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耶森尼克边防士兵看了一眼我那本新近签发的奥地利护照，自然用他的语言跟我搭上了话。他一看我听不懂，便用德语说，Kobal（柯巴尔）不就是个斯拉夫名字吗。“Kobal”意味着两腿叉开之间的空间，意味着“步伐”，而且也意味着一个叉开两腿站立的人。照这样说，我的姓则更适合他，也就是这个士兵了。他身旁那个年长些的官员身着便衣，满头银发，架着一副圆形无框学者眼镜，面带微笑解释说，那个从属的动词则意味着“klettern”（攀登）或者“reiten”（骑马），所以，我的名字因为对马的热爱与Kobal很般配。我总归有一天要为自己这个名字而争光。（后来我又多次碰到，偏偏就是一个所谓进步国家的这些官员却显示出惊人的素养。这个国家曾经是昔日一个大帝国的部分。）突然间，他变得严肃起来，靠前挪了一步，神情郑重地看着我的眼睛：我一定要知道，二百五十年前左右，曾经有一个名叫Kobal（柯巴尔）的民族英雄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格里高尔·柯巴尔出生在托尔敏地区，在这条河上游，继续往下流到意大利就叫伊松佐河。1713年，柯巴尔是托尔敏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首领，第二年就与同伙一起被处决了。如今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依然因其“放肆”和“大胆”而著名的警句就出自他之口：皇帝不过是一个“仆人”而已，人们要自己来掌管一切事务！受到如此一番教诲——用我所知道的东西——之后，我才获准挎上海员背包，不用出示现金，走出那个黑乎乎的边境火车站，进入那个南斯拉夫的北方城市。当时，在教学地图上，在耶森尼克旁边，括弧里依照标示着“阿斯令”这个奥地利原名。
我久久地站在火车站前，连绵的卡拉万肯山脉就耸立在我身后。我有生以来，它始终展现在我眼前的远方。一走出隧道，便是一片城市，直穿过蜿蜒狭长的河谷。河谷两边的上方露出一线天空，向南延伸而去，又被笼罩在钢铁厂的烟雾之中。眼前一道长廊，一条马路，熙熙攘攘的，左右两边尽是岔开的陡峭小道。那是1960年6月末一个酷热的夜晚，路面上泛起一道直刺眼睛的亮光。我发现在那扇大弹簧门前，川流不息的小车一辆接一辆停靠后又驶去，让门后的大厅里充满了一片昏暗。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情形，到处灰蒙蒙一片，灰蒙蒙的房子，灰蒙蒙的街道，灰蒙蒙的汽车，与克恩滕城市的色彩缤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毗邻的斯洛文尼亚，克恩滕有“圣美”之称。这个美誉是从19世纪流传下来的。在那里，夜晚之光让我的眼睛无比惬意。我乘坐通往这里的奥地利短途客车即刻又会穿过隧道返回去。它就停在后面的轨道上，被夹在那些庞大的南斯拉夫老式火车中间，看上去干干净净，五彩缤纷，活像一个玩具火车。那些在站台上大声寒暄的乘务人员身着蓝色制服，为这灰蒙蒙的氛围点缀起他国异乡的色彩。再说让你注目的是，成群结队的人们忙碌在这座的确不算大的小城里，同家乡小城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虽然时而会觉察到你的存在，可是从不会去注视你。我在这里站得越久，心里就越断定，自己身在一个大王国里。
这时几乎还没有过去几个钟头，可在菲拉赫度过的下午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那里，我拜访了教我历史和地理的老师。我们一起商议了我这个秋天面临的各种可能：我是该马上去服兵役呢，还是往后推一推，先开始大学学业？再说学什么呢？然后，在一个公园里，老师给我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一篇童话，征询我的看法，并且带着极其认真的神情洗耳恭听。他是个单身汉，与母亲相依为命。当我在他家里时，母亲一再透过关闭的门，询问儿子是否安好，需要什么。他陪我到了车站，顺手塞给我一张纸币，那偷偷摸摸的样子，仿佛有人在监视着他似的。尽管我打心底里感激他，可我却没有能够表达出来，况且我此刻在边界的另一端想像着这个人的时候，只是看到一个苍白的额头上长着一颗痣。那张属于他的面孔成了那个边防士兵的面孔。虽说那个士兵和我年龄不相上下，可是从他的举止、声音和目光看得出来，他显然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立身之地。除了在公园的树荫下对弈的两个领养老金的人和中心广场圣母头顶上那闪烁的光环外，那位老师，他的居所，以及这座城市都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图像。
与之相反，今天早上的一幕却萦绕在我的心头，不折不扣地历历在目。就是到了今天，也就是二十五年之后，又会完完全全浮现在眼前。在那片叫做林肯的山丘上，告别了父亲。这个村子因此而得名林肯山村。这个老态龙钟的人，身板瘦削，比我瘦小得多，他弯曲着双膝，垂挂两臂，因痛风而变形的手指此刻攥成了愤怒的拳头。他站在十字路口，冲着我大声喊道：“你去见鬼吧！像你哥哥一样见了鬼就安心了！像我们这个家的所有人一样都见鬼去吧！谁都一事无成，而你也不会有任何出息的！你甚至都不会成为一个会玩的人，而我好赖也算是一个！”此时此刻，他正好搂抱住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而我掠过肩膀，望着他被露水打湿的裤腿，顿时觉得他搂抱的不是我，而更多是他自己。可是在回忆中，我后来被父亲的搂抱留住了，不仅在耶森尼克火车站前那个晚上，而且在过了这么些年后依然如此，我倾听着他的诅咒，就像祝福一样。实际上，他是完全当真的，而在想像中，我看见他抿着嘴微笑。但愿他的搂抱也承载着我走完这个叙述的历程。
我站在朦胧的夜色里，被包围在来来往往的火车的隆隆声中，简直感觉惬意。我心想着，在有生以来与女人的拥抱中，从来还没有过被吸引住的感觉。我没有过女朋友。我所认识的惟一姑娘，每每拥抱我时，我都把她不是当作戏弄就是看成打赌。然而，同她一起拉开距离走在街头上又是多么自豪呀。在那些迎面而来的人看来，显然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有一次，碰到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他们中有人喊道：“你的女朋友好美啊！”还有一次，一位老妇人停住步子，从这位姑娘打量到我，随之一本正经地说：“你好福气呀！”在这样的时刻，那种渴望似乎就已经满足了。要说幸福，那就是过去在电影院里不断变幻的灯光下看着身旁那闪烁的侧影，还有嘴巴、面颊、眼睛。最快乐的就是身体与身体时而不由自主地微微靠拢。此时此刻，哪怕是偶尔的接触都会被看做是逾越雷池。照这样说来，我不就是没有女朋友吗？因为我所理解的女人不是贪欲或者要求，而仅仅是这个与我面对面的美人的理想图像——是的，这个面对面的人就应该漂亮！——我终于可以给这个人叙述了。叙述什么呢？干脆就开始吧。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想像着相互拥抱、喜欢和爱慕犹如一种持久的叙述，既小心翼翼，又无所顾忌；既从容不迫，又石破天惊，犹如一种净化的叙述，一种澄澈的叙述。同时，他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只要他离家久了，不论是去城里，还是独自待在林子里或者田野上，她每次都会逼着他说：“你说吧！”可是一到这时候，尽管他事先还经常进行演练，却从来都没有顺顺当当地向她叙述过，至少在她患病前如此；你事先不用问他，他倒会娓娓道来——当然往后需要那些恰如其分的插问。
而我眼下在火车站前发现，从那个女朋友出现以来，我已经在默默地叙述着这一天了。可我给她叙述了什么呢？既没有意外变故，也没有不寻常的事件，而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过程，或者仅仅不过是一个景象，一片噪声，一种气味。街对面那个小喷泉的水柱，那个报亭红色的闪光，那些载重汽车喷出的尾气：在我默默无声的叙述中，它们都不再是独立的东西，而是相互交融在一起。这个叙述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而是它，是经历本身。在我内心深处，那个默默无声的叙述者是某种超越我的东西。这时，它的叙述所针对的那个姑娘变成了一个永不衰老的年轻妇人，就像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一样，他在自身发现了那个叙述者，也成了一个没有年龄的成人。我们面对面站着，恰好齐眉高。因为齐眉高是叙述的标尺！我打心底里感觉到那深深柔情的力量。而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跳跃吧！”
在耶森尼克泛黄的工厂天空上，闪烁着一颗星星，独自构成了一个星像。一只发红的甲虫飞过下面街道的烟雾。两节车厢砰的撞在一起。那家超市里，清洁女工已经接替了收银员。一个抽着烟的男子身着内衣站在一幢高楼的窗口前。
我精疲力竭地坐在火车站的饭店里，就像经历了一次艰辛的劳顿，守着一瓶当时在南斯拉夫取代了可口可乐的深色甜饮料，几乎直到午夜时分。同时，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跟在家里的那些夜晚如此不同。那些时候，不管是在村子里，还是在寄宿学校里，或者在城里，我总是一再犯困，每每扫大家的兴。我惟有一次被带去参加舞会，居然也睁着眼睛睡着了。每到新年来临的最后时刻，父亲总是竭力拿玩牌来不让我睡觉，可也徒劳无用。我思量着什么东西会让我如此清醒呢，不仅仅是这个异乡他国的缘故，而且也少不了这个餐厅；要是在一间候车室里，我势必很快就要犯困的。
我坐在一个用栗色木板装饰的隔间里。那一个个隔间犹如一长排座位。我身前是一排排站台，一片灯火通明，向后远远依次排列；身后是那条同样灯火通明的长途干线，一片片住宅区里亮着灯火。这里满载的小车和那里满载的火车依然纵横交错，川流不息。我看不见那些旅游者的面孔，只是一个个影子。然而，这些影子是通过一张反射到玻璃墙上的面孔观察来的，那就是我的面孔。凭着这个使我显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映像——只有额头、眼窝、嘴唇——我便可以幻想着那些影子，不单是那些行人，而且还有那些高楼大厦的居住者，他们时而在房间里穿来穿去，时而又坐在凉台上。这是一个轻松、明亮和清晰的梦。在这个梦里，从所有那些黑乎乎的人影中，我都在想像着友善的东西，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不友善。老人像老人，情侣像情侣，家庭像家庭，孩子像孩子，孤独者像孤独者，宠物像宠物，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我连同自己的映像都属于这个人群，我在不停地、温和地、冒险而泰然地漫游过一个夜晚时想像着他们，连那些睡眠者、病人、弥留者，甚至故去的人都一起走进我的想像里。我站起身来，想认可这个梦。然而，它惟独被那个国家的总统的巨幅画像扰乱了。画像就挂在餐厅中央，柜台上方。铁托将军身着挂满勋章的镶边制服的形象显得十分清晰。他站在一张讲桌前，向前倾着身子，紧攥着的拳头立在桌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俯视着我。我甚至听到他在说“我认识你”，而想要回答说：“可我却不认识自己啊。”
在柜台后，昏暗的灯光下，服务员出现了。一张影影绰绰的脸庞上，惟独能够看得清楚的是那径直看上去时几乎遮住眼睛的眼皮。这时，梦才继续做下去了。看着这眼皮，母亲的身影突然鬼使神差地浮动在我的眼前。她把酒杯放进水盆里，拿针别起一张付款单，冲洗铜餐具。她的目光瞬间击中了我，嘲笑我，让我不可捉摸。这时，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油然而起；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一种震撼，一种对更大的梦的神迷。在这个梦里，那个病怏怏的女人又恢复健康了。她装扮成服务员，蹦蹦跳跳地迈着大步走过这家分店，从后跟敞开的服务员高跟鞋里闪现出那丰满白晳的脚跟。母亲获得了多么壮实的两条腿，多么充满活力的圆臀，多么高高竖立的发式。她与村里的大多数女人不一样，虽然只会几个斯洛文尼亚词语，可她在这里就是说个不停，和旁屋一群看不见的男人寒暄着，完全无拘无束的样子，甚至有些盛气凌人。毕竟她不是弃儿，不是难民，也不是德国人，而始终声称自己是外国人。瞬间，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个女人连同确定的行为举止、哼唱、大笑声和敏捷的目光居然会成为自己的母亲。然后，我打量起这一个个人，打量起这个异乡女人，从来没有如此仔细：是的，直到不久前，母亲也是拖着这样的唱腔说话，而且每当她真的开始唱起来时，儿子就要堵上自己的耳朵。在每次那么大的合唱中，总会立刻听出母亲的声音来：一种颤抖，一种震动，一种热烈的声响，与那位听者相反，这位歌唱者则完全陶醉其中。她的笑声不只是高亢，简直就是疯狂，是呐喊，是爆发，有高兴，有愤怒，有苦衷，有蔑视，也有判决。还在患病最初的痛苦中，那与之相应的叫喊听起来就像是惊异的大笑，半是高兴半是愤怒的大笑，她竭力靠着自己那歌唱的颤音要驱走那大笑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无助了。我想像着回荡在我们家里的各种声音，父亲咒骂着，姐姐自言自语地嘟哝，又是傻笑又是哭泣，母亲从一个村口直笑到另一个——林肯山村是一个狭长的村子。（我在想像中看到自己总是默默无声。）于是，我发现母亲的举止不仅像眼下这个服务员一样盛气凌人，而且颇有统治欲。她始终打算经营一家巨大的旅店，让所有的雇员都成为她的仆人。我们的家底不大，可她的胃口却不小：在她的叙述中，我哥哥总是作为被骗去了王位的国王出现的。
在她眼里，我被看做理所当然的王位继承人。与此同时，她一开始就怀疑我能不能担此重任。有时候，她落在我身上的目光会凝固在一种没有一丝怜惜的同情里。至今，我已经一再被人所描述，有神父，有老师，有姑娘，也有同学：然而，从母亲那无声无息的目光中，我觉得自己受到了如此的描述，我由此不仅认识了自己，而且也看到自己命该如此。我深信，她并不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那些外在的状况才如此凝视我，而是从我降生的瞬间就已经开始了。她将我高高托起，捧到光亮的地方，笑着弃之一边，从而宣判了我的命运。同样，为了证实自己，她后来又捡起了这个在草丛里手舞足蹈和出于生存的欲望而尖叫的小孩，将他捧到阳光下，笑着看他，从而又宣判了他的命运。我竭力想像着。此前哥哥和姐姐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可我却怎么也想像不出来。惟独我使她的目光在通常情况下显得那样缺少怜悯，紧接着就爆发出惊叫：“天哪，我们两个人！”她时而面对一个被推上屠宰台的牲口也会发出这样的惊叫。虽然我很早就有被人看在眼里，被感知，被描述，被认识的需求——但却不是这个样！比如有一天，不是母亲，而是那个姑娘说了声“我们两个”时，我就感到自己被认识了。在教会寄宿学校度过的岁月里，姓就是陪伴着我们的称呼，谁也不例外。当我在普通学校里第一次被同桌的女生完全无意间直呼大名时，我感受到这就是一种使我如释重负的描述，甚至是让我松口气的爱抚。直到今天，这位同桌女生的秀发依然闪耀在我的眼前。不，自从我能够看懂母亲的目光以来，我就知道：这里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与此同时，在这二十年里，她事实上已经两次挽救过我。我从布莱堡的普通中学转到高级中学，根本不是出于父母的什么厚望，儿子将来会更有出息。（我觉得，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他们都深信，我要么就是一事无成，要么就是“与众不同”。他们这么说，更多包含的是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要说转学的主要原因吧，那是在我十二岁时，有了我的第一个敌人，而且立刻就成了死敌。
在村子里，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向来都司空见惯。大家都是邻居，而且由于近邻关系，各种不同的性格特点往往难以相容，就是成人也莫不如此，老人亦不例外。过后好一阵子，相互形同路人，谁跟谁都不打招呼；你装着在自家屋前的院子里忙碌，而就在你眼皮底下的邻居屋前，他也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忙碌的样子。突然间，尽管没有围栏，乡邻间却划起了不可逾越的分界。哪怕在自家屋里，假如一个孩子觉得受到了某个家庭成员不公正的对待，似乎就会按照古老的习俗，自己站到客厅一个划清界限的墙角去，面对墙壁，一声不吭。在我的想像里，一到这个时候，村子里的所有客厅就组合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多角形空间，其中每个角落都被那些孩子占去，他们相互背靠背，闹来闹去，别别扭扭，直到终于有一个人或者全部同时（事实上常常也就是这样）说出打破僵局的话或者笑出声来。在这个村子里，没有人会把别人称作朋友——要说起来，就是“好邻居”——可也没有无休无止的争吵会导致持久的敌意。
还在我遇到自己第一个敌人之前，当然就经历过被人追踪的事。这样的经历多多少少地决定了我后来生活的走向。然而，在当时，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这个来自林肯山村的孩子受到来自另外一个村子一群孩子的追踪。那里的孩子们去学校的路程要比我们远，比我们艰难；他们要跨越过一条深沟，因此自视比我们强壮。在回家的路上，我们要共同走到一个岔道口，通常都是“胡姆查赫人”追赶“林肯山村人”。尽管那些人年龄并不比我们大，可在他们身上，我却从来都看不出一群孩子的面目。（如今面对墓碑上那些英年遇难者的肖像，我才恍然觉得他们一个个多么年轻，多么孩子气，就是成了小伙子也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久久地奔跑在一条乡间马路上。恰好在这个时分，那里根本也没有车辆过往。我们的身后回荡着一群闹事者咄咄逼人的怒号，看不到脸面，两腿粗壮，两脚笨拙。他们挥舞着大猩猩一样的长臂，就像是棍棒；挎在背上的书包就像是冲锋时的背囊。有好些日子，等我知道已经穿越过原始森林的危险，经历了这样的时刻，我就觉得如此地饥饿，便留在布莱堡这座保护你的小城里。平日总是牵记离开这里回家，可到了这个时候，它在我心里是很可爱的。然而，事情后来可谓出现了转折——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变，是骤变。又有一次，已经过了城界，我听到身后那正因为不可理解而显得如此咄咄逼人的怒号。于是，我让同村的孩子们快跑，自己却坐到那个岔道口的草丛里。这条马路和那条交汇道路的三岔口在这里围起了一块三角地。就在他们向我冲来的时刻，我很自信，我是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坐在这三角地里，伸开两腿，朝南望着拜岑山脉，南斯拉夫边境就绵延在那山峰的高处。我相信自己会安然无恙的。我所看到的，同时也是我所想到的，我仿佛感觉这就是心灵的标志。到后来，不仅我安然无恙，而且那帮追赶的人靠近时越来越放慢了步子，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追寻着我的目光。“那山顶上好美啊！”我听到有人说。“我曾经和父亲一起登上去过。”我挨个儿打量着他们，发现这群家伙瓦解得零零散散的。他们从身旁溜达过去时笑着看我，仿佛我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他们自己也因此变得轻松了。谁也一声不吭，可显而易见，随着这个瞬间，一切追赶都停止了。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心想着那一伸一屈的两腿和拖拖曳曳的步伐：比起我来，他们还要走好远啊。而在距离中，一种亲密的感觉油然而起——在自己村子里，对那些邻居的孩子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感觉。因此，后来接着在时间距离中，这群胡姆查赫孩子乱作一团跌跌撞撞，卷得尘土飞扬，声嘶力竭的吼叫让恐惧传向四方。这一切变成了一个舞蹈和跳跃的队列，而今依然在童年的乡间大道上扬长而去，犹如一群部落成员，没有别的目的，就是要在这个图像中存在下去。（事后我自然浑身都打颤，久久地在草地上无法挪动身子。我靠在那儿的木头奶站上，默默地背诵着那些数字。）
相反，要对付我的第一个敌人，却什么招也没有了。他是邻居的儿子，白天挨母亲打，晚上挨父亲揍，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我在家里从来都不会挨打，取而代之的是，父亲生我气时，常常就在我眼前自个儿不是捶胸，就是打脸。可更有甚者，他会握紧拳头，狠劲地捶打自己的额头，直打得他不是踉踉跄跄地向后摇晃，就是双膝跪倒在地。可是我哥哥就不同了，尽管他只有一只眼睛，可是据说他不光是挨打，而且常常整个下午被关在屋后的地下室里。在这个用来储藏土豆的地下室里，我哥哥只要一闭上那只独眼，无疑要比他睁着那只眼时看见的要多得多。）我那个“小敌人”——相对那个后来的“大敌人”，我现在这样称呼他——可是不会动手的。尽管如此，他一下子就成了敌人，一眼就是了，好久什么都不用再说了，甚至连再看一眼都用不着。没有习以为常的吐舌头，吐唾沫，使绊腿。儿童敌人不用声明，仅仅就是怀有敌意。他的敌意会爆发为突然袭击。
有一天，教堂里在朗读新约四福音书，大家都站在那儿。这时，我觉得膝窝后面挨了轻轻的一击，几乎只是没有使劲地撞了一下，可是却足以让我支撑不住。我转过身去，看见那个家伙在独自出神。从这个时刻起，他就再也没有让我安宁过。他不打我，不扔石块，也不骂我——只是堵住我的去路。只要我一出门，他就跟在身旁。他甚至闯到家里来——在村子里，小孩去邻居家串门，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挤着我的身子，一点也不显眼，平常谁也发现不了。他从来都不会动手；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用肩膀轻轻地顶你（甚至连踢球时的冲撞都说不上），看上去，仿佛他要友好地向我说什么悄悄话似的。而事实上，他要把我挤到一个墙角去。然而，他通常压根儿都不会碰我一下，只是故意学着我的样子。比如说，不管我去哪儿，他就会冲出灌木丛，跟在我身旁，学着我的架势舞来弄去，同时迈起脚步，以同样的节奏甩起手臂。我一跑起来，他也跟着跑；我一停住步，他也跟着停下来；我眨一眨眼，他也跟着眨。此刻，他从来都不会看着我的眼睛，只是打量着它们，就像其他身体部位一样，目的是尽可能早地捕捉到每个动作的苗头来重复它。我常常试图使他对我的下一步行为产生错觉，故意朝着错误的方向接着又迅速掉头转向。然而，你永远都不会骗过他。他以这样的方式与其说是学着我的样子，倒不如说使我黯然失色，我成了自己影子的俘虏。
平心想一想，他或许只是讨厌。这种讨厌劲久而久之自然会变成一种敌意，搅得你永无宁日。那个家伙始终与你形影相随，即便他本人不在我身旁。每当我高兴的时候，立刻又会失去这种兴致，因为我在思想里看到它被我的敌人模仿，而且这样被否定了。其他生存感受——自豪、哀伤、愤怒、爱慕——同样如此：在影子游戏中，它们立刻就会失去其真实性。凡是我感觉自己最有生气的时候，在专心致志的时候，这个敌手就趁机而入，切断我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哪怕是我与这个对象之间才出现一丝一毫的接近，不管它是一本书，一个水上广场，一座田间小屋，还是一只眼睛。在这种持久的、犹如在无声无息的鞭笞下进行的追逐中，没有仇恨能够表现得如此难以忍受。我无法理解会受到如此仇视，并竭力要求得到和解。可是他就是不买账，他压根儿就无动于衷，只是一个劲学着我寻求和解的样子，完全不假思索。再也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个梦会过得没有我这个守护者。后来，我终于第一次朝他吼起来，可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洗耳恭听：这吼叫声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象征。可最终动起手的就是我。当时我十二岁，在和那个家伙扭打中，我再也不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我什么再也不是了；再就是说，我变得凶恶了。我的童年敌人告诉了我（我深信不疑，他明明事先就是这样预谋的），我凶恶了，我比他凶恶了，我是一个恶人。
起初，我不过是拉开挥来挥去的架势抵抗，更像是一个快要溺死的人四处抓来抓去的样子。尽管如此，这家伙也不向一旁躲闪，相反却把自己的脸伸过来挑衅。面孔贴得如此之近，也许就像在一个坠落的梦境里，接近撞点了。我顺手抓上去，这可不仅仅是抵抗的一种反射，而且也是态度的表现，承认，人人都期待已久的表白：我跟这家伙平分秋色。由于我动起手了，我终于承认是一个比自己的敌人还要更为凶恶得多的敌人。说实在的，在接触到别人的唾液和鼻涕时，我有一种双重感觉，既暴力，又冤屈，这种感觉我永远都不想再经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胜利的面具：“对你来说，再也没有任何退路了！”于是，我就一脚踹到他屁股上，用尽浑身的力量！他没有还手，只是忍受着，扮演出一副不可动摇的怪相。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从这天起，在所有人眼里，可以说我成了“打他的人”。他现在就有理由和权利，永远不再让我安宁。我们迄今暗自较劲的敌意变成了一场战争，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斗出个名堂来，可是这样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只有我们俩共下地狱。后来有一次，他父亲发现我打他儿子，就直奔过来，把我们拉开，将我推倒在地上，用他在牛圈干活的鞋子（吼着尖细的嗓门，连连不断地诅咒我这，诅咒我那，而我父亲平常只是在诅咒滑坡、雷电大火、冰雹和破坏房屋和地板的害虫时才这样无以复加地一吐为快）在我身上踩来踩去。这事让我感到幸运——再说是我确实懂得的独一无二的幸运，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十多年之后依然如此。
遭受了这次虐待后，我的话就多起来了，并且能够向母亲（是的，她）叙述那个敌人了。每次叙述都是用一个命令句开始：“你听着！”用另一个命令句结束：“你可要管一管啊！”母亲成为行动者，在家里向来如此：她说干就干起来了。她借口神父和老师劝说她，就领着这个十二岁的儿子去参加寄宿学校的招生考试了。
在考完试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克拉根福特误了开往布莱堡的最后一趟火车。我们走到城外，站在通往家乡的大街上，四面一片漆黑，天下着雨，我也顾不上被雨淋得湿透了。过了一阵子，有一辆车停下来，这车驶往南斯拉夫，去德拉瓦山谷，马里博尔或马堡[1]的司机让我们上了车。车里没有后座，我们就坐在车后面的厢板上。这时，母亲用斯洛文尼亚语向这男人说了我们的目的地，于是这男人就开始试图与她聊起天来。然而，他发现除了那些应付问候的套话和几首民歌歌词外，她对这门语言几乎一窍不通，便也一声不吭了。这次坐在汽车后面铁皮厢板上无声无息的夜间之行给我留下了一幅与母亲融为一体的画面，一再显现出作用和效果，至少在接下来寄宿学校的岁月里如此。为了这次行程，母亲专门让人理了波浪式发型，终于有一天不戴头巾了。尽管五十岁的身躯显得十分臃肿，可一道道的亮光时而掠过时，我觉得她的面目好年轻。她蜷曲着两腿坐在那里，手提包搁在身旁。雨点打在车窗玻璃外面，歪歪斜斜地流去。坐在遮雨的车厢里面，每到拐弯时，不知什么工具、装着钉子的包、空桶都朝着我们滑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在心灵深处感受到某种不可遏制的东西，激情澎湃的东西——似乎就像信心一样。母亲的帮助使我上了道，对我来说是一条正道。之前和之后，我确实没有少否定过这个女人。在我的眼里，她是那样的陌生——就连一句合她心意的话，我几乎都难以张口。然而，在1952年这个夏日的雨夜，我突然觉得，有一个母亲，当她的儿子，这是天经地义的。在这个时刻，她也不再是那个农家女人，那个乡巴农妇，那个牛圈女仆，或者那个常去做礼拜的女信徒了；她常常打扮成这般样子穿梭在村子里。她露出了潜藏在深处的东西：她不是家庭妇女，而更是一个女管家；她不是一个土里土气的人，而更是一个精通世故的人；她不是一个观望者，而更是一个行动者。
在去往林肯山村的岔路口，司机让我们下了车。我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母亲挽着我的胳膊，直到她转了一圈。雨停了。月光下，拜岑山脉呈现在平川的边缘，一丝一毫都清晰可见，犹如一种图像文字：一条条峡谷，一道道岩壁，分明的树木线，一块块凹地，一座座山峰。“我们的山！”母亲接着说，早在战前，就在下边沿着山势的地方，像“我们的司机”现在一样，我哥哥朝着相同的方向驶去了，向着东南越过边界，去马里博尔上农业学校了。
在寄宿学校度过的这五年是不值得叙述的。乡愁、遭受压抑、冷酷、集体坐牢，这些词汇就足够了。我们大家所谓孜孜追求的僧侣精神却从来没有使我获得某种使命感。我也觉得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有能力胜任。那些神秘的东西早就在乡村教堂举行的圣礼中传播过了，如今在这里从早到晚都失去了任何吸引力。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主管神职人员会充当神父的职责。他们要么关在那暖和的私有屋子里深居简出，一旦叫谁前去，那也仅仅是要警告你，威胁你，摸你的底——要么总是披着拖在地上的黑色教士长袍在楼里来回巡视，充当看守人和探子，形形色色，千差万别。就是在圣坛前，每天做礼拜时，他们也不会承担起曾经被授予的这个神父圣职，而是充当了秩序守护者的角色，履行着仪式的每个细节：当他们转过身去，一声不吭，手臂伸向苍天站在那里时，就好像在倾听着自己的背后发生了什么；然后当他们又回过头来，仿佛要为所有的人赐福时，于是他们心里就只有一个抓住我的念头。而乡村的神父则完全两样：他刚刚还在我眼前把装满苹果的箱子搬入地窖里，听着广播新闻，剪去耳边的头发——而现在就穿着庄重的礼服站在教堂里，不管膝盖怎样咔嚓作响，一心虔诚地屈膝在圣体前，完全忘却了我们其余人的存在。然而，我们正是因为如此才走到一起来了。
与此相反，在学习时，我独自感受了教会兵营里独一无二的美妙交往。在独自学习中，我掌握的每个字眼都先说出了我正确运用的每个简单明了的表达形式；我能够信手描绘的每个河道都先说出了当时催促着我要奔向的惟一目标：到外面去，生活在自由的天地里。要是你问我想像的“王国”是什么，我要说出的不会是一个确定的国家，而是“自由的王国”。
然而，我觉得，恰恰是人成了那个当时只有在学习中才隐约意识到的王国的化身。接着在寄宿学校的最后一年里，人却成了我的大敌。这一次，不是我的同龄人，而是一个成年人；也不是一个神职人员，而是一个外来人，来自世俗世界，一个世俗的人，一个老师。他还很年轻，刚刚完成学业，住在那幢所谓的教师楼里。在方圆广阔的范围内，这幢楼连同寄宿学校的城堡和凿进山坡的主教墓地一起，孤零零地坐落在偏僻而光突突的山丘上。平日，我对所有人来说都不那么起眼（就是在十多年之后，遇到当年的相识时，我总是听到同样的描述：“好静，独来独往，专心致志。”这样一说，我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立刻就注意上我了。他讲起课来，都是针对我来的，仿佛在专门给我一个人上课似的。此时此刻，他说起话来，没有一点教训人的口气，更好像是他每讲一句话，就要问问我，是否同意他这样划分材料的方式。真的，看他的样子，好像我早就对这材料了如指掌，而他只是每每期待着我点点头认可，他对其他人并没有叙述什么不对的东西。有一次，当我真的纠正了他时，他非但没有佯装不理，反而兴致勃勃地表明了他的热忱，一个学生居然能够强过老师：这样的情形始终是他梦寐以求的。我一刻也没有忘乎所以——完全是另外的心境：我觉得自己得到承认了。多年让人视而不见之后，我终于被人注意到了，这恰恰就是一种觉醒。我在感情洋溢中觉醒了。有一阵子，一切都很美好：我那些同龄人，首先是那个年轻老师，我们走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信仰地狱，走进了一个学习、研究和观察世界的自由天地里，走进了一个我当时觉得很美妙的荒僻世界里。每天下课以后，我就不知不觉地陪着这位老师走到对面的教师楼前。当他周末驱车离去时，我的心就随着一起飞到城里。在那儿，他无论做什么事情，无非都是为上课的日子在养精蓄锐。一旦他留在这里，教师楼上那间惟一亮灯的窗户就在我的心底里点燃起一种永恒的光明，与昏暗的寄宿学校教堂圣坛旁那闪烁不定的小烛火迥然不同。
这期间，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老师——我永远就想着当一个学生，比如说当一个这样的老师的学生，他同时也是学生的学生。这样的情形当然只有保持距离才会有可能，可这多么必要的距离，我们却人为地丧失了，也许是我陶醉在觉醒的感情洋溢中，也许是他沉浸在发现的无比热忱中。直到这个时候，他对于这样的发现也只有做做梦罢了。不过也许会是这样，时间久了，我无法忍受人家拿我当目标。这正好促使我要毁掉那个在他心目中描述的图像，哪怕它也符合我心灵最深处的东西。我要逃开他的视野。我渴望着重新过上默默无闻的日子，就像此前的十六年一样，躲在自己的书桌前，躲在那宽敞的蓝色棚屋里，谁也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更何况如此高的评价——可事到如今，我如此亲密无间地被一个人了如指掌之后，甚至连那个当年常常在我心中作祟的双影人都望尘莫及。到了这个地步，我觉得默默无闻才是真实的，才是美妙的。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时刻，被当作楷模，甚至是奇迹，虽然面对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身，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忍受的。我渴望着在重重矛盾中消失。有一次，我插问了一句，肯定又一次表明了我的“同步思考”，于是一种兴高采烈，甚至激动不已的不寻常目光直冲我而来，我做出了一副极其难堪的怪相，只是要分散对我的注意力，却刺伤了这位年轻老师。在这同一时刻，我感觉和他一样。他目瞪口呆，然后离开教室，这节课再也没有回来。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他觉得正好看到了我真实的面孔；我真诚的想法，对学习对象的热爱，对他这个将全部身心都投注到自己事业之中的人的好感，都是我伪装起来的；我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是个背叛者。当其他人在热烈地谈论时，我却一声不吭地朝窗外望去。这位老师就站在下面楼前的场地上，背向楼。他一转过身来，正好对着我，我看见的不是他的眼睛，而是撅起的嘴唇，强硬得就像是鸟喙。这既让我痛心，也使我惬意。我甚至在享受着，除了我自己以外，终于不用亲近任何人了。
接着，那鸟喙只是撅得越来越尖了。然而，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一个憎恨你的敌人，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执行者。他一旦作出了判决，那就不可挽回了。再说那个放着书桌的棚屋并没有表现为避难所。我再也学不下去了。这位老师每天向我表明，我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我所知道的，不是“所要求的”：我那所谓的知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一文不值的东西”，不是那“材料”；它不过是出自于我而已，以这种形式，没有一个被大家共同认可的表达方式，对谁都没有什么用处。我凝视着那棚屋，独自与笼罩在心中的乌云为伍。在这棚屋里，那一个个符号、辨别、过渡、连接和组合的光明世界曾经呈现给我一片蔚蓝的天空，又让我兴趣盎然。不可想像，这乌云会一散而去；它越来越沉重，四处弥漫开来，涌到口腔里，钻进眼窝里，堵住了我的声音，遮挡住我的目光。这些都是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在教堂里，集体做礼拜时，我本来就只是动动嘴唇，而在学校里，因为这位老师同时是班主任，不久便不提问我了，更不用说关注我了。在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可谓失去语言的感受——不仅在其他人面前默默无声了，而且面对自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发不出一个音了，做不出一个动作了。这样的沉默在呼唤着力量；任何退让都是不可想像的。可与那个小敌人不同，这力量是无法向外发泄的。这个大敌人，他沉甸甸地压在你的心头上，你的腹腔里，你的横膈膜上，你的肺翼上，你的气管上，你的喉头上，你的软腭上，堵塞了你的鼻孔和听觉，那个被他包围在中间的心脏，不再跳动了，不再搏动了，不再嗡嗡地响了，也不再输送血液了，而是滴滴答答地响，刺耳，辛辣和凶恶。
这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课前被叫到寄宿学校校长跟前。他呼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母亲马上会打电话来（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而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现，不管是说话、唱歌、大笑还是无休无止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可她当时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低沉得就像一个刚从邮局的电话亭里传出来的声音，单调而清楚。她说，父亲和她商量好了，让我离开这个“男子学校”，转到一所普通学校里，而且立刻就转。两个钟头后，她会乘坐邻居的车到达，在楼下大门口等我。她已经给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级中学报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会进入你的新班级。你将坐在一个姑娘旁边。你天天要坐火车去。你可以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餐厅不再需要了；父亲正在给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想要反对，可突然又不再反对了。母亲的声音是一个判决者的声音。她对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为我负责，她作决定，而且由她来宣布释放我的决定，刻不容缓。那是一个从内心深处跃起的声音，一个毕生都在那儿积聚的沉默中迸发出来的声音，仅仅就这一次。这样的积聚也许正是为了在仅有的一个时刻，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令人折服和一劳永逸地来行使权力要求。这声音随之又会立刻回归到那沉默之中。在那里，它的臣民拥有了王位和帝国。那也是一个轻快的、让人振奋的、简直是舞蹈般的声音，几乎和老生常谈不分你我。我把母亲的这个决定告诉给校长。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转瞬间，一小队兴高采烈的人马，穿行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带着这个被赦免的家伙和放在后座上的旅行箱，行进在一片高高的天空下。在灿烂的阳光里，仿佛汽车的顶盖被掀开了似的。每当我们前方的道路没有车辆时，手握方向盘的邻居就手舞足蹈，蜿蜒蛇行，并且放声歌唱游击队歌。不知道歌词的母亲随着一起哼唱，其间拖着一种越来越庄重的音调呼叫出点缀在我回家路上左右两边的地方名字。我感觉眩晕，紧紧地抓住旅行箱。假如我当时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话，那也不会是“轻松”、“高兴”、或者“幸福”，而是“光明”，几乎是太多的光明。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称心如意地回过家。这期间，恰好就在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每次回家的行程都是在一种隆重喜庆的启程气氛中进行的。这不只是因为除了夏天外，我们只是每逢神圣的节日时才被允许离开。在圣诞节前夕，那些被释放的学生顾不上天空还一片漆黑，就冲下山去，首先抓住时机离开那条盘道，带着行李越过栅栏，仿佛走在一条直行线上，穿过那陡峭的、荒无人烟的、冻得实实在在的牲畜攀爬的坡地，继续跋涉过那片溪水释放着雾气的沼泽地，直奔向火车站。接着，在火车行驶中，我站在车厢外面的平台上，和其他人拥挤在一起，我的耳边回响着他们高兴的吼叫声。天依然还没有发亮，笼罩着一片把天地合拢起来的强劲的黑暗，上面是群星闪耀，下面是从火车头里飞出的火花。这种黑暗的力量空间被那自然力交织为一体，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会把它想像成某种神圣的东西。看样子，仿佛我根本就不用再特意去呼吸了。那流动的空气让我的内心热血沸腾，直涌向鼻腔。我听到了身旁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欢呼声，听到了自己只是默默地埋在心底里的欢呼声。这欢呼声来自那隆隆运转的车轮，那嗒嗒鸣叫的铁轨，那咔啦作响的道岔，那指引开道的信号灯，那确保道路畅通无阻的道口杆，那响彻在这整个呼啸而去的铁道系统里的噼啪声。
然后，大家一个个分手离去，深信眼前呈现的是最美好的一段路程，最有冒险经历和结束行程的步行路程，一个家。可是，这个同被隔离的人却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家。实际上，有一次，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位成长中的年轻人抵达火车站后，穿过田野朝着村子走去。这时，有一样东西和他形影不离。这期间，他看见了那个被宗教历法所宣告的救世童。当然，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在路边那些干枯的玉米秸秆后面，一道道的间隙闪闪烁烁。它们动来动去，一步接一步，一排并一排，总是一个样子，空荡荡，白茫茫，飘来飞去。这时，他有一个幻影，那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且是同样一个，它此刻不仅陪伴着他，而且又猛地一下飞到他前面；那是一丝微风，它总是在你的眼角呼呼地飞来飞去，像鸟儿一样，在等待着我，然后又先飞去。在一片平坦的耕地上，从一条犁沟里卷起一堆玉米叶飞向空中，灰黄色的叶子先是原地飘上一会儿，然后变成了圆柱形，又慢慢飘落到地上。在远处，有一列火车在行驶，它几乎隐没在雾气中，仿佛要突然停在轨道上，又突然远远地冲上前去，同样猛地一下，就像我身旁那轻轻飘动的东西一样。我朝着回家的方向奔去，心急如焚地要去叙述，可是我一跨进门槛就知道，那是不可直接叙述的，口头也叙述不了。一打开门，就只剩下这座房子了，暖融融的，闻着一股清爽的木头味，里面住着人，可是和在寄宿学校里不一样，那都是我的亲人。这一大早的火车行程集结在脸上的煤黑叙述着就够受欢迎的了。
寄宿学校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离开那儿，无论去东南西北，就只有一个方向：回家。你晚上躺在寝室里，听到火车在下面的平川上缓缓行驶时，你就会想像着坐在里面的人无非都是要赶着回家去。飞机飞行在那条国际航线上，正好从这村子上方越过，云彩也从这里飘去。那条林荫道指引着回家的路。在它的尽头，一片牲畜攀爬的坡地倾斜而下；在一条条长满草、空荡荡的羊肠小道上，你会觉得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就像在捉迷藏时一样，仿佛听到了声音：“太让人激动了！”每个星期来一次的面包车，然后继续驶向一个只是闻其名而熟悉的地方。然而在那里，大街上的灯光就是我家乡的灯光。恰恰那些最遥远的对象——山峦、月亮、灯标——好像就是通向那个地方的空中桥梁。你在那里才是“主人”，和出生证里写的一样。那些天天都要逃脱的想法从来都不会向着一个大城市，甚或是国外，而始终只是滞留在家乡的天地里：那儿的谷仓、某个田间小屋、林中小教堂，湖畔的芦苇风雨棚。几乎所有的教会学生都来自乡村。谁要是真的逃走了，他立刻就会被抓住的，不是在自己的村子周围，就是在通向那里最近的捷径上。
然而到了今天，一切变得来去自由了，每天往返于这个偏远的村子和城里的学校之间，我感受着自己不再有固定地点的滋味。那个专门给我准备的房间，无非用来睡觉而已。在我住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林肯山村几乎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座教堂，那些低矮的斯洛文尼亚式的农家房舍，那些不围篱笆的果园。我现在体会的林肯山村不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仅仅是一个零零散散的乡村居住区。虽然村子广场、谷仓坡道、保龄球道、养蜂场、草垫子、炸弹坑、圣坛塑像、林中的空旷地依然如故，但是它们不再显现出昔日那相互关联的统一。而我当年在其中的一举一动就是本地人中的一员，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现在看上去，仿佛连个挡风避雨的地方都荡然无存了，在那刺眼冷酷的光线下，似乎没有了聚会的地点，欢乐的地方，隐匿的角落，引人注目的东西，休息的场所——一言以蔽之，再也没有了相互转换的空间。起初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村子上，因为机器代替了许多手工家具。然后我就认识到：这个格格不入的人，这个脱离了关联的人，那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跌跌撞撞，不是碰壁，就是抓空。我一迎面碰上什么人，就躲开人家的目光，哪怕我们是从小就认识也罢。这么久离家在外，没有在家里待过，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些就像罪孽一样刺痛了我。我错失了留在这里的权利。有一个同龄人，当年在村子里，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小学的岁月。有一次，他想给我讲一讲邻居的这事和那事，然后中断叙述说：“你看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再也走不进那些同龄人的圈子里了。我也是他们之中惟一还在上学的人。别的那些人，不管是农庄继承人还是手艺人，他们都成了有工作的人了。照法律说，他们还是青少年，可我觉得他们已经成人了。我看到他们不是在一心一意做事，就是正要去找事做。他们身着工作服和围裙，直挺着脑袋，睁着始终果断的眼睛，放开劲头十足的手脚，有点像军人的样子。与之相应，学校教室里那嘈杂的声音，不是变成了三言两语，就是点点头而已，或者骑在摩托上擦肩而过（挥一挥手就足够了），既不说上一句话，也不看上你一眼。他们的娱乐也是成人的娱乐。而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局外人。我目睹着一对对舞伴那样庄重，那样全神贯注地迈着矫健的步子旋转在舞池中，禁不住打起诧异的寒战，甚至肃然起敬的寒战，仿佛是在朝拜一个神秘的东西。这个庄重而翩翩舞动的少妇不就是那个曾经用一条腿跨越过粉笔划定的天堂与地狱之界的女子吗？而这个现在从容不迫，稍稍撩起衣服，迈着舞步跨上舞台的女子在不久前还向我们展示过她那未长阴毛的小孩生殖器呢！就在野外的牧场上。多快呀，他们一个个都脱离了童年的幼稚，长大成人了，确确实实看不起我了。每个小伙子也都经受过很大的不幸了；不是这个缺一根指头，就是那个少一只耳朵，或者失去整个手臂；至少有一个不幸丧生了。有些人已经当了父亲；又有不少人做了母亲。而这个他，却依然被关在那个地方。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认识到，随着在寄宿学校的岁月，我的青春逝去了，我似乎就没有感受过青春，哪怕是一时一刻也好。我把青春看成是一条河，自由自在地涌流在一起，共同向前奔流不息。随着踏进寄宿学校的大门，我和那里所有的人一起都被隔绝在世外了。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年代，再也无法挽回了。我缺少某些东西，某些决定命运的东西，也许我会永远缺少下去。像村子里一些同龄人一样，我也有身体上的缺陷。然而，这种缺陷并没有脱离我，不像一只脚或者一只手，而且也根本不是现在才形成的。再说它不仅只是一种所谓的肢体现象，而更多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组织。我的缺陷则意味着我再也赶不上其他人了：既做不到一起，又说不到一起。看样子，我好像搁浅了，成了一个废物，而那条似乎惟独承载了我的水流好像永远从我身边流去了。我心里明白，为了未来的一切，我需要这青春。如今我无可挽回地错失了这青春，这才使得你进退维谷，甚至在你的内心深处时而会引起无比痛苦的抽搐，尤其是在与我不相上下的同龄人交往时更是如此。要想从中解脱出来，我发誓要与那些让我麻木不仁的人——本来就存在这样的人！——势不两立。
虽然我也一再对这种袖手旁观的日子感到满意，可是久而久之，我也不甘心这样孤独地过下去。于是，我就和村子里那些年龄小一些的孩子结伴。这些孩子乐意地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他们嬉闹的裁判，当作支持者，当作一个不跟他们说实话的人。在傍晚和黑夜降临的时刻，教堂前的空地就成了属于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他们要么坐在教堂墙壁的外台上，要么把身子撑在自己的自行车上，通常要让人呼叫好多次以后才回家去睡觉。他们几乎都不说话，无非就是在这儿凑到一起，蝙蝠围着飞来飞去，时间就这样流去，直到谁都几乎看不到谁。在这里，我就使尽浑身解数，试着充当起一个叙述者。我时而划起一根火柴，时而拿起两块石头相互敲击，时而向握成空心球似的双手里口气。这期间，我当然从始到终也就是玩玩把戏——畸形足走路，洪水猛涨，鬼火临近。这些听众压根儿也不想听什么情节，这些把戏就足够了。然而，这个快要成年的男子好像并不满足于这样围绕着别人转来转去，于是他就坐到这些孩子中间，犹如他们的一员。他们觉得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那些当年的伙伴却冷嘲热讽我。他们此间已经变成“大人”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到我肩膀的毛孩子在广场上赛跑。这时，那个我在寄宿学校的夜晚常常看见隐现在蓝色帷幕后的姑娘——从来没有过对一个女人如愿以偿的裸体想像——脚穿高跟鞋，昂着头挺着胸走过去了。她撅起嘴，几乎让你觉察不到，一副地地道道不屑一顾的神气：仿佛从眼角投来的一瞥已经吐露出了她的一切，也就是说我怎么看着都让人不是滋味。
突然间，我不仅被阻断了与那些孩子的交往，而且也无法去广场上了。我被驱赶到那个在当地语言运用中被称为“花园之后”的边缘地带。换句话说，这个表达也就意味着那个地方虽说也住着人，可不再那样合情合理地被当作村子的一部分：栖身在那儿的人都是孤寡人。比如那个护路人就住在那儿的一间窝棚里。窝棚墙壁很厚，涂成了深黄色，犹如一个无论哪儿都不会再有的（而且在那些村子周边也从来没有过的）城堡的门房。我没有进过这间屋子，也与这个人始终保持距离。在我的周围，他是惟一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人。只要一有秘密，他不但守不住，而且要一吐为快。他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养护这个地区的公路。然而，有些日子里，他也会起身离开那个放在乡间公路荒僻野外中的碎石箱，变个样儿站在一个梯子上，比如在村子中间的客栈门口上方，成为一个写写画画的人。看着他用极其缓慢的笔触给写好的字母再加上一道彩虹，看着他用几条细如发丝的笔线似乎要给那粗壮的字母透透气，并且从一片空白中变幻出下一个字来，仿佛它早就在那里存在似的，而他不过是描描而已。此时，我就在这显现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个隐藏着的、不可名状的、因此愈显富丽堂皇的、并且首先无边无界的世界帝国的象征物。正是由于这个帝国的存在，这个村子似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走出了无足轻重的境地，成为这个帝国圈子的核心。这个文字图像的形式和颜色此刻在这里浑然一体，构成中心，把这个圈子照得通亮。在这样的时刻，连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的梯子也变得非同一般了：它不是倚靠着，而是高高耸立着，两条腿旁的路缘石闪闪发光。一辆满载秸秆的马车从旁边驶过，一捆捆秸秆编织成了一个个花环。百叶窗上的挂钩不再是下垂着，而是指示着方向。客栈的门变成了庄重的大门，进入的人都听从这文字的召唤，一边注视着它，一边脱下帽子。从背景中，突显出一只在那儿扒食的鸡的爪子——是一只徽章动物的黄色爪子。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站着的这条街，不是通往那个临近的小城，而是通向村外的旷野，并且同时径直指向他的笔尖。在别的一些日子里，秋天的狂风落叶，冬天的雪花飘舞，春天的繁花似锦，夏天的远方闪电，在我眼前这乡村广场上，那个大世界曾经作为不折不扣的现实而主宰过。然而，在这些写写画画的日子里，我却有了更多的感受：在现实中感受的时间，升华为时代的感受。
我觉得，那个护路人还有另外一个变身法：他给坐落在野外田间小道旁的圣像柱重新涂色。有一个田间的圣地就像是一个小教堂，有一个内室，当然小得可怜，其中仅仅不过一步的空间。我总是碰到他在忙活着。他身子挤进这坐落在偏远十字路口的四方空间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肘。他把胳膊肘撑在小窗腰上，小窗朝着我的方向敞开着。此刻，圣像柱不禁使人想起一个被掏空的树干，一个驾驶室，一个岗亭。看样子，仿佛这人把它扛在自己肩上，扛到野外这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位写写画画的人简直连退一步来审视一下自己干了什么的空隙都没有。然而，他站在那里，头上戴着礼帽，一点也不为我的脚步而分心。这镇静自若劲表明，他根本就不需要那样一个活动空间。那幅需要修复的壁画从外面是看不见的。过路人要想看看上面画的是什么，就得把身子弯到窗腰上。在这个小室里，惟独反射着主要色彩，一种浅蓝色。在这个色彩中，久久看去，每个别的色彩运动就像榜样一样影响着我。真的，有朝一日，我也希望这样来干我的事情。如此悠然自得，如此从容不迫，如此无声无息，不为任何人而动摇，完全自由自在地活着，没有劝说，没有赞扬，没有期望，没有要求，一句话，没有任何别的想法。不管今后干什么工作，它都要和这儿的工作一个样。这样的工作使得从事它的人如此显然地变得完美，并且让这个偶然的见证人得以分享。
在这些年里，我每天不得不感受着。对我来说，在这个村子里，在过早因为暴力断送了童年之后，再也没有可能建立什么联系了，不存在什么延续了，也不会再持久下去了。与此同时，我那神经错乱的姐姐第一次开始接近我。说来也奇怪，从小时候开始，周围所有的疯子都吸引着我，而我反过来也吸引着他们。他们在不间断地漫游时，常常走到窗前，将鼻子和嘴唇贴到玻璃上，龇牙咧嘴地朝屋里冷笑。当我在布莱堡上学的时候，在我的眼里，那儿有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让我越来越着迷，那就是护理院，疯人院。我定期在放学以后绕道前往，让人家透过围栏，用叫喊和无声的挥舞——我也回想起拥抱空气的情景——来欢迎我。接着，我一边十分兴奋地往回走，一边在空荡荡的乡间大路上自个儿挥舞来，叫喊去。看样子，好像那些精神病人或呆子都是我的保护神。当我好久碰不到他们时，那么只要一看见第一个十分友好的呆子就高兴极了，顿时会充满力量，如同大病初愈。
然而，在我看来，姐姐既不是那群劲头十足的呆子中的一员，也不属于疯子行列。她总是独自一人，不可捉摸。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怕她，躲避她。只要一想到她的目光，我也觉得就像人家说得我心悦诚服一样，那不是精神错乱的目光，而更多是凝视；不是呆若木鸡，而更多是清清白白；不是沉迷于过去，而是任何时候都在现场。我不断地与这双眼睛进行较量，可是较量的结果没有一次对我有利。此间，这个工具（我把那个不动声色的目光看成是这样的工具）表明的并不是我当时的过失或者无耻行为，而更多是那根本的不幸：我伪装了；我不是那个自己表现的我；我不是真实的，我根本不是这样，我是在演戏。而且她也真的从来都没有善良过。无论干什么事——只要我这样或那样一盯望——我都觉得做什么都是给她和我自己看的，再说是虚伪和拙劣的。起初，她嘲笑我，起码有时在她那咯咯笑声中几乎还带着同情味。后来，在经过这样蔑视的折磨瞬间之后，她只是一声不吭地幸灾乐祸。因此，我就尽可能地躲开她（当然，她过后也许会出乎意料地站在回廊里，并且在那儿设下她的目光陷阱）。
我姐姐大我那么多，这无疑也让我感到诧异。哥哥和她只相差一岁，而我和她却相差二十多岁。实际上，这孩子久久地把她当成家里的一个陌生人，一个可怕的入侵者，她随时都会从头发里拔出一根发针来刺人。那么到了如今，当我从寄宿学校回来时，她又从自己的头发里拔出饰针，不过这却意味着：她靠近了，她向我表白心事，她接近我，带着关怀的神情，也是一种激动。当我下了火车时，她激动地穿过田野，迎着我走来；她激动地帮我拎着包；她激动地递给我一支鸟羽毛，拿来一个苹果，献上一杯果子酒。我否定了全部的过去，我最终就是这个样子：最终不仅她不知所措，无可归属，而且我也一样。她最终有了一个同谋，一个同盟，可以围着我转了。她的目光不但不伤害我，而且停留在我身上。如果说这目光迄今向我预言了不幸的话，那么它现在无非就预示着对我的、她的、我们俩的现实存在的惬意。然而，此时此刻，它绝对不是强加于你，始终不过是作为一种纯粹的征兆，像符号一样，无视于我需要的任何第三者。
在我的想像中，姐姐相应的举止就是坐姿，安安静静地挺着身子坐在那儿，两手搁在身边的长凳上。虽说家家门前都放着这样一条长凳，可平日都是男人们坐在那里，大多数是老人——而惟独作为老者留在我记忆中的父亲却没有给我留下一次坐着的印记。相反，我看见村子的女人们“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就像人们谈论女店主时说的；要么奔忙在大街上，要么弯腰劳作在花园里，要么在屋子里奔来跑去。也许我只是这样想像，不过在我看来，这是斯洛文尼亚乡村女人的一个特点。在屋里，她们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每个动作都是奔跑。她们从桌前跑到灶前，从灶前跑到菜案前，又从菜案前跑回桌前，尽管各个点之间都近在咫尺。这种在狭小空间里的奔跑开始于站立，是由短步急走、踮起足尖一闪而过、就地奔跑、换换脚、转向和再短步急走组合而成的快速延续，从整体上呈现为一种脚步沉重的跳跳蹦蹦，一种长年累月的女仆人的舞蹈。连那些少女也一样，她们刚一走出校门回到家里，就刻不容缓地开始在那里奔忙，在客厅厨房里蹦来蹦去，要和别人争个高低，就像自然而然地迈着效劳的急步。甚至连我那个不是本地人的母亲也接受了这种习俗，比如说，她眼睛盯着地板，屏住呼吸急急忙忙地蹦过来，就是要为我送杯水，仿佛我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贵客。此时此刻，我想不起来什么时候会有这样一个客人光顾过我们这个家，甚至连神父也不曾来过。可眼下这位姐姐是村里女人中惟一让我看见坐着的一个。她坐在门前的长凳上，光天化日之下，无所事事，就是坐着。而且像那个护路人一样，我也把她看做一个榜样。她坐在那里，指头扳来弄去，指间并没有通常的十字架念珠。这时，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成了一个空中精灵，只是让她自己最愿意看到的人才看得见，那就是我。与那个写写画画的人一模一样，她远离其他人的舞蹈，以其愚人百无禁忌的自由，也代表了这个村子的中心。我心想，她现在坐的那个地方，那坐落在教堂某个昏暗的角落里而不为人注意的千年小石像似乎就可以正襟危坐在那里。它就只剩下躯干、手和头。从那饱经沧桑的脸上，隆起的不过是眼睛和满带微笑的嘴，二者都紧闭。眼皮、嘴唇和拿着石球的手在露天里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这全部图像挪进了那光芒闪烁的房屋墙壁里，成为它的基座。
是呀，那帮孩子在夜幕中的时刻；是呀，那个没有见证人而辛勤写写画画的人的时刻；是呀，那个坐在太阳下的同谋者的时刻：然而，久而久之，所有这些时刻都不能替代我那失去的天地。
这个梦结束了，许多梦肯定又随之而来了，大梦和小梦，白日梦和黑夜梦。可是在这些年里，我也没有变成城里人。虽然我在村子里变得可怕了，常常在放学以后直等到最后一趟火车才回家，可我在城里到处都格格不入。那时，我不去饭馆里，同样也不去看电影。于是我不是四处荡来荡去，就是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消磨时间。或许也是克拉根福特的特点使我毫无目的：要走路去湖边，离得太远。这个的确让我觉得广阔的城市，一个州的首府却没有河流经过，要不就可以去河边，站在桥上。那惟一对我来说像客店一样的城市大楼就是学校，它坐落在火车站旁。我在那儿独自度过了一个个下午，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走廊某个被打扫干净的角落，里面摆放着桌子和长凳。有时候，其他名义上的走读生也加入到这里来。于是在这座宏伟的、空荡荡的、越来越变得无声无息和昏暗的大楼里，我们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小团体，一个默默无声地坐在窗前长凳上和站在拐角的小群体。在这里，我遇到了那个很有主见的姑娘，过后还和她看过一次电影呢。她同样住在离得很远的地方，位于相反的方向。我现在想起来，与寄宿学校的岁月不同，那个地方要比自己的家乡诱人得多；凭她那张从走廊的昏暗中迎着我照亮的脸看来，她只有可能属于坐落在某条繁华大街上的豪门望族之家。
相反，和同班的同学，我惟独在上课期间有一种群体的感受。在这里，我有话可说，甚至有时候是代言人（或者是遇到疑难问题时被提问的人）。然而，下课后，我就孤零零的。其他同学都住在城里，不是和父母一起就是寄宿在亲朋家里。而且他们都是律师、医生、厂主和商人家的孩子。没有人像我一样，连自己父亲的职业都说不出口。那么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山涧工人”的儿子呢（这些是我父亲几十年里干过的工作），还是干脆回避说我父亲“退休了”不就够了吗？我也隐瞒了自己的出身，因此也撒了谎，一会儿说得高高在上，一会儿又说得什么都不是。我甚至想跳过这出身，让我像一个压根儿就没有出身的人，这样对我来说无疑再好不过了——当年在布莱堡这座小城里，在和那些教师、警察、邮局经理、银行职员家的孩子们打交道时，我确实已经清清楚楚地认识到那影影绰绰感觉到的东西：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从心灵深处和他们完全两样，他们不是我的世界。他们有自己交往的规矩，而我根本就没有。他们的社交活动不仅让我感到陌生，而且反感。他们起初还客气地邀请我去参加社交活动。站在一个舞蹈培训馆门前，听到那女培训师数着节拍的命令，我不禁想像着，这里面都是终身被监禁的人，而且是自觉自愿的。我觉得抓住的门把手如同相应的手铐。在一次花园聚会时，我曾经屈起双膝闲坐在挂在我头顶上方的吊床里，笼罩在五彩缤纷的灯笼，闪烁的风灯，烟雾浓浓的烤肉篝火中，沉迷在轻音乐和喷泉哗哗的水声中，包围在一群舞动和聊天的人之中，就像进入了一张罗网，再也无法逃脱了。
在学习群体之外，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无论站在哪儿，都成了碍事的。由于我对每句话都踌躇不定，那些本来进行得如此应对自如的谈话被弄得戛然而止。当其他人都昂头挺胸地从人行道中间走去时，我却弯着身子，紧贴着墙壁和栅栏挪过去；当他们不管在哪儿，比如大门口停下来要让人看看时，我就利用这个瞬间，悄悄地从他们身旁跨过门槛（这样有时反而更加引起他们对我的注意，就像发生在教室里的哄堂大笑所表明的一样）。一句话，与同学们在一起的那些自由时光就是笼罩在我反应迟钝的征兆之下，这无疑只有我一个人心里明白。好些年以后，我似乎在有轨电车里一个男子身上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那个人坐在一群讲着笑话的同伴圈里。他总是随声附和别人的笑声，然而每次都慢了一点，而且也是笑到一半又一再戛然而止，发起呆，接着又跟着一起笑，声嘶力竭的样子。在他的周围，没有一个人能觉察到让我这个局外人立刻就明白的一切：他肯定听懂了这儿所叙述的东西，可是并没弄明白这笑话的弦外之音。他对双重意义和影射彻底没有感觉，于是，别人讲什么，他就完全当什么。在沉默的瞬间里，我从那简直吃惊的眼神中看得出，他甚至在共同经历着那些叙述的一个个细节，当作某种十分严肃的东西。这时，我就在有轨电车上想着，当时我坐在同学们中间，情形也一模一样，惟有局外人，像我现在一样，似乎才会认识到，有人处在这个圈子里是“不合宜的”。
有一次，我们好几个人坐在一张桌旁聊天。起初，我还跟得上，可是后来，十分突然，我与别人之间就一刀两断了，那儿是交往的人群，这儿是我。我只是听到他们在说话，没有看他们。在我的余光里，最多不过是几个肢体闪来闪去，或者动来动去。因此，这听觉就越发敏锐：让人吃惊的是，无论是每个句子的一字一词还是抑扬顿挫，我似乎都能够立刻清清楚楚地复述出来，比最好的录音机还要真实。人们谈论的无非都是些习以为常的东西，借以消遣。然而，恰恰就是人们谈论的那些事，还有他们谈论那些事的方式使我气愤。这期间，我自己不是也竭力想参与其中吗？是呀，可是此刻我无声无息地坐在一旁，就想着让这一圈人来问一问。在我看来，那些人当然只是谈得越发来劲，旁若无我，无视我，仿佛此间惟独就是要这样做给我看的，他们就是他们，而我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是的，这帮市民子女当着我的面，当着这个一声不吭的人的面，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压根儿连问都不问你一声。他们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像我这样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驱除出去，就连他们说话的方式也是冲着我来的，尽管其中也没有什么恶语相加，像是平平淡淡，容易上口的歌唱。我感到，面对这样的聚会，在孤独的境地中，能量在我的身上聚集——那种总有一天也要说话和叙述的冲动——，在我的脑海里突然变向，一边猛烈地震撼和麻醉了整个大脑，一边弹回我的身体里。那种“孤独”，我不过是把它当成一个字眼：我就是这样感受孤独的。在这一天里，我打定主意，这种形式的交往永远也不会是我的。甚或不能在这儿跟他们一起谈论，充当一个另类，这不也是一种无声的胜利吗？我不告而别，离开那张桌子，他们甚至连片刻都不停顿。后来，当再发生这样的事时，我才听到有人说，我没有过“儿童游戏室”。随之我想起来了，在我们家里，确实没有过孩子们的专用空间。再说，从发生这些事情后，留给我的就是一个后来我自己无论如何非要改掉的不好习惯：在一次争论中，冲着一个对手说出了“你们”，尽管他就一个人而已。
这样一来，我那时的家园就是乘车，在汽车站和火车站等待，一句话，在路途上。每天九十公里路程，或者加上步行，来往于村子和那个城市之间花去的三个钟头构成了一个时间空间。由于各种各样的麻烦，它同样也给予了适合于我的生存空间。每次都会让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又来到这些绝大多数不相识的人之中，我不需要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分类，他们也不用将我去分类。在乘车期间，我们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斯洛文尼亚人，充其量就是年轻和年老而已——而晚上乘车回来时，我甚或觉得，仿佛我们之间压根儿连年龄都不算不上什么了。可是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在这没有等级的客车里，干脆就叫做“旅行者”或者“旅客”，而在汽车里，则更好听些，叫做“乘客”。有时候，由于各种原因，我选择乘汽车：一方面，这样我路途上会长些；另一方面，这时天已经黑了；再说乘坐汽车时，我觉得连那些令人厌烦的熟人一个个都变样了。无论是在村子还是小城里，我哪儿都会把他们和他们的声音、他们走路的姿势、他们的目光，他们胳膊肘撑在窗台上扭头望着过路人的样子，也包括我对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来历所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可在这儿，他们一上汽车，一下子就变得无法确定。而作为无法确定的人，他们在我的眼里超越了平日：他们被消除了自己的特征，终于表现为独自，惟一和现在。在这飞快行驶摇摇晃晃的汽车里，他们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显得比他们在家乡坚守的教堂固定座位上要真实多了，就像被共同的行程脱胎换骨了。变得无法确定以后，他们才显现出自己的图像。他们这时表明了什么，同时却又是无法阐释的，这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他们和一个个乘客打招呼毕竟就是招呼；他们的询问毕竟就是想要知道。我虽说没有能够这样坚持，可是我本该如此啊！在这几乎总是零零散散的人堆里，或者由小孩和成人组成的一个个人群里，我感到就像受到保护一样，如同在像我这样的人之中似的。这些人由一个可信任的公职人员（在家乡或许就是个闷闷不乐的邻居）驾驶着穿行在城市和乡间公路上，不是什么郊游，也不是什么娱乐目的把大家联系到一起，而是不得不做的事情使他们离开住地和花园，去看医生，去上学，去逛市场，去当局办事。这种感觉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黑暗的保护。有一次，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坐在几个女人后边，她们谈论着自己的亲戚，满车都听得到。她们正好都是去医院方向的路上。她们的病史形成了各种声音清晰的连续，一个扯开嗓门，一个低声低气，一个痛苦抱怨，一个泰然自若，其间各个声部分别加入合唱。于是，这辆行驶的汽车就变成了一个现在单独属于这些女叙述者的舞台，而在这个装着玻璃的保护罩里，最后集结成一个完整的王国的光束，一道驱散一切现实存在和让人透不过气的东西的光束，一道催人振奋的光束。这是一个特殊的，此刻却与这辆汽车一起运行的王国。那些女人的头巾闪闪发光，从她们手提包里闪耀着一束束花园鲜花的绚丽色彩。
我一再看到那些在停车站下了车的乘客以相似的方式匆匆地消失在黑暗里：这些停车站同样也是舞台，一个情节发生的地方。它不外乎就是人们在这里来来往往，首先是等待。有几个人在转身离去之前，还要在灯光圈里停留片刻，仿佛面对回家的路犹豫不决（当时我也属于他们的一员）；其他人几乎刚一下车，就像梦中的孩子们有时候那样，立刻就无影无踪了，仿佛永远消失了。而旁边热乎乎的座位，呼吸时散发在玻璃窗上的雾气、手指和头发的印记充斥着他们留下的空虚。
那时候，市汽车站一带成为我的主舞台。一条位于火车道旁的横街设有临时售票房，街道两旁都是木板搭起的小客店。那儿有汽车开往国内各个方向，甚至在有些日子还开往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处在事件的中心。要说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莫过于临时售票房里油黑闪亮的木地板的气味，铁炉里呼呼燃烧的响声，门扇砰砰的撞击声，外面摊位上广告晃来晃去的样子，一辆辆汽车发动时的颤动，一辆辆汽车停站时噼啪咔嚓的响声，粉尘、碎片、雪花和报纸飘过刮风的大街。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些东西，或者说它们本来就存在，大树高处浅黄色的灯，小客店巨大的支梁，标记目的地的锈迹斑斑的金属牌子，这些对我来说，作为情节就足够了，再多也根本用不着发生，这已经很丰富了。一个面孔从黑暗里走出来，变得那样容易认识，那样有个性，这就已经太多了。它不但不碍事，反而使你清醒。在那些我为此不由自主想像出的故事中，那么主人公也同样是一个冒充上帝的人，或者是一个白痴，他在上车时受到了大家的冷眼，而在夜间行驶中充当了复仇者，把汽车开到万丈深渊里。连那个女朋友坐在自己出发的汽车上，从街道另一边向我转过脸时都阻挡住了那望向自由空间的目光。只有当她离开了视线，那个地方又空荡荡时，我才会去回应她的招呼。然后，她自然好像定居在那整个国家里，我和她一起行驶着她的路程，就像她和我一起行驶着我的路程一样。
是的，我的路程，不是坐火车就是乘汽车，火车站和汽车站，这就是我当走读生的岁月里的家。寄宿学校岁月的乡愁一去不复返了。在没有课的日子里，我就被牵引到那条有等待位置的大街上，它不同于村子，无愧于“地方”这个名称。我被迫永不停息地奔波，居无定所，没有落脚的地方。在此间经历的一切痛苦中，当年的乡愁是最残酷的，是一种折磨，不同于平常只袭击一个人的折磨，从天而降，而在你的周围，一切都安然无恙；它也不同于一般的折磨，无可对付，屈服于一种漫不经心，只要这种漫不经心没有目标，我就觉得无聊；可一旦它获得了方向，我才觉得这是对远方的向往：不是折磨，而是兴致。
我乘来乘去的一个认识是，连父母在村子里都是陌生人。并不是同村的人这样看待他们，而是他们本身。一到外面，他们就受到尊敬：父亲被委以不断变化的职务（在林肯山村，几乎只有教堂的职务），母亲被视为与当局和当权者打交道的行家，一句话，打理外务的能手。她像一个乡村文书先生，替邻居写信和申请。然而在家里，只要他们在一起，偏偏在谁都不干事的时候，既笼罩着一种动荡不安和争吵，又充斥着一种不动声色的图谋，看样子，仿佛他们俩都不情愿出现在这里，是被拘禁者或者被驱逐者。
父亲的形象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早就在外面的岗位上毫无希望了，又一次毫无希望地寻求着回归的信号；他踱来踱去，突然跑到那个小收音机前，面带越来越阴郁的神情，打开收音机旋钮。起初我觉得，这是多年来变得空空荡荡的牛棚和谷仓里黯淡沉寂的后果。堆放在那儿的工具不过是陈列品或者破烂。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在他当年屋后的作坊里一再要证明自己，尽管没有订货，他却无愧于一个木匠的手艺，做出了绝对棱边笔直无可挑剔的桌子和椅子，是对不公正无可补救的愤怒和反抗的表现。有时候，我从外面透过玻璃观察，他干活时眼睛看都不看工件：他要么直直地瞪着眼睛无视它，要么就猛地抬起头来，在长久的麻木之后，眼睛里闪现出短暂的挑战。在这个地方，对于他的狂怒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而干活时，它转变成一种稳定而持续的愤怒。不管是画出尽可能粗的木线，还是钉钉子，或者打磨棱边，这愤怒都尽情地发泄在其中。后来我才想到，问题就出在我们家，在我哥哥失踪二十年以后，这个家始终还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这个失踪的人，不同于一个确定无疑的死者，不但使得家庭成员心无宁日，而且日复一日远离他们而死去，他们却丝毫无能为力。
不过，这也不是症结所在，至少不是惟一的。那个仿佛扭曲了这个庄园的角角落落的意识要古老得多。在这里没有家乡感，甚至说生活在这个地方是一种惩罚。这是一个——惟一的——家庭传统，从父亲的父亲传到父亲，一代接着一代。也许这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那个世代相传的古训里：“不，我不进去，因为我一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
这样的遗产来源于一个历史事件，从而出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传奇：据说我们的根真的就是那个格里高尔·柯巴尔，托尔敏农民起义的首领。在他被处决以后，他的后人被驱赶出伊松佐河谷地了，其中一支翻过卡拉万肯山脉，流落到克恩滕。因此，第一个儿子都取名为格里高尔。从这个传说中，对我父亲产生影响的，当然不是那个叛乱者或者首领名分，而是处决和驱逐。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奴仆族，流浪族，哪儿也没有居住地，注定永远就是这个命运。我们惟一享有的权力就是娱乐，我们在其中可以找到短暂的平静。而在娱乐中，他虽说是个老人了，可是每次都会成为村里的头名。对他来说，驱逐判决的一部分也包括：斯洛文尼亚语本来就是他祖先的语言，可它在自己家里不但得不到重视，而且一定要彻底废除。他虽然也不间断地在心灵深处说这个语言，从他那有规律的，常常声音很大的作坊自言自语就看得出来，可是它不允许再说出口来，而且也不能再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因此，当他娶了敌对民族的一员，一个说德语的女人为妻时，说来无非就是合情合理了。看他的行为举止，仿佛这是一个最高的意志施加给我们这个家族的，比那个当年命令处决我们的祖先格里高尔·柯巴尔的皇上的意志还强大；仿佛他的长子——叫这个名字的最后一个人——失踪以后，他也一定要在家里让那些剩下的斯洛文尼亚语音素沉默起来。这样一来，在别人面前，只有骂人时，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自己的语言，或者受到感动时脱口而出。惟独在娱乐时，他才会自如地说出这个语言，无论是揭牌，还是投掷保龄球，或者在一边召唤一边督促朝着目标滑去的冰壶：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斯洛文尼亚语了；一到这个时候，平日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跟着唱歌的他，却领着别人唱起来。可在平日里，只要他开口说话就只讲德语，讲的是一种丝毫不带地方腔调的德语，并且感染了整个家庭。后来，就因为这口德语，无论我走到这个国家什么地方，人家都会问我，仿佛那是一种被禁止的外语。（当然，父亲说起德语来怯生，一丝不苟，每个字眼都苦苦思索，都要变成一个图像，而回响在我耳际的，是再清晰不过、纯洁无瑕、地地道道和声如其人的声音，我有生以来在奥地利所能够听到的声音。）
这期间，我父亲当然不会只是对柯巴尔家族打入地狱的惩罚忍气吞声，诸如流亡、奴仆地位、语言禁锢等；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他并没有通过反抗或者哪怕只是不顺从来寻求拯救，而是通过他特有的方式，那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遵从那不公正的戒律，也许正因为如此而显得更加激烈，更具讽刺性，更为鄙视。他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把那不公正的戒律展现给当局，从而使之最终不得不来对付你。父亲竭尽全力，尤其是凭着他那坚忍不拔的力量，坚持不懈地为自己和他的家人寻求拯救，甚至要迫不及待地强求获得拯救，像对付动物时爆发的狂怒和残暴所表现出的一样。然而，尽管如此，看样子，仿佛这就是那种渴望不可分割的部分，没有希望，没有梦想，没有想像，也没有给我们主意。在这片土地上，拯救这个家庭看上去无非就是如此的处境了。为此，他怪罪于两次世界大战；他几乎完全是在我们那条传奇的家乡河——伊松佐河边上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作为一个逃兵，在流放地林肯山村挺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相反，我母亲是娶过来的，是迁到这儿来的，她对这个家族传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彻头彻尾地转向了。在她看来，这个传统意味的不是徒然的斗争和被迫迁移的悲壮之歌，而可以说是目的和权利的原始见证：一种希望。与寻求拯救的父亲不同，她并不指望从第三者身上获得拯救：她要求我们自己来救自己。父亲总是一再痴迷于信仰，听凭命运的安排，而母亲则坚定不移地不信神，不信鬼，无论什么时候都尽力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这也是她从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中体会出来的）。而这个权利表明：她的家庭——她指的是自己的孩子们——的安身之地数百年来就在卡拉万肯山脉的那边，拥有回归故里的权利，并且最终一定要靠自己来实现。望着西南方，奔向西南方，回到西南方去，无论情况怎么样，去收复那块土地吧！这样收复土地也包括洗刷那由于祖先遭到当权者的杀害而让“我们”蒙受的耻辱。（母亲，这个弃儿，这个漂泊而来的人，为那个向她提供避难的氏族用了一个最盛气凌人的称呼“我们”。）我们似乎就要这样来对那个皇帝，对那些贵族，对那帮当权者，一句话，对那些“奥地利人”——对她这个奥地利女人来说，那是蔑视人的无以复加的表现——进行报复。她惯于靠着玩弄字眼，也就是我们的发祥地应该所在的伊松佐河谷地的那个地方名称，将这个报复象征化：等我们回归并且从长达千年之久的奴役中重新站立起来以后，这个在德语中称为“Karfreit”（卡尔弗莱特）的村子，实际上斯洛文尼亚语叫做“Kobarid”（柯巴里德）的，将会改名为“Kobalid”[2]（柯巴利德）。随之，父亲讥讽地回敬她说，这倒也可以翻译成“骑着马离去了”，她最好还是让它保留卡尔弗莱特这个名字吧，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就这个命了，或者起码保留Kobarid这个名称，其中比如就包含着共生的水晶，或者也包含着一束榛子。接着母亲又惯于应对说，是不是这个如今彻底退化为臣民的他，居然忘记了有关自己的儿子，那个抵抗战士最后的消息就来自那个著名的“柯巴利德共和国”。战争期间，那儿独独一个村子宣告为反法西斯共和国，并且也存在了好些日子。对此，父亲只不过说道，他既不知道什么消息，也不知道什么反抗。
过后，两人自然又一再在我们家里那惟一的相片前碰面（除了我哥哥那张放大的相片之外，它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相片挂在前厅里，并且有一张斯洛文尼亚地图。就是在这个地方，父母通常也是唇枪舌剑，要争个高下。母亲平日那样不信鬼神，甚至对上帝也不恭不敬，可面对这张地图，在念着一个个名称时却抬高嗓门，吟唱起来，一如既往，有板有眼，忽高忽低。而父亲对她要么直言不讳态度生硬地纠正，要么干脆就对她的外来词发音摇摇头而已。尽管她此时此刻已经咬牙切齿，舌头僵硬，可是也无法使她脱离那斯拉夫语冗长乏味的列举。她一个接一个地吟唱着“Ljubljana”，“Ptuj”，“Kranj”，“Gorica”，“Bistrica”，“Postojna”，“Ajdovscina”（我特别期待着这个音色图像），而不是“Laibach”，“Pettau”，“Krainburg”，“Görz”，“Feistritz”，“Adelsberg”，“Heidenschaft”。[3]奇怪的是，与母亲平日的歌唱相反，我觉得那单调的地名吟唱得很美妙，尽管她的重读错误不断。听起来，仿佛每个名称都是一个祈求，而所有的名称一起联结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亢而亲切的祈求。而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对此非但没有回绝，反而作为这个民族——很小的民族——的代表唱起了第二部，仿佛这狭小的前厅——铺着木地板，围着栏杆的木楼梯通到地下室，出门就是木走廊——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殿堂，比任何乡村教堂的殿堂都要宏大。
再说，母亲从来也没有跨出过国门一步。那些南斯拉夫地名，她首先是从丈夫的叙述中知道的。而对他来说，那些名称体现的仅仅是战争而已，一如既往。这些年里，他对地名也没有什么好讲的，更多总是那同一个布满岩石的高地，被攻克了，又失陷了，再被夺回来，等等。照他的说法，这场世界大战就发生在这样一道光秃秃的、石灰色的山背上，一个接着一个战场的前线仿佛就是向前或向后扔去一块石头划定的。只要你听一听村子里其他老兵的叙述就是了，这曾经是他们所有人的真实所在。父亲本来就抖抖颤颤的。只要一提起山里那些深深的岩体弹坑，他就抖颤得更厉害了。在那些弹坑深处，夏日里积雪还不融化。他有过许许多多的害怕，然而，他主要害怕的是可能会杀死一个人，至今依然如此。他十分镇定自若地给人家看他身上的多处伤口，有胫骨上的，有大腿上的，还有肩上的——只要一提起那个意大利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都会非常激动，因为他曾经奉命瞄准他开了枪。“我并没有直接瞄准他，”父亲说，“可是我一扣动扳机，他就飞起来了，两臂伸得开开的。然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他的影子。”这一瞬间，他总是瞪大眼睛讲来讲去，因为过了三十、四十、五十年之后，那个人依然不断地飞到空中，而且似乎永远也无法让人知道，他是有意躲进战壕里了，还是一头栽下去了。“太卑鄙了！”他一边骂，一边用斯洛文尼亚语重复着这骂声，“Svinjerija！”听起来，仿佛这种语言毕竟是他发泄给这段历史，这个世界和这个人生的愤怒更好的表达。在战争中，他无论如何几乎没有看到过什么村庄，至多是曾经到过“……地方的附近”或者“通往……地方的大路上”。惟独戈尔兹对父亲来说意味着超过了战区：“这是一座城市，”他说，“我们的克拉根福特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跟它比的！”然而，当你再问下去时，无非就是一句话：“在那些花园里，长满了棕榈树，而在一个修道院陵墓里，埋葬着一个国王。”
父亲重述时，只要一提到那个引起悲痛和愤怒的战场名字，这可给倾听的母亲创造了借题发挥的机会。凡是被他诅咒的——“该死的特诺瓦纳森林！”——，在她那里则变成了一个充满期待的家园。而且她把所有那些地方又在我的面前（这事姐姐是做不到的）整体勾画成一个国家来。这个国家与事实上的斯洛文尼亚并不相干，而纯粹是那些名称，那些由父亲提到的战役和痛苦经历构成的，无论是令人毛骨悚然或者只是顺便说说也罢。这个国家仅仅存在着主要的地方，一个个都有童话般的名称，如Lipica， Temnica， Vipava， Doberdob， Tomaj， Tabor， Kopriva等。[4]在母亲的言谈里，它成了和平之国。在这个国度里，我们这个柯巴尔家族终于能够再现当年了，并且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样的魅力蓝图与其说产生于那铿锵的语言或者家族传说，倒不如说出自我哥哥在南斯拉夫的岁月，出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给家里的几封信。在那些信里，这个儿子常常在那些同样的地名，也就是父亲借以把这个世界诅咒得一无是处的地名之前加上一个赞美之词：“这座神圣的纳诺斯（山）”，“那条神圣的蒂马沃（河）”。而在我这个晚到人世的次子心里，从一开始，不管母亲的想像与经验世界多么遥远，都比父亲那些战争叙述的影响要强烈。如果我要为此构想出这两个人的图像来，那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无可奈何和一个分享快乐的叙述者：一个袖手观望，另一个置身其中，主张权利。
不言而喻，现实生存，也就是这个家里平常的日子取决于父亲那闭关自守的行为。恰恰是他的地方陌生感使他成了家庭的暴君。他无论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子，因此他就去折磨其他家庭成员；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位子上赶走，至少就是让他们待着不是滋味。只要父亲一进来，大家顿时就变得提心吊胆。即便他只是往窗前一站，我们其他人都会被害得手忙脚乱，让我们无论干什么都不知所措。甚至连正襟危坐的姐姐也捍卫不了自己的权利；气喘吁吁的发愣替代了心灵的平静。他那喜怒无常的行为像瘟疫一样：在大厅里，他是一个绕着圈子走来走去的矮小男人，他这样走的时间越长，围绕着他的一个个眼睛，一个个脑袋，一个个肢体就越发开始闪动、颤抖和抽搐。哪怕是他一个小小的举动，常常都会弄得这样鸡犬不宁。他猛地一下推开门，朝其他家庭成员投射出那遭受到伤害而无望的目光，然后又走开了，或者我们感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前厅里，仿佛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救星，同样就像等待着那个最终会将他连同这个庄园一起埋葬的山崩地陷一样。只要他一进自己的作坊里，我们才长出一口气，可是从那儿也会传来他愤怒的吼叫。虽然数十年来我们都习惯了，可一听到这吼叫声，我们总是禁不住吓一跳。甚至这个或许会使他真的觉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作坊，也不会被父亲当成家。
就是到了星期天，除了下午玩牌，原本也只有做完弥撒回来时，才会出现那相应的平静。这时，父亲打开每周出版一次的斯洛文尼亚语《教会报》。这是他向来惟一阅读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戴上眼镜，掠过每个字眼时都无声无息地动起嘴唇，仿佛不但是一行一行地看着，而且也是一字一句地琢磨着。在这段时间里，从他那从容的神态中弥漫出一种宁静，笼罩着他，充满整个屋子。在这阅读的时刻里，父亲终于有机会找到了自己的位子。风和日丽时，他坐在屋外的长凳上，平时都坐在东窗前那张没有扶手的长凳上，他面带着一种充满童稚的研究者的神情，逐字逐句地研读着——一想起这样的情景时，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此刻依然和他坐在一起似的。
实际上，我们当时根本连一顿饭都没有在一起吃过：总是用密封的金属盒把饭菜给父亲送到对面的作坊里，仿佛他依旧还在外面劳作，不是同那些山农在一起，就是在山涧的沟底里。母亲除了做饭，也在灶台前吃饭。像通常看到的“精神错乱者”一样，姐姐在门口的台阶上，一勺一勺地从一个大碗里舀着吃。而我随便走到或站在什么地方就吃了。饭后，我们都盼望着那些牌友到来，不只是因为父亲向来是赢家：这时，他正襟危坐，敢于一个接着一个下大赌注，这种从容不迫的神情放射出一种喜悦，连那些输家也被感染了。每当这个凭着自己的冒险劲而赢得成功的牌友突然大笑起来时，大家都会意地跟着一起笑。他的笑那样少见，既不是幸灾乐祸的笑声，也不是同情怜悯的笑声，而是胜利者直截了当的、自由自在的笑声。这些牌友都是父亲的朋友，像他一样是奴仆，当牌友时成了平起平坐的人，乡村绅士、本地人、发言人、叙述者，和谁都不谈自己。不过，这种友谊只是在玩牌期间活跃起来，随着牌局的结束，大家相互离去，各奔自己家，没有了协作，零零散散，纯粹的邻居，疏远的相识，首先是相互之间对各自的弱点和嗜好了如指掌的乡民：色鬼、守财奴、夜游症患者。而父亲，尽管依然正襟危坐在桌前，一手抓着牌，一手在点钱，却又失去了自己的位子。牌局结束后灯一关，屋里似乎闪闪烁烁，似灭非灭，就像当年那微弱的、跳跃不定的电流。在整个国家电气化之前，我们这个地区是由一个位于德拉瓦河上、甚至没有一个水磨那样大的小电厂供电的。
虽然父亲亲手建造和布置了这座房子，集泥瓦匠、木匠和细木工于一身，可是他住在里面却不是其主人。他是自己的劳工，无法放弃和欣赏自己的工作，哪怕一时一刻也好，而且因此也不会觉得自己就是创作者。在自家庄园对面的建筑物上和别人一起干活时，比如教堂塔顶，他不时地也带着某种成就感指指画画，而对由他在自家房子里里外外所做的一切，他想都不想瞥上一眼。他只要一砌起墙来，就竭尽全力，一丝不苟，可同时又毫无目的地直视着前方。他只要一把做好的小凳子送给别人，他的眼里除了下一个凳子的木材，什么都没有了。我从来连想都不会想，当时作为年轻人，当这座几乎独自长年累月、辛辛苦苦建造的房子完工时，他上山来到那片树林边上，从那里自豪地一览整个林肯山村，因为那儿有他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员建起的住处。这可是二百多年之后柯巴尔家族第一座自家的房子啊。真的，在我看来，甚至在房屋上梁的庆祝仪式上，连格里高尔·柯巴尔这个不动产拥有者举起一大杯果酒都是不可想像的。
所以，首先是这个不会生活的父亲，在我上中学的最后几年里，使我失去了回家的兴致。虽然从火车站或者汽车站的回程一帆风顺，我甚至克服了村子这个障碍，依然满怀着与那些素不相识的人，那些送来温暖的影子同行的心情；可一到村界上，一股不快的感觉油然袭上心头，又是脑袋发痒，又是手臂变得僵直，又是两脚不听使唤，实在没有法子不让它们发生。这时，情形不是这样的：我事先在旷野途中为自己虚构出了什么图像，陷入了沉思之中，心醉神迷了，就像人们常说的，睁着眼做梦了——我虽然“睁着眼做梦了”，然而不过都是同时在我周围发生的事：夜晚、下雪、玉米地里刷刷的响声、吹进眼窝里的风，而这一切，凭借着在思想上依然继续的行程，显得比平日更加清晰，别有天地，像符号一样。那立在奶摊上的奶桶就像印刷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在黑暗里闪耀的小水洼连结成一行。然而，一到家门前，这些符号便失去了自己的力量，这些事物便失去了自己的特质。我常常久久地站在门口，几乎喘不上气来。那些如此清晰可见的东西，瞬间变得杂乱无序。由于我再也无法做梦了，也就再也看不见什么东西了。一路上，彩虹似的接骨木枝条一道接一道，盘旋而上，向天梯一样，最后消失在花园里，成为树篱的一部分。上方那些刚才还个个清楚可辨的群星图像此刻闪闪烁烁，无法辨认。多亏迎面而来的姐姐帮忙，我也才有可能顺顺当当地跨过门槛。她像一个家庭宠物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又像一个家庭宠物，融入了那梦幻般的路标秩序中。然而，一走进前厅里，我就觉得在每个空间里都听到了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喧闹声，犹如到处存在的不和谐，它也立刻感染了这个回家的人，倒不是让我不再着迷，而是一并败了我的兴，于是，我便没有了任何情绪，恨不得立刻钻进卧室里。
母亲患病了，父亲才学着生活了。这样一来，在这几个月里，这个家也就成了我们其他人的生存之地。还在母亲住院期间，也就是动完手术以后，可以说他从那个作坊里搬出来了，搬进主楼里了。在这里，他好像不再寡言少语了，也不再自个儿发无名火了——每个举止同时也是一种绝望的表现，你反正弄不明白他的心思，所以谁都帮不了他——，而且突然变样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处于窘境时会求人帮忙。因此，我就再也不那么笨手笨脚了。在此之前，每当我要帮助这个性情急躁的人时，顿时就会乱了手脚。我现在密切地和他一起干活，那样稳妥，就像我单独一个人似的。而且姐姐这个迄今不被放在眼里的人，被不屑一顾的人一下子成了父亲同等相待的人。她表明自己原来是个有理性的人。她只是在等待着人家注意到她的存在，拿她当回事。好比一个不明原因瘫痪的人，只要你对他说句好话就够了，于是他就蹦起来，跑来跑去了。现在就是这样，转瞬间，随着父亲叫着“干这干那！”这个精神错乱的人脱胎换骨成一个脑袋里装着很多东西的人。她也不用说上一句话就明白他的意思，从那个让人讨厌的先知变成了另一个类似人的先知，既不是洞察秋毫，也不是悲观观望，而更多是预感到什么事需要做，并且已经预先相应采取了行动。虽然她一如既往，没有放弃坐的习惯，可是她现在坐在灶前，坐在卷心菜坛子旁，坐在面包炉前，坐在酸莓灌木丛旁，而父亲就蹲在旁边，常常是无所事事。即使他也在干活，可看上去不再是独来独往，或者蓄意找事的样子，显得就像他平日惟独在阅读时才会表现出的从容不迫，就像与某种东西交融在一起了。而在我的想像中，那就是照射进屋里的光明。窗台上闪光的栗色，连他自己眼睛的颜色因此才让我觉得变得明亮，一种深深的、不禁让人想起那些圣像柱背景上的蓝色。
虽然父亲惟独看重的是相信文字，可是事后，他那一举一动，所作所为以其几乎令人诧异的从容不迫蒙上了某些迷信的色彩：仿佛每个举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驱除母亲的病魔。打上一个节，就像要勒住病魔；钉上钉子，就像要阻止病魔蔓延；密封一个桶，就像要把病魔关在里面；支起一根树枝，就像在给病人鼓劲；开门拖过一个麻袋，就像是把病人从医院里接出来；削去一个苹果上的腐烂处，就像……举不胜举。
随着父亲变得让人熟悉了，第一次在这个家里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氛围。我每次回到家里，便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其他两个人的行列里。数十年来，姐姐被锁闭在自己的爱情故事里。据说这次归咎于父亲的失恋是她精神错乱的一个原因。如今她忘却了这一切，表现出与人交往的能力，不仅局限在干活上。她挑战这个竞赛能手来玩牌，每次都输，一次比一次懊恼，与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毫无两样。在这种懊恼中——悲伤岁月的终结！——，她紧咬嘴唇，甚至要掉下眼泪，看上去就是一个实实在在活灵活现的人。这时，这个成长中的旁观者把自己、这个从桌子上一股脑将牌扫到地上的头发花白的女人和脸上闪现着胜利喜悦的父亲看成了同龄人。
当然，我们的家庭生活不过是展现在舞台的周围而已。我们扮演的都是些应急替场的角色。这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等待，等待着那些真正的角色登场，并且控制发生的事。当母亲从医院里被接回来时，这个家才有了中心，而真正的角色并不是别的什么了不起的人，就是我们自己。这些替代角色鼓起劲来，人人现在都有施展之地，成了“有生的力量”。虽然人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病人再也活不了多久了，可是我们哪会这样相信呢？她没有痛苦，静静地待在床上，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变得完全悄然无声了，和那个有时在劳作间无缘无故发出抱怨的健康人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了。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想着她会死去的。父亲和姐姐看来和我也没有什么两样：一个在最近几年里，也就是退休以来，几乎就没有离开过这个庄园，现在却绕着它迈出越来越大的圈子，起初远足去邻近的村子林考拉赫和多布，这对他的同伴来说就已经越过雷池了，后来甚至去北边，跨过德拉瓦河，“去德国人那里”。在他看来，外国的核心就是从那儿开始的。而另一个穿着十分讲究，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首先表明自己是个学过手艺的厨师，能够信手折腾出一些迄今在我们家里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也没有名分的菜肴来。再说，这事好像也在这个卧床不起的病人的意愿之中：她让父亲——正值晚春时节——叙述树木花草、庄稼、德拉瓦河河水、拜岑山上的融雪，叫这个终于有了用处的姐姐伺候她，仿佛她这辈子就等着这个时刻似的。她正儿八经地坐起来，一口一口地享用着那些菜肴，心满意足，两眼闪闪放光（而我们其他人弥漫在这饭菜散发的味道中，竟短暂地忘记了那些药的气味）。而我呢？在这个仪式中——要是有人错过了自己的角色，那好痛苦啊！——，我是作为叙述者登场的。我终于不会被问来问去了，可以坐到床边上，也就是床边中间，因为按照迷信说法，那些死神就站在床头和床脚，并且可以通过叙述把它们驱赶出屋子。可我向母亲叙述什么呢？我的愿望，当她的目光嘲笑起那些愿望时，这不过是催促我去重新开始，接着从很久以前的事情讲起，用另外的话绕着她打转儿。当语言和愿望偶尔成为一体时，一股暖流顿时涌遍全身，而在这个将信将疑的听者眼里，却突然闪现出某种如同信任的东西，一种更宁静更纯洁的颜色——闪烁出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
然而，在我们的仪式中，这座房子现在扮演了主角。它表现得温馨惬意，是这样一种沉思的真正家园，连往日那一个个别别扭扭令人不快的角落都不例外。木头和墙壁拥有一种色调，从床头到桌子，从窗户到门，从炉灶到水龙头的距离在扩展。父亲建造了一座房子，在这其中，生存是美好的，无论你是动来动去还是静静地坐着；在这其中，迄今不可想像的东西现在成为可能了。他自己也证明这一点，比如，他用收音机给我们演奏了一场管弦音乐会，并且从房间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直接说出每一个刚刚开始演奏的乐器名称来。我以这样的方式感受了各种不同的音调，后来在任何音乐厅里都没有过如此的感受。接下来他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了那些他平日只是在教堂里，在烛光照耀时才那样做的东西：有一次散步回来，他跪倒在地，双膝同时，额头久久地贴在母亲的额头上。后来，在我的心里，这对男女组合一再出现在卡拉万肯山脉的一对山头上，也就是尖耸的霍赫奥比尔山和扁平的克舒塔山。
惟独到晚上，这几个月里为我们提供保护的避难所就解体了。尤其在黎明时刻，我就惊醒了，是被一阵无声无息的爆裂唤醒的，和他们一起睁着眼躺着，我知道他们同样睁着眼躺在床上，仿佛再也没有隔墙了。这个病人没有呻吟，也没有镜子打碎了——因为我们家里就没有挂镜子——，并且屋后的树林里也没有小鸟叫过。没有滴答的钟声，因为这屋里就没有钟，而在平坦的约恩原野上也没有火车隆隆驶过。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惟有一种潺潺流水的声音。在我的想像中，这声音来自那深深沉降下去的特罗格谷底。德拉瓦河从那儿流过。姐姐躺在楼下那间当年的奶房里，房子的排水槽里依然还弥散出腐臭的气味。父亲躺在母亲身旁，睁大眼睛，满嘴没有了牙齿。母亲是惟一在梦乡里的人，或者至少是没有被唤醒的人。哪怕再细小的木头咔嚓声穿过这屋子，都像鞭打一样，常常有许多响声从各个无法确定的方向，如同回声在弥漫，与教堂里的钟声不同，不计其数。后来，每当父亲还没有听到第一声鸟叫之前就起身去周边地区时，我便觉得他好像要摆脱掉自己那垂死的妻子，要把我们孤零零地丢弃在他那梦魇似的房子里。
在这样一个夜晚里，我梦见，我们大家在这个被折腾得空空如也的、黑洞洞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哥哥就站在客厅中间，含着激动的泪水，感激这些围在四周的人都爱着他。当我把目光投进人圈里时，我看到其他人如出一辙，然后看到待在一个角落的父亲也同样如此：流着眼泪，你可回来了，犹如一个深爱着自己家人的人，就只爱他们。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这些柯巴尔家的人才会是一个家，流着眼泪，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既不能相互接近，也不能相互接触，垂挂双臂。这是一个归根到底只会在梦里出现的家。可是，难道这“只会发生在梦里吗”？
因为在我起程去南斯拉夫前一天，我果真眼睁睁地感受到这场梦境应验了。本来我在这天应该乘上火车离开了，我反正也告别过了，哪怕是不痛快，心不在焉，毫无感觉也罢。然而，我独自在米特勒恩火车站逗留了一个钟头后，便毅然决定掉头回家，在家里再过一夜。我把海员背包放在售票厅那个职员那里，朝着东方返回去，先是顺着轨道走，然后穿过多布拉瓦那片稀疏的松树林。那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片次生林地。时值一个初夏的下午，我背着太阳行进。在林子里熟悉的地方，我发现了今年长出的第一茬蘑菇，开始是形状不大和一成不变的鸡油菌，在这片多布拉瓦卵石地上呈现出一派白晃晃的景象。然后走着走着，迎面越来越多地闪耀着牛肝菌，个个掂在手里都沉甸甸的。在这里，我这个平日对颜色缺少感觉的人居然能够分辨出颜色来。我最后来到林边，站在齐腰深的草丛里，那些又高又细的空心草茎随风摇来荡去，我径直朝着一棵孤零零的、可以看得见的高脚小伞菌奔去，仿佛我一定要第一个到达这位王者跟前似的。小伞菌头有龟甲大小，中间鼓得圆圆的，超出了我的两个掌心，掂量着要比一块揉得如此薄的面饼还轻盈。
我将这个蘑菇包到我哥哥那块连同他的衣物一起送给我上路的特大手帕里，慢慢靠近林肯山村和那座位于其中的房子。在那里，母亲只能面向墙壁躺着；姐姐无非就是四肢趴着等待再犯起精神错乱来；父亲只能像Hiob（约伯）[5]一样坐在粪堆上。
可情形并不是这样的。房门敞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病人的卧具晾晒在窗台上。我发现这三个人在屋后的草坪上，还有一个人，是邻居，他帮着父亲一起把母亲放在靠背椅上抬到外面了。她光着脚坐在那儿，身上穿着一件白色长衬衫，两个膝盖上盖着一张旧粗羊毛毯。其他人都将就在草地的长凳上，身子微微倾向她坐的地方，将她围起来。起初，我觉得，仿佛我发现了自己的家人在干什么事；仿佛他们高兴的是，终于没有我在场，他们自己在一起了，并且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了：因为他们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一点也不喧闹；姐姐做出各种各样的怪相，逗着这一圈人乐，一边模仿着这个或那个的神情，一边要求猜测，其中我也认出了自己的神情，让大家，也包括礼帽歪戴在头上的父亲，笑得不亦乐乎。（我一再想像着会打扰他们，回来的不是时候，充当了一个让人扫兴的角色。我后来常常真的也变成这样了。）然而，当他们发现我时，一阵喜形于色的气氛弥漫过这块草坪，而在二十五年之后，才真正掠过了这个变得空空如也的家。从那个遭受病魔折磨的人脸上，迎我而来的是无限亲切的微笑，我从来还没有感受过的微笑，并且让我无地自容的微笑。
我坐上前去。这样一来，这个家现在就算齐了。姐姐很快就把蘑菇做好了，甚至连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我平日更喜欢采摘林中果实。虽然没有支起饭桌，也没有铺上什么台布，可这毕竟是一次欢宴，连那个正好有活儿“要去干”的邻居也乘兴作陪了。此后，我回想起的不过是大家一个钟头之久无声无息地坐在那儿的情形。一对对狭长的眼睛，眼角弯曲得像小舟一样。从这个不寻常的视点——我们平常从来都不坐在草坪上，这里通常是晾晒白色亚麻布的地方——眺望，父亲这座房子好像就是为自己而存在着，不是坐落在这个名叫林肯山村的村落里，而是位于地球上一个不为人知的、也不可名状的地方，在一个同样陌生的天底下。房间里掠过一阵穿堂风，在外面这软乎乎的草垫子上都感觉得到。那棵行道树上，一个梨子摇来摆去，落在地上。那个早就遭到灭绝的养蜂棚正面，显露出一块块木板的颜色，共同表现出一个幻境，又重映在那只半掩在深绿色黄杨灌木丛里的猫所呈现的白色里。车棚里那辆四轮单驾马车像所有的机具一样早就退役了，可它却和其他那些车辆和车辆部件不同，它的漆面光泽经受住了岁月的剥蚀，呈现着节日般的光彩，有理由再次驶出车棚，在一群从灌木丛里嗡嗡飞起、像海豚似的翱翔在天空的鸟儿的陪伴下掠过大地。然而，攫住我们的不是行动的兴致，而是畏惧，伴随着一种信念。当这信念失去意义时，畏惧就越发强烈。惟独姐姐扰动了这些事物的秩序，因为她忙个不停，走过来走过去，说这说那，又是给母亲梳头，又是给她洗脚。当然，她的扰动更多是加强了这秩序。事情就得是这样，以便让这个秩序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持久下去。每当她摸一摸这位坐在靠背椅里的女人，拉一拉她的手，围着她转一转时，她所做的这一切仿佛在履行公事：以我们这个女代表的名义。在我的记忆中，坐在太阳底下的不是一群人，而是通常晾晒在草坪上耀眼的白色布块，由那个被委以此任的人用喷壶喷洒着水。喷水发出激烈噼啪的响声；一片片小水印即刻就蒸发了。草坪是一片斜面，其他一切东西，也包括我，都从上面消失了，滑去了，翻走了。
当时，那些时刻就是这样自我叙述的。可是，那个导致了那些时刻的事件，那个掉头返回的决定，一个赤裸裸的瞬间是怎么回事呢？我究竟为什么没有直接去布莱堡，而舍近求远地去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呢？我错过了中午那趟火车，可要等到下午那趟，还要好长时间，于是我就想着向西走两站路，步行十来公里路程来消磨时间。然而，我也无法磨磨蹭蹭，慢慢吞吞，绕着道走去，结果我还是到得太早了。米特勒恩火车站坐落在一个村子旁，多布拉瓦森林边上。在雅恩费尔德平原上，它可是一座坚固巨大、看上去高高耸立的建筑物，岩灰色的墙石光秃秃的。因为竖立在这片平原上的一切——房屋、树木，连同教堂——就像那里的居民一样，更确切地说纤细和矮小。我在站前转悠了一个钟头之久，空空荡荡的，除了脚下黑乎乎的炉渣石嚓嚓作响外，什么声音也听不到。阳光下，耀眼的单道铁轨那边，时而传来松涛声。如今在我看来，那些树干如此纤细，松塔又小又黑的松树就是这整个地区的象征，与那些零零散散地嵌镶在林中的桦树白色（连那些裸露在地面上的根都是白色的）相映。当时，那片林子还没有变成草坪园林，成为观赏植物。那个铁路职员的住地位于车站一层，挂在窗户上的帘子千疮百孔，窗前的木盒里栽着也在这地方不可或缺的、红闪闪的天竺葵花。我在家里向来就厌恶这种花的气味。窗后一点生机也没有。不时有箭头似的花瓣飞落下来，有点像昆虫的翅膀在飞舞。我坐到阴凉处一条长凳上，面前是这座建筑狭窄的一边。长凳位于灌木丛旁，当年上面挂满了泛绿的避孕套，而不是如今一团团白色的烂纸片。我脚前几乎长满草，有一圈裸露的石头，莫非是当年的建筑地基？我抬头望去，看见火车站的侧墙上有一个盲窗，呈现出像墙一样的白灰色，惟有一个四方框缩进墙去。盲窗是见不到阳光的，可是不知从哪儿照来一道反光，闪闪烁烁。在村子里，仅有一个类似的盲窗，独一无二，它恰好就开在那座最小的建筑物上，也就是那个护路人的房子上。它真的会让人想起一个不存在的地主庄园的门房。它也呈现出像墙一样的颜色——那儿是黄色的——，当然，四边都是白色的。每次路过时，它都会吸引住我的目光，看样子，仿佛那儿有什么东西非要看不可。然而，当我停住步，特意望去时，它却一次又一次地捉弄了我。尽管如此，它依然保留着自己那不可确定的意义，而且在我看来，在父亲的房子上缺少的就是它。此时此刻，面对米特勒恩这个盲窗，我不禁回想起：1920年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四十年前，父亲用一个小车推着我哥哥，一个当时几乎还不会走路的孩子，一路跑到这里来赶早班火车，要把这个患上一种“眼睛高烧”的孩子送到克拉根福特去看医生。这一整夜奔跑也无济于事，那只眼睛结果也没有保住。在那张照片上，那只眼睛看上去只是一个乳白色的亮点。照片就挂在那神圣的收音机暗室里。但回忆并不是解释：那个盲窗的意义依然是不可确定的，可是突然变成了符号。就在这一瞬间，事情就定下来了，我要掉头回去。而这掉头回去是那个符号进一步的力量，却不是什么不可更改的东西，而仅仅适用于直到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刻。然后，我才可能真正起程，才可能真正赶路，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伴随着那些反复自我叙述的盲窗，作为我的研究对象，我的旅行伴侣，我的引路人。当我后来，也就是第二天晚上在车站旅店里想起那闪闪烁烁的盲窗时，它真的传递了一个清清楚楚的意义——它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朋友，你不用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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