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要生存，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这和个人的生存法则是一样的。保存自己就是通过一切恰当的手段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并以自己的力量抵御外部势力的侵扰。
为了让行动产生最大的效果，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活动，我们都要将长期性的想法和短期性的想法相结合，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相矛盾，但它们的实践意义与影响却是互补的，就如同宇宙中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一样，只有当两者同时出现时，才能保证在判断和决策上的一致性。生活就是不断在似是而非之间找到着力点，前面提到的情形只是对它的一种描述罢了。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接受相反的事实，而不是费尽心机地去抑制它，才能够让我们在成功的航线上越行越远。有一个政治信条大众都认可：“拥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能够增加代议制政府的成功效率。”这是对上述观点的一个有效诠释。所以，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详细的材料以后，才能建立起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如果只注重细节，而不把握事物间的主要矛盾，我们就很难清楚地认识到事物各部分之间的关联和它们对整体的意义，并采取恰到好处的行动。能不能正确理解事物间的关系和重要性，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我们暂时不谈国家、集体或者其他事物之间的运动形式，光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就充满了种种必然性和不可预见性，我们的思想必须融入它们之中，而且要在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精明的判断和决策。我们一般把行动放到最大化来进行决断，而世界上更多的是微小的、出人意料的、复杂的和充满新意的东西。虽然每个国家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处理内部问题上，但它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形势的发展。这些影响不但各不相同，而且还导致了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的连续性变化。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性质是不断起伏的。化敌为友，以弱胜强，这些看似偶然的事件都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一个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任何时期都可能会遇到失望、失败甚至动摇国家根基的情况，但他们应该想到，这只是事物发展的一个阶段，应该做的就是立足实际，从当前的情形来分析以后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形，虽然这些预想可能会超出他们这一代的范围。但他们必须想到自己是后人的保护者，肩负不可推卸的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及其领导人必须要有长远的眼光，并在合适的时机下合理行事。然而，由于人为的估计和事物的变化总不会那么吻合，预测和估计又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必须走好眼下的每一步，又要放眼未来，只有他们清醒的头脑和国家的利益相一致时，国家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
关于美国扩张主义的起源和演化虽然不是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但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有重要的意义。美国的扩张在最近的时间段里向前走了一大步，想要充分研究它就必须考虑大量的细节，以便从其中找出影响扩张的几个重要因素。但是这样做未必是最好的，我们应该认识到，美国的扩张只不过是几十年里欧洲文明发展的一个片段。我们能够在俄国侵占亚洲的过程中，在非洲的分裂中，在法国和德国的殖民雄心中，在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中，在日本的进步中，以及在非洲南部的实践中初露峥嵘的英国联邦思想中看到明显的证据。每一个军事大国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都不应该被我们忽视。虽然我们不知道这种运动的起源和前景，但这种运动确实存在着，而我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已经改变了国际局势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不管这种运动会发展到什么阶段，它肯定有自己的前途，要了解这些并非易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现实，我们还要做好此刻我们该做的事。
本文就是要对上述可能的前景做一个细致的陈述和研究。在研究之前，我们有必要说一下国际形势的变化是如何反映长期和短期的观点的。古巴、西印度群岛及巴拿马地峡对美国在政治、军事和商业上的重要意义在几百年前就被人知晓。要详细地说明这些可能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们暂且不管偶然性的细节，单从外交谈判和政府主张，还有如《克莱顿—布尔沃条约》、格兰特政府吞并圣多明戈的努力、关于购买丹麦人占有的岛屿的失败谈判，以及我们与哥伦比亚达成的确保地峡铁路运输的条约这些重大事项中，我们也能看出些端倪。人们对美洲的关注要早于美国的成立，当美国人把扩张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时，上面的关注便形成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在美国内战前就存在，但在内战之时受到了压制，在内战结束之后，它又重新焕发了活力，美国坚持让法国从墨西哥撤出就是这一信念的具体体现。在某些特殊时刻，长远的想法要服从当下的利益，一旦危机消失，长远性的想法又要占据上风。
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当形势中出现了新的因素，旧的因素的影响和重要性就会显得更加清晰，因为它随着时间的变化慢慢被人肯定，其正确性慢慢地在具体行动中表现出来。美国的扩张思想变得更加公开和急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表述得也更加自信。接着，美国将眼光移开了安的列斯群岛与巴拿马地峡，放到了太平洋、夏威夷、中国及日本身上。不过仅仅是注意到这一点的话，依旧有它的局限性，除非美国的统治者能够认识到海权对国家发展和世界的重要影响。当然，海权只是扩张的一个基石，充当保护者的角色，它自己并不具备扩张的能力。美国扩张者没有将眼光放到太平洋以外，一直没有超越夏威夷，由于夏威夷对美国重要的军事意义，美国人从来都是以防御的观点来看它，而不是把它当做，称霸世界的一个据点。根据我的观察，在美国与西班牙战争之前，美国的扩张就被历史上继承下来的防御思想所束缚。现在的美国人只是将安的列斯、古巴、巴拿马地峡及夏威夷作为军事防御基地，并渐渐感到美国所要面对的危险都可能从那里开始。所以美国人必须赶在敌人之前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哪怕不是军事行动，也要采取一项直观的政策。
正是这种心理才导致了和西班牙的战争，它的结果也正说明，一旦拥有了适合自己的精神土壤，思想的种子就能很快生根发芽。当下的美国人正在讨论建国者和前几代人都没有涉足过的领域，而各种声音和文字、报刊评论都显现了这一现象。历史习性让美国人从没断过在自己大陆外获得疆域和建立权力机构的想法。虽然在亚洲获得霸权的这种想法让美国人乍听之下大吃一惊，但这是美国人长远的计划，也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这跟美国在短期内的行动并不矛盾，就像对菲律宾的吞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是美国人在思想上很完美的跳跃。
今天，我们必须制定出符合眼下发展的政策，并安排一系列任务。不过这对于马上要去做的事来说是必需的，但对于以后来说就未必同样如此。在充分考虑到现实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对将来发展趋势的把握，这些都跟我们在未来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它们的研究会为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提供正确的方向。虽然这种展望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种种不一致性，但只要国家的引导是富有远见的、持续不断的，它就能产生重要的意义。进行这种研究要有灵活的头脑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因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对国际形势的漠不关心，除了门罗主义。这不但是我们所处独特地理位置产生的结果，也是我们骨子里刻意要求的产物。这种懒惰是历史遗留的，因为在当时，故步自封有很多充分的理由；还有，这种意愿和华盛顿反对美国加入同盟的警告息息相关。当今世界局势在发生变化，我们没办法置身事外，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自身的行动对国家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妥善处理国际关系。对于国际局势的关心不仅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也能满足我们对陌生事物的渴求性，这些和我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影响着我们的后代。
有了长远的意识，在处理国际中的突发状况的时候就不会显得手足无措，因为这种意识已经帮你做出了选择。对于即将发生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做充分的了解，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充分的准备是指对现状和未来都有足够的了解，美国最近发生的状况很好地表明了这种准备的重要性。对古巴和西班牙的战争使美国攫取了世界强国的地位，由此带来了无数的责任和机会。没有比这个更能让人感觉猝不及防，并能更好地说明眼前的考虑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了。很显然，对现实的种种考虑在一定情况下并非无足轻重。肯定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将美国从欧洲国家的争斗中拉出来，并让它重焕生机。和西班牙的战争只是这些事件中的一个，这些事件都促使人们把眼光转移到了东亚，使人们认识到环境的变化要求人们改变以往的政策。处理眼前利益的重要性在下面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展现：日本在四个月前还向美国政府表示对我们吞并夏威夷的不满，而现在又十分支持我们占有菲律宾。
东方局势的变化也是有很多预先的事件做铺垫的，这和美国的扩张一样，不过东方发生的事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所以也没被我们所关注；另一方面，使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都集中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这样就会使人们感觉很突然，从而让人们丧失对它精准的判断，只有模糊的认识。当然，它们的确客观存在着，在影响国际局势的强国间同样存在，我们一定要避免和这些强国的接触。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占据了菲律宾，关于这件事我们没必要回避，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机会往往是和责任同时出现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能力利用这些机会，我们都必须做出决定，而这种决策的正确或错误只有依靠道义来评判了。
在占领菲律宾后，我们受到了种种指责，有人说我们背弃了门罗主义。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偏见。门罗主义虽然包含一定的贬义，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没有更多的含义；如果门罗主义所包含的含义是固定的，我们只有拒绝新形势才能奉行它了。门罗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抑制欧洲各国对美洲大陆的扩张。所以，我们在干涉欧洲对美洲进行侵占的时候，并没有固定的行为准则和成文规范。只要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就去做。
这种相互弥补的力量没有任何的条文或者法律约束，所以我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随时放弃其中的一个，也不会招来谴责。如果我们把门罗主义当成一个纯粹的政策来奉行，并接受广泛的建议，那我们在亚洲的权力也就不会被人禁止。门罗主义从一开始就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两个国家领土上的邻近地区是产生争端的一个根源。而我们国家得益于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孤立，所以这种情况就能得到有效地避免，结果就是和欧洲国家的争端完全脱离关系。
总而言之，我们要充分运用我们在地理上的优势，尽量保持稳定发展。但是在本土之外，各国的利益会有交集、融合；而在这些地方，门罗主义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从来没有过占据欧洲领土而获得利益的想法，因为一旦介入欧洲争端，对我们并没有好处，某一个地方局势的稳定依赖于几个世纪以来各民族之间的平安延续；我们在西半球的扩张并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顾虑，最终也没能有效地调整西半球的民族关系。在当下的亚洲，我们遇到了和我们的利益紧密联系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就像我们在欧洲和任何国际争端中的表现那样。如果形势发生突变，而某些地方成了权力的真空，我们会以保护自己的体制和抵御外敌为出发点，对这些地方实行军事占领。不过，美国不会得寸进尺，因为这和它的政策是相违背的。但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情形极有可能发生，不管最终的结局是怎样，当一个生命死亡之后，尸体除了用于解剖和充当食物之外，别无它用，就像秃鹫喜欢在死尸上空盘旋是由生存法则决定的，一味地抱怨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永远不可否认，世界是一路向前发展的，我们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寻找对我们有利的因素并运用于自身，既不能一味地排斥，也不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悔恨或者伤心。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门罗主义会一直适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门罗主义渐渐变成了一种传统，一个很保守的东西，它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参半。这种传统的观念只能运用在一成不变的事物上，而一个事物是否会发生变化完全是由外部环境决定的。如果一种思想所对应的事物是一成不变的，那么这种思想就永远实用，变成了真理；但是对思想的运用却在不同的条件下有所不同，信念、规则、主义都不是原则本身，只是它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它们没能力摆脱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有些条件下暂时的实用也便没有永恒的意义。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思想神话，而应该在任何情况下对它们进行修改。
不管对一种思想如何迷信，依然有可能对它进行修改。从美国对欧洲事件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也找不到干涉欧洲事务的理由。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欧洲力量发生变化，我们对欧洲的态度再也不能一成不变。哪怕只是出于保护自己安全的考虑。我们被世界的发展拖进了这样一个圈子：一旦有一个欧洲国家衰落，可能会直接损害我们的利益，从而促使我们采取行动，一是为了避免灾难，二是为了减少损失。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关注不同国家的实力和国际地位，对我们自身而言是十分必要的，同样它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受国民性格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所以，美国人的命运和其他国家的命运是相同的，只是现在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罢了。而且在亚洲，所有的国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处，这一处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区域，它在未来的发展中还会发生变化。
来自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力量在亚洲交汇到一处，对亚洲的未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先从地理位置、人员、环境等因素来探讨一下地理上的特点。随后论述政治状况。为了了解这些，我们还得注意亚洲周围的环境，比如欧洲国家的地理状况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等特点，以及和亚洲联系的交通线的情况、各国在亚洲的军事据点等。亚洲问题不仅仅是局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亚洲问题出现的时候，世界正好面临着这样的状况：交通方便快捷，借助于电讯联络方便，各国的变动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的注意。但是敏感并不意味着理解，就像症状和诊断是两码事一样。所以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注意到政治问题和军事战略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两者中间有利益的连接，而各国领土边缘的情况正是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的基础，在和平状态下也是如此。向利益交织的范围内投入力量的能力和交通同样具有首要的军事意义，因为无法自由方便地移动的力量不是有效的力量。正是各国之间运输能力和设施的不同使它们所表现出来的效率有所不同。
如果单纯以形状来观察亚洲大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几乎完全处于赤道北部，其主要位置在北回归线和北极圈之间，大多数地方位于温带地区。不过以此就判断亚洲是温带气候的话，就有点草率了，因为自然状况在每一个地方是不同的。亚洲北部和南部分别在西伯利亚和印度，前者异常寒冷，后者异常炎热。主要原因是亚洲大陆太过辽阔，海洋无法发挥对气候的调节作用。区域辽阔对气候的影响体现在季风上，这种季风是随着季节而变化的周期性的风，就像陆地和海洋的微风随着昼夜的变化而改变一样。不过，季风的持续周期同信风一样是稳定的，季风主要出现在印度洋、孟加拉湾和中国海，是由大陆冷热交替形成的。太阳在赤道南北间的运动导致了大气风向的周期性，冬天刮东北风，夏天刮西南风。
从轮廓上来看，亚洲大陆沿着北纬30度从东到西的跨度大约是5000英里，而沿北纬40度则会增加几百英里，这是由于西部的小亚细亚半岛和东部的朝鲜半岛向两边延伸的关系。总体来说，在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存在着亚洲最典型的自然景观和政治分立，这种极为不稳定的形势使得亚洲问题非常棘手。在这两条线之间还有苏伊士地峡、巴勒斯坦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伊朗）的绝大部分及阿富汗，帕米尔、西藏高原地带，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在这个地带还有摩苏尔和巴格达、德黑兰和伊斯法罕、梅尔夫和赫拉特、喀布尔和坎大哈，以及远东的中国北京、上海、南京和汉口等城市。在这些地方，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所属的国家能够依赖自身的力量保持其稳定，强大的邻国也无时无刻不想着侵犯它。喜马拉雅山只有南段偏离出了北纬30度。虽然日本领土狭小，但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领地的大部分和政治中心都在这个地带内，而且跨越了这个地带。
从整体上来说，这个地带争端不断。它的南部和北部的政治状况虽然整体上比较稳定，但也并非一潭死水。南北两边的边界都有外敌入侵的危险，各种争端层出不穷，虽然这些争端从眼下来说还只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这些行为不管是从表面上来看，还是从实质来看，都是军事冲突的前期表现。亚洲的分裂地带是向东西延伸的，而亚洲军事争端却是南北方向的。我们所要了解的就是这些争端产生的原因及背景。而这其中的利益关系是非常庞大的，现在的形势在表面上显得相对平静，我们希望这种平静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种调整的出现。这种调整要么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要么是由参与竞争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抛开理论，就实际情况而言，平衡既能在力量不平等的情况下出现，也能存在于完全的均衡之中，这个说法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却非常有道理。
我们展开一张世界地图，就能找到这个地带有一条分割线，这条线所经过的区域的政治都极为混乱。这条线沿着南北摆动，它所包含的人物和事件都是我们熟知的。光是听到突厥斯坦、基辅、梅尔夫、赫拉特、坎大哈、喀布尔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情形，满洲和旅顺也在这条线上。在亚洲西部和远东地区都能很清晰地看到这种摆动，对历史有研究的人将会更加了解这点。事实上，把亚洲沿着南北分割开来是办不到的。把东西方分开来调查，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和另一个地区完全分开，东西亚共同构成了一个大问题的真实内容并给它注入了大量复杂的因素。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探寻它们之间的联系及它们与整体的联系。
我们暂时把亚洲东西向的分割线看做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我们将考察这条线的特点和力量分布。这些力量沿着南北两个方向不断拓展并发生变化。随便看一眼地图，我们就会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庞大的俄国的领土从小亚细亚向东延伸一直到日本上端。在这样大的跨度内，任何政治力量都没能力阻碍俄国集中军队。在俄国，只有自身遥远的距离和自然环境的阻碍能够限制它调动这些力量，所以处于中心位置的俄国具备非常有利的因素。另外，俄国的领土像一把利剑一样插进了中亚，在它的一侧还有高加索山脉及里海的保护，另一侧，是起伏不断的山脉，从阿富汗向东北延伸到中国西部边境，所以到现在为止，俄国并没有遭遇到来自中东右侧力量的侵略。
俄国的领土推进是在100年内完成的。在中亚，它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我们能够联想到，途经波斯而直插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多么具有吸引力。这样的活动在大陆的另一端已经展开了，俄国跨过满洲直插旅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俄国的东西两侧，它都焕发出无尽的活力，不过这种表现显得收放自如。出于一种扩张的欲望和自然生存法则，俄国正在依靠自己在地理上的优势向南推进，而推进的中心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对上述地区内的俄国行为产生干涉。从自然环境和政治状况而言，俄国漫长的地带并非它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不会受到袭击，如果某个国家真想对俄国加以限制，只能在上述地带的侧面进军。所有反对俄国扩张的国家都与俄国素无冤仇，也不是嫉妒它的强大，它们只是觉得，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无休止的扩张和不公平的主宰都是值得诟病的。如果世界能连成一个联邦，政治的运行就需要有反对势力的存在，它无疑应是以国家或种族的分野为基础。
北方和南方从字面上来看是相对的，所以我们推断，与俄国北边的扩张相对应的是分割线南边的扩张。事实的确如此，不过南北之间还是有些差异，无论是从本质还是扩张的程度而言。历史千百年来的演变使我们产生了许多想法和企图，我们从中能够了解到，虽然南亚半岛深深地插入了中亚争执不断的区域，但统治南亚半岛的权力中心却与它相距甚远，同俄国领土的集中相对的是，它的人口和军事力量都显得非常分散。正是因为这样，印度才没成为英国的主要政治和军事活动场所，它只是英国众多殖民地中的一个，而英国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由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将它们连接到一起。在众多的殖民地中，只有印度最适合用来对中亚实施军事打击或者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印度的陆上边境有阿富汗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天然保护，而海上边境有称霸世界的英国海军。这样一来，印度实际上就成为了一个开往埃及或者向中国进军的前沿阵地，对邻近地区的控制就更加不用说了。
从本质上来看，印度不仅仅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它处在埃及和中国的中间位置，同样能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英国在其他殖民地的行动，都能够在印度得到补给和支持。在印度和亚洲问题的联系方面，它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占领缅甸会使印度的领土边境向东推进，这样就避开了喜马拉雅山脉，中国的大门就被打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中国的西部省份都将会暴露在眼前。在海洋上，英国在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及埃及的海军据点一样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强有力地援助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贸易。从更深层次来说，这种贸易针对的是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以亚洲领土为目的是这个争端中最明显的体现。
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军事占领构成了当前的亚洲形势，不但英国和俄国的行为是以它为前提的，其他国家或防御或进攻的行为也以此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人们就不会关注这片领域。正是由于有了这个背景，每一个国家都会面临多多少少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所以，我们必须时刻思考、总结这些危险和机会，因为它们是国家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政治领域是和战争中的战略目标相对应的。
国家首先要将自己保护起来，这和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一样，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狭隘的生命循环。生命的特点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对国家而言，扩大其规模不一定是必然的。对人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身材长到一定极限之后，人的精神还会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发展变化。对于国家来说，保存自己就意味着通过适当的方式获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并以此来抵御外部力量的入侵。我们习惯了根据某一项既定的权力来分析国家之间的争端，在这个时候，我们预设的前提是这种白纸黑字的权力必须得到遵守，到那时，当一场争端中一方的优势要远远强于另一方，而又没有法律或者制度的规范时，我们就只能权宜处理了。从自我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正确的，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地考虑到对手的要求，并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满足，或者通过协调达到双方的平衡，这对两国及两国的人民都非常有益。在这样的一种协调当中，国家和政府并不是结果的拥有者，只是充当了一个工具的作用，它自身不会获得什么，而是为后代谋福祉。所以，放弃既得利益和求助仲裁都受到这种关系的制约，因而一个政府不能光从自我奉献的角度出发采取行动。国家与个人不同，个人处理的是自身的事务，所以这种精神当然值得提倡了。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把眼光集中在英俄两国的领土安全上面，虽然英俄两国当前在亚洲最具竞争意向。我们要考虑到这两国既有发展的需要，也有发展的权利，而这种发展一方面受到它们两国水火不容的态势影响，另一方面则与亚洲存在争端的分割地带有关。所以上述问题的讨论不能仅围绕英俄两个国家，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讨论，尤其是亚洲地区。因为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发展一方面能解决许多问题，另一方面能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
发展的两个相关因素是：组织内部活力和国际物资的交换自由，前者能消除差异而后者维护着贸易平衡。组织问题属于国家内部问题，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涉及外来因素。不过，交换自由必须依赖外部环境，它不仅与交换对象有关，也与交换过程中的利益相关体有关。因此，商业交换不仅能促进处于英俄两国统治范围内的亚洲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而且能够带动有此目标的其他国家的发展，从而实现双赢。任何一个被统治国家都渴望在商业领域获得均等的机会，不会受到强权压制等各种不公平待遇。因为这种情况令人厌烦、让人无法忍受。据分析显示，至今军事力量的使用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的形势是，英俄两国不仅在获得新的地理要塞方面有优势，而且在巩固、发展新旧土地时也如鱼得水。
这种情形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所有地带。但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使得它备受关注。目前，涉及的问题与发展的结果关联不大，而这种发展结果也许不能将中国人民对贸易交往的美好期待变为现实。未来是怎样的谁也做不出准确的预测，涉及的问题对发展结果的影响就像一个变量对函数的影响。不过，对于发展而言，这和把不同的数值代入表达式求得结果又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的问题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甚至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因此必须把各种结果都考虑进去。
与此相连，假如把亚洲的中央地带看做一个源泉，世界各国凭此互通有无来使自己受益，这看起来非常合理。因为就连亚洲地区建设国内交通所使用的劳力和资本，都会对许多国家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未来会怎样，对我们现阶段的预测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把所有的因素（陆军和海军力量、陆上的和海上的地缘状况、内外联络、商业活动和利润等）都考虑在内，上述影响将会呈级数增长，而级数的大小由国家未来的实力决定。
世界各国特别关注亚洲地区的原因是，它能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就各国对亚洲地区的控制意图或者争取瓜分的企图来看，这与军事目标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你接受了上面有关数值的可变观点，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在战争策略上极为重要的内外交通问题。国内交通只是一个国家商业发展的一部分，就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构成国际航线的交通，它们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众所周知，交通主要有海上运输和陆地运输两种方式。这种划分方式使我们联想到欧洲如今正处于拉锯战的海上强国英国和陆地强国俄国，它们不同的本质预示着两国的较量即将拉开帷幕。认真观察英俄两国的竞争形势，它能更好地引导我们看清当今世界的复杂局面，并教会我们如何求得对手之间的平衡发展。为了达到这种平衡，英俄两国的组织结构无论在大小上，还是性质上都应该相似。另外，它们之间的摩擦要尽量避免。如果上述两种局面能够实现，英俄两国就能和平相处了。
海上航线随着船只的航行延伸，与始发点和航行方向无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自然法则，人们只能遵守并应用这种法则，而不能妄想改变它。海上交通的运载量比陆地运输多得多，而且陆地运输需要的开支比海上高得多，因为陆地运输不仅受到地形的限制，还受到加宽道路、增修铁路所需开支的限制。因此，虽然陆运有着速度上的优势，但还是不能弥补数量上的劣势，所以海运有着陆运所没有的竞争优势。海运的这些优势是与生俱来的、长久的。只有在没有海运的地方，或者水运不方便时，陆运才会有竞争力。不过，人们常常因为铁路运输的速度优势，而忽略了它的数量劣势。我们应该明白运输的好坏不仅取决于速度，更取决于长时间内能够安全运送的货物数量。
水运的上述优势可能对于它所属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贡献。不过，正如上文所言，海运的存在与它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取决于能力，该能力一方面体现在海军力量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海陆交界处海上力量与陆上力量的相互配合上。在海陆交界处，由于陆军力量在传统中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它与海军力量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协调因素，这就需要达成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影响范围是不可预知的。
陆权的使用与海洋之间的距离有关；由此可知，在任何海陆交界处，陆地环境同样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它受到陆权的影响。在不同时期，上述情形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河流的中上游地段、岛屿及对海岸战略的影响程度不同，甚至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运河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上述情况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不言而喻。还有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力量截断之处——巴拿马地峡，这种截断在陆地的毗邻之处极易发生。而人工水道最易受到截断的威胁，苏伊士运河就是最好的例子。从地中海通往波斯湾的铁路，不仅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前景，也显示出了被截断的可能。
虽然陆地和海洋是具有不同特点的交通渠道，但是毫无疑问，对中国及拥有海岸线的国家而言，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有效媒介，使各国的物资交换顺利进行，促进国家的发展。长江对于海运有着重要作用，因为它有几千英里的河段可用于汽船航行，还将大海与其他流域的中心地带相连，中国拥有的海岸线可使别国的船只由海洋抵达，由于交通便利，运输量和财富都会相应的增加，所以要想有好的收益，就必须保持海运畅通无阻。由此可以看出，从商业交换中获益最多的国家最希望商业不断发展，而商业的发展又与环境有关，因此借助海运发展贸易的国家都把和平的环境作为影响利益的首选条件。商业国家的利益在于和平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但它们也要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在此条件上推行和平政策，但是战争的准备应该是防御性的而不是侵略性的，原因如下：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利益在海上并对海运有控制权，但它们对争端区域的陆地控制能力要比邻近的国家弱；又因为海军对内陆的控制能力有限，而且作为防御工具的海军，对其他的国家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
前文说到，俄罗斯的统治地域广阔且连为一体，加上它距离海域遥远，因此不可避免地要依赖陆运与亚洲的多争端地区进行交通、联络。由于陆运条件恶劣，俄国很难通过政治扩张的方法得以改善。这就表明，俄国即使扩张到了海边，但由于这些抵达点远离俄国的中心地带，它们的联系还得通过陆运。因此对于俄国而言，海上贸易只会对离海岸线较近的地区有益，但这些地区较小，无法达到海上贸易的水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并且，它们濒临的是内海，这些地区还可能遭受敌国的封锁，这一情况在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出入口就时有发生。
通过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可知，由于海运比陆运有着上述的比较优势，那么俄国在积累财富方面便处于不利地位。换言之，俄国缺少获取财富的有力工具。对于这个事实，俄国肯定会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就会体现在侵略扩张上（厌恶任何国家扩张行为的人最喜欢用这个词）。它一定会不断侵略，以此来满足财富积累的目的。如彼得大帝众所周知的志愿表明，俄国经常有组织地进行侵略计划，而这些计划又值得我们深思，有多少是为了自身的需要，又有多少是为了永不满足的野心。这或许正是亚洲局势动荡不安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海上贸易只让俄国小部分地区受益，而这些地区加起来和俄国的领土相比也是九牛一毛。因此，俄国的目标是更多、更开放的海域，甚至希望占领或者控制别国的海滨地区，来满足使自己繁荣昌盛的野心。在此还要说明，俄国对内的统治制度及一般政策是：在吞并了某一地区后，俄国通常要剥夺其他国家在它实行占领之前就已享有的东西。
假如你了解了利益纠纷的情况，又找到了敌对的依据，那你只是发现了问题的一面。那些在海运方面有着天然优势的国家，海上贸易促进了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即使不同情俄国，也要做到坦诚相待，因为俄国因其海岸的狭窄、内陆的广阔、条件的恶劣及气候的严酷承受着诸多的束缚。
尽管有海运优势的国家应持有以上态度，但俄国人民依然有自己的责任。同理可知，亚洲地区可能出现的任何变革都与人民和政府的道义责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不能只依据自然因素或者现有的法律，也不能只靠社会中约定俗成的原则，因为我们有可能面临许多机制瓦解或者部分需要调整的局面。这两种情况也可能通过自然选择达成一种平衡，各自找到适合的位置，这一过程中所包含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理性地对待自然的力量，并通过妥协和人为的协商方式求得自然的协调，矛盾冲突或许可以避免，至少部分能够避免。
二、海权与陆权的冲突
东面的中华帝国、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的政治局面和社会前景都无法确定，它们就成为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的攻击对象。
陆权对亚洲中心地带（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未来的影响，使得俄国特别偏爱实行领土独占。而其他国家即使在俄国领土上享有权力，也只是偶然的，而且权力的使用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但也有例外情况，后文会涉及。凭借着自身的军事力量，俄国在海权范围外为所欲为。不过，虽然在一些地区不能对俄国直接抵抗，但可以通过其他地区的力量对它进行限制。这种力量可以是海上的也可以是陆上的，要以实际情况而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施加上述压力，因为各国力量均是多样且广泛分布的。在一个地区的行动总是受到在其他地区虚弱地位的牵绊，作为军事行为，这类约束方式被称作“转换”。
如果俄国妄想推行独占政策，就可能产生上述压力，分散它的军事力量，削弱它的实力。这不仅与俄国的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及因利益得罪的国家众多有关，也因为这些国家拥有许多“转换”行动的有力地点。而这些地点或者其他容易被占领的地区，都位于俄国侧翼附近。假设不考虑其他情况，施加于侧翼的压力与攻击比中间地带的更有效，因为两翼之间的距离比中间到任意一翼的距离远得多，而集中力量的进攻或防御行动在中间与一翼之间比在两翼之间更容易进行。所以，和俄国对立的国家之间进行的结盟或者合作虽然虚弱无力，但由于有上述优势，跟俄国军事力量集中的情况相比，有了略微的弥补。不过，海权和陆权也可能达成某种平衡，而这是决定亚洲永久和平的两个要素之一。
另一个要素是“摩擦的消失”，由于极难实现显得更为重要。完全可以确定，焦虑不安是产生摩擦的原因，这在各国政府中均有体现。为了预防这种不安导致最坏的结果——战争，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的形势，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做不到这点，国家的行动就会失去目标。如果国家没有认识到自身及他方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形成这种优势和劣势的原因，那么国家和政府就会误判当前形势，当断不断或者贸然行动。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多少会产生危害。相反，如果国家和政府能够把握当前的局势，根据局势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时刻做好应对各种变化的准备，国家之间多沟通相互考虑，这样做出的决策就会更准确，从而杜绝战争的发生，维持和平的局面。毫无疑问，对国家间相互力量的分析有助于国家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认为引起冲突是损人不利己的事，这也是和平能在欧洲国家存在的原因。
同样的道理，如果与亚洲未来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家，也能对各自的优缺点、利益所在以及与东方合作的可能性有着正确的认识，并对自身的能力进行正确的评估，那么亚洲问题也能被和平解决。根据各自的现实情况进行力量协调，做到相互理解、心照不宣，那么摩擦就不会产生。这样，今天在欧洲上演的战争就不会再次发生，相互竞争的意愿之间会有一种适当的制衡。接着，在了解了俄国固有的优缺点的基础上，我们将考察那些本能地对俄国的主宰地位进行限制的国家。在进行考察时，要涉及自然状况以及人为的联合或者同盟。建立联盟对于国家的利益是否有帮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只会简单提及。
商业控制是将海洋由自然状态转变为具有海权形式的最直接的方式，与海权相对应的是陆权——对内陆地区的独占性统治，它们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海权存在于海洋的表面，它无法在陆地上立足。海洋本身并没有什么产出，但作为主要的商业通道和交通场所，却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海洋的价值体现在被运输的商品上，商品交换的利润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发展。因此，海上强国不可能放弃对海权的控制，放弃海上帝国的权力。由于海上强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有着共同的利益，面对着日益高涨要求放松海权控制的呼声，海上强国应慎重考虑做出多大让步。但由于它们推行必要政策会受到各种限制，因此保持海权优势就很有必要，所以对于各种呼声不应过早响应，一定要三思而后行，放弃长期被认可的海权绝非易事。毫无疑问，海上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让它放弃海权的做法明智吗？掠夺所谓的私人财产是商品冒险时代就有的现象，不过“私人”的定义却有待商榷。例如像“战时违禁品”这样在本质上很难把握的概念就没有一个精准的定义。如果认为这个概念是说海上敌方的物资可由中立国承运，那就大错特错了。
不过，“私人”这个词的一般含义是属于个人，但运往其他国家用于交换的商品不是“私人”的。众所周知，钱是战争的血液。在对外贸易中，个体公民的钱财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有着重要作用，由此可得出个人财富对于战时国家的血液循环必不可少。而这与国内贸易不一样，后者在本国进行，没有外国的参与，这就好比是生物体内的活动，把自身拥有的东西分给不同的部位而已。不过，一个有机体不能自己养活自己，要吸收、分配、消化来自外部的东西，这些外部东西就类似国家的对外商业活动，这些活动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海运是外部资源的主要流通渠道，对支撑战争的进行特别重要。扰乱国内贸易不一定会对战争的目标产生影响，但肯定会因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而引起抱怨。假如对外商业活动由于“私人”财产被掠夺而阻断，这种影响就很大了，绝对不会只是简单的怨愤而已。所以，为了本国战争的胜利去干涉敌国的对外贸易活动，使对方损失惨重被迫顺应自己，这种活动代价小、收获大，不失为一种好的手段。
上文说到，对于亚洲中心地区而言，俄国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国家，它的扩张一直以来都是从两翼进行的，事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因此，要想扼制俄国的侵略扩张行为，就只能针对两翼下手。这种做法的好处正如前文所言，攻击两翼针对的是俄国的海岸，即面向海洋的出口。而内陆地区要与这些海岸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络以便获益，必然会被地理位置优越且力量强大的海上强国所左右。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俄国两翼的形势：一方面由于它们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目标和政策目标有密切的联系，大家都想得到它们；另一方面，各国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及所处位置，有的进行侵略有的阻止俄国的扩张。
如果俄国的地理状况及所要达成的目标如上文所言，它获得利益的方法是：尽可能地寻找宽阔、开放的通向海洋的入口。东部的目标是中国海岸，西部是经波斯抵达波斯湾，还可以经黑海或小亚细亚涉足地中海。据俄国政府的消息显示，没有自然阻碍或者人为因素能够阻止俄国按照上述计划进行侵略扩张。此外，有人推测俄国对印度也有企图。假如推测成立，那俄国就是从中间地带扩张而不是两翼了。我们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俄国在波斯的扩张除了会使它接近海湾，也可能让它跨越阿富汗的山脉，如果不考虑阿富汗的艰辛环境和居民强悍性格所造成的困难。这样，俄国就能在阿富汗以及它与北部地区的交通方面获益匪浅，并以阿富汗为翘板侵略印度。
俄国的这一系列活动将会对其他国家的利益产生严重影响，从而激起它们强烈的敌对情绪，它们将会采取一切行动去对抗俄国。海权虽然是这些活动的基础，如果不加强管理，也无法跟地理位置优越且陆上实力强大的俄国抗衡。此外，由于俄国的政局稳定及领土广阔，其他国家对俄国实施的攻击对它而言可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不过，有些国家认识到，为了维护争执地区的共同利益，它们有必要团结协作，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合适的政策，维护国家的利益。因为共同利益促成了国家间的合作，所以对当前情况认识得越清楚、分析得越全面，国家间的合作就会越顺利、越长久。
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都想统治政治局势动荡及社会前景不确定的国家或者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未来发展是由统治它们的国家实行的政策决定的。这些地区主要有东面的中华帝国，尤其是汉族地区；还有西面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及波斯。后两者相邻，分界线是一条虽然高大但没什么阻隔作用的山链，从亚美尼亚山地向东南延伸将至波斯湾。因为没有铁路，该地区商业比较落后。它的面积（如不包括阿拉伯地区）大约是100万平方英里，南邻地中海与波斯湾，北依黑海与里海，南北宽度大约是500英里，相当于纽约到芝加哥距离的一半。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巨大，可修建两条铁路，一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顶点，另一条经过波斯直抵印度边境。如果这一计划可以实现，肯定会带动该地区经济的发展。
但在上述地区甚至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安于现状，从来没有想过发展进步。因此，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就只能等到发达国家有需要时再来解决。不过，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它成为各国急于瓜分的对象，每个国家都想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为自身将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不管各国的方法如何，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要获得某种优势，要握有实权，还要控制地盘。这就是某些亚洲人认为的强国想要获得特权的原因。假如南北两个国家的这种动机十分明显，其他国家必然会效仿。当然，强国不能完全剥夺当地人的权力，这不现实也没必要，他们只要让当地人接受新方法、新技术即可，这些方法、技术将会促进他们的进步，也会给强国带来利益。如何实现这一局面，是逐渐接管对当地的统治（如在印度），还是像在埃及那样对名义上的政府实行控制，这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而定，决不能不顾实际生搬硬套原来的方法。
在早期，上述变化一般是私人商业企业先进行的，由于当地政府的软弱无能还导致了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这时就需要外国政府干预当地的政策以维护外国公民的权利，一方面体现在要求当地政府承诺不再犯以前的错误，另一方面还要求得到某种担保，比如说被给予某种程度的地方统治权，有利于他们在当地的发展。这就像播种一粒种子，它的生长速度是由其自身的条件决定的而非土壤，而且一旦扎根，就很难拔除。另外，决定一个国家能否控制一块土地的因素不是当地人民的抵抗，而是与它实力相当的国家的阻挠。
这种情况在印度的历史中得到印证（当克莱武与杜布雷各自代表的英国和法国之间对抗出现时，印度就处于紧张状态），在当今也时有体现。在埃及，各国的对抗刚刚结束，与人们开始的预料大相径庭，形成了一国主宰的局面，与印度的情况一样。在中国，上述过程已经开始且还在继续，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会像印度和埃及那样由突发事件扭转整个局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至于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也可能会出现上面的情况。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出现的时间，但现在的局势表明，这个过程必然会开始而且产生相应的结果。
无论这类过程会产生什么结果，事实表明它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应该研究现今的局势看清未来的发展状况，做好必要的准备。这个研究要基于两个基本情况：第一，如今的斗争是在亚洲中心地带的两翼进行的，而且会因俄国的扩张而延续下去。第二，局势明显表明上述斗争是在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之间展开的。即使认识到这两大竞争者也不要忽视一个事实，即海权与陆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陆上强国也要向海边扩张利用海洋为自己服务，反之，海上强国也有必要控制陆地上的居民。不过，法国是第二种情况的例外。因为法国是俄国的同盟国，素有海上强国之称的法国成了俄国在东方的支持者。此外，天然的利益也决定了国家的发展倾向，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事实。所以，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有着一致的利益绝非偶然，某些局面也可能会长期存在。
接下来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些局面。上述四国以及俄国共同决定了侧翼地带的军事、政治形势。在这四国中，英国、日本和美国是海上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军方面。德国与它们三国不太一样，但它近年来的商业发展情况使得它也想在不发达地区实行自由贸易。与其他国家相类似，德国肯定也会反对独占性控制，因为独占对它非常不利。德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并且体现在了海军扩充计划上。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一旦形式允许，四个国家均可以以海军为后盾对中国采取行动。它们可以用手中的基地作为后援支持这种活动，强大的海军也可以防范陆军对这些基地的进攻。但德国的情况有点儿不同，它的胶州湾基地容易受到攻击。日本由于是岛国比较安全，占据菲律宾的美国也有安全基地。不过，中国的香港远离陆上敌国的重心位置，也不易受到攻击。
以上情况保证了海洋处于海军力量的控制下，在基地、舰船、攻防力量、基层官兵以及上层决策者等诸多方面，四国的海军都胜过了俄法海军。而且，四国海军随时可以得到陆军的支援。俄国的一翼是日本陆军，在5000英里外的另一翼则是德国军队。另外，俄国易受攻击的两翼之间还没有铁路联系，而菲律宾和香港与俄国的东翼只有一小段绝对安全的水上距离。除此之外，长江还为海上强国进入内陆提供了漫长通道。战列舰可上溯至距离海洋230英里的南京，颇具战斗力的其他舰只则可到达还要远400英里的汉口，而广泛用于美国内战的汽船更能驶入距离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
军事形势反映了政治形势，对它的正确认识有助于和平发展。尽管海上强国有着种种优势，但不能利用海上优势进行侵略扩张，无论它们在战争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因为海军的攻击力绝对比不过陆军，所以只能用它们来扼制凭借武力进行商业垄断的不正当竞争。不过，海上强国也有明显的不利因素，即中国首都北京的位置。海上强国由于自身力量不足，无力进行领土扩张，它们只能通过中国人来统治中国，企图控制统治者但不能取代他们。海上强国希望中国政府迁往长江流域，最好使长江沿岸成为中国的枢纽地带。这种情况实现的条件是北京政府迫于压力迁都，否则可能在长江流域产生与北京对立的革命政府。中国中央政府的软弱会促进这种革命的发生，而这种革命是已经崭露头角的地方独立运动的另一种形式。另外，中国经历一段政治分裂时期也许有利于爱国主义的产生，因为法国革命之前的法国的状况就是这样。在当今时代，爱国主义将人们汇聚为比现有民族更广泛的集团。中国的统一或者分裂不是人为可以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这两种情况。
由我们的阐述可知，上文提及的四个海上国家凭借它们在东亚的殖民地，能够抵制来自北方的扩张。但在波斯、土耳其亚洲部分及地中海畔的利凡得盆地的西翼，情况尚不明确。这里距离俄国的力量中心很近，俄国的黑海舰队也容易得到法国海上力量的协助，这些均有利于俄国在此地主宰地位的形成，这个地位也是法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目标。意大利由于它在当前国际联盟问题上的倾向性及基于明显利益的民族情绪，它会积极支持任何能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及苏伊士运河航行自由的行为。意大利人民凭借出众的政治眼光认识到，由于靠近马耳他及位于地中海盆地中心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依靠自身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本地区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使意大利成为连接欧洲与远东的交通链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日本和美国，由于在地中海没有关键利益也就没有优越的地位，因此没必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该地区。另外，美国不可能帮助土耳其苏丹维持其被滥用的权力，况且美国不愿破坏与俄国的传统友谊，只要后者不推行明显违背美国利益的政策。尽管如此，美国人仍需接受他们已经介入了世界事务的这一事实，因为他们发表了门罗主义，接着占领了以菲律宾为主的一些岛屿，在中国又有了关键利益，所以美国人不可能摆脱如利凡得或波斯湾入口的力量平衡这样的问题对它产生的影响。这些地区与美国的利益紧密相关，至少现在如此，因为美国从大西洋海岸到达新获得的地区的最短路线要经过红海，而这条路线对于英德两国更是意义重大，这两国对中国的相同策略将对美国有益。所以，某个地区影响到英德两国的因素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
从我们观察的角度看，波斯和小亚细亚的问题关系到英国、德国、美国与它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地之间的最短通道的安全。不过，因为它不是这些国家的唯一通道，显得也不是太重要。更因为这条通道战争时易遭围堵，经过的又是狭窄的地中海水域、更狭长的红海及连接这两者的易受攻击的苏伊士运河，这使得它的价值更小。再说地中海的长度（从直布罗陀到苏伊士）是2000英里，地中海南北岸是强大的法国海军，了解了这些情况，不仅不会对英国放弃上述危险航线的做法感到不解，而且会同意英国的主张，即苏伊士运河仅可在和平时期提供便利。不过，如果有关国家继续扩大它们的地盘，尤其是沿着现在的航线扩张，那么，这条航线受到的威胁减少，就可能达到一种平衡。这样，相对于安全但遥远的需绕过好望角的航线而言，它就可能成为一条临时的军用航线，
毫无疑问的是，海军力量是军事安全的先决性条件，要想实现上述意义上的军事安全，海军不仅需要获得上述航线的中心地带——东地中海区域作为基地，还需要获得一种政治局面，这种局面既能保障如直布罗陀和马耳他这样的据点的安全，也能通过利益联盟赢得民众的支持。这种局势在英属地已经存在，例如印度和菲律宾，它既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好处，又给了它们努力的动力。如果苏伊士运河不太安全，英国就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在战时它也能畅通无阻，而保证埃及的稳定将有利于这种情况。另外，还要对河上的船只及引水业务进行严格军事管理，以防人为的沉船行动造成运河的堵塞。不过，即使运河受堵，也可以找到短的通道把部队或军火运过狭窄的陆上颈状地区，及时完成军事任务。
在战时，土耳其亚洲部分的长期政治倾向可以决定埃及的归属权及通往东方的最短路线的安全问题，而波斯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作用。假如亚洲的土耳其——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是高度发达的、拥有训练有素的陆海军的现代国家，就自然会有上述认识。因为，即使是地中海西部的法国对许多问题的影响也没有这样的国家影响大。这样的国家如果存在，埃及的安全也不能得到保证（如同奥斯曼帝国处于盛世时的情形），因为埃及在各个时期的战略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这个国家濒临黑海、波斯湾、红海和利凡得，对这些地区甚至外部世界的事务都产生有力的影响。虽然这样的国家现在不存在，但这样的政治实体能否形成并健康发展是亚洲的重要问题，和有关中国的问题同样重要。但是，中国是一个产出国家，而前者在交通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世界利益而言，它的重要性远远大于中国。
为了在上述地区建立可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必须从外部入手逐步取代现在不合理的统治政策，因为当前情况充分地表明，国家内部不存在进步动力。不管未来将会如何发展，现在的居民一定会继续存在，由于国家政府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强大压力，所以有可能不再存在。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军事组织和经济管理参考的是外国（俄国或西方）的模式，因此在一定的时间内，中国驻扎的舰队将会是外国的而非本国的。因为海军是最具技术性也最专业化的军种，所以中国海军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展成熟并投入使用。不过，在监管期内，军事战略领域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因中国陆海军的不正式而有所不同。假如学习对中国的陆海军起到了积极作用，那么两者的结合将使中国人掌握自己的命运。
显而易见，在中国、埃及和任何有着大量人口的国家，要想实现全面的发展就只能依靠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就这些地区的现状而言，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不具备变革的能力。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变革要有什么样的推动力，在什么样的组织的指导下进行？这个答案取决于外部环境是和平的还是竞争的。变革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各国的政治立场是对立的，而政治立场是国家特性的反映。不管上述斗争的表现形式怎样、性质如何，是发生在争执地区本身还是其外部、在陆上还是海上、是通过和平竞赛还是战争，问题的解决终究要取决于力量的均衡。不能预测变革时间并不表示不需要分析当前形势，因为决定结果的除了未知的因素还有人的思维倾向。面对不断出现的紧张局势，通过认真分析问题的重要性，认清事情的本质，明确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就能给予上述倾向以慎重的引导。这点对于有着共同利益的海上强国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领导，能否协调行动就在于对问题的认识是否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土耳其的利凡得地区，没有一条水道像中国的长江那样能够连接内地与海洋，但在叙利亚和卡拉马尼亚的海岸有一个靠近英属塞浦路斯岛的折进内陆的海湾。因此，该地区内陆的发展（这是使当地人民进入国际社会的前提）只能依靠陆上交通，以铁路为主。在没有可供大型船只航行的水道时，文明就沿着铁路传播并向四周扩散。如果没有外国政府的直接参与，铁路建设主要由私人企业承担，优先建设的将是难度最小、收益最大的路段，特别是位于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易由海洋抵达的国家更是如此。铁路的走向是由当地具体情况决定的，但它在政治和战略上发挥的作用却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必然会促使各个国家由于军事或商业等原因对筑路权进行争夺。
海上强国如果认识到它们有着共同利益，就应该尽力防止它们之间的和平竞争演变成敌对矛盾。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就说明长远的观点对目前的行动产生了有益的影响。铁路给拥有它的国家带来的好处也会对邻近的国家产生影响，促使后者也加强铁路建设，从而使得大片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如果这些资源被一个海上强国所拥有，它的控制力就会更强。毫无疑问，在所谈论的地区，都有丰富的军事原料。
上述分析说明处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可能发生的变化。从中可知：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各地均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它的未来值得研究。但以利凡得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更有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由于英国和德国不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所以它们不会让利凡得与波斯湾成为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特别是敌人在太平洋地区与它们发生严重对抗时。依托上述航线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能对它进行控制的原因是这条航线相对狭窄，即使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无法抵消这些据点的作用。在地中海西部，法国在地理位置上握有主动权。一旦过了西西里和马耳他，海上形势会随着地理变化及政治力量的分布状况发生变化。这一地区的国家目前没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主要由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和波斯的发展状况来决定。
有些人反对英、德在利凡得存有海军力量，并且不赞同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的做法。因为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这种情况下的交通运输存在很大的缺陷，而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了该航线的强度。因此，这种反对是有道理的，这虽然不能改变现有的事实，但它表明了在利凡得建立陆上基地的重要性，以便为海军提供给养。与此相关，埃及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包括运河淤塞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埃及在运河开凿之前就成为有关航行的必经之路。在帝国主义时代，埃及由于适宜居住的地区有限，导致力量薄弱，必然要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国。究竟会成为哪一个国家的呢？是否由距离的远近来决定，近距离更容易操控的想法是否正确？就当时的情况而言，英国在利凡得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对于地中海这个面积不大的海域来说，一支处于中心地带的优良舰队可以操控整个海域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一般的军事任务。不过，在地中海两端拥有港口对于这支舰队不是十分必要，尽管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开往直布罗陀或者苏伊士并从那儿获取补充，而且不必驻扎在当地保卫它们。所以，只要在利凡得、意大利或马耳他拥有稳固基地，上述舰队就能主宰从东到西的整个地中海区域。
英国为了自己的强大需要掌握埃及。此外，对于整个东方世界而言，埃及也处于枢纽地位，因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各个地区的物资均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兵家必争之地，任何海军也无法完全切断从四面八方进入埃及的物资，因此，在埃及集中力量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进行攻防行动是很好的做法。物资供应至少可来自两个方向，即红海和地中海，任何一支舰队都无法同时切断它们。即使地中海遭到封锁，红海对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来说依旧是最短的支援路线。在上述情况下，英国还可以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航线，由于这条航线过长，就更没理由舍弃苏伊士航线，因为英国经由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与红海之间进行调动很保险。假如由于某种原因或者灾害使英国海军长期处于劣势，一旦这种情况发生，那么不管在何时何地，英国的抵抗都会被瓦解。
总而言之，以军事眼光来看，放弃地中海和苏伊士航线选择好望角是为了防御并非进攻。对于一个掌握了马耳他和直布罗陀的国家来说，抓住埃及加强对它的统治是有必要的，还要在印度、澳大利亚和好望角建立供应必需物资的基地，这样，即使英国运输的物资被切断，也可以及时给予补充。在英国独立称霸的时候需要如此，在意大利、德国与英国具有一致利益的今天更应该如此。
不管依据国家能力应做出怎样的决定，利凡得的战略中心对上文讨论的潜在侵略的几个特点有着决定性的长远意义。上述几个特点也可能出现在该地区，在过去的时代中围绕的是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地方，这两地有着众多的复杂事实。而今天，“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意义，主要是因为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决定了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前文过多谈论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的原因是，它们与苏伊士连通，这些地区的重要性体现在对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苏伊士航线的最关键点是连接了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那么，经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是否可以被放弃？换言之，较短的航线对各国而言是否是唯一有用的航线？在各国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种认识是否正确？还有，英国长期享有的全人类施惠者的荣誉是否与日俱增地体现在了苏伊士航线上？
以现在局势来展望未来可以得知，世界的同化进步运动是东西向进行的，而非南北向，这是因为东亚和西亚是发展潮流的最大推动力。而巴拿马和苏伊士这两个地峡对东亚和西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它们是人力克服自然障碍的体现。这两条运河也是南北地区的分界线，分界线以北地区的商业情况和政治活动比较活跃。另外，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大于巴拿马运河（尽管巴拿马运河也很重要），不仅因为以前没有近期也不会有像横跨北美大陆铁路这样的交通途径替代它，也因为在苏伊士附近有着直布罗陀海峡、黑海、达达尼尔海峡、红海及曼德海峡，而美洲地峡没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则是土耳其衰弱的原因。此外，西半球的政治格局对有些国家对于苏伊士运河的觊觎心理起到一些预防作用。
上面的分析会引出下面这个问题：上述情形是否会影响政治思维习惯？答案是这些情形是决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其他因素要服从前者。英国对南非的认识以及对苏伊士运河的关注就受到这种情况的左右。对美国而言，必须时刻注意与中美洲地峡邻接的加勒比海各方面价值上升可能对它的政治产生的影响。另外，也可以从美国大陆的南端对地峡施加影响，因为门罗主义失去了往日风采。虽然继续执行门罗主义可以维护美国的荣誉，但由于世界机会及注意力转移到了亚洲，不管对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而言，很显然利益中心发生了偏移。如果新的利益所在十分巨大且需要立刻着手处理，需要考虑的是请求与我们无关的国家的政治保护是否会削弱我们的实力。因为推行国家政策、进行军事活动取得成功的条件是集中精力、始终如一。如果推测无误，东西半球南端形势的意义不如其他地区发生的重要进程的意义大。
以上我们的讨论以亚洲之外的国家和民族及人口众多的中部争执地带为主。显而易见的是，后者好像连棋局中的小卒都不是，只是使相关国家变得更强大的赌注而已。但这与事实不符，虽然争执地带的民族、国家很像没有牧羊人的一群羊，但这群羊却不属于任何人。这些国家的国民特性体现在个人身上可能是坚强也可能是果敢，只是发展的停滞使这些国家丧失了应有的力量，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如果这些推论大体上正确，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这些国家在将来的某段时间内仍会停滞不前，这是无法想象的糟糕结果；即使有进步，那动力也是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后一种情况，外来推动力的来源以及特点甚至由此引起的变化，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斯拉夫式的、条顿式的或者亚洲式的推动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另外，一个种族的成员是生活在一个国家内，还是由于各种原因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甚至敌对的集团，这对于国家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中国的4亿居民都能够接受现有的政治体制，而且共同生活在一块并不宽敞的土地上，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文化将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国家的影响，这也会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总而言之，外来因素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不是体现在物质发展上，而是体现在个人性格的变化上及由此而来的国民性格的改变。
因此，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十分重要，从这点出发，外来竞争者的特性及相对能力就值得我们关注。这方面的差异决定着如何开始一段长时期内的历史进程，而归宿往往蕴含在开端之中。所以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即使现在无法预测结局。由于影响未来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因素很多，所以更要对现在的情况认真观察、仔细探索，再采取积极的行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令人措手不及的局面，上述做法为我们赢得了时间，而充裕的时间是做事稳妥的保证，它将引领我们看清整件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排斥其他种族产生的作用，而是将这种影响与自身的特性相融合。就像条顿文明的一些因素通过渐进的过程注入了罗马文明之中，使本质上不同的种族特性相互影响。这个至今依然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结果要归功于恺撒的高瞻远瞩。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他只是看到了当时罗马潜在的危险，认为应该扩张罗马的边界、巩固罗马的边防来阻止敌人的进犯，这一切只是从防御出发，为罗马建立一道可靠的屏障。
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时期的欧洲文明也需要进行对外交流。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它会以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交汇而结束。尽管大家都希望欧洲文化应该保持它的独特性（也如拉丁人和条顿人已在做的），但它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受欧洲深刻影响的中国文化的元素，它们的融合将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虽然这些并不要求各国的文化趋于同一，但它们确实需要有一种共同的精神，而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将会比物质进步更为缓慢。当拉丁文明与条顿精神相碰撞时，拉丁的特色就体现在了罗马法和帝制思想上，即教会集权是其自然衍变形成的，欧洲尽管有许多国家，它们却有着一致的神圣基督教传统。这既不是一成不变继承下来的，也不是一时的突发奇想，而是时刻发展的精神信念与传统思想的完美结合，它的生命力已体现在了世代沿袭之中。
虽然我们和东方国家有了接触，但它们对于我们的文明却仍是一窍不通，因而让它们了解我们的文明进而促成两种文化的融合是人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不过，对此我们不必心存疑问也不用恐惧，因为有过去的成功经验可以参考。例如，拉丁文明和条顿文明成功地相互融合，同时又未丧失各自的独特性及影响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种精神渗入了这两种不尽相同的文化中并成为它们共有的东西。两种文明的融合打碎了它们之间的分隔之墙，消除了它们长期的对立关系，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特性。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要解决长期的隔离、理解的缺乏、不易实现最终的统一等问题，仅仅从商业利益角度（围绕眼前利益的短期观点）考虑是不够的。当然，短期考虑有助于解决近期需要，但必须与正确的目标保持一致，而这个目标必须单独考虑。对于所有文中提及或者即将提及的因素，既要顾及眼前的得失，更要考虑长远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将具有权利意识并用适当的欧洲方法管理，它们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分享普遍的利益。未来的东方国家还将认识到——不过我们对它们的责任要求我们现在就认识到，它们的发展对世界的进步有着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意义，而且它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吸收基督教几百年的发展成果。
现今的世界由许多独立的国家组成，而非处于一个权威力量的统治之下。恺撒曾为这种统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没有真正建立的原因是罗马公民的个人主义倾向使更英明的体质难以确立。由于恺撒及后继者的英明睿智，使得长久失去活力的罗马体制得以继续维持下去，而内部的变化（通常指动乱）使该结构在纷争中仍然能够存在并使其免于陷入衰亡之中。罗马时代的集权统治就像一座大厦，它的稳定性不是取决于坚实的地基，而是所有瓦片决定的平衡。上述例子可以提醒那些人，他们以国际组织增加导致国家活动减少为由，希望把世界置于一个权威统治下，实现某种统一，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有了某种规范，各个政体已经牢牢地存在了，都有各自应有的位置，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虽然查理曼大帝的去世导致了中央集权的瓦解，从而破坏了国家的统一，将查理曼帝国推入了混乱之中。可是，分裂的、战争频繁的欧洲却有能力击退阿拉伯人的入侵，并逐步确立新的社会秩序，而该秩序为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创造了有益环境。
想凭借中央权威解决难题以及调节利益的做法，对当代文明国家甚至文明本身来说都是致命伤害，这就好比是政府操纵个人的“家长式作风”。和公民社会一样，国家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取决于个体成员的素质，这主要由成员的理性的自我实现能力所决定。国家间的利益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竞争，使得各国在民族特性和政治方式上的差异长期存在。而在冲突中形成并能够保持的民族特性，一方面有利于亚洲国家的团结，另一方面也会激起他们对外的强烈敌对意识，防止被外部同化的局面出现。如果这种局面仅有形式而没有完美的本质，它的过早出现就不是一件好事。
三、以中国为中心
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
由于中国动乱导致的其他国家间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已发展到了给塑像揭幕的时刻。塑像的存在并不神秘，但层层外罩遮住了它的本来面目，揭幕之前它不会被人们所注意。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到将来，事物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在帐幕落下时，被长期掩盖的事实才会呈现在人们眼前，我们才能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它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变化产生的影响。我们没有感觉到移动脚步，但已走过了多年的光阴，导致原有的机会一去不复返。我们的粗心及懒散，使我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不过，正如上文所言，争执地带并不是只有中国。只要稍作改变，对中国的评估也可用在阿富汗、波斯以及亚洲的土耳其身上。
需要说明的是，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关注亚洲国家民众的情况比关注其他国家的更重要，这绝不是为了获取自身利益采取的掩饰或借口。因为国家制定任何政策都是为了自身利益，这是无需遮掩的事实。而按照自身利益行事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原则，一般情况下也不需要证明（针对具体事例的情况除外）。不过，为了更恰当地处理主要问题，防范意外情况的出现，政府做的任何决定只有优先考虑和它直接相关的国家的自然权利和未来发展状况，才能称得上是正确的、目光长远的决策。“自然权利”这个词用来形容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与政治权利和法律权利不同，因为后者不是一个人自然享有的权利而是被赋予的。而一个地区的人民对这片土地的绝对控制权不仅与自然权利有关，也会涉及政治权利。政治权利体现为统治、管理和发展等诸多政治行为，它要求通过这些方式保证整个世界的自然权利，即资源应该被开发、利用来造福人类，而不能被搁置、浪费。原则上，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外来力量强制执行就是正当行为。当然，也要考虑具体情况，即形势是否需要、时机是否成熟等。
不管是对形式还是相关的人而言，东方国家大众的利益不一定与政府的利益十分吻合。因为后者没有代表性，它们既不能体现国民的意愿，又不能尽力造福国民。它们的存在只是表明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在没有强大的反对力量与之抗衡的情况下，它们在世代沿袭中产生了种种缺陷。既然情况如此，那么上述政府的存在就是多余的，我们要想方设法结束它。
事实上，正是上述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现今的动荡局面。假如情况相反，由于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相互制衡，而后者的商业利益要靠和平环境的维持，海上强国就能轻易地防止影响他国利益以及危害它们存在的行为的发生。如今，内部因素或者外部因素都有可能导致现存政府的毁灭，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将会怎样。其他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可能会利用现有的统治者，也可能取代他们。不过，这两种做法都与美国的精神或传统相抵触。美国可能希望在东方出现的局面是保持原有国家的统治，这样更有利于他们获取长远的利益；另外，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出现独占势力或者危害到其公民利益的扩张行为。
我们知道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如果接受外部干涉，那么问题的解决就得依赖外部力量的相互制衡，这不仅能防止任何国家处于主宰地位及国家联合局面的出现，也能使国家健康发展，提高东方国家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如果东方民众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能使东西方文化成功融合，那是再好不过的。虽然欧洲文化也有不足，但它在促进其成员的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福祉方面取得了大量成果。如果东方国家也能发生上述变化，那么新注入的因素发挥的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了。上述变化在日本这个小国已经得到体现，它的变化使这种可能成为现实，即我们从外国的制度中吸取精华，同时保持本国原有的特色。虽然日本没有像中国那样经历政府瘫痪之苦，但外来的推动力促使它经历了一场制度革命，并在近些年成为了国际尊严与权利的全面享有者。当然，革命过程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的大小来决定。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外部动力的影响程度与本国问题的多少，以及针对范围的大小有很大的关联性。除去日本人民的适应能力（日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此），日本较小的地域、较少的人口也是它能快速进步的关键。由此可知，增加对外接触点有利于幅员辽阔的中国的发展，外来影响可以以这些接触点为中心向外扩散发挥作用。
多个国家的存在及各自利益的差异有利于这种分布的形成，并且形成的局面能够维持平衡，而且多个国家介入中国产生的不同影响对它也是有好处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里，影响的多样性虽然可能导致政治分裂，但是对于中国内部的管理和世界的总体局势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上文所言，让所有的中国人信奉一种精神，被一个人管理是不现实的。虽然中国没有多个政府，也希望出现有不同政策观点的派别，这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实现良性平衡。
因此，不用对各个国家由于各自利益在中国展开的斗争惴惴不安，因为这是不可改变而且应该被接受的事实。当前的行动要以当前的形势为依据，不应该为了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忧心，中国人反而应该利用它来激励自己去采取对国家的发展进步最有利的行动，这必须与最终的目标相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认清当前的形势，争取实现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在影响上的平衡并尽力减少它们的冲突。尤其需要特别关注德国、英国和美国，因为它们之间需要进行合作，而合作的实现依赖于认识的一致和共同的利益。在俄国有着统一的政治观念，因而俄国不会因组织的问题伤脑筋。在这样的组织中，公民的不同意见需要求同存异达成一致，而这一点对于国家政策的执行及国际谅解的达成非常重要。
在其他国家中，由于法国和俄国是联盟关系，法国在一定程度上与俄国在东方的政策有着联系，这种联系取决于俄国政策与法国利益的一致程度。就目前而言，法、俄首先要面对的是有关拉丁国家内部的利益分歧问题。无论是作为有着利益纷争的邻国而言，还是在地中海的冲突目标都显示，上述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法俄同盟的存在加强了其他国家在地中海的共同利益纽带，而法国在地中海坚持不懈地建立霸权的行为加速了该纽带的形成。面对这样的危机，再求助有拉丁利益的国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尤其在法国得到俄国支持的情况下。对于法国而言，拉丁不完美的是体制而非民族特性。法国人的性格中缺乏对于政治联合来说至关重要的坚定性，这是任何性格长处也无法弥补的。上述的敌对关系可能产生两个后果：第一，法国对西地中海的控制权会被大大削弱；第二，斯拉夫与条顿文明对亚洲地区的政治影响不可替代。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日本，它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虽然日本是亚洲国家，但已经通过卓有成效的内外措施，取得并保有了国际社会全权成员的地位。前文已经说到，日本的组成力量要求它必须位于海上强国之列；另外，日本幅员的狭小、人口的稀少限制了它对大陆领土的企图。换言之，日本希望扩张领土的愿望是不现实的。尽管西亚和地中海是现在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问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们明显不处于日本的可及范围，就像地理原因使美国的主要利益集中在某个特定地区及美洲大陆那样。不过，日本和美国的情况还不一样，它的国土狭小、人口稀疏导致它没有可用于远方的力量，而美国就不会这样。况且，亚洲大国的竞争会削弱日本开拓远方的实力，尽管它离大陆很近。实际上，除俄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在扩张领土方面可能都会受到限制。所以，通过商业或者政治联系激发中国民众从而改变中国是一条可取之路。这可以借助海上力量，因为海上力量具有机动性，既可以在当地发挥作用，也可用于其他地区遏制敌对影响，起到诸如进行商业控制以加强自己、削弱敌人的作用等等。
欧洲国家和日本在权力类型、运用方法及当前利益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发挥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因为这两者的源生文化和传统习惯不一样。日本在吸收、运用欧洲的文化方面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认真，但是欧洲文化对它来说毕竟是外来的东西，并非自己所固有的。对欧洲人来说，欧洲文化则体现着本民族的特性和思维习惯，是几个世纪发展、演变的成果。在演变过程中，外来文明在当地民族特色与环境的作用下经历了一个同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产物有着永恒的特点，但它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我们看来，日本的劣势是可以挽救的，因为它只是迅速地接受了欧洲文化，还没有与自己原有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而两种文化的融合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在政治变革的短时间内，日本的文化改变不会太大，因为长期习惯和思考方式的改变绝非一朝一夕的事。
就目前而言，德国、英国、美国三个国家的合作（并非正式同盟）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极有可能一直存在。这是因为该合作有着共同的利益，并由起源、传统及精神上都极为相似的思想所指导。如果日本加入这个合作，这就标志着一个长期的、迎合需要的政治阶段的来临，它形成的局面是：处于对抗之中的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间，后者取得了主动。不过即使如此，尽管四国协力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种族特点的差异还是会被人们所察觉，从而导致观点的不一致。日本和中国都是亚洲国家，日本对吸收欧洲文化的热情是一件好事，它让人期待欧洲文化进入日本人的亚洲生活方式并将其改造。就像罗马文明影响条顿部落一样，它产生的是条顿文明，而不是罗马文化的单纯扩展。因此，我们希望的是一个改造过的亚洲，而非另一个欧洲。所以，愉快地接受一个新兴的亚洲可能是最正确的做法。
但是，必须了解种族特性的不同会暂时产生观念或者行为上的分歧，这又容易形成误解甚至冲突。我们都希望世界是和平的，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种族差异方面的相互包容。因为即使一家人也会因利益的分歧而争吵，虽然不同的性格和情感的误解不容易找到和解之路，但只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解还是可以实现的。在上文，我们已经详细地阐释了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对立的利益以及地缘状况，而亚洲各国在性情上的差异还未较多涉及。这些性情可被分为三大类：亚洲的、斯拉夫的和条顿的，其中任何一类或许都不能被它方完全的理解。我们必须认清、分析并接受不同的性情，把它们当做要消灭的困难而非抱怨的借口。因为废除它们既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要给它们平等发展的机会，但它们的发展要靠自身的内在因素，而不是依靠武力扩散自己的影响。这种有容忍精神的性情有利于国家利益的协调发展，假如无视本质的差异，用追求同一替代相通之处，把精神的合一与行动的一致相互混淆，就不会有上述的协调。为了欧洲和亚洲的共同利益，三类种族追求的最终解决性方案不是废除亚洲的文化，而是将欧洲文化和平地融入其中。这个过程是在和平、友善的环境中实现的，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欧洲文明的传播，前提条件是欧洲文化具备我们认为的优越性。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平等、友善环境的维护离不开武力的存在和对自己立场的坚持。后者表现为争取平等的机会及采用让人关注的方式来支持自己的要求。而任何设想都离不开充分的研究，还有对形势的正确分析，因为充分的准备是设想的基本保证。通过消除那些妨碍国家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充分的准备和全面的设想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实现渐进性协调的稳定结果。
真正的筹划要求如实接受所有的因素且耐心分析各种因素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有各种各样的细枝末节，抓住主要的问题以其为突破口有利于事情的解决。首先，对于未来要进行推测，一步一步地分析在某个时刻可能发生的情况；其次，要时刻谨记国家赋予我们的使命，充分认识现实的危机及其他国家的需要。此外，国家和个人都要有一种公共精神，在考虑自己利益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他人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本着这种想法，我们以长远的眼光来考虑现实的需要。当前亚洲落后的政治环境体现了亚洲国家的政治才能不足。在这种环境下，有效组织的缺失导致了亚洲人民丧失了采取有效行动的依靠，剩下的就只是发展的停滞，还有人民对这一切的消极抵抗。这些对未来的发展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过一时还不必对其采取措施。日本正在为未来的发展进行着有组织、有计划的准备活动，但小小的日本不足以成为亚洲强大推动力的源泉。目前，日本正在观察，就民族特性与意图而言，相互竞争的斯拉夫和条顿哪一个对日本的短期利益及亚洲的未来发展更有利，它将据此确定自己的未来方向。
斯拉夫和条顿这两个种族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具体体现在政治制度、社会进步和个人发展方面。我们相信这些不同有一部分来源于民族自身，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另一部分是多个世纪环境变化发展的结果。两个种族之间还存在着由于理解缺乏而产生的敌意和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来源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及随之而来的抱负。处理这种局面的关键是承认问题的存在，而不是心存芥蒂还用伪善的辞藻粉饰太平。如果做到了这些，就可能出现两条平行线，尽管它们不同向但永远也不会碰撞。虽然我们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合二为一，但可以相互接受，不夸大相互间的分歧，并在共同的关注对象上找到共同点而不是寻找差异引发争执。要做到这点，就必须要学会去认识对方的需要。
两个种族的种族特性差异表现在了行为上，因为行为是精神的具体表现。除此之外，陆权和海权的不同也加大了两个种族的分歧，它们目前的所有、甚至需求均体现了这种不同。陆权和海权的不同体现在两个种族的地理位置上，和它们在亚洲的利益相关，也涉及了交通问题。条顿国家占据海洋，而斯拉夫种族则几乎与海隔离。但在陆权方面，条顿处于劣势，在地理上它远离亚洲，而斯拉夫的大片地带与亚洲接壤。由于亚洲的对外交通几乎全靠海运，所以条顿人有着无可比拟的先天优势，它的海上事业和商业发展也是如火如荼。
上述状况在本质上不可能发生逆转，即使有一些变化，也在有限的范围内，不可能出现平起平坐的局面。基于自然因素形成的上述状况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它左右甚至决定着国家的扩张行为，影响着某一种族在其力量赖以存在的因素上的垄断地位。另外，每个种族都需要在自己占据次要地位的土地上有一些立足点，尽管它们处于不利地位，但是这种做法可以表明在一些领域里，双方必须相互让步以求达到协调。
比如，俄国对目前它那条经由波罗的海和黑海驶向大洋的有缺陷且政治依赖性强的通道就永远不会满意。同样，欧洲的德国和英国绝不会允许俄国在利凡得并由此在苏伊士航线上处于主宰地位。不过，俄国想要实现这点的前提条件是，占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从而将它被封闭在黑海内的海军基地转化为可以自由进出的坚不可摧基地。俄国舰队具有的稳固发展、扎实训练并有自由出入口的这些优势是举世无双的，假如它针对苏伊士运河，那么与海权紧密相关的商业形势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对此我特别强调，尽管我真心希望英国赢得目前在南非的战争，但我更希望英国通过以下的行动来弥补自己的失败和损失：将力量集中在地中海和利凡得地区，和德国共同拥有苏伊士地峡及小亚细亚半岛的控制权，从而确保对于两国来说均是必不可少且无法被经由好望角的航线所取代的苏伊士航线的安全。
俄国对于海洋的要求在什么地方可能得到满足呢？只有两个地区，而且得到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让俄国彻底满足，因此俄国在海洋上的孤立地位不可能改变。两个地区中，一个是波斯湾，俄国可以从黑海之滨穿过波斯抵达；另一个是中国海岸，俄国已经经过西伯利亚到达该处。俄国要想得到波斯湾就必须侵略波斯或者使其让步，而且即使俄国抵达波斯湾它也不会满足，而是会以此为翘板对从俄国在东土耳其的边界最南点到波斯湾的大片领土进行占领。假如这些都能实现，俄国就处在了印度的侧翼，从而可以干预可能建造的从地中海穿过美索不达米亚并延伸至印度的铁路。此外，尽管从波斯湾并不能像从利凡得那样对经过苏伊士通往东方的航路进行绝对控制，但是波斯湾具有侧翼上的意义，战时从那里可以施加长期性的威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俄国在波斯湾驻有一支海军，而此海军值得英国舰队及其盟友特别防备，那它们就可能放弃在黑海和中国海域的军事活动。因为英国舰队及其盟友如果将海军力量分散在两个地区，相互间进行呼应不太可能。基于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不会采取对它们带来危险的行动，这将有利于俄国。另外，反对俄国进入中国海岸是没有道理的，只会激起俄国的仇视。如果对俄国果真不进行什么抵抗，在东端，我们也将看到各个强国的汇聚，就像在争执地带的西端一样。而它们围绕的中心利益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垂死状态颇具争执性。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地盘，并利用它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的必由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所在。另外，海上强国和俄国的互惠协定不应该采用正式条文的形式，应该只是一种谅解；它也不应该由人进行仲裁，应该建立在具有互让精神的现实承诺上。它需要体现这种认识，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在长江沿岸利用军事占领迫使某段水域对海上强国强行关闭。而海上强国也应该保证在和平时期不会使用海军力量阻止其他国家拥有长江的商业使用权，这种保证一方面体现在海上强国之间订立的保证协议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它们的相互监督上。在这方面，海上强国之间的合作既离不开它们对某种活动的共同反对，也与它们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而这些共同点会防止某个国家发挥不适当的影响。
在现实中，陆权集中的一个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拥有海权的国家，因为海上强国不止一个，而且它们的力量基地距离中国比较远。另外，海上强国注重获取利益，通常首选是商业途径，其次才会使用武力。所以，更注重促进所打交道国家的商业发展，而不是用武力征服它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它们在乎的是逐渐提升自己的影响，利用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成果来促进当地人民的发展，而不是占有他们的国家。因为这样的过程用武力（外来势力的干涉力量和当地的抵制力量）去实现是不必要的，但这却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武力将欧洲世界的地位提升到了如今的水平，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仍然有利。
总之，就现在的具体形势而言，中国和利凡得海域及亚洲东西端的形势发展离不开武力。客观形势要求条顿国家进行合作，既因为它们有着一致的物质利益，也因为它们受利益驱使的行为由同一种精神所激励，这就是本质上自由、追求影响扩大的商业交换精神。商业影响需要在各地部署海军来实现，但不能借助海军广泛传播，因为海军的特点导致它不能在陆地广泛使用，还需要本国随时随地地支援。从这点来看，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和海军力量密不可分的各种利益是海上强国赖以生存的基础。海军力量仅能要求他人听取自己的意见，不能要求绝对服从，因为海军只能用来抵抗排他性的行动，或者帮助其他国家抗击征服行为。因此，海上强国应该团结一致，不是以相互约束的同盟方式，而是心心相印的自觉行为。
从目前的对峙情况来看，军事实力依然决定着亚洲地区未来的发展，一直到敌对被协调取代。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到，战略形势基于的地缘状况左右着有效合作的性质和方向。再次重申，中国是现在主要利益的集中地，不仅因为它幅员辽阔又处于动荡中，还因为中国四周的陆地和海上的富庶地区，构成了从爪哇到日本的东亚世界。这一地区未来的市场价值是政治与军事争论的核心。此外，以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长远眼光，还要考虑到欧洲文明对亚洲的未来影响。这些影响会使亚洲成为什么样的社会？在精神上与我们相比谁优谁劣呢？
由于各个强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各自遥远的国内基地的支援，俄国和日本除外。于是我们将这些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以陆运为主要交通渠道，另一类是以海运为主的国家。海上航线不仅有数量上的优势，而且交通便利，这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路线。海运航线中有两条航线非常重要：一条是从欧洲经过苏伊士的航线，另一条则是从美国穿越太平洋的航线。而巴拿马运河的开通将给后者带来重要影响，因为它把这条航线和美洲的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
广义上讲，交通是政治决策和军事战略中最重要的因素，可以说交通状况决定战争的成败。从古至今，海权在控制交通方面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只要海军存在一天，这种状况就不会改变。由于海运在距离及运量方面有着陆运无法比拟的优势，而且海运也比较方便，所以海洋就成为最主要的商业交通媒介。而“商业”这个词让人联想到海洋，因为一直以来海上商业创造的利润就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财富则是一个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象征。所以，就像陆军对于陆上军事行动至关重要，雨水和阳光对于植物的生长绝不可少那样，海运通过保证自身利益或者扰乱对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活力。上述状况给了海上强国某种特权，它可以抵消陆上强国在亚洲地理上和物力上所具有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别处施压可以减轻当地的危险，拿破仑就是用此法攻取了印度维斯拉河畔的本地治里。但是，如果海上强国都效仿美国，战时丝毫不动敌方的商业，并让出海上的交通控制权，那么它们也就放弃了海权，放弃了在一地施压以解救另一地的重要方法。这样的退让假如发生在亚洲交锋胜负攸关的今天，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
德国、英国和美国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得的关键利益就位于它们和东方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为此德、英需要运用军事力量给予当地充分的防护，而以亚丁及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点保护对象。此外，在黑海、地中海、里海与波斯湾之间的地区，两国应使自己的政治影响处于上风，但该影响不能损害当地人民的利益，还要防范他们可能会有的各种反抗行为。
上述影响的加强来源于有利于所有国家进步的商业发展，有关国家可以凭借财力支持商业发展，必要时甚至可以动用武力。将苏伊士运河作为通往远东之捷径的国家要牢记此点，尤其是英国，它在印度的巨大利益随时可能需要苏伊士运河这条捷径，不管为了商业还是军事。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尽管这利益在类别与程度上与英国的有所不同。不可否认的是，从黑海出入口、美索不达米亚流域及小亚细亚高地，都可以对东地中海施加决定性控制，就像几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土耳其人做的那样。在帆船时代，丧失控制权不代表被排挤出了最有利可图的通往东方的航道，但今天绝非如此。所以，法国和俄国可能联合起来夺取地中海控制权的行为，引起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高度关注。虽然美国的行为还没有涉及地中海的控制权问题，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对此毫不在意。因为地中海的控制权关系到一些国家与东方联络上的自由和便捷，而这些国家在利益、特性方面与我们是一致的，那它们在上述地区的政策和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认清了长远需要，上述情形就不难理解。打个有关航海方面的比方，如果是顺风，水手只要正舵向前航行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了逆风和海流，水手在注意航向的同时还要时刻谨记最终的航行目标。虽然现实中的情况比航海复杂得多，但是政治家一定要学会处理它们，而且在处理问题时绝对要认清当前的具体形势，把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结合起来考虑，绝不能顾此失彼。政治活动就如同航海，忘记了驶往的港口，就不能确定航向；而忽视了航海资料，同样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还没有结合亚洲未来的发展形势来考虑与苏伊士运河及利凡得有所关联的各种复杂局势。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国内，很少关心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我们讨厌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甚至不想承认它的存在，结果常常受到突如其来的危害。比如最近发生的菲律宾被侵占的事件就使美国民众吃惊不已，但我们相信，当人们渐渐习惯了西班牙战争所带来的惊讶和不安时，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肯定会发生变化。就像大多数的美国人经历了旧观念破除、新观念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进行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时比较容易，因为人们急于摆脱心理矛盾，随后就进入单调乏味的心理斗争阶段，这时许多人往往又退回到原始状态中去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要防止它，就必须认清现实，从中找到利益所在和奋斗目标，而它们是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和动力。
本文基于的一个被大众认可的前提条件是，在19世纪末的大范围内的扩张运动中，太平洋地区尤以东亚为主，成为所有国家近远期利益的焦点。因为在欧美地区，领土上不会再有大的变化；但其他地区的局势尚未确定，自然会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某一地区的现实意义并非指它的自身价值而是它与上述焦点地区在交通上的联系。例如，金矿资源只能使南非在短时期内具有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会随金矿资源的枯竭而不复存在；但南非作为通往印度和远东道路上的重要据点，它就具有长期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与此相同，苏伊士地峡、利凡得和波斯的重要性是无法改变的。不过，前文已有所提及，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是在这些地区建立一种政治环境，这种政治环境将对苏伊士航线的未来进行控制。
这些地区的独特价值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在亚洲问题中体现的世界整体局势的战略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行事的同时还要兼顾其他国家的权利，这种权利既要用因时而变的眼光来衡量，也要参考不能用人类法则完美表达的永恒存在的正义标准。在这样的框架下，情感力量需要找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它要在理智思维的引导下发挥作用。不过，一个国家通过与他国合作来增强自身力量更能体现出它的聪明才智。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如果这种一致性在国家特征和传统方面也有体现，就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理想，而持久、和谐的合作就会有美好的前景，因为从息息相关的情感中产生的利益具有更少的私利性。德国、英国和美国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不必结盟，以被感情加固的共同利益为基础，步调一致地行动。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虽然美国和德、英的利益不完全相同，但也十分相似。如果能够有正确的认识，这三个国家就应该明白，虽然是有着同一目标的竞争对手，但绝不应该变成敌人。因此，美国应站在德、英这一边，为了共同的利益去帮助它们扩大影响。因为英、德与东方的交通对我们美国没有直接的影响，又处于我们日常活动还未涉及的地区，所以很难引起我们的关注，因而更多的理解就十分必要了。如果美国能有这种认识，那么，它和英、德之间自然也会互相照应。
反过来，美国也会要求并得到来自英德两国的同样的理解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三国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要求，它们也有足够的默契，在利益重合的时候一致行动。苏伊士航线和巴拿马航线这两条最重要的交通线，前者就政治而言只关系到德国和英国，而后者对于美国则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双方都能顾及对方的需要，并给予适当的帮助，就像英国在美西战争时，始终不支持组成反美联合那样。当共同利益需要时，我们要正确判断形势采取适当的行动。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决不能干涉其他国家的分内之事，因为不适当的行为往往会使最好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
基于上述道理对巴拿马周边战略局势进行了很多讨论，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门罗主义。将长久存在的新形势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促使它走上了扩张之路，而且还加强了美国的如下观念：欧洲政治制度不能波及可以对巴拿马地峡轻易地施加军事影响的地区。因为巴拿马地峡对我们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仅将美国的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岸连接起来，而且是连接大西洋和远东的两条主要交通线之一，所以我们不会同意将库拉索这个加勒比海中的堡垒再行转让，就像我们也不会考虑得到地中海上的马洪港作为我们战胜西班牙的成果一样。
因此，我们必须公正、理智地考虑当事双方的利益，顾及与我们打交道的国家的想法和需要。在思考时，不能含有任何成见也不能感情用事，因为感情往往会影响客观、公正的判断。亚洲问题的演化不是几天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个过程中传统的观念也许不会发生变化，但由于现实需要我们依然要考察它们。东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条交通线的重要性，因此经由苏伊士的较短航线才日益重要，这条航线经过地区的政治状况和军事局势也处于变动之中；地中海地区也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恢复了往日的风采。与此类似，加勒比海由于对巴拿马地峡有着重要意义，也具有了从未有过的地位，使得门罗主义在该地区的运用更加重要。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有着与日俱增的多方面意义，因为它不仅是一个日益开放的巨大市场，也是一个交通要道。美国在该地区新得到的地盘给它带来了机会，同时增加了它对该地区的责任。而已存在的苏伊士运河和将要出现的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体现了当前变化的特征，同时这两条运河的使用又加速这些变化。毫无疑问，巴拿马地峡将取代麦哲伦海峡的地位，而地中海则替代了好望角。
这样，新的形势使得非洲和美洲南端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为它们远离了决定各国政策的当前变化趋势。因此，这些地区对于交通的意义已经很小，它们的重要性只能体现在它们的物产上。那么，我们运用门罗主义去支持那些对我们没有好感、地理上又处于巴拿马地峡影响之外的亚马孙流域以南的美洲国家，对我们自身的利益有帮助吗？这样做是由于政策需要还是出于感情或者习惯呢？我们是否应该保持对上述地区的责任，即使会影响我们在更重要地区的行动？总而言之，尽管门罗主义所凭借的观念没有过时，而且还由于最近的变化被加强，但它的运用是否需要变革、加强或者减少它在某个地区的运用？
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和东亚危机的临近促进了英国和美国的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由于英美两国有着共同利益这一客观情况的存在，使得双方间由不愉快因素导致的瘤疾也变得无足轻重。英美接近不仅因为由来已久的情感因素，更重要的是物质因素，即利益的一致性。但感情上的互助也有一定的作用，从美西战争中体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表明这两个国家都具有支持受压迫者的思想，只是相对的孤立淡化了对其他地区的这种同情。
在美国，人们已认清了上述情形。不过，存在于他们心中的迷惑影响着对正在南非进行战争的英国人的同情，因为南非战争的问题正是当初的美国革命为之战斗的，并且一旦南非人民没被给予代表权，英国人向他们征税就是粗暴的压迫。由于英美两国都意识到彼此间有相同的观念和理想，在美西战争和南非战争中均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同情。这也表明了人类正趋于统一，这种统一将在时机成熟时得以实现，但不能被暴力或者急躁所驱使。美国内战的结局、意大利的统一、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大不列颠帝国联邦思想的活力，都说明了人类正趋向于更大的集团，并进而形成正式且规范的政治同盟，而战争在推动和巩固这些进步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借助于战争，美国的团结得以维护，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得以实现，而德国人则拥有了共同的情感和一致的利益。战争也增进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间的关系，从而使联邦设想转化为具体行动。如果没有战争，这个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理，为了将英美之间的相互同情转化为行动，使美国愿意接受并报答英国给它的支持，这也需要战争的压力，一国受到外来侵犯时，另一国能给予支持和帮助。
当然，战争是一种灾难，而且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痛苦的灾难。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仲裁”这个词颇受欢迎的原因是，这个词具有美好的内涵，并不是人们对当前的局势有了全面的认识，寻找出来的解决方法。在两年间已经发生了两场战争，任何一场战争所追求的正义目标都不是温和的方式能够实现的。当美西战争爆发时，西班牙的殖民地已有40万人死于饥饿，这主要是由于西班牙人镇压反抗而采取的集中政策造成的。美国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不仅因为人道主义，也因为西班牙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对它的殖民地进行管理。而我们也不再相信西班牙的承诺，因为接二连三的失败已经证明了它不具备实行健康统治的能力。
英国发动对南非的德兰士瓦共和国的战争，一方面出于解除压迫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不是以代表权为基础的征税就是暴政”这样的一个普遍原则。一般情况下，英国不会为住在海外且处于不良统治下的公民索取公民权。不过，德兰士瓦90%的收入是英国居民创造的，因此英国希望其政府给予英国居民平等的待遇，但遭到了拒绝。我们要知道，在南非，不仅英、美的权利遭到了践踏，而且德兰士瓦为鼓励外国人居住制定的5年内可获得公民权的法律在未到期时就被修改了，剥夺了他们应有的权利。
英国和美国分别参加了上述两场战争，而且参战的一方没有得到另一方的实质帮助，只是从对方那儿得到了真诚的同情。相对而言，这种同情在德兰士瓦战争中不那么引人注目，一部分原因是南非的问题不是太明确，无法让人一目了然；但主要还是因为许多生于异国的美国公民对自己的出生地有着亲近之情，这种感情不太受到对美国利益认识的影响。
尽管如此，英美之间仍有着坚实的联合基础。它们两国的理解不仅体现在利益和传统方面，也体现在平等和法制观念方面。只要这种认识与日俱增，两国就会越来越被共同的精神维系，还可能建立具有联盟意义的关系。为使这个集团在种族和精神上都更加完美，其他的条顿国家也应该加入，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对这个目标我们要耐心等待，人为促使这一过程早早结束绝非一件好事。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英美的日益接近作为这个过程的初始阶段，对第三方的加入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通过上文的描述可得出如下结论：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共同利益的需要都表明了英美之间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而有着同一的语言和种族起源的德意志帝国也可能加入这个行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各种因素使欧洲拉丁国家的权力和影响与条顿国家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意大利的统一使事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意大利在地中海占据了战略中心位置，而地中海对于欧洲的重要性甚至远大于加勒比海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另外，政治局势还使意大利和法国位于政治天平的两端。
意大利的利益要求和拉丁、条顿国家的需要是吻合的。后者要保证在利凡得的主导地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对于海上强国的它们来说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极有意义的是，形势使意大利这个拉丁性的国家和欧洲国家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这样就保证了我们与拉丁文明的合作。而且，对当今局势尤为重要的是，意大利这个伟大罗马的直系继承者已经明白了它的利益所在，将以意大利为中心再现拉丁文明的光彩，这对从拉丁文明中获益的国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
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所产生的进步充分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因此为了普遍的利益，必须使中国接受欧美文化，必要时可借助于武力。
一场将至的极具破坏力的灾难迫使欧洲国家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具有一致性。截至目前，由于死守固有的保守观念，欧洲国家对它们在亚洲利益的认识和美国随时代进步形成的行为标准是格格不入的。
美国人民是欧洲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他们和欧洲大家庭有着紧密联系。日本也与此类似，日本加入欧洲文明系统体现了它的优秀品质，因为实行这种转变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它要求很大的决心和毅力。日本没有忽视或贬低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传统文化，而是看到了外来事物的优越性并将其融入自己的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假如只是明显的物质进步构成了日本发展的全部内容，那么，这种情况将令人不安。不过，日本在促进物质发展进步的同时也看到了欧洲文化方面的优势，这是值得肯定的。日本的巨大变化，将会引导亚洲大陆的其他国家去寻找能使自己新生的变革力量。
日本的变化是我们条顿祖先经历的再现，而对条顿产生影响的是罗马的政体和基督教。今天欧洲文明给日本和我们带来了种种好处，这使人认为这种文明没有进入政治和道德的衰败状态。而这种衰败曾经发生在罗马身上，就是在当时开始扩散的基督教对其也没有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以，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勃勃生机不仅未衰减，还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表明西方文化在亚洲也是可以发挥好的影响的。不过，与日本物质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相比，基督教的观念在日本的传播时间不长，还未达到完美的地步，因此不能独立发挥影响。日本需要借助可见的物质成功鼓励国民接受外来观念，而这些观念隐藏于物质表层之下，只有努力观察、认真分析才能认识它们；通过长期实践及新思想的变革力量才能使其真正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为此，日本必须虚怀以待，发自内心地接受它们，这样做，也会得到欧洲国家的善意对待。因为它们并不想在亚洲建立自己的翻版，而是希望曾使它们进步的力量也能让亚洲获得重生。是什么使一个国家不同于另一个国家呢？欧洲国家的健康发展说明了两个因素：一个是国内进步和个人完善；另一个是对外来影响的积极反应，这一点的缺失则预示着衰败业的开始。
当前我们仅在日本看到了亚洲人民对欧洲文化的热烈欢迎。如果可以通过结的果实来判断一棵树，那么在这种欢迎态度中我们看到了日本人民对能够促进他们幸福的条件的巨大希望。这个条件就是个性自由，它与法律相结合就能满足增进普遍福利的需要。从日本与大陆的亚洲人民对待欧洲文化迥然不同的态度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岛国环境对日本的影响，这种环境促进了民族个性的演变。同时，它还可以产生令人振奋的力量，凭借这股力量，日本采纳的新的政治制度可以在其他亚洲国家中得到扩展，从欧洲国家学到很多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也会成为亚洲的榜样。岛国带来的安全和孤立会使一个国家具备很强的个性，这比任何品质对国家的影响都大。但是，我们不能将个性强等价于裹足不前，更不能把坚定和偏执相互混淆。不过，亚洲国家的根深蒂固的保守观念是消极有害的。这就好比石头虽然坚硬无比，但风化却能使它变得脆弱；石头没有生死也不会开花结果，但侵蚀使它处于自我消亡之中。
虽然中国受到所有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的关注，但当前的形势限制了它们为了共同的目标采取行动。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各国所执行的政策只是在表面上发生了变化，局势在本质上并没有大的改变。北京政府的残暴和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遭遇的不幸（指义和团运动），只是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暴露了隐藏在表层下鲜为人知的情况，在东方，无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没有发生变化。今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在1000年前的东方也可能发生过，因为东方一直是止步不前的。在我们身上也可能发生相同的事情，将隐藏的残暴显露于世。不过，与500年前相比较而言，这类事情发生在今天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不会得到宽恕。这类事情大部分是隐藏在漠视之中的恐惧的产物，这种漠视在文明基督教国家的最落后的地区也会发生。不过，与滞后的亚洲相比，这种情况在这些地区发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而且也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
尽管最近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各国产生了影响，但决定各国政策的根本形势没有发生变化，即中国之外的全球范围内的状况没有改变。目前，各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它们为了各自的荣誉，不得不对中国采取切实的、步调一致的反击行动，并要求得到永不再犯的保证。在进行这些行动时，为了利用正义的惩罚实现当前局势下的共同目标，它们终止了利益竞争并使用共同的方针掩盖了政治分歧。不过，一旦对中国的反击成为过去，各国之间的利益纠纷又会成为现实中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如此，各国不会忘记过去的经历，它告诉我们相互对抗和利益冲突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当前局势下，欧洲各国已经认识到了它们在亚洲的利益有一致也有冲突。一致性体现在它们都希望亚洲国家加入基督教国家的行列，而且是通过国家内部的进步实现的。就思想和实践两方面而言，这个设想切实保护了各国的利益。因为它针对的是未来，这个目标不是一个幻想，而是和不断因时变化的过程相一致的。
美国政府也同意上述观点，还用书面形式说明了两个相互补充、相互矛盾的认识：一是必须强调我们的权利，保护我们的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尊重中国政府及中国的独立。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很有意义，虽然它针对的是最近的事件，但它的主要用意是表明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态度。该态度强调了我国人民一直以来的普遍倾向，并就最近的情况做出了政策规定。在美国的立场中，我们看到了理想主义和务实才能的完美结合。后者使前者看清当前局面，并为此做出修正。就像水手看到前面出现了一个未做标记的浅滩时，要转舵绕道而行，待看到深水区时再恢复自己的航向。
上述做法体现了美国领导者的聪明才智，进而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不过，普通大众作为这些行动的最终评价者，它们对近年发生的各种事件也要特别留意。通过分析当今的政治局势，我们能够发现它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和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一定要履行这些责任，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的领导人在行动时要考虑人民的意愿，为了使这些意愿与现实紧密联系，领导者一定要对现实了如指掌，并根据各种情况判断未来走向。这个过程一方面要观察现实，另一方面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国家政策的方向就是根据它与现实的结合制定的。假如做到了这些，国家的措施就有了保障，政府就能很好的运行，人民也会支持、拥护它，它就会变得无比强大。连我们在内的普通大众经常被人们抱怨反复无常，但这不是因为我们在本质上变幻不定，而是现实常有不同的表象，从而导致人们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准确地认识现实。
现实又是怎样呢？19世纪末，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目标。即使有的国家不敢奢望自己成为商业霸主，但也希望增加至少保持自己已有的商业份额，这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大多数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状况不满意，而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却有着明显优势，例如美国就有丰富的原材料及对它们的使用能力。仅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就使得各国的起跑有着明显的优劣之分，而由自然资源造成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绝不会因人的急切心情有所改变，于是，许多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自己侵占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进行兼并或者培养强大的政治势力，但这两者均意味着使用暴力，从而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这就使竞争转化成了冲突，而陆地或者海上的军事力量就成为斗争的工具。
在欧美地区，领土已经分割完毕并且固定下来，而且疆界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改变全世界的商业形式。澳洲大陆也被分割完毕，文明国家也安排了它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权。非洲大陆的状况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只有极少的地区例外，该地区的商业由在那儿有着稳定权力的强国所操控。不过，非洲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得它在商业上的地位无关紧要。
现在就只剩下亚洲了。上文已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亚洲的局势，在此有必要对各种结论做一个总结，以便能更好地进行我们的考察，尤其是美国提出的政策。如前所述，当前亚洲正处于动荡之中，容易受外来影响进而发生改变。在地理上，它位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包括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利。由商业控制促成的军事力量使得这两个国家一个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说过的是，依靠政治渗透而不是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行为左右着陆权和海权的抗争。就亚洲问题而言，在俄国和英国身上充分体现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它们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而它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强烈对比，一个提倡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一切方法进行独占。
前文还曾提及，亚洲之外的一些强国，它们和英国的目标及实现手段都非常类似，而且，与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不能在中国境内充分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早已存在的一个缺点，如今得到了更好的印证。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要小：一是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二是美国可以凭借海洋航线，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三是美国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最后一点是，美国在亚洲有位于海上的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对美国的防卫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太平洋航线到东亚的距离比较遥远，美国难以对东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而它也尽量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距离亚洲大陆很近，但是它有限的幅员、稀少的人口、不足的财富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到限制，因此也无法对亚洲采取行动。
基于上述原因，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就不能通过武力解决，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是发挥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也最令人信服的表示就是来自商业的种种好处。我们希望道义精神可以借助商业进行传播，人一旦拥有这些，他们就会意识到人的存在不仅仅为了物质享受，也要担负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样亚洲的复兴就有了希望。目前，除了英国和法国，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海权为后盾争夺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的。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洋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从中获益，并通过合作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军力量上，海上强国依靠它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将它们部分或者全部排挤出中国的企图。针对这种企图，前文对当前的军事特征和政治形势做了探讨，在此无须赘言，但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多做介绍。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很大的轮船可以从海上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位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要依靠长江与外界进行交往。地理上，长江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均有重要影响。所以，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势力就是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能通过长江与海洋进行沟通；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对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也会有所帮助。由此可知，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谁就具备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因此，海上国家应积极地对长江流域施加有效的影响，中国由此得到的好处也会扩散到全国。因为在长江流域播下一粒种子，就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其他地区也会有30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好处只是欧洲国家如今对中国施压的一部分原因。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不能一直被忽视，也不能因所谓的独立国家拥有自主权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因为这种相互影响已经开始，既不能折回去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引导这个过程，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这两种文明自由发挥各自的影响。各国坚持要求中国给予它们自由买卖的权利，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与他们进行贸易，中国人可根据自己的获利动机决定如何行动。这样，我们的思想也要求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中国人有自由交流的权利，我们并不强迫他们倾听或者接受什么。后一种思想的要求与前一种贸易的要求没有多大差别，也不应该被否定。如果我们得到的好处只是中国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为我们向它提供的物质上的好处变得富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我们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力量的运用又让人无法把握，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是相当危险的。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会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的是，即使未能很好地遵循它们，我们照样能获益；但是，在履行准则方面的缺失会使我们无法达到圆满。回顾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因为忠于理想的人产生的影响一直在发挥作用，并将持续下去。
处理中国问题的目标是：一、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二、坚持广义上的门户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在商业上开放，也要对来自欧洲的思想和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但后者必须是自愿来华者，不能是国家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对中国进行思想影响远比给它物质帮助更重要；对欧洲国家来说，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但没有被它们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是荒诞的，也不符合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在欧洲，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者科学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在欧洲产生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有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的确存在。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思想和欧洲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进入中国的权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满也不应该作为将基督教排除在中国之外的理由。另外，修筑铁路并非基督教的活动，却触怒了中国人，只是由于政府的关系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同意传教活动的做法，并不能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的话洗耳恭听。在中国贸易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施压促成的，而施压的方法就是战争。商业可以借助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进行，而思想却只能靠言论的自由传播。
既然现在的世界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在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上，美国的公民有必要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并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体现在目标和能力两个方面：目标上的准备是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分清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选取行动方向形成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必须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含两个相关要素：做好必要的武力准备；按政治形势的需要减少义务。这会使我们节省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应着重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和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执行在过去行动中有所体现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要做的不是制定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我对我国现行政策的阐释如下：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力，同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及独立选择政治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我们绝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要不发生在国际范围内难以忍受的事情。
在阐明这个政策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该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于这些差异不必大惊小怪，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当作可能会对我们政策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考虑。这种影响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只是提醒我们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足的准备，并判断哪些是不重要的问题，不值得去计较。因为在不必要的问题上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不仅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可能削弱我国的实力。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采取相应的手段；我们也没有把握能使中国的领土保持完整，除非我们不仅发挥道义影响，必要时也采取一切手段反击任何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来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主权并尽力发扬自己信仰的国家。不过，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他们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虽然我们与这种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但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要被他人普遍了解。最近我国政府向别国发出的声明就体现了这些原则。
我们要告诉那些国家，美国政府不会让中国的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接受外来的正确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把它们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而从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新生，仅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个人身上的素质被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只有始于内部并以其固有的或者植入的活力为条件，才可能取得成功。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吸收和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但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具备了这点。当然，日本并没有主动去寻求压力，只是迫于外界压力才进行的变革。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在与外国有了长期的接触之后，还是反对吸收那些可以使自己重获生机的东西。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必须让中国对欧美文明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无论美国的态度如何，上述工作一定要进行。不过，我们能无视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况且，我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尊重能够使我们提供真正无私的支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尽管形势紧迫、任务艰重，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人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使者。神圣的使命使我们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莽撞行事。由于方案众多，计算各种方案得失时要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所以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目标服务的，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为了在关键时刻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要轻装前进，抛弃任何会分散我们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就算会有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于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力并使其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篡夺中国人民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目前，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发生像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采取的行动也可能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虽然商业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应该是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最容易实现的地区是中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以驶至距离海洋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抵制外来侵略行为的后盾力量。
目前，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集中在长江流域，因为将一个地区控制在自己影响范围内的最好方法，是找到一个中心点而非四面出击。在此，我们发现几个强国的利益斗争有演变为对抗的危险。不过，这不表示我们需要建立会限制我们自由行动的联盟或者明确反对某个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行动上的自由无限放大，但我们的言语常常会有这种倾向，体现了我们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都是自由的，只要有能力自主行事。不过，这个能力是有限度的，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还想继续行事，合作就是必要的了。这种情况下，利益和思维方式的一致是行动得以协调，关系得以维持的前提条件。和我们在东方有关系的国家中，英国和我们在利益的性质、法律法规、道德规范方面有着最多的相同之处。因此，英美之间的合作是有可能实现的，但合作并不意味着放弃无处不在的选择自由的道义责任。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保证行动上的独立，而无条件的条约可能危及我们的自由，因为它要求我们为一无所知的未来作保证。
为了确保门户开放目标的充分实现，不仅要在中国显示我们的力量，而且要在海洋交通线上显示，尤其是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航线上。任务的广泛要求相关国家分工和合作。因为在目前陆权和海权的对抗中，没有一个海上强国有能力独自制定并抵御俄国的庞大计划，即使只在几个关键地区与俄国相抗衡也会令一个国家疲惫不堪。
欧洲和美洲都是通往远东的交通要道，前者取道苏伊士，后者经由太平洋。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内财富分布状况和海外交通状况要求我们开辟由我国的大西洋海岸经中美洲地峡通往远东的航道。这样，美国通往中国的交通线将经尼加拉瓜或巴拿马，就像欧洲航线经苏伊士一样；对欧洲航线而言，地中海、埃及、小亚细亚、红海和亚丁都是有关键意义的地点，而加勒比海、将来出现的中美洲运河的周边地区、夏威夷和菲律宾对我们也有类似的意义，它们的重要性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但是，我们保护这些地区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有特殊的意义，还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责任感使我们背负起这个任务。在这里我不是想说我们有义务为那些有能力照顾自己的强国服务，而是想表明在未来的太平洋商业上，在中国的发展上，我们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我们和他们应该相互扶持，并且应耻于得到比我们给予多的东西。随着我国实力的逐步发展，我们有能力要求在加勒比海和中美地峡拥有主宰地位；而且在我们曾经遭遇抵制的地区，我们已获得了英国的默许。这是我们外交胜利得到的好处呢，还是我们应该承担的另一份责任？答案当然是后者。这不是因为英国的利益与我们有所关联，而是共同的利益和对以中国为焦点的世界的责任使得我们和英国需要相互支持。仅仅在东方达成协议是不够的，我们双方还需要维护从各自海岸延伸出来的交通要道，只有这样，我们在远东的实力才不会因为必要交通受到封锁而有所下降。因此，我们必须在太平洋保持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大西洋也要如此。一方面为了防卫我国海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加勒比海保持我国海军的主宰地位十分必要，这不仅可以确保运用地峡运河增进我国的贸易，还能促使我国海军迅速进入太平洋。
总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显而易见，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并不是加大我们的分量就能实现的，还要衡量天平两端的现实状况。不过，当前的情况可以说明，我们想提高我国世界地位的想法不是一支无关轻重的海军力量可以实现的，它也不能免除我们作为国际大家庭一员的义务。在这个大家庭中，各国经常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并通过实力得到维护。我们还要考虑这种情况，巴拿马运河投入使用后，我国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两支舰队只能借助一条人工航道相互支援，而且这条航道又特别容易被切断。这样，中美洲运河并不能像一条天然海峡那样具有一条陆地间通道所应具有的军事价值。凭借这种价值，一支部署于中央的海军力量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有效行动，从而稳定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形势。就像一支部署在马耳他的强大舰队既可对直布罗陀，又可对苏伊士施加影响，因为它通往这两个地点的海上通道是畅通的。这种情况下，仅有的问题就是这支海军力量的大小了。从苏伊士向印度和地中海施加影响就既取决于军事力量，又取决于运河的开放情况。不过，由于苏伊士运河的地势天然平缓，它遭到切断的可能性要低于依赖船闸的中美洲运河。
在加勒比海巩固美国的海军地位有利于地峡运河的使用，而地峡运河可以缩短美国的大西洋沿岸与东方的距离，使美国的商业在东方顺利发展。不过，由于这是一个军事问题就一定具有所有军事共有的特征，那就是足够的安全绝对不会等同于绝对的安全。因为军事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危险都会存在。不过，通过各种手段可以获得一种对自己绝对有力的局面。
要想获得这种局面，我们建立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是有必要的，它可以应付各种紧急情况，也可以确立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统治地位，使其他国家明白我们的权威力量是不容挑衅的。因为只有我们在加勒比海的立场得到所有国家的普遍认可，我们才有把握地峡运河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为我们的商业发展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获得了一种对我们而言最安全、最有利的局面。
另外，直到今天为止，只有英国曾经试图挑战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而英国对西印度群岛和南美的兴趣起源于18世纪，当时英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商品就有南美的糖，所以英国人才一直想把西班牙的殖民地据为己有，在他们眼中它是有利可图的宝地，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因此，在四五十年前的加勒比海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的英国与我们美国是对立关系，毫无疑问，我们的门罗主义政策也无法使英、美的利益进行有效的调和。但是，近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英国对这些变化有了充分的认识。这些变化在印度和南美这两个地区也有所体现：在19世纪初期，英国贸易额的四分之一来源于印度，而今天的印度对于英国来说却是可有可无的地区；虽然南美的情况不像印度那么糟糕，但它为英国带来的利益远远比不上正在日益发展的其他地区。
基于上述情况，英国默许了我们在加勒比海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倾向将会继续提高。这是两个长期存在的事实促成的，一是英国放弃加勒比地区更有利于它在其他地区利益的顺利发展；二是我们与英国有着部分的共同利益，这就要求英、美进行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所以，我们会为英国的利益竭尽所能提供我们的帮助，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得到英国的支持和援助，尤其是当我们在加勒比海与其他国家发生政治冲突时。
显而易见，英国在近期的美西战争中给了我们美国道义上的支持。曾经有位值得我信赖的权威人士说过，英国不仅不会参加任何一个限制我国使用武力的国际联合声明，而且它还会积极地反对这种活动。英国人已经用行动向我们证明了它的诚意，这要比任何华丽的说辞更具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把英国的态度称为友谊或者谋略，不论哪种称呼都体现了我们有共同的利益，需要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虽然我们不能指望华盛顿曾经说过的每句话都是金科玉律，因为有些话只能在特定环境中使用，但有句话却是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根本用不着想象政府会一直按照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标准行事。”因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国家谋取福利，它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去做其他的事。
道义支持作为一个政治因素，它的基础是利益的一致性和政治策略的相似性，这就会引起人们的怀疑，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它是否还会产生其他的作用。例如，它是否会转化为物质上的互利互惠，它是否会促成某些国家的结盟等等。英国和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对立关系已经消失，传统的敌对情绪被现实中的共同利益所取代，它们都在为如何使中国进行广泛的门户开放而努力。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英、美均不希望它被外来势力控制、兼并或者瓜分，这既与美国的门罗主义有关，也因为中国保持统一对它们在中国的利益更有帮助。这个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英、美的合作，而它们在中国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但是，美国为此所做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只有在军事上有了充足的准备，才能应对各种突发的状况，这样目标才可能真正的实现。
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两国为了共同利益合作的意义，但是另一部分人对对方还存在着过去的敌对情绪，这会成为英、美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我们无法消除那些人的偏见，但我们可以不受他们想法的影响。虽然有时候情绪产生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它是短暂的、一时的；而基于现实基础为了共同利益采取的一致行动，却是长期的、持久的。谁能赢得最后的胜利是显而易见的。
门户开放政策对于英、美都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它能使美国的对华出口贸易额占到最大比重，那美国将会成为中国门户开放的最大受益者。除此之外，英、美的行为准则也十分相似，他们都认为瓜分和兼并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虽然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行为好像违背了上述准则，导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英国的偏见更深，但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英国这么做只是使德兰士瓦共和国有更好的发展，就像我们攻占菲律宾及100年前合并南部邦联一样。今天存在于美国人中对英国的偏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历史遗传，就像当初为了加勒比海问题英国对我们的敌意。不过，这些情绪是不会长久的，因为它与美国的利益是相悖的，这就使得它总有一天会消亡。但是，这种情绪对我们要建立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会产生消极影响，而海军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就如蓝天对于雄鹰的意义，在紧要时刻它会发挥关键的作用。
欧洲社会与赤道以北的大西洋相邻，我们认为它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有着决定性作用。这个地区内的领土边界情况已基本确定，而且它不会受到国家利益冲突的影响，由此形成的政治局面也是相对稳定的。而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则是大相径庭，因为各个国家对它的关注刚开始。400年前，随着美洲和好望角被人们探索发现，地中海在世界中的主宰地位由大西洋取代。在过去的50年中，亚洲成为各国注意的焦点，它们都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去挖掘里面可能存在的宝藏。人们随之而来的担忧是，各个方面均有差异的东西方文化相互碰撞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时，一定要强调欧洲文化的优越性和实时性，它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各个方面。它的生命活力和价值不仅在盎格鲁—萨克逊种族身上完美体现，在英国持续健康的发展中和英、美殖民地区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今天欧洲文明具有的特征，是传统文化与现实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在很久以前的传统中就有它的雏形，把它和具体的行动相融合，经过不断的传承发展，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美的责任是使它更好地发展，不仅造福它们，也为推动世界的发展贡献力量。美国是多民族聚合的国家，由于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法律传统，他们才能够团结一致、扶持发展。这种传统在孤立的环境中衍生、保持、发展，还从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古老家园中吸取养分。它具有强大的改造力，吞并了与它有着政治联系的所有种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由于美国的政治力量充满活力，它有责任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这份力量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肯定会遭遇其他国家的阻挠，因为这种做法可能损害到一些国家的利益。不过，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即使要有所牺牲，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
我们贡献力量的区域很明显应该是太平洋和东方，因此，我们绝对有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保证我们在加勒比海的主宰地位不受威胁。上文已经说到由于共同的利益我们和英国进行了合作，我们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因此我们不用担心会有国家对加勒比海下手。这种局面不仅有利于我国的安全，也能减少在海军上的支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思考一下，在这种情况下还对英国存有偏见应该吗？产生这些偏见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有些人是否也该放下呢？与时俱进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为了我国未来的顺利发展，希望所有的人都能从大局出发，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英美两国基于利益的一致性和传统的相似性建立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结盟可以体现的。反之，同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值得大力提倡。英美两国在亚洲会与许多国家相遇甚至产生斗争，这就要求它们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要有明确的认识，尤其要小心应对与它们的观点相悖的国家，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虽然我们和英国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却是完全不同的，这两方面决定着我国海军的运用。但它们却向以前提出的原则发出了挑战，因为那个原则可以决定海军的规模。我认为那个原则在今天也是对的，就如同以前那样。我并不是否定我国这几年的进步，也无意否认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只是想说那个原则是正确的，虽然它在新形势下产生的影响会有所不同。我们要想正确地分析今天的形势，就要把它与很久的以前相对比，找到制度形成的根源，挖掘出它里面蕴含的民族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谁与我们是真正不可分割的，更好地指导我们将来的行动，使我们找到利益的中心点。
在当前的形势下，由于我们和英国为了共同的利益有着合作关系，而一方力量的强弱会对另一方的利益产生影响，在我们尽力帮助英国的同时，我们衷心地希望英国强大的海军在英、美合作中能够起到重要作用。海军对于英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在维护国家安全、保持领土完整方面有巨大的意义。而我国就不是这样，一方面由于我国在海外没有获利巨大的领土；另一方面我们不担心与外界的交通被切断，因为我们仅仅依靠自己就能保证国内的发展。所以，单单针对我们的国内发展而言，海军是可有可无的。不过，为了我们和英国的合作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愿意倾尽全力组建一支规模较小的海军，为英美两国的合作服务。
但是，由于英国需要用到海军的地方很多导致它不能在我们有需要时及时给予支援，所以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创建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它可用在以下几个地方：一、可能出现敌对力量的东方和加勒比海；二、必须握有控制权的太平洋和大西洋；三、极易被暴力阻断的将要建设的中美洲运河。我国海军力量的强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大，它只会随着我们对亚洲认识的深入而改变。
影响海军力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人员，这点常常被我们忽略。由于操作各种机器的人员是过剩的，我们可以把他们编织在一起形成常备力量，在必要时他们就能发挥作用。在100年前的帆船时代，任何一个商船水手都会使用枪炮，所以，当时很容易招募到海军的预备人员用于突发的战争。
但现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因为现在的商船上的大多数人不会使用枪炮，他们对于战争没有多大作用。在战争时，一艘舰船上的人员中这种人最多占到三分之一。而常备军的计算要以战争时为标准，战争时所有人员的三分之二组成和平时期的常备军，另外的三分之一在战争来临时临时招募。
为了使我国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考虑扩大我国的责任。具体体现在：为了在太平洋和亚洲获得更多的利益，去反对欧洲国家侵占南美洲顶端国家的做法是否明智、是否符合道义精神？虽然英国忙着扩张领土、占领亚马孙河流域以南的国家，但这与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与那些国家没有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况且众所周知的是，他们讨厌我们。这可能与我们干预欧洲侵占它们的事情有关，我们的立场在战争时会受欢迎，平时则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但是，由于中美洲地峡对我们的意义非比寻常，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力量控制属于它范围内的地区。我们却不会关注美洲南端，因为它远离我们的本土，对于我们的价值不大，而我们需要把精力放在更有利益的地方，比如亚马孙河流域。它对我们的商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它表现出的商业价值是很明显的。由于国际谅解的功劳，这个地区被迫向所有的国家开放，而我国也要在此争得一席之地，把它作为门罗主义在各地区是否适用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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