谷正文簡潔地答：“将他带回南京！”
“怎样带回南京？”
谷正文说：“绑架！而且这个任务只有你二公子才能办得到！”
蒋纬国一听“绑架”二字，连连摇头以为不可。可谷正文坚持说这是当前挽救危局的唯一办法，并反复阐明其中的利害关系，说：“如果绑架成功，很可能挽回部队的士气。他部下自有主战派，会带领部队分头突围，再不济也要拼个鱼死网破，总比拱手让给共军强！”
蒋纬国被他说得心动，问道：“我蒋纬国一人，怎能有力量将傅将军从总司令部里绑架出来？”
谷正文说：“这好办！你是代表蒋总裁而来的，拜会完了告辞时，傅作义从礼貌上一定会送你上车。你事先故意将车停在稍远的地方，并与傅聊些同情他的话；趁司令部的卫兵不注意，由我派遣埋伏在车上的人，强拉他上车，只要开到机场，上了飞机就算绑架成功了。”
第二天早晨，蒋纬国按计划到谷正文处借车，谷派了两名特务埋伏在车里，车开到“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将车停在离门卫稍远的地方，一切按计划行事。
可是蒋纬国与傅作义谈过话后，总觉得为争一时之胜负，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以千百万生命财产作赌注，将成为历史罪人。最后他动摇了，未下达行动暗号。
中午时分，谷正文的汽车开回来了，两名特务向谷报告，蒋二少爷临时改变了主意。
谈判见成果，达成纪要
1949年元旦刚过，李炳泉从八里庄紧急给傅作义拍来的电报：“中共要求派一位身份更高的人参加谈判。”
接到电报，中南海里，傅作义在一个一个地考虑自己的身边人。这些人的脸庞一个一个从他的脑海里掠过，伴随着平时里的一些细节。傅作义知道，这是一盘棋，这颗棋子能不能替自己把住这道关口，非常重要。
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早在1938年的抗战期间，傅作义就曾派周北峰为代表几次去延安拜见了毛泽东主席及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之后周北峰在傅作义部负责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工作时，傅作义部驻扎晋西北河曲，八路军一二〇师驻扎晋西北兴县、岢岚一带，周北峰经常代表傅作义与贺龙师长、萧克副师长接触。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热、察、绥受降官，周北峰又作为傅的代表到绥远的商都和察哈尔的张北与苏联红军接头。
国共重庆谈判后，1946年1月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三人和谈小组成立，周北峰又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与中共会谈。多年来傅作义与中共的接触大都是周北峰作为代表参加的。由此可见，周北峰身为傅部最高的学者、教授，确实是颇为傅作义所信赖和器重的谈判老手。因此，傅作义在北平和谈中再次选中了他作为与中共和谈的代表。
不多一会，周北峰坐了傅作义派去接他的专车，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傅作义一个人坐在办公桌的后面。
深夜召唤自己，周北峰明白必定有事，他轻轻地问道：“总司令有何吩咐？”
傅作义，默默地点点头，“不料局势发展如此之快。”
“我们必须得和共产党继续谈判了。半月前，我派了崔载之与共产党接上了头，可一个多星期的谈判，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还说我们没有诚意，在他们眼里，‘诚意’就是让我把平津拱手让出。我已经把崔载之召了回来。这次得派你去重新商谈，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一道动身，怎样？”
周北峰没有多言语，他知道傅作义决心已下。而且作为一位谈判手，他知道自古都是实力说话。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傅作义的话，让周北峰不免有些苍凉之感，与中共谈过多少次，恐怕这次是最难谈的一次。“真的没有要求吗？那还谈什么呢？”在周北峰看来，傅作义只是给他交待了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一点没有涉及，而且要由他去具体处理。他觉得工作很难，难就难在“相机行事”，换句话说，就是要他随机应变。
此时的傅作义到底在想什么？
傅作义知道，抗战胜利后，自己到八路抗战的内蒙古地区接受日本投降，这不仅引起了中共对自己的敌意，而且女儿也在责怪自己。但是，作为一名军人，军令如山啊！况且，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给他晋衔，自己拒绝了，也是因为自己内心对蒋介石假抗日行为不满。这些，中共也是知道的。
但是，自己必定统领着这么多的部队，总要对部队负责。这才是谈的关键。
1949年1月6日，这天是农历初八，正是“冻死寒鸦“的奇寒天气。
一大早，周北峰和张东荪就化装成大学教授出城了。走之前，地下党员崔月犁向他们交代了出门的路线，还特意让张东荪拿了一块白布，告诉他们，过火线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晃晃。
周北峰和张东荪到了白石桥，一位乔装打扮的中共接头人员在桥边等着。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车里的人和车牌，然后说：“这是第二道防线，离前沿战壕只有三五百米了。你们只能步行到那里，到时候有人会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方法的。”
“千万要走马路中间，两边的土路里有地雷！”他看着戴着皮帽，拄着拐杖准备下车的周北峰和张东荪又低声交待了一句。
小心翼翼地走过100多米，对方隐蔽战壕的野战军战士就发现了周张二人。
“站住！什么人？”张东荪赶紧摇着那块救命的白布走上前去：“我们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回家了，想回去看看。”
听到这句答话，几个战士上来搜了他们的身，然后把他们直接带进了指挥部。
周北峰说：“我要找王东”。这是相约好的暗语，“王东”就是往东的意思。指挥部里的人一下就明白了，“警卫员！”他喊到，“立刻向上级汇报情况。”
“同志，赶了这么长的路，饿了吧！”
参加过这么多次得谈判，这是周北峰第一次这样偷偷摸摸到对方阵地谈判，来的路上，自己的神经是高度紧张，肚子的事情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会儿，对方这么一提，自己倒真的觉得饿了。
狼吞虎咽地吃完警卫员端进来两碗热腾腾的面条后，二人按照安排安顿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一个班战士护送他们驱车来到了蓟县。当天晚上，周北峰就见到了聂荣臻。
聂荣臻道：“这次你们来了，我们表示欢迎。这次傅作义将军有诚意吗？”
周北峰答道：“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我来主要是想了解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
聂荣臻道：“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问题呢？还是谈傅将军的全部统辖部队和地区？”
周北峰道：“当然是谈全面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一个人负责。”
一旁的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说：“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没想到林彪会开出这样的条件，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谈判进展得愈加顺利。
他立刻向傅作义作了汇报，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但林彪一再强调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时限，天津守军至迟于13日前开出城外。
周北峰在蓟县八里庄与中共商谈后，独自带着会谈纪要返回北平。经过城门时，发现原来应该是傅系部队守门，突然被调换了，守军是蒋介石的青年军。周北峰心中暗喊，“不好！”
还好周北峰平日只在司令部走动，在底下官兵，特别是蒋系士兵面前少有露面，几个守门的士兵并没有认出周北峰。把他带进值班室，按照规定对其进行搜身检查。
“脱下衣服检查，老子才懒得搜你的身！”当班的一个士兵对周北峰吼道。
周北峰不敢声张，只是磨磨蹭蹭地慢慢解襟扣。
“磨蹭什么，给老子快点！”
“长官，长官，这天太冷了，手脚都不利索了。”周北峰一边脱衣，一边担心缝在内衣里的那份文件被搜了出来。一时找不到什么好办法。
“干什么的？”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走了进来，边搜他刚刚脱下的外罩，边问。
“教书的。”周北峰躬身赶紧回答。这样的姿势，平素是别人对他用的，有文件在身上的周北峰，这会儿也只能暂且屈尊了。
见周北峰身上还有一件袄，守城的士兵硬要他脱下。周北峰知道，若是脱下这件，恐怕文件就很容易暴露，于是，假装讨好地说：“长官，我自己搜，我给您老人家往外拿不行吗？”边说，周北峰边往外拿东西，这次出门，知道任务特殊，周北峰并没有带什么值钱的物件，随身也就是个怀表用来看时间用的。
周北峰把怀表一掏出，那个班长一样的人物顿时眼前一亮。周北峰这会儿是虎落平阳，平日里在傅作义的跟前也是个红人儿，一个随身带的怀表自然也是金贵的。
“给我再搜！”
“长官、长官，我真没有了东西了，就这么一个值钱的物件，长官您要看得上，就当是我孝敬您的。我这教书的身子骨，经不得冻，怕是冻坏了，家里老婆孩子无人可以照料了。”
那班长手里把玩着怀表，又在手上掂量掂量，“给我搜搜！”侧头对旁边的士兵说。
于是，小兵上来在周北峰身上上上下下地摸索了一番。
那时候，写东西的纸，多用棉纸。棉纸顾名思义就是像棉花一样柔软的纸，质地泛黄，却韧性高。藏在厚厚的棉衣里，不易摸出异样。
“长官，没有了。”小兵回话。
“给我快滚！”班长对周北峰喊过后，转身带着怀表离开了值班室。
不一会儿，周北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傅的办公室里。
周北峰把草签的“会谈纪要”交给了傅作义。傅看完以后什么也没有说。
傅作义虽然对谈判的信心增强了，但看了《谈判纪要》后，却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他依赖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太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周北峰说，“这里所谈的各项问题，让我们务必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
傅作义一言不发，又踱起步来。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还是一句话也不说。
“就这样把天津交出去？自己当是如何？”傅作义心想。
徐永昌的劝说，郑介民的威胁，不是毫无作用的。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平津地区六十万人马中，属于蒋的嫡系部队占了四十多万，而自己的嫡系部队才二十多万。北平城里的兵力部署他很了然：鼓楼和天安门一线以东是蒋的嫡系，石觉的九兵团；以西是蒋的亲信，李文的第四兵团；以北至黄寺一带也是蒋系青年五军（这就是说，北平城里大都是蒋的部队），只有德胜门一带是傅系赵树桥师，西直门到复兴门一带有傅的孙英年、刘坚一等师，永定门至先农坛是傅的骑兵四师。万一有变，石觉和李文会不会蠢动？对他们的行动，应采取哪些防范措施？
况且天津尚有13万守军，并且正在日夜修筑工事，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也一再保证天津的城防起码能守半年。这次与新保安、张家口战役不同，新保安是要突围，张家口是要部队西撤，这两次战役都要面临突破对方的封锁。但是，天津只要守住城池就可以，供给城中早就备好，而且还可从海路供应，难道自己的部队就都是饭桶，修好那么多工事，连守都守不住？
一时之间，傅作义也在彷徨，他对周说：“你可电告解放军、你已回到北平。至于这个协定，过几天再说吧！”
这一等，就是四天，四天之中天津的情报不断传来，中共集结了3倍于天津守军的部队在城外，天津能守住多久？目前北京也被围，天津到底能守备多久？
想了想，傅作义叫周北峰，道：“你可电告聂（荣臻）、罗（荣桓），就说前次所谈的都已经研究了，只是限于14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了，有些问题还要进一步谈谈。明天你同邓宝珊将军再去一次吧！”
【第四章】北平解放——和平开启新时代
十四点协议，化剑为犁
邓宝珊是傅作义的副总司令也是他的拜把兄弟，12月底，父亲把邓宝珊从绥远前线接到了北平，邓宝珊与中共的地下党也有接触，地下党也力劝邓宝珊让傅作义下定决心。
1月13日，谈判第三次开始，邓宝珊和周北峰来到通县五里桥，刚一落座，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上次谈判中规定14日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几个小时了，所以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愣了一下，接着又提出傅作义临行时的交代，能不能组建联合政府？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林彪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
会谈终因双方都不肯让步而暂时休息。
邓宝珊和周北峰在谈判的时候，为了控制住北平的蒋系兵团，傅作义正在紧张谋划调整兵力部署，蒋介石已经连续派了两名专员来了，有些事情不得不防啊。而且，中共的条件，傅作义是知道了，他得为下一阶段的事情提前作些准备了。
“总座请放心。”傅作义的心腹将领、政治部主任王克俊道：“对付李文和石觉的部队，可以采用从前我们对付青年军二〇八师的办法……”原来，青年军二〇八师（以后扩编为八十七军）是蒋的嫡系部队，驻在北平城里，受蒋的心腹将领、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的直接领导，该部逮捕进步人士、血腥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了有名的“七五”惨案，成为傅作义身边的一颗“炸弹”，在锦州被围时，傅作义趁机把他们调到了唐山前线……
傅作义点了点头。
“总座！”傅的亲信参谋长献计道：“为了预防万一，要扩充和加强预备总队的兵力。我的意见是：抽调三十五军的暂十七师、骑四师（一部）、补训师和警卫团，作为我们的总预备队。任务是负责保卫中南海（傅总部的所在地）、负责监视石、李两部的行动……”
傅作义沉思有顷道：“很好！就这么办。城里的兵力，请你重新调整、部署一下，把有些部队调去城郊……”
正在这时，傅作义接到了周北峰利用休息的时间给傅作义拍发紧急电报。
“什么事？”
“周处长说，刚才聂司令员跟他说，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如果午夜前不答复，他们将采取新的行动！”译电员说。
“什么行动？”
“对方说，他们将下达进攻天津的总攻击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周处长请示，怎么回答？”
怎么回答？傅作义没有吭声。他不停地踱步、叹气，脑子里在“打仗”：同意签约？北平城里兵力尚未部署好，蒋的嫡系会不会产生变乱？天津的陈长捷、刘云瀚、林伟俦主战最烈，能不能接受协议？如果不签订协议，天津就要变成一片火海……但是，万一天津坚决抵抗，要能挫败共军的锐气呢？这不是能增加我们谈判桌上的本钱吗……傅作义终于打定了主意。
“给周处长回电。就说：请我弟与邓宝珊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接到傅作义的指示，邓宝珊和周北峰暂停了和共党的谈判。
14日，早上10点刚过没多久，傅作义就接到了天津陈长捷的告急电话：
“报告总座！共军已经发动了全线总攻。共军大炮十分厉害。东局子被猛攻已经陷落，运河自来水厂已被共军切断，河北区孤立无援，请派飞机前来助战……”
“报告总座！小西门战斗十分激烈。共军已步步进逼，86军步步退守，刘云瀚军已无还手的余地，共军已经直插金汤桥……”
“报告总座！151师已经放弃河北区，撤回海河以南，反击金汤桥之共军，但未能如愿。民族门的主阵地，又受到共军的正面猛攻，已经连续突破缺口多处。大批共军，已经突入天津市区。城里各大厦屋顶纷纷出现白旗，汇中饭店中弹多处，英美烟草公司屋顶已遭轰毁，整个防区已经全面瓦解……”
傅作义摔掉了电话机，软瘫在沙发里，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于是，他指示周北峰和邓宝珊加紧谈判。
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又再各自重复过去说了好几次的话，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作为“剿总”副司令，他更清楚现在傅作义的想法和处境。休息期间，他指示周北峰：“北平已经处于绝对的孤立境地了，只有和平解决这一条路了。解放军方面提出，留给总司令一个加强团，作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就叫和平解放北平。我认为这个原则可以接受，只要总司令同意出城改编，具体的办法由我去谈。你可尽快把这个意见电告总司令。”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
看着手上的译电，傅作义知道，是到了该决定的时候了。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
1月16日，为敦促傅作义下定决心，尽快达成并实现和平协议，毛泽东以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名义也致函傅作义。
不久，傅作义复电周北峰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周北峰拿着傅作义的电报面露喜色地跑了出来，对邓宝珊说：“现在好了，总司令痛快地答应了。”
邓宝珊不用再讨价还价了，谈判顺利进行。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队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和军政机构接收办法等事项一一达成基本协议。
邓宝珊和周北峰都长出了一口气，北平问题终于解决了。在他们临返回北平前，邓宝珊提议：“请贵方也派一名代表进城去，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其实这也是傅先生的意见。”
“好。我们马上安排一下。”林彪答应，同时递过一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致傅作义的信，“请将这封信转交给傅作义将军。”趁此时机，邓宝珊打开了那封信，不禁大吃一惊，信的内容非常严厉：“北平被围业已月余，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其提出的具体要求是要傅作义以下述两种方法之一实行：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二是如果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解放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允许这样做。上述两项办法，任凭选择，并再一次给予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这一时间为1949年1月17日一时起，到1949年1月21日二十四时止。
邓宝珊当时可能并不知道，这是毛泽东亲笔所写，只不过是借用了林彪和罗荣桓的名义而已。但邓宝珊看后，确是神色紧张而忧郁，他私下里跟苏静说：“我回城后，这封信打算暂时不交给傅作义。傅作义看过这封信，弄不好会节外生枝，甚至推翻协议，那样我们的谈判就功亏一篑了。”
1月17日，苏静作为进城联络的工作人员，与邓宝珊等人开往北平城内，崔载之等人正在德胜门等待着他们。第三天，苏静与崔载之等人开始将在城外达成的协议具体化，先后形成了十四点协议。
危城大换防，北平解放
就在蒋纬国飞回南京的同时，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十四点协议也传到了南京。蒋介石不想看，但又不能不看。稿纸上的每一个字，像子弹一样在他眼前晃动着：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有关军事细节从略）：
一、自本月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原建制，原番号自二十二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驻地约一个月后，开始实行整编；
四、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
五、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六、河北省政府及所属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七、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订兑换办法，
八、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九、保障在平领事馆外交人员及外侨人员财产之安全；
十、邮政电信不停，继续保持对外联系；
十一、各种新闻报纸仍可继续出版，俟后重新登记审查；
十二、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三、人民各安生乐业，勿相惊扰；
十四、凡军统、中统特务分子必须进行登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来自北平的报告还说：
“北平城内除由傅作义保留一个加强警卫团而外，其余于元月二十二日开始出城，到三十日全部撤到指定地点。被围困的几十万军队要撤到城外指定地点去，可能发生许多问题，因此在宣布和平协议之前，傅作义采取了预防措施，妥善安排。其中，重要的是一面召集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乘开会之机进行说服工作。因蒋介石曾电令其嫡系部队将领带其骨干军官飞往南京，但形势已不可能，于是‘网开一面’，向他们说明，在和平协议公布之日，其不愿留北平的，允许一律用飞机送走。这样就减少了整编军队时的阻力……一月三十日，傅作义带了他的警卫团，回到北平‘剿总’旧址，会见了解放军总参谋长兼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一月三十一日，举行了盛大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在满街满巷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的欢迎下，解放军以坦克为先导，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北平城，从城外来的各机关、团体、经济部门，也都秩序井然地到了指定地点。至此，未放一枪一弹，未伤一人一马，未损一砖一瓦，北平城获得了解放……”
有关北平的报告还很多，但蒋介石恁地也看不下去了。他从未感到现在这样寂寞、狼狈、难堪、愤怒与凄凉。他实在待不下去了。
就在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来了电报，要求于17日起，用一周的时间，派飞机到北平运走其嫡系第13军少校以上的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电报中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面对目前厄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吾今只要求一件事，于明天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需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望兄速复电。
傅作义假意答应蒋介石，同时把蒋介石的意思电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城外解放军在有飞机来时，以祈年殿来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飞机着陆。如此四五天，国民党党的飞机没有运走嫡系精锐兵团的一人一枪。
1月21日，傅作义同意了国共两军谈判形成的文字协议。并随后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先由参谋长李世杰讲述了当前形势及和谈经过，再由王克俊宣读了协议条文，随后征求与会者的意见。
会议上先是一阵沉默，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继而有人放声大哭。傅作义一眼望去，正是第4兵团司令李文、第9兵团司令石觉和第16军军长袁朴，也有少数蒋系将领不愿留下来执行协议，要求回南京。
为减少执行协议的阻力与破坏，在征得解放军同意后，傅作义允许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石觉及第13军、16军、31军、94军团以上军官于23日乘飞机返回南京。会后，傅作义即将协议正式下达到各部队执行。
为保证北平的守军顺利开出城外，使傅作义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部署，中央军委指示平津前线指挥部，傅部第一个军的部队在22日按照原定计划出城外，其余各部适当可以推迟。傅作义也作出了精心部署，以嫡系骑兵第4师于22日最早出城，其余各部从26日起陆续出城，以重建的嫡系第104军负责维持北平治安，最后出城。
平津前线指挥部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任命第13兵团司令程子华为警备司令兼政委，由第4纵队担任北平的警备任务。在第4纵队入城前，特别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城市政策纪律教育，由于政策纪律教育细致深入，使第4纵队在北平警备过程中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盛赞。
1月31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第4纵队之第10师从西直门进入市区，与傅作义部第104军交接防务，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宣告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64天，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个兵团部、1个警备司令部、4个军部、24个整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约26万余人；迫使北平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及其所属1个“剿总”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其他国民党部队共25余万人接受和平条件，出城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北平和平解放，在全国也起了示范作用，先后有湖南、绥远、新疆、四川和云南等地的和平起义，这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避免了人民更多的牺牲，为国家保留了更多的物质基础，便于国家能在短时期内尽快恢复元气。
更为重要的是，和平解放使著名的文化古城、文物古迹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使清华、北大等大学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受到损坏；北平的工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社会秩序没有发生混乱，减少了牺牲和物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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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下定心丸，信而有征
2月3日，进行北平的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外电进行了广泛报道。
已准备返回浙江溪口的蒋介石，读罢美联社关于解放军进驻北平举行盛大入城仪式的报道后，他一把将电稿狠狠掷在地上。陪侍一侧的次子蒋纬国忙上前劝道：“父亲，傅作义投共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您不必动怒，万望珍摄身体。”
蒋介石望望儿子，又自圆其说：“伯川说得对，傅作义早被赤化了。都是抗战弄的，他和共产党搅和在一起。我早就说他成了‘七路半’了（言外之意和八路十分靠近）。”
傅作义并没有参加入城式，解放军没有邀请他，他也没有主动报名。他独自坐在北平西郊原华北“剿总”司令部的驻地内，正在生闷气。
原来，就在2月1日《人民日报》北平版创刊号上，傅作义看到这样的标题，“林罗两将军曾致函傅作义：任何顽抗必遭覆没，和平解决可望折罪！”公布的电函中，没说傅作义一句好话，其功绩也一点不提，他还是个罪大恶极的“战犯”。
看了这篇文章，傅作义惊呆了，立即给林彪写了一封气愤异常的长信。在信中要求毛泽东马上给他指定好监狱，他要去主动投案自首。
为了安抚傅作义，林彪、聂荣臻特地在北京饭店小宴会厅宴请傅作义。林彪一上来就先给傅作义吃了颗定心丸，说傅作义有功，共产党不会亏待。“便宴谈话”后，傅作义的情绪略有改变，但心中的不满仍未消除，他甚至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发电，要申领护照出国，离开北平。
接下来，在军管会安排下，傅作义从西苑搬进了钓鱼台。搬完家没几天，电话响了，听筒里的声音很冲：“我代表西城区人民政府通知你，立即到人民政府登记。傅作义不高兴地提醒对方：““我是傅作义！”
对方态度却更加强硬：“通知的就是你傅作义。北平人民政府通告：凡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必须限期登记！你难道不是国民党军官？”
傅作义心理失衡，有点不知所措。
2月11日，陶铸、周北峰一道来到西郊傅作义住处，陶铸高兴地告诉他，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他和邓宝珊将军。周北峰说，叶剑英主任通知，傅、邓二位可于明日与“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章士钊等几位老先生一道乘飞机赴石家庄。
2月22日，傅作义从北平乘飞机先到石家庄，后转乘汽车到西柏坡。当晚，毛泽东就到他的住处看望了他。傅作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迅速走上前去，立正敬礼。毛泽东马上满面春风地握住了傅作义的手。傅作义激动地说：“我有罪！”
毛泽东说：“不！你有功！抗日战争你为人民立了大功，和平解放北平古都，你又为人民立了功，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众人落座后，毛泽东风趣地对傅作义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喽。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我们俘虏你的那些人，”毛泽东谈起对待傅作义的政策时说，“我们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都送到绥远去。”
“送去绥远？”傅作义一下子还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略有惊异地说，“给我，我怎么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
毛主席笑了起来：“国民党不是一贯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了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掏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他们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认识。这些人以后我们还要用哩！”
“至于绥远，我们不着急。”毛泽东说，“有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等待他们的起义。”
争取董其武，趁热打铁
北平解放后，山西最后剩下的两座孤城太原、大同也很快解放。华北五省尚未解放的，就剩绥远了。
绥远是傅作义的发祥地。他在绥远主军主政多年，与绥远军民甘苦与共，生死相扶，其情谊不是平常可以比拟的。在绥远，不仅有他指挥过的那么多部队，绥远驻军共有董其武"驻绥指挥部"和邓宝珊"晋陕绥边区司令部"辖下各部近十万人。从张家口败走绥远的第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也逃到这里，驻扎包头。也就是说，傅作义“一辈子经营的两个兵团”董其武部和孙兰峰部，都还在这里。
董其武在归绥从收音机里听到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又惊又喜，既兴奋又不安，同时又令他感到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上对绥远只字未提？我已经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能不管我们吗？”他马上给北平傅作义处打电话，要求派飞机接他去北平。
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后，直接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作义。
傅作义说道：“你来得正好，我把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况给你谈谈。北平的和平解放，是我拼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我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北平的中统、军统特务很多，他们随时可能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会打死我。我是拼着三个‘死’，决心走和平的道路。我也不是不能走，蒋介石先后派蒋纬国、郑介民、徐永昌等来平，劝我大军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同时美国海军也派人来北平，劝我直接接受美援，我当即表示：我们中国的事情，中国人办得了。”
傅作义还对董其武说，“现在时局的转变，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扭转不了的。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和平的道路，走人民的道路。”
董其武其实早就明白了这些道理，他当即表示：“就是拼三个死、四个死，我也要追随您走和平之路。”
傅作义说：“绥远问题，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做安排。”
北平一解放，绥远问题如何解决还没有决定，各种不稳的消息就已不断传来，关于傅作义本人的各种谣言也已在绥远不胫而走。有说傅作义与解放军签订的和平协议是被迫的呀，是“城下之盟”，有说现在傅作义已被“软禁”在北平，没有人身自由了，甚至还有说傅作义已经“遇害”了的。绥远本地呢，有传董其武已准备“西撤”，有说美国太平洋舰队已准备介入，人心惶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3月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用“绥远方式”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
毛泽东表示：“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作义好奇地问：“什么叫‘绥远方式’？”他不慌不忙地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
蒋介石得知绥远情况复杂，特务们的造谣破坏已起作用，包括一些高级将领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与中共和谈，于是命令董其武率部西撤，企图先把绥远部队撤到兰州，尔后撤至西南。如果不行，他还准备把他们撤到缅甸。
对此，董其董委婉而坚决地予以回绝。他找了两理由，一是说目前绥远的整个情形还算稳定，暂时还不宜考虑西撤；二是驻绥部队的下级官兵多为当地人，如果轻易西撤，可能会出现大量逃跑，反而会给部队造成混乱。
南京政府看命令不行，又派绥远籍的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祁子厚和董其武的同乡严子言，乘专机专程来绥远做董其武的工作，让他去南京面见蒋介石。同时，归绥街头就已沸沸扬扬地传开董要去南京，驻绥部队要向西撤退等等的谣言。他见董其武命令不理，劝说不听，给他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就下令停发绥远的军政经费和一切补给。
绥远是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主副食品及各种生活用品的供应都十分困难。国民政府一停止供给，十来万人马的生活，包括吃、穿，就都马上发生困难。董其武多次函电质问，派员交涉，全都不是不理不睬，便是东推西托，唯一的答复是：“让董主席来！”
“让董主席来”，可不是个简单答复。董其武如果真的与虎谋皮而去，个人的安危没有保证不说，绥远马上就会陷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反共恶势力马上就会乘机而起，绥远和平运动马上就会夭折，则是明摆的。为渡难关，董其武号召军政各界节衣缩食。经费短缺，军政官员和士兵、工勤人员等，每月就只发放5元和2块现洋的生活费坚持。天热了还穿不上夏装，大家就改冬装为夏装，从棉衣中取下棉花将就。
5月28日，双方代表又对协议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内容变化不大，只是强调了军事分界线和“双方停战”、“和平共处”，以及由华北人民政府派驻绥联络处，以“协助董其武实施协议”。
6月8日，协商的最后条款经双方同意后，于西交民巷银行俱乐部举行了签字仪式。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傅作义、周北峰、王克俊、康保安代表绥远方面；董必武、薄一波、张友渔、蓝公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方面。董必武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是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蓝公武代表华北人民政府在协议上签了字，而绥远方面则由康保安代董其武行签字手续，尔后盖上董其武的图章。
《绥远和平协议》签字后，有关绥远问题桌面上就算顺利地解决了。
智破暗杀计，绥远起义
1948年6月25日，华北人民政府驻归绥联络处进驻归绥，秘密展开活动。
董其武也在暗中为起义做准备工作。他决定首先安定部队情绪，然后进行思想说服，使官兵思想认识趋于一致，逐渐引导到和平道路上来。
他采取的方法是：第一，与旅长以上干部谈话，传达与傅作义会晤时的谈话内容，并提出绥远去向问题，征询大家意见；第二，与省政府厅、局级以上干部，省议会会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交换意见；第三，让将士展开时事讨论，并拟定出一个讨论提纲，从讨论结果分析，绥远是否应该学习北平，走和平道路；第四，利用春节时机，到部队和地方巡视，和一些军政干部和士兵做个别谈话，开一些小型会议，认真对存在顾虑的将士进行说服教育。
8月，傅作义也来到绥远，布置起义的具体工作。
蒋介石得知傅作义将到绥远，便命军统头子毛人凤密电军统绥远站站长赵思武：“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出让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速就地暗杀，本局当有重赏。”
赵思武按照蒋介石、毛人凤的指令，一直准备暗杀傅作义和董其武，只是始终没有机会下手。这次傅作义亲自来绥远做投诚的工作，让赵思武感到下手的机会到了。按照原来的安排，傅将于9月19日在包头面粉厂召开会议，举行和平起义签字仪式。
赵思武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特工们做暗杀傅作义、董其武的最后准备工作：由特工中的一个爆破专家负责，准备用冲锋枪、手枪、手榴弹以及炸弹进行暗杀；如若不行，就让一个亡命徒携带炸药包混入会场，与参加会议的人同归于尽。
18日晚间，我地下工作人员于得到赵思武行刺傅作义、董其武以及炸毁会场的情报后，由于时间急迫，来不及向上级报告，便马上通过董其武的机要秘书，请董其武及时采取紧急措施。
董其武得知情报后，连夜做了布置，将会场秘密地转移到绥远的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
9月19日一大早，傅作义、董其武直接到了省银行包头分行。在做好必要的预防措施后，才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速到银行开会。这一突然转移，连一些高级将领也不知道傅作义、董其武什么时候、为什么转移，更给了特工们一个措手不及。
当等候在面粉厂准备参加会议的人员分乘好几辆汽车从面粉厂开出时，特工们死盯着汽车，还准备在汽车上行刺，但他们根本就没见到傅作义、董其武的影子。特工们还不死心，也随着开会的人前往银行礼堂，准备伺机行刺。结果由于会场内外的卫兵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只允许通知参加和平起义签字的人进入，其它任何人都不准进入，所以整个会场内只有参加会议人员及其随身秘书、贴身警卫。
董其武的警卫官还命令警卫部队：只要有人捣乱，就地枪决。特工们看到这个阵势，哪里还敢动手？都灰溜溜地走了。
会场内，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然后向中共方面发出通电，宣告“脱离反动派残余集团，坚持走到人民方面来。”1950年12月1日，绥远起义部队改造结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下辖第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兵第四师，归华北军区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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