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涛

    一

    进入新时期，文学批评（评论）曾有过它的辉煌。先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面对着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文学批评曾以“前锋”和“战士”的姿态在文坛上披荆斩棘，鼓吹呼号，确实赢得过一片喝彩。借用后来有的批评家的话说，这时期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承载着非文学的任务，而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列。继之是在84、85年之后的几年问，随着文学批评方法论的倡导，“方法热”逞一时之盛，超之者甚多。对这场“方法热”，后来论者微词甚多，但公正地说，它为杜评界洞开了那么多前所未见的窗口，从而促进了文学批评思维空间的拓展，却是功不可没的。“方法热”过后，引起了文坛有识之士的度思：在目的和方法之间何者为重呢？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因此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样的方法都是可以使用的。方法无优劣，关键是能不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它，以达到目的。而且一味地鼓吹呼号，终非长久之策，重要的是要做扎实的工作。于是，“方法热”过后，文学批评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建设阶段。文学批评摆脱了对于政治和政策的依附，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格局。但不久，商品大潮的冲击，社会向两极分化，分配不公，脑体倒挂，知识分子待遇菲薄，心灵失衡，批评阵地锐减，批评书籍出版难……凡此种种，都使文学批评工作者感到前路茫茫，锐气大减，文学批评也就一下予变成了“灰姑娘”。倘说在高潮中整个文学跌低谷未必确当的话，那么说文学批评跌入低谷却是再恰当不过了。文学批评的辉煌已经不复存在了！

    面对文学批评的低谷，我常常向自己发问：这难道仅仅是时势使然，而没有文学批评工作者自身的问题吗？譬如批评者使命惑、目标感的失落，心态的浮躁，以及日薄西山的世纪末情绪，在我们身上不是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吗？我还向自己反问：也许昔日文学批评的那种辉煌不过是非常态，而如今的这种疏落这种寂寞才是正常态？也许中国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确实是太多了，那狭窄的批评小道怎么能挤下这么多芸芸众生，非得要淘汰掉一批沙子，批评才会有再度辉煌的一天？……诸如此类。我没有答案，也不恕去寻求答案。

    然而，如今仍有一批孜孜矻矻、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从事这一工作的人。倘说他们完全不受商潮的影响却也未必，但他们能够理智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以较为平静的心情沉浸于文学批评的创造之中。他们虽然没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能量，但却在做着脚踏实地、一木一石的努力；他们的工作尽管不再能获得轰动效应，但也不时能获得一些读者和朋友的青睐；他们还不是批评界的“大腕”或者还没有成为“大腕”，但他们却具备了成为“大腕”的条件和实力；不管人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什么样的评价；他们的杰作是于整个文学的发展有益的！

    在我看来，军旅文学批评家（评论家）朱向前就属于这其中的一员，而且是其中的一名姣姣者，在文学批评跌入低谷、人心动盈的这两年，他却能连续出书两本：一本是《灰与绿》（1992、7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另一本就是即将由八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黑与白》。两本书主要收录了他自八十年代束期以来的批评成果，共得近40万字，其成绩是相当可观的了。据说由王蒙、徐怀中等任主编、华艺出版社不久将推出的《中国当代著名军中作家精品大系》首批的12住家，朱向前将作为唯一的军中批评家荣列其中。从上述两本书中可以看出，束向前有一种不为时尚所惑，不为潮流所动，坚定沉着，坚守阵地的学人品格，他在执着地傲着沟通理论与创作、文学与读者的有益的工作！

    二

    我与朱向前相识于八十年代中期。其时，他在文学创作上初露锋芒，被吸收为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届文学系学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显露了他的理论思维能力，于是，一篇《小说“写意”初探》，就作为他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王行之兄在推荐此文时，不能掩藏他发现了一个人才的得意，而我也就从此对军艺文学系的学员刮日相看了。其时我与系主任徐怀中同志交往较多，于开会、于讲课、于约稿之际不时能见到军艺的学员，与朱向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他给我的印象是，沉稳，不苟言笑，似乎总在思索着什么，不进能冒出一两篇颇有新意的文章。在《文学评论》上发文最多的军内评论家，一个是周政保，一个就是朱向前了，而且朱向前有后来居上的势头。朱向前也就从创作而转向批评了。1988年我在评介朱向前的一篇短文中就大胆地断言；朱向前的批评已经超越了他的创作，我不知道如今是不是有人为朱向前的转向而婉惜，我倒是觉得军内少了一个不怎么出色的创作人才，而多了一个懂得创作的批评人才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尽管批评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如作家（哪怕是很平庸的作家）来得吃香。向前的优势也就在于：他既懂理论，又懂创作，因此他的批评文章就不是那种空有一副理论架势而与创作相距甚远的“高头讲章”式的东西，而是切近作家本体、创作本体，也切近阅读和欣赏实际的实实在在的东西。用向前自己的话说也就是：要在理论和创作之间戳一个大窟窿！这是作为“两栖类”的朱向前文学批评的主要特色所在。

    1988年金秋时节，我与束向前在太湖鼋头渚有一个关于“三种理论批评型态的交叉和互补”的对谈（如今以《太湖夜话录》为题收入了本书），对谈中我把当时的青年理论批评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偏重于研究性和学术性的，基本上进入了学科形态的学科型批评；第二类是偏重于感悟性和鉴赏式的，基本上属于感觉印象鉴赏审美的批评；第三类是偏重于“形而上”的理论思维的，姑称之为理论型批评。当时我把朱向前划入了第二类，他并未表示异议。感觉印象鉴赏审美的批评不能说没有研究性和学术性，但没有较严整的学科形态却是无疑的。高下是艰难区分的，只能说是各有优劣和短长。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这二者均不可或缺。

    时过五年，我觉得上述的划分大体上还可以成立。其实，岂止青年理论批评家，整个的理论批评队伍都可以做上述的划分。这五年来，向前的理论思维能力强化了，宏观综论式的文章写得越来越有高屋建瓴的气势和不同凡俗的见解，而作家作品的具体评论也显得越来越有深思熟虑的内容和斐然的文采，但他对问题的切入，观察问题的角度，依然是直观式、感悟式、体验式、鉴赏式的。

    我在去年脱稿、今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文学批评职能三面观》的论文中首指出，建设科学的文学批评固然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但它毕竟不是唯一的。除了科学的文学批评，还有一种侧重于鉴赏和审美的批评，它可能也具有某种科学性，但却未必有严整的学科形态，然而它在批评活动中所占据的地位是十分显要的，它甚至比科学的文学批评有更大的影响力，能获得更强烈的社会效应。它把批评主要当作一种鉴赏和审美的过程，比较注重批评者的主观感受和艺术直觉，一般都投注了批评者的主观感情色彩，甚至批评者自身的人生体验。这种批评固然可能固于批评者的主观感受和审美趣味的局限，而不能对审美对象作出全面科学的评价，但它切近创作奉体和艺术本体，实际、鲜活、灵动，有助于沟通创作者和阅读者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提高读者的艺术趣味和阅读欣赏水平。因此，它是文学批评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门类，它将承担科学的文学批评所难以承担的职能。

    朱向前是这种鉴赏审美式的批评的介导者和实践者。他特别推崇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就因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切近创作，在理论和创作的森严壁垒之问戳了个大窟窿。”他由读法国法朗士的文学批评短论，而引发出一通“来一点鉴赏主义批评又何妨”的议论，认为我国文学批评的弊端乃在于：“国人着力译介、引进乃至模仿照搬的主要是西方的话言学、叙事学、阐释学、现象学、原型批评等形式批评和科学主义批评，而对主观鉴赏一派基本忽略不计。”他强调“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鉴赏家”，对那些“缺少审美悟性和艺术感受力，更多的是靠批评‘方法’和理论‘框架’吃饭”的批评家很不以为然。

    我对朱向前关于鉴赏审美式批评的介导和实践是亟表赞赏的，我也认为我们亟需提高和发展鉴赏审美式的批评。但我对朱向前关于科学主义批评的种种徽词，又不尽赞同。我宁愿对科学主义批评和鉴赏审美批评平分秋色，也不愿去贬抑其任何一方。原因已如上述：它们都是文学批评中的不可或缺的门类，谁也代替不了谁。在这方面，我基本上赞同前苏联美学家尤·鲍·鲍列夫的如下观点：“然而事实上，批评具有双重本质：从它的某些功能、特点和手段来看，它是文学；而从另一些功能、特点和手段来看，它又是科学。把批评与文学等同起来，否定批评中含有科学的（“理性的”）因素，会产生许多讼人因惑不解的问题。”不知向前以为然否？

    三

    现已可以断言，1993年是朱向前文学批评的又一个丰收年。这一年向前不仅发表了数量可观的批评文章，而且还投下了几枚颇具“杀伤力”的“重磅炸弹”——发表了凡篇颇有影响的重头文章。最重要的是两蔫；一篇是近四万字，写作时问前后迁延近一年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一篇是一万二千余字的《我为什么反对“下海”》。这两篇文章中，朱向前对近年来困扰文坛的“下海”问题和军旅三位颇有实力的著名作家——莫言、周涛、朱苏进，发表了经过深思熟虑的认真研究的个人见解，旗帜鲜明，论证细密，见解独到，激情洋溢，文采斐然。可以说是朱向前近年来最有份量的两篇文章，从总体上显示了朱向前文学批评的实力和水平。

    “下海”问题是商潮中困扰文坛的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文人学士弃支从商或舍学就商者不过寥寥，但经过新闻媒体的鼓噪，“下海”一说却也被弄得沸沸扬扬，似乎全中国的文人学士都被商潮所裹挟了。事实却远非如此。我在今年夏天的一篇小文中曾说过，文人学士可不可或该不该“下海”，这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不值得大张其鼓地去讨论和鼓噪。古人早就说地：“学者所以饰百行也。”就是说读书人可以从事百行百业，这自然也包括经商。愿意和有能力经商的，就“下海”去；不愿意或没有能力经商的，兢依然以学业和文字为本。金钱固然是诱人的东西，但要文人学士完全放弃学业和文字的追求，而去追逛金钱，恐怕也是多数人所不能和不为的。我这里绝没有重文轻商的意思，我只是认为，社会有分工，从文和从商只是分工的不同，并无轻重贵贱之分。但倘若文人学士都去“下海”经商，那就是社会畴形的表现了，不值得提倡。以我个人来说，就不是经商的料，因此我绝没有弃文从商的妄想。——我的看法仅此而已。

    然而向前却不然。在《我为什么反对“下海”》中，他高屋建瓴，首先从商品经济时代中国文人应当张扬自身的责任戎使命感出发，提出了历史和现实对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地建构起一种富于当代意识和新的人文色彩的精神架构与文化体系，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支撑的精神导引”，而“决不应去‘赶海’蹚浑水，推波助澜乃至混水摸鱼”。他又从文学的定位出发，认为文学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商品，但它“首先是一种，心灵活动的记录，是精神追求的物化呈现。而商业效应则是它的副产品，是在它进入社会流通领域以后实现的，而此前在作家那里，它不应成为一个写作动机。以金钱的诱惑而不是以心灵的表达作为驱力的写作，按照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看，也只能叫做‘异化写作’，一种‘心为物役’的写作。”向前对商品时代向文学提出的新的要求，商潮所引起的文坛的分化，以及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发展所可能造成的正面影响，虽然缺少具体的分析，对一些文人“下海”也缺乏更冷静全面的评价，有些用词过于尖刻（如“为自己的彻底堕落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和恰如其时的机会”云云），但他以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对商海茫茫中的中国文坛发出了“我反对‘下海’”的断面，犹如空谷足音，一定会获得相当范围内的共鸣和回声的。

    如果说《我为什么反对“下海”》是一篇充满着使命感责任感又不失学人见地的政论性文章的话，那么《新军旅作家“三剑客”》则是一篇有独出机抒的见解、冷静细密的分析，又飞扬着激情和文采的文学论文了。这篇文章发挥了向前历来切近作家本体和创作本体的优势，又将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将鉴赏审美式的批评与对作家的传记批评和心理批评结合起来。其问既贯注着批评家的艺术直觉和主观感受，又不失细密的论证的科学的分析。就传记批评和心理批评来说，这篇论文显然还有不尽人意之处，还不是很周详，也许是有意隐匿避开了一些容易引起麻烦的东西，因此有不尽淋漓酣畅之感。奉来是一部书稿的框架击写成了一篇论文，自然有难以周详略嫌概略的问题，这是我们不应苛求的。尽管如此，读这篇论文仍然有如一阵清风拂面吹来，很新鲜，很明快，能够产生一种阅读的快感。一篇长篇论文能够产生这样的阅读效果，已然是难能可贵的了。

    这是一篇完全个性化的研究成果，但又不是批评家的主观臆测妄断，它的每一个判断都建立在分析之上，而分析又都有根有据的，你可以不信服它，但却很难推倒它。最精采、最能体现批评家的个性化的研究见解的，我认为是下篇：“三剑客”现在行进中的困境与突围。作为一个批评家，最困难的不是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已获得成就的热情肯定上，而是表现在对他们的局限和困境的敏锐发现和切实分析上；在这方面，最容易引起作家的反感，尤其是对一个已经成名、自信而又富于抱负的作家来说。向前与莫言、周涛、朱苏进或是同学，或是朋友，或是同事，其关系可想而知。但他却不为亲者讳，根据个人的感受和研究，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看法可以说是相当犀利和尖锐的，如对莫言。我不知识莫言在读到向前对他的批评时会是一种什么态度，如向前在文中说：“时至今日，当我试图对‘三剑客’作出一个阶段性‘总结’时，我再也不能保留我的看法了，我必须直率地说出我对近年莫言创作的批评意见：‘成也萧何，政也萧何’……成在以极端化的风格独标叛帜，败在在极端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因此，正处于创作状态巅峰的极地上和艺术风格的极限上颠复了自己，也迷失了自己，至今陷入一种失落了美学目标的躁动与徘徊之中。”当我读到这些批评的时候，一方面觉得痛快淋漓，一方面却又不无担心：会不会因此造成莫言的反感，甚至莫言与向前的反目呢？

    朱向前以军旅文学批评起家，如今已越出军旅，而成为全国知名的年轻批评家了。在批评沉入低谷，批评队伍心态浮躁、心灵失衡的今天，向前却能理智地调整自身，以沉稳的姿态依然执着于批评的创造之中，为沟通理论与创作、文学与读者做了有益的工作，并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这是令人欣喜的。向前的批评自然也有其弱点。五年前我们在太湖的对谈中曾涉及到这一问题。向前说自己“比较缺乏理论功底片”，“思维空间不够开展，参照系数比较局限，容易停留在印象和感情的层次上就事论事，难以把具体的作家作品置于更为宏阔和悠远的哲学、美学、历史的文化背学上进行考察，作出理论的升华与提炼”。虽然含有自谦的成份，说得重了一点，但也大体上符合实际。当时我提出了各个人都可以走自己的路，在发挥自己优势的同时，不断地克服自己的短处，力求将感悟鉴赏式的批评与科学的批评结合起来的问题。向前也表示同意。这五年来，向前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使他的批评有所提高和升华。但我想，这也应该是他较为长远的一个努力目标。

    在当今一批富于实力和才智的批评家，包括束向前一辈的少壮批评家面前，我常有自叹弗如之感，但我还是不自量力，接受了向前的邀约革成此文，既表达我的欣喜之情，也寄托着我对向前的厚望，并亦借以抒发我的一些感慨！是为序。

    1993、10、24写毕北京天命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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