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向外看

    英国可能是我们最难对付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在临近我国海岸的地方还掌握着坚固的据点。为了避免英国和我们的争端，与英国合作是首选方法。

    从各种迹象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美国人的对外想法在逐渐发生变化。因为在过去的25年里，主流观念是发展国内市场，这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也为政府指明了发展方向。由此而来的是排外思想，排斥一切可能冲击国内市场的想法和做法。这样做导致的后果就是，在接下来的25年里我们的利益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侵犯，我们也许会失去原有的优势。我国的贸易出口额能维持在较高水平是由于国内有着丰富的资源，而不是其他国家要求我们开放受到绝对保护的制造业。

    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美国人极力保护他们的工业，从而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拒绝与外界交流。使得美国的工业就如同近代的铁甲舰，装甲虽厚但引擎和火炮威力不大，防御尚可但攻击就有待商榷。在美国内部市场得到充足的保护时，它外部的世界市场也在飞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走出来，融入国际竞争，才能使自己永远充满活力。

    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思想是开放的，只要商人意识到国外有获利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冲破难关、想方设法得到它，这种情况不会因保守人士的反对或者阻挠发生变化。值得欣慰的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曾经支持保护主义的领导者由于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得出了美国有必要与外界互通有无的结论，他积极支持调整关税，促使美国商业向其他地区扩张的政策。而各个派别的人也都赞同布赖恩先生在最近一次讲话中的观点：“对于像我们这么巨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只是生产仅供我们消费或者使用的东西并不是一种让人渴望的上帝的安排。”这位知名人士的话给美国指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在近来的关税立法发生的变化中也有所体现。

    我们态度的转变表明了我们对当今局势认识的深入，我们明白了要想很好地为国家谋取福利，只有国内市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入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行，将国际市场与我们的巨大生产能力相结合，这样产品和市场相互联系的环节运输就形成了。如同英国，生产、市场和运输三者的完美组合不仅给英国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促使它成为海上霸主。由于航运和市场均不在我们的疆域内，在我们肯定它们的重要性的同时就要关注我国与世界的关系，这和我们原来自给自足的简单观念大相径庭。我们要想深刻地理解这些道理，就要知道我国和东西方遥遥相望，以及我国的海岸濒临大洋，而与大洋相邻的海岸对我国发展商业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我们的政策发生变化时，世界也处在动荡之中。欧洲的动乱与我国的关系不大，我们没必要为此浪费精力。但是，欧洲海上强国的目标不仅仅是陆地，他们要进行商业扩张，还要在远方树立威信。这就使得我们卷入了他们的争斗之中，尽管我们现在的对外政策还不完备。萨摩亚群岛的事件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欧洲国家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反应迅速，以确保我国未来的利益不受影响。目前，夏威夷群岛内部的矛盾越发激烈，我们必须在此树立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影响力。现在麻烦最多的是德国，它的商业活动和扩张政策与多个国家有所冲突：一、在加罗林群岛和西班牙有矛盾；二、在新几内亚划分上与英国有冲突；三、萨摩亚事务；四、围绕西太平洋群岛和美国发生纠纷。这一系列的事情促使我们对德国格外关注，从而我们了解到德国的扩张更多的来源于国民性格中的好战因素而非政府的有意政策，德国的政策只是顺应民意罢了。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不是好现象，因为它们有随时遭到侵犯的可能。

    欧洲地区动荡不定，它之外的世界也是如此。地中海、中美洲和许多太平洋岛屿——尤其是夏威夷群岛，这些地方的动荡源于它们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商业意义。与以前相比，大部分的国家更加厌恶战争，大家都希望维持和平的局面，谁也不愿承受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混乱。但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必须拥有和其他国家一样甚至超过它们的实力，只能是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想方设法减弱他人的力量。

    此外，争执的解决不能依靠国际法的规定或者基于公理的裁决，尤其是弱势一方代表着正义的时候。比如，有关白令海海域海豹猎捕的争端问题，我国的主张就极其符合国际法规定。但是，当我们想将它转为实际行动时，这不仅和我们对于国旗尊严的民族情感相抵触，也和实力强大的英国间接发生了冲突。英国不仅具有强大的海军，而且还有其殖民地人民对它的忠心，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的力量是可以依靠的，尤其作为英国较大殖民地的加拿大，对于英国的意义更是巨大。所以，尽管与我们有冲突的是加拿大，后者却利用英国来牵制我们。单单就英国本身来说，它与我们合作对双方的利益都有帮助；但是加拿大的要求却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加拿大是连接英国和其在太平洋的殖民地以及海上利益的纽带，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英国可能不能保证经由地中海通向东方的航线是畅通的，但它在由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连接起来的哈利法克斯和基蒂马特建立了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而有了另一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比前者受到海上攻击的可能性要小，而且两大基地对英国在北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商业和军事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无论我们和加拿大的争端以何种方式结束，都会使英国在加拿大及其他的殖民地中的威信大增。这种同为一体、互帮互助的意识对彼此都有利，也使帝国联邦体制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上述争端使我们明白了，争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它牵引出来的各种势力。它使我们确信中美洲地峡的运河建成之后，各个强国之间的争斗不可避免。众所周知，这条运河将会改变以往的贸易路线，提升加勒比海的地位，使它成为像红海那样的重要航道。以运河为中心的大片海域的商业和军事价值将会大大增加，运河本身也会成为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条约的保障，各个国家就会凭借自己的实力抢夺运河的控制权。而美国需要控制加拿大铁路，即使有其他国家海军对我国的海岸施压，因为我们没有实力争夺中美洲运河的控制权。就美国当前的军事力量而言，运河开通引起的争斗对它的确是一场灾难，对太平洋更是如此。

    尽管我国在资源上有着巨大优势，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在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发挥应有的影响。我们没有，也不愿意拥有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来维护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我们没有，也不急于建立确保海军安全的海岸防御；我们没有，也不梦想在加勒比海及其四周拥有如同其他强国那样的地盘；甚至，我们在墨西哥湾都没有海军码头作为行动基地。不过，我不是遗憾我们没有实力建立如同欧洲国家那样强大的海军，我只是意识到了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尽管我们国家的收入盈余很大，但对于海岸长度和暴露地带来说它依然显得贫乏。我遗憾的是，我们毫不关心如何加强我们海洋边界的防护，也不在意怎么才能使海军凭借地理优势在不可避免的争执中（比如最近发生的关于萨摩亚和白令海的争端，以及将来可能在加勒比海或中美运河地区出现的争端）发挥重要影响。难道我们想让德国获取巴拿马运河和尼加拉瓜运河的大西洋出口前方的荷属古拉索岛据点？难道我们默许某个强国从海地购得一个濒临向风海峡（我们的轮船经由该海峡开往地峡）的海军基地？还是我们允许某个国家控制夏威夷群岛？如果出现上述情况，我们是否有力量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失，使对方知难而退，在萨摩亚可以吗？还是在白令海？

    当我们进行军事准备时，一方面要考虑到主要的海军和军事强国距离我国海岸遥远以至于不易采取行动；另一方面，也要考虑欧洲国家的矛盾，它们对于我们变强的顾虑，以及它们无力对付我们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事实上，准确判断英国或者法国会动用多大的力量对付我国的海岸是我们确定海军力量的依据。只要我们的海军力量能够抗击英、法的攻击，并且我们的海岸能受到很好的保护使我们的海军打击想打击的目标，我们的权利就有了保障。不仅有国际法规定的权利，还有法律之外的各种实际权利。如果我们的军事力量足够强大，我们对于海豹猎捕场所的正当要求就有了保证。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大洋上截获别国船只，只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城市；由于我们的地理位置和人口优势，使得我们能够对加拿大的太平洋水域及其周边地区随意采取行动。

    尽管地理优势会使欧洲国家对我们采取行动时面临种种不利，但这不足以保证我们的绝对安全，只有继续加码才能使天平向我们倾斜。上述因素仅仅具有防御性，还是一部分而已。虽然我国的海岸距离欧洲遥远，但不是不可到达的；它们未设防御，只能抵抗较短的时间。如果欧洲出现三个月的和平，任何一个海上强国都可能动用足够强大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侵略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处境就相当危险。

    如果我们的海防力量不能变得强大，在贸易或战争方面就只能消极防御，永远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我们周围充满了斗争，“生存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词语我们如此熟悉，却很少有时间去细细体会它们想表达的真正含义。我们一直在用合法的程序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即使有时候会对我们造成损害。难道我国的人民就不能站出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吗？还是任由其他国家一步步侵入自己影响一直占上风的地区而无动于衷？

    我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有着遥远的距离，这与我们的市场孤立和航海方面利益减少有着重大关系。面对着标明了主要贸易路线的大西洋地图，我注意到的却是相对冷清的地区，如墨西哥湾、加勒比海，以及邻近的国家、岛屿。一条宽阔的运输带从北大西洋海岸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另一条从不列颠群岛经由地中海和红海通向东方。而从西印度群岛发出的是一条细线，它标志着英国在一个地区的贸易量。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目前加勒比海带给欧洲的利益是极小的。

    不过，一旦中美地峡被凿通，运河投入使用以后，该地区的商业价值就会迅速提高。因为只要是使用运河的船，就一定会经过加勒比地区，它将成为商业活动和政治利益的聚集点。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在美国防备最强的地区寻找支撑点。大多数的美国人对门罗主义只有浅显的认识，但这个广为人知的词语却对所有的人产生了影响，它引发战争的可能性比实际利益还要大，这种情绪引起的争端不是国际法或者道义权威能够化解的，因为争端的起因是利益而不是权利。法国和英国为了未来的长远利益，对所掌握的港口加强了管理，而在加勒比海的岛屿中和大陆上，有许多要点掌握在实力弱小的国家手中。难道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落入强大对手手里？我们只有把它们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具有守住它们的力量，才能使我们的利益不受损失。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认真观察外部世界的变化。我们国家逐步发展的生产力这么要求；日益开放的大众这么要求；美国处于两个大洋之间的地理位置也这么要求，并且会因即将出现的通道而强化。这种趋势还会因欧洲国家在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增加、日本的进步，以及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人们的进步精神而加强。

    前文提到，在当前我们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一条横穿地峡的运河会给我们带来灾难，太平洋沿岸会更危险。运河的修建不会使大西洋的海岸更加暴露，只会使大西洋及其所在的国家遭受到更多的外来危险且无力对付它们。而海上强国控制的通道会缩短太平洋海岸和欧洲之间的路线距离，从而使太平洋沿岸的危险大幅度上升。这种危险一方面体现为欧洲可以更方便地派遣舰队，另一方面，是某个强国可以在太平洋沿岸驻扎比原来实力更强的海军，以便有需要时被迅速召回国内。但是，如果我们在太平洋港口的实力能够大大加强，我国的海军优势就有了保障。由于太平洋港口入口的宽度和深度有限，鱼雷艇不能保证旧金山和普吉湾这两个中心位置的绝对安全，因为舰队可以通过炮台，所以，还需要派驻海岸防御舰队，与炮台有效配合反击敌人。这些舰船只能在指定的港口附近活动，它们是该港口的部分防御力量。这些舰队还可以在战争时给海军提供支持，它们不必具备远航的能力，但装甲和火力方面必须得到加强，使它们具备强大的攻防力量。

    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都没有非常接近我国的太平洋海岸，从而可以将它纳入自己的海岸防御舰队行动范围之内的港口，而英国是否会在温哥华岛部署舰队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只要加拿大太平洋海岸的交通被截断（我国一直有能力发起这样的打击），温哥华就失去了它的价值。这时，英国为了保护温哥华和加拿大的太平洋海岸，就一定会对我国的太平洋海岸施加压力，而我国目前的海防力量绝对阻止不了它。明知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切断加拿大太平洋海岸的交通线呢？整个加拿大的重要性也比不过我们易受攻击的大城市。况且，即使我们加强海岸防护，英国那样做成功的可能性也很高。我们给加拿大造成的损失能与我国海岸贸易被截断损失的利益相比吗？能与波士顿、纽约、特拉华和切萨匹克湾遭受封锁造成的损失相比吗？而英国的确有能力对我国的这些重要城市进行封锁，其他国家绝不会出面干预。

    此外，太平洋沿岸各州也需要军事力量的保护，因为在不远的将来它们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而这些地区对于我们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所以我国急需制定相关计划。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太平洋沿岸各州的重要性，仅仅由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组成的人口却控制着像旧金山、普吉湾和哥伦比亚河这样的交通枢纽时，会在太平洋产生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形成和发展要依靠军事力量做后盾，这需要在三方面做准备：一、重要的港口要筑建堡垒配合海岸防御舰队进行保护；二、设法增强海军力量，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而且攻击力量一定要强；三、我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不能在旧金山3000英里之内建立加煤站（夏威夷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及中美洲海岸均在这个距离之内）。因为燃料是舰船的动力来源，是进行海战不可缺少的物资，所以，燃料会被作为海军战略的中心问题来考虑。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许多国家拥有加煤站，这种情况绝不能在太平洋海岸重演，我们一定要拥有强大的武力，在太平洋先发制人，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前面已经说过，英国强大的海军及其在我们海岸的据点会使它成为我们敌对国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英国和我们能够达成谅解，那对我们两国都有利。英、美有着共同的法律和正义是非观念，即使会有一时的偏差，共同的利益也会将它导回正途。虽然英国和我们不可能正式结盟，但希望禀性和观念的相似会激发我们的亲近感，促使我们的合作成功。

    二、夏威夷的意义

    想象一下：独自拥有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重要据点，而且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没有任何据点可以取代它，这个情景多么吸引人。

    目前，夏威夷长期麻烦的冲突达到了顶峰，我们一直关注那儿的革命进展状况，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料。就像正值壮年的人可能骤然离世，在和平的表象下可能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分裂之源和利益冲突，这导致的后果也许是战争，也许是国家利益的丧失。面临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我们美国也需要做一个决定，一旦有突发状况我们是守是攻。不管我们希望与否，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不得不做的决定。我们还要考虑到，当我们可以前进的时候，如果不进反退会产生什么后果。这对世界的发展形势可能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对我国的影响却是不可估量的。

    其实，当前并不是一个麻烦不断的时代。我们和英国的利益联系源于传统习惯、思维方式和权力观念的相似，因此，为了我们的共同利益，我们要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识。虽然美国独立发展了一段时间，国内也涌入了形形色色的移民，但我们的政治传统和种族特征仍然是英国式的。尽管我们在尽力吸收各种各样的文化，但只要它们还未被我们完全同化，我们骨子里的政治组织和精神就依然是英国式的。我们关于自由、法律和权力的观念是英国一点点渗透给我们的，在基本法则方面我们比英国人更加保守。权力和法制观念是从自由精神中发展起来的，这两者一直被我们保持着。这种精神吸纳了我们原有的传统，而我们也发展了这种精神，使英国一直维持的原则（政府应是自由和善意的）得到了保持和传播。如今，在南方，我们想吞并与我们无关的种族；在北方，我们尊重与我们有着同样传统的州；与此同时，我们的目光也锁定了海洋。我国在幼年时，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我们的疆域抵达墨西哥湾；正值盛年的今天，我们又与太平洋比邻而居。我们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要在海平面的另一端寻求新的利益，尽管可能存在着各种危险，但为了我国未来的发展，冒险是值得的。

    现实情况的发展是我们那样做的依据，而夏威夷发生的事情虽然是这个现实的一小部分，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它告诉我们，错误的决定不但本身站不住脚，还会引发一连串的后遗症，导致全面的失败。我们正义的扩张与英国的侵略政策发生了摩擦，英国一直走的是扩张路线而且还会继续下去，这几乎成了一个不容改变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引下，直布罗陀、马耳他、塞浦路斯、埃及、亚丁和印度都被英国收入囊中，或者是使用武力，或者是借助政治交易，但一直被一股强大又恰到好处的力量所驾驭，向着英国预定的目标前进。不可否认的是，英国的每次行动总会有一个对手在旁边无限懊恼。例如，西班牙一直在为直布罗陀被占领而忧伤；拿破仑也说过，宁愿看到英国人出现在蒙马特尔，也不想它们侵占马耳他；还有法国对于埃及的想法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我们简单说一下英国在海上的另一根链条，它由哈利法克斯、百慕大、圣卢西亚和牙买加组成，有利于英国对大西洋、加勒比和巴拿马地峡的控制。但是，英国在太平洋地区没有控制权，对此他们非常不满。太平洋东岸商业的发展要远远晚于它的西岸，而且至今还没有很完善。当太平洋西岸的大门向欧洲冒险家打开时，这里已存在着中日古老的经济活动，它们提供的珍贵的物品受到商人们的喜爱。但是，美洲的西海岸只能提供墨西哥和秘鲁的金银，而这些东西也被西班牙所垄断。由于美洲的太平洋沿岸距离英国遥远，并且没有多大的贸易价值，所以无法引起英国商人们的兴趣。他们只有在利益的驱动下才会冒险，为了追求高额的利润，他们在经过的地区，在通往远方的航线上建立了许多据点。因为要到达北美的西部海岸就要绕过漫长、危险的合恩角，或者横穿更为危险的大陆，所以它是最晚被白人占据的中等富饶海岸之一。当温哥华正在勘察普吉湾时，美国已经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国家了。随之而来的是，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发展使英国再一次掌握了一条线的两端，它迫切希望在两端之间建立一些中继点。在这些中继点中，夏威夷群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是它的商业价值有多高，而是它在军事上具有很大的作用。

    地理位置、军事力量、资源状况这三者共同决定了一个海军据点的重要性。其中，天然形成的地理位置最重要，因为它是人力所不能改变的；而后两方面的欠缺可以得到后天的弥补，修筑堡垒可以增强据点的军事力量，囤积物资可以改变资源匮乏的状况，地理位置则是无论如何也变动不了的。

    在观念上，临近陆地的海洋和没有障碍物的平原没有什么区别。曾经一位著名的法国战术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大海上不存在战场。”这句话是说海上不具备束缚将士们行动的条件。但是在平原，不管它是地势平坦还是环境单一，人们都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居住在城镇、乡村，并有道路可以相互联系。道路的交会处就是力量所在，道路的数量及各自的价值决定了力量的大小，海上也是如此。虽然一只航船可以沿着多条航线中的任意一条到达目的地，可是距离、便利程度、交通或者风向这些因素决定了它常走的线路。假如航线经过海洋中的据点，这个据点又有很好的使用价值，它对航线就会产生影响力。当多条航线都要穿过一个据点时，这个据点的影响力就会极大，甚至可以驾驭一切。

    现在我们把这个假设用在夏威夷群岛上。夏威夷在海洋中的位置相对孤立，它是半径大约等于檀香山到旧金山距离圆的圆心。这个圆的周围是一系列群岛的边缘，圆内分布着一些小岛，其中的一些岛屿（如范宁岛和圣诞岛）已被英国占领。从旧金山到檀香山的距离是2100英里，轮船很容易航行这样的距离，这段距离与檀香山到吉尔伯特、马绍尔、萨摩亚和马克萨斯诸群岛的距离差不多。在上述的岛屿中，只有萨摩亚没被欧洲人控制。

    在这节的开头我们就说过，独自拥有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重要据点，而且在足够大的范围内没有任何据点可以取代它，这个情景多么吸引人。此外，特殊位置的岛屿和穿越太平洋的重要商业航线的联系也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不仅是实际运用中的航线，也包括将来肯定会有重要意义的航线，因为夏威夷的事态使我国不得不关注这种情势。上述的圆圈出了一些必然会有交通联系的中心点，此外，即将出现的中美地峡运河也会是一个改变海洋航线的重要中心点。不管中美地峡运河位于巴拿马还是尼加拉瓜，来自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众多船只会在此聚集，它将是一个举世无双的跨洋商业中心。各国将会密切注视连接这个中心的路线，也会详细考察它与太平洋其他中心的联系。

    从地峡通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的最短航线好像与夏威夷没有联系，但是通向中国、日本的航线还是要经过该群岛。从中美洲到北美港口的船只在我国海岸的影响范围内，这些情况及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力量分布得到了国际上的默认。英国、德国、荷兰也在西南太平洋达成了某种默契用来避免冲突的发生。尽管上述形势是人为的，但它有着客观的需要。

    我国的人口、利益、力量在濒临北太平洋东岸的国家中是最强的，因此，夏威夷群岛和我国的联系也是最密切的。尽管中美地峡运河未修通前，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到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航线要经过夏威夷群岛，但这并不能改变在此处美国利益超过英国的事实。这是因为美国有着地理位置的优势，它邻近夏威夷群岛，这一直被认为是对美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合理依据。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来说，它与南太平洋之间有美国这个距离夏威夷最近的国家的确是件坏事。但是，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夏威夷这个据点与我们在太平洋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怎么会放弃自己的利益去迁就加拿大呢？

    从上述的分析中就可以看出夏威夷群岛的重要性。它作为太平洋上的一个重要据点，对太平洋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对美国的商业活动和军事状况更是如此。我国临近夏威夷的优势，有利于我国的商业安全和控制海洋。反过来说，得到夏威夷群岛可以防止某个国家占领它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假如夏威夷落入某个强国手中，我国太平洋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国家遭受的损失也不言而喻。还有一点是，我国从普吉湾到墨西哥2500英里的海岸线上不能让任何国家建立加煤站，否则，也会对我们造成不利影响。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只有一个地点可以建立这样的加煤站，而我们绝对有能力阻止任何国家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如果想攻击我们就必须从3500英里外添加燃料，来回的遥远距离绝对不利于海上行动。当然，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煤矿是个例外。可一旦有需要，我们可以从陆地的一侧对其施压。海岸的攻防要素居然集中在夏威夷这一点上，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过的，但这更说明了控制它的重要性。

    我希望我们不要只看到掌握夏威夷的片面好处，认为它只与我国的一个地区或者我国的对外贸易有关。因为这不仅与现实的利益有关，还关系到许多未来的行动原则和政治策略，现在是确定这些原则及政策的时候了。只要我们不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尊重它们的各项权利，我们相信这些原则及政策是会被接受的，而兼并夏威夷就是第一个成果，是美国将其生命力向外扩张的必要象征。我们不会把我们的意愿强加给不想要它的国家，但我们希望他们自愿接受我们先进的思想和文明成果。宗教曾教导我们，抗拒传教事业的信条注定要衰亡，国家也是这样吗？我们看一下英国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精神发挥的作用从未消失，在英国刚开始向海洋进发的时候它就存在了。当时，英国的确没有明确的政策，只是顺应心中的想法一步步向前走。我们都知道，英国今天的地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善于利用每次机会，逐步成为海上霸主的。如今，英国的地位体现在英国语言的普及和英国制度的广泛使用上。如果当初英国人瞻前顾后、小心谨慎，它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另外，英国和美国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难道不会更有利于世界的发展吗？

    但是，如果我们的这种想法被误解为想借机牟取国家私利，那我们还不如把全部的精神用在为我国谋取福利上。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广泛的自身利益有时会和我们受到各种限制的狭隘的自身利益相矛盾。我国濒临三大海岸的优越地理位置要求我们通过地峡运河促进公用海洋的繁荣发展。因为陆地运输受到的限制较多，发展一直是缓慢的，就算绞尽脑汁、历尽艰辛也不能前进多少，因此，用陆运取代海运的想法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虽然集团的力量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抵制住缺乏组织的大众的抗争，但后者的力量会逐渐壮大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是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推进的必然结果。

    因此，地峡运河对美国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大小取决于美国针对运河的具体政策。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未来的具体行动，采用什么办法才能使国家获利最多，但我们可以参考历史，从那些被证明的成功案例中寻找答案。曾被历史证明的一个事实是，海洋的控制权（特别是重要航线的控制权）是决定国家力量和繁荣程度的条件之一，因为海运有着陆运无法比拟的优势。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能力，就一定要牢牢地掌握住通向地峡的与我们利益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据点。

    但是，这些行动的背后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否则，一切皆是空谈。因为不管是陆地上的还是海洋上的军事据点和堡垒位置如何优越、本身如何坚固，它们自身并没有控制力。只有结合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使它们的地位稳固、作用巨大。可是，由于我国的某些公民对海军力量的毫不关心，使得我们不得不担心某些推进活动会产生不良后果。

    从强大的海军力量是获得周边附属地的必要条件得出美国需要一支和英国一样强大海军的结论，这样的推论好像不符合逻辑。因为欧洲列强想对我们这样一个远离强国海军基地的国家施加军事压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距离看成是防护甲，认为它可以使我们高枕无忧，那未免太可笑了。不可能不是一定不会发生，况且军事上没有绝对的事，一切情况都会出现，因此，建立海军对于我国是必不可少的。在海军力量的问题上，一方面要考虑我国的现有领土及将来的可能范围；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把我国的利益与欧洲强国的利益重心分隔开，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此外，如果我国还能认清自己的势力范围，在此范围内又很好地维护了别国的合理利益，那我们在那的主宰地位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我们尤其希望，我国和英国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我们共有的精神会使我们更为亲近，我们将朝着共同的利益目标迈进，为实现长久的合作一起努力。

    三、地峡和海权

    如果我们认定我们追求的权利建立在自己推行权利的力量之上，不是其他国家强加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就要清楚地知道，只有控制了加勒比海才能很好地进行跨洋交通。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心中一直有个重要的观念，哥伦布最早把它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在时代落后又欠缺准确知识的条件下，哥伦布勾勒出了一条需要借助海洋的交通线，它以两种差异颇大的古老文明作为端点：一个是地中海，这里是欧洲商业、文化的发源地；另一个是东方海岸，这里有着富饶的群岛。直到今天，这两地还被大片的土地分隔开，不时有旅行者从这一端跋涉到另一端。但是，很早以前这两地不可能通过陆地交流相互影响。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地中海人民的独特性格，促进了他们的发展。从古至今，海洋作为这些国家共同利益的纽带，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哥伦布处于一个看不见外面情况的玻璃瓶中，他还是深深地信服并接受了某种东西。当他依据信念而不是所见前行时，他或许不会想到这次航行会给自己带来多大的荣誉，又会给后世造成多大的影响。

    有关哥伦布的丰功伟绩大家都非常熟悉，在此无须赘言。虽然他短暂的胜利之后是后半生的痛苦和屈辱，但他没有意识到那些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是解决不了的。他和之前的许多预言家一样，不知道当时的思维习惯，也不知道在他看来可以预知的精神在统治者那儿是不被理解、认可的。因为他发现的西方土地阻碍了航船者朝着利益前进的脚步，这阻碍就像亚洲的山脊那样难以克服，幸运的是这一切他并不知道。哥伦布直到生命的最后还念念不忘未出现的“秘密的海峡”，它一直是他活跃思维的源泉和终生奋斗的目标。如果他知道了真实的情况，这些可能就不存在了。

    哥伦布的最后一次航行到达了美洲大陆，考察了它的海岸，而这个地带隐藏着海峡的秘密，经过人们的努力它可能从梦中走进现实。在1502年秋天，哥伦布克服种种艰难到达了洪都拉斯的北部海岸，这是他的信念支持他沿着一个方向航行的结果。可是，经过慎重思考，他确定要找的海峡位于南方而非北方。于是，他逆风东行，折回了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而后朝预计的方向顺风前进。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他考察了波托韦洛海岸，发现并探测到几个入口，至今它们仍有重要性。哥伦布还沿着波托韦洛向东走了一点点，到达了一个当时西班牙人已经知晓的地点，他得出结论，从上述地点到尤卡坦的海岸没有断点，而这条海岸阻碍了他的亚洲之行。

    这样，哥伦布去世前，已经访察了那片土地上每一处可能存在的跨洋水道的地点。直到10年后，当巴尔博亚得到第一个看到南海的欧洲人的荣誉时，人们才知道那道难以跨越的障碍是多么狭窄，而穿过它的明显便利又是多具诱惑力。在早期，中美洲地区的西班牙首领之间不断斗争，而有所企图的西班牙政府还火上浇油；另一方面，探险家们从不间断的冒险探索，使上述争端的能量得到了更好的发挥。1522年1月，吉尔·冈萨雷斯从巴拿马出发，沿着太平洋海岸向北航行；3月，他发现了尼加拉瓜湖。1527年，另一位冒险家乘船去考察海岸剩余的部分，发现了尼加拉瓜湖的出口圣胡安河。

    随着西班牙掌握的殖民地的增加，地峡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而美国对加利福尼亚及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的扩展更增加了地峡的政治意义。那时，由于绕过合恩角的航道不但漫长而且充满艰辛，所以，人们希望找到更短、更少危险的路线。虽然陆上运输有着种种限制条件，但在没有进入蒸汽时代之前，它是一个较好的替代线路，今天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如此。于是，地峡及它附近的地区成为当时的主要商业中心。许多的航线在这里分开和聚合；东西方的物资在这里交换，有时非常顺利，但大多数时候是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只是使哥伦布的部分想法实现了；又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展，他的想法仍然没有完全实现。海峡之谜依旧是问题的关键和人们的怨恨。

    尽管如此，上述的商业中心所在地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即使不直接介入商业活动仅受影响的国家或者民族也是如此。不过，有野心的国家不会只是单纯地接受各种影响，它们会设法控制住关键地区。因为掌握了它们，不仅可以控制贸易路线，还有利于国家财富的增长，甚至影响国家的军事力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中美洲地峡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所在开始，对它的控制权的争夺就不曾间断。自然条件的优势使这个地区成为上述交流阻碍最少的地方，一直以来，该地区的固有因素或者随机因素的汇聚更突出了它的重要性。在几百年中，西印度群岛曾一直是欧洲国家的必要热带产品的唯一来源。在英国和拿破仑一世进行争斗期间，英国就是依靠西印度群岛和地峡两边的大陆地区的商业支撑，才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地峡和加勒比地区是关键因素，因此，控制海洋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还要掌握海洋上的重要据点，而这些据点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地峡。

    早期的掠夺者不仅是冷酷、贪婪的代表，他们也扮演了与后来无法无天的冒险者同样的角色。冒险者在今天被称为文明人的先驱，遍布各个地区，并使他们种族的声誉因其过度的行为有所损害，但是，尽管他们给种族带来了污点，他们还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行为指出了国家的前进方向。西班牙的掠夺者就是如此，他们的掠夺活动不仅是聚敛财富，也向人们证明了据点的重要性。就像200年前的一位雇佣军首领说的那样：“格林纳达的腐化殆尽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只要人们知道有尼加拉瓜湖，以及依赖于它的北方和南方海域之间的航线。”

    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着主权的争斗促成了英国的主宰地位。在他们身上，开拓精神和政治特征有着完美的融合；他们的发展速度和深远影响取决于当时没有约束的状态，它促使一个国家发挥应有的才华不会遇到任何束缚。而我们今天的发展就不会这样，因为现在有了制度、法律、道德等各方面的约束，尽管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而制定的，但它们毕竟是人为制定的，在社会的过渡时期并不适用。过渡状态是这样的时期：秩序脱胎于纷乱，一种结局的持久与否取决于自然力量发挥的程度，以及在没有外力干涉下达到的平衡。这样的时期不仅仅是在早期的没有法度的岁月，当国家陷入危机，传统的文化或者各种制度失效，政治制度要发生变化时，它都会出现。因此，如何在保持国家稳定的基础上加快促进国家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英国经历了扩张阶段，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凭借海洋成长为海上霸主，它的政治制度及国民的自由从不曾受到人为的限制。现在，英国又投入了新一轮的国家斗争中。英国的海军和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虽然英国人的才能能够使他们占领土地、获得财富，但他们从未发现占领未开化的或者没有活力的热带族群这件事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推行政治自由是不同的概念，而英国几个世纪的发展及其旺盛的活力则证明了广泛自由原则的强大生命力。无论如何，英国不会放弃推行它的法则，而且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阻止它这么做。总而一句话，英国的发展是非常顺利的。

    英国是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进入美洲的争斗的。进入新时代，英国找到了新的利益所在地，这时它在海洋和殖民方面的野心充分地体现出来。但是，与英国对抗的是在当时实力雄厚的西班牙，它掌握着加勒比海的多处重要据点和西属美洲大陆，并扬言独占世界的这一部分。显而易见，这种宣言遭到了强烈反对。假如先前人们对英国也有这么多的不满，那英国在海洋上的发展就不会这么顺利了。另外，如果英国今天的海洋政策是为了加强若干岛屿的核心力量而制定的，那么，任何国家的类似需要都不能阻碍英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

    17世纪上半叶，当西班牙的力量急速下降时，英国的内部斗争使它无暇顾及外面的发展，白白丧失了这个机会。不过，尽管英国暂时受挫，它的未来走向没变，随着克伦威尔平定了内乱，英国很快又恢复了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克伦威尔的政治策略增加了英国对海洋的需求，这不仅是为了得到外界的尊重，也为了使英国在疆界之外发挥应有的作用。英国人响应了克伦威尔的号召，重新走上了争夺海权的道路。克伦威尔让英国控制世界航运的做法是对的，或许在经济上不是最英明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最合适的。

    在克伦威尔统治时，英国海军才作为独立的力量树立了权威。1655年，克伦威尔吞并了牙买加这个加勒比海中控制地峡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要点，奠定了英国在该海域海权发展的基础。虽然，牙买加是克伦威尔攻占圣多明各失败后的尝试，但它更说明了一项军事政策如果是正确的，偶尔的厄运并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克伦威尔对西班牙的西印度属地采取行动，是为了打破它对这一富饶地带的垄断，而英国的这一行动只是控制这一群岛的邻近地区的开始。

    对于英国能够迅速崛起并长久保持支配地位的真实原因，历史学家也说不清楚。有个比较独特的说法是，有人认为在克伦威尔身上体现出的是“为宗教热情所误导的保守的、不好思考的秉性”。他们认为，一位睿智的政治家应该把目光放在法国上升的力量上，还要察觉到路易十四统领下谋求霸权开始的时间。如果这样行事，就会犯下和这位伟大君王一样的错误，失去海洋的控制权，同时也失去了使法国繁荣昌盛的源泉。假如英国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对它这个岛国的危害将会更大。对此哈勒姆分析得比较透彻，他说道：“当克伦威尔对西班牙宣战并袭击它的西印度属地时，他的确没有多少正当的借口。不过，如我所想的，这其中也根本没有什么有时使他受到指摘的失策之处。他吉星高照，以至于远征的失败恰恰使英国获得了一个比它以前的国王的任何胜利更能带来好处的属地。”这句话说明了，英国应该在海上寻求利益而非陆地。

    克伦威尔的宏伟目标因其不是时候的去世没能很好地实现，他的去世使英国在攻占地峡的行动中受到很大的阻碍，在他的铁腕下，这项行动也许能够成功。随后，英国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间，直到奥兰治的威廉登上英国王位，英国的统治再次步入正轨。国家政策约束了掠夺者毫无章法的行动，虽然突发的事件有时会使这项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但它还是被写入了英国1702年的目标中，逐渐和凭借地峡控制两大洋的交通的想法进行融合。这方面的著名事例是1780年纳尔逊进行的一次努力。当时，他想通过陆军的配合占领圣胡安河河道，取得经由尼加拉瓜湖的大洋间的通道。这次的尝试失败了，一方面是天气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西班牙的防御无法攻破。

    像纳尔逊碰到的这类困难阻碍了英国的推进步伐，使得英国想获得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提高自己利益的设想破灭，因为西班牙在此地的势力由来已久，英国不可能把它连根拔起。后来，英国运用自己的海上力量拿下了西印度群岛和地峡地区的控制权，英国海军保护着它的航运，为英国资本的迅速积累提供保障。一般情况下，英国强大的海军可以完成各种任务，所以，尽管英国不能像使用自己的财产那样随意调度、支配其他国家的物资，但它可以利用各种商业活动为自己谋利。这种情况在今天依旧存在，各国、各民族抢占地盘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各地的控制权依然由实力强大的国家掌握。它们念念不忘的还有中美地峡的控制权，它主要是由海军控制而且是占支配地位的海军，在此陆地力量只起到辅助作用。

    总而言之，上述情况就是1808年至1810年西班牙开始瓦解及西印度群岛的产业体系逐渐萎缩时的情形。这两个同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的紊乱，导致了地峡的迅速衰落，它周围岛屿的地位至今仍未能恢复。地峡地位的上升，主要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决定的，而不是对它有着影响的那些岛屿，随着美国开始向太平洋扩展，地峡又作为关键的政治因素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由于美国的地理状况是濒临两大洋，地峡对于它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虽然美国在这儿有着最主要的利益，但是并不表示其他国家在这儿就没有利益，尽管它们的利益不是占主要地位。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美国在这儿的利益是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利益，而其他国家大部分是纯粹的商业利益。

    我国坚守地峡的利益时也会遇到英国称霸海洋时的问题，即各个国家的强烈反对。克伦威尔对加勒比地区进行侵略和扩充海军的做法，导致了英国在此地的海军据点和军事力量不匹配的局面。另外，英国作为海上强国，每条新的航路都会和它有所关联，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它绝对会格外关注会改变现今局面的各种因素。

    而可能出现的跨洋运河与英国更是有着较大的利害关系，英国也意识到运河对美国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比自己的影响要大，所以，英国为了自己的利益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把运河的控制权纳入自己的行动目标中。众所周知，运河的开通使用将会给美国带来巨大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英国的利益，因为那时我国的大西洋海岸（和英国相竞争的那个制造业和商业国家的前沿）离太平洋的距离会更近，比英国距离太平洋上的许多据点都近。我们再来说一下现在的实际情况，利物浦到纽约的水路距离等于从瓦尔帕莱索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美洲西海岸的距离。这是因为从这两个港口出发经过位于巴西东海岸上从每个港口到此距离几乎相等的三角。如果有尼加拉瓜运河，纽约的船只经过这条河，而利物浦的船只使用苏伊士运河，这两个城市距太平洋西岸的距离相等而不再是东岸，而且，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以东海洋上的各个据点（比如说夏威夷群岛）距离纽约比距离利物浦更近。

    基于上述情况的竞争对英国会产生不利影响，它会使不列颠群岛现今贸易收入的八分之一受挫。虽然这种情况会引起英国的注意，但它对英国的影响只是政治上的、间接的。它并不会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主要利益，因为英国的主要利益都在以苏伊士运河为纽带的必经地区，而东太平洋地区的属地对于英国没有重要意义，这些地区却正好会受到地峡运河的影响。

    地峡运河缩短了我国两大海岸之间的距离，但也会使欧洲的海军更易抵达我国海岸，所以，尽管畅通无阻的水路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同样也会给我国带来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在获利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安全？

    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仅停留在外交上的讨论，而且没有取得突破。不过，由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仅引起一系列误解，还引起众多的争执，造成我国人民对此条约的强烈不满，这提醒我们需要明确的观念引导我们的行动。这些观念不会因政府的变化或者公众的反复无常而有所改变，它们会一直引导人们的想法、行动。

    从罗门主义的萌芽到19世纪中期，跨地峡航路的安全一直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850年4月19日订立了《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那时，英国掌握着一些大陆据点和外围岛屿，这些地盘在军事控制和政治干预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地盘中，一条200英里长的海滨地带构成的伯利兹是濒临洪都拉斯湾、紧邻尤卡坦的南界，由于伯利兹距离运河遥远，对运河不会造成威胁，所以美国的谈判者没把它当成一个问题，英国在那儿的权力也没有涉及。伯利兹首先被英国掠夺者侵占，他们进入该地区后就不再撤出，他们砍伐原木，在与西班牙的斗争中保住了自己的地盘。后来，他们的占领权和伐木权得到条约的承认，伯利兹一步步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获得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权，因为该地带从格拉西亚斯·阿迪奥斯角向南延伸至圣胡安河，这个要求没有超出以往的文明人和野蛮人达成的交易范围。1687年，英国用廉价的礼物换得了该地区的保护权。在西班牙延续控制该地区的期间里，英国和它的纠纷从没停止过。后来问题升级到了英美之间，美国不承认英国对莫斯基托海岸的保护。它认为该保护权和西班牙的优先权相抵触，而西班牙的权力应随着尼加拉瓜的独立转给尼加拉瓜。因为莫斯基托海岸距离可能出现的运河极近，它的归属权不会被等闲视之。这些顾虑也要放在海湾群岛，它位于洪都拉斯湾的南翼，靠近洪都拉斯共和国海岸，一旦被海军力量控制，就成为沟通伯利兹和莫斯基托海岸的桥梁。

    面对英国的占领情况，美国的谈判者只想让英国放弃保护权却没想到议题对未来产生的影响。在那时，人们和今天一样憎恶领土兼并和侵略扩张，结果，英国从莫斯基托海岸和海湾群岛这些并无权力只会给它制造麻烦的地区撤出时，我们也和英国人一样，保证不侵犯中美洲领土，还要在可能出现的运河中保持中立态度。一个特殊的条款也被写入了条约中，即两国政府的愿望不是实现一个具体的目标，而是建立一个普遍原则。

    这使得将海湾群岛和莫斯基托海岸归还给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事被耽搁了很久，这期间英国和我们的误解不断升级。英国坚持条约只是让它放弃侵占中美洲的领土，而我们的理解是条约让英国放弃任何的侵略想法。假如你也看到了条约，就能明白为什么英、美会有不同的理解；条约的措词既支持英国的立场又使美国的谈判者可以找到依据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它体现了美国的迫切和英国的谨慎。直到1860年，上述土地才被归还，此后，《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不还是我们和英国在地峡问题上的国际协议。

    英、美围绕这个条约的后续争执，在此没有必要详加阐释。对于削弱我们对于美洲大陆及海洋控制的任何规定，由于当时我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遗憾。今天，我们变得相当强大，但有些事还是令我们焦躁不安。如今的条约还是和以前一样，处处维护英国的利益。如果我们不反对外部干涉地峡地区，也不制定相应的政策支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英国将凭借自己的实力，长期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

    一直以来，我们在中立方面都做得很好，我们将自己中立起来，不去干预别国的事，也不让它们干预我们，这却给了其他强国大显身手的机会。在我们的国家里，国家政策体现了公众的意愿，而公众意愿凝聚的力量是无穷的。门罗主义一直没被广泛理解、普遍认同，它是一种模糊的流行观念；在地峡的问题上，它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站在哥伦布的角度看地峡，它是一个时代的征兆；在这个时代中，哥伦布魂牵梦萦的海峡将拉近东西方的联系。不过，对于一个位于东西方交界处的国家，即使海峡不能决定它的生死存亡，但控制海峡绝对有利于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有谁能否认这个国家对地峡的决定性影响？除了它的子民谁也没有权利这么做，但它的子民偏偏就这样做了；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为此，让我们记住一点，有时候无所作为和积极行动都会产生实际的影响。

    有效的行动取决于坚定的信念，而坚定的信念来源于国家合理的、健全的、依据历史经验制定的政策。在这里，将历史的教训与现实相结合产生新的政策，刚开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于这些不同我们不必有所顾虑，也不必觉得遗憾；只要讨论变得广泛、充满生机，就可能形成与现实相吻合的公众情绪，这是形成坚定信念的前提条件。值得担忧的是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应该抓住的机会置之不理，对于前进道路上的阻碍毫不在乎。就像尚未解决的夏威夷问题，针对它进行的讨论显示了障碍的存在，我们不能仅把它看成孤立的问题，还要把它与国家政策相联系，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了。有两种意见不一定是坏事，长期在两者之间左右摇摆就绝不会是好事。

    有一种意见（笔者对其并不赞同）认为，在不与某个国家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力量越薄弱，我们的观点越容易被对方接受，因为我们不会给它造成威胁。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也极力反对我们将武装力量放在海岸水域之外的要求。不过，由于我国要求控制地峡的想法引起了普遍关注，所以我们绝不会否认这个要求。

    笔者认为，事情的真实状况更像下面所说：我国独立于100年前，1850年前后有过短暂的暴动，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中美洲地峡的重要性是潜而未发的。不过，虽然这种重要性现在还不明显，但地峡的固有特点使它不能脱离其他地区独自存在，它的重要性也会随时间的推移显现出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使人们注意到了两点：一、太平洋沿岸各个州郡的发展提高了太平洋的重要性；二、我国的地理位置要求我们寻找通往其他地区的出口和道路，用以加快我国的各项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一条人工水道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将使我国有能力与欧洲竞争东亚的市场，它将使纽约到旧金山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到瓦尔帕莱索的航路变为原来的一半。

    上述的情况表明，开辟运河是早晚的事。但是，运河的修建对我们有主要的利益，其他国家也会获益。运河会为美国太平洋海岸的贸易提供一条又短又便利的通道，而欧洲和东方的贸易仍会依靠苏伊士运河的航线。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加倍注意，英国的政治家和海员都怀疑英国是否有能力控制从直布罗陀到红海的漫长航线，他们都赞同在战争时使用经过好望角的路线。但是，经过好望角前往东方的航线要比经由尼加拉瓜的长，而且，加勒比海航线的防攻击能力要强于通过地中海的一些航线。

    随着地峡地位的不断上升，我们又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欧洲列强对加勒比海据点越来越感兴趣，它们还对手中握有的地盘加强了控制。虽然，现在的国家比以前更不愿意进行战争，道义的力量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但是，利益依然决定着国家的政策。所以，我们应该明白什么样的政策对自己最有利，需要何种优势才能使天平向我们倾斜，保证我国利益的最大化。

    如果国家统治者同意那种观点，即我们越弱越有路可走，那我也无话可说。反之，如果认为我们的利益要靠自己的力量维护，那我们就要明白，只有控制了加勒比海才能保证跨洋交通的自由发展。想要控制一片海域必须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建立一支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二是掌握一些分布得当、作用巨大的重要据点，作为海军的基地。目前，加勒比海的据点都被各个强国所占据，我们没想过用暴力抢过来。不过，如果公众认为我们需要那些据点，而他们也希望我们得到它们，那我们将义不容辞。尽管宪法给人们造成了困扰，但它也是消除这些阻碍的一条途径。

    同样，我们发展海军让他们去承担各种任务的做法，也不违背道义精神。关于海军规模，大众认为我们只需要一支弱小的海军用于防御即可，而这会限制我们在当今形势下的发展。如果人们意识到我国有三条海岸线，而且还潜藏着各种不知名的危险，他们就会知道仅仅防御是不够的。

    军事力量会挑起战争的说法在今天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欧洲各个强国都有实力雄厚的军事力量，但它们也能相互制衡、相对平和地发展。另外，我们一定要明白，至今我们未受攻击的原因不是我们弱小，而是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利益竞争不值得它们攻击我们。随着运河的修建使用，这种情况将会发生变化，我们会被卷入它们的斗争中去，承担相应的后果。值得欣慰的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是一个海上强国，可以从以前类似的事件中寻找解决之道。

    四、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

    古巴和牙买加是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最重要的两个岛屿，从地理位置、军事实力和资源多寡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古巴略胜一筹。

    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重要性随着它们带给人们利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在很久以前，地中海是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早期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逐渐发展、产生影响。直到今天，地中海在一定意义上仍有重要性，尽管它的政治地位被在大西洋和北冰洋海岸形成的新的国家所取代。中世纪结束之前，地中海一直是保持东西方商业联系的纽带，因为它是利凡得通往东方的唯一水路，但是，后来发现的好望角取代了地中海的地位；同时，新世界又带来了新奇的物资和需要开垦的土地。而地中海只有自身的资源可以利用，东面有土耳其的骚扰，西面有西班牙的专制，中间又被许多的小国分割，多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使地中海丧失了对世界的影响力。

    法国革命战争时期，英国的商业状况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及战争的胜负，可这时英国的商船都被赶出了地中海，虽然只有2%的损失，还是对英国造成了影响。即使地中海处于不重要的时期，它和东西方的联系还是使得它在世界上具有某种政治意义，它一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自从英国在200年前进入地中海之后，它一直想成为地中海上实力最强的国家，尽管地中海对于它只有军事上的价值。

    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一起构成了陆间海和多岛海，它们也经历了命运的变迁。它们作为新世界的一部分被发现，当地丰富的资源、宜人的气候深深吸引了侵略者，当地温和的居民成为他们的奴隶。在墨西哥和秘鲁，侵略者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并经由一条艰险的热带航程送到了大洋的两岸。当时，尽管西班牙先下手为强，没让英国得到最富饶的土地，但英国从加勒比海获得的财富占其商业总额的25%，而地中海仅是2%。

    但是，这些地区处于一种特殊的专制主义统治下，这种统治消磨了人民的特性、束缚了人民的思想，他们没有想过反抗，也没有想过争取自己的权力，他们就像是一个个的木偶。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和西班牙的腓力二世都是专制的君主。但在英国人民的身上不仅体现了反抗压迫的精神，也体现了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在西班牙人民的身上则没有这些。而这些在美国的革命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英国一直没有忘记这场革命给它带来的教导，这是英国人民精神的继承和发展，是英国几个世纪一直在教授的。100多年过去了，英国的殖民者身上体现了英国人的政治才干，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却是看不到明天的黑暗、腐败。

    这是两种不同的表面现象，却有着一样的本质，它们都与当地的政治能力有关。地中海和加勒比海地区也是这样，都被看成是巨大利益的所在之地。这两片水域的自身价值和文化价值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政治作用和军事价值。这不仅和它们自身及邻近的国家有关，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安全。地中海和加勒比海都是由陆地围绕而成的海域，都是东西方交通的重要环节，和大洋相比范围显得很小，而且，由于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它们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缺点也十分相似。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地区（美国除外）不存在能够与欧洲的大陆强国相抗衡的陆军国家，而在地中海则不是这样。今天地中海的海上强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与陆上强国德国、奥地利和俄国正处于对峙的局面，后者处于主动地位。这种情况永远不可能出现在加勒比海，因为加勒比海的控制权掌握在海上强国的手里。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对它特别关注。

    有一点我们要清楚，那就是虽然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像一对孪生子紧密相连，但它们的地理单元是不同的。墨西哥湾北起佛罗里达半岛，南至尤卡坦半岛，两个岛屿界定了它的范围；中间是古巴岛，它的一边是指向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另一边则是通向加勒比海的尤卡坦海峡。这就引出了一个军事上的考虑，从密西西比河口往尤卡坦半岛的顶点，没有符合大型战舰的港口，其他地区比比皆是的港口在这条长长的海岸线上是不存在的，而这点有着非常重要的军事意义。

    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每一处，都有着重要的商业意义。在墨西哥湾，密西西比河河口是经过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船只进出口货物的汇合场所。无论来自何方、去往何处的货物都会在此汇聚，就像通途大道在大都市交汇一样。那些小而重要的墨西哥湾沿岸城市莫比尔、加尔维斯顿，或者是墨西哥的港市的存在，不但没有降低密西西比河口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更突出了它的作用。这些城市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可以通过佛罗里达海峡或尤卡坦海峡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

    在加勒比海也是如此，众多的港口对于本地区的热带产品的运输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道路的交汇仍是决定性的因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有着陆地运输和货物转运的缺陷，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地峡依然是东西方交通线上的关键环节，重要程度因时而变。如果地峡被一条运河贯穿，它将会成为一个可媲美密西西比河口的海上商业中心。但两者又会有所不同，在密西西比河口汇聚的水道位于一国之内，运输的是这一个国家的财富，而地峡汇聚的道路位于所有国家共有的海洋之上。因此，控制地峡除控制它本身外，还可以控制通向它的道路或者拥有实力强大的海军。因为海军对于海洋事务的作用，就像陆军决定堡垒的得失那样重要。

    这样，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就决定了两个军事探讨的中心。一个是通向这两片水域的道路有着商业上的价值，因此也就存在了政治和军事意义；另一个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内陆航线和交汇于地峡的太平洋一侧的海上航线，这两条航线与我们的关系不大，在此不做讨论。道路在军事学上被叫做“交通线”，交通线对战略、军事或海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军事行动离开了交通线，就像生长的植物离开了根一样，肯定会死亡的。所以，我们在地图上画出上述两个中心与外部联系的交通线，可以看出中心与外部相互依赖、相辅相成，任何一方被截断，另一方的作用就无法发挥；而且，墨西哥湾或加勒比海的军事价值是由这些交通线的价值决定的。

    在前文我们已经说过，一个港口的战略价值由三方面决定，即地理位置、军事力量和自然资源。之后，我们仔细分析了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各个港口，选出了最具优势的几个地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就没有这些优势。只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几个地点的价值不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容易掌握。另外，战略上的一个基本常识是，被动的地点不要占得太多，即使力量强大、军事行动不可或缺。与此相似，在研究海上行动的场所时，地点的数目要逐渐减少直至不可缺少、意义重大的几个地点。将一些不重要的据点舍弃，避免浪费精力，阻碍正确思维的形成。要形成思想，一是进行细致的考察；二是选择出最具影响力的据点。只有这样，才能把据点和军事行动很好地联系起来。

    在美国，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均可作为建立海军基地的地点，经过考察分析，专家小组主张选用后者。虽然笔者也赞同这个主张，但那并不表示前者就毫无用处。另外，这两地相互配合，可以更好地满足海上战略和陆地战略的需要，所以以国家海岸为基础的行动不能只依赖一个地点。尽管这两个地点距离太近使得某个国家可以同时监视它们，但是考虑到重型舰船的吃水深度不易在此航行，它们仍然是那条海岸线上的最佳选择。此外，位于佛罗里达半岛顶端之外的基韦斯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佛罗里达海峡中最好的防守基地，它对于战时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交通必不可少，所以绝对有必要把它掌握在我们手中。在基韦斯特西面的60英里处有一座位于德赖托图格斯岛上的古老堡垒，在特殊情况下它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另外，基韦斯特到密西西比河口的距离是550英里，到地峡的距离是1200英里。

    圣卢西亚岛和马提尼克是英国和法国在这片区域外围上的主要据点。如果英国想在这片区域建立辅助据点，安提瓜是最好的选择。它对于圣卢西亚的作用就像彭萨科拉对密西西比河口的作用一样，法属瓜德罗普岛对马提尼克岛也是如此。它们的优势主要是地理位置决定的，是所有岛屿中离英、法本土最近的，而且和母国之间不存在危险点。它们的缺点是，本身很小没有足够的自然资源，也容易遭到全面的封锁。这样，它们在战时的作用体现在对海洋的控制上。而彭萨科拉或新奥尔良却有大陆做后盾。

    正因为如此，西班牙统治的古巴岛和英属牙买加才显示出它们自身的优势。古巴岛呈狭窄状，圣安东尼奥角到迈西角的距离超过了600英里，与其他的岛屿相比它更像是大陆，它有着丰富的资源，完全可以满足自给自足的需要。虽然古巴岛的面积比爱尔兰小一半，但它的长度却是爱尔兰的两倍，因此，古巴岛有着很长的海岸线。古巴岛的天然港口集中在三大块，西部的代表是哈瓦那，东部是圣地亚哥和南部的西恩富戈斯，从西恩富戈斯到圣地亚哥335英里的距离是最短的；从西恩富戈斯至哈瓦那的水路距离是450英里，还要绕过古巴岛的西端，不过，两者之间的陆地距离较近，只有100英里的乡间路程。所以，作为一个海军基地和舰队供给来源，在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诸多岛屿中，古巴岛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体现在资源上，它的自然资源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另一方面，是可以通过内陆道路运输物资，没有海上被截的危险。此外，漫长的海岸线、众多的港口、多样走向的航路使得古巴岛不会遭受全面的封锁。这是一种很有优势的情形，即使力量不如对手，也可以凭借转移阵地获得胜利。

    牙买加的面积只有古巴岛的十分之一，长度是其五分之一，不管是供应来源还是作为行动中心，它的优势都不如后者。不过，由于如今它是英国的殖民地，碍于英国的关系，其他的国家也不敢对它采取行动，那么有关供应、封锁和行动方面的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从长远的角度看，任何地点上的优势都无法抵消机动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海军方面的劣势。如果西班牙和英国发生了战争，在古巴的西班牙人的有利之处是，它们与墨西哥湾港口间的交通线将会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这并不是说通过这些线路的古巴船只不会受到攻击，只是袭击这些交通线，进攻方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它们是易守难攻。在这样的情形下，地理位置的优势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就像拿破仑曾经说过的，“战争就是关于要点的事情”。这充分说明了获取要点的重要性。战争的结果取决于机动力量对要点的使用情况，这就像一枚棋子的功效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价值，还取决于它所在的位置。所以，虽然力量比位置更有价值，但位置上的巨大优势可以抵消力量上的较小劣势，而古巴的地理位置有着极大的优势。

    如果仅作为海上要点而言，牙买加对于战争的影响远不如古巴岛，即使牙买加的金斯敦有着优良的港口和海军基地。只有在海峡和加勒比海当地的问题上，牙买加才有优势，稍后我们会详细介绍。我们要先对选出的地区作介绍，这有利于解释为什么选它们做要点。

    在这些要点中，地峡地区的三处靠得很近。依据前面的原则，这三处应该只留下一个最有利的地点。不过，由于它们都挨着地峡这个加勒比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所在地，又有不同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都保留了下来。这三个地点是：港口小镇科隆、港口城市卡塔赫纳和奇里基湖。科隆不仅是巴拿马铁路在加勒比海的端点，而且是正在建设的运河的端点，它还贯穿了整个地峡；卡塔赫纳城是地峡附近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商业集中的港口；奇里基湖具备建立海军基地的所有自然条件。

    荷兰的库拉索岛被选为要点是由于它的自然环境。库拉索岛有一个不错的港口，经过改造它会成为一个极难攻破的防御港口，此外，它靠近进入地峡及经过牙买加东侧的航线。这使得库拉索岛有着军事上的重要性。不过，荷兰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它不可能再次参与全面的战争。现在的忧虑是，德国可能会因为荷兰仍占有大片的殖民地而想吞并它。就德国在欧洲的举动而言，这不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几个要点是：坎昆岛、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岛。坎昆岛位于尤卡坦半岛的端点，属于墨西哥；墨西哥与地峡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和美国的情况相似，它也濒临太平洋和大西洋这两大海洋，有着漫长的海岸线。不过，位于尤卡坦海峡的岛屿除了位置优势就没有其他优势了，它的停泊条件让人无法忍受，自然资源也少得可怜，防御力量靠大量的投入。另外，假如把该岛作为军事要点，只会让人们更清楚这个事实：古巴在尤卡坦海峡的控制上没有敌手，就像控制连接墨西哥湾和大西洋的佛罗里达海峡那样。

    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被作为要点是因为它们更能体现对大西洋与加勒比海之间的两个主要海峡的控制意义。萨马纳湾所处的圣多明各岛和波多黎各岛之间的莫纳海峡尤其适合由北而来的帆船航行，主要是因为这儿没有危险。圣托马斯岛濒临阿内加达海峡，欧洲到地峡的航线大部分经过该海峡。萨马纳湾和圣托马斯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天然力量和自然资源，圣托马斯是一个有着许多弱点的小岛；萨马纳湾尽管面积较大，物产也比较丰富，但它没有稳定的环境用来保证力量和资源得到充分的使用。要想符合港口的需要，这两个地方都要相应的发展防御力量。不过，尽管它们有着诸多的缺陷，但它们濒临海峡的地理位置还是使它们备受关注。因为对于莫纳海峡和阿内加达海峡的控制它们有着潜在的力量。

    地峡是加勒比地区的商业中心和军事中心，受到濒临两大洋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特别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加勒比海的入口和穿过加勒比海通向地峡的交通线，是地峡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因素。所以，战时控制住它们的意义与控制地峡的意义是等同的，而前面提及的要点对于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也要充分的考虑。

    接下来，我们跳过个体考察直接把这些要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些要点均掌握在一流强国手中，例如英国掌握了圣卢西亚，法国掌握了马提尼克，美国则掌握了彭萨科拉和密西西比河口。此外，那些一流强国还掌握了两个远离它们军事基地的要点，一个是距离彭萨科拉460英里的基韦斯特，另一个是距离圣卢西亚930英里的牙买加。

    从尤卡坦到圣托马斯的一系列地点分布在上述的主要基地和要点之间，将它们分割开。单单就位置而言，这些地点对于控制加勒比海的北部入口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一流强国没有控制这些地点中的任何一个。一直以来，加勒比海的北部各个入口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二是距离地峡很近，三是它们是与地峡及加勒比海范围之内的地区进行交通往来的必经之路。

    如果遵循特定的原则，加勒比海属于一个陆间海，一旦和旧世界的地中海或墨西哥湾相比较，这个修饰词就不太准确了。墨西哥湾和海洋的连接只有极少的海峡，从一个较近的地点就可以监视它，此外，地中海和墨西哥湾仅有几个有限的据点，前者是直布罗陀和其他几个地点，后者只有哈瓦那。而加勒比海的东边被一系列小岛所环绕，尽管这些小岛之间的通道不宽，但它们的数量很多，而且这些岛屿的许多地点可以实施军事活动，但过多的数目使这种影响力不能集中地发挥。加勒比海北侧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从古巴岛的西端到波多黎各岛的东头是一条1200英里的陆地阻隔带，这条阻隔带只被两条海峡阻断，如今的政治局势使得上述两处阻隔之地对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例如，与大西洋交通的畅通与否对英国生死攸关，与地峡的交通则对美国至关重要。此外，还有一些也要注意，加勒比海1200英里的阻隔带中有600英里位于古巴的土地上，其余的50英里是向风海峡，还有300多英里长的海地，最后是莫纳海峡。这就使得以古巴的圣地亚哥或牙买加为基地的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不但可以打击美国，也可以干扰加勒比海地区（尤其是地峡之间）的所有通道。

    与此类似，也要考虑佛罗里达半岛及海峡的狭窄对我国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海岸之间的商业和军事交通的影响。如果可以想象佛罗里达半岛被全部移走造成的影响，就可以很好地认识它对于我们海上利益的作用。佛罗里达半岛将我们从大西洋到墨西哥湾的航线向南推远了200英里，这使得我们为了很好地控制佛罗里达海峡必须拥有一个基地。但是，我们没有合适港口的这一情况把事情弄得很糟。

    实际上，地峡运河给美国带来的利益远不能和佛罗里达海峡相比较。因为前者将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后者连接的却是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在这里，佛罗里达半岛及其海峡所产生的影响被翻版到了古巴、海地、波多黎各及将它们分离的海峡上面。它们组合起来构成了一条长长的阻隔带，而这条阻隔带对于加勒比海有着独一无二的战略意义；假如敌人控制了海峡，这条阻隔带就会将墨西哥孤立出去。

    牙买加是这条阻隔带的起跳石，借助于它，我们就不必考虑入口问题，直接跳跃到地峡的交通方面。接下来我们就讨论这个问题。从牙买加到科隆、尤卡坦海峡和莫纳海峡的距离是相同的，均是500英里；从牙买加到加伊纳斯角和阿迪奥斯角的距离更短，都是450英里。此外，牙买加紧贴向风海峡的后梢，很容易控制它。最重要的是，牙买加可以作为大型舰队的基地，它发挥的作用就像将几个置于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的陆军据点发挥的作用一样。例如，从牙买加向每个方向派出一支比较精干的快速侦察船队，它们就能随时注意上述三个海峡的通行状况。

    牙买加具有的上述各种优势，使得它成为加勒比海中颇为重要的地点。这时我们是否会想起，牙买加是在克伦威尔时代偶然落入了英国手中，是英国攻占圣多明各失败后退而求其次的成果。此后的200多年中，牙买加的各个优点并没有完全发挥；在美国革命期间，牙买加再次被西班牙占领。而同样的偶然也发生在英国侵占直布罗陀和马耳他时，一系列的偶然会使我们产生这样的疑问：英国成为海上霸主难道是一个个的偶然促成的？

    不过，和古巴相比，牙买加在加勒比海的重要性要略逊一筹。一个地点军事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不可能完全弥补军事力量和自然资源两个方面的缺陷。直布罗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固有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但它的狭小、孤立和有限的资源使得它的攻击力量急速下降。牙买加被从古巴到地峡的航线所包围，作为军事基地，它不能和古巴相提并论，尽管牙买加的地理位置截断了古巴通往地峡的交通线，但它与美洲大陆的交通也被其他的国家所截。另外，牙买加的资源不足以自给自足，必须依靠外界的提供；而古巴的自然资源充足，它的幅员、人口数量、海港数目和产业规模使它具有成为商业社会的资本。这些使得古巴成为最具军事意义的岛屿。而且，只要与美国的关系不破裂，古巴就绝对不会发生被孤立的情况。

    这类探讨的目的是从众多有利的因素中找出决定性的因素，这样，战略图上的特点才能显露出来。我们前文的描述就是挑选、分析的过程，我们大体涉及了三个方面：一是密西西比河口和地峡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中心点；二是将这两个中心点和其他地区相连的四条主要航线，它们是连接地峡和密西西比河口、连接地峡和北美海岸、连接墨西哥湾和北美海岸及连接地峡和欧洲；三是所选要点的重要性。

    通过各种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交通线在军事战略中的重要性，但那些对多条交通线有决定性影响的地点更重要。上述四条主要交通线中，有三条在古巴和牙买加附近并由它们所控制，这三条是从密西西比河口经过尤卡坦海峡到地峡、从密西西比河口经过佛罗里达海峡到美国的大西洋海岸和从地峡经过向风海峡到北美大西洋海岸。从地峡到欧洲的第四条航线距离牙买加较近，但是与其他岛屿相比，古巴和牙买加对它的控制力仍是最强的。因此，古巴和牙买加对于控制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向风海峡是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的战略中心，它将检验古巴和牙买加的实际力量。在上文我们已经说过，尽管要点和机动力量是决定战争结果的两个主要要素，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机动力量而非要点。一旦统治这两个岛屿的国家发生冲突，向风海峡的受控制状况将左右它们的机动力量，因为该海峡是牙买加通向美国海岸、哈利法克斯、百慕大最短且最佳路线的必经之处，对牙买加而言它必须是开放的。假如牙买加的力量不足以保持它的开放，那牙买加就只能规避来维持基本供应，这种情形持续下去的后果就是牙买加被完全的孤立出去。

    最后，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在地理位置、军事力量还是自然资源上，古巴都比牙买加有优势。如果牙买加想要和古巴平起平坐或者超越它，它就必须拥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力量，用以确保向风海峡的开放。在当前的政治局势下，如果英国和西班牙发生战争，英国的机动力量绝对能应付；但如果是几个海上强国之间爆发战争，那就不好说了。在1778年的战争中，英国就曾以为会失去向风海峡的控制权，失去牙买加，是敌人的失误改变了这一切。曾经的可能在今天同样可能出现，英国会有再一次的幸运吗？

    五、英美重新联合的可能

    今天不会再出现一个国家独霸海洋的局面，但是英、美可能在控制海洋方面建立合作，共同掌握海洋的控制权。

    “亲缘关系”和“同盟”是两个差别很大的词，就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而言，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不同的。前者指的是一种自然关系，后者则是人为促成的。因此，在“同盟”这个词中，可以感觉到一条人为制作的纽带；这条纽带既可以凝聚力量，也会给人带来烦恼。它就如同社会生活中的婚姻纽带，当它有强烈的感情作为基础时，无疑是力量最强大的纽带；但是当感情破裂、爱情不再存在时，婚姻带给人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忧愁。

    而我们美国和英国之间有着实实在在的“亲缘关系”，我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传统，这会促使我们建立友善的关系。在这儿我们将见识亲缘的作用，见证亲情的力量。这就像有着同一血缘的孩子，尽管他们有过争吵、有过矛盾，但当他们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有害的，他们就会和好如初，感情会更加亲密。这种感情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会思考感情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世界。这时，我们是否会想起，英国和美国之间除了感情外，还有着共同的政治传统和思维习惯，两国人民的民族风情有着同一道德力量的引导。欧美文化中体现了个人自由和遵守法律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在英国和美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使两者保持平衡的方法已经找到了。虽然我们有时也会左右摇摆，一会儿倾向这边，一会儿倾向那边，但我们的摆动绝不会过多地偏离正常轨道。

    英美两国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它们的地理状况在程度上虽有差异，但本质上是相同的。它们都与其他的对手在地理上相分离，从而不必组建庞大的陆军用以攻防，但是，它们必须以海洋为媒介，为国家谋取福利，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地理上的孤立给英国带来的好处，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英伦列岛有限的领土幅员向英国人提出了向外扩张的要求，而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对于一般的国家而言，侵占陆地及使用随之而来的特权是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对于英国和美国来说，却是海上利益与它们的发展紧密相连。要想很好地获得海上利益，就要有一支力量足够强大的海军驾驭海洋事务，在必要的时候参加攻防战争。英国曾经就是运用这种力量，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的，并推动历史沿着较好的方向前进。

    当上述的因素发挥作用，将英美两国领入一条道路时，需要考虑的是制定怎样的政策来促进英、美更好地发展。虽然我和其他的人一样希望英国和美国在海洋方面达成同盟，但当前的形势又让我有所担忧。让每个国家受到一些教训，充分认识到自己国家海洋利益的广泛程度，更有利于看清楚利益的一致性。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一致性就不能牢牢地印在心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向海洋进攻，凭借它们大展宏图。

    虽然我坚信英美两国在海洋上的真诚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会促进整个世界的进步，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耐心地等待这种局面的出现，而不是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揠苗助长。因为有些东西是不能强求的，有些过程是不能催化的，只有顺其自然地发展，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就连英国都尚未做好和美国再次联合的准备，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急不可耐呢！

    我非常赞同乔治·克拉克爵士和怀特先生的主张，即目前的时机还没成熟。在美国人的认识和思想中，还不能接受英美联合这种情况，而且我不认为英国公民有充足的心理准备。两个主张都提到了英美之间的海军同盟，尽管主张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是，美国还未认识到它在海洋上有着巨大的利益，而且，我国的大部分人都坚持这个观念，即我们的抱负应该受限于我国东部、西部和南部海岸的三处海洋。我也曾经认为它是真理，但对于现在甚至是更远的未来，它绝对是不正确的。既然它被认定已不合时宜，在我们采取其他行动之前，就应该摒弃它。因为国家政策的统一、稳定，离不开公众一致的信念。信念一旦形成，在特定时刻发挥的力量将是无穷的，就像1861年北方和南方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如果我国人民对于海洋的认识不发生变化，他们就不会承认海洋是决定我国繁荣及历史走向的最重要因素。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关系着全世界人民的福祉。迄今为止，人类的命运是由欧美文明指引着，那欧洲和美国文明到底是怎样的呢？它就是沙漠中的绿洲，被许多的内部矛盾所分裂，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的力量。欧洲的这种力量一方面用来对付外部的侵犯，另一方面处理自身内部矛盾。对于后者，我们不时提出警告，他们不能视而不见。但是，我们却很少去注意外部力量对我们的威胁，也没有意识到武力对于保有我们的文明是多么重要。

    随着迦太基的败落，罗马成为了地中海的主宰者。在罗马的统治下，逐渐实现了和平；但是，我们今天的战火和纷争又将它击得粉碎。那时候，地中海国家的冲突逐渐减弱，物质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而兵器却被人们抛到了脑后。在高卢和日耳曼战事中，恺撒修建了一条外围樊篱，它存在了几百年；当与它相伴的铁骨豪情退化成对舒适安逸的追求时，它的死亡期限也就不远了。

    上述的教训还历历在目，今天我们又是否能够希望有着长久的和平稳定，商业贸易顺利发展，生活中没有艰难困苦，这是我们追求的梦想还是可以得到的现实？未来是否会实现无法预料，但现在无法成真却是可以肯定的。就如今的局势而言，国家间的争夺不可避免，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纠纷中，武夫精神、尚武之气绝对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凭借它们就可以对付外部或者内部的破坏力量。

    美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成为海军强国的事实都不能保证世界的普遍和平，即使未来可能发生的英国和美国诚挚的合作同样不能保证。因为整个世界的美好前景不是基于普遍的和睦，也不是对和平的憧憬，而是在利益的竞争中，在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在每个人努力满足自己要求的奋斗中。在这种特殊的斗争中，巨大的国家利益和觉醒的民族精神将引导美国发挥应有的作用，抛弃不再符合现今局势的孤立政策，并且逐渐意识到，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美国有必要在欧洲承担相应的责任。我国的太平洋地区和英国的太平洋殖民地都感受到了来自中亚和东亚的威胁，他们向太平洋的进发表明，他们可能会沿陆西进，甚至会跨海东行。不过，我没有研究过他们运动的细节，也许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但当今的局势却潜藏着发生的可能性，我们仅有的屏障是尚武精神。不管何时何地，海权的作用都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我国成为向海权提供动力的前沿地带之一。

    为了我们未来的目标，现在就要采取行动，这样才能有备无患。借助海洋运输和海上力量控制海洋就可以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因为陆地带来的财富永远比不上海洋，它也没有海洋那样便利的交通。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交通媒介，今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像过去那样独霸海洋，只能通过竞争的方式争取对海洋的控制，甚至可能会动用武力来争夺海权。对海权的争夺会使所有的国家处于高度的警戒状态，会激发出对于目标矢志不渝的精神和力争上游的品质，这正是国家力量的源泉。这个社会的一致性不是各种情况的简单雷同，而是有着共同标准的道义精神和思维模式。

    虽然欧洲国家有着很多共同的东西，但它们的不同却将它们分成一个个的集团。当这些集团在地理上的位置相邻近时，它们就像同级的磁铁相互排斥，只能看到政治上的分歧，把共同之处抛诸脑后了。如果距离相对比较远，由于接触较少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就像美国和英国的情形，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思维可能产生相同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将被政治联合所发扬光大，后者所依靠的是自然的亲情和共同的利益，而不是所谓的条约规定。假如存在合作精神，一个民族就会提供各种条件促使精神发挥作用，而英美两国也会找到合适的方法维护它们在海洋上的共同利益。如果英国和美国真的实现了联盟，这可能是大众期盼的结果，而非政治家手腕的体现。

    另外，我认为我们不必有这种认识：英国和美国的合作会使海洋商业免受战争的侵扰。在此，我必须把我的观点清楚地表示出来，即使有些人认为它们是消极的，有些人认为它们与我原来的主张有所冲突。

    乔治爵士主张的英国和美国间的同盟是建立海军联盟，而怀特先生则建议建立正式的条约关系。不可否认，他们的主张都是为了促进英、美的友善，避免不必要的分歧。另外，也为了两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时可以相互支持。这样的确可以很好地避免发生战争，因为英、美在海洋上的联合是无懈可击的，它们可以在总体上驾驭海洋。我认为，英国和美国联合的结果就是成为海洋上的支配力量。这时，有人也许就会产生疑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对某个敌国让步，使它的商业不受侵犯呢？乔治爵士曾说，“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不能在其他国家的商业中找到攻击的动机”。因为海军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商业而不是相互打斗，由此可知，它在战争中的目标是不让敌人得到资源。乔治爵士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说，“破坏商业只有在遵循了给敌人以最深重打击的原则、着眼于加快战争胜负的到来之时才能被认为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限制性让步的后果，他和怀特先生也没有恰如其分地承认商业破坏的巨大意义。

    我认为，他们两位没有分清一般的商业破坏和凭借海军实施的商业破坏之间的差别。所有的海上国家都或多或少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海洋商业上，对于这样的国家，海洋就是最重要的命脉，但它们的海洋贸易又随时可能处于强大敌手的控制中。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对手会放弃如此的优势？难道它们的海军就是摆着看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就像英法战争中，英国的海军不仅保护了自己的海洋商业，同时也打击了法国的海洋商业，从而促进了英国的胜利。

    如今英国的海上地位大不如从前，所以它才会承认挂中立国旗帜的船只上的货物不容侵犯这个原则。对于英国这一让步的解释是：现在的英国无力对付中立国和它的对手的联合攻击，因此只能尽力维护中立国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项让步对中立国的好处不言而喻，但却对交战国不利。不过，就目前的局势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海上力量可以推翻这个原则。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个海上强国永远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让对手的“私人财产”免受侵犯。而这却是任何一个弱势的海上交战国的梦想，它们都认为这是很合理的要求。在这合理的表层下并没有什么令人疑惑的思想，它们只是没有认清事情的本质而已。在陆地上，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基于这样的原则——损害不会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威胁时，就不会出现侵犯私人财产的事。出于这个原因，没有投入商业冒险的个人财产在海战中会受到保护。另一方面，陆地上的规则是会发生变化的，当私人财产给敌国造成威胁时，它就不会受到保护了。如今，海洋上的私人财产增加了它所属的国家的财富。一旦这个国家发生战争，这些财富就增加了它的财力，也给对手造成了损害。因为海洋商业是海上国家的力量源泉，对商业的打击就犹如对交通的打击，它截断了国家的营养，切断了国家的力量之根、战争之筋腱。所以在战争时，人们希望商业能免遭战火的荼毒，因为对商业的打击的确是最致命的打击。

    假如只是小打小闹、止步不前，破坏商业的方针可能会受到指责，但是集中力量、有条不紊地掌握住海洋，是值得肯定的取胜之法。从比较中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推论：如果两个交战国达成协议保证商业贸易不受侵犯，那陆军也可以在交通线上达成一致。

    六、未来和美国海军

    海军力量是决定国家政策能否顺利执行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但我们有组建强大海军的潜力。

    如果我国想要建立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就要用新型的舰船去取代已不能胜任现在各种任务的原来的舰船。我们决不能让我国的海军舰队是个无用的花架子，更不能是毫无攻防力量的稻草人。不过，我国海军重建的事已经引起大家的普遍关注，程度比新闻贩子和记者的好奇心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关注中，有一部分是忧虑和敌意，另一部分则是友好和祝愿。这两种情形都说明了一件事，我国海军的组建是符合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的，而这种发展变化与海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国家的有些人却没有这种意识，他们认为我国的政治利益仅仅在我国的疆土上，不愿承认现今的局势要求我们在全世界发挥影响，他们带着厌恶的情绪和怀疑的态度看待一个事物的成长。另外一些人则与他们相反，他们随时注意时代的变化和特征，关注其他国家的政治状况和海外活动，觉得我们有必要介入那些争论中去，具体指本世纪初的那代人或许认为过于远离他们的关心，因而自然地完全处于他们的影响力之外的那类争论。

    有关永恒真理的宗教信条可能会一直宣讲下去，但今天有些宗教主张却处于尴尬的局面。它们来源于人们的传统生活，反映了以前的人们对于真理的看法。政治信条针对的是世界复杂多变的形势，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它会变得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时人们就不可能还信守它。如今的美国和19世纪初的美国在形势上有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会再接受被奉为信条的先例，我们需要制定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政策。19世纪时，美国只是北美地区几个陆上强国之一，它和其他的国家有着利益的纠纷，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位置上邻近，后者是导致摩擦的主要因素。当时的美国政府为了消除摩擦的根源，想吞并所有存在争议的土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和其他国家讨价还价，运用各种计谋甚至进行威胁。例如，我们从一个无权出卖路易斯安那的政府那儿购买了它，并无视另一个大国的抗议；我们通过曲解谈判的方法获得了西佛罗里达。仅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国当时的政府是相当英明的，另外，当时上述地区的人口稀少也是它们被我国迅速兼并的原因之一。

    尽管当时的政治家们意识到了在大陆扩张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考虑到有关长远利益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忙着处理有关眼前利益的事情，没有过多的精力考虑将来的问题，但是这对于治理国家却是一个大忌。不过，美国当时的政府还是发现，一旦有了外部利益，就绝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不采取措施保护它们。所以，尽管我国当时对大陆以外的世界没有野心，但我们的商业活动导致我国的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了冲突。那时候，我国政府想和英国达成协议，和平解决我们的矛盾，而不是利用武力解决。但这个愿望最终没能实现，1812年爆发了英美战争，我们应该从这场战争中吸取教训。

    构成当今美国及整个世界所处政治局势的因素和19世纪初大不相同，就是我们如今的实力也不能决定一切，只能改变问题的程度而不能改变性质。我们今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和世界上的主要强国之间的关系密切了，而以前我们在政治上是处于孤立状态。当时，我国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国家对欧洲的格外关注导致了我们的孤立，而孤立政策也符合我国当时的具体情况，因为我们需要时间发展壮大自己。那时候，除了有关密西西比河航行权的问题，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就是商业贸易。今天有些人反对我国在境外进行政治活动的理由，就如当时反对我们进行商业贸易时一样。总之，就是让我们待在自己的国内，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在今天，没有多少人会赞同将美国割离它的主要商业航线的政策。但是，在1807年，美国人宁愿忍气吞声也不愿为此而战，或者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力量用以迎接或避免战争。在如今的局势下，我们决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不武装自己的结果就是被别人吃掉。当今世界的政治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海洋成为主要的交通渠道，各国间的距离也在逐渐缩小。正如前文所说，接近是产生政治摩擦的根源，但接近也是当今时代的特征，世界变得更小了。不过，虽然距离缩短了，但海上距离仍然存在，政治影响要依靠海军才能跨越它。所以，海军对于我们来说必不可少，当突发状况发生时，我们可以凭借它来解决。

    要想知道杰斐逊对海军的认识，就要分析一下当时转瞬即逝的事实情况。1812年的战争，我国的海岸线遭到攻击，几乎导致对外交通线的全部瘫痪，这时我们意识到了海军力量的重要性。尽管当时的海军在战斗中有突出的表现，但光荣只属于他们自己；政治家们应该感到羞耻，是他们让国家遭受了海岸被攻击、商业遭炮轰的局面。因为当时美国的海军只是一支小小的力量，只能进行零散的行动，不存在单个行动与整体行动的相互配合、紧密联系。

    在1812年的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国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事，这就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它不仅使我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对我国海军有着重要的影响。虽然很多人对门罗主义的认识不全面或者有所曲解，但门罗主义的作用不是让我们承担无法摆脱的义务，而是通过一些先例，找到一种全体人民都认可的普遍立场。我们可能需要接受一些由门罗主义推导出来的结论，但我们没有必要把它们全归到门罗主义里面去；也许这些结论更符合当今的局势，但它们和门罗主义是两码事，尽管它们有着共同之处，门罗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美国疆界之外的地区中有着对美国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而门罗主义设想的实现要依靠海军，因为只有海军才能为它提供保障。

    虽然门罗主义是由一个具体的政治事件引出来的，但它却是历史不断前进、发展变化的产物。在1778年，我们反对法国从英国手中夺回加拿大的思想中就有它的萌芽。但是，这种意识并没有在1783年的佛罗里达身上得到延续，它依旧被英国转让给了西班牙。从那时到1815年的这段时间里，有关土地转让的事，我们一直保持沉默。不过，这种情况在今天绝对不会发生，因为这关系到原则问题。

    国家的发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门罗主义，我国政治影响的范围如何确定，这些显然不是一位海军军官需要操心的事。他只要认识到门罗主义的提出对国家有着重要意义而不仅仅是美国人民对南非的同情就足够了。假如门罗主义只具有后者的意义，它很快就会被人们忘记，就像所有基于同情发表的声明一样。门罗主义之所以一直充满活力，是因为它体现了一项有关自身利益的不变原则。这项原则一开始针对的是欧洲可能干涉美洲的问题，后来又有了多次类似的运用，这些运用基于的事实背景的重要性也日益上升，并在今天达到了顶峰。美国如今已成为太平洋上的强大国家，在不远的将来还可能凭借运河进行两大海岸间的商业活动。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门罗主义有所调整，调整后它表现出的本质特征是：承认不处于我国控制下的海外地区不仅与我国公民利益有关，也与整个国家的利益有关。在特殊的情况下，我们也许会将这些地区收入囊中。

    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改正某些人认为我国海军只需具备防御力量的错误观点。因为我们在海外有着需要海军去维护的利益，因此，我国的海军除保护我国的海岸之外，还要做其他的事。另外，一个公认的原则是，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战争中采取主动，不管这在道义上是否站得住脚。

    对于国家的安全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目标和将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假如一个国家同时具备了这两点，它就可以应付各种情况。不过，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存在争论，也不是说对外界的局势有着准确的认识。最危险的情况是，平时大家都沉默寡言，心血来潮时就贸然行动，而且没有合理的组织；自由国家最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而它们往往缺乏必要的准备。不过，即使自由国家的政府更迭比较频繁，它们的民众在行动上缺乏一致性，但民众有一种本能，能够下意识地领悟到真理在行动前做好准备。虽然美国的公民没有认识到美国在海外的政治利益，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与海军的重建有着联系，但这并不会改变这样的事实，美国海外的利益依然存在，美国海军的发展仍会继续，后者将保证对前者的维护不会破坏目前的和平局面。

    因此，我个人认为，美国海军最近的发展既不表明我国有了明确的目标，也不表明我们感到了某种威胁，这只是防患于未然的一种做法。历史给我们的教训是，紧急的局面、突发的情况会猛然降临，国家也会因此卷入无法预料的形势中。虽然文明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和平的手段解决紧急的局面，但无法否认的是动用武力的情况仍会发生。另外，国家间力量的强弱也会影响国际争端的处理情况，就像“能够怎样”和“愿意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决定。

    不管是否愿意承认，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与世隔绝，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均是如此。欧洲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程度的摩擦。蒸汽动力的使用，使海洋交通更为便捷，进而增加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接触，海军的重要性也更加明显。这不仅在欧洲国家的报章中有所体现，更体现在了各国政府对海军的重视上。目前，欧洲国家的活动场所是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它们的斗争很快就会波及到我们。随着我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的不断扩张，这片海域将会成为政治、商业和军事竞争的焦点，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大国都会卷入其中。另外，虽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如今的意义不大，但随着地峡的修建使用，它们会成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道，价值自然会水涨船高，也会成为各个国家的必争之地。日本的崛起也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和警戒，因为它有着坚实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又是个野心勃勃的海上强国。

    所有的这些情况都和我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置身事外，不去面对那些令人头疼的问题。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导致随时会出现战争，而其他国家的战争，很可能会波及我国，如何保持中立免受危机是政治家们想方设法解决的问题。

    尽管欧洲各国政府都扬言要保持和平，而且和平确实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放弃在远方的政治影响和殖民权利，相反，还在努力扩张空间和增加影响。其中一个国家进行的是政府领导的政治性活动，它想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管理进而处于支配地位，以至于不太在乎经济上的得失；另外一个国家，则是个体公民被获利欲望驱使进行的活动，谋求的是商业利益，有政府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承认和保护他们的成果。

    尽管不可能预料上述的过程将会有怎样的结局，但国家间的摩擦却频繁发生，有时情况非常危险以至于可能脱离政府的控制，受大众情绪的支配。越来越多的文明国家想要侵略扩张，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这股潮流锐不可当。当它涌入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制度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时，当地的制度就会土崩瓦解，就像众所周知的埃及那样。在埃及，原来的制度不能存在不是因为埃及人自身，而是欧洲国家的利益纠纷造成的。目前，埃及的控制权掌握在英国手中，英国在埃及的拓展也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因为这不仅有利于埃及的迅速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

    埃及的例子告诉我们，文明国家侵入落后地区后必然会接管当地居民的权利，但是我们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相处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例证。一种权利要想不被分割，它就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但情况往往不会如此。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地区仍然处于落后的种族或者国家的统治下，它们政治制度的不健全和经济水平的不发达，使得这些地区的人民无法认识土地的价值。另外，处于文明社会的国家，尽管政府和人民愿意帮助他们，但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机会，因此就出现了强大国家向海外扩张的局面。

    目前美国还没有参与这种扩张，因为它的政府和人民都没有被这股趋势所引诱。但是，形势的发展使得美国需要保护美洲的弱小国家免遭其他强国的侵犯，让它们依据自己的能力发展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与此同时，也可以确保美国在美洲的地位不受威胁。我国主动承担起这种责任，一方面是为了那些弱小的国家，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我国的切身利益免受外来干预。列强之所以答应我们的要求，不仅因为美洲与它们的主要利益关系不大，也因为我国有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国在洪都拉斯的海湾群岛问题及莫斯基托海岸问题上有着坚定的立场，导致英国不得不做出让步。不过，那时英国的确有能力给我们以重创，它未这么做的原因是，从长远的角度看那些问题并不重要。话说回来，虽然我国的立场得到了认可，但是否会一直这样还是个未知数。假如我国要保护的那些国家还是动荡不安，而且我国的海军力量也没有加强，结果就更难以确定了。

    我国的发展历史和我国的人民性情都表明，我国会努力争取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任何一个争端。不过，这样的做法不仅会将我们带入新的政治关系中，也可能会引发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矛盾冲突。而军事力量则是决定我们国家能否始终坚定立场的重要因素。这节的开头我就说过，虽然我国现在还没有一支力量得当的海军，但我们有组建强大海军的潜力。华盛顿说过的避免卷入同盟关系的警告我们时刻谨记，但他说过的随时做好战争准备的教诲却常被我们忘记。世界时代的变迁是一部永不落幕的政治大戏，战争就是永不褪色的暴力场景；而以战争为舞台的海军力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它的作用更多的是威慑而不是引发争端。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美国应该给予它的海军更多的关注，壮大它的力量以便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

    七、如何准备海战

    美国面临军事危险时的最佳战区是海上，而准备海战，不仅是防御，还包括主动出击。

    当今时代，战争的准备工作既牵涉广泛又比较复杂，因为这里面包含很多相互矛盾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各种因素。即使是国家财政部人士的聪明睿智也无法顾及全部的因素，构成军事政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非总是合理的，因此无法满足全部也是情有可原的，所以，他们最常说的话是“这个是主要的，你的其他要求必须服从于它，除非你的能对它大有裨益”。从而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的决策左右摇摆，或者是为了所谓的公平，各个方面都顾及到却没有一个达到原来的要求，以至引起公愤。换言之，国库的钱被分散光了，而没有集中用于主要的设想上。

    尽管战争有着暴力性，但它仍属于政治运动。无论一场战争爆发得多么突然，它的根源肯定隐藏于先前的局势中，国家的统治者一定要在战争前看清局势的大致趋势，通过外交活动或者达成协议等方式解决矛盾，尽最大的努力来避免战争，维护和平的局面。不过，尽管经过运筹帷幄来保持和平的局面会给政治家带来荣誉，但在只能动用武力的情况下，这项荣誉就属于战士了。对于民众来说，为了正义的信念而战比妥协退让更有价值。就像美国的南北战争，虽然爆发内战令人感到痛心，但是，如果有一方放弃它的基本权利不参加战争，那时候恐怕就不只是痛心了。在只与物质利益有关的问题上，可以退让；在有关原则的事情上，绝对不能退让。因为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坚持，只会有损自己的人格精神，即使面对强大的阻力也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包含的真理吧！

    一个具有立法和行政两大基本功能的政府，它的职责是建立一支足够强大的机动力量，用来保护国家的基业，还要随时准备应付各种突发状况。这支力量的存在和规模不仅可以影响国家的政治局势，也可以反映出国民对国家利益或国家责任的认知。鉴于战争会带来灾难，何时何地采取可能引起敌意的行动的确是一个难题，但是，它却与最后的决定会被推迟多久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战争的准备是这个决定的前提条件，它必须满足决定提出的各种要求，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步步紧逼，尽量做到使国家正义得到伸张的同时避免战争。这样的做法只是防御，用以维护国家的权利不受侵犯。

    因此，一个军事力量足够强大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正确地评估世界的政治局势，而不是用带着敌意的目光寻找比自己强大的国家。评估政治局势既包括考察各国的物质利益，也包括研究各个国家的秉性。这件事首先是政治性的，在做了政治决定后才能讨论军事问题，因为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要维护政治利益。

    我们做军事准备应该针对最难以克服的危险而不是最可能发生的危险，如果能应付比较严重的危险，那其他的也就不在话下了。一个国家要能够以平静的眼光看待眼前的局势，即使它不是危险或者复杂的局势。另外，在评估危险时，不应过分乐观但也无需太过忧虑。当英国的统治者认识到海洋对于他们的重要性时，就强调自己的海军力量一定要超过对手中最强大的两国之和。为此，他们提出了各种意见进行讨论。另外，他们认为促使英国由抵抗“两强”改为“三强”的情况不可能出现，从而不必考虑会有什么影响。

    同样，美国在做军事准备时，不仅要考察对手会动用多大的力量来对付自己，也要考虑长期性的环境可能给对手造成的影响。在军事方面能跟我们相匹敌的就只有欧洲大国，在西半球有着它们的利益，因此，它们对我国日益发挥作用的门罗主义本能地反对。尽管如此，但其他地区对它们的吸引力更大。英国、法国、德国在非洲都有殖民地，面积从100万至250万平方英里不等。这表明，一些国家不仅得到了大片的领土，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将随之开始，敌对的局面将会一直存在。而疆界的不确定、对当地人民的控制欲及对于遭受攻击的忧虑，是引发斗争的原因。今天的扩张与十七八世纪时有所不同，它受制于一些有条理的规定和国家间的均衡力量，这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当今时代的和平。

    上述这些情况在欧洲人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因为欧洲是海外活动的原始地，由此引发的争斗肯定会在欧洲内部解决，而造成的损失就会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承担。除此之外，土耳其动荡不安的局面也是欧洲国家的麻烦。至于美洲大陆的政治局势，尽管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整体而言还是相当稳定的。

    西班牙以外的所有欧洲军事强国均卷入了殖民扩张和东方混乱引起的问题中，只有西班牙不关心欧洲东部的事务，也没有进行殖民扩张的行动。我国应关注各国目前的主要活动，作为军事考虑的因素，但我们绝对不会支持它们的活动。因为我们国家一直有着强烈的正义感，从来都不想用武力去征服弱小的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其他国家的这种行为也深深不满。虽然如此，过去我国与其他国家还是发生过争执，尽管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对方宣战，但对方显然不这么认为。这些争执围绕的是领土归属的问题，是西半球以前殖民阶段遗留下来的，大部分与英国有关。而我们和英国之间存在着深厚的亲情，这基于共同的传统和共同的观念，使得这些问题很好处理，如委内瑞拉问题的圆满解决。

    与上述类似的争端在将来也可能出现，如果我们没有充足的准备，到时候我们坚持的观点会被其他国家认同吗？英国会给予我国支持，而且认同我们的立场，这种认同不仅基于我们两国之间的情意，也由于我们有着相似的国家特性和国家体制。另外，英国政府深刻地认识到远方地区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这使得它能够理解美国坚持不允许可能在将来引发麻烦的事情出现的原因。在印度和埃及有着强大力量的国家都意识到了我国对中美洲地峡和太平洋的关注，而一直关注地中海的国家肯定也了解加勒比海对于我国的意义，我们不希望另一个半球的国家打这一地区的主意，破坏它相对平衡的局面，虽然这很困难。

    现在，我国已郑重声明，坚决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大陆上进行侵略扩张，必要时可诉诸武力。有关美洲的边界争端问题，我国坚持由国际仲裁处理。假如英国认识到这种立场合理地体现了美国的政策，它就不会反对了，更不会有为了抵制美国政策不惜一战的言论，引发不必要的麻烦。英国会为了自己的合理利益而战，难道其他的国家就不应该吗？国家荣誉的维护不是依靠战争，而是它的要求是否合理。这种认识与“军国主义”毫无关系，因为军国主义提倡的是依靠武力解决争端，这类国家以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为傲。陆军的生命力源于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受到威胁时，国家的政治能力也会相应的减弱。不过，英国和美国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们的主要力量是海军，海军没有陆军那样强大的攻击力。

    现在，美国已经宣布会使用武力支持自己的政策，当与有着军事传统的国家发生摩擦而它们又不愿协调解决时。假如会与这样的国家发生战争，我们要进行哪些准备工作呢？首先，我们应该具备这种观念：如果只把战争认为是防御性的，那将会带来严重的灾难。只要战争开始，就必须积极、主动地作战。不是将敌人挡在自家的门外，而是打败敌人，让他们心服口服。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程度”和“种类”两个方面。程度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最强的对手会动用多少力量来对付你，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它在其他地区的困难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股力量；而种类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两类，前者的存在是为了后者。只有有了防御性的准备，攻击力量在战争中才能发挥更大的威力。在海战中，海岸是防御性的，而海军是进攻力量。如果海防牢固可靠，那行动基地——港口和燃煤储藏地就是安全的。政府也可以因为主要的商业中心得到较好的防护免除忧虑，从而减轻负担。

    海防的存在说明海岸有遭受攻击的可能，那么，海岸会受到怎样的攻击呢？最主要的是封锁和炮击，后者比较严重，而且通常包含前者。另外，有能力执行炮击任务的舰队，就肯定可以进行封锁。设置海岸炮火可以防范炮击，因为这种炮火的威力大，射程远，使得舰队无法到达可对海岸进行炮击的区域。不过，也有情况显示，一支快速行进的舰队可以穿过炮火区域，而且受到的损失不大，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封锁航道来阻止舰队的前进就非常有必要了。现在，一般是用水雷来封锁航道，它具有很强的威慑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可以很好地保护海岸，不过，这种保护只用在有重要商业意义或者军事意义的地区，因为舰队不可能浪费力气去攻击无关紧要的地区，尤其在远离本方基地的情况下。

    尽管海防是被动力量，但是海防的力量构成中应该有进攻性的力量。它与海军的进攻力量有所不同，活动范围受到地域的限制，同时又是前者力量的一部分。海防中的进攻性力量体现在鱼雷艇上，这与远航舰队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两者可以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但是，有一点需要切记，鱼雷艇舰队在本质上是防御性的，只是偶尔执行进攻任务。

    从而可以得出结论，海防力量主要是由炮火带、水雷带和鱼雷艇组成的。没有前两者，海岸城市就可能遭受攻击；后者不存在，这些城市就很容易被封锁。炮击和封锁这两种作战方式在国际上是认可的，但在行动前要发出通知，这种限制体现了公平。如今国家的各种利益交织在一起，对一个地方的炮击和封锁肯定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

    上文说过，在海战中远洋海军的基本功能是进攻。这样的海军包括战列舰、巡洋舰及起到辅助作用的远洋鱼雷舰艇，中坚力量是攻守能力平衡的舰船，既能承受严重的打击又能给敌人以重创。这种舰船要能够驾驭海洋，可以和最强劲的对手作战且取胜机会较大。

    我们一直强调，我国厌恶战争，我们也不愿意凭借它扩张领土或者牟取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衡量我国军事力量的标准不是扩张计划，而是反对我国政策的国家可能动用多少力量来对付我们。显而易见，它们会用海军对付我们，因为我国陆地上没有可以采取行动的暴露点，因此，我们要对付的是敌人的海军力量。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为海战做准备，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海军对抗潜在的敌手，也需要火炮、水雷和鱼雷艇这些防御力量来保护我国的海岸，能够很好地驾驭海洋。而这些都是我们目前缺乏的，因此，我国在海洋方面没有主动权。假如敌人跨越了我国的海岸线，就能对我国的沿海城市进行封锁；假如我国没有能力设置炮火带和水雷带，敌人就可能炮击我国的海岸。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发生战争，我们肯定没有准备的时间。

    物质准备通常不是国家备战工作的薄弱环节，因为这种准备主要涉及金钱和装备。只要资金充裕，装备很容易就能搞到。而装备能否很好地发挥作用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员，这些人员必须经过特殊的培训。虽然通过培训学到的东西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忘记，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被遗忘的会慢慢增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需要不断地进行实践。此外，刚刚服役的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学习如何使用武器，了解所属军事组织的特点和日常运作情况，在做好自己工作的同时，还要知道其他工作与自己所做工作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舰队在战斗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熟练地使用海军装备，因为既要掌握技能又要保持技能。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高技术的人员，把他们闲置不用就会造成技能的下降，但如果太多的人待在军队里来维持他们的技能，就会降低国家的生产力。尽管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是要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平衡点。

    欧洲国家负责提高军事效能工作的人士一直为了人员方面的问题伤脑筋，他们找到的解决办法是把生产部门的一部分人调往军事部门，并尽力在两个部门间寻求平衡。但是，这一点很难做到，有时倾向这边，有时又会偏向那边，从而造成经济学家抱怨生产者不断减少，而军事当局则认为国家武装力量不足。为了满足双方的要求，实行了预备役制度，就是让服完现役的人转入预备役，每年只需花费一段时间复习以前的技能，其余的时间用来过普通的生活。

    因为在和平时期使一支力量强大的海军保持满额是不必要的，尤其它的力量远远超过可能的最大敌手时，假如非要这样做，就只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而已。这时，预备役制度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它一方面为战争的爆发做准备，另一方面是平时不消耗国家的物资。而预备役力量和现役力量的比例问题，与长期服役和短期服役有密切的联系。在长期服役制度下，预备役人数比较少，他们的素质比较高；而在短期服役制度下，人们一开始接受培训，很快就转入预备役，从而造成他们的素质较低，但人数偏多。因此，有些人认为这两种制度均有明显的缺点，长期服役制的人员不足，而短期服役制人员的素质不达标。

    长期服役在逻辑上是自愿兵役制的结果。假如是否服役完全由个人决定，可能出现终生从军的情况，尤其存在激励机制时；倘若服役是强制性的，人们又会从心里厌烦它，在服役期满后很少有人愿意延长服役期。通常情况下，长期服役制和预备役导致的结果是常备力量比较强大。

    美国和英国实行的是自愿兵役制，因为它们更看重服役的延续性。假如一个水兵服役了很长的时间，他的技术是毋庸置疑的，此时，若他选择继续服役，他的技术就能得到很好的保持；倘若他离开了军队，若干年内他也会是一个合格的预备役人员。但是，现役时间的长短可以决定预备役人员的素质，服役时间越长，退役转入预备役后的素质就会相应的越高，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会越大。

    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有着两条陆上边界。墨西哥的军事力量绝对比不过美国；至于加拿大，它的宗主国英国在此有一支陆军力量。但是，它的数量和规模使得它不能发起主动进攻，除非针对的是没有强大陆军驻守的偏远地区。如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在海洋和陆地同时具有支配地位，而英国的首选目标是海洋，它的海军力量一直比陆军力量要强大，所以，英国不可能用它有限的陆军力量来对付我们美国。

    在过去的10年里，我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海军的装备建设，如今我们的任务是培养足够多的高技术、高素质的人员来使用这些装备，这将会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把一个一无所知的新兵训练成拥有高技能的战士要消耗很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实行的是自愿兵役制，不可能把训练出来的所有人员都收为己用。因此，为了实现原有的目标，就需要保持一支规模较大的常备力量。根据装备的力量来确定人数，再依据某些原则，在现役人员和预备役人员中选出所需人数。笔者认为，预备役力量的比重应该相对较小，尤其海军更是如此。因为人员的高素质要依靠服役来保持，过分依赖数量多、素质低的预备役只会导致消极的结果，他们只能发挥减压的作用，不能成为主干力量。

    美国最佳的作战区域是海上，我们只要随时做好海战的准备——既准备好迎击来自海上的进攻，又准备好发动海上攻势，就可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

    八、回顾与展望

    整个世界的未来是由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决定的？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如今基督教的任务是将亚洲文明与自己的理念相融合。

    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时代的结束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具有自主意识的人。我们的信念是：我们知道自己前进的方向，我们了解自己的进步从何而来，又要去往何处。那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交替的今天，我们的时代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呢？

    要想给这个问题一个充分的答案，就要对19世纪做一个总结。笔者认为，国家内部的情况不在考察范围内，虽然这些东西十分重要，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它们并不是全部，各国之间的关系同样重要，笔者正是想从这个方面进行考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考察它的对外关系，从广泛的意义而言，关注的是现在各种运动的发展变化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未来。

    美国的历史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因为18世纪以来的殖民扩张就是被美国革命中止的。美国革命使得英国失去了最富裕的殖民地，接着而来的法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迫使欧洲各国的政策由外部转向内部。此后的10年里，西班牙殖民地进行了起义，门罗总统和坎宁先生发表了声明。这些声明确保了西属殖民地的独立，也成了美国此后的对外立场。

    紧接着就进入了19世纪，人们依然热衷于在海外寻找发展空间，但不是建立新的殖民地，而是开发利用已有的土地。不过，纵观整个19世纪，这种活动并不是主要的。这个世纪的主要活动是研究自然力量，使它能够很好地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服务。当时，到处都有新开发的土地，很多地方的资源均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们都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各个国家都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这上面，因此，19世纪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时代。虽然仍有战争发生，但是和平和发展是当时的主线，人们致力于用新发现的技术改变自己的国家。

    不过，这样的阶段总是转瞬即逝。生产的发展对市场的需求增加，由此引发的各个方面的发展仍然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要求。19世纪5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国门被欧洲强国用武力打开，被迫和它们进行商品交换。这时，西方国家的主要活动是寻求获取利润的根据地，另外，美国人口和资源的增长、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开发都有利于满足这种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的末期来临了。这时，欧洲国家之间有了矛盾冲突，甚至引发了战争。不过，上述的那些特征还存在着，并且成为政治家们关注的焦点。这样，由于经济上存在着功利主义，维持现状成为当时的主导思想。但问题是，维持现状就不会进步，甚至是不进则退。另外，鉴于19世纪留给我们的复杂局势，现如今依然维持现状可行吗？认为普遍裁军可以保持现在的文明以及种种好处的观点是否合理？而笔者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各国将化剑为犁，熔矛为锄。”我相信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期望。

    时代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虽然人们还不能准确地解释它，但已经认识到了一二。显而易见，我国之外的其他文明大国身上都有不断前冲的势头。因为我国被18世纪的传统所束缚，怀抱着孤立主义理想，拒绝和其他国家一起追求共同的利益。不过，外部世界的发展已经引起了我国大部分人的注意，他们也有了走出去的念头，但这种念头被传统的信条所束缚，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更没有付诸行动。

    欧洲国家的前冲势头停歇了100年后又再次崭露锋芒，虽然人们一开始没有注意它，但在19世纪中叶就格外引人注目了。东方国家的变化也是这一阶段发生的事，刚开始时也无人关注，如今却是那么醒目。近来我们所熟悉的词是“缓冲国”，处于英法两国势力范围之间的暹罗就是这种角色。这个词也让人想起了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一方面它们处于各自的世界里，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它们正在逐渐靠近，在地理上和物质上均有体现。东西方文明有着不同的来源，并且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一直以来都是两条平行线。如果要使它们交叉，一方就必须向另一方靠拢、转化，从而促进两种文化的融合。

    基督教的影响在接下来的20世纪仍会存在，因为人们的信仰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如果基督教的思想能够在东方国家传播，那他们也会逐渐认同西方国家的某些原则。另外，就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假如我们失去了信仰，追求利益就会成为我们唯一的人生目标，那时，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会去攫取，而不会在乎是否合情、合理、合法。西方国家很熟悉这种情形，现如今碍于公众舆论对它们政治利益的影响，很少再做这样的事。东方国家虽然不了解西方世界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背后的故事，但它们却向往西方国家的繁荣昌盛，也想拥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的政治和经济。

    18世纪殖民扩张停顿的同时，各国将精力投入到了创建庞大的现代常备陆军这一方面。这种陆军在19世纪初开始出现，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末已是十分成熟和强大，在规模、预备力量、组织训练及装备各方面均有体现。这些庞大的陆军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经济方面而言，生产力下降了，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提升的速度减慢了，种种弊病和问题一直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照这样说来，难道庞大的陆军就没有给人们带来一点好处？想一想大学里的军事训练吧，它能让人学会积极的生活，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学会守纪、服从和尊敬他人，这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课。现在，很少发生战争，更多的是一时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不会有多大的杀伤力，而且很容易过去。另外，尚武精神在大部分人身上有所体现，教导人们只能为正义而战。现在，军事力量是为国家服务的，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为统治者服务。

    在预测未来时，我是以我们时代的特征为依据。法国革命的前10年，政治殖民化处于停滞时期；接下的25年，欧洲国家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之后进入了和平时期，工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19世纪末期，政治殖民化再次崭露头角。在上述变化发生的同时，庞大的常备陆军力量也发展形成了。另一方面，西方人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把它划入了自己的利益范围，但它自身的活力依然存在。这种力量尽管没有很好的组织，但它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在印度，虽然不可能再次发生兵变，但有迹象表明当地民众的政治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他们不满于现状，强烈希望印度能够独立。

    对于中国我了解得较少，但是许多的观察者都认为中国人的潜力是无穷的，现在这股力量体现在对于传统方面的执著。中国人的保守主要是因为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发展变化，也与这个民族的忍耐力、坚定的目标、牢固的组成单位有关。中国在几年前的中日战争中一败涂地，惨败程度虽出人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中国拥有最好的资源，虽然利用的很少；中国的人口众多，而且还在迅速增长。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目前的发展是缓慢的，但是中国一旦变革成功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仅仅凭借上述的特点来概括一个世纪的变化趋势，并作为展望未来的参考因素，似乎不太妥当。不过，有一点倒是相当清楚，由于与这些因素有关的未来还十分遥远，因此，人们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考虑它们。另外，其中一些作为当今时代标志的因素还引起自封为“经济学派”的政治思想派的抱怨、批判和指责。这一派别在19世纪中叶发展成熟起来，它的思想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都没有在美国产生的影响大。这大概是因为美国临近的国家力量对它没有任何威胁，军事建设对于我国来说不是刻不容缓；也因为美国具有丰富的资源，我们没有想过向外部拓展。当欧洲国家把目光转向海外时，我们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国内的发展上，我国充足的自然资源加强了这种趋势。和欧洲国家相比，我国的幅员更为辽阔，而且资源多、人口少，因此，尽管我国有大量的移民，我们仍把注意力放在国内。不过，我们把自己孤立起来的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好好考虑。

    我们应该明白，只关注国内的经济发展，以此为借口不发展军事力量，也不与外界沟通交流，这绝对不利于长远的发展。就我们今天的政策而言，我们还不如100年前的前辈看得全面。后者没有受到经济学派令人窒息的观点的影响，那时这一派别的观点还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在今天却依然存在，因为在青年时代受它影响的人们还未退出历史舞台。每一代人的思想都被前一代人所驾驭，这样，国家的连续性就会非常紧密。可是，这种情况使人看不清现在的发展要求，因为统治者的观点是过去年代的，而且依据它来行事。

    这种观点主宰了内战以后的美国。就战争结果而言，它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将我国人民的目光集中在了国内冲突上。一方被独立的愿望激励，另一方为了保持传统而战。但是，这场战争的领导人却属于过去的年代。如今这些人正在慢慢隐退，新的一代人逐渐填补了他们的空缺。那么，新人在接受他们的政治方针的同时是否应该注意一下外部世界的变化呢？是否应该修正自己的政策呢？

    对此，笔者作为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分子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我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入口，在这个时代中我们会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决定整个世界的发展并支配其未来？目前，基督教的任务是吸收古老的东方文明并将它融入自己的文化中，这是它必须履行的义务，否则自己就会灭亡。在19世纪，我们用了100年的时间，把我们的文明强加在那些古老的东方文明上。今时今日，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有躁动，它们慢慢从沉睡中苏醒。虽然这种苏醒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却是真实存在的；虽然还没有什么条理，但足以使人意识到，西方文明有可能加快他们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

    虽然未来的发展变化无法准确预测，但我们依据当今的形势做一些必要的思考还是可行的。根据这些思考，也许我们可以知道眼下如何行事才是最好的，而西方文明也许会在未来的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我们生活的世界不是完美的，我们也不能期待用理想中完美的方式处理并不完美的现实。只有借助“力量”这个仲裁者，我们才能赢得时间。而历史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

    这些话绝不意味着我们对东方古老文明的恶劣态度，虽然东方文明比较落后，而东西方文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今天的我们及任何时代的人们或许都会对恺撒感激不尽，他扩张了罗马的统治范围，巩固了罗马的文明。直到几百年后，人们才意识到恺撒不仅为罗马征服了新的地区，也为西方世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像只有后人才能深刻地体会恺撒对英格兰和日耳曼的远征（这些行动从军事观点看无足轻重，当时也未带来多少眼前的好处）所具有的深刻意义。

    历史的不断发展不时会有像恺撒这样的大人物出现，他们被历史潮流淘洗出来，他们是民众的代表者、引路人，而不是所谓的驾驭者、主宰人。如今的形势大体上也是这样，欧洲国家平静了一段时间后，再次掀起了侵略扩张的浪潮。这次，它们不仅把地球上的荒芜地带作为目标，还想侵略将它们与那些古老国家隔离开的缓冲地带。不管这场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它造成的结果绝对不会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只有大众觉察到了某种需要，他们才会采取行动。不过，他们会思考、会发问，我们要去往何处？我们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截然不同的文明不经过任何缓冲直接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欧洲文明范围外的人们在人数上具有绝对的优势，并且由颇有能量的基本单位组成。只是他们的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及组织能力的欠缺，导致他们未能凝聚在一起形成整体，这也是他们物质落后的主要原因。不过，虽然他们的物质水平比较落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想拥有物质上的繁荣。假如一个群体渴望得到某个东西，通过和平的方法无法得到它，那他们必然会诉诸武力。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例如外族冲破恺撒设立的屏障蜂拥而入。这时，假如这道屏障无人把守或者被忽视，上述情况就更容易发生。

    不过，即使处于这种形势，假如能选择好地理上的要点，将边界向外扩张，还是能够争取时间的，并可能转败为胜。那么，确定地点及选择要点就非常重要了。现在欧洲国家进行的扩张活动，正在无意识地将欧洲文明向前推进，并巩固使它生存的防御阵线，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旧世界地区的发展变化趋势。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外部世界文明相比较，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欧洲文明就像是沙漠中的绿洲。就如同欧洲繁荣的商业和强大的军事一样，欧洲文明在促进政治发展和物质繁荣方面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要归功于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机和活力。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的文明在科学技术研究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促使我们的物质繁荣程度成倍增长，拉大了外部世界与我们的差距。紧随而来的是解除武装的呼声，好像我们这个民族已经实现了普遍和平，不再需要军事力量来进行攻防。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欧洲国家之间还存在矛盾冲突，但它们的一致性在上述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个活动的积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前，这种意义的基础是开明和公正，虽然在细节上还会出现缺陷和错误，但整体的结果还是好的。上述地区发生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它的前提是武装力量的存在。

    欧洲国家对外的一致性在英国的帝国联邦设想中也有所体现，这种思想在英国人民和英属殖民地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另外，英国人民想培养英美两国情谊的意向也体现了这点。巴尔福先生曾用“种族亲情”这个词形象地描述这种意向，而且英国这个大家庭最适合这个词。在将来的某一刻，它可能会被推广到所有产生于同一源泉的种族身上，那它就会成为解决各种问题的依据了。但是，当前我国人民对英国的提议没有反应，我们被传统的观念束缚，只习惯向内看，从来不考虑外界的变化与我们有何关系。假如英美两国没有共同的观念，它们会走到一起吗？政治活动遍布全球的英国和只顾内部发展的美国会产生真挚的亲情吗？现在我国必须把目光由内转向外面，认识到在国外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只有这样我国和英国才能很好的合作，为人类美好的未来共同奋斗。

    如果将美国看成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员，那么它们与未来世界的联系在太平洋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因为太平洋是连接欧洲大陆和东方世界的纽带。由于水路交通具有快捷、便利的特点，太平洋将罗马文化和条顿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沙漠和山峦阻碍了美洲太平洋海岸与东部的联系，但这儿却是欧洲文明的前哨阵地。因此，欧洲大家庭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它与自己的主体紧密相连，并且将东西方通向它的道路控制在自己手中，给予它最严密的保护。

    将来出现的贯穿中美地峡的运河和加勒比海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一方面是显而易见的商业利益，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上述政治事实的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不管将来的运河会位于尼加拉瓜还是巴拿马，它都会将欧洲的疆界推进数千英里，并且将美洲体系编织得更紧凑。所以必须要控制这条海上要道，而加勒比海是重要基地，就像利用地中海控制苏伊士运河一样。欧洲文明在加勒比海的链条上有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由于有一部分岛屿处于未开化的国家或者民族手中，那些是我们无法掌握的，这的确不是件好事。

    展望未来，我国和欧洲国家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利益得失，还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当前的人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负责，这就是他们的责任。在时机来临时就要牢牢把握住，否则就可能给后人带去困难或者麻烦。如今，欧洲国家在远方大规模地进行侵略扩张，但在它们的身上也有了严重的创伤，它们在某些地区的统治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的潮流，它们却无视这些弊端。这是一个凶兆，这些地区在将来或许会成为蛮族反攻我们的前沿阵地。

    我们还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处于不同物质繁荣程度、不同精神观念和不同政治体制的各种文明正在逐渐靠拢。认清这点对于我们自身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责任后。目前，在欧洲物质极大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与此相对立的、被人们称为“军国主义”的制衡物，它将欧洲变成了时刻处于备战状态的军事基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裁军呼吁实在是不合时宜，这只会把我们推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在陆地方面，欧洲国家的庞大陆军可以确保当代人的开拓热情世代延续，直到扫除所有阻碍欧洲文明发展的障碍物。在海洋方面，我国背负的责任是最多的。在有关加勒比海的事务上，我国反对欧洲某个国家渗透活动的呼声，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我们的呼吁毫无力量可言。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要有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支持我们的立场，就像欧洲各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那样。在地峡和加勒比海地区我国一定要处于支配地位，将其他的国家都排挤出去，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担负起了维护欧洲大家庭利益的责任。

    地峡和将来出现的运河，以及通向运河的要道会把美洲大陆的东西两岸连接起来，这会使美国在此处的利益成倍增长。目前，美国要想在加勒比海居于统治地位，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做后盾。门罗主义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就是美国会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有些人对此可能会不屑一顾，在他们的想法中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维护和平才是最重要的。不过，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和平的前提条件。

    我们可以渴望和平，这是全人类都想实现的目标，但我们不能幻想用揠苗助长的方法得到和平。无视我们现在所处的具体形势，或者夸大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恐惧，和平的局面依然不会到来。不管20世纪会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19世纪战士们的英雄主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仍会继续发挥作用，而且将会成为所有传统中最具历史价值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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