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的欧洲来说，英国和德国所有的力量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它们财富充足、商业体制健全，并且英国的海军和德国的陆军是最强大的军队。而其他国家的力量薄弱，只能对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平衡发挥些作用。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一般的国民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关心本国国内的问题上，比如个人的权利、居住环境和与其周围省份及周边国家的联系，这些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毋庸置疑，这种情形是非常自然合理的。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和地方政府传统观念中的自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在一线工作，并且每天接触国民的日常生活的人是政府成员的最佳人选。这种观念在各州政府、市政府及乡镇的小型管理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很多人认为，这与其说反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道理，倒不如说表明了一个最平凡不过的日常习性。
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制，这种授权给地方自我管辖的能力才能得到实践。而在我国的历史上，在没有宣布成为殖民地和没有独立的时期，如果想让地方政府获得自治的话，可能还需要种种外部东西。而狭隘的地方自治理念会让地方政府与其他团体渐渐疏远，这非常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和公共利益，何况北美的13个殖民地之间往往还互相猜忌。这样一来，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本国的殖民地关系在性质上来讲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比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有一个词应该更加适合欧洲而不适合美国，那就是“区域化”，但是这其中包含的“思想狭隘”的理念，却非常适合用在我国南北战争期间出现的种种偏见和奇诡的行为上。区域性主要的思维和行动不在于它能够反映某一个地方的真实状态，要真是那样的话，它就成了有用的东西了。区域性思维能够破坏各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平衡感。依照区域性思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完全以为自己牟私利为原则，并且感觉理所当然，在华尔街同样是如此，虽然它关系着周围的无数利益。
往大了看，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区域主义的影子。国际社会上的每个成员优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论是个人、社区还是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利益得到了维护，那它就能够对自己的民众做出交代。但是这仅仅是对于己方而言，没有考虑到对方。如果要考虑到对方或者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要求的话，那么区域性主义就是值得诟病的东西。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西战争告终，美国的国务院一直毫无生机，没有一点作为，这也正反映了美国的民众对国际形势毫不关心。只有在一些特别的事件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或者原则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将目光投向它。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西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和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完全是随机性的，除了很少一部分没有什么威望的人会偶尔关注一下国际形势，政府的官员几乎从来没有想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对这个国家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力。政府往往在忙着处理国内其他的事件。一位老成的国会议员就曾经对一位新当选的议员说：“如果你想得到选民对你的帮助，就最好不要在看似光鲜的外交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因为国民对国际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没有独立之前，其国民对国际事务的冷漠性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而现在我们每天都能从世界各地获取到种种信息，却对国际问题如此冷漠，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当然，早期和现在的美国人对国际问题兴趣不同的原因我们已经找到了：同现在相比，战争年代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频繁，有很深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他们同欧洲国家联系密切，就是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也能够影响到美国，就像现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变动会影响整个世界一样。那时候有关欧洲战争的种种流言让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深感不安，因为一旦爆发战争，他们的厄运就来了。马考莱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占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地区时说过这样的话：“以前普鲁士这块地方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但等占领这片土地以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几乎传遍了全世界。由于一个人可以随时撕毁诺言进攻他曾经说过要保护的邻居，于是黑人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残杀，红种人在北美大湖地区争斗不休。”
尽管在当时信息很匮乏，但还是有来自欧洲的报道，这些报道都足够精细充分了。当时的美洲居民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外部形势的发展，日常的柴米油盐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北美报纸上关于国外复杂形势的消息让无数人陷入了深思。我们的祖先在殖民时期对外部消息格外关注，而现在我们一般则认为国际形势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美国民众早期和现在对国际事务感兴趣度不一的原因。
关于这种态度的形成和发展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态度非常不合实际。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紧接着的是法国大革命，而刚刚诞生的美国政权则遭遇了很多历史上和法国纠缠不清的条约问题，法国和英国在海洋上的争斗更加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所以华盛顿警告美国民众，千万不要和同盟国纠缠不清，后来的继任者也都秉持着这个原则，不希望美国人民参与到欧洲的争端中去。美国人民面临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个决策的重要性。在1803年和1821年，美国用不同的手段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从而使领土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一来美国的边界就十分清楚了，也就避免了人工划分边界带来的冲突，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把我们和欧洲的势力完全隔开，除了加拿大一边。
与上述的情况相对应，19世纪早期产生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目标是将欧洲的势力从西半球赶出去，避免和它纠缠不清。几个世纪以来，种种经验证明，欧洲国家在美洲的争斗必然会殃及到美国，只要是欧洲国家在美洲还有立足之地，就不可能和美国完全断绝关系。门罗主义的精髓就是要阻止欧洲强国通过在美洲不断占领土地而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虽然门罗主义的实施会遇到种种阻挠，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十分有助于一些目标的实现。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政策联合上的分歧，强化了现在人们的区域性意识。而这种区域性心理已经慢慢地演变为民族偏见，妨碍了我们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国家政策中所包含的保守主义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受欢迎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保守主义力量的保护，但同时我们的思想应该开放一点，眼光放得远一点。因为任何区域性主义都不能阻止外部形势的变化，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融入这个时代的话，它以前拥有的一些东西也会逐渐丢失。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意识形态和行动上同欧洲刻意保持距离的原因，上文我们已经阐述过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和奴隶制有关的争论使得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冷漠变得更加严重。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建设上。用了几乎100年的时间来安抚周围蠢蠢欲动的势力，保证国家的安全统一，这也是国家能够长久存在的基本条件。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各种力量之间利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各种派别的产生和对立。在美国经历的灾难中，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比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更加具有危险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不管从本质还是表面上来看都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对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及各州之间的道德观念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当时，由于美国内部局势的不稳定、大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使得它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处理国际问题，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
但是，只要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与上述情况的相似处，我们就可以将美国前期和现在人们观念的不同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做出比较。国家的主体是人，那么它就理所当然的具备一些特征，只要对他们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并治理他们，或者将这些趋势转化为更加现实的东西。将美国分为不同派别的原因不仅仅是奴隶制，种族和宗教的不同也能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信奉天主教的南方和信奉新教的北方就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分为两块；相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分裂已经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在法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分裂线在东西部之间，新教的势力则在南部根深蒂固。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局势不稳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能够使一块国土上的人产生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某一个地点很集中，所以宗教是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力量。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好多国家在内部争斗不断的同时，它在国际上也处处受制。总之一句话，它处在防守地位。西班牙人与摩尔人无休无止的战争致使它的国民团结起来，不但击退了摩尔人，还与阿拉冈联姻，从而实现了领土的统一。统一后的西班牙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格局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当时来说，不管它的目标是不是正义的，西班牙确实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目标，只要它对任何一个地方有特殊的利益要求，它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在超过1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成了主宰欧洲的主要力量。而在此时，德国和法国因为其内部的原因已经成为了一盘散沙，英国则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对立还只是一个分裂的岛屿。总之，不管其他的形势如何发生变化，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德国、英国只能对西班牙俯首称臣。
最早从灾难中逃离出来的是法国。从这个方面来说，西欧的国家要比我们运气好，因为奴隶制留给我们的烙印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磨灭。这个问题虽然是区域性的，但是由于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欧洲国家也有内部地域间的差异，但是它们同时也具备统一性，这就是它们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因所在。法国的权力是怎样集中的，这些并没必要在此陈述。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的确实现了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及以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都拥有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逐渐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这种政策使得法国在那个时代可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就像我们所了解的，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帝国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今问题的旁观者，我们没必要关心法国的霸权行为是不是正义的，而是应关注它所带动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作为一个可以呼风唤雨并随时干涉别国内政的强国，法国的做法激起了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为了遏制法国的霸权而组成联盟。因为这种霸权如果不被阻止，肯定会使整个欧洲都屈服在法国的脚下。所以，欧洲的国家在争取一种平衡，而这是针对强大的压迫者所发出的自我保护行为。而且，虽然这种联盟存在着种种缺点，但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了下来。100年后，在拿破仑的领导之下，法国又一次获取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同样，随之而来的联合反击再次粉碎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体系。
由于这些成就，才使得政治家们将那些曾经有效的手段看得非常重要，这种手段就是：加强国家之间的协调配合，来抵御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国际政治观察者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和克伦威尔凭借常备军进行武力统治英国人的印象十分相似。而在当时，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从而能够随心所欲地统治英国。这种情形在国际形势上也有反映，那就是某一个国家通过种种手段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让国际上和它有过争端的国家对它言听计从。对抗霸权的手段就是武力抗衡，一旦几个国家之间达成结盟，便会促成两股力量的“均衡”。
“均衡”这个词很早就存在了，而且300年来对每个战略决策者都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到：“不管对均衡如何定义，也不管两个国家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以至于较弱的一方不会被压倒，均衡是把欧洲的历史串联起来的最主要因素。它是1500年到1800年这300年来影响最深远的概念。不管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什么剧情，均衡都是这些情节的灵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均衡的概念被不断深化，从而有些人认为均衡能够有效地发挥它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角色。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均衡相呼应，前者也把国际仲裁作为国家合作和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而人为的决策只要能够考虑到人性的优点、缺点、情感和利益，并和这种种因素相协调，就会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个例子同样能够使用在均衡和国际仲裁上，因为用它们中间的物质制造出的产品不会包含除它们自身的特点之外的物质。当拿破仑倒台后人们对欧洲的事物进行重新安排时，普遍认为，通过调节领土的分布，在5个强国之间建立一种有限的均衡，而小国领土的完整性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前提下得到加强。如果谁想要破坏这个局面，其他国家就会群起而攻之，就跟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对抗侵略的情形一样。哪个国家想要蠢蠢欲动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身边崛起一个能够将欧洲大陆笼罩起来的巨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就像对付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样对付他。那么这样而言，均衡就意味着在大家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国际之间的军事干涉。
上面所陈述的想法如果能得到实现的话，各国的处境和机遇就会平等。但是，无论一时的国际协调如何成功，就能保证各国都会服从它吗？如果不服从的话，想让这些国家不去挑起事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安排的前提是，要让各个国家的物质和军事方面达到同一种高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每个个体之间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会有差别，所以范围再广的均衡也会导致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及各种势力的对立。1815年关于欧洲局势的讨论并没有仅仅讨论经过人为的努力而达到各种势力的均衡这一个问题，各个国家政治的不同、社会状况的差异和对现状的不满都会导致各种争执。从1815年到现在，欧洲的历史就是对由利益和情感抑制人类本性从而导致种种斗争的一部史书。
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走下坡路之后，欧洲的霸主地位被英国取得。这在当时来说很难看出来，但是18世纪的历史慢慢地证明了这种说法；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霸主地位就显而易见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深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英国并没有具备霸权所需要的权力，也从没有拥有过像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那样强大的军事实力，让它能够在欧洲大陆随心所欲。英国的霸主地位在于它是政治中的第三方，是一个平衡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能够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力量上的平衡。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它独特的岛国地位，这极大地增强了它的防御能力，也使它能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商业，不受战争的侵害。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非常容易被侵入的话，那么它就会屡屡受到打击。还有一点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了一体，这就让英国摆脱了战争，到了1707年英国在政治上彻底统一。英国的统一是它自我强大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英国的扩张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它瞄准的是更远的领域而非欧洲。这就是“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中，英国标新立异，它首先在扩张过程中未逢敌手，而且永远有无尽的侵略欲望，它并不重视自己得到的这片地方有多少财富，而是将自己国家的管理制度运用到这片领地。在这方面，罗马人和英国非常相似，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虽然英国人在殖民地上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强取豪夺，但是英国人一上岸就把自己当成了这块大陆上的主人，强迫当地的百姓要遵循自己国家的政策，哪怕是不成文的规定。这样一来反而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氛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所有会讲英语的成员都将彼此帮助、真诚待人看做共同的目标。
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这种作用是以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英国依靠它在地理上和商业上的优势能够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从而拥有了大量的商业资源，在财力上大力支援了反对法国的盟国。等到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商业和产业及殖民地优势依然在不断扩大，于是在随后的欧洲军备竞赛中，英国始终领先一步，这一优势贯穿了风起云涌的19世纪，直到最近才消失。虽然这些年巨大的变化让英国人在战争中的优势一降再降，但与之相对应的科技进步促使的产业大发展依然能够弥补这一不足。无论是英国累计的财富，还是英国多年来商业和产业决定的国民能力，都独领风骚，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未逢敌手。在1815年，欧洲各个国家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连续20年的战争给欧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战争中牺牲的一般都是生活中的青年支柱。无数的英国公民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不过总体来看，英国的陆军数量比较少，而且它的傲视群雄的海军也没有参加过几次大的海战。
对于法国来说，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大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它摆脱这些战争时，国家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众所周知，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它的人口有直接的联系。法国还要担心的另一个麻烦是：庞大的政府系统和官员机构极大地减弱了国家实力，不仅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还使得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变成了天方夜谭。与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的世界影响力的因素不仅仅在于政府的贡献，还在于个人的能力。
当时的德国就跟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是一个许多联邦的集合体，这些小联邦之间相互独立。德意志的两个军事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同时存在，不但没有减缓德意志的分裂，反而加剧了这种状况，传统的思想或者其他种种原因阻止了德国的统一，除非一个国家能够对另一个国家屈服。然而在滑铁卢之战的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谁也想不到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事件却影响深远。随着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斗争的延续，它们的追随者将德意志分成了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凝聚力都是依靠两个国家的君主给予的。然而从历史渊源和威信上来看，奥地利显得更加古老，同时它又是德意志的首邦。这两个国家的制度都是君主制，这一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在这方面，欧洲第五大国俄国就更加不必说了，沙皇的权力从来不会受到限制。不过俄国和德意志一样，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专制主义，因为这种政治形势要求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加入一个不负责任的行政官员。过去的10年里，这种弱点给俄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正是由于这种因素再加上不断出现问题的国家机构让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变得奄奄一息。目前的形势是俄国已经被欧洲竞赛的格局排挤出来，同亚洲的国家走到了一起，因为亚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同俄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上面简单描述了1815年的局势，这个局势与我们现在的联系是：英国无论是在财力、物力还是军力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而德国正处于分裂之中，它的政治和商业的发展都相对落后。用德国首相比洛亲王的话来说，当时的德意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不是一个强国的称呼。法国从来没有放弃让德国四分五裂的想法，从黎塞留时代到拿破仑时代都没有改变过，拿破仑继承了分裂德意志的政策，只是在行动上稍微有点改变而已。这些情形中包含了决定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各国所做的使各种势力相均衡的努力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更准确点来讲，是为了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压垮敌方，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表面上的平衡，其实底下暗流涌动。要改变这种平衡，我们就要学习一下自1908年夏天以来土耳其革命的发展。不光是为了考察这个事件本身，同时也考察西欧各国之间不同的意图、需要和种种猜忌行为，这些行为常常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能够让人一览无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德国在西欧的军备竞赛中被扔到了后面，这种止足不前的原因是由于多年以来的分裂。而在今天，我们发现德国有可能成为一个让其他国家都刮目相看的极权主义强国，它在国际上的影响，有可能会和西班牙、法国、英国相媲美。不过，德国和西班牙、法国又有着种种区别。法国和西班牙在权力上升到顶峰的时候，只把主要目标局限在欧洲的范围内，而欧洲的全部形势都是跟这些目标有关的；它们在海外的商品贸易也跟欧洲的形势息息相关。德国的状况跟英国也是大相径庭。英国只在海上称王称霸，却从来没有一支同德奥同盟那样强大的陆军力量。
当今德国所拥有巨大的权力优势，不仅是在军事上，也在其他各方面的体制中，而且，德国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想法。不过这种想法还没有定型，具体实施它的方法还无从知晓，对于德国人也是这样，所以更加谈不上预测它未来的发展形势了。近期我看到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是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尔布吕克所写的《为什么德国建造军舰？》，文章中写到：“光凭借美好的幻想并不能够征服世界。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建立也不是因为对权力的渴求。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发展规律，以至于像贸易和边界上的通行权这些并不重要的东西都会引起冲突，胜利的一方会顺其自然地拓展它的边界，甚至连罗马人都幻想着征服世界。”不过提到法国和德国的战争，虽然这是德国人预料之中的，但是随后战争状况急转直下，德国人虽然有失谨慎，但还是精明地抓住了时机，在有准备的前提下采取了恰当的行动，逆转了战场形势。
在罗马帝国身上也能找到德国的影子。今天的德意志帝国虽然不是罗马人的传承者，但也同罗马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联系。神圣罗马帝国慢慢地变成了挂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名下的一个观赏物，而且它在19世纪初就彻底消失了，然而那种帝国的精神并没有随之消失，依旧影响着德国的统一和强大。德国的民族性格中有个人依赖国家的因素，这一因素也促使德国完成了统一。而英国人和美国人骨子里有着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个人权利的追求，这和德国完全不同。前者代表了更加先进的观念，代表着社会更高级的发展，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进步；但我们也要看到个人服从于集体的优点，这种优点将个体置于全体之中，能够更加快速方便地促进共同利益。简单提一下，虽然日本没有和德国处在同一个地区，但是有着强烈的扩张和强大欲望的它能够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日本人也继承了个人服从集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古希腊城邦中的斯巴达身上也同样适用，使得它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宰着这些城郭。从社会发展的大原则上来看，这种观念和精神显得有些落后，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做一种能给自己国家的经济和对外关系注入新生力量的因素，它又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
个人需要和国家需要是两个对立的观念，这是学历史的人都熟知的一个问题。但是它们总是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所以两者之间便需要调节。如果一方比另一方更加受到重视的话，这种调节会对国家的性质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造成不同国家军队、工业、商业和农业等种种不同的原因。同样的道理也能够在一些小企业和大商业集团之间的斗争中适用。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什么，集体优先还是个人优先，目前的状况是压倒一切的集体力量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下去，所以也会造成个人的痛苦，而且这种力量不光存在，还会起着主导作用，因为不管社会文明发展到多高的阶段，人们都不会自愿地让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因此，用不着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痛苦之中，也应该认同在大众利益的引导下正义的力量会战胜一切，而这种观念会让我们的思维更加开阔。古老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在现代仍然适用，只有一个国家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时，才能在商业竞争和战争中生存下来，道德的力量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除非有物质力量的协助。政府就相当于一个公司，而这个公司是没有灵魂支撑的；政府也是一个受委托者，并非主体，主体是人民，所以无论怎么做，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德国政府现在有什么企图我们无从知晓，这也并不重要，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越来越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德国肯定得到了奥匈帝国的支持，因为无论奥匈帝国是要应对国内的麻烦还是对外有什么战争企图，都是跟德国的利益相一致的，德国在地理上同奥匈帝国邻近，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无几，所以奥匈帝国完全有可能跟在德国的屁股后面，就像月亮围绕着地球转动一样。而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都跟奥匈帝国相对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反映出了俄国在国际地位上的软弱性，就是从来不关心国际形势的人也能一眼就看出来。意大利处于德国和奥地利两个同盟之间，不过众所周知的是，意大利有明显的亲英倾向，这是由两国的海洋国家身份以及历史上相互之间的好感造成的。另外，以前疏远的法国和意大利最近也越来越亲近。在巴尔干地区和亚得里亚海，意大利和奥地利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一星半点，最近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的态度已经充分说明了这点。一份杂志就非常敏感地预测到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合并：“我们急切需要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来统治北亚得里亚海……这里有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奥地利的的里雅斯特……我们需要这支海上力量来援助我们的陆上行动、保护我国的商业基地不受骚扰，并防止我们的奥特朗托海峡被敌人占领。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这支海上力量的实力要和我们敌人的海上力量相平衡。如果我们再这样拖泥带水，意大利就会骑在我们头上，而且我们以后也很难超越它。同其他方面相比，不发展海军就相当于一种倒退，而这种倒退会让我们送命。”奥地利正在建造强大的舰船，上面的那段话能让我们了解一些三国同盟的关系。在关于摩洛哥事务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只有奥地利一个国家支持德国，而意大利并不支持德国。
通过分析当前欧洲各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欧洲被分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由法国、英国和俄国刚刚组成的三国协约集团；另一方则是由奥匈帝国、德国和意大利组成的三国同盟，这个同盟已经存在了30年。意大利的倾向就有些模糊了，虽然我们能够从意大利当前的局势和它面临的压力方面做出一些判断，但这种判断终归有些武断。形势的重点还在三个协约国身上。比较这两方的实力我们会发现，三国同盟除了海军之外在任何方面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从地理方面来看，德国和奥匈帝国紧紧相连，这就便于相互之间的救援。而这种救援不可能光是防御性质的。纯粹的防御性态势不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在这方面德奥两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有攻守兼备才能让自己有尊严，1908年在巴尔干的军事行动已经证明两国有这种实力。而且从德奥两国的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的水平来看，它们的出击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找到本国的工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奥地利向巴尔干和爱琴海的扩张就是源于这个原因。还有，在过去的30年里，德国慢慢地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这样它就迫切地需要保证它的原料来源和控制原料产地，越来越需要确保市场和物资进出口方面的安全……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德国的粮食远远达不到消费需求，这些都意味着海上安全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面对上面的种种需求，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开始了它的旅程，然而它却发现，其周边国家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已经被别的国家瓜分殆尽，于是德国建立了一支强有力的舰队，目前这支舰队在运送货物和对外交往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过，虽然德国有商业贸易，有大型的船队，但在商业交换的第三个环节上却有很大的不足，那就是国际市场，德国不得不在完全处于自己控制的范围外进行各种交易。而其他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商业保护主义，这种竞争使得德国非常为难。德国唯一控制的有价值的地方恰恰在自己的领土之内。虽然德国加入这场争夺战后取得了一星半点的殖民地，但这无疑是杯水车薪。
从一开始德国就处在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种种斗争将这种不利完全暴露出来，也就是说，这种距离上的接近将德国牢牢地捆绑在这个地方。虽然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上各国都有着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会加强各国之间的误解和厌恶。德尔布吕克教授就说道：“英国的政治体制在其他国家会受到欢迎，而德国的政治体制则刚好相反。德国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府，这种政府比英国经常走马换将的政党制度要好得多。德国的募兵制度、教育制度和社会法规已经解决掉了很多难缠的问题，我们始终坚信，今天德国的富强和这种制度是分不开的。但是其他国家更加喜欢自由宽松的制度，就像英国那样的。所以英国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德国。”
一位长期在德国船只上工作的官员曾经谈到了德国人在谈话方式上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德国依靠军事对人民行为的干涉是理所当然的，这种感觉在德国人的谈话方式中就能找到。虽然如此，德国依旧能够和其他国家一比高下。德国人的工作方法有许多优越的地方：他们做事非常认真，又十分善于观察细节并加以分析，工作热情高涨，背后还有着英明的政府在支撑，这些优点将在同英国的交战中将英国人具有的优势压倒。
虽然大多数人都相信德国拥有这些优势，但是对商业地区、贸易场地和原材料产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对一大片可利用的地带的控制情况完全阻碍了德国的发展。不过德国的个人在这些地方倒是十分受到欢迎，并且他们还有可能喜欢上更加自由的英美生活方式或者它们宽松的政治体制，虽然他们依旧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不过，不管这些变化如何能够促进德国向海外发展，在其本土上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的愿望还很难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各个部分之间有可能建立起一种双赢的关系；这种关系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上有可能变成现实，而且双方都意识到了这种关系的重要性。而在现在，没有什么比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更能够让德国人欢喜鼓舞的；虽然它对殖民地求之若渴，但机会却不站在它这边。
德国的梦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不一致。此外，英国的位置对德国也有非比寻常的军事意义。德国濒临北海和波罗的海，它所有的内陆河道都已经被充分开发和利用，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内陆水运系统，这个系统的始端是海洋中的一个入海口，因此这个入海口就成了海上贸易进出的重要通道，德国的对外贸易也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沿着敌军军舰的巡航路线我们会发现，德国的北海海岸从埃姆斯到易北河口也就60英里的距离。而波罗的海的海岸线要长得多，但是从大西洋到达这个地方就必须经过斯卡格拉克海峡，它的宽度也不够100英里。一旦发生战争，德国的商船就能在中立的区域里沿着挪威和丹麦的海岸航行，这种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不过德国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威胁，因为无论德国的船队是要去大西洋还是其他大洋，都必须经过不列颠群岛。英吉利海峡和多佛尔海峡的宽度给我们的教训不会变淡，这两个海峡的一侧是英国的国土，其中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海军基地；在苏格兰以北的另外一面上，北海非常狭窄，最宽的地方只有400英里，有些地方甚至不到300英里。一旦英国和德国发生战争，按照当今的国际法，德国的任何船只经过上述的海域时都会被拦截，如果英国成功地封锁住德国的北海和波罗的海，那么德国它与中立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就会瘫痪。对英国来说，只要将离德国不到400英里远的英国港口作为基地，就能在北海上完全钳制住德国，并且对它的两个重要商业城市汉堡和不来梅进行封锁，而在波罗的海的封锁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我们由此就能够看出将波罗的海和北海在易北河口连接起来的基尔运河的军事意义，依靠这条运河，军用或者商用的船只就能从一个海域前往另一个海域而不被敌人发觉，德国的海军也有能力在此集结，来对付分散的敌军舰队。另外，虽然基尔运河没法改变德国船队在北海的处境，但它能够使无法前往汉堡和不来梅的中立国的船只进入波罗的海港口，从那里出发，完整的运河体系就会将货物送到需要的地方；德国的内陆运河连成一片，所以没必要在中途将货物再次装船。基尔运河的伟大意义是，在德国敌人的海军规模不超过德国海军两倍的情况下，它就不能同时封锁北海和波罗的海。如果德国的对手试图封锁这两个地方，那么它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法和高度集中的德国海军相抗衡，它只能撤退。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一旦后撤就意味着封锁失去了法律效力。在再次封锁这些地方之前，中立国的船只就能够安全航行，而且中立国还需要时间得知这种变动，并确认自己在某个航线上的航向是否合法。不过，虽然暂时放弃了封锁，使得中立国的船只可以任意出入北海或者波罗的海的德国港湾，但德国从中获得的好处也非常有限，因为英国和德国的船只在当今世界中占有很大比例，一旦英国和德国开战，中立国的船只根本没有能力满足开往德国港口的运输任务。
德国在北海的海军基地威廉港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它和德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种种迹象表明德国正做着全面的准备，这让我们感到害怕。不过，威廉港的战略意义是有限的，20多英里长的海岸线将它与易北河口分离开来，这就使得基尔运河作为两个海域间的连接力量有所削减。还有，这些海岸都被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赫尔果兰岛围起来。在1890年，英国将这个岛让给了德国，条件是德国放弃对东非的桑给巴尔岛的要求，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成了一个异常坚固的鱼雷艇基地。虽然赫尔果兰岛的海岸线仅仅有30英里，但它所具备的意义远远大于鱼雷防御。
虽然基尔运河的防御意义重大，但这种安全远远不能满足德国的荣誉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就像古巴对美国具有非比寻常的战略意义一样，大不列颠群岛对德国的意义也极其深远。包括密西西比河流域贸易在内的墨西哥湾海岸贸易将古巴的100英里的海岸包含在里面，这种情况使得美国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占有古巴岛。不过随着古巴归属问题的变化和美国力量的壮大，这种担心已经变成了历史，古巴战略重要性依然存在，但至少不会再被某个国家作为海军的战略基地。显然，大不列颠群岛对德国的重要性是持续的。直至今天，英国的海上力量依旧独领风骚，而英国两大政党的长期目标就是保持住这种局面。
这个目标的提出是十分必要的，虽然英国和德国都是商业的国家，但英国比德国更加依赖国外的原料、物资和商品市场。英国的人口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二，所以英国的军事力量的人员处于下风。英国的人口比例是每平方英里400多人，德国是300人，所以英国仅依靠自己的土地根本没法养活那么多的人口。而英国对海洋的依赖性是绝对的，因为它没有德国那样的大陆边界。德国境内还有莱茵河，从德国的盟友荷兰入海，是德国内陆最重要的一条运输水路，英国人想要截断它是不可能的。在领土的另一边，德国和俄国接壤，而俄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基地。1909年，俄国的小麦产量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是2.13亿多英担，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小麦产量为1.93亿多英担。
所以就其需要性而言，英国比德国更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如果放弃了海上的霸权地位，英国将会变得体无完肤，还有，英国还必须保卫自己的殖民地。不过英国没必要在每个殖民地海域内都保持着优势的海军力量，这种力量仅仅集中在欧洲就可以了。因为就全世界而言，欧洲依然是战争的策源地。而且，由于大不列颠群岛的地理位置，英国只要在欧洲保持优势的海上力量就能够牢牢地钳制住德国。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过去的几年里，英国的海军力量不但没有削减，反而比以前得到了加强集中。过去英国把很大一部分海军力量布置在地中海，而现在英国已经撤回了一些海军，这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英国海军的集结一方面是为了抑制德国海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海上霸权。拿破仑曾经就梦想着把英国的舰队诱离港口，然后乘机入侵英国，这也是英国人最怕的情况。不过最后拿破仑还是失败了，而且败得有点凄惨。要是放在蒸汽时代没有来临之前，占领英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拿破仑之前路易十五时代的舒瓦瑟尔就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在现代，蒸汽轮船可以轻易地跨越英吉利海峡迅速地向英国输送军队，不受风向和天气的影响。当然，集结舰船和运送部队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英国登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详细的预算和适时的考虑，否则就不会成功。至今英国人还记得当年为了防止法国或奥地利的入侵而做的种种细致的动员和措施。不过一些人还是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支无比强大的海军突然出现在英国海岸，英国只能在毫无准备的前提下仓皇迎敌。
所以英国才要将其海军分布在领土周围，但这却促使德国大力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如增加军舰的数量、修建各种造船厂等，使之具备制造和维修军舰的能力。这些计划都体现了德国人高度的保密能力。德国人虽然没有在正式场合表达过它想要发展海军的强烈愿望，但是我们可以从下面这句话猜测到它的意图：“壮大德国的海上力量，让世界上最强的海上国家不敢轻视德国。”德尔布吕克也写到：“德国永远不会把征服英国当成一种政策，但它必须通过适度的行动来限制英国。”这就说明，德国不会任由英国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对它的商品贸易进行控制。而德国人的目标是建立一支比英国更加强大的海军，所以英国不得不和德国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来维护自己在海上的霸主地位。
显然，英国海军的强大将德国在陆上的优势有所抵消。一旦英国失去了对海洋的绝对控制，它是不可能建立一支能够跟德国陆军相媲美的陆军的。相反，德国现在已经拥有了一支强大无比的陆军，它还幻想着建立一支所向无敌的海军。虽然英国的财富比德国要多得多，但英国政府没有能力像德国那样从人民那里索取太多的东西。个人自由是英国人最主要的特征，这种特征使得英国没有办法按照德国人的治理方式来管理国家；这种特征根深蒂固，一代人的时间根本没办法改变它。英国能够在海上和殖民地取得成功和这种自由的政策是分不开的，这种局面持续到了现在，自由和公平竞争依然是英国发展的主题。在英国，是个人推动了国家的进步；而在德国，集体行动诠释了一切。
英国最近提出的养老金计划是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反映，虽然这个计划中有德国法律的影子，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了英国在采取集体行动方面经验的不足和能力的有限。根据养老金计划，国内成员不被要求依其自身情况承担部分负担，国家一律承受所有的负担。但是这个计划没有能调节好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而是用一种统一的方式把养老福利的责任都推给社会。这个福利背后的税收政策一方面不会激励人们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也不会让人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因为无论你多么勤奋工作，你所得的一部分财富都会被国家税收抽走；而无论你多么懒惰，国家都会给你价值不菲的补助。所以表面上模仿德国人是非常不明智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让英国取得应有的进步。
这种差异进一步增大了德国的优势，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和德国单独抗衡，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联手对付德国的话，组织协调就成了一个大问题，但是无论欧洲的国家如何重新组合，奥匈帝国一定会站在德国这边，所以英国的海军成了唯一能够和德国抗衡的军事力量。英国和德国的军事态势同它们之间的商业竞争是分不开的，这种竞争渐渐变得激烈，而且慢慢地影响着两国人民的收入和福利状况。最近频频出现在报端的外交访问刚好反映了这种状况。在德国人看来，这种频繁的外交访问正在渐渐地孤立和限制德国，而那些相互访问的国家都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就是一定要压制德国，不让它的野心继续膨胀。无论别人怎么看，在欧洲只有德国和英国有着其他国家望而却步的力量，这种力量的形成体现在两国物资富有、工商业体系健全、两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上。欧洲其他的国家或者依附于德国，或者依附于英国，虽然这些国家也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平衡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边缘化的。
二、德国的崛起
德国一直以来想要获得这样一个国际地位：就是在欧洲之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我们虽然已经了解了英国和德国之间敌对产生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其他的种种状况。奥地利在去年的兼并行为、摩洛哥在1905年的争端等事件都时刻影响着各国政策的主导方向。很多细微争端的发生是偶然的，但是它会引起一系列重要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的重要性是其政府估算的，但在本质上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都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目前来说，德国和英国的对立就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的根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德尔布吕克说：“我以为，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争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能避免的。不过，这场争端却不一定用战争的形式体现；双方都在竭力地扩大军备建设来达到双方力量的平衡，谁也不会迈出战争的第一步。”但当欧洲的国家同某一方站在一起时，这个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德尔布吕克的这种思维适用于任何国家，包括英国，这种思维同样也适用于英德之间的争端。战争爆发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参战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但是战争爆发的根源却并不在此处。众所周知的是，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十分需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找到原材料市场，并为它们的产品找到销路，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这些地方，欧洲国家都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当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的外交大臣在议会上发言说。“从此以后在欧洲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掀起欧洲国家的争执”，“如果非洲刚果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可能会引起欧洲国家的冲突；这些冲突和过去几个月里奥地利的兼并行动相比，后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德尔布吕克又写到：“德国人的企图不是获得广阔的殖民地，而是要获得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没有人会对这种目标提出异议，但是人们又不得不看到德国一点点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德尔布吕克的话还在耳边回荡：“战争的发生往往并不依靠一个充足的理由而是源于偶然，当战端一旦开启，强者往往占上风。而冲突的双方能很快心平气和地达成某种共识吗？在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德国武力上的优势和压力后，德国还能坚持所谓的平等互利原则吗？”
一个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德国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同欧洲国家展开了竞争，门罗主义的实施让南美洲的形势更加复杂；二是德国的海军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还要强大。如果英国依旧保持着它海上霸主的地位，再加上大不列颠群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英国就有力量钳制德国；反过来要是英国失去了这种能力，就别指望其他的国家了。英国自由的体制使得它的军事自治不是高度发达，另外，它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殖民地，所以它没有进行侵略的理由，何况英国军队的组织效率也不是那么高。就这些而言，德国是它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最典型的敌人。
如果上面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工商业和财力都靠前的国家就要寻求商业贸易和产品输出地，这种竞争将会异常激烈，国际局势也渐渐不稳，而英国显然是这个国际局势中最关键的一环。工业、生产力和财力不仅仅只是个名词，它们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资源、国民对衣食住行的满足程度上。所以真正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的民众，政府不过是个工具。如果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高于其他国家，且拥有一定的商业和工业基础，它就能投入到这场角逐中去，而其他的国家只能把希望放在结成联盟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的地理位置和海军遥遥领先，且具有庞大的殖民地，所以它引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过单纯地从军事上来看，英国无论是军队组织能力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都不如德国。这样一来，对于除了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来说，如果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世界市场平衡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就应该想好用什么态度、什么手段去影响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如果忽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只能和从前一样，通过弱者之间的联合来维护这种平衡。
顺便提一下，在无数的工业竞争中，海洋一般都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的欧洲形势来说，俄国在力量衰竭之后将目光转向了亚洲，所以德国完全不用担心被侵占。德国的海军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除了德国外，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那就是英国。一旦英国丧失了海上霸权的地位，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算，德国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在国际上指手画脚的海军强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德国的军事行动不干涉英国的利益，而其他国家又不能保证在英国受到袭击时给予英国支援，那么英国会凭借手中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美国就宣布了门罗主义。虽然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上力量一样不会让人多看一眼，但英国在当时却对门罗主义表示大力支持和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的海上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大，而且英美两国还用实际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想要从欧洲运送军队去处理美洲争端的行为。正是这种利益的双赢使得英美两国都给对方一定的支持。
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一位在英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其他国家提出要求它参加国际联合以抑制美国力量的这种建议，英国是绝不会答应的，反之英国还会不遗余力地反对这种联合。这种联合就像在1895年，法国、俄国和德国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日本放弃了对中国旅顺的占有。我觉得英国人的做法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因为它完全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情感方面，虽然情感在国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它却是变化无常的。目前我们最关注的话题是，英国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需求，那么在什么领域内它们能够互相帮助呢？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共同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也有利于两国人的友好往来。依靠国家利益之外的动机来决定国家行动是非常不现实的，这个真理在今天和华盛顿时代同样正确，而它也被德国扣上了“现实主义”的帽子并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政治家们依靠这个政策出发，他们所做出决定的合理性、全面性都取决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他们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并将其分析透彻。对于一个想要在世界上指手画脚的国家而言，这种分析能力应该趋向大众化，而不单单是政府工作人员。这样一来，原本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也能够认识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家才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今天，美国就需要看清欧洲形势对自己直接和必然的影响。德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世界政治中称霸，而且正在公开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海上力量都要优越。德国作为一个已经独立的国家，它正无可争辩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但它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世界各地都意识到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气场，无论是在某个地方的防御，还是德国同其他国家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形势的具体特征同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和美国南北战争这段时间所面临的形势无二。
如果德国一旦强大起来，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惊世骇俗的，它比往日的形势更加让人担忧，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比1860年要激烈得多，而这种状况的出现要归功于1870年后德国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同以前一样的是，这种对峙还是由海洋引发，而海洋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临海国家的边界线。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了由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主导着它，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支海军的拥有者——英国。我们还意识到，海上霸权总是跟这个国家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占有的优势地位相一致。今天，德国和英国为了争夺这种优势已经蠢蠢欲动。这种利益的需求使得各国都在海外寻找市场，并力图以足够的优势力量控制海外市场，使其完全听命于自己，这种控制发展到最高程度就是绝对的占有。这种形势目前正在盛行，它表明一个国家如何依靠自己的权力来开拓海外市场，如何为自己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人所秉持的贸易自由政策是完全建立在简单的优势上的，而现在这种优势已经摇摇欲坠，自由的贸易体系也将颠覆。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军事占领，虽然那时候黑塞哥维那在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但当奥地利占领这些地区以后，就大幅度地调整关税，英国也就接着被挤出了当地的市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门户开放”这个词汇就是对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占领领土而在这片领土上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嘲讽。
无可争议的是，这种纯商业的竞争完全是基于经济和工业效率。然而，不管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政策如何高明，它也只会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使本国的商业单纯依靠竞争。一旦它手中掌握了权力，就不会不使用它；而之所以没能使用这种权力，就是因为它还没能完全占领某片领地。于是，便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还有一些国家想要占有这块地区；二是这块领地上民众的自我保护手段。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前，一位在德国声名卓著的人说：“如果德国不能抢在其他国家以前抢占大片殖民地并在殖民地上立足的话，那德国只有认命了。”我们应该完全相信这话是出自真心的。
不过，国家是被一些偶遇的机会支配的，而且它非常愿意被这种机会所利用。在1898年初，谁能够预料到美国会占有菲律宾呢？那时候，菲律宾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人的战争目标，而且我还亲身经历了美国政府内部对抢占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国家接下来会做什么，或者是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某件问题的争议上，谁拥有足够的实力谁就能占据上风，而大家都会充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目前，德国需要的大部分商品市场已经在它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人的目的和发展海军的野心。不过，德国的前途并不能依赖单纯的海军力量，还有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海军力量在权力的运用中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不够强大，那么在海外运用其他的力量就免谈，并且，海军还需要具备随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挥作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必须拥有足够的海军基地，而要建立海军基地就必须在海外占领土地，如同德国在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中国将胶州湾割让给它。不过，按照德国首相的说法，夺取胶州湾不是偶然的、没经过考虑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德国一直想要在远东拥有一块陆上基地。这番话充分表明了海军基地的重要性，而海军基地本身就是称霸世界这条锁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条锁链的结构为：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条锁链完整地反映了英国海上力量成长壮大的过程，正是英国海权的成长使得英美两国在门罗主义实施起到南北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展开了土地占有权的争议，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就像“疲惫的巨人”这个词说的那样，英国渐渐无力管辖这么大片的领土。那个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也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但是骨子里的贪婪让英国欲罢不能，它的工业要求开拓更多的市场，它的海军依然傲视世界，在海上找不到对手。幸运的是，虽然英国意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两国之间又冲突不断，但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自己一无所获后，英国人虽然想侵占美国领土，但是一直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英美两国一直和平交往，美国人的许多要求也被英国人所接受。
上面提到的种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动中都能见到，从中我们看到，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各国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军事实力的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调节，或是被国际法约束，或是处于两个国家还是两个集团之间。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力量的认识上，还应对国家行动产生的种种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进行评价。力量均衡就是处在天平两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动，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促使了国际协调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国必须和其他国家步伐一致，通过协调或者权力分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性。虽然所有的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具有以上性质，不过当今的协调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之间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广泛的交流协商，从而对具体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协商，才决定让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克里特岛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居民关系的稳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希望希腊以及土耳其实现统一，并从土耳其那里得到支援，但是当今的这种局势使得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给欧洲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众不同的是，德国拒绝参与这种国际协调，原因是它和刚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不一般。还有就是，5年前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是各大国之间的协商会议，通过这个会议达成了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进行某些举措，而这两个国家同摩洛哥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这种会议取得的结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国间的一致认同，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军事手段体现了强制性，而国际协商则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代替强权。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也是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所产生的效力也随着权力的变化摇摆不定。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奥地利撕毁1878年的柏林条约，擅自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跟条约内容是不符的，这样一来，柏林条约中体现的大国协商精神也成了一纸空文。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方，而俄国也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同德奥两国站在一起，放弃了原来同英法之间的合约，那就是反对任何不经过欧洲国家商议，就剥夺了土耳其对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悖的行动。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制，俄国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绕过奥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关国家的间隙，在这些大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任何看似普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将原本平静的欧洲搅成一锅粥。这场争端直到1910年2月才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它并没有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奥地利给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刚好是被国内革命搅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这场革命才给了奥地利可乘之机。而这种结局带来的国际形势要比事发之前更加紧张，国家之间的对抗重新萌动，国际协调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几近消失。
无论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有人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协调结果，所以只有通过强制性才能让它接受这些既定事实。与此相关人们也看到，均势局面同国家间的工商业竞争非常相似，而欧洲大国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十分相像。虽然欧洲的协商同托拉斯不一样，不是把所有的成员凝聚为一个集体，但它确实把集体的意愿作为欧洲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同托拉斯里面的成员一样服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奥地利侵吞土耳其两个省份的行为，我们没必要为它找更多开脱的借口。显然，这种赤裸裸背弃协议的做法势必会给整个世界的道德观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所有让人能够接受的关系，无论是金融、社会还是国际关系，都要依靠信誉为基础，背弃了信誉便没有了安全保障，随着信誉的消失，骚乱便接踵而来。没必要进行多么详尽的描述，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违反国际盟约会给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普法战争中，便上演了一次这种情形。这种局势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欧洲崛起了一个军事强国，另一方面为同欧洲关系密切的美国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无论是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良好的发展。
作为陆上军事力量，德国的组织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种特点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全国性的指导机构，而这种机构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于是，德国才能成功地将力量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工商业领域还是军事范畴。托拉斯组织作为力量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所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国，政府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各种集中，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中，无论政府英明与否，都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它的绝对统治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德意志独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个邦国都规模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生活。因此，种种的历史环境造成了现今德国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们能够绝对服从政府的控制，而这种控制能力的加强，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发展趋势。
虽然英美两国一直执行的是在不侵害公共权利的情况下完全自由民主的制度，但这种制度在当今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束缚，我们往往看到，少数人的集体行为确实能够破坏公共权利。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只要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是对个人行为的拾遗补缺，而是对个人行为的规范引导，那么这种措施虽然在表面上是社会主义的，其实质却刚好相反。但是，无论在什么时代，一个社会的种种行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以免使其产生过分的影响。并且，政府干预也为社会注入了新的竞争活力，当某个个体或者团体的权力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它的利益就会受到集体利益的制约。而依照现在的社会主义思想，国家应该对任何社会事务都进行有效的管辖和指导，这样下去国家就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机构，一个托拉斯，它的修正能力是其他组织没法比的。
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组织化现象日益扩大，无论从方法上还是成果上来看，德国在这方面一直遥遥领先，这就使得德国比其他国家具有更大的优势，并能够弥补因起步缓慢给自己的发展所造成的种种损失。在那个时候，德国在政治上十分松散，在社会、经济和商业领域也非常落后，直到1835年，关税同盟在德意志得以建立，解救了以前每隔几英里就有一个税卡的德国工商业。普鲁士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也为它日后取代奥地利成为德国的首邦奠定了一定基础。不过25年后的1862年至1866年普鲁士的政治发展却非同寻常。当时的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根本没把议会下院放在眼里，而议会上院则在俾斯麦的操纵下不断颁布种种遏制议会下院的政策。
德国人一直无怨无悔地缴纳各种税款，这成了这一时期德国政治上最吸引人的一个特征，跟英国人反船只税和美国人反印花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普鲁士的水手促成了其陆军的组建与发展，而强大的陆军将普鲁士推上了德意志的领导台，随着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一个强大的德国得以诞生。但是船只税同样决定着英国的优势地位和海军发展，何况发展海军是英国人一贯的做法。至于印花税，它的征收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应用于国防。与英美两国对比，普鲁士人民在税收方面的做法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他们完全服从强大的政府的支配，与此同时还保持着一定的主动性。所以我们看得出德国的政府特性同德国人民的特性是相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促成了德国的强大，但是这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在当今组织化的时代里，德国政府有着成熟的对社会进行组织的手段，而德国人也服从这种组织，所以在这一方面，德国在其他国家中显得鹤立鸡群。
德国在毫不慌乱地组织国民行为方面有着天生的能力，这种天赋通过自身力量的协调一致而变得异常强大，这种无条件地服从就体现在德国陆军身上。德国的陆军所依赖的人口比包括俄国以西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出许多，而且其增长率也比欧洲任何国家要高。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德国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从4000万人增长到了6000万人，现在还在以每年80万人的速度增长。从陆军的规模和质量来看，德国的陆军完全能够保持它的领先地位。哪怕是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德国也能依靠自己独特的地理地位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在不考虑其他军事因素的前提下，假设诸欧洲强国如俄国、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将德国和奥匈帝国紧紧包围，德奥两国就会受到各方面的连续打击，就如同反对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联盟那样。但是德奥两国的中心地位带来的好处远远要比所经受多方面打击的损失要大得多，它能够同时应对多个方面的敌人连续的打击。这样一来，德奥两国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力量薄弱的敌人，将其各个击破；而地理上的中心位置有利于它方便地在内线调动军队，内线的含义就是最短最直接的线路。这种距离上的优势能够让它更迅速地展开行动，从而节省不必要的时间，就像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说的那样：“胜负就在5分钟之间”。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处于一个圆圈中心位置的国家，远远比那些分布在圆周边缘的国家更加方便采取军事行动，现在这种优势便集中在德奥同盟这一边，还通过铁路的连接使这种优势得到了有力的增强。这个铁路系统的大部分区域都处在德奥同盟的严密控制之下，可以根据商业或者战略的需要而有组织地运送各种货物。这些情况能够有效地加强德奥同盟之间的相互支援，这种互利互惠的关系已经被欧洲各国默认。无论是对它们之间的任何一方而言，还是从总的国际关系来看，两者的分裂都会给它们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还有，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领土紧紧相连，从北海和波罗的海贯穿欧洲直抵亚得里亚海，这也给两国的军事和商品贸易带来了便捷的条件。与此相关联的是，由于土耳其自身难保，从爱琴海畔的萨洛尼卡向地中海出击是德奥同盟一个呼之欲出的打算。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奥地利在去年的吞并行动以及它建造4艘无畏舰的计划或许是一种信号。如果奥地利得到了爱琴海边上的军事据点，或者借助海军的力量有效控制住了亚得里亚海，那它就可以借助自己强大的海军力量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地区据为己有。奥地利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要求与意大利有冲突，也会激起欧洲国家的公愤。我们无法忘记，在半个世纪之前，想要向意大利半岛扩张的奥地利还占有着意大利的大部分土地，包括威尼斯和米兰，而在1718年到1733年之间，奥地利还有一段时间占据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意大利的侵略遭受挫折后，奥地利将目光转向了亚得里亚海的另一侧——巴尔干半岛。随之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抵御重点也转向了这边，因为对亚得里亚海的控制关系到它的生死存亡。亚得里亚海最宽的地方不超过150英里，出口处的宽度不到40英里，意大利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和它东部边界相邻的海域落到军事强国奥地利手中，如果奥地利占据了这片海域，就会将整个海域作为它的基地，那样一来意大利就面临着灭顶之灾。因此，种种不满使得意大利从来没有对奥地利产生过亲近之情，虽然那里是他们王后的祖国，不过，他们对生活在的里雅斯特和特伦托的意大利人仍被奥地利统治深表不满。上述种种原因表明，意大利同奥地利之间根本不会达成和平协议。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认识到巴尔干局势的变幻以及这片地方对世界格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巴尔干半岛的代表城市是以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政治家及征服者命名的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德里亚。
德国和奥匈帝国组成的强大同盟有着共同的军事目标，这些都在德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兼并中得到了体现。德国是奥地利的忠实盟友，它的支持决定了奥地利的成功。奥地利采取这种行动一方面是出于眼前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为了在国际上提高自己的威信。吞并波黑两省后，奥地利首相曾经说：“一定要快刀斩乱麻，不然事态的发展会对我们不利。”这话实际上是在说，刚刚在君士坦丁堡取得成功的土耳其青年党人在自己壮大以后，可能会反对将波黑并入奥地利，就像他们之前面临着战争的威胁，却依旧拒绝让希腊获得克里特岛一样。奥地利还坦言自己要继续执行对外扩张政策，让奥匈帝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除此之外，奥地利还有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扩张的打算。如果奥地利全国上下都能支持这一目标的话，就不会显得那么畏首畏尾了。然而，组成奥地利的多个民族之间的争端使得奥地利无法团结一致，而一项坚定宏伟的对外政策会将奥地利的全体国民都组织起来。虽然奥地利的财政不是很富裕，但扩张爱琴海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会让它更加坚定地沿着既定目标前行，最近事态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奥地利的抵御软弱无力。当然，奥地利也要考虑在欧洲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但当前的国际状况是俄国奄奄一息，德奥两国却实力强大。德奥两国的联合行动向我们证明，它们两国的关系是一块铁板，以其非常稳定的因素在当今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每当危难时刻，德国总能向它的盟友伸出援手；反之，它也一定能得到奥匈帝国对它将来实行的各种政策的支持，尤其是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有了争端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只要欧洲还具有世界影响力，无论哪个国家在哪个地方想跟德国争斗，必须要防范奥地利的干扰。这一点在摩洛哥问题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体现。在处理克里特岛事务的时候，德奥两国也一直携手并肩，无视欧洲的协调。在今天，如果法国、英国和俄国中的任何一国同德国产生了矛盾，其他国家要想干预的话，首先要考虑到奥地利的反应。如果在这种形势下法国出动自己的海军支援英国，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危险使它不得不考虑自己边境的安危，这种威胁不仅是来自德国，还来自奥地利。同样，如果美国和德国在某些政策上发生冲突，当欧洲国家试图限制德国时，必定会考虑到奥地利的因素。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均势效应。目前欧洲状况的均衡特点是：在天平的一端是由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紧密的团结结成一体的力量；另一端是力量分散且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力量。所以，在制约力量出现之前，欧洲的均势天平毋庸置疑地会朝德奥联盟一端倾斜。以往的历史教训也无法保证有关国家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遏制这种危险性，想到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状况，并做出战略考虑。相比较同盟国，协约国这种凌乱不堪的行为已经证明了在今天的欧洲谁才是老大。
在这种风云变化的局势下，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制约德奥联盟，那便是英国海军。如果英国海军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自己的优势，就会像过去的200年那样占据着海洋霸主的地位。英国的海军之所以强大，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英国将大部分力量投入到海军建设领域；二是英国除了拥有岛国身份带来的安全性，还有很大的财力去推行“双强标准”。“双强标准”不过是在某个传统观念上增加的新名称。在整个18世纪，特别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国的政要们就坚信，英国的海军规模必须要比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还要强大。对于英国来说，对海洋的控制关乎命脉，它不仅关系到英国的领土防御，还关系到英国的生死存亡，关系到英国对于粮食、商业机遇和原材料的获得。而目前在美国，对美国是不是一个反英联盟的成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些人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美国跟英国在历史上有过种种摩擦，而是他们认为加入反英同盟会让美国获得更加安全的地位。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英美密切的商业联系以及两国在语言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也考虑到一旦发生战争不可能不受到波及的加拿大的利益，英美两国的间隙跟这些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据说当年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一直奉行这样一个原则，就是不允许英美两国的关系破裂。这说明在一个普通的国家看来，同一个强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俄国一度辉煌的时候，普鲁士有意巴结俄国，现在的德意志帝国则垂青奥地利。德国首相俾斯麦在这件事的转换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在1879年，俾斯麦的这种做法跟德国皇帝的想法完全相反。如果美国人能够把眼光抽离英国本土，放到英国的殖民地上，比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这些国家都濒临太平洋而且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诸州都有着同样的战略要求，另外，我们考虑到英国海军在世界上的作用，我们便可以相信，对于种种国际问题的思考会使美国人把英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来对待。
这种态度同英美之间相似的民族特性和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不管在不同的地区对这种观念的表达有多么大相径庭它们自其首倡者从北海的日耳曼海岸迁居他地之日起，在1500年的时间里，在英国本土以及其众多的殖民地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弘扬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英国的态度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冷静细致地判断各种可能，分析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我们目前看到的是，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区域，美国在推行它的政策时，就算没有同欧洲国家携手发展，也应该进行协商。从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就是美国不可能不涉足国际争端，也不能将自己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局限在门罗主义范围和美洲地区之内。
我们和某些国家一直保持着很微妙的关系，不过现在和以前有所变化，以前我们和其他国家相距比较远，相互之间的关系也仅仅局限在美洲问题上。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共同关注的是东方的动荡局势及发展需要，西方也需要通过填补这种需要获得获利的机遇。中美洲、南美洲和针对这些地区的门罗主义也同样有相同的性质。各大国在这些地区频繁的接触一方面会增加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性，另一方面会导致种种冲突，这两种情形都会促使各强国之间的力量进行组合。国家在有些阶段会认为同其他国家奉行一致的对外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而更多时候又会觉得它们之间更多的是分歧。在当下，各种力量犬牙交错，一味坚持我行我素无疑是自取灭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需不需要抱着一种投机主义的想法去处理眼前的各种问题？是否能够在别的国家身上找到政治理念和战略方面的一致性，并按照这种观点去推行一直以来坚守不变的国家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重视与其他国家的一致性并不是寻找正式同盟的表现。对一个人充分了解后心无杂念地同他共事是一码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自己受制于某一种制度之中又是另一码事。就算美国的政策主张不是刻意避免因为短时间的需要而缔结一个长期的联盟，但想让美国人承担同盟的义务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国内民众的支持，美国政府即使缔结了这种同盟也是一纸空文。不过，如果美国的民众能够站在国际形势的角度上支持这种结盟行为，那么美国在处理同盟关系的时候就能游刃有余，而这种结盟对美国的政策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门罗主义就反映了美国民众的想法，执政者不过是将这种想法通过文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门罗主义作为一项国家要求，它的持续性就在于它能否继续和美国人民内心的想法一致。这种想法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被理解，但它的确左右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虽然它本身没有什么强制性的力量，不像一项法律那样有着人为的效力。
在文章的前面，我们提到过斯塔布斯的观点，那就是均势因素是开启16~19世纪欧洲新篇章的钥匙。这位历史学家非凡的钻研在当代影响深远，他同时还说：“在中世纪时的上个时代，每个国家之间都独立处事，不像今天那样有着频繁的交往；各国都不具备国家行为之间的统一性，而这正是一个国家能够展开行动的前提。”在当时，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没有完全形成，每一片土地上都有一个独立的领导集团，这些众多的集团使得国家根本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策划或者完成一项大型的行动。按照斯塔布斯的观点，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是一部彩排有序的戏剧，而是一场杂乱无章的场景。
当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终于联合成一个国家时，当法国不再是一个封建领土的集合体而变成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时，当德意志的每个邦国都能完全服从中央行政机构的领导时，国家这个词汇便渐渐清晰了起来。相比较美国现今的状况和独立之前13个相互敌视的殖民地时，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道理。
欧洲的多个成员成功地集结为几个有机整体，也就是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之后，均势因素就同欧洲的历史分不开了。结果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均势状况，这样一来，所有的欧洲国家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每个国家之间的利益如何不一致，也无论各国国民性格如何因为遗传的原因或者国内环境的差异有何不同，确保自身生存的观念能够让它们很容易相信国家独立的重要意义，这些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的时候也以此为出发点。门罗主义显示出了美国对于各强国之间平衡状态的认识，依靠门罗主义，美国同欧洲国家的关系便有了一个理论基础；而对东方移民的排斥性正好反映出美国对自己利益的保护原则。
在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方式，在某个英明君主的统治下实现了统一，从而走向国家富强的道路，这种国家的形成方式放到现代同样适用。我们推测，未来的两大军事阵营是东方和西方两大集团；和以前的欧洲国家一样，这两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充满变化。另外，美国和众多欧洲国家的争斗会左右国际关系的准则和改变国际法。主导国际法的理念是独立和国家主权，至于对某种政府形式而言主权是谁并不重要。一位德国人曾经说过：“国家的统一性和独立性表现在国家的主权之中。一个国家拥有了主权，才能够和它的人民融为一体。”而在今天，主导欧洲国家独立和发展的理念已深植人心。这种因素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因为它们往往受制于共同的历史传统。
三、东方和西方
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当今最主要的目标就是阻止各大强国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拥有4亿消费人口，它必须保持完整。美国的任何对外开放政策都着力于中国的领土完整，这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对美国十分重要。
欧洲国家发展到现在已经历经了400年的演变，突然有一股新生力量突兀地出现在东西方之间并不会让人感觉有多么吃惊。前不久的日俄战争就让人们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最让人吃惊的结果是，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是一个东方国家。这样的结果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许多人都只注意到表面上的因素，甚至连表面因素也没有了解详细。无论人们从日俄战争中找到什么教训，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表现都让世界震惊。
其他的东方国家都对日本的胜利拍手叫好，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日本一样都处于欧洲国家的压迫之下，而不是它们在地理上同日本有多亲近。除了土耳其帝国，欧洲国家已经同东方接触了200多年，由于西方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高度集中，所以轻而易举地控制了许多东方国家，这些国家组织松散、内部各个整体分化。从相互之间的松散程度来看，大多数的印度人要比欧洲封建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小邦更加当仁不让。而在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根本没有国家这个概念，军人的名声也非常差，从军被认为只是教人恃强凌弱。日本在50年前还一直闭关锁国，没有能够分享欧洲进步带来的种种好处，其他的亚洲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在这种背景之下，西方国家之间虽然一直在持续争斗，但它们对东方国家所采取的方式却是一致的，结果是西方国家成了统治东方的力量，就像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相继在欧洲称霸，德国今天在欧洲大陆上占据压倒性优势。在欧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时，土耳其帝国高度凝聚，伊斯兰教徒也承认这个国家的独立。可今天的穆斯林国家没有能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同西方国家一较高低，也无法联合抵御西方国家，结果就是领土和主权被一步步蚕食，它也就渐渐失去了独立性。
上面的这种情况是几百年来演变的结果，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发生逆转，不过日本却向我们展示了这一奇迹。与其他东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狭长的领土使它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长期的封闭空间里，日本形成了独特的精神和生活方式，这在几年前的战争中已经显现出来了。这种精神加上日本集中的人口、骨子里的尚武传统、幕府体制对地方的绝对控制，使日本能够发动全身的能量，还有就是英明的领导者和适当的时机，这些都让日本赶上了。在历史上，无数次机会被昏庸的领导者白白浪费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如今的日本却没有出现这种状况。
虽然东方国家的变革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是某些认识正在慢慢促进拥有人类二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国家发生变化，这种认识的外在表现还不容易看出来，所以很多人会忽略它的能力。从当下来看，这种认识是在被西方的控制之下所产生的不安情绪引发的，而不是自觉形成的。正是这种认识，让一个国家能够充分地实现自我管理。当然，这种并非自愿的精神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并不明显。内心的不满本身不具备什么效力，在中国或者印度也找不到个人或者组织能够肩负起领导任务的例子。虽然好多东方国家都受到日本所取得辉煌成就的影响，但仍值得怀疑的是，这些国家会不会遵循着日本的发展道路前进，或者说，它们会不会觉得走西方的道路要更加优越。朝鲜就对日本的精神非常反感，东印度人对英国人也充满了敌视；那些站在反帝立场的同仁说，菲律宾人对美国的统治也不大愿意维护。
在印度和菲律宾，要实现思想向现实的转换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印度和菲律宾，和西方统治者打交道的是在种族和信仰方面都不一致的多个小集团。这些集团内部的矛盾稍稍缓解了他们对西方统治者的敌意，并且当地人深深明白这种外来的统治和物资供给一旦消失，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这样一来，许多人对这种统治都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容忍了那些他们不喜欢也没什么危害的东西。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表现出对西方统治的不满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们虽然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却没有对其历史根源详加剖析，所以也就无法体会取得这种成就所付出的几百年的努力。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印度和菲律宾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除非这种变化能够被宗主国允许。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和英国已经对当地人做出了一些让步。
中国的情况则又不相同。和别的东方国家一样，中国也被日本的崛起所震撼。中国也认识到了西方在物质方面的优势，不过，这是经受了严酷的亲身体验之后。在俄国和日本缔结了《朴次茅斯和约》之后很短的时期内，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把眼光投向了这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在学习和运用西方的成果方面，中国人也具备日本人那样的聪明才智，可能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加善于学习和接受西方的本领。中日两国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来往的费用不高但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中国人曾经数次派遣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但是这种趋势发展到现在已逐渐减弱。事实是，无论中日两国在共同抵御外敌方面有多少共同语言，地理上的接近和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两国根本没法长期合作，更别提结盟了。一般来说，地理位置上的接近是两国争端的主要来源。满洲不但是中国、日本和俄国的交接点，更是三方军事和利益的碰撞之地。我们可以确信，就算这三个国家能够和平共存，它们相互之间的防备心理却不会消失。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将具有非凡的意义。
尽管中国在过去饱受战争的摧残，但中国人骨子里都有着以和为贵的思想，中国依然有着变为世界强国的潜力，这是因为它拥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土地。只要能够有效地发挥这些优势，中国有朝一日就会成为世界的中流砥柱。虽然这个臃肿不堪的局面使得这种目标很难实现，但这种缓慢的演变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保护。虽然中国的领土一点点受到侵占，但中国政府依然有能力确保自己的统治权威，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各种精心策划的分裂活动都没有实现。中国的种族具有统一性，虽然有着各种地域间的界限，可能互相听不懂对方的方言——这是地域辽阔和交通不便导致的必然结果。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人身上有一种坚定不移的气质，这种气质能够促使它实现霸业。
这种气质在过去被我们看做呆板，具体表现为对自己国家的任何事物都最大限度地偏爱，这种偏爱造成了故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近年来，外部的光亮已经照进了中国大地，各种文化之间相比较的自我认识过程已经开花结果。与此相关，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是，中国人正在修筑从北京往西北延伸至张家口的铁路。120英里的铁路，没有一个工程师是外国人，领导者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接下来打算在同样不依赖外力的情况下建设一条150英里的铁路。虽然拒绝外来的援助会延长工程时间，但这种种决心都表明，中国正在试图从过去的自我欣赏中摆脱出来，着眼未来，逐步累积自身的实力，把所有的理想和愿望转化为现实。正是由于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才能有效地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不管它的构成如何不够精细，值得肯定的是它正在一步步焕发生机。国家意识的培养是实现国家团结最重要的一步，只要中国人能够全民一心，就能在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摆脱长期以来束缚自己的枷锁和防守性政策。
不管东方各国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要经历多久的时间，最终的发展又会如何，但它们肯定会经历一个同欧洲和北美相似的过程，要渐渐把这种分散变为国家凝聚力。不过，由于领土和人口的局限性，中国和印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日本那样的发展，这两个国家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更加不会使它们像在1783年到1789年成功完成统一的北美13个殖民地那样轻易地实现政治变革。另一方面，从西方引进的各种交通联络手段会使它们的发展速度比同期的欧洲要快得多，西方统治者已经给印度带来了种种先进的通讯设备。
在东方国家进行自我演变的同时，它们同欧洲以及美国的关系还会继续发展，这种趋势就像在中世纪，欧洲国家一直在维持它们同远东地区的联系一样。阿拉伯人向法国南部的推进、十字军的东征、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扩张，都是这种联系最为直白的表现。而在那时，欧洲还只是个由多个松散的国家或者小邦构成的基督教世界，盛极一时的伊斯兰教国家随时可以将自己的力量直插欧洲心脏；等到欧洲国家完成权力集中和国家重建后，这种危险便不复存在了。不过土耳其帝国依然能够和一些基督教国家接触，并在波旁王朝与奥地利无休止的斗争中发挥了平衡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当法国和奥地利交战时，土耳其在另一侧对奥地利的后翼进攻，使它不得不分兵援助后翼。从那之后，土耳其帝国再次成为欧洲国家关注的焦点，各国以利凡得为中心的战略企图使它逐渐成为一个事端频发的危险地。在50年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两个基督教国家就曾经联合起来同土耳其结成盟国，共同反对和土耳其有利益冲突的基督教国家。在两年前，利益上的冲突引来了同样的战争危险。
这些事情离美国太过遥远，以至于感觉不到它们对自己的影响。然而，一旦这些事影响到了欧洲关系的平衡，就必然会通过将其影响波及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而和美国发生关系。而在这些地方，美国和各个欧洲强国都有着频繁的交往。只要某一个争端削弱了美国盟友的利益，而且对美国的敌对势力有帮助，美国就不能撒手不管。近10年来，东方事态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欧洲的局势。有些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德国已经感觉到自从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欧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德国的压力，于是它已经不将法俄同盟放在眼里。还有一点是，德国有奥匈帝国这个强大的后备力量，德国就更加能够应付自如了。我们能够联想到，陆上压力的减轻会让德国将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入海军建设上。这样一来会威胁到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或者迫使英国也增加海军开支，而一旦一个国家的军费大幅度上升，就意味着社会动乱。
英国和日本结盟来共同对付俄国有可能是战略上的失误。不可否认的是，俄国在远东事务中不能自拔对英国一定有好处，因为这样一来俄国的力量就会得到分解，它便再也没有精力对君士坦丁堡、苏伊士、波斯湾及印度用兵。然而，如果俄国能够同16世纪和17世纪的土耳其人对德意志地区的所作所为那样，给德意志帝国不断施加压力，这会让英国更加高兴。但是，由于满洲战争的惨败，俄国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一蹶不振。所以，英国政府的行为加速了日俄战争的爆发，而战争的结果却使欧洲力量出现了失衡，这是英国没有预想到的，所以英国必须全力弥补自己犯下的这个错误。
接下来我们将要说的与其说是对事件的解读，不如说是一种猜测。不过，在日俄战争后期日本财力枯竭的情况下，英国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这一事实的基础是英国海军在200多年来的军事霸主地位。如果日俄战争是另一种情形：双方的力量接近平衡，都缺乏足够的物力财力，而俄国的威望又一如过去，那么战争的影响就会大大不同。门户开放政策在另一重意义上体现了一种均势精神，它和均势一样都是为了保卫和平，只不过均势意味着独立权力的平等，而门户开放意味着机会的平等。还有，门户开放和均势一样都取决于各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平衡，这些国家是指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国家，因为门户开放这个词汇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我们无法查明门户开放这个词汇的来源，但毋庸置疑，美国在倡导门户开放方面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前面我们引用过德国人德尔布吕克的一段文字，他在其中列举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对于门户开放政策的看法，并要求使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在平等的条件下同其他国家展开竞争。所有的人都希望这一目标能够得以实现，而且这个希望完全有可能成为现实，只要人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认识到，如果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就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护这种权力了。如果人们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话，也不会出现蔑视他国的行为和无谓的争端了。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就是各国都只会关心自己的利益，所以它们的看法一定会有所不同。比如铁路方面，修建铁路是为了进行资本投资和创造就业机会，还可以随着铁路的一路延伸扩展自己的势力；这样的话，就应该遵循门户开放的精神来合理安排各股势力在铁路方面的机会。但是在最近的铁路建设中，美国却被晾到了一边，并没有获得德国首相口里的“阳光下的地盘”的权力。针对这个事件美国已经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在以后的时间里，中国将会建造更多的铁路，而中国的领土完整对门户开放尤为重要。如果有哪一个国家通过租借对中国土地进行占领或者管辖，这块土地就有被兼并的危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在一年前就遭遇了这种命运，而今天的朝鲜也将重蹈覆辙。还有那种变相占有他国土地上的商业活动，也会被这个国家的海关所控制，这样一来，门户开放就成了废纸一张。
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成败。为了处理好它们，美国一直在争取同其他国家达成谅解。如果美国单纯地依靠自己来维护门户开放政策的话，它就需要建立起一个保护国，这样一来又和门户开放中的平等精神相违背了。关于门户开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表现在中国的满洲地区。这个地方的局势变幻难测，所以一直被人关注。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不禁发出疑虑，这两个国家能不能顾及到中国自身的利益和其他在华国家的平等机会。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各个国家能够在门户开放原则上达成一致，在具体的行为当中也免不了竞争和冲突。而商品贸易的竞争会促使人们依靠各种机会来占据上风。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利用自己手里的控制权和保护主义，而不是技能和实力的竞争来获取一些地方的商业优势。无论在工业、金融业还是贸易领域，这种情形都随处可见，连美国的托拉斯组织里，这种情形也有抬头的趋势。
美国依靠保护主义同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交往，就必须考虑到这些国家会不会听从美国的意见，美国的政治主张以及政治秩序能不能得到建立和保持等等问题，这些都取决于那个国家的实力。欧洲国家力量的变化同美国息息相关，任何的变动都会影响到美国的利益，继而影响到美国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益。当前的俄国一蹶不振，德国正在全力建造自己的海军，而英国海军也因经费的短缺已不如从前，这些美国都看在眼里。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都不为美国人熟知。在1823年，如果英国的海军没有大陆国家的海军强大，没有能力阻止大陆国家向南美洲运送联合部队镇压西班牙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的话，那对美国的影响就是灾难性的。1814年由于欧洲局势的变幻，英国不得不放弃了1812年在对美战争中对美国提出的领土要求。还有，美国能够独立也是因为英国的海军实力同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相比有些逊色，华盛顿是这样认为的，他说：“我们的资源已经枯竭。”除此之外，假如1861年至1863年间英法两国能够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谈判，美国能否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很难说了。
均势是影响欧洲政治最关键的一点，它的变化从表面上看起来不会影响欧洲在亚洲的军事政策，除非欧洲国家之间的海军为争夺霸权的斗争已经停止，或者说有人统一了局势。要想同英国一样将自己的海军集结在海岸线上，就必须先把自己的分遣舰队调回本土，这在原则上和具体操作上是绝对正确的。但也意味着要在短时期内失去对原本占据的领土的控制。如果在以后的发展中，英国和德国还像现在这样敌对的话，英国在北海集结兵力是很有必要的。这时，英国如果还想在其他地方集结兵力，就力不从心了，因为它没有那么大规模的分遣舰队。
欧洲军事力量的组合会怎样影响国际形势，并在海军的支持下在世界各地行使其权力，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就其中的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英国和德国在北海剑拔弩张，那么控制地中海的重任就非法国莫属了，这样一来意大利就坐不住了。据悉，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签订的一些有关地中海问题的协议中就体现出了它们对门罗主义性质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可能会像门罗主义那样更加强化，而与此有关的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改变地中海海上力量状况的措施。在德英两大海军在北海对峙的前提下，必须要有一支舰队在地中海做领导者，这支舰队不但要行动快速，还得处于核心位置，以便于针对某一特定的区域采取有效的军事行动。这种各国海军分管其职的情况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虽然它表现出了多个国家联合行动中固有的种种缺点，但也具有一定的效力。
上述的叙述都是笔者猜测的，但希望这种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能够引起政府的关注。还有，很明显能够看出来，如果欧洲还和从前一样有一支称霸世界的舰队，它就能更加直接地影响日本和美国这两个军事强国的利益。当1902年日本和英国结盟时，英国还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英国海军既能保护远东地区的利益，又能在其他地区维持自己的海上优势，两边都拥有着强者地位。这样，在1895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跟日本作对时，英国就可以阻止这样的行动。虽然日本缺少战舰，但它的实力仍不容小觑。后来英国还是出手干涉了日俄战争，并对战争的结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发问：如果这种海上力量竞赛继续下去的话，上述的这种干涉会不会再次发生？
以上的例子还说明，策划已久的军事行动一旦实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猝不及防间对敌人实施打击会产生类似的效果。1895年，法国、德国和俄国用军事压力迫使日本把包括旅顺港在内的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但随之这块领土又被中国转租给了俄国。英国从一开始就反对日本归还辽东半岛，但它当时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未能及时出手；何况即使英国出手，也未必能扭转乾坤，因为日本没有战列舰力量。直到1904年，日本再次以英国盟友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这时，日本已经拥有了一支战列舰舰队，英国的海军依旧能够称霸海洋，而不管是德国还是法国都没有亲俄倾向。德国一直以来秉持着这种政策，法国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在自己的北海区域作战，英国就能在欧洲做坚强的后盾。这种状况体现了盟国之间的战略分工，虽然英国海军没有参加具体的战斗，但它的军事行为却起到了震慑作用，左右了战局的发展。前面提到过，在1898年，英国不但不支持干涉美西战争的建议，还表示强烈的反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英国海军在那时就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这些情况并非说明拥有武装力量就一定会导致战争，我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在和平的前提下运用这种力量，将这种力量拿捏得越是恰如其分，就越能够达到和平的目的。虽然是这样，手中没有权力就谈不上保障和平，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现代社会，一般情况下，没有哪次战争比美国的南北战争更加缺乏军事准备，这场战争是继滑铁卢以来历时最长的战争，就是因为双方都准备不足，实力不相上下。不过，这个难堪的局面最后还是消失了，北方凭借着资源上的优势打持久战，而南方则将胜利的幻想寄托在北方军队缺乏耐心的基础之上。
同前面说的一样，作为欧洲大陆强国中的法兰西有能力在海上给英国支持，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真正爆发了战争，而且战火还会蔓延到陆地上；而现今的形势是没有哪个大陆国家能够和德国抗衡。这不是说法国陆军实力太弱，相反法国从1870年以来一直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真实情况是，法国在陆上的军事实力虽然比不上德国，但要保护自己的话还是绰绰有余的。这样一来，法国的敌人就必须考虑清楚，不敢贸然同法国翻脸；也可以通过延缓战争的爆发，让法国有时间提高自己的陆上军事力量，或者期待可以扭转乾坤的事件发生。
法国人认为自己所遭受的屈辱是1905年在德国的压力下解除了其外交部长的职务，这一事端产生的根源是法国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一年后，面对同样无理的要求，法国果断地采取了强硬的抵制态度，毫不退缩，德国只好先服软，因为法国此时的军事准备已经日趋完善。由于保密性质的原因，我们没办法详细地了解当下发生的国际事件，但上述形势就是欧洲局势给人们的第一印象，而且人们还相信德国只要能保持现有的军事优势，就会继续推行强势的外交政策。德国的政治需要和战略优势同奥地利紧紧联系在一起，它们结成的同盟是无比强大的，至少在陆上是这样。跟英日同盟一样，在德奥同盟中，奥地利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不过我们只要了解到它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就足够了。
这种态势对协约国一方非常不利，除非在战争过程中德国孤军深入。所以，协约国一方应该积极加强自身的实力。不过，它们现在一方面能够抵御德国在海上的战略挑衅，另一方面又能够在陆上同德国展开对峙。这种力量足以使敌人不敢轻易出手，至于在战争中哪方能够获胜，就值得商榷了。在和平年代，任何一个欧洲海军国家都无法给予英国在地中海军事力量上的支持，所以英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等到奥地利有经济实力组建一支重型舰队，英国人的噩梦就不远了。
这种看法一方面表明了英国海军占有世界上举足轻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表明，目前只有两个海军国家距离德国比较远，而且有能力也愿意支持英国，就是美国和日本。以发展的眼光看，这两个国家必须考虑到海洋霸权从英国手里转嫁到德国手里对它们的影响，是否会损害它们的利益。这也不是完全没可能发生的。依照现在的形势而言，除了开放性的海域，美日两国不可能和德国有实际上的接触；而英国漫长的海岸线使它容易在任何一个防备薄弱的地方遭受袭击，即使不在英国本土，比如澳大利亚东部的英国殖民地也容易遭受袭击。美国也可以通过对易受陆上攻击的加拿大施以影响来制约英国。
在未来还有一种可能是，如果英国海军衰落后将德国海军推上了海洋霸主的地位，与无可匹敌的陆军相配合，德国就能有恃无恐地在任何海域实施行动。英国在自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这段时间里，也具备上述的优势，但具体原因不是英国海军本身，而是岛国地位的优越性使得英国海军随时能够在本土和海外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今天，优势刚好反了过来，英国财政入不敷出、俄国一蹶不振、法国被庞大的人口拖累，这些都使得德国在未来海上的行动能力有所加强。和德国相比，虽然英国在表面上更加富有，但是长期贵族般的生活让英国人不如德国人有经济上的忍耐力。而且，英国人和美国人自由的传统也使他们不愿被组织束缚，这样一来，德国无疑就是现代化强国中的佼佼者。
现今德国和英国的竞争已经不是单纯的欧洲国家间的军备较量，更是世界政治的导火线。这并非意味着世界格局中没有其他难缠的问题，任何局部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在英国和德国之间隐藏的真相是双方利益的冲突，它们所能依赖的是关系到两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工商业。英国和德国之间激烈的海上竞争在克伦威尔时代及其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时代就有，当时英国从荷兰手中夺得了荷兰无敌舰队的荣誉和商业称霸地位。虽然这些事件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德国扩张的幅度和逐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也没有人试图了解在遥远的历史中，是什么精神使得德国人不断地取得工商业上的伟大成就。
我们能够体会这种情感，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德国的强大对世界人民的威胁。依照这种趋势来分析，英国、法国和俄国结成同盟国集团是理所当然的事，虽然俄国在不久前还跟英国有冲突。一位德国首相曾经谴责英俄两国的做法是为了孤立和包围德国，不过协约国家这样做确实是为了维护欧洲和其他国家间的均势，抑制德国疯长的侵略欲望和在商业方面的企图。我们虽然无法确定德国这样做一定是有侵犯他国的欲望，但是保持适当的警惕和对其实施一定的制衡是非常有必要的。历史经验表明，所有的雄心壮志都有侵略他国的想法在里面，只有运用强制性的力量约束这种想法的发展，才能得到平衡的保障。而维持均势一直是欧洲的政治家最为关注的话题。
从美国南北战争以来，它就避无可避地和欧洲局势联系起来，所以欧洲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美国的关注。在美国同西班牙作战时，在欧洲既有支持门罗主义的人，也有反对者，德国则站在反对者一方，美德两国在菲律宾问题上的摩擦更加重了这种裂痕。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时的德国拥有现在这样强大的海军实力，它的态度会更加强硬，军事地位也会更加优越，而支持美国的人就要打好自己的算盘了。到现在为止，关于西班牙的讨论已渐渐成为历史；不过即使最不关心国际局势的人，也能感觉到将来会有无数棘手的问题和美国、和欧洲息息相关。
要充分了解德国的现状，就必须了解德国的历史，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们根本无法弄清德国发展到现在这么强大依靠的是什么。为了了解这些，我们不但要弄清楚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利益是什么，还要体会到它的情感，并发掘其产生的历史根源，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做出合理的判断。而国民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国家的行动；虽然物质利益是这些行动的诱因，但这种情感的大爆发却具有非常大的能量。不管统治者的决策如何，国家民众只会依靠自己的是非标准来行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陷入利益冲突时，它所做出的决定必须要符合大众的利益，这样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
德国的历史使德国人背负了一种责任感，这种情感和德国当前的利益相融合，汇集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使德国的民众一心一意支持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内部也有种种争议和分歧，这种分歧将德国民众分为若干个派别，并各自有着不同的主张，对国际争端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这种分歧要远远小于德国国民理念中的政治团结因素。在法国报纸的一篇文章中，这样批评德国的外交政策：“和其他地方一样，德国也有宗派主义，但是它却受到了民族团结情感的抑制，因为德国的这种情感比其他国家的都要强烈。国家集体主义将6000万的德国人聚集起来，而法国和欧洲的其他国家更应该学习这种精神。”这段话虽然是告诫法国人的，但是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非常适用。
德国人一直认为，他们能否在未来的争端中获取成果完全取决于他们在海洋上的地位。从1870年开始，德国的统一为德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工业发展带来的是需要广阔的市场、运输业和商业，于是保护主义就诞生了。德国在1879年就采取了保护主义方针，这样既保护了本国的工业，也保护了农业，抑制了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大量的流动。德国在工业方面的劳动力之所以成倍上升就是为了有效地阻止人口的外流。在1881年，德国的外流人口是22万，到了现在只有2万。还有一个原因是，外来移民的增加，一个德国的作家甚至说德国已经成为一个移民国家了。
在军事上，变化最大的是德国的海军。在英国诞生的一个组织深深地影响了德国，随之在德国诞生了一个海军联盟，而这个联盟的成员要比前者多得多。还有一点必须考虑，英国对海军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强大，更是为了单纯的生存。德国海军联盟快速发展是由于德国一直在不断地积累能量，同时又在周密地规划各种能够适应本国国情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表现在军事、教育和工商业领域。当然，无论这个联盟的宣传做得怎么好，口号喊得如何响，如果它的主体思想同国民大众的思想产生分歧的话，它也会一无所获。正是由于德国的民众都普遍赞成发展海军，德国的海军联盟才能为这种思想提供组织形式、注入活力，并让它产生积极的效果，虽然海军开支的增加意味着债务和税额的增长。所以，国民的情绪是德国海军联盟能够长远发展的保障。这个联盟的主要领导人说：“海军联盟的成功靠的不是规章制度，而是依赖于国民的精神。这种精神反映了德国人一个美好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就是对海军的憧憬。”
德国在海军方面的开支在1875年不到1000万美元，发展到现在是1亿美元，而且这种上涨趋势在未来的10年内还会持续。我们应该知道，如果将这么大的一笔钱用在其他地方会带来更大的收益。这不是因为德国政府有什么奇特的地方，不管德国的议会有多小，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体现了全国公民的意愿。还有，德国的海军和海上运输业比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够激发全国人民的团结性，因为它的船队是在自己的海域以外航行，代表的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而是全体国民的利益。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在德国海军联盟的100多万成员中，有四分之一是来自内陆的萨克森王国。和国家在工业方面的成果相比较，一支强大的舰队更加能够代表国家的形象。
上面这句话用在德国身上最适合不过了。因为在德国，海军是一个刚兴起的组织，而它的产生，也就是从理想变为现实，就发生在不久前。在国家的统一上，德国和1789年至1812年间的美国非常类似。在一个民族使命感高昂的年代里，统一是所有人共同期盼的目标，处于战火中的北美殖民地更加意识到了这点。现在，德国的统一已经被写进了德国宪法，变得神圣不可侵犯；这部宪法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检验，已经被广大的德国人认可，在将来也不会发生特殊的情形。不过，德国在各个地方或者集团利益不一致的前提下，还有多多少少的“独立主义”情绪，“独立主义”这个词在美国可以理解为各州之间的权力，它体现了在美国刚刚独立的时候，几个独立的殖民地之间相互争斗、相互猜忌的情形。美国宪法的起草和颁布只是为了各殖民地之间的物质利益，1812年的英美战争使美国人产生了一种理念，就是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对付外来力量的威胁，由此，国家这个概念便在人们心中慢慢滋生了。能够回忆起南北战争的美国人不会不知道“联盟”这个词在当时所体现的情感是多么炽热，那个时候，无论是对奴隶制的不满还是利益的分配不均，都不能动摇国家团结这个理念的形成和发展。
德意志联邦的建立能够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它实际上是一个关税同盟，比德意志政治同盟的出现要早得多。尽管是这样，德国统一的完成还要得益于超越物质的另一种作用力。德国在之前一直处于分裂地位，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现在的统一所带来的社会地位完全取代了这些，这种作用力集中地表现为德国人的自我鼓励精神。这种精神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国家所具有的敏感，但它在德国能够具备这样的影响力，理所当然地被其他国家承认。曾几何时，美国人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了这种特点，它源自于一种担心，但这种感觉往往被我们忽视掉了。
所以，德国和美国政策的相同点是都包含着自我进取和鼓励的成分。在很久以前，德国首相比洛曾说：“我们没办法容忍被剥夺与其他国家在权力上的平等一致，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在世界上的发言权受到抑制。我们现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强国，我们希望在上帝的保佑下我们能够永远繁荣强大。”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象征，门罗主义在一开始并不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现今德国的对外政策也是这样，这种政策完全倾向于海军方面。一个国家纯粹是为了防御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在有些国家看来也会显得气势汹汹。阻止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占领，对任何一个美国人而言都是本能的保护意识，可是到了其他国家眼里，就超出了战略防御范围，而成了一种军事挑衅。门罗主义在早期的实践过程中就遇到过这种问题，好在今天各国已经慢慢习惯了美国的主张。我们还要指出，美国潜在的实力也让其他国家不得不谨慎考虑。
然而，这种潜在实力只有通过恰当的调配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财富是一个国家物质的具体表现形式，不用多说，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像一个人那样滥用金钱，因为考虑不周而将许多资金白白浪费，使之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是美国的两大对外政策。在欧洲，美国更加强调门罗主义，采取消极的、不干涉的态度。可是，不插手并不代表不关心，美国时刻关注着欧洲国家的利益变幻对世界的影响。而在英国和德国人之间的竞争中，虽然两边的海军力量还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
美国和众多的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很多的外交问题，在当下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相互制约的欧洲体系中，我们所关注的只是这种不稳定的关系的变化对我们基本对外政策的影响。眼下，门罗主义遭受的排斥性会比门户开放原则要小得多，未来的发展变化还无法确定，在美洲的每一块领土都是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它们的归属权得到了国际法的认同，神圣不可侵犯。
中国虽然也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它本身无力组织力量维护自己的主权，缺乏一定的军事力量。这就导致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干扰，它的主权也在一点点丧失，虽然从领土和人口数量上来看，中国潜藏着巨大的力量。这种懦弱降低了中国主权的价值，实际上它已经沦为一纸空文。中国以后的地位会怎么样，一方面取决于它有没有实力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这些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
中国的这种情形，就如同革命之前的土耳其帝国，虽然土耳其革命的影响还值得观察，不过它所产生的两个直接结果是保加利亚的独立及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的吞并。这种结果的产生完全是土耳其政府的无能造成的。在土耳其，很容易出现各种意外事件，就像保加利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状况。克里特岛也是土耳其政府头疼的一个地方，这里的居民受到好几个宗主国的压制。正是土耳其政府当年不考虑后果的行为，才造成了克里特岛现今的状况；而土耳其政府对保加利亚的独立和奥地利的吞并也无能为力，只好默认。换句话说，就是它面临的压力容不得它做选择。这种情形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很坏的影响，而且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门户开放政策和门罗主义在目前都只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并没有被纳入国际法。当然，它们有可能在某些国家的协定中出现，并在协定的有效期内对有关国家形成约束力，然而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还在于国家之间力量的对比。没有任何国家会服从门户开放这个强加的政策，相反还可能完全抛弃它，除非是迫于军事上的压力而不得不遵从。和门罗主义相似的是，门户开放政策也是特殊形势下的必然产物，这种形势发展到一个转折点，门户开放政策就会应运而生。这两项政策都说明，一些不受阻碍的发展过程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抑制它们的发展，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门罗主义一直对欧洲国家在美洲的行为加以告诫，直到后者不再提出异议为止。门户开放针对的是更远的地方，对这些地方的扩张加以告诫。这些扩张都是依靠政治或者军事手段，在对其领土实施侵占之后抢夺其市场，并将所有的金融和商业机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将某一块领地侵占后再夺取它的市场，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300年。现今的英属印度、荷兰和法国在远东的大片领地、朝鲜、满洲和菲律宾都属于这种情形。曾经处于欧洲统治之下的美洲大陆也跟它们一样。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为了抑制欧洲强国对中国的侵占，因为中国的主权必须保持完整。美国及所有支持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都十分在乎中国的完整，这并不是出于慈善动机，而是中国市场的完全开放对他们极其重要，规范这个市场的政策只能是中国人自己制定的，因为只有中国人才会对各个外来强国一视同仁。就算中国无力保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统一，中国的完整性作为一个原则也会影响到美国在中国实施的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政策的执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有关国家的行动以及支持中国的完整性，这些都有待考察。不过我们能够看到，有些国家依靠自己的有利位置和优势力量，压制其竞争对手，想要主宰中国市场，从而破坏了门户开放中的平衡原则。有了平衡，这些地方才能保持平静，门户开放政策才不会成为一个孤立的问题。只有门户开放的原则被众多欧洲国家接受，门户开放政策才会对东西方国家产生重要的影响。
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新名词，它的主要内容是维护世界各地的自由竞争和商业机会的平等，防止一些国家在有关地区依靠自己的优势为自己的工商业牟取暴利。在太平洋地区，门户开放政策渐渐变成了最吸引人的政策，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政策具有商业的性质，因为这个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商业性的世界。不过，从影响历史发展的力量和作用来看，工商业是否能顺利、和平地发展，还取决于国家军事实力的对比。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影响着战争的胜负，而对战争充足的准备又影响着本国的经济。英国经济的稳定完全得益于海军的保护，从而奠定了英国超强的经济实力。这样的和平局面也体现在美国身上，美洲大陆远离动荡不安的欧洲，而且欧洲国家之间的行动还受均势状况的制约。这样一来，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语种国家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以，要使门户开放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就要让太平洋地区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力量达成平衡，这样门户开放政策才能有效地实施，不会受到干扰。
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太平洋地区的各种势力，它和门户开放政策紧密联系，都是人们所关注的。对美国来说尤为重要，美国作为濒临太平洋的国家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倡导者，对太平洋地区的关注尤为重要。还有，在运用它可以找到的有组织的物质力量以推行美国的主张方面，美国有着独特的优势和机遇。在太平洋地区，美国和欧洲国家实力相当，虽然欧洲国家占据着大片军事基地，但却与本土十分遥远，两者之间漫长的交通线特别容易受到敌人的骚扰。而且，欧洲国家的海军力量趋于平衡，这样，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能力向太平洋地区派遣一支大的分遣舰队。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欧洲关系对美国的影响。
对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地区取得军事领袖地位不符合美国人的行事作风。不过，保证自己所取得的领土的安全和确保两者道路之间的控制则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也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伤害。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基地或者港口处于美国海军的威胁之下，而在欧洲，英国海军正是依靠这个牵制德国。可是，英国也有它自己的难言之隐，它必须通过海上力量来控制出入德国的通道，因为它必须依靠海军力量保证自身的安全。相反，美国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美国距离巴拿马运河及远东比较近，所以它的海军力量对这两个地区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虽然巴拿马运河还在开通过程中。如果美国能在太平洋海岸线上做好必要的准备，在关键时刻它的舰队就能很快在这里集结，这样就能弥补美国舰队之前在别的地方受到的损失。无论是在大西洋还是太平洋，美国的舰队必须集结到一个地方，这是对它们最恰当的安排。不管美国舰队的实力如何，只要安排得当，再加上距离东方比较近，不但方便美国的军事行动，还减少了往外派遣分舰队的麻烦。这样一来，美国就具备了多方面的优势。
德国海军的突起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作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8年前，也就是日俄战争前两年，那时候英国和日本第一次达成了同盟条约，我曾经写过一篇介绍海军将来发展趋势的文章，讨论了英日同盟和法俄同盟这两个对立的联盟之间所面临的困难和必要的对策。在这篇文章中，地中海的战略位置和充分暴露的弱点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当时，俄国在远东地区派遣了一支精锐的舰队，不过它产生的效力却让人大失所望。如果那时候发生了一场将更多国家卷入其中的战争，根据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来看，当时的德国海军根本没有力量对欧洲国家的平衡产生影响。那时候的英国还紧紧攥着海洋霸主的地位，它既能够控制众多的交通线，也能给它的盟国以支援，如果需要它做的不仅是在欧洲海域抵制法国海军的话。
上面讲的是8年前的情形。而先进的德国实力雄厚，海军力量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高出许多，仅次于英国。这样一来英国的海军就只能被局限在本土水域了。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只能将海军集结在本土周围，并在前方采取军事行动，保护后方的领土，实际上也就是英国所有的殖民地以及英伦三岛与外部世界意义非凡的交通线。这种军事举措是非常有必要的。只要这个举措能够持续下去，英国海军就不会因为天灾或者人祸有所减弱，那么这种战争措施就会对英国本土的防御和切断德国在海上的进攻都产生重要影响。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举措不但在战时需要维持，即使是在和平时代也不能放松，如果它在本土水域的其他地方布置海军兵力，其结果将会不言而喻。1866年奥地利的遭遇和1870年法国的遭遇都充分表明，充足的准备和优势的兵力才是制胜的关键。
这样看来，在欧洲形势依然如此严峻的情况下，英国和德国都不会在太平洋地区投入过多的兵力。根据英国海军部首脑的说法，在1910年3月，英国没有在中国驻扎的战列舰，一级巡洋舰只有4艘；在英属东印度则既无战列舰，也无一艘巡洋舰。在别的地域，英德海军实力的对比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对比都是需要考虑的作用因素。这样，别的国家就不会担心英德联手来对付自己了。不过，门户开放政策能得到传承和发扬，并不会遭受商业国家的抵制。如果有哪个国家企图获得不合法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借助军事力量对目前的占有权不公平运用，就会遭到别国的制止，因为它违反了门户开放政策。这个原因可能是以后挑起战争的缘由，而想要不产生战争，就必须保持贸易商的平等。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对抗会左右欧洲其他国家的海军军事行动；这些海军力量都是均势局面中的因素，而这决定了所有的国家能不能自主处理问题。
仅有的两个濒临太平洋的海军强国——日本和美国，也体现出了均势的局面。这样一来，国际和平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因为这个局面显示的不是迷雾，而是现实。美国和日本的海军比东方的任何国家都便于在太平洋地区集结，我们可以这样提问：高明的军事政策能不能让美国的战舰集结在大西洋而不是太平洋？当前欧洲的局势使得英国和德国的海军被死死束缚在那里，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也受到门罗主义的保护，那边的情形比太平洋这边还要有利，所以根本没必要在大西洋海岸集结舰队。迫于当前形势的压力，德国和英国都不敢也不会破坏美国的门罗主义政策。
而处在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态度颇有不同。它在地域上邻近中国和朝鲜，交通的便捷使它拥有了某些天然的商业优势，日本还有一个竞争优势是它廉价的劳动力。近在眼前的商品市场会让日本产生这些都为自己所有的错觉，在跟一个组织能力不强的国家交往时，这种心理就会慢慢变为一种企图谋求它的政治领导力的冲动，而这种冲动产生的根源是国家的军事实力。于是，好多报道都说，日本依靠军事实力取得的商业优势又有一些进展。不管这些报道是不是真实的，这些都说明当时机允许时，一个国家不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这和保护主义在原则上是相同的，只是保护主义必须在国际或者国家政策认定的合理范围内实施。中国领导者的腐败和软弱导致许多国外政治势力开始蠢蠢欲动，这样一来就会危及门户开放，并引起这样的担忧，就是以军事为后盾的不正当竞争正在慢慢改变各国的在华利益，即使这种状况现在没有发生，也会在不久后的将来发生。而俄国和日本就有这方面的强烈倾向。
经过大约100年的发展，在美国所占有的夏威夷群岛上，主要的劳动人口是日本人，这些人让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本移民非常羡慕。这些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便利，和美国东部有快速列车联系，就是需要承担战争的风险，还有人员和物资的运输。换句话说，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形下，美国落基山脉以东地区的人力、物力要经过漫长的运输才能到达西海岸，这跟美国在海上通过巴拿马运河运输的优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地没有美国的舰队提供支援，所以美国的西海岸会非常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尽管美国舰队随后就会赶来援助，将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但就当前的国际形势而言，在大西洋海岸、墨西哥湾海岸和太平洋海岸这三个美国海岸线当中，太平洋海岸是最危险、最暴露的。
这一结论宣告了美国建国以来国家实践的结束。德国和日本的海军都是在距今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新崛起的，对于它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我们已经做过论述。只是我们对日本海军崛起的意义用笔较少，对德国则详加论述，这其中的原因是欧洲世界是当前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几百年来演化的结果。要了解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并非难事，不过它其中又包含了若干细节问题，想要对这些细节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对未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做出精确的估计，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丰富的知识是不可能做到的。
要完全掌握这些知识，并将其进行分析梳理，恐怕需要一生的时间，除了历史专家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的历史专家在欧洲也为数不多，而美国人可能觉得这些人可有可无。不过，虽然国家形势的发展需要专家来研究，就像一支军队需要将军来统领，国家的政策也应该像一支军队的作战计划那样制定得简单明了才能让下级充分领会，并支持这种在情理之中的政策。而美国人也应该了解当今世界中的重大问题，因为他们现在和世界局势已经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只有做到这些，国家的政策才不会仅仅代表政府，也会代表全体民众，才会拥有全民一心的力量。一旦没有这种力量，任何国家的行为都不会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在对外军事行动上。
1910年7月4日，俄日条约的达成极大地改变了各国之间的关系状况。这条协定的历史意义到现在为止都没能彻底地显露出来，一方面，它调节了俄日双方在远东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对于侵犯两国利益的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而和这两个国家相对立的不仅仅只有欧洲国家和美国，还包含中国，因为中国的领土才是日俄两国协定的主要内容。
外交行动的一个特点就是迅速，日俄协定的出台是紧随着美国建议的提出；这个建议主张维护在中国领土上由日本和俄国控制的铁路，以及在满洲其他地方修建铁路的中立化。虽然日俄两国都表明它们的协定是在美国建议之前就达成的，但这个协定还是表明了它们对美国建议的抗议。事实上，除了外交行动，根本不会出现这种干涉，除非可能出现对门户开放状态的自由运转的阻碍。而这种阻碍也同样会对海洋国家产生影响，虽然和10年前一样，这些国家的海军还掌握着形势的控制权，可欧洲的形势太过不稳定，以至于它们没能力维护门户开放政策，而德国至少不会重走英国的老路，采取任何会让俄国在远东地区脱身的军事行动，因为这样只会加大俄国在欧洲对德国施加压力的能力。
俄日协定所造成的后果对一些国家来说显而易见。从根源来看，这个协定会阻碍德国海军的发展，因为和日本不计成本的战争以及战后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已经让俄国无暇自顾。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完胜，这和英日同盟是分不开的，它迫使法国在这场战争中充当了旁观者的角色，而在1895年，法国就曾支持过俄国。所以，英国用一种很直白的方式使德国摆脱了俄国的压力，这样一来德国就有更多的精力和物力全面地发展海军。不过，等到日俄签订协议之后，这种优势就会减弱。
在日俄战争以前，英国国内就有很多人反对英日缔结同盟。他们的观点是：“在日俄战争中，俄国人陷得越深，波斯和阿富汗的压力就越轻，而英国也更容易从这些地方获得利益。”一个国家想要扩张会受到种种限制，其中一条就是财力。当时的俄国一方面跟日本对抗，一方面紧紧关注着与其他国家在商业贸易中的冲突。能够肯定的是，如果俄国想要在中国取得领导地位或者以不正当的理由控制中国，它就必须和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国家为敌。而俄国一旦在远东地区投入大量的精力，它在巴尔干、波斯或德国边境的军事行动就会受到制约。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德国执行了俾斯麦同奥匈帝国缔结盟约的政策，而不是和俄国沙皇缔结盟约的政策后，德国就会怂恿俄国在远东扩大军事占领区域。1895年，德国通过武力干涉使日本失去了旅顺港并使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更加便捷，直到它在战争中被日本挫败为止。而近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俄战争的惨败使俄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在欧洲发挥较大的影响力。与之相对应的是，包括英国在内对满洲有企图的国家会发现，他们面对的竞争对手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他们分别依托于领土控制彼此的利益。
俄国和日本在满洲国达成的协议奠定了它们在满洲国的地位。这跟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的协调行动的协定无二，都是日俄战争的直接后果，这也使得欧洲国家之间重新分化组合。这种结果是由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导致的，而最让欧洲国家惴惴不安的是德国海军实力的增强。上面两个不同条约的达成有相同的动机，那就是减少协约国之间的相对压力，让它们有精力去对付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军事强国。
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无法避免的问题。这种协定最大的缺点是，两者在利益方面的冲突会慢慢加深。德奥同盟也不例外。如果一纸协定就能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并能够延续相当长的时间的话，那是最好。可是，日俄协定和英俄协定的侧重点是欧洲，而不是其他地方。这种协定的签订不是为了解决当下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没法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的，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局势。目前，日本和俄国的冲突并不比以前有所减少，在其他国家看来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就像是一对感情不和的夫妻，它们常常在某些时候联合起来对付别人，但它们内部也争吵不断，只有凭借军事实力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当然这种解决手段并不仅限于战争，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内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可以避免战争。在当下，虽然俄国的财政入不敷出，但它还是批准了将西伯利亚铁路变为双轨线并将其全面改进的计划，西伯利亚铁路的许多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俄战争中俄国力量的运用，虽然它在战争时期还被特殊照顾。俄国这样做肯定不是仅仅出于商业考虑，就像日本吞并朝鲜也不仅仅是为了减轻俄国的敏感一样。我们可以肯定，眼下俄国和日本的合作是为了防范其他军事强国介入这个局面从而使局面更难控制，英国和俄国在波斯签署的协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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