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当时，只要我一从那个隔间里朝着柜台望去，那个女服务员就回头望过来，仿佛只有她从我的观望、坐相、挪动和时而用手指敲击着桌子的举止里猜出了那整个我今天才为之找到了语言的故事，仿佛我也不用再告诉她任何东西！我旋转着一只空酒瓶，一转就是几个钟头，一声不吭地构思着我的叙述，而柜台前那个女人自己也随着同样的节奏，一起旋转着一个烟灰缸。这样的共同旋转完全不同于我那个敌手的模仿，令我兴奋。所以，我也没有觉得那是催着我走开，因为旁边隔间里还有一群男人在玩色子。只要他们还在玩，我就可以待下去。我在享受着，我一点也听不懂那些看不见的人所讲的语言。我这个外国人时不时地可以把掉在地上的色子捡起来递给他们，那些人保准也不是耶森尼克当地人，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不然的话，他们不都早就会回到各自的家了吗？）。我想像着，一个来自邻邦的人给一帮真正的外来者，一帮从世界的另一端稀里糊涂来到这儿的人指出了道路。我首先在享受着，我在这个女服务员身上还看到了已经恢复健康的、生机勃勃的、安然无恙的母亲。当然，我肯定已经疲倦了。然而，看看这光景令我兴奋不已，于是，我就不会有倦意了。当那些玩色子的人离去后，这个母亲的扮演者才从柜台后走出来。这时，她不过是个打破吸引力的女服务员。她的举动现在就是冲着我来的，要求我离去：“快到午夜了。”
一到外面的大街上，疲倦才袭击了我。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过往之地。没有停顿，我就穿过它了，仿佛这里一无所有似的。几步过后，那个最近几个钟头的环境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地方了，现在停滞的就是呼吸。
我不能再回车站去，那么去别的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我停住脚步。这不再是悠然自得地站着，不像刚到达时，而是一种盲目的闲站，而且它也与初来乍到另一个国家毫无相干：在这一生中，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茫然地站着！再去哪儿呢？哪儿有过往之地呢？地方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找得到。我漫不经心地转过来转过去，四面八方，也说不上目的何在。一生中，我有多少次如此四处茫然寻找，连在自家的屋子里，自己的房间里也不例外，眼睛瞅着衣柜，手却抓向工具箱。
这时，公交车都停了，惟一还能看到的就是那些南斯拉夫军队的卡车，一辆接一辆，全部驶向边境方向。车篷敞开着。在如此形成的洞穴中间，有两张长凳，我看见上面背靠背坐着两排士兵。在前面平台边上，有两个士兵背对着背，分别把一只手臂搭在保证洞穴出口安全的横条带上。后面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和前面的一模一样。横条带并不宽，中间下垂着。尽管如此，那些士兵的胳膊都如此稳稳当当，如此一动不动地搭在上面，仿佛他们都被紧紧地系在上面，不是用带子或绳子，而是被自己的疲倦系上去的。我跟随着车队，向城外走去，朝着北方，也就是我刚才过来的方向。军事巡逻队的一辆汽车慢慢地从我身旁驶过，但是没有停下来：想起胡姆查赫那一群孩子，我就随便地挥一挥手打招呼，来回应人家的打量，甚至还得到了回敬。一个军队逃兵看上去则完全两样。又是那样的敞篷卡车，背后是隆起的洞穴，两个一动不动的脑袋，被横条带紧紧地固定着胳膊，垂着手臂。这车流或许就没有个尽头。然后，最后一辆却出现了，几乎让人感到失望。车厢后面同样是敞开的，却空空如也，没有载人。这个洞穴呈半圆形，此刻让人想起一个隧洞，一个确定的隧洞。在穿越卡拉万肯山时，我眼看着它以同样的方式离我而去，正好就像这黑洞洞的半圆一样。几个钟头前——经过耶森尼克的夜晚，已经成了属于一个毫无疑义的往事的瞬间——，我坐在最后一节车厢里，火车一出隧洞出口，我又一次回过头去。再也没有了军车。街道空荡荡的。然而，现在似乎更加强烈地让人感到，穿过这整个谷地，就像横贯一条疲倦的道路，一片浓密的烟雾，比南边那些钢铁厂的烟雾要更令人窒息，把最后一片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它像那神奇的空军一样，也立刻从空中袭击了我，因为它给我的两鬓和额头上箍起了螺丝和绑带，推着我走过城边的房子，来到无人居住的地带。
在国外的第一个晚上也许叙述得简短，可是在记忆中，它却变成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夜。不只是因为我一心省着花钱：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在旅店里过夜压根儿就是办不到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味想着要睡觉。因此，在我看来，去隧洞里的想法并非不合情理，而且毅然响应了。那儿刚才还是出口，现在却要成为我的入口；火车拉着我远离的地方，现在我却在靠近它。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就盼着走进一个洞龛里！
我不假思索地找到了铁路旁边那条道，同样也找到了护栏上那个洞，仿佛不可能有别的办法了。我很快就到了隧洞里，就像进了房子一样，而且如同预先设想的，还没走几步，就有一个凿入崖壁的洞龛，洞前有一道水泥护墙，使它免受铁轨的影响。“我的安身之窝！”我心想着。我打着手电筒，照一照泥地，看去有点像溪流边上云母闪闪发光的样儿。我带着这把手电筒，为了继续在南方，在一个喀斯特溶洞里（这样无论如何是我青年时代的思想游戏）去寻找我哥哥的踪影。水泥墙上，除了一根沾在上面的微细的头发外，什么也没有，一根睫毛，看看它，我不禁想起费拉赫，也就是奥地利出口一边那位历史老师：他今天下午还给我讲过，这条邻近的隧洞是一条公路隧洞，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俘修建的，其中有许多人丧命了，也有遇害的。他甚至还——莫非开玩笑？——给我出主意，一旦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住处，就在这儿过夜：一个“还纯洁无瑕的人”的睡梦会“让这个罪恶的地方得到洗礼”，“驱赶走那些邪恶的魔鬼”，“吹散那可怕的恐怖”，老师这样说。他正在创作那个相应的童话。对他来说，每个建造于皇家时代的隧洞，连耶森尼克那家无辜的矿井也不例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都是“不体面的”。
不过，在黑暗里，我先吃了一块面包和一个苹果。苹果的气味驱赶走了开始闻到的霉味，让人觉得仿佛刮来了一股完全不同的、更为新鲜的空气。然后，我躺下蜷缩成一团，却无法入睡。就是睡着了，那也是一个劲没完没了地做噩梦，不是刹那间，就是无休止。父亲的房子空空如也，变成废墟。德拉瓦河从深深的特罗格峡谷泛滥，淹没了整个平原。太阳映照在多布拉瓦松树林上，可是战争来临了。还有我丢了一只鞋；我的分头突然留在左边，而不是右边；我们家里所有花盆里的泥土都龟裂了，花草全都干死了。这一个个梦吓得我直冒汗，立刻使我惊醒过来。有一次，不是噩梦让我惊跳起来，而是夜间火车。它以巨大的呼啸声，几乎就在护墙那边一步之遥的地方，从我身旁风驰电掣而过。这只可能是远途客车，去贝尔格莱德、伊斯坦布尔或者雅典，我想起了我的同学，他们在前往希腊的途中，肯定已经在相当遥远的南方，不是一起睡在自己的帐篷里，就是钻在睡袋里躺在露天下。我想像着，他们不仅为在异国之城的夜间漫步，为这温暖的夜晚而精神振奋，而且也为同行的人，不是当年邻座的男生，就是当年邻座的女生如此别开生面的参与而欢欣鼓舞，他们激动地谈论着，海阔天空。谁要是已经睡着了，那他就会静静地安睡在这一圈人里，没有噩梦。大家都咒骂着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并不是命运让我流落到这个地方，这个昏暗的、承载着厄运的隧洞折磨着我，而更多是一种负罪感。我也感觉自己是无辜的，并不是因为我离开了自己家人，而是因为我独自一人。在这个晚上，我又一次感受着，虽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行，可是故意独来独往，这就是一种恶行。这我早就明白了，而且今后也一定还会感受到。一种恶行，针对什么呢？针对的就是我自己。甚至现在同那些敌手交往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难道不就是那个女朋友向这个菲利普·柯巴尔多次承诺说，要陪伴他走遍他那个传说的故乡吗？她和我不同，熟悉另外那种语言。难道在这个时刻，可以想像出比我们相互迎着对方呼吸的身体更好的事情吗？一整夜如此躺在她身旁，清早醒来时手搭在她身上！
当然，真正的噩梦即将来临。在梦里，那随着离开车站饭店而中断的叙述在我的心里又活跃起来了。然而，与清醒时截然不同，粗暴，变化无常，毫无关联。它不再是从我的心里跃然而出，连同一个“和”，一个“然后”，一个“好像”，而是盯住我，追赶我，强迫我，就蹲在我的胸口上，扼住我的咽喉，直到我无论如何要说出纯粹由子音组成的词语来。最糟糕的是，没有一个句子能够有始有终，所有的句子在中间被卡断了，被摒弃了，被肢解了，被弄巧成拙了，被宣布无用了。与此同时，叙述还不得停止，我歇口气都不行，必须一再重新开始，开一个新头，找到一个新开端。我好像终生注定就是这种节奏，如此啰唆，又毫无意义，也没有取得意义，就连当天已经找到的意义也在回首时毁灭了，丧失了。我心里那个叙述者，刚才还发觉是隐秘的王者，被拖入梦幻的光明里，在那儿充当了结结巴巴的劳役，苦苦挣扎，也没有迸出一个有用的句子来，在这膨胀为庞然大物惟独以死亡结束的包围中，却以清醒的感官又被感知为温存本身。这个叙述的灵魂——它会变得多么令人不快啊！
然后，经过了十分长久的冲击之后，我突然成功地说出了两个清清楚楚的、自然相辅相成的句子。而且在这同一时刻，我身上也没有压力了，我又有了一个面对面的人。在梦乡里，这个面对面的人以一个小孩的形象站在那儿。这孩子虽然在纠正着那些由我叙述的东西，却同样也赞成这个叙述者。紧接着，有一棵树，一根根枝条上结的不是果实，而全都是石头，它让人把自己看成神树，可这孩子似乎并不知道“Unheil”（不祥）的意义。突然间，在湍急的洪水里，许多镇定自若的游泳者，其中也包括我，在嬉闹。这个在梦乡里的人的面颊感觉身下的地面就是一本书。
就这样，在我这个最漫长的夜晚，也出现了一个半睡半醒的消遣时刻。这时，我可以伸展四肢，双手交错在脖颈上，仰面躺在那儿，耳边响着从隧洞顶上滴水的声音，这好让人惬意啊。况且我和平日完全不一样，不用侧身躺在心脏一边，在自个儿身上寻找感觉。我先是爬进隧洞里，眼下在这儿有了自己的位子，哥哥的那件大衣像一床温暖的被子盖在我身上，周围被一片漆黑笼罩着，可比起当年他在地窖里的情形，准是明亮多了。不远的出口灰蒙蒙一片，不停地飞来萤火虫，靠着落在手心上的一只，我照了照自己周围，令人吃惊地亮了一大圈。我始终把梦乡那些花絮想像成这样的安身之地。这期间，精疲力竭的奥德赛静静地卧在那史诗中。
一个钟头以后，不用说，这样的梦也突然背叛我了。于是，那不可改变的孤独降临了。半睡半醒可以说是我进入无人世界的最后伴侣，是我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表现为幻象的保镖。如果说在那曲解语言的叙述的梦里，当鬼魂兴风作浪时，你还保留着那样的清醒的话，那么它现在看上去就像是咄咄逼人的惩罚。而这样的惩罚并不在于指责一个也许偏僻的地方，而在于一种普遍的沉默：如此置身于人的社会之外，连一个个事物也不再有语言了，变成了对手，变成了判决执行者。说真的：那毁灭性的东西，并不是那根铁棒从隧洞壁里伸出来，又向内扭曲，不禁让人想起酷刑或者处决来——而对于活生生的躯体来说，具有毁灭性的则是，没有了交流，而且我自己现在觉得再也没有交流的可能了。面对它，就像它面对我一样，我只有沉默了。虽然我看到这铁棒扭曲成了字母S，数字8和一个乐谱的形状，可是这些都一闪而过；那个“字母S、数字8和乐谱”的童话失去了其象征力。
如此说来，我后来离开了那个地方，绝非是出于对其历史，或者对那儿的沉寂，对那污浊的空气，对洞顶坍塌的危险，对一个走过这段路程的人——我甚至恨不得心存感激地让这样一个人抓住我的领口，用尽这地球上所有的语言来咒骂我——的恐惧，而是因为对在那儿涌上心头的、犹如与世隔绝的失语的恐惧。这恐惧直往上冒，无可比拟。失语超越了躯体的死亡，意味着灵魂的毁灭。如今在事后，当我力图去叙述它时，又更加强烈，更具暴力，更为危险地重现了：要是我当初会跨出几步跑到外面去的话，那么我今天肯定就会干坐在这隧洞里，那儿也不会再显示给我什么藏身之地，什么洞龛，什么护墙来。我惟一通往人性的路，就是让这个沉默的星球上的事物长上一对宽恕我的语言的眼睛。我是这个星球的囚犯，想当叙述者——自己就负有罪责！因此，我现在看见那一堆趴在隧洞前草丛上的萤火虫膨胀成一条喷吐火焰的巨龙，警戒通往阴间世界的大门——我不知道，它是在那儿守护着什么宝藏呢，还是为了保护我？
可是，这个阳世，或者干脆说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呢，我后来在返回途中才感受到了。虽然清晨还远没有到来，而且没有月光，可这峡谷却展现出清清楚楚的轮廓。那条从属的河流，也就是萨瓦多林卡河（或者像父亲可能会用德语说的“沃尔岑纳萨瓦河”），像一条黯淡的光带，流动在两岸稀疏的灌木丛之间。在向下通到水边的山坡草地上，一棵树旁边站着一匹马。虽然这时还不会有什么蚊虫，可马尾巴扫来扫去。马儿吃草的声音是这个地区主要的响声，伴随着那条河潺潺流动的水声和远处火车站上车辆对接的轱辘声。在轨道和谷底之间，与草地相连的是一排排小花园，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耶森尼克的空中花园”。它们构成了一幅由菜畦和果树组合的图案，四周都护着低矮的篱笆，中间分别都有一个小木屋，屋前摆放着一条长凳。这个图案，一部分呈斜坡状，一部分呈梯形，向下延伸到河边。看样子，仿佛那条河浇灌着这些花园。这时已经可见的颜色是黄白色：树上挂着早熟苹果，菜畦里长着各种豆角。我走在铁道旁边的羊肠小道上。小道软乎乎的，积起深深的尘土——尘土那样厚实，那样松软，连我走过的脚印都根本留不住。露水也湿不透它，而是一起滚成小球形，浮在表面上。如果说随着迈出隧洞的第一步，沉重的石头从肩上卸去了，牙缝里的金属感都消失了的话，那么我的眼睛现在就得到了洗礼，不是被那流水，而更多是被它那如此奇特的景象。之前，这峡谷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已经被我尽收眼底了，可是现在，我觉得它们才以自己真真正正的面目，像一排事后相互连在一起的活字，展现为关联，文字，而那匹吃草的马就是打头的字母。这个呈现在我眼前的地区，这条水平线，连同它那拔地而起的物体，不管是卧着，站着，还是靠着，这片可以描述的土地，我现在就把它理解成“这个世界”。这个地区，我没有拿它当作萨瓦河峡谷或者南斯拉夫，我可以称其为“我的祖国”！而这样显现的世界同样也是对一个上帝独一无二的想像。多年以后，我的想像如愿以偿了。
这样，继续行走在清晨到来之前的时刻，变成了一种辨认，一种进一步的解读，一种发现，一种静静的记录（可不是吗？我在童年时期就始终在空中画来画去，被人家取笑）。而在这里，我区分了这个世界的两类支柱：一个是大地，它承载着那匹马，那些空中花园，那些木屋；另一个就是这个解读的人，他把这些事物用它们的特征和符号扛起来了。我也真正感觉到了这副肩膀，它们在哥哥那宽大无比的大衣里扩展开来，并且——因为接收和连接那些符号看上去就像是与物承重的对应——耸立起来，看样子，仿佛这大地的重力通过解读化解成一种空气文字，或者一个纯粹由元音组成的、自由自在飞动的、独一无二的词语，比如就像在拉丁语表达Eoae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词可以译为“厄俄斯时辰”，“朝露时辰”，或者干脆就是：“黎明！”
早在日出之前，这条峡谷在我的眼前就沐浴在另外一个太阳里，也就是那个字母的太阳里，又反作用到夜晚的隧洞里，并且在那儿真的创造了一种赎罪的形式，因为它在我睡觉的地方——上面有青铜色的外表——把泥土上的裂纹连接成一个由多边形组成的、有规律的文字，连接成与这个地方相应的纪念牌。每当我后来再乘车穿过卡拉万肯隧洞时，我就倚靠在窗前，在黑暗中等待着从南斯拉夫那一边出现的第一缕阳光。无论火车过后多么快地驶出隧洞：我在出洞前的一瞬间真的看到了那个黏土似的洞龛，通常情况下遍地落满了随风刮进来的树叶，里面躺着那个蜷缩成一团的二十岁的年轻人，连同他那个圆筒形的海员背包，一个依然还躺在那儿的空气塑像。对我来说，这个地方与其说意味着那场战争的现场或者当年沉默的万恶之地，倒不如说是我的栖身之处。“Eoae！”在我生存的地方，当曙光到来之际，无论你从哪个窗户望出第一眼时，这变成了一声响亮的、或者也只是埋在心底的起床号。因此，这些从我内心深处跃然而出的元音应该再转借到外面那些事物圈子里，这儿的树，那儿邻居的房子，其间的街道，后面的飞机场，地平线。为了那个新的世界之日，那些真正的东西，那些可以描述的东西，它们应该向我敞开全部的心扉。
E—O—A—E：在昏暗里，轨道和河流此刻形成了一条林荫道，我行走在它们之间。我连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可这片土地却显得有生气，挤满了人，因为那开发感官的东西就是人造物，可以说，随时能够投入使用。火车站前，有几个工作棚和车间真的已经开始运作了。一个配电盘被照得通亮，而其余的空间还黑洞洞的；那些测量仪表上的指针跳动着，偏转着；到处回响着一片有节奏的隆隆运转声。一个大铁轮子开始运转起来，越转越快，直到轮辐都看不见了。在后面的墙上，整个轮子就像一个隐隐约约的幽灵。同样，在一个昏暗的办公室桌子上，亮着一盏灯，照亮了一部电话，一根计算尺和一个闹钟。通往一个装卸台的大门半掩着，平台向外延伸到朝两边张开的轨道区，轨道信号在那儿变换着它的颜色。这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从不间断的活动，虽然让你看不到那些相关的人，无疑却让你猜得出他们的存在。惟有一次，这一系列夜晚的图像被一个布灯罩替代了，一个黄色的半圆球，呈现在一面孤零零的窗帘后。随之又立刻接续上了，同样也看不到一个人，一个嗒嗒转动的仓库风扇，一根在自己光滑的支架上快速运转时来回滑动的传送带，还有烟囱的烟雾投在大街上的阴影。这期间，因为别的地方再也没有什么要看的，我就改换走到这条大街上了。
在家乡，在边境那边，我也曾经看见过这样的情形，首先在我知道的几个城市的边缘上。于是，我此时此刻在问自己，为什么我在那儿始终感到自己像一个被拒之门外的人，可在这儿，为什么从那些室内传来的振动如此自然而然地感染了这个局外人；为什么这个有布灯罩的房间跟家里如此不同，呈现为让人惬意的起居的象征，普照四方的万物中心，简直就是一个安逸和温馨的殿堂。同时，我也想起了前一天，想起了一群工人的谈话；他们坐在我们奥地利罗森巴赫边境车站一条长凳上，等待着边境班车。谈话大概是这样的：“又是一天。”——“已经到星期四了。”——“可接着又要从头开始。”——“秋天快来了。”——“那么冬天也就不远了。”——“起码不是星期一吧。”——“我起来时，天黑洞洞的；我回家时，又是黑洞洞的。在这一年里，我还没有看见过我的房子呢。”
到了南斯拉夫这儿，这个工业区在曙光降临之前看上去如此不起眼，一双双看不见的手使它好像永远要运转个不停。比起我迄今对自己的祖国那司空见惯的印象来，为什么这个工业区却给了我对工人，说来说去就是对人截然不同的印象呢？不，根源并不在于那根本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就像曾经教给我们的一样（尽管似乎曾经合我的意，不要什么特征，用号码代替我的名字，放弃我的独立，甚至我那所谓的自由），而且也不仅仅是到了外国（尽管我就在初来乍到的第一天，感受到这里许许多多习以为常的景象令人振奋，让人耳目一新）：它比一个想像或者感受要更多——那是一种确信，终于在度过了二十年人生之后，在一个没有地位的国家里，一个冷酷的、不友好的、吃人的产物里，踏上了通往一个王国的门槛。这个王国完全不同于所谓生我养我的祖国。它不要求我充当一个学龄人，服兵役，替代性服役，或者干脆就“充军”，而是与之相反，让我来要求，因为它是我祖先的国度，无论多么陌生，毕竟也是我自己的国度！我终于无国籍了。我终于可以无忧无虑地置身其外了，不用持续地身陷其中了。我终于感到自己生存在像我一样的人群里，尽管一个人也无法看得到。不就是在家乡的环境里，在罗森巴赫的站台上，有一个小孩指着我，扯起嗓子大喊道：“瞧，一个从下边来的人！”吗？（“下边”就是指南斯拉夫，而从德国或者维也纳就叫做“出去”。）那个自由世界，就是我刚刚过来的那个世界，如此地默契——而此刻对我来说，就是我如此真真正正面对的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幻觉，我当时就已经明白了。不过，这样的知识我是不想要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要摆脱它，而这样的意志，我认识到就是我的生存情感。我这样从幻觉中获得的原动力，无论如何到今天都没有消散。
我一想到那个时刻，首当其冲的不是那些迷惑我而等待使用的工具和那些隆隆运转的机器，就像是我的家人在隐蔽地、不动声色地、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而首先是那些灯光，一家居室里有罩子的灯光，一张写字台上的办公灯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布满灰尘的粉白色氖管灯光，从一个车间到下一个车间，就像是穿过粮食加工厂的一个个生产车间。加入进去吧，转动一个辊子，一起干吧！十分令人惊异的是，这种行动起来的欲望萌发在一个平日被父亲说成“几乎对任何工作都没有用的”人身上。而他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会看着他在干活（还是像父亲所说的，让我显得“笨手笨脚的”）。在这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谁爱怎么看就看去吧，和在家里不一样，我不会觉得有人在监视我，我的每一个操作都会无可挑剔，一句话：“太到位了！”
然而，无论这灯光图像多么遥远，可它真的把我吸引到那些车间里，吸引到那些看不见的劳作者跟前。它不是更多地要求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一起干吗？这样的一起干也许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我从外面，从大街上，从边缘漫步穿过的一个个图像剪影里，路过时短暂地在这儿停息一阵子。不，这条皮腕带是父亲的旅行护身符，它现在戴在我的手腕上，并不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好地去抓东西，而是充当了温暖脉搏的东西。与那些劳作者的默契与其说出自一起搭把手的兴致，倒不如说出自那兴致勃勃无忧无虑的路过。
就这样，我感受到了同步、同音和平衡之间的区别。与别人，哪怕是单独一个人同步，向来是我无法忍受的。一旦同步了，我一定会立刻要么停住脚步，要么加快步伐，要么走到一边去。甚至当我跟着那个女朋友的节奏运动时，我看到我们就像是两个冷漠的人，两个逆世界而行的人。而像同音一类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要是别人给我定了音，在唱歌时，我就没有能力去接受它，复制它，把它进行下去。反之，即便别人过渡到我的声调上，我就立马陷入停滞。惟有不和谐的争论声才会使我免遭沉默之苦，我通常就很乐于去争论（一场这样争论的原因常常就是那个女朋友把我们俩称作“我们”，一个我不愿意说出口的字眼）。
然而，平衡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经历。我经历了平衡，比如说，有一天早晨，我一边扭开窗把手，一边听到远处一辆汽车的关门声，一起伴随着一辆雪铲车咔嚓的响声和一个铁路信号响彻地平线的鸣叫。或者：还有一次，在厨房里，我一边把碗放在灶台上，一边打开信。或者：我现正好目光移开写字纸，投向对面墙上那幅古老的、被夜色笼罩的风景画。像每天的这个时刻一样，那儿有一缕阳光犹如一个圆点辐射器，一边慢慢地从左边移向右边，一边把每棵树，每道水光，每条岔道，每片云彩一个一个地从那昏暗的平面上托举出来——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平衡是可以经历的；就在天亮之前，我背着自己的海员背包，里面装着哥哥沉甸甸的两本书，走过那些隆隆运转的、嗡嗡回响的、或者只是悄然无声地亮着灯的车间。我甚至步子踏得更坚定了，就像要使这平衡迸发出生气来——没有什么小敌手或者大敌手会从身后捅我的膝窝——像那些空空如也的车间一样，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后来我才看到了那天的第一个人，一个坐在黑洞洞的，而且空无一人的公共汽车里的司机的轮廓。他很快就上路了，看样子，好像人家已经在峡谷里的所有车站上都在等待着他似的。接着就是第一对，出现在一个高楼窗户后面，男人和女人，女的站着，身穿晨服，男的坐着，身着内衣。而过了好些年以后，首先留在我记忆里的是那雾蒙蒙的玻璃。当时，我想像着，上面那个男人不是要起床去上班，而是刚刚下班回来，大汗淋漓，一夜的劳累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这劳累蔓延到了我身上，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劳累。
在车站斜对面一家饭馆前，孤零零地摆着一张上面什么都没有的桌子和一把油布面餐椅。然后，我坐在那儿，等着天亮。我坐的地方要比铁路地基和那条有人行道的大街低一些。有几级台阶从人行道通到下边那块不大而多角的水泥地面上。因为它的另一边被围在一排排房子的半圆里，每道墙与相邻的墙都形成了一个不同的角度，如此看上去有点像一个四面都屏蔽的海湾，一个受到保护的观景台。在这里，和通常不一样，是从下向上观看，看到的不是什么全景，而是一个近在眼前，因此越发容易记住的周边景象，如同从一片凹地里向上观看。那些房子低矮而破旧，每座都建于不同的时代。房子紧后边就是向上延展的谷坡，在那幽暗的树林里，云杉尖慢慢地显露出来了。
在我的凹地里，依然是漫长的黑夜。上方人行道旁有只小鸟，一个一动不动的轮廓，是不是在做梦呢？我在夜间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白天活动的鸟儿。大街看上去像一道墙，那只鹪鹩此刻卧在上面。酒店很早就开门了，第一批进店的客人都是铁路工人。他们匆匆忙忙喝杯咖啡或者喝口烧酒——我掠过肩膀观望着——就又离去了。天空开始发亮时，好像要下雨了，可现在晴空万里，一丝云彩也没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女服务员长着一张布满皱纹的男人脸，她给我端出来一壶咖啡，旁边放着一盘厚厚一摞白面包片。咖啡上结起的一层奶皮不禁使我想起叙述过的哥哥，他向来就厌恶这一片片软乎乎的奶皮。当他第一次从前线回来休假时，母亲像平日一样给他送上咖啡，心想着，经过了战争，他所有那些难伺候的毛病都改掉了，可是他把杯子推到一边说：“你是昨天才来的吧！”我眼看着奶泛起波纹，形成一层奶皮，在黑乎乎的、慢慢变得清亮的水域上分裂成一个个小岛。旁边的白面包塔仅仅竖立了短暂的时刻——然后，我一边用力地切，一边又透口气，面包塔迎着这位饥肠辘辘的人隆起来，我趁着新鲜，一口气就把它干光了，消灭了，夷为平地了。从此以后，对我来说，这样的白面包就意味着“南斯拉夫”。
当我吃完面包抬头望去时，上方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已经成群结队，街道变成了一道堤坝。学校可能还没有放假，因为有许多学龄儿童走在行人中，向前倾着身子，好像迎着风似的。确实也刮着风，堤坝旁那修长而无生气的草茎犹如喜沙草一样飒飒摇动。尽管我还从来没有到过海边，可是我不由自主地想像着，在这铁道后面，向前延展的就是大西洋岸边的沙丘。
一个老人从酒馆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餐椅，在不远的地方和我结伴了。他根本也用不着有一张桌面去观看。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却共同关注着发生的事。我们两人的眼里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久久地注视着，又同样等待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我从此再也没有经历过像当年度过了那个最漫长的夜晚之后那样一致的目光，再也没有过那样一个空间，面对过那样一种视野。像那样的观看时一样，我知道和自己身旁那个人如出一辙。我们专注地望着一只鸽子在下方水泥海湾里迎风飞翔，颈项上微微闪亮，又扭过头去向上望着堤坝。钢铁厂的烟雾从峡谷升腾而起，朝着隧洞飘去，仿佛要把隧洞熏个通透。
在这次旅行前，天空晴朗时，我从家乡朝南望去，在蔚蓝的天空下，在边界山脊的那边，莫非坐落着一个个五彩缤纷的城市，没有丘陵地带阻挡，展开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平原，向下通到海边去，相互交融在一起。眼前的工业城耶森尼克看上去灰蒙蒙一片，它被卡在一条峡谷的深处，被关在遮天蔽日的群山之间，然而却完完全全证实了那幅展望的图像。上面堤坝上，有一个男人走过去，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把闪着红光的锯子，跟在他身后的是两个吃着冰糕的孩子和一个临产的孕妇。孕妇身上穿着宽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木拖鞋。在车行道一段没有铺沥青的石子路面上，来往的长途载重汽车不断地发出轰隆声，这又不禁使我想起了哥哥，他在战前的那些来信中，提起过马堡-的里雅斯特公路上一个类似的地方。他每次去亚得里亚海郊游时，（校长）那辆小汽车都在那里“短暂颠簸得一塌糊涂”，过后他就觉得“完全沉陷到盐一般的空气里”。
与北方群山那边，也就是内陆故乡之国相比，在南斯拉夫，好像不仅存在着一个不同的空间单位，而且也存在着一个不同的时间单位。出现在我眼前的建筑物，常常是每一座都有自己的名堂，可以与沉积岩媲美，标志着建筑历史的一个个层面，从奥地利皇家时代的基座，经过南斯拉夫王国时期的转角挑楼，再到今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那简朴的、毫无矫饰的顶楼，连同屋檐下旗杆的插口。在注视着这样一个建筑物的正面时，我禁不住有一种期望，竭尽我的全力期待着，那个失踪的哥哥随时会推开那半是过时的、用不透明和带着波纹的玻璃包装起来的挑楼门，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甚至直言不讳地心想着：“先人，出来吧！”并且看到我身旁这个老人的脑袋也朝挑楼望去。仿佛惟独一声呼唤就意味着如愿以偿：跳跃过一个时代，在能够呼唤中，我觉察到了哥哥的存在，与真人一样高低（我压根儿就没有见过他），宽肩膀，褐色皮肤，披着一头又厚又乌的卷发，梳向脑后，额头宽阔；一对眼睛如此深陷在眼窝里，连那只盲眼，那个白点都给遮掩住了。一阵寒栗袭上我的心头，看样子，仿佛我这时看见了我的国王就站在面前，敬畏的寒栗，然而更多是担忧的寒栗，它驱使着我立刻离开这个凹地上的位子，加入到上边街道的人流里。
这人流也立刻接纳了我，而且那根本不是什么人流，与置身其外的印象如此不同，更多是一种缓慢得让人惊讶的蠕动。这时，没有了我对如愿以偿地恳求祖先的激动，惟独笼罩着我们缓慢行进的现实。
在这样的人流里走动，对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有点新鲜感。那个村子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况，至多不过是节日或者葬礼列队行进时被延缓的步伐或者原地踏步。在寄宿学校里，只要不是单独行动，大家总是以义不容辞的集体形式行动（星期天散步，也只允许以班级形式进行，排成两队，后边的人紧踩着前边的人的鞋跟。谁要是想离队，只要刚一露出念头，就会立刻被看穿，并且被吹着哨子赶回来）。而在故乡的小城里——我也就只知道这样的城市，在一次学校郊游时，我目睹维也纳的视线被其他人的肩膀和老师们的食指给挡住了——，我至多也是耷拉着脑袋没精打采地在边上慢慢地跟着一起走：在那儿，只要一上街，我立刻就茫然了（比起那个常用的“怯生”来，这也许是一个更为形象的词语）。这就是说，我不知道要朝哪儿看，或者四处张望，惟独不直接向前方望去。和在林肯山村里不同，一到那些奥地利小城里，我的目光要么处处都被那些橱窗、那些广告牌，首先是那些报纸头条新闻吸引过去，或者只要我一把目光暗自投向街道某个遁点上，便径直沦入那目光的陷阱里，于是我至少想像着这时迎面而来的一道目光。这种陷阱伤害了我，它不是目光，而是凝视，或者干脆就是没有眼睛和脸面，比如说从中撅起一个可怕的长嘴巴，作为惟一的器官，一句话，总是三言两语，总是没有声音，总是可以看得出来，哪怕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形式，死死地缠住我了。是的，在那些故乡城市里，你一上街，不会加入什么行列里，而我觉得，你立刻就成了人家的囊中之物了，被那些长久以来连同他们的狗一起暗中守候，兜着圈子和居心叵测的行人监禁了。他们坚定不移，天生就注定是一帮这样靠兜圈子为生的人，觉得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的，无可挑剔的。在故乡之国里迎面传到我耳际的“GrüβGott”[6]，我觉得听上去不是问候，而是一种威胁（“说出密码来，或者——！”），今天也一个样。首先是一听到孩子们吼叫起它，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举起两手来。难道这是纯粹的想像吗？从奥地利人中，从大多数奥地利人中，无论是走在一旁还是中间，我都看到自己总是一再被人评头论足，怪罪，并且也总是一再认可这样的怪罪，当然却认识不到我罪在何处。有一次，我走在人行道上，立刻就意识到，正好下一个来自目光捕捉队的目光会在此刻从一侧打量起我，可我抬头一看，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橱窗木偶那种无神的眼睛。那可是如释重负啊！
然而，在这条南斯拉夫大街上，眼下就不存在什么多数或少数，因此，也没有谁是少数——惟有形形色色的，同时又步调一致的熙熙攘攘。继耶森尼克这个小地方之后，我后来仅仅在那些世界大都市里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活动在其中，首先是作为外国人，在那些群山之后，在一条条克恩滕大街上，我每次都感激外国人的出现，因为他吸引去了人家对我的注意。然而，在这里，在这人群中，在这些街头行人堆里，他拥有了自己的位置。在那儿，我通常总是不断地变换步子，躲来躲去也躲之不及，免不了与人相撞。而现在，我跟着一起走，尽管对拥挤如此不习惯，可在这柏油路上，我的每一步都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终于有一次，我不用没精打采慢腾腾地走了，不用吧嗒吧嗒地拖着脚走路了（就像大家在寄宿学校的楼道里一样），而且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脚步，踏着让人可以感觉到从脚趾经过拇指直到脚跟展开的脚掌，晃晃悠悠地走去，顺便把小东西踢到一旁去，有一种宁静放肆的感觉。当我再次经历时，我才感觉到这样的放肆当初就是我童年的特性。与我熟知的那群人相比，这群人真正让人惬意的东西首先是在他们身上没有出现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羚羊毛帽饰、鹿角扣子、罗登缩绒厚呢西装、皮裤子，总而言之，找不到任何地方服装。这些街头行人不仅没有地方服装，而且身上也没有什么徽章，没有社会等级偏见。就连警察的制服也不起眼，有点像公职人员的服装，也很得体。一种让人觉得无比强大的惬意是，从“茫然无措”中解脱出来了，可以昂首挺胸，直面而视，望着一双双眼睛。它们不是在轻视一个人，而只是显现出自己的颜色，并且以这样的褐黑和灰黑的颜色来展现“这个世界”。还让我觉得既新鲜又自豪的是，在这里，外国人这个概念不复存在了。在和人家一起行进的行列里，我认识到了自己的相似性，外在和内在的相似性，仿佛从来就没有过一面镜子会给我映现出这样的相似性来：我的身材和他们一样，体格细长、瘦骨嶙峋、脸面粗糙、动作迟钝、两臂摆动也不灵巧；我的本性和他们一样：顺从、甘愿效劳、俭朴，就是那些数百年来沦为无王的人、无国籍的人、小工、奴仆（其中没有贵人，也没有大师）的本性——与此同时，我们这些蒙昧主义者也共同放射出美好、自信、大胆、造反、渴望独立的光芒，这个人民大众中的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心目中的英雄。
此时此刻，那些行走的人仿佛成了辅音，加入到那些在我心里唤起了一个个事物的元音，然而并没有因此组成词语。惟独打动我的是那完全独立于自身肺腑之外的第二呼吸，一种令人激动的气息。突然间，凭着它，我可以解读出从我身旁扛过去的报纸标题了，是斯洛文尼亚语，没有头版头条，犹如我的德语，况且让人耳目一新，如同看不到那地方服装的五颜六色，是实实在在的消息。再说这群人里叙述的许多东西，我也一下子听懂了。难道是因为在这儿街头上没有人和我搭话吗？难道是我从上小学以来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因为当时出于义务，必须和老师用外语交谈吗——仅仅是顽固不化？和通常一样，jutro就是早上，danes就是今天，delo就是工作，ceste就是大街，predor就是隧洞。连那些商铺的名称我都可以翻译了，它们真的都好简单：在奶站里，与北方或者西方的市场叫卖不同，标识的无非就是个“奶”字；在面包店里，标识的也干脆就是“面包”两个字；mleko和krub这两个词的翻译并不是翻译成另外的语言，它是一种回归到那些图像，回归到词语的童年，回归到奶和面包的第一个图像的翻译。银行，即banka，以此类推，无非又是那习以为常的东西。然而在这里，银行也显现为某些本原的东西，因为它的窗户并不是橱窗，也不是用来陈列展品的；因为在这儿，这些地方什么也不摆放，空空如也。可在我的故乡之国里，比如说，一到这样的地方，那五颜六色的储蓄罐简直堆成了金字塔，好诱人啊。那是一种向我开放的空白，一种我可以向它求教的空白，就像求教行人那一张张空白的面孔一样。在这些行人中，与在家乡不同，我不用去寻找这个家人或者那个同村人，让他们面带洞察的微笑，把我从面具枷锁中解救出来。在这儿，一张张面孔是空白的，这就是说，它们没有面具——这时，我眼前又浮现出那些年轻人的图像。他们挤在一辆拖拉机拖斗里，皮衣直裹到脖颈上，正在前往一座阿尔卑斯山城的途中，要在那儿的大街小巷里，按照习俗，表演他们那野蛮的狩猎情景：直到城边上，那些为此必需的荆条和锁链，他们还没有握在手里；那些即刻就要套在自己头上的巨大而可怕的面具依然放在他们脚下。尽管小伙子们一个个都那样土里土气，可是他们露在外面的一张张面孔连同他们打着褶子的皮领子看上去却多么苗条，多么善良，又多么随和！同样，我也可以看到耶森尼克那一张张面孔里去，仿佛那是独一无二的面孔，仿佛这给了我在国内一次也没有感受过的尊严，无论在自己身上还是别的什么人身上——或者还是曾经感受过，是的，在父亲身上，在复活节的晚上，在林肯山村教堂里，他披着一件拖在地上的紫色长袍，和村子里另外几个男人一起跪在那应该预示着空空的墓穴中有复活者会冒出来的洞窟前，然后猛地一下在前面伸开四肢，五体投地，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遮盖在那带有蜡渍的红色中，让谁都认不出来了。就像父亲听广播音乐会时列举起一个个乐器一样，那么我现在从交通和工厂的轰隆中听得出一个个响声，并且可以清楚地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火车站里缓冲器砰的碰撞声与超市里购物车的丁零当啷声；烟囱出口蒸汽的咝咝声与高跟鞋的嘎吱声；锤子的击打声与自己吸气和呼气的声音。我心里盘旋着，这样突然会听辨的能力够奇怪了，同样也来自这里不存在的东西，找不到的东西，应该有而没有的东西，在这个斯洛文尼亚工业城里缺少的东西。由于那习以为常的教堂大钟不响了，我才对这周围的一切获得了灵敏的听觉。也就是说，这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这个确定的国家，这个有缺陷的国家。让它和我那个习以为常的国家的富裕比起来，才可以辨认它，看懂它是个“世界”。
然而，我如此感知的世界王国超越了当今的南斯拉夫，也超越了所有那些从前的王国和帝国，因为它的符号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有些过境旅客报纸的西里尔字母依然清清楚楚；一幢公务大楼上的古奥地利铭文依稀可见；一座别墅山墙上的“欢迎您！”，看上去就像古希腊椅[7]一样。——可是，一家加油站那块透过树枝隐隐可见的加油标牌却显得意义模糊了。它不禁使人想起只有在梦中才经历的东西，想起中国来。而且一片同样陌生的西奈沙漠显现在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后面，连同一辆映入视野的、布满灰尘的长途公共汽车。在车的正面，那个显示目的地的滚筒转错了位置，正好停在两个不可辨认的地名中间。车辆穿过去时，一幅希伯来语字卷片段跃入我的眼帘——真的，“跃入眼帘”；因为展现在这文字图像周围的景象伴随着一种惊恐。
与之相应，一个盲窗的不可确定性也融入其中了。此刻，我的目光被吸引到那里，就像被吸引到这个世界王国的中心。盲窗出现在谷坡上相当高的地方，镶嵌在一座高大建筑物的阳面。一看见它，我就觉得，边境那边，那座与那个小门房成为一体的地主庄园便浮现在我眼前。它坐落在一片开阔的地带，前面仅有一棵孤零零的松树，那闪闪发光的皮棕色使得正面的黄色越发强劲有力。穿过一片草地，一道陡峭的岩石台阶向上通往入口大门，那儿站着一个小孩，背向我，一条腿踩在另一条腿上方的台阶上，像是犹犹豫豫的样子。对小孩子来说，那些台阶太高了。草坡仿佛被特有的横向条纹画上了一道道阴影线，变成一块块长满草的小梯田。梯田精美的阴影图案又重现在正面的横条纹上。这样，在那棵松树后面，这座房子让人想起了与其说是一座建筑物，倒不如说是一个天然的黄色岩石。它看上去没有人居住。小孩站在台阶上，不是在入口处，而是在一个游乐场上。
盲窗远近独一无二。而且它给人的印象来自那看不到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来自那应该存在而不存在的东西：那无法透过的东西。凭借那融通于自身之中的不确定性，它把我的目光反射回来了。而在我的心里，一切语言纷乱和七嘴八舌的讲话都终止了：我全部的内在都沉默了，并且阅读起来了。
我似乎从来都不会相信，又会失去这个盲窗。我感觉它的符号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一看侧面就够受了，从中弥散出的光亮熄灭了：旁边的窗子——可以说是观望窗——推开了，又关上了，虽然是被两只手，可是属于两个不同的人，先是一个年迈的女人，后是一个年轻些的。刹那间，我认识到了，那个老妪不仅仅年事已高，她是一个垂死的人，她正好最后从那个被拘禁的房间里猛然直起身来，想要逃脱死亡，穿过铁栅窗子，躲到外面去。一张被恐惧撕得扭曲的面孔上，下嘴唇收拢，眼睛睁得老大，再也不会自个儿重新合上了。
窗子空荡荡的，清晨的太阳映照在其中。可是刚才还发挥作用的光芒不仅被熄灭了，而且也被吞没了。那个小孩也消失了，仿佛他是一个幻觉。房子和草坡上的横条纹像投影一样击中了我。“菲利浦·柯巴尔醉心于假象！”这就是那个历史老师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表扬，又是批评——而这个假象又一次化为乌有了。就在一个号啕大哭的女人的怪脸迎面而来时，在这人群中再也不分什么女人、男人、小孩了。在人行道上，流动的就只有一群长得不够体面的、不苟言笑的、瘦骨嶙峋的、不起眼的粗野之人，相互碰来撞去，抄着近道走动，无论从哪个视角，都被那位国家首脑喷射光芒的眼睛监视着。他现在就是那个凌驾于我们大家之上的独裁者，无论是汽车生产车间里那个年轻的游击队首领，还是理发馆里那个身着白装的海军将军；无论是电影院前厅里那个魁伟的、被同样魁伟的夫人挽着手臂的黑礼服穿戴者，还是校园里那个水泥浇筑的帝王脑袋。当最后一道探寻的目光朝上投向盲窗时，仅仅强化了当局的权力，仿佛我这样看要让自己受到怀疑似的，因为我立刻就被一个警察挥起慢慢弯曲的食指叫到街道另一边，要我出示证件。后来我想起来，这个身着制服的人就是昨天到达时检查我护照的那个年轻人，和我一般年龄——可是在这乌云蔽日的时刻，好像谁都不再认识谁了。看样子，仿佛我们都失去记忆了。
我数着步子走进火车站。一道湿漉漉的楼梯通到下面的卫生间里，就像走进一个地堡里，前面站着一个相应的地堡女人，只不过她的腰带上少了钥匙串。我在没有插销的小隔间里徒劳地寻找着那些习以为常的格言和图画；它们现在或许会进一步帮助我。盥洗盆上方没有水龙头，墙上只有一个洞。上面的候车室里黑洞洞的，很难闻。首先在挤成一团坐在那儿的人身上，我只看到了一片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扎着绑带或者裹着石膏的肢体。亮光不是来自站台上，而是其间昏暗的走道里。后来，我还辨清了这个和那个罩在受伤拇指上的皮套子以及我身旁那个人头发上的血块。（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的感官被这样的东西吸引住了。）连我自个儿身上，我也独自发现了那令人厌恶的东西：鞋上沾满了泥巴，裤子鼓起了包，指甲缝里黑乎乎的。肯定谁都看得出来，我是和衣过夜了，也没有洗漱，头皮发痒，同样，值盛夏时节，脚趾上长起了像在寄宿学校时一样的冻疮来。我也徒劳地试图在地图上看出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而投射到地图上的光线只够你看清灰白色的低地和蓝白相间的冰川。
我出门来到站台上，那儿有一个工人正在用冲击钻挖凿柏油地面。对面轨道上，停靠着那列奥地利早班车，向北方向，准备发车。车厢通亮，干干净净，几乎空空的（这列车还没有被许多南斯拉夫人用于前往菲拉赫购物郊游，在后来的年代里才这样）。那些身着蓝色制服的铁路人员又是在机车头前等待着某个尚未上车的乘客，和那些奥地利边防官员一起——认不出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官员，因为他们身着便装，穿着长袖衫，外套就搭在肩上。虽然我原地一动未动，可我一下子着急了。下决心吧！返回的愿望几乎不可抗拒，不仅要越过边界，而且要回到村子里，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回到床上，在那儿美美地睡一觉。可首先想到的安慰，是在机车头侧面可以看见的那个语言，我那熟悉的、与生俱来的德语，无论是在“Heimatbahnhof”这个字眼里，还是——因为不是意义，而只是文字图像说了算——在带着“Arbeitsrichtung”图标的箭头里。[8]
我是多么犹豫不决啊！我想像着站错了地。在冲击钻头撞击的地方，沥青地面上的裂块四处飞溅，就像你走在一摊结了冰的水上时一样，有一块直飞到我的鞋后跟下。我被这砰砰的撞击声震动了，低头望着地面，在这灰色的沥青路上又发现了那样的盲窗，同样作为那个如此友好的、不用着急的符号。难道我不是对自己这个“世界王国”要求太多了吗？我到底是什么人呢？面对这沥青路，我永远认识到了我是谁：一个外来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在这儿也许要寻找点什么，可什么都不能说的人。我没有权利要求所谓的人的尊严，像在家，在国内一样。而伴随着这个认识，我觉得不光是静下心来了，而更多是——处之泰然的状态。
那列奥地利火车发车了。那个列车员不是在疑惑地望着我吗？车站变得明亮和空旷。那些突然落在我脚前沥青路上的麻雀已经飞走了。它们片刻前还卧在一堆林肯山村的灌木丛里呢。轨道碎石上那片椭圆形车前草叶也是从那边飘过来的，一个所谓的花园逃兵。我迈着大步，走进售票厅，买了一张车票，仿佛我就是决断的化身。我又迈着大步，穿过地下通道，直奔最后一个站台而去，就像一个终于明白了他不再只是为自己一个做事的人。我匆匆地在井边洗把脸，一下子就跳上开往西北方向的火车。看样子，仿佛我以此结束了这越过边境的郊游，现在才开始真正旅行了。上了火车，刚一坐到靠窗的位子上，就立刻进入了梦乡。——而我今天一想到这位成长的年轻人，连同脚底下掘开的沥青，那么他也许之所以会获得一个图像，是因为他正好面临着跌倒的危险。就像有些事物，由于它们在最后的关头免遭了坠落的命运，因此在颤抖的双手中成为自由观察的对象，这时才会让你刻骨铭心。
后来几天，我是在波希斯卡这个地方（“沃凯因”）度过的，拜读了哥哥的那两本书。每当我乘车前往那儿时，总是睁着眼睛，怕耽搁了下车。我始终望着立在草地上那细长的、被人称为“干草晒架”的木支架：两根打入地里的木桩（今天也许是水泥做的），之间平行架着许多横杆，顶端盖着木板，每年第一茬收割的草就晾晒在架上。那些割下来的草里夹带着春天的鲜花，灰色的草堆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色彩。横杆超出了木桩，有点像捆在一起的路牌，共同指着一个方向。看样子，仿佛火车就是跟着这一个紧接着一个、从峡谷到峡谷越来越厉害地向西转弯的箭头群行驶。在我的梦乡中，道轨两边的晒草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承载装置，借助它，旅客们不用花时间就被送到目的地了。
我不再在露天里过夜了，而是住在这个地区中心一家旅店里，叫波希斯卡-毕斯特里卡或者沃凯因-菲斯特里兹。我看到房间价格实惠，数了数自己的钱，就决定住下了。靠着那位老师的接济，靠着给人家补习功课，再加上一篇“自己撰写”的文章上了报纸（“那是你自己撰写的吗？”一个旁座的同学摇着头这样问道）。事后我也想了想，跟他们一起去希腊，这也不是我没能力办得到的事。
然而，正好是这一篇发表的东西，妨碍了我一起去旅行，远远超过了缺钱。那是一个故事，其中描写了一个小伙子，他在一户人家院子里修自行车。这个过程写得很细腻，包括阳光、风、飒飒的树声，雨季开始，到结尾时，主人公听到一声喊叫，便冲进屋里，在空荡荡的房间地上，发现了父亲或母亲——我记不起来了——睁着挤得满满的、最后的瞬间还映现出外部世界的眼睛。当然，跟这样的内容根本不相干。惟独我“写作”了这个事实，使得同学们疏远我了。虽然他们之中有几个人在一个剧组里演戏，然而却有一个写作了，而且凭着这个东西“成了公众人物”，这至少让人很诧异。而且那个女朋友连故事看都没看，几乎连扉页上的题目和作者名也没有瞥上一眼，就投来了一种奇怪的、拒绝的目光。看完以后，这目光转化为一种由不理解、同情、诧异，首先是畏惧错综交织的神色，这让我很伤心。后来，我一再不由自主地想起，当时，我想要把她拉到跟前，可她的脖梗子却挺得僵直。
难道不也是自个儿招致了这普遍的回避吗？难道我不是在报纸刊登的那天，把每一个打开报纸的人都看做是一个立刻会感受到我全部的罪过，并且会继续讲下去来羞辱我的人吗？这篇发表的东西受到了创作童话的历史老师的鼓励，得到了一位撰写地方评论的编辑的提携。尽管我事先也觉得这是无可非议的，（人家终于会知道我是谁了！）可后来我越发觉得这就是一个原罪。庆幸的是，惟一没有被这个穷追不舍的原罪波及的地方就是那个村子。在那里，和今天不一样——其间，村子入口处竖起了那个“林肯山村拜读……”的牌子——，甚至在牧师家里，一张日报都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当然，迄今无论怎么说，我毕竟在那里还是土生土长的，坐着汽车和火车来来去去。如今在我的眼里，我永远都不会使自己招人注意了。无论在哪儿，凡是我往日如愿以偿地不招惹人眼了，也包括面对自己，当个无名之辈，而现在，我却在那儿表现为“某个人”。一走出隐蔽，我便因此失去了自己喜爱的环境。在拥挤的人群里，首先是站在火车的过道里或者汽车中间走道里时，一时的惬意感觉为那不舒服的感觉让开道了，变得可以辨认了，我在遭受着一种使我变得孤单无靠的强光线，并且如此——让我最羞愧的——打扰了我那些同行者独自存在的状态。难道在最近几个星期里，我因此才常常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吗？这样，我来回几乎需要半天的时间。有许许多多的原因，现在打动了我去独自旅行，然而其中一个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让自己忘记成了公众人物，我暴露自己了，不管这是想像或者不是也罢。那么，伴随着每一个我又会在其中成为默默无闻的人的时刻，我现在不是感觉到这种忘记强有力地在我周围扩展开来吗？不是感觉到一种随着时间和距离越来越有疗效的恩赐吗？难道不是我刚到沃凯因时就被吸引到一个村落里来了吗？这村子在地图上叫做“Pozabljeno”，意思大概是“被遗忘的东西”或者“遗忘”。难道在后来的日子里，人家不是真的让我随心所欲吗？无论我在什么特殊的地方走也好，站也好，坐也好，躺也好或者跑也好，仿佛那都是不言而喻的。
惟独菲拉赫那位老师还神出鬼没地闪现过这个无名之辈的世界里，因为他一再重复着他当时第一眼看到我的印刷品时禁不住呼叫着说出的话。看神态，仿佛他要和一个音乐人合唱似的：“菲利普·柯巴尔”——他直呼了我的大名，我当时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呼叫我，先呼大名后叫姓。的确，直到这个时候，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菲利普”，比如，刚刚在服兵役资格考试时还是这样。“别说了！”我这样暗暗地回答他：是的，我下定决心了，永远不再出现在报纸上了，永远不再让自己、家人和同村人蒙受耻辱了。那个沉醉于名望的梦想永远一去不复返了。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永远都一事无成吗？恰恰当我和别人一起在汽车或者火车里时就这样扪心自问，即使我自己在兴奋地看着一本书，在听着一个新的发明，在欣赏着一首乐曲。难道我不是向来就知道自己迟早都会没用了吗？我注定最多不过是当个会计，当个小职员，干一个无非只能和数字打交道的工作吗？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节上，有位算命先生就这样告诉我母亲，肯定是想以此来恭维这个乡村妇女和她那个干什么事都不会有用的儿子。而现在，在这家斯洛文尼亚旅店房间里数起钱来，这不就是我的命运的一部分吗？
沃凯因是一片开阔的山谷高地，四面群山环抱。它是从前一个冰川的地表，在西部边缘留下了浩瀚而平静的、在我的记忆中几乎始终没有人烟的沃凯因湖。从它的北岸边，尤利安山脉陡峭耸立，主峰是依然被冰川覆盖的特里格拉夫峰，也叫做“三头峰”。三头峰的模型就坐落在山脚下的湖边上，是供前来度假的孩子们游乐的。南面的山峦是大海前的最后一道大屏障，往后向下通到伊松佐河（斯洛文尼亚的Soca河）。这条河接着继续流经其间的坡地再也看不到树木线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沃凯因盆地数百年来远离世界，惟有山间羊肠小道将它与伊松佐河谷地和弗留利平原相连，而我经过的东部通道，是随着铁路的建造才真正打开了。
奥地利可谓是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这个国家有一个别名，叫做“阿尔卑斯山共和国”，它总让我感到诧异，因为我生长在广阔而平坦的雅恩费尔德平原上，离那些山峰还有一些距离（在这个村子里，几乎就没有人有滑雪板，而惟一的雪橇道就是从树林边通到下面的街道上，你几乎刚一滑起来，就又停住了）。然而，在沃凯因，我现在真的发现自己被阿尔卑斯山包围了，并且觉得处在一个阿尔卑斯山山国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沟壑、深谷、阳面和阴面，少见天日，尽管是锅状盆地，却更多是高原，因此视野很开阔。要是我现在闭上眼睛的话，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远离世界的世外桃源。那荒无人烟和深蓝色的湖注定了它的命运，四周群山环抱，地面上连绵起伏的冰川堆石将它划分开来。对它来说，没有一个名称会像开头使用的“山谷高地”更贴切了。
再说，沃凯因是个忙忙碌碌的地方，无论如何从稍微隆起的火车站看去如此。当时我一下火车，首先看到和闻到的几乎只有木材。就在货运轨道后边，我看到堆成一摞摞的树干、方形的木梁、宽厚的木板和狭长的板条，听到房屋之间隆隆的电锯声。我在那儿停留的所有日子里，从早到晚，我没有碰到过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如果谁看上去是这样的话，那也无非是一个在等待着的人，要么在一个常常都不加标记的停车站（一道木条围栏，一个桥头）等候汽车，要么在守着一棵要锯伐的松树倒下的地点，要么就期待晾晒干草的好天气，或者只是像旅馆灶台前那个老厨娘一样，在等着牛奶烧开了，菜肴煮熟了。偶尔有士兵独自无声无息地坐在路边，可走近一看，耳朵上却戴着无线电报话机。连孩子们都一个样，尽管他们看上去慢慢腾腾的，不时从灌木丛里撕去一片纸，可此刻就有点像正在学习追寻前人足迹的童子军。甚至到了星期天，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教堂里的忏悔室前。教堂坐落在一片草地中央，和主教堂一般大小。谁摆脱了自己的罪孽后一走出来，正好可以借机走近自己的心灵深处去嘲笑自己，接着便继续走到座位前屈膝跪下，立刻在那里做起忏悔祈祷。从这个山谷高地的居民中，散发出的不是世代居住者的安逸，而是新拓荒者不可遏制的特性，忙忙碌碌的存在，持续而必要的机智果断精神。因此，同样考虑到它的自然位置，白天我常常把沃凯因看成一个特殊的欧洲国家。在这其中，我几乎就看不到白痴或者醉鬼。这种人的存在准会扰乱这忙忙碌碌的氛围，因为他们无聊透顶地四处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不时地会分散了那些整日忙碌者的专注和勤奋。直到我突然发现，我扮演了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双影人角色。在寻找去研究那两本书的地方时，我停滞了，掉头了，拐弯了，试探着这块和那块草地，看它们是否适合于坐下来，靠在一棵树上，立刻又从那儿的松脂上脱开身来，然后继续踉踉跄跄地走去。
我住的这家旅馆，译成德语叫“Schwarze Erde”（黑土地），取名于南部山脉的一个山峰。这是建于大战之前的一座大房子，我立刻在上面寻找着盲窗。除了我，只有偶尔来几个登山者入住。因此，我自个儿住了一间有四张床的房间，像是为一家人准备的。房间位于二层，就在入口上方。从窗户望出去，眼前是一排松树，像一片树林留下来的，从这个地方中间穿过。从另一面望去，是一条直接从房子旁边湍急流去的山涧，一片白茫茫的怒号淹没了载重汽车和电锯的轰鸣。穿透过来的声音最多不过是火车的汽笛或者一架军用飞机突然的呼啸。那些松树和流水不一样，你坐下时也可以看得到。于是，我把小木桌挪到相应的窗户前，并且试了试各种不同的椅子。由于我无法决定坐哪一把，于是我把它们都排放在桌旁，不时地变换着座位。
第一天，我只是从行李中拿出那两本书来，却没有打开它们。我让通往过道的门敞开着，因为听着溪流的咆哮，我觉得自己在这封闭的房间里就像远离了世界似的。这样一来，从楼下的餐厅和厨房里至少时而可以传来当啷声或者其他刺耳的响声。在正对着房门的过道墙上，挂着一个制成标本的深棕色雄松鸡，摆开一副发情期的架势——脖子伸得长长的，鸣叫时肿胀起来，眼睛紧闭——，真的也像是被射杀时的样子。旁边的钥匙盘上挂着各种形状的钥匙，放在一个玻璃窗里，有点像近乎完美无缺的蝴蝶收藏。我第一瞬间立刻就觉得，似曾看到过这一切，或者还要更多：仿佛我又回到这儿了，不是回到一个昔日的生存里，而是回到一个预感的生存里，让你觉得更真实，或者更明确，又不可思议。这一切是来自桌子、椅子和床架呢，还是来自窗前飞溅的雾气？前者让我想起身为木匠的父亲；后者又让我想起身为山涧工人的父亲。或者是来自哥哥那个写在信里的表达？他在信中用了“祖籍”这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沃凯因。因为我真的觉得，不单是房间和屋舍如此实实在在地重新找到了，也包括毕斯特里卡这个地方，这个“一目了然的地方”，这个“一清二楚的地方”，这个“山涧村庄”，连同这整个山谷高地：一个孩子惊奇地注视着她；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观察着她；一个四十五岁的人俯瞰着她。在这个时刻，所有这三个人融为一体，也没有了年龄区别。再说，毕斯特里卡完全不像一个普通的村庄，更像一个将会从许许多多空旷的空间间隔中拔地而起的城市的前站。那几座位于边缘的高楼大厦，连同超市，还有那个坐落在草地中央的大教堂看上去已经是预兆了。
当时，对这个有房无地的村民儿子来说，坐在旅馆餐桌旁，吆喝着服务员要菜，这是多么不像话啊。开始的日子里，他仅仅靠着从超市买来的蛋奶烤饼和饼干，首先是姐姐给他塞进海员背包里的面包和苹果糊口。苹果是去年最后剩下的，已经放得太久了，只要一拿到手里，里面的果核就吱吱地响。我吃这两样东西，并不是因为饿极了，而是因为那是我最喜欢吃的，多少年以后依然如故。“美味可口”这个词对苹果与用和兰芹调味的、几乎就不加盐的黑麦和小麦面包组合起来的甜酸味再也恰当不过了。窗台上，面包、苹果和折叠刀摆成了一行。面对带着深深裂纹的圆面包，我想像着月亮的背面。当然，它一天缩小的速度都比这个天体一个星期的都要快，很快也就没有那些旁边的月亮了。最后一片是如此的薄，拿到阳光下一照，它不禁让人想起了一个透明的雪花结晶网，然后也就融化了。
然而，真正的童话才要开始。我打开那两本书时，发现它们分别夹着一张纸币，像衬页一样。这时，我才突然想起了姐姐的叮咛，在旅途中，我每天一定要吃上一顿“热饭”，“这样至少别让肠胃觉得到外国了”。就像我当年常常做梦都梦见捡到钱一样，我现在看到四处有更多的钱在闪烁，并且事后感到遗憾的是，姐姐怎么就没有给面包里也夹上钱，或者给苹果里塞进钱呢。我把这几张纸币折起来塞进后面的裤兜里——家里从来没有人有过钱包——，发现这个样子重复了父亲的举动。每次打完牌后，他都要向这一圈人久久地投去胜利和复仇的目光，收回自己赢得的战利品。于是，我也可以把这笔当女儿的从父亲那里弄来的钱当作赌注，兑换掉，而且就在同一天晚上，在楼下餐厅里要了第一顿热饭，语气坚定，并且自以为没有口音。那服务员脸上表现出的关注，我此刻觉得她是在微笑。
两本书的第一本原来是一个硬皮笔记本，是我哥哥在马堡上农业学校时的工作笔记。然而，因为这个本子挺厚的，再加上两张硬皮，便散发出相应的气味。所以，我总是拿它当本书看。它和另外一本，也就是那本出自19世纪的斯洛文尼亚语-德语大词典、一包信、一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军帽（儿子）以及一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匕首和一个同一时期的防毒面罩（父亲）平时都放在木回廊上的箱子里。箱子就在父母房子的屋檐下。到我开始看书时，那儿也就只有这两本书，而且始终都放在这个半是露在外面的箱子里。我要阅读它们时，从不带进房间里，大多都坐在箱子上。看样子，仿佛同时也一起领略了各种天气，这理所当然地属于这样的阅读不可分割的部分：感受着从侧面吹来的风，眼看着光线在书上不断变换，有一次甚至被刮到房子挑檐下的雨水给淋湿了。哪儿放着这些书，那儿就是我读书的地方；因为父亲不愿意看到屋子里有书，尽管他星期天在窗台前仔细阅读报纸已经成了不可动摇的习惯；只要他在那儿碰到我手里拿本书看，就愤怒地嘟嘟哝哝，因此，浑身直冒的冷汗，立刻就粉碎了这位吓得发愣的读者的文字图像。
这些年里，我多么艰难地寻找着去解读这些书的地方啊！我在三岔路口旁边的奶站后面坐过，在离得远远的田野里的圣像柱旁的长凳上待过，也去过德拉瓦特罗格峡谷里一段与世隔绝的河岸边。我的脚前，那片被堵起来的河水如此平静，上下一个样，天地为一体……有一次，我登上了林肯山。快到山顶时，在一片覆盖着蕨类植物的空旷地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松树，我看到面前这个地方，那肯定就是每个读书人的梦想之地：这棵树周围有一片软乎乎的草地，人们习惯叫它“女人发”，一个由天然软垫搭建起来的床铺；它不是罪恶之地，而是一个似乎立刻会从那名为“恐惧与战栗”[9]的书中吹向我的精神宝座。然而，我在那里卡在第一页了，甚至连第一句话都弄不明白。直到有一天下午，在学校走廊里，看着旁边别的走读生正在做自己的作业，我眼前才豁然一亮，便立刻明白了那些句子和结果从句。伴随着这些语句，我同时看清了周围一个个细节，凳子的纹理，前座那个人的发型和走廊尽头的电灯。这时，我才听到了那棵松树里的涛声。可在之前，在那片旷地上，当你打开那本书时，涛声突然减弱了。那个地方，所有那些地方，尽管它们都那样可爱，那样诱人去读书，可是，每当我要坐到那儿时，它们却都一个个地消失了。于是，我就偷偷地走开了，就像被父亲那愤愤的嘟哝弄得不认识字了似的。直到今天，这个读者惟一固定的座位始终就是那个放在父亲房子回廊上的，如今早已被砍成劈柴的箱子。在寻找座位的过程中，我惟独感受到的是，难以隐退到一个荒无人烟的世界里，恰恰是因为带着一本书。
我也同样如此陪伴着哥哥那本工作笔记，经历了习以为常的辗转——在火车站那几乎始终空空如也的，掩映在栗子树中的候车室里，在公墓里一座上面刻着一架正在俯冲的飞机的墓碑前，在那座湖泊出口旁的石桥上，我都一一地尝试过——，最终又在这旅店房间里，一只眼角里隐隐约约地映现出那只雄松鸡，另一只里明明亮亮地映现出摆满碗盘和酒杯的灶台，眼前是一棵棵松树梢，目光再投向远处，就是一座邻居的房子，屋顶的一行行脊瓦从左向右排列着，类似于笔记本里的一行行字。
虽然我迄今一再把这本书读来读去，却不能真正读懂它，因为在农业学校里，授课语言是斯洛文尼亚语。我之所以观赏它，是因为那些图样，首先是因为字迹。它一目了然，十分工整；字母又细又长，微微向右倾斜，一页一页地翻阅时，让人会觉得像是在淅淅沥沥地、没完没了地、一成不变地下雨的样子。它既没有曲线，也没有弧线；既没有缩略，也没有疏忽，因此，它无疑永远也不会成为印刷字体。没有一个字母在词语中与其他字母分离，不存在联系，同时又区别于过去一百年里那美丽如画的文献，因为它的流畅与之所属的图样笔画融为一体了。在观赏时，我觉得好像它不仅要把什么东西记录下来，而是要和它的对象一起继续坚定不移地奔向一个目标，而行列中的每个字母都是这个对象的图像承载者。在沃凯因，在这片新开垦的土地上，我后来在哥哥的字迹里看到了一种很适合于这个地区的字迹：一个拓荒者的字迹，一个正在崛起的拓荒者的字迹！在这个拓荒者身上，书写也成为崛起的一部分；它不是对一种行为纯粹的见证，而是继续着同样的行为。
他在一封信里说，一个精通书写的人就会断定，“我们大家的写写画画（这个家庭的）都是同源同根的”，而我在其中始终读出了执着和自豪的韵味。他从来就没有过一个所谓的孩童的字迹。即使在最早的作业本里，他书写得就像一个以此要介入某个事件的人，像一个有责任的人，像一个领头人，像一个发现者。
实际上，正如那个护路人和写画人所说的，这整个家族恰恰是由于其“出类拔萃的”手写体远近闻名了（这个柯巴尔家族不光是用手在书写着！他一边说，一边表情夸张地伸开自己的手臂）。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信而高贵的家族声誉，因为这个地区说到底也没有一家配得上“名家”这个称号。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书写——既不“像画的”，也不“像印的”，而是以不可混淆的“柯巴尔”神态——，提出了我们的要求。母亲是个非常忙碌的写信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被视为公家的人。无论我问起哪个邻居有关哥哥的情况，除了那几个轶闻趣事外，通常都要说起格里高尔和他的果园，“经营得那样精细，那样宏伟，那样富有创造性，就跟他的字迹一样”（护路人）。甚至连姐姐也从疯疯癫癫的状态里清醒过来了。当她以“乌尔苏拉·柯巴尔”这个名字提前领到了自己的养老金时，显示出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在这些以其字迹出类拔萃的人中，惟一的例外就是这个家里最老的和最小的，那就是父亲和我。一个手太沉重，而另一个手则变幻无常。谁都看得出，父亲从来就没有当过一个真正的小学生；无论阅读还是书写，他看上去确实又慢又费力。在母亲给我写到寄宿学校的那些信里，他最多不过是加上惟一同时也代表他问候的字“父亲”。退休以后，他好久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我便觉得，给他一个本子，让他把自己的人生记下来，这倒是一个主意，因为他口头叙述这人生时——几乎让人吃惊，他沉默良久之后，常常开始拖着那声音深沉的“那么……”——，一再陷入结结巴巴的境地，并且说上一句就中止了：“这无法让人说得出来，只有写下来才是！”。然而，几个月以后，当我在本子里查看时却发现，尽管他整个冬天有的是时间，可上面连一句话也没写，只有数字，哥哥的战地邮政编码、我的衣服号码、门牌号、大家的生日，像楔形文字一样。（惟独那些线条，他可以用自己那根木工铅笔画得不费吹灰之力，他本来就可以十分麻利地把图样画在要加工的木材上。）
我自己始终在变换着字迹，常常在词中间写着写着就变大了，迫使那些字母从其后面的模样里解脱出来，又回到前面去，迫不及待地——从字迹图像可以看得出来——追着快点结束，也顾不上每个开头是多么认真仔细。首先，我并没有把我的手写体感受为自己的。就是到了今天，虽说它变得规范了，可我依然觉得它是不自然的，是一种模仿。和哥哥不同，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字体，而我现在的字体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当我心不在焉的时候，我就脱离开那继承来的匀称了，就不再是什么“写写画画”了，而退变成一种不成形的、连我自己都觉得无法辨认的潦草之笔，一个忙忙乱乱和不知所云的图像，替代了那个强劲有力的家族风格。我心想着，靠着打字机，我才学会了真正的书写。坐在打字机前面，那个让我适应的字体无非就是虚幻的字体，没有什么工具，食指独个儿就当铅笔用了。恰恰是我眼前并没有看到我在写什么，动一动指头就足够了，从而使我感觉到有了一个自己的手写体和其中相应的笔锋。在虚幻地书写时，我也可以慢慢悠悠，可以停顿，也可以停止。不然的话，我用手握着那个让它感到陌生的工具局促不安，就它发出的响声也叫我心烦意乱。我非但不能直着身子坐在那儿，反而要伏在书写纸上，急急忙忙地一行接着一行写来写去，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身上散发着一种如此发馊又毫无结果的汗臭味，也难以抬起头来，哪怕眼睛扫视一下最近的周围也好。当我全身心专注自己的事情时，我在书写纸上才感受得到一种自然字体的要素。这样一来，仿佛字体图像就会与事物图像一同出现在我的心里。那么，我在哪儿能够在书写时专注一件事呢？比如说在昏暗中：这时，一笔一画，铅笔和手指打成一片，我获得了一只书写之手，某种美妙而沉重的东西，意味深长的东西。这不再是什么随笔写去，而是一种描绘。实际上，当我把那个如此产生的东西拿到光明处观看时，我的事情就以我的字迹形式展现在我面前。在这个字迹上，哥哥那美妙的创造者之手与父亲那断断续续的自学者之手似乎融为一体了。
哥哥的工作笔记首先叙述的是果树栽培。借助词典，我大概可以弄明白什么意思，它出自一个尚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然而却不是什么学习笔记，而首先是一位年轻学者独立的研究报告。到了第二部分，它就转为对事物的思考，一种论文，最后是常用规则和建议目录。总地来看，学习手册和教本在这里合二为一了。
工作笔记的主题是苹果树的栽培和优化，就像哥哥在故乡果园里自己动手试验的一样。他叙述了关于合适的土壤（“松软和肥沃”，“平整且稍微隆起”）、地形（“东西走向，但要防风”）以及最佳栽培时节（往往取决于昼夜平分时节，或者某些星象出现的时节，或者乡村的节日时节）。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把哥哥嫁接树枝和移栽小树苗的经验同时当作教育故事阅读了。他把那些小树苗从苗圃里“连带着土壤一起”移植到自己的果园里，并且把它们像在那里一样安置在同样的方向上，同时将间隔增大了好多倍：一棵树的枝条永远不应该触及另一棵的。树栽到坑里之前，他先把各个根系编织成一个具有保护作用的蓝网状。那些就地从果核里长出来的树似乎表现为生命力是最顽强的，不过也是最不能结果的。树冠上面，最好是枝叶繁茂，这样一来，树冠下面就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实来。垂直地面的枝条要比端直朝上的结的果多。（然而，挂在高处的果实却不易腐烂。）要说嫁接吧，他只采用那些朝东生长的枝条。它们的形状像支铅笔，切面是斜的，好让雨水流去。切割不能直着切下去，而是顺势拉开（为了让皮面保持平滑）。为此，他一味选择已经结过一茬果实的幼枝，“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会不是为了收成，而是为了乘凉辛勤劳作了”。况且他也绝对不会把幼枝嫁接到另外两条幼枝相连的岔口上，因为这样会和那两条幼枝争夺营养。他尤其就剪枝写道，枝剪得越早，你得到的“木材”就越多；枝剪得越晚，你得到的“果实”就越多；木材“向上冒”，而果实则“弯着身子”。
他在笔记本开头叙述道，在后来变成果园的那片地方，最初只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果树，完全荒芜得不成样子了（他的用词是“长荒了”，这样说的意思是，那些树枝长得乱七八糟，挤成一团），也不结果：在这棵树皮表面枝条交错最少的地方，他用一根铁冲子，直扎进木质里，从那些形成溃疡的伤口里，很快就迸发出一种弯曲的本能，睁开一个接一个预兆果实的眼睛。更确切地说，这种铁冲子就是一个钻子——他的“发明”，因为在扎洞眼时，产生的不是堵塞洞眼的木末，而更多是轻轻就可以吹出来的碎片（旁边有一张“柯巴尔钻子”的图样）。
然而，在阅读时，我向来觉得那感官的东西，那些仅仅提说的，迄今让我看来一片纷乱的东西，比那些附带着教育意图的比喻式故事更深邃，也比那伴随着的弦外之音更深邃。哥哥用来把嫁接幼枝捆绑到树枝上的韧皮、相关的木夹板——不是圆形的，而是“四棱形的！”——，还有调节下面根部土壤温湿度和阻挡潜水的小石子，它们都获得了表象，我会特别关注这一切的。可是话说回来，果园里的空间如今越来越通亮起来了。这期间，由于再也没有人精管它了，整个果园荒芜不堪，就像当年最初那棵树的样子。从那手写体里，一道四周筑得清楚分明的篱笆在注视着我。面对“我的事业”（哥哥这样称呼自己的成果之地）的多样性和多种性的奇观，这位读者在其中把脑袋转来转去，仿佛他就站在中心，站在那个创造者的位置上似的。“我们不会为将来乘凉而辛苦劳作了！”此刻，在窗前的桌旁，这就是这位读者奋斗的呼唤，汇入山涧的咆哮里。与此同时，一只眼角里是雄松鸡的黑色，另一只眼角里是盥洗盆的白色，它们如同两个相互交错的钟摆摇荡在他的视野里。
那些词语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力量，不也是因为它们不同于德语词汇，我不是马上弄懂了它们，而通常是先将它们转换过来了吗？当然，并不是从外语转换成自己的语言了，而是从一种想像——虽然我几乎就不懂斯洛文尼亚语，可它真的让我觉得又是那样地熟悉——直接转换成了图像：转换成了果园，一根树撑子，一段铁丝网？对哥哥叙述的一些工作，比如剪去不结果的嫩枝，他采用的是“瞎忙活”这个字眼：通过这样的转换，盲读，不就成了洞察吗？茫然的举动不就成了有效的行为吗？我在想像着，甚至连父亲，似乎他这时只要一走进房间里，一站在门槛前，就会忘记了自己的愤怒，并且面对这双闪耀着机智果断光芒的转换者眼睛，顿时就会对儿子表示一致的赞同：“是的，这现在就是他的正事吧！”
在笔记的第二部分，哥哥离开了自己与众不同的果园话题，详细地叙述着通常各种苹果的品种。然而在这里，他那一棵棵实实在在的果树依然浮现在我眼前。凡是他一味描述方法的地方，我就继续当成纯粹的叙事作品来阅读，它叙述的是一个地方及其主人公。然后，我也把这个主人公和那些针对每个果农的结束语联系在一起。在这样一件仿佛与智慧血脉相通的事上既不会有师傅，也不会有徒弟，而对栽培最重要的就是“主人亲临现场”。
哥哥的果园与众不同的是，它远在村子外面，三面有耕田和牧场环绕，一面与一小片混合林地毗邻，而其他人家的果园都紧挨在房子后面。从公路上看去，一行行果树望不到边。在它们尽头，你只能想像那休耕的平川，连同坐落在边缘的林肯山村成为苹果和梨子的乐园。另一个区别是：哥哥的果树像种植园的一样低矮，除了果园入口那些仿佛要掩蔽果园本色的、和村里普遍一样的李子和果酒梨树群外，每棵树都结出味道不同的果子。真的，甚至有这样的果树，从一层树枝到另一层树枝结出的果子品种都不一样。甚至也有这样的树顶，在它结出的果子梨里，就有一根树枝上的果实是秘密的，只有自家人才知道，很迷惑人，而旁边树枝上结的是同样的果实，可是只要你咬上一口，不是——就像顺口溜说的——屁股眼儿抽紧了，而更多是让你的眼睛瞪得老大。
整个果园朝着那片小林地延伸去。只要你一身临其间，那它看上去就越来越像一片同时会带来无限好处的试验园地。它开始呈现为尖嘴形，仅有一棵杨树突现出来，面临果园显得好奇特。一走进去，果园变成了一条越来越宽的地带，而到了林地后面则变成了许多行。虽然没有篱笆，像村子里那些看上去连成一片无疆无界的果园一样，可杨树后面那片地是一块隐蔽的地带。因此，你只要穿过那空旷的田野，便突然身临其间，也没有任何房子当标志，眼前尽是挂满优质苹果的树枝，尤其是因为哥哥把果树栽培在低地里。从平坦的地方出人意料地下到果园里，而在它的尽头，也就是那片小林地边上，同样又延伸上去了。低地并不深，然而只有到了边上，才看得出是一片后来才形成的低地。对初来乍到的人来说，就是那些小果树的树冠，只有到了和你脚尖同样高度的地方，你才会发现它们。从远处看去，无论从村子里还是从公路上，惟有那棵奇特的杨树耸立在没有长树的田野上，有时候在下雷雨时充当了闪电的火炬。
这片低地是由远古时期一条溪流形成的——地理老师就是这样向我描述的。那是一股地下水，它没有停留在这片特殊的平地上，而是流过了它，直到德拉瓦河的特罗格峡谷。那是一条独一无二的、有规律的涌流，几乎就在“散步手杖一般深”的地表下面。在如今果园这块地方，那股水流喷涌出来了，变成了一条小溪，冲带着泥土流去，并且把泉眼这块地方舔成了碗状，像一个“终端火车站”，又从这里向下为自己冲出了一条狭长的沟道流入河里。后来这条小溪消失了——这个地区的沟道有个别名叫“暗溪”——，这片由泉水形成的碗状椭圆形土地干涸了，再也看不到水流了，沉降下去了，汇入那广阔的水平线上的地下暗流里了；或者作为“上天之水”，把从四壁上剥蚀的沃土变成了碗状的土地。哥哥在工作笔记中把雨水直呼为“上天之水”。（当然，在沟口开始的地方，这块碗状的土地有一个被灌木丛堵住的洞。）
在果树周围，长着果园草，比草地上的草稀疏，几乎就看不到什么花。那条穿过田间直通到低地边缘的沙石路，在杨树旁边岔开一条草路，然后到下坡时变窄了。小路上深深地压出了一道小推车的槽印，被制动的车轮磨得闪闪发光。在果树行之间，这道儿变成了一条地地道道的草路，一条“绿色通道”（在家里都这样称呼它），在这片微微隆起的碗状土地上，笔直地通到果园最后面一棵树前。它不光比自己周围的地要亮得多，简直就是太显眼了。
在这片低地里，果园可以说不受风的侵袭。惟独从南面刮来的温暖的下降风会掠过地面。一根根树干都长得笔直，树枝均匀地弯向四面八方，尤其是冬天的图景，格外清晰。此外，这片地方也免受了无论是来自村里还是公路上任何噪音的影响，除了教堂钟声和火车汽笛声之外，它让人几乎只能听到自己的动静，首先是嗡嗡声，更多不是来自飞蝇，而是果树花上面的蜜蜂，或者落果上的马蜂。这个地方也弥漫出自己特殊的味道，某种厚重的味道，果酒似的味道，更多是从草丛里发酵的落果散发出来的，而不是从树上。这儿的苹果只有采摘下来后放到果窖里，才会开始真正释放出香味来——在此之前，你只有把它捧到鼻子跟前才闻得到。（可是过后多香啊！）到了春天，果花白茫茫一片，美妙无比；果树从一棵到另一棵，颜色变幻各异，其中那些发白的早熟苹果最快又消失了，成为过路人无可厚非的口福了。
童年的一部分，就是期待着各种各样的水果品种成熟。尤其下过暴雨后，我就会被吸引到野外的果园里，而且也总会在树下的草丛里拾到美味可口的苹果（或者在专为果子酒嫁接的树枝下相应的梨）。在我和姐姐之间，常常甚至出现争前恐后的事，而姐姐早就不再是小孩了：谁都预先知道，这次在哪棵树下会落什么东西，谁都想第一个赶到那儿——这样争来争去，争的倒不是谁占有和吃掉，而是谁找到了，拿在手里炫耀。秋天采摘果子，可是我为数不多的得心应手的体力活之一（或者瞎抓来抓去）。果树如此低矮，采摘时几乎就用不上乡村果园里那司空见惯的梯子。采摘首先凭借一根长杆进行，长杆顶上固定着一个带有锯齿形硬边的袋子。此时此刻，我甚至感觉得到两个手臂猛地一动，一个苹果便随之从枝条上脱落下来，顺着袋子滚到苹果堆里。
童年的一部分，也包括那一箱箱装得满满的苹果。这一箱呈现出柠檬黄，那一箱又是与众不同的紫红，仔细看上去，它们的血管从外面的皮层透过果肉，直穿进果核里。惟有果酒梨允许从树上摇下来。你抱着树狠狠地一摇，整个果园里都回响着巨大的啪啦声。然后靠在树干上的不是堆成一摞摞的箱子，而是一圈鼓鼓的袋子。
后来就是那未能如愿以偿的青春时期，寄宿学校的岁月。在这些年里，我也错过了收获果实的季节。再也看不到那一摞摞苹果箱了，最多不过是去学校时给行李包里塞上几个苹果，一年里还有那么几次，一包比一包更蔫了。
接着就是母亲得病了，父亲的关节僵硬了，我几乎把所有的体力活都荒疏了（真的，这个词恰如其分）。而那些体力活与在露台上阅读没有什么两样，共同构建起了童年之梦，不管是劈柴和盖屋顶，还是赶牲畜放牧和堆摞禾把（无论如何对我来说，这从来都不会成为一个苦差事或者劳累，即便是，也不会超过几个钟头）。
接下来的数十年里，果园没有人照看，彻底荒芜了。惟有姐姐还有那么一段时间，提着自己的小篮子，前往那里，从那些用手可以够得着的树枝上给自己采摘果子吃。到了后来，她也不再去了。留下的只有哥哥那果品之乡的梦想：在冰天雪地里，那些淡黄色的早熟苹果挂在果园的树顶上。而与此同时，这一家人则坐在一条长凳上晒太阳。然而，在我回到家乡后的那些年里，我又不时地去探究这果园。在它附近，始终还看不到一座房子。昔日那条通往果园的沙石路和低地下面那条绿色通道一样，变成了一条草路。树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菌类植物。
我最后一次到那儿时，雨水也把沟道洞口前剩下的几块水堤冲走了。水堤是哥哥当年用荆条、石头和土建造的。那是冬日的一天，这片地方被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青苔里。一棵棵果树完全被青苔缠绕了，直到树枝顶尖，彻底没有面目了，一部分树皮也被剥蚀去了。那些树好像被青苔简直压得喘不上气来。事实上，断裂的树枝卧在下面的草丛里，像鹿角一样。草不是草，而是青苔。有几根佯装的草茎也像嫩芽一样苍白和沉重，它们交织在黑莓的卷须里，从林子和沟渠里挣扎着露出脸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棵从果园里冒出来的白腊树，实实在在地抢夺了一棵苹果树的生存空间：它的种子无疑是在那棵苹果树的脚前扎下根了。朝气蓬勃的白腊树在成长中把老苹果树半边都围起来了，犹如用自己的树身包住了它似的，如今透过那生机勃勃的树身长缝，显露出一棵被剥去皮的死树。那些嫁接的枝条过去从光滑而闪烁的树皮上一眼就看得出来，如今却埋没在四处可见、纵横交织的鳞皮中，早就再也分辨不出来了。惟有一个地方还留下了一个四棱木条，表明了当年的迹象。木条压在这棵树上，同一根嫁接的树枝相依为命：在时光流逝中，发生了奇怪的倒转，因为那根树枝起初是二者之中比较细的，后来就变粗了，并且把那个当年用生了锈的铁丝缠绕起来的木条当作毫无用处的附属物托在自己背上。
除了那条绿色通道，在这片整个笼罩在灰暗之中的低地里，独一无二的颜色，就是在开裂成形形色色的树冠上，一个个槲寄生团显现出如此异样和刺目的绿色。树枝上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都是前几年结的。而落在苔藓里的果子，我一踩上去，如同灰球菌一样破裂了。
惟有一棵叶子已经落光了的树上挂满了今年的苹果，也没有人去采摘。然而，这黄色的苹果也一再被那灰色和黑色的椋鸟和乌鸦遮蔽。它们分别抢占着一个个圆球啄个不停，吧嗒的响声弥漫果园。好在远处传来了火车的汽笛声、鸡叫声、犬吠声和摩托车的嗒嗒声。那沟道洞口早被野葡萄藤蔓遮得严严实实，我仿佛听到从深深的地下，传上来了河水流动的轰鸣声，透过沟槽显得格外强烈。
我心想着，逃离这个远离尘世的低地吧，可又决定留下来了。那个坐落在后面通往林地出口的木板棚屋已经不复存在了。它当年是用来避雨遮阳的。散落在那条绿色通道边上的残木断板同那些废弃的支撑杆一起形成了一个介于柴垛和晒草架之间的东西，对前者自然太稀疏了，而对后者又太不规则了。我站在这前面等待着，可等待的并不是什么确定的东西。
天开始下雪了，始终只是些零零星星的雪花，突然间从云层里飞出来，在空中飘来飘去，又消失了。我不禁回想起了父亲那个习惯，每当要作所谓的决定——无论是一项开支还是写遗嘱——前，就在那条绿色通道上踱来踱去，而我此刻在重复着这一切。我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他的一个家庭格言：“我就是一个可怜巴巴的果园看守人！”他常常面对挂着那位失踪者照片的暗室这样说。
到了路的尽头，我转过身子，抬起头来，看见在那一堆木板和支撑杆中竖立起了一个耸立云端的哀诉架，我想像中就跪在它前面。走近一看，这架子图像突然变成了一尊雕像，而且那一排排果树也接着以同样的方式展现在我眼前。我实实在在地心想着，这就是“那些显贵的祖先的纪念碑”。
我待得越久，不管是上上下下、转来转去、走走站站还是这边看看，那边望望，作为正处在自然衰亡之中的果园，这个地方越来越清楚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杰作，一个使人的手得以流传和赞美的形式，具有由别的手可以转化成别的形式的裨益，比如说以文字形式可以转化到被孤寂的山间小径分成梯级的低地侧面那儿——雪天里，逐渐突显出一行行越来越白的道儿。这样一来，在由苔藓和槲寄生团形成的包围圈背后，那一根根果树枝上，它们的“眼睛”重新活跃起来；火石的光芒闪过树根旁那腐烂的光亮；从果园中心的框架上吹来一阵阵南风，后来也一再会吹拂在那密闭的房间里。
这时，我在思考着两件事：面对这些像鸭舌帽似的附着在枯树干上的腐木菌，我想起了哥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到了名叫“格巴”的这样一个女孩。在复活节前的星期天黄昏，他和那个姑娘一起去观赏复活节焰火（这对他来说是“最神圣和最高兴的事”，之后，“节日也就告结束了，甚至连那些香肠都不会让我如此高兴的”）——而面对那些支撑杆，那根顶端叉开的榛条棍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对动物常常残忍的父亲，当年就把一条割草时被他一刀两断的蛇叉在上面：它不仅在当时一整天里，而且在这些年间就缠绕在那个叉子上。叉子固定在打入地里的木桩上。比起所有那些阳光果实来，它更加持久地成为这个地方的标志。它如今已经悄然地消失了。在果园最荒凉的角落里，我对着自己的祖先，同样在寻找着一个孩童的那双眼睛，离开了亡灵的声声哀诉，摆脱了那个“分离的永久王国”（哥哥如是说），我直言不讳地进一步说：“真的，我将会给你们叙述的！”当然不是以胜利的声音，而更多是以失败的声音。
从哥哥在农业学校的三年里，同样留下了许多班级照片。在第一张照片上，小伙子们个个都敞开着衣领，挽起了袖子，并且穿着齐膝的深色围裙。他们站在一条宽阔而阳光灿烂的林荫道上，并且在那里安营扎寨。两边都是果树，鲜花盛开，连一片树叶都看不到。背景是一片枝蔓还很小的坡地葡萄园，一行行垂直的葡萄架通到坡顶上的小教堂前。繁花似锦的果树白茫茫一片，与春天的云彩相映生辉。阴影是短暂的，正值午间休息，哥哥甚至连梳一梳头的时间都没有了，一束头发挂在他的额头。一照完相，人人都立刻又开始干活了。这一班人紧紧地站在一起，有几个人把手臂搭在旁边人的肩上，不过哪儿也看不到有人对这种姿态作出回应。有一个，也就是那个最年轻的，将自己的身子撑在旁边两个人身上。由于阳光强烈，看不到一个同学的眼睛。哥哥站在最后，要比其他人略高一些，也许只是由于头发又密又厚，看上去才那样儿。惟独那张脸被前边的脑袋挡住了，看样子，仿佛他是到了最后一刻才站进去的。在后面的林荫道上，有一个衣着宽松的女人远离去。
在另一张照片上，很少认得出环境来，而更多是这个班的形象。地点是一排松树前的道上，不是树林，而同样是一个林荫道的部分，前面是一根电线杆，后面是一排瓦屋顶。他们个个都身着西服，有些甚至打着领带，领结像一个嗉囊大小，有的表链从马甲扣上吊到下面的衣兜里。前面有一个盘腿端坐着，怀里抱着一个小酒桶，手里拿着一只倒成水平位置的酒瓶。这张照片有点秋天的景象，也是因为路边的花已经凋谢。可首先看到是，有个小伙子在别人塞手绢和插钢笔的位置上捧着一根鸟尾一般长的谷穗。哥哥坐在第一排，属于敞开着衣衫族。他的西装翻领奇大，没有塞手绢的兜，也没有纽孔。他双手交错搁在膝上，从一边朝着照片以外望去。他挺得直直地坐着，同时看上去又无拘无束：他不摆什么架势，总是这个样儿。和去年不一样了，他们都不再是青年了，而是生龙活虎的男人了。那嘴唇不是首先为摄影师闭着的。有一个已经将双手叉在腰间了。
最后一张上，他们站在学校大楼正前方，人数变少了，只看得到学校的院墙和窗户的断面。在他们前面，老师们坐在圆椅上，除了那个面色苍白的神父，他们更多都有点像富裕的农民、年长些的亲戚或者坚信礼教父。每个毕业生都系着领带，再也没有一个人把手臂搭在别人的肩上了。他们是成人了，哥哥也一样，二十岁了，他把两手交在背后。这样，作为年轻有学问的农民，他将会回到一个不是讲他的语言，而是讲另一种语言的国家里。他的目光投向了南方，而不是他家乡所在的北方。1938级所有那些斯洛文尼亚农民都在望着前方，连下巴也不用抬一下，仿佛他们虽然代表的不是一个国家，不过作为替代，是别的什么东西。经过了这么些年，我哥哥的脑袋变得沉重了，那只健康眼睛变小了，眼角犹如刻上去的。惟独那只瞎眼鼓得又圆又白，仿佛它向来都看见的更多。
我们这个家很奇怪，听到的几乎只是父亲的童年故事。说来说去（尽管没有人亲身经历过，一切无非都是道听途说来的），要么是那个如今已经变得老态龙钟的孩子当年夜游时如何出洋相——一天夜里，当其他人还坐在桌旁聊天时，他从床上爬起来，夹着被子走到桌前，把它放在那里，然后又回到床上，开始大声嚷嚷着好冷啊；要么他常常接连几天没有记性，四处跑来跑去，最后终于找回家了，然而却不敢进屋，而是黎明时在屋外打扫起院落，这既是周日之前的习惯，又成了他回来的信号；或者他还幼小时动不动就发起怒来。有一次，他被一个人激怒了，从房间里跑出来，抱起他几乎都拖不过门槛的半根树干，直冲那个人而去。当然，接着他把树干砸向人家两脚的架势，就更加让人可怕了！更奇怪的是，父亲喜欢让人给自己叙述关于自己童年时期的这样一些传说（往往是他的女儿扮演叙述者）：这时，他不是露出会心的一笑，就是眼泪汪汪的，或者又紧握起拳头来，仿佛当年的愤怒还一如既往地持续着。最后，他就像那个赢家一样，目光扫过这一圈人。
与之相反，关于哥哥的童年，我的脑海里仅仅留下了一个轶事的记忆：据说有一次，他和姐姐肩并肩跑过林肯山村长长的街道，从头到尾，没完没了地给她讲着屁话，一刻也不停息。再说吧，也就只有那桩伤心的事：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到了十七岁，他才作为行动者出场了，动身进了边境彼岸的农业学校。然后在第一个假期里，他就像个发现者一样，迎向这个家了。他不单单发现了种植庄稼和牧草的新方法，而且首先发现了一件事：斯洛文尼亚语。这种语言被德语潜移默化了，到那时为止，不过是他的方言而已——这整个地区的方言。然而，它现在成了他不仅仅在自己的工作笔记里，而且也在书信和便条上习作的书面语言。为此，除了小折刀和扎绳，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夹着纸条和铅笔的小词典，即便是后来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这本词典也依旧与他形影不离。而且其他家庭成员要与他同心同德，不管在城里，还是面对当局，或者在火车上终归都要遵守自己的出身。父亲当然不愿意，母亲也不可能，姐姐当时一声不吭，因为失恋痛苦而心不在焉，而我自己还没有出世呢。尽管恰恰是亲生母亲对斯洛文尼亚语几乎一窍不通，然而，就在最初从马堡写来的那些信里，这种语言对他来说则意味着“母语”，而且他给这个词前也加上了“我们的”（“我们的母语”），并补充说道：“我们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谁也不能规定我们是德意志人。”几乎已经成人的他离家出走了，况且是自觉自愿，和我不一样。他在外国找到的根本不是异国他乡，而是“我们自己的土地”（信），他的语言。经过了十七年的沉默和屁话以后，他作为具有自觉意识的发言人登场了。真的，就像他在一些零散的便条上写的，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文字游戏者（有一张相片与之太相配了：他站在村子中间，礼帽歪戴在脑袋上，一条腿支撑着身子，另一条伸得好远）。就这样，他也是这个家第一个不思乡念家的人，无论如何，在南方上学期间如此，紧挨着“大城市马堡”的学校成了他的另一个家。而且也正是他，从一次游历斯洛文尼亚的旅行中带着那个后来被处死的造反农民格里高尔·柯巴尔的故事回来了：“柯巴尔”，一个刻写在柯巴里德公墓里最常见的名字，立刻就被他在当地教父院落中那些古老的洗礼书里查找到了，追根溯源，直到17世纪末，上面记载着那个人的身世。他后来确定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先。
当然，哥哥从来也没有变成叛逆者，而总是濒临叛逆的边缘，即便后来在战争年代里也是如此。他更多被视为我们当中的温顺者，甚至是一个笃信的人。从他那些信里所流露出来的某些东西，我只是在几个孩子身上亲身感受过。对他来说，如此经常使用的“神圣”这个词并不意味着教会、上天或者别的什么虚无缥缈的地方，而始终是那平平常常的东西，通常总是与闻鸡而起、下地劳作、一日三餐以及林林总总周而复始的日常事务息息相关。“说起家来，那里的一切被料理得如此生气勃勃，如此神圣”，从俄国写来的一封信里这样说。家就和那次观看复活节焰火以后的散步一模一样，是“最神圣和最快乐的东西”——而圣灵降临节对他来说就是那样一个节日，“人们一大早拿着大镰刀，出门去果园里，在神圣的时刻割草，简直太美妙了”。一条白巾，战地祈祷时铺在一张桌子上，就是“献给那可怜心灵的礼物”；哈利路亚[10]，他在家里大声唱过，和别的人一起合唱过，又在前线“喃喃自唱”，“静静地让自己听”。他还在最后一封信里写道：“我认识和经历了这个世界的肮脏，没有什么比我们的信仰更美好了。”（照他看来，信仰当然只有在母语里才变得富有生气。这是因为，在第一共和国结束后，在教堂里也只允许用德语来祷告和歌唱，而在他听起来，这再也“不是什么神圣的东西”了，而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让我无法理解的呻吟”。）他的虔诚也与那真挚的讽刺相辅相成，借着这讽刺，他从远方呼唤着家园和田产：他称那几公顷地为“不动产”，或者：“柯巴尔不动产”；家里的房子称为“贵室”，连厨房，牲口棚和谷仓都算在其中；要“研读”他的信，大家只能够“围坐在桌旁”，作为那个“阁下之家”。
战争期间，这样的讽刺也阻挡住了他采取暴力反抗的行为。他只是在信中的言词里表达出了愤怒。当他得知邻居一家迁居到说德语的外国时，“惟一的愿望就是要把那个家伙……撕得粉碎，恨不得自己非动手不可。然而，对父母和姐姐的思念克制住了这样的愤怒”。这样一来，如果说母亲要自己的儿子在度过了所谓的“农忙假”以后参加游击队，成了一名战士，这便更多是一个传说了。在我的想像里，反正他就是这样失踪了，谁也不会知道去哪儿了。不可思议的是，说他曾经扯开嗓子一起吼着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游击队歌——更不可思议的是，说他和别的几个人一起，突进一片隐蔽的空旷地里，来到一片掩蔽的田地前，十分轻蔑地向那帮战争先生发出了这样的喊话：“我现在告诉你们那句话，那就是在家里玩保龄球时，当球击中的不是瓶柱，而是瓶洞时，它常常会吊在人们嘴上！”——在他从前线的一封来信里，用“该死”这个说法取而代之了。他的确是一个歌手，但不是一个执迷不悟彻头彻尾的歌手，而是一个歪着沉重的脑袋、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围坐在桌前的歌手。他也是一个舞伴，但不是一个跺脚的舞伴，而更多是一条腿搭在舞池边上愉快活泼的人。
他失踪以后，村子里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像村子里所有死去的人（除了这个或者那个神父）一样，他很快就被人遗忘了。有几个或许能够念起他的同龄人差不多都没有从战场返回家乡来。那个曾被视为他未婚妻的姑娘嫁给了另外一个人，无声无息了。他也过早地离开了家，有谁还想得起一个五月树的攀登者或者教堂里的一个独唱者呢。回来后不久，那个穿着围裙的年轻农民就变成了那个“名叫格里高尔·柯巴尔的士兵”。按照他文字游戏的说法，“不是原野上一个天蓝色的使者，而是一个军灰色的影子”。
然而在家里，人人都尊重他。在我童年时，大家都如此不厌其烦地说起他，现在让我觉得他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我甚至仿佛听到了每次谈话都附加了一个声音；仿佛那一个个脑袋都一再转向那空荡荡的暗室里，望着那个不在场的人的身影。母亲总是首先把话题引到他身上，而父亲则是他事业的守护人，不仅守护着那片果园，而且也守护着那些衣物和几本书。难道那仅仅是我后来的幻觉吗？父母亲在病房里额头贴着额头的情形与其说是夫妻恩爱，倒不如说是相聚一起为那个最心爱的儿子而哀叹，两个额头要为始终还期盼着他的归来架起一座桥梁。毫无疑问，丈夫和妻子以各自的方式，都在兴奋地爱着那个失踪的儿子，正像这个不信上帝的母亲说的，他是“为人之子的榜样”。妻子一听到他临近的消息，立刻就会给他准备好“居室”，洗一洗门槛，给大门装扮上花环，而丈夫则会套上从邻居借来的白马，坐上那擦得铮铮发亮的四轮单驾轻便马车，鼻子上挂着幸福的泪水迎着他赶向空旷的天边去。
惟独姐姐一再反对这样的神话（像父母亲认为的：因为她把自己爱情失败的责任怪罪于他了）。她反驳说，他肯定把自己那一只独眼投向一个个女人了，只是由于破相而没有在她们那里找到幸福罢了；他没完没了地咒骂干农活，尤其在炎热时，在陡一些的坡地上则更为甚之（讨厌的差事！）；他作为讲斯洛文尼亚语的政治家从农业学校回到家乡，在家里和村子里挑起了事端；他尤其是犯了亵渎圣灵罪，因为他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对一切灰心丧气了，比如说那个姑娘简直不得不求着结婚却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他反正会早死的。
说实在的，从哥哥的信中和便条里，也流露了一种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地表现出的绝望。首先是那些机械，它们“看样子反正要不了多久就会替代了我们，因此我根本就不用再回家了”。然后他在战争刚开始时认为，当“一个永久的士兵”。他的书面诅咒越来越频繁了。恰恰“在这美好的季节里”，行军数日，他听不到“一声鸟叫”，看不到“路旁有鲜花”，并且害怕变得不会说话了：“一年后，我就再也不会说话了。我们现在已经如此怕见人，犹如山上的动物一样，一看到有人来，立刻就溜不见了。我们的情感需要和谐，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让我们开心的。”天天都一个样，感受不到周末或者节日的气氛。他没有能力回首往日了，“恨不得把一切都给颠倒过来”。到了最后，他不仅诅咒这场战争，而且也诅咒这个世界：“这个该死的世界！”
当然，就我本人而言，不管是作为听众还是读者，我也从来没有可能怀疑过一个绝望的哥哥。难道始终不就是表象（“菲利普·柯巴尔就醉心于表象”）比每个依然那样确定无疑的事实更强烈地控制了我吗？那么这个表象到底是什么呢？姐姐那突然的沉默，那变得越来越从容的神态，那深思熟虑的样子，这一切不也属于表象吗？即使她对这个失踪的人持反对态度也罢。只要一说起她哥哥，她那做鬼脸的习惯立刻就停止了，平时总是剧烈地眨个没完没了的眼睛也眨得少多了。看样子，仿佛她这会儿苏醒过来了。她说话时的神气也一模一样，刚刚还笨口拙舌，又杂乱无章，像一个沉睡者在说梦话，可现在又是吸气，又是把脑袋从容地耷到一边，倾听着她说出的每一句话。
这样的表象尤其来自格里高尔所书写的东西。这东西给了我一个现时的图像，同时也伴随着抱怨，哪怕有些地方描述的是不可挽回地逝去的东西，比如他不直截了当地说：“当我的情况还挺好的时候……”，而是采用了一种表达方式，直译叫做“当鸟儿为我歌唱的时候……”；他把家乡的春天换句话说成“当蜜蜂穿着（花粉）裤子的时候”；在他那里，“丑陋的母亲，可口的饭菜”替代了我们“不幸中的万幸”；他在词典里为自己的大名找到了附带的意义，那就是让他一看见就作呕的“奶皮”。说到底，首先是他那些对于颜色的表达，本身就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生灵或者事物的范围：“那个带花斑的东西怎么样？”可以是问一只蜜蜂、一头奶牛、一只山羊、一只鸡、一种豌豆等。
然而，在阅读时，我觉得那些时态独特的句子要比这样的图像影响更加深远——指向也超越了我的现实——，那就是所谓的“第二将来式”。显而易见，哥哥经常运用它，因为斯洛文尼亚语中没有这种时态，所以，他不得不分别把它转换成德语：“我们将走在这绿色之道上。界石将站立在那边缘上。一旦种上了荞麦，届时我将又是干活，又是歌唱，又是跳舞，又是睡在女人身边了。”
我此刻意识到，也是双重的缺失形成了这样的表象：我哥哥那些手稿是不完全的，我对他也没有亲身的回忆。由于他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样残缺不全，所以，我觉得阅读起来就像在阅读那些分别由古希腊寻找真理的人（无论如何我想像着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又是哀求，又是结结巴巴，最终发出他们幸福的叫喊）零零散散传承下来的残章断篇：比如“女舞伴，女葡萄农”这两个独立的、脱离了关联的词围绕着自身显示出一个晕圈，并且照亮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光芒也在于没有进入一个完整的句子里，或者一个“详细的论述”中。特别是由于一想到这个失踪的人时，没有对一个活着的人的想像，没有气味，没有声音大小，没有步伐声，一句话，没有什么特性参与其间。所以，在我的心里，哥哥会成为那个传说中的英雄，那个坚如磐石的虚幻形象。想必他曾经在休假时看到了我，因为他不在场却被指派为我的洗礼教父。可我当时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再也记不得什么真切的事儿了。“我届时将弯下身子看看这个受洗者”，从前线来的信中这样说。
在这句比我的回忆都如此更加唾手可及的话语里，我感觉到哥哥始终在弯下身子看着我。这时，他常常是母亲的对立形象：如果说母亲预见我的未来时恨不得蒙上头去的话，那么哥哥那只健康眼睛则亲切而殷勤地打量着我，并且高兴和我一起沐浴在阳光下，而那只瞎眼也不再有什么感知了：反正是看不见了。一个压得让人透不过气，笼罩着我，另一个是虚幻和表象，二者势不两立——就是到了今天，这依然是斗争。也正因为如此，我把一个与我同父同母的人称为我的“祖先”。是的，我把格里高尔·柯巴尔，那个叛乱者最温和的后人，一个甚至连姐姐都承认“从来都没有带过响鞭走来”的人确立为我的祖先，尽管我自己，无论如何在想像中，却始终在身上带着一根鞭子，以对付这个或者那个敌手。说实在的，恰恰在有些充满冒险的生存时刻，一种宁静便弥漫在我的周围。在这宁静中，我不仅看到这个选择的祖先在亲切地弯下身子看我，而且就代表着他本人。当然，我不可能把他呼唤过来，以便在危险之中找到宁静——恰恰相反，我找到了宁静，而他作为我的坚强后盾到场了。也就是说，要想求助于那些祖先是不可能的（我心里明白，那个惟一起作用的祖先就是语句，它走在我正好要面对的一切前面了）。
然而，这或许也是表象：伴随我心中的一个祖先，我不再只是单枪匹马了，坐得更笔挺了，举止不一样了。在危险中该做的就做，不该做的就别做；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要对付这种表象，什么是事实呢？“要是我能够成功地把敏锐的思想投向远方的话，”哥哥在他最后一封信里这样写道，“便会出现柯巴尔家族的图像，他们一起坐在桌前，阅读着我这些写写画画的东西。”表象，他活着，而且就是我的素材！
在我的记忆中，沃凯因当时经常下雨，不光是旅馆窗前持续不断的山涧咆哮会使我想起下雨。在一条林间道上，我的两脚就陷入淤泥里，果树上的塑料袋本来是挂在那儿吓唬鸟的，却都被雨水淋得鼓鼓的。我坐在一个凉草棚下，身旁还有度假的一家人，关注着乡间公路上一个农妇，牵着一匹马的缰绳，马儿拉着一辆小车：倾盆大雨那样猛烈地从柏油路面上弹起来，只见农妇就像没了两腿，马儿就像没了蹄子，小车就像没了轮子在移动着。大白天里，闪电照亮了房子的墙壁。然后，太阳又出来了，过了好久，已经平静的湖岸边，从灌木丛里落下来的水珠依然还在闪烁。
尽管如此，我每天下午都要出门去那个地方，始终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去一片平展的高地上，就像家乡雅恩费尔德那一大片松林。这地方叫“多布拉瓦”（意思是“橡树林区”），可是几乎光秃秃的，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松树和橡树，没有人烟，几乎荒芜了，看样子——离山谷高地近在咫尺，令人感到奇怪——像一片被遗弃的高山牧场。
在这片高地上，我完全醉心于自我之中，然而并没有脱离这个世界，因为在每个地方都会感受到文明就在眼前，甚至要比笼罩在山涧咆哮的旅馆里更加强烈：林子里的拖拉机、割草机、木材烘干机的鼓风；到处烟雾升腾，汽车玻璃的反光闪耀到山上来；下边湖面上，一条孤零零的船满载着人；连天上的鸟儿和身旁的蜜蜂也像电线杆一样给我指向了冰川堆石脚下一群看不清的人。犹如动都没有动一样，我不知不觉地顺着一条条道儿上走上来了，先是一条不再通车的老公路，已经连沥青路面的裂缝里都长满草了，然后沿着一条当年的、而今已经被那又矮又软的高原牧草覆盖的小河床走上来了。到了这儿，我也得首先找到自己的位子。像口头语常说的：高处的位子嫌太高，低处的又嫌太低，阳光下嫌太热，阴凉处又嫌太凉，避风的地方又嫌太平静，有风的地方又嫌太迎风向，岩石嫌太古怪，倒塌的小蜂房又嫌太美妙。最后，我坐到草丛里，背靠一个田间谷仓的厚板条。那是朝南的一面墙，不只是当太阳照耀的时候，我感觉到那被日晒雨淋成灰色的木头里正好散发出“真正的温暖”来。同样这整个地方也正好是适当的地方。棚屋的挑檐向外挑得够深，我可以伸开两条腿也不会淋着雨。那些也许会飞溅过来的水珠不禁使我想起了父母家里那个露台。在那里，像此刻在这里一样，我的座位就在里外分界上——不同的是，坐在那儿的木箱上，因为露台的尽头就是厕所，有一个竖坑向下通到粪堆前，所以，充斥着另一种气味，而且苍蝇要比这片平展的高地上多。
我随身又带着一本书，哥哥的大词典，它是这个被清空的海员背包里惟一的东西。这背包是不怕雨淋的。那本关于果园的工作笔记很适合于在房间里，在四堵墙之间阅读，而一个个单词则会在露天里充分展现出来，并且在这里派生出所有箭头似的意义符号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身在他乡异国，天天下午就躺在一个偏僻的野外小棚前，沉浸在一本词典里，一页纸里，甚至一个词里，然后从中抬头望去，摇摇脑袋，笑出声来，又是用脚跟叩击着地，又是鼓掌（蝗虫闻之嗡嗡飞开，蝴蝶闻之颤抖着离去），期间也跃起两脚，在雨底下跑上一圈，这样的表演可谓滑稽透顶。旅店里和地方上的人，他们看到我背着包，每天行走在这条道上，还当我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或者一个“年轻的画家”（19世纪，沃凯因连同那个湖和那座孤零零的教堂曾经是一个常常谈论的风景话题）：然而，这个小伙子如今拿着那本书，待在自己的位子上，蜷蹲着，突然间扯开嗓子唱起一个词，这无非就是一个脑袋有问题的人，一个白痴吧。
与此同时，我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了几乎从来都没有过的洞察力——洞察的目光与敏锐的听觉融为一体——，就像当时阅读那些毫无关联的单词表时一样。难道这就是一种阅读吗？难道这不再是一种发现，一种与之相应的惬意吗？我呼喊着那些陌生的词语，让它们融入这片天地里！可是这其中会发现什么呢？
童年时期，我恰恰对外语很着迷。家里有一个咖啡盒，上面贴着一个个披着黑鬈发的女舞伴，数年以后，它导致了我学习那个美人的语言，也就是西班牙语的尝试。从那本匈牙利语语法书里，我至少把前几课都抄下来了。那是从寄宿学校里带来的一个小礼物，就在接触那神秘的文字图像之前，它的气味已经吸引住我了。与之相反，每天在村子里听到的斯洛文尼亚语却更多是让我厌恶。这并非来自斯洛文尼亚语的音调，而是那许许多多的德语词汇，它们一再破坏了那个音调。因此，我听到村民的方言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种惹人嘲笑的大杂烩。在牌桌上，父亲常常学着他们说话的样子，把一个个牌友都给吓住了——又是喃喃低语，又是发出汨汨的喉音，又是猛地冒出后腭音，就像出自天生的一族——，之后，他就只说出一个纯正的、富有韵味的斯洛文尼亚语句子（因此他又一次表现为这一圈人的主宰）。可话说回来，无论在哪儿听到有人“按照文字”来讲这种语言时，回响在我耳际的通常就是一种威胁；首先是讲这种语言的那些地方更多地让人想起官方公告，而不是信息传递。广播里插播每日外语新闻简要，像恐怖新闻一样；学校里那些意思空洞的句子纯粹是用来灌输语法的；教堂里布道的神父常常不由自主地换着讲起德语来，它好像远比前者更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他泰然自若地接着讲下去。可他开始却不得不用斯拉夫语吼叫着，一句接一句，拖着兴师问罪的讲话腔调。
只有在连祷时，我才洗耳恭听，比在唱颂歌时还要专注。在救世主和那些圣人的所有呼唤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为救世主会可怜我们的，圣人们会为我们说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挤满了那些变得无法辨认的村民的影子，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着求助于前面的祭坛。从另一种语言的音节里，从领读祈祷文的神父那变换的音节和教徒们千篇一律的音节里弥漫出一种炽热，仿佛我们全体都躺在地上，恳求着大门关闭的上天，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这些外语音节永远都不会使我觉得够长；它们应该始终继续下去；连祷做完了，我随之感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中断。
可是后来，恰恰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我遗忘了这种感受。在那里，有几个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怀疑。他们讲这种语言，和学校、广播和教堂这些机构不一样，总是轻声低语。他们聚集在大教堂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因此，对于那些不理解的耳朵来说，传过来的无非是嘶嘶声。他们也会背向大家，仿佛故意躲开似的站在讲台的四方形场地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点像一个阴谋策划者小集团，而那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干扰叫喊更是支持了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我呢？我妒忌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吗？我妒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目的吗？说来更深一层，是一种厌恶：讨厌看到在这个我——孤独，被挤出来了，又再挤回去，惟独被课桌那蓝色的洞穴和睡眠温暖着——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数人群里，有这样一伙自高自大的人物从我们之中分离出去。这帮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应该立刻保持沉默，应该从他们那见不得人的阴谋角落里爬出来。他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就请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个偶然的、身上散发着臭味的、喘息着的、抓耳挠腮的陌生躯体，然后同样一声不吭，别一个个像同谋者似的亲密无间，窃窃私语，一门心思地听着寄宿学校喷水池里那哗哗的水声就是了，该放风时就放风去，像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一样。比起那张口结舌、意见不一、没有方向、耷拉着脑袋和紧握着拳头无所事事四处乱跑的多数来，你们这个抱成一团的少数更加让我恶心！
好久以后，我才从其中一个讲另外那种语言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根本就没有搞什么小集团，结盟来对付我们其他人。他们相互围着站在角落里，更多是他们惟一的可能，那就是一整天不得不用外语舌头说话以后，终于能够从对方的嘴里听到母语的声音。这种语言不仅被那些讲德语的同学，而且也被那些监护人嗤之以鼻。他们之所以如此轻声低语地相互交谈，是因为不愿意刺激任何人。而且他们之间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要么是天气，要么是学校的事，要不就是从家里寄来的香肠和熏肉面包。当然聊聊这些事，就可以深深地舒口气了：一个把熟悉的声音直截了当地传递给另一个，“就像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一样”。在一天的几个瞬间里，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讲一讲他们那遭到禁止的方言，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开心了”，即便他们有意识地把话题都局限在平平常常的事情上。“不管我会说njiva，而不说Acker，或者jabolko，而不说Apfel”，[11]那位提供信息的人大声说，“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然而，对这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只有在昏暗的教堂里举行的连祷和失踪的哥哥，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的身影，阻挡着他没有把在这个王国里的第二语言——对不少人来说是第一语言——理解为针对他个人的敌意行为。然而这种情况对讲德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却一如既往，就是到了这个世纪末也没有两样，而且常常甚至也没有什么恶意。
后来，那本老词典才把我从自己的狭隘中解救出来了。它出自上世纪末，也就是1895年，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是一部力求完美的词典，收集了来自各个斯洛文尼亚语地区的表达和常用语。此时此刻，一抹接一抹的阳光正好又漫游过写字台对面那夜色降临的风景图像。凭借着阳光，我随之感觉到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和形象连同它们的空间间隙都显现出来了——那个坐在河边的姑娘，一只手弯曲着，地平线上那棵弯曲的树，三岔路口那个小伙子脑袋扭向姑娘。同样，当时在野外谷仓的屋檐下，借助文字图像，我认识到了那一个个独特的细节。如果要我想像出自己的童年来，那么我迄今几乎始终缺少的就是这样独特的词语。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词语一个接着一个——哥哥把某些词语画线标出来了，因此我可以跳过许多——，在我眼前聚合成一个民族，家乡的村民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其中。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就像四处流传的故事和轶事中所说的一样，并没有萎缩成类型、角色和角色承载者。我从那些人和事物身上，看到的只是他们喜形于色的轮廓。那些词语描述的是一个乡村农牧民族，其中连一个个比喻都出自农牧范围：“他像奶牛摆尾一样鼓弄自己的舌头”；“你迟钝得就像无风的大雾”；“你们家里冷得就像在失火现场一样”。此外，城市也吓不住人，而是等着被人去占领：人们可以赶着马车“丁零当啷地闯进去”，或者乘着雪橇“滑进去”。骂起人来五花八门，死亡换句话说叫做：“他骂人骂到头了。”如果说这个民族对弥留之际拥有不计其数的说法的话，那么要说起女人的生殖器来就多得数不胜数了。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苹果和梨子的名字也是千变万化，同样数不胜数（有按农具命名的，有叫“割草女人”和“收割者”的，或者干脆就像七女神一样，称作“天女散花”的），像天空中似锦的繁星一样。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府，因此，一切政府的东西，一切官方的东西，也包括一切抽象的东西都不得不引用统治者的语言，即德语和拉丁语逐字逐句的译文，这看上去同样不自然和古怪，似乎就像这位读者在这里找到的不是像Substanz（事物的实质）这样一个词，而是一个Unterstand（风雨棚）。然而作为补偿，它干脆就赋予那唾手可得的东西——一个个事物，而且不只是有用的事物——以爱称。在这件事上，一切家中的东西都好像以女性命名，而一切家外的东西都好像以男性命名：比如一个在热灰里烘烤的面包翻译过来叫做“Unterascher”（灰鬼），与之相应，一种梨子则叫做“Fräulein”（小姐）。一个特有的标志是，那些表示广大区域的词语仅仅加上一个音节就够了，而不需要第二个词，这样就可以生成缩小词形式。这种形式是这个区域里的事物称呼，而这个区域又为它的事物形成了这样一种栖息场所：比方说，在“Wald”（森林）一词里就隐含着“Wälderin”（森林之花），这不仅意味着居住在森林之中的女性，而且也意味着森林草，一种确切的森林花，一棵野生樱桃树，一棵野生苹果树，一个传说形象和仿佛是森林心脏的“冷杉山雀”：通过一个与习以为常的名称截然不同的名称，这位词典读者才晓得了那些事物的意义所在。
这时，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如此充满深情却又如此粗俗无礼的民族，在许许多多行为中嘲笑思想上的敏捷和行动上的迟钝。勤劳（“干活时我们远在前面”，哥哥一封信里这样说）；成人的语言中交织着儿童的表达；绝望时寡言少语，几乎一声不吭，高兴和渴望时，说个没完，简直就是欢欣鼓舞；没有贵族，没有一致的步伐，没有地产（地只是佃租来的）；惟一的国王就是那个传奇英雄，被美化了，四处漫游着，短暂地显现出来，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尽管如此，思来想去，这个民族压根儿也不是那个特有的斯洛文尼亚民族，或者那个我凭着词语感知的世纪转折时期的民族，而更多是一个不确定的、永恒的、超然于历史之外的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存在于永恒不变的、惟独受到四季调节的当下的民族，存在于一个听凭于天气、收获和牲畜疾病规律的此岸之中的民族，而且同时存在于任何历史的彼岸，或者之前，或者之后，或者一旁——此时此刻，我意识到了，连哥哥那些画叉的标记也帮助形成了这样一个永恒的图像。你怎么会不愿意把自己算作那个不为人知的民族的一员呢？就战争、贵权和凯旋的队伍而言，可以说她只有借用来的词语，然而却为那些最不显眼的东西创造出一个个名称来，不管是为屋子里窗台下的空间，还是为野外田间道上的石头被刹车的轮子磨得闪闪发光的地方。她最有创造性的就是为那些只有孩子们才会梦寐以求的避难所、隐蔽所和活下去的场所取名：低矮丛林里的掩体、洞穴后面的洞穴、森林深处肥沃的空旷地——而她同样从来也没有必要去反对其他民族把自己当作那样一个上等民族而隔离开来（因为她真的居住和耕作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每个词语里都显而易见）。
如果说哥哥的工作笔记直截了当地通过另一种语言立刻就转化为他的事业，也就是那个果园的话，那么他这本词典则超越了果园，转化为全部的童年情景。童年？是我那特殊的童年吗？是我凭借着那些名称发现我个人经历的地方和事物吗？毫无疑问：情节就发生在父亲的庄园里。火炉后面的空间、地下室里果子酒桶的支架、炉灶里的灰洞、牛棚里用石头围起来的水槽、突现在花园里的葡萄叶、耕地时的最后一道犁沟，从这一个个表达的词语中，我在我们家里分别都看到了那个相应的事物。真的，那一个词才把光明投向了“我们的”大镰刀那壮实的末端，“我们”那与果核分不开的桃子，“我们的”李子那蓝蓝的色彩；自个儿把我们的底土——腐殖质层下的鹅卵石层，萝卜坑——抬升到一个虚幻和光明的空间里。
然而，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词语，我从中看出了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而同样只可能属于家乡，属于我们的图像吗？我们的马从来就没有过那样的“鳗鲡条纹”。可是现在，就凭借着这样一个为之确立的表述，我在家乡的围牧场里看到了那匹马具有一模一样的条纹。之前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蜂王的声音，而它现在通过那个拟声动词从父亲那个被遗弃的蜂房里回响在这位读者心灵的深处，伴随着家乡一大群蜜蜂的嘈杂声，“像从沸腾的泥浆里发出来一样”。是的，那个“用桦木声管吹奏出乱哄哄的声音的人”就是我，这个拿一个个词语来表述这一切的读者。而同样也是这个读者，他沉浸在那根“上面长着一排排草莓的草茎上”，立刻又把它拿在手上，从七峰山后面，走出那片共有的森林里。
在这里，我想起了那位老师，那位童话诗人。在旅行过程中，他正是作为不在场的人成了对我的一种支持。他写的那些童话从来都没有一个故事，而是对事物的描述，并且分别涉及的也只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自成一体。当然这个东西作为情节背景或者发生地在民间童话中肯定是不陌生的。可在他那里，出现的无非是森林里的茅舍，没有女巫，没有迷途的孩子，也没有火光（至多不过是从烟囱里喷出烟雾来，在冷冰冰的空气中立刻又消散了）；在七峰山后面，不过是一条小溪，清澈见底，让人看上去分不清是河床还是路，可在那深暗而微长的路石上，只见鱼鳍动来动去，终于也可以听到水声了，流水在冲过一块突出的圆形岩石时发出了永不停息的响声。他的童话中，惟有一个可以说其中有故事发生了，它描述的是一个荆棘灌木丛（当然其中并没有那个会分身术的邪恶犹太人）：这个灌木丛位于一片不可穿越的荒漠之中，周围被一道宽阔的沙圈包围了。在这个沙圈里，随着结尾一句话，突然出现了一个我——叙述者，并且把一大把沙子扔进那稀疏的灌木丛里，“接着再来一把，再来一把，永不停息地如此扔下去”。按照作者的说法，他那“一个事物的童话”应该是个“阳光童话”，不用那习以为常的、阴森森的月光陪衬就足够了。“阳光和事物”，他认为这就够神奇了：这就是“事态”。哪怕只是朝上望一眼树冠，也会产生出童话的氛围来。
与之相应，这本老词典现在作为一个词语的童话集，借助世界图像的力量影响着我，即使这个读者并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些图像，犹如没有亲自经历过那根结着一串串草莓的草茎一样。真的，围绕着每一个我一看到就会陷入沉思的词语都形成了世界图像，无论是那“空李子壳”，还是“那留在烟斗里潮湿的烟丝”。就是那赤裸裸的“晴天雨”和那同样意味着“一个美丽而唐突无礼的姑娘”的白鼬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哥哥有些信的片断在自身周围营造出一个晕圈，可以与古希腊的真理寻求者那些残章断篇可以比美的话，那么，这一个个独立的词语现在就画上了一个个圈，它们不禁使我想起了一个史前的人物，一个尚在那些初期收集者之前而无法确定的世纪里的人物，想起了那个传奇式的俄耳甫斯[12]：人们也只是收集了他几个与众不同的表达而已，并没有把他的诗句或者歌唱看做值得流传的东西，而流传下来的是，他把耕田的垄沟称做“经纱”，把犁称做“弯曲的织梭”，把谷种称做“线”，把播种时机称做“阿佛洛狄忒”[13]，把下雨称做“宙斯眼泪”。
从这些词语圈里弥漫出童话的力量，也影响着我，因为在这其中虽然出现了相当多令人恐惧的东西，令人厌恶的东西，邪恶的东西，但不过是如此当一当陪衬，在整体中占上自己的位置而已，永远都不会占上风的，无论如何在这本词典里是如此。对我当年写的那些故事，老师常常指责说，我不但对阴森森的东西缺乏抵抗力，而且恰恰热衷于昏暗的东西，令人恐惧的东西。与之相反，写作的原则就是，要字字句句有板有眼地去创造光明中的光明；连临终的一息也一定要塑造成生命的气息。而现在，这位读者沉浸在那“血雨”、“鼠粪”、“恶心的唾液”、“蚯蚓的粪肠”、“角落里发霉的鞋”、名叫“石下虫”的动物（蝰蛇）、名叫“田鼠之国”的地方（坟墓）等一个个名称里，觉得自己脱离了对恐惧以及不幸的东西的沉溺。他在观察这些名称时，认识到了这个世界里的一个模式，也就是一个意图。这个意图从一开始就把乡民和村舍变成了世界民众和世界城市。每个词语圈就是一个世界圈！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是，这个圈分别都来自那独一无二的、陌生的词语。当一次经历不愿意s倾诉衷情时，你不是一再会听到“哪怕为之只要有一个词语表述就好了！”的抱怨吗？而认识的瞬间不是更多地伴随着“是的，事情就是这样！”而不是“是的，这就是那个词！”吗？
可是，这个读者不就是在袒护另一种语言，而反对自己的语言吗？他不就只是赋予斯洛文尼亚语“那种一个词语的魔力”，而把他的德语排除在外了吗？——不，这两种语言的确在一起，左边是一个个词语，右边是一个个改写的形式。这些改写形式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使得空间弯曲，形成角度，进行比较，突现轮廓，实现建构。照这么说来，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这多让人开眼界啊，那个传说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巴比伦语言混乱是多么有意义啊。那座塔不是秘密地建造了吗？它不就是虚幻地够上天了吗？
我天天抱着越来越有兴致探险的心态，打开这本智慧之书。是否存在着一个能够描述我所经历的那些探险的表达呢？怎样能够表述童年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经历呢？就是有这样的表达，它是德语，叫“子女对父母的关系”！既令人恐惧，又让人拍手叫绝。
这位读者一个个下午待在那平坦的高地上，一再向一个个词语的史诗表示了新的赞许，而且也笑出声来：那不是借以开心的笑声，而是借以去认识和参与的笑声。是的，词语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布满云层的天空上一块晴朗的地方、大热天被牛虻叮得来回奔跑的牛、突然从火炉里迸出的火星、烧煮的梨汤、公牛额头的花斑、伸着四肢从雪堆里爬出来的男人、穿上夏装的女人、半满的挑水桶里噼噼啪啪的泼溅声、果实从荚壳里纷纷落下的响声、扁平的石块滑过池塘水面时的蹦蹦跳跳、冬天树上的冰柱、煮好的土豆里的夹生块和黏土地上的一洼水。是的，这就是它，词语！
可这个意图到底还有效吗？那个表述打谷连枷交替打击的词语不是已经失效了吗？因为那些相应的农具已经长久不用了，走进博物馆了。那经久流传的东西不就是描述着“一个坠落物体回响”的词语吗？那个在过去的世纪里还纯粹表示“移居国外”的表述，不就是因为上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把它重新解释为被迫“移居异乡”而已经失去了“它的纯洁”吗？在这本老词典里，缺少的不就是那些抵抗战士，那些游击队员吗？对这些人来说，“矛”，这个退役的古老武器也不可能成为替代了。是的，就在当时收集词语的时候，不是有许多地方名称引人注目吗？那儿曾经存在过某些东西，而如今再也什么都看不到了吗？有“昔日生长大麦”的休耕地，有“昔日坐落着一个谷仓”的广场，还有“昔日长满灌木”的石头地。莫非人们当年就对一些特别发现的名称标明它们会变得无用了吗？而研究者们不是一再也把那些连它们的渊源，也就是山谷最深处的原始居民只不过当作一种音节字谜使用的词语收入到这个词典里了吗？难道我不更应该把一个调查表的作用，而不是童话力量赋予这些词语吗：我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然而，这同时也是童话；因为作为对每个询问我的词语的回答，即使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相应的事物，即使它早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但从这个事物中始终会产生一个图像，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表象。
后来，有一天下午在这片高地上，我偶然发现了哥哥给我画上叉标注的最后一个词语。像许多先前过目的词语一样，上面也注了一个日期，并且附加了一句：“在战地上”。战争初期，他还始终把这本词典带在身边，只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它才和那套西装一起“作为洗礼赠物”留在家里了。那些更加广泛的剩余部分就再也没有了铅笔标记，似乎永远封存起来了：书页之间再也没有了战前的草茎和战争的苍蝇。
我坐着，注视着这一个词语，又翻回到其他词语上：意图是要表述地球空间呢，还是仅仅将它们留作记忆，或者干脆就是它们的悼词呢？这期间，在我生存其中的时代，也就是在我的时代，人类的语言如此的无表现力，致使我们这些说话的人不得不一再强调某些东西。这难道仅仅是那些战争造成的吗？为什么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哪怕只要一想到任何一个面对面的人会开口说话时就已经疲倦了呢？为什么讲话，也包括自己讲话如此经常地把他放逐到一个密不透声的市民房间里呢？（就那些习以为常的盲窗而言，作为另一种表现形式，“聋盲”适合于这里。）为什么词语什么再也表达不了呢？为什么他只是在那少有的、真正的词语上感受到寓于其中的灵魂呢？
在走过来的路上，我在村子里每次都要经过一座房子。它的一面墙壁无缝无隙地对接到一块漂砾岩石上。当我从那些古老的词语里抬头望去时，我现在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到这本词典的上棱则直接与那空间毗邻。从这里开始，目光以这本词典作为舞台前沿，径直远远地被引向地平线，引向南部山脉脚下（它有个斯洛文尼亚语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叫做“在翅膀下”）。那里显现出一面光秃秃的陡坡，已经隐隐地笼罩在远方的雾气中。然而透过这片小高地边上稀稀拉拉的松树，似乎仅有一步之遥。那面坡地被草覆盖着，当年山间小道在上面形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图案，印出了一道道阴影，直延伸到圆圆的山顶上。这道道阴影看上去有点像阶梯，占去了前山的整个横面，不过也一再相互交错，因此又形成了一个个网状。宽大的水平图案被一个由垂直的地面沟槽构成的小图案撕裂了。在这些沟槽上，下午的雨水此刻呈现出土黄色流向山谷里。从远方望去，如此缓缓地蠕动着，不禁让我想起了垂悬的钟乳石凝结的样子。说到底，想像着奶牛从前在这里上上下下，那整个不复存在的山间牲口小道斜坡便显现出一幅惬意的图像：一个个身躯慢慢悠悠，走走停停，一口一口地吃草，无论如何也跳不上一层层阶梯，也许不像羊和狗那样能干。身躯下的乳房掠过草茎尖，蹄子常常陷在淤泥里。有些牛从一层滑到另一层，因此才害怕下雨后流水的沟槽。一头牛趴到走在自己前面的那头身上交配，在其背上被拖着走了一程；一头牛翘起尾巴撒尿了，如此猛烈，我确实觉得听到了响声，接着又是一摊牛粪的噼啪声。之后，我也看到小道上方尿汽升腾的情形。牛群如此慢慢悠悠，它不禁让人想起了要越过一座巍峨的山峦的情形，想起了从远古以来就发生的民族迁徙。恰恰这空空如也的形式——空空如也的网状构造，空空如也的道路交织，空空如也的盘山小路——连同其微小的不规则性增强了那迟钝和可悲的印象。与一座矿山或者鹅卵石开采场的梯地上不同，这里没有头戴钢盔、扛着枪支的人四处巡游在峰巅与谷底之间，而是一群无目的的生灵没精打采地慢慢移动，几乎原地不动，耷拉着脑袋，四肢爬行着，或者用臀部滑行着。一群由苦力和奴隶组成的生灵，不知从哪儿上的路，也不知去往何方。对这些生灵来说，这山坡甚至连个驿站都不是，除非腿骨折了，被迫屠宰了。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位老师。作为历史专家，他表现出了对那些从地球上已经消失的民族非同寻常的偏爱。他简直以十分隆重的方式，从自己对玛雅人的研究成果中拿出一个例证，开始讲起课来（他因此在同学们那里有了一个相应的绰号）。在大学期间，他就对尤卡坦[14]考察了数年之久，他为之的格言是：“作为地理学者，我变黑了，而作为历史学者苍白了——今天依然如此苍白。”他认为，玛雅人从来就没有发展到形成一个国家的程度，因此他们生存的半岛上就“没有形成国家的河流”。“与之相反，人们关注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轮子对他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同样也包括滑轮和卷扬机。惟一的轮子形状是在一个很小的儿童玩具上发现的。当然，之所以没有建立国家，是因为玛雅人没有建造拱顶的能力。他们只知道“想像的拱顶”，容不得任何大堂或者大厅。这个民族的惟一支柱就是宗教。没有轮子，没有路碾子。路碾子是用来专门为宗教仪式修建通往热带丛林深处圣地道路的。可是每座农舍本身也被视为庙堂。主宰的东西就是天体。天体被当作神圣的东西，因为从它们那里可以看出每天生活的行为准则。在人们为太阳建立的石碑上，太阳同时也指示着播种的季节：那些刻在石头上的象形文字似乎起着像时钟一样的作用。在这样古老的铭文上，也有崇拜祖先的。属于这个民族宗教的有，每一个家族都知道自己的根源，大家共同的祖先是从玉米中产生的。当每个人的祈祷排挤了大众的崇拜时，玛雅人的灭亡便开始了。就像老师说的，家庭本来“更确切地说就是不合群，相互保持距离”，仅仅通过约定俗成的礼拜维系着，各自为政，随意袖手旁观，逐渐过渡到建立自己的小教堂——忘记了家本身就是某种神圣的东西的理念——，联盟便解体了。这可以从石碑图像文字的突然中断再次感受得到：“公元900年”，他说，“在离那片后来被西班牙人称为自由热带稀树草原不远的地方，有一根柱子上刻着最后的铭文。此时此刻，你们想像一下从用作石碑的主要材料，也就是火石里迸溅的火星吧，可接着就熄灭了！”尤其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民族的命运会发生在一个金字塔形的阶梯上：一级挨着一级，依然用神圣的浮雕和雕刻的石头装扮得很华丽，那是晨星的符号，使所有的村民能够乘凉的大树的符号，共同意味着“时间”的太阳和白天的符号——然而，在最上边一级，仅仅只留下了“几道模糊不清，十分粗糙的雕刻痕迹”！
我觉得，这个阶梯就出现在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的斜坡上：与家乡果园里的斜坡相比，这斜坡大得无与伦比，它的的确确具有金字塔的形状，由于数以百计的阶梯往上变得越来越狭小，看上去像天一样高。这时，我看到那些被哥哥画着标记的词语攀级而上，然后就中断了。那斜坡上的每一道阶梯都是一个被推倒的铭文柱，面朝下趴在淤泥里。一条条夹带着泥土的小溪从地面的疤痕里涌出，彻底冲刷走了一个接一个的音节，直到整个地区都弥漫在雾气里，像一片废墟一样，没有了从前的样子，甚至连樱桃树都不生长了。一种哀伤的需求攫取了我，于是我拿着哥哥这本词典站起身来。在那空空如也的梯田上，再也没有什么动来动去了，连草茎也没有了，甚至连水都凝固了。能够与那潺潺流水，与那飘拂的牧草，与那繁茂的树枝同呼吸，这种完美无缺充满活力的生存不是曾经一直存在吗？然而，我要哀悼的不仅是一个孤零零的亡灵，而且是某种超越了这个亡灵的东西：一种毁灭。毁灭，这就是说，拿这个不同寻常的人也要把那赋予这个世界核心支柱的东西从这个世界里清除出去。要除掉像哥哥这样的人，就意味着灭绝语言本身——这普遍流传下来的东西，这传递和平的东西——，因为与那些不计其数的代言人和墨客迥然不同，哥哥具有唤起词语，并通过词语唤起事物生机的天赋，他在其中也坚持不懈地磨练自己，并且指出了一个个范例，犹如现在对我一样。灭绝语言本身，这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是所有世界大战中最野蛮的。
然而，这种所希望的哀伤并没有如愿以偿。取而代之的是，惟有那个表达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古老的权利！”在那次最早的农民起义中，这曾经是他们的口号。是的，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一个不该失效的权利。一旦我们放弃要求这个权利，它就失效了。可是究竟该向谁要求我们的权利呢？而我们为什么总是向一个第三者要求它呢？一个是向皇帝，另一个是向上帝。为什么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权利呢？它本来注定就是要自我保护的，而且不允许任何人插手其间。终归是一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同任何人较量，一场孤独的比赛，一场野蛮的比赛——父亲，那伟大的比赛！
我从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上又回到这本词典上，以便静心地想一想。我拿着它在野外茅舍前踱来踱去，光着脚板，像蹲着和站着时一样。那个被哥哥画叉标记的最后一个词语具有双层意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既是自强不息，又是吟唱诗篇。（沉浸在这一个个独立的词语里，与我通常沉浸在那些所谓的“扣人心弦的故事”里形成了截然的对立：它始终让我抬头远望。）这位读者停住脚步，抬起头来，就像穿过了一道河里的浅滩，由那棵树做标记，又进入了斜面书桌那浅蓝色的洞穴里，洞穴的后墙就是那条条槽纹的山侧面。太阳斜照在上面，像是快要落山了，透过那棵未被映照的松树，山前更加明亮了。阳光十分精细地勾画出了斜坡上哪怕最细小的形状——一堆草、一个畸形的蹄印、一个田鼠土丘、小溪旁一群鸟儿，旁边有一只真正的野兔——并且通过相互之间的空间把各个形状连接起来。我继续阅读着，两眼同时停留在这本词典上和山边。从目不转睛的注视中产生了期待的守望，就像你在一个陌生的人群里，却认识这张或那张熟悉的面孔。在阳光里，当年在昏暗的教堂里信徒们鸣响的连祷，此刻在这些如此多义的词语无声无息的连祷中继续着。强烈的呼吸就是渴望，就是绷紧最强健的肌体。强烈的愤怒就是抽噎，那些萤火虫就是六月，就是一种樱桃。那收割者就是水蛸，就是猎户星座的衣袋星。蝗虫就是一个琴马，就是一个坚果的隔膜，就是一根鞭子的梢尖……通过交换一个字母，从那个表述微风的词语里就滋生出一阵强风来，再交换另一个字母，就成了同样也是飞沙走石名称的暴风……无声的呼唤终于形成了人物形象，我看到那些不在场的人出现在阶梯上，被词语的光芒勾画得清清楚楚：母亲是个“从姑娘走过来的人”了；父亲是个“永远当奴仆的人”；姐姐是个“神经错乱的人”，通过一个小小的辅音转移就变成了“有福的人”；那个女朋友是个“从容不迫的人”；那个老师是个“辛酸的业余爱好者”；那个村里的白痴是个“走起路来一阵风的人”；那个敌人的样子像“脚后跟上一块磨破的地方”；而走在大家最前面的是哥哥，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同样也是一个“镇静自若的人”的名称。那我呢？——认识到融读者与旁观者于一身的自己是个事情取决于他的第三者，没有他就没有游戏，而且他如此在自己身上一并经历了每个游戏者的主要轮廓：父亲一双白晳的奴仆脚和哥哥被撕裂的眼角。
当然，这个图像文字只是瞬间闪现在那山坡上，然后又是那没有地势起伏空空如也的形状；太阳落山了。可是，我知道，我可以决定返回了。返回与哀伤不同，只要你想就可以：那些空空如也的形状，无论是那些山间小道还是那些盲窗，它们都是我们权利的印记。“哥哥，你将会行走在那儿的蓝灰色之中！”
我闭上眼睛。我现在才觉得它们湿漉漉的。然而，这并不是为我自己或者我的家人而痛哭，这泪水来自那些事物和它们的词语。
在这紧闭的两眼后面，出现了那些山间小道的余象。一个岩灰色的图案。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距离中，我在那儿桌面似的高地上看见了一个年龄无法确定的人。这人光着脚，披着一件深色的、过于宽大的长袍，开始在空中挥舞着手臂。这挥舞成了有规律的动作，它似乎并没有发生在整个手上，拳头上，而是好像在写写画画什么。这是“他”呢，还是我？这就是我，一如既往。不像孩童时期了，我也不再在空中写来画去了。而是在一张平放在岩灰色阶梯上的纸上画着阴影线，既像一个研究者，又像做手工活的人。那是我确定为自己叙述的动作。一个字母接一个，一个词语接一个，在这张纸上，应该出现那自古以来就雕刻在石头上的铭文，然而只有通过我轻轻画上的阴影线才可以辨认出来，传承下去。是的，我那柔和的铅笔印记应该与那强硬的东西、那精炼的东西连在一起，以我祖先的语言为榜样，在那里，那个用来描述“无聊而轻浮的燕雀鸣叫”的表达就是由仅有一个“字母”的词语派生而来的。因为，没有这词语的隐含，这个地球，不管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或者是绿色的，便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荒漠。除了关于这个可爱的世界的事物和词汇——关于生存的——戏剧以外，我不愿意再承认任何戏剧，任何历史戏剧。那威胁着山间小道金字塔的炸弹应该在那里以那个表述“长形梨”的词语形式软着地！我将会给白色的李子花深色的内在、湿漉漉的积雪之下黏土的黄色、苹果上花的残余、河里鱼儿跃起的声音找到表达。
我又睁开眼睛，又在野外茅舍前踱来踱去，越来越快，看样子，仿佛我要助跑似的。我又停住了。我觉得胸腔变成了乐器，于是我呐喊起来。这个菲利普·柯巴尔，他向来就是由于自己声音太小而被人听而不闻，而且在教会学校里受到了监管者的训斥，因为他的祷告“没有穿透力”。他呐喊着，所有认识他的人从现在开始似乎都会对他刮目相看了。
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迄今只发生过一次，正是在寄宿学校里。他向来深信自己不会唱歌。可有一天，老师要求他唱歌，于是他惴惴不安地站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并且当着一班面面相觑的同学，开始从自己内心深处唱起一支奇特而轻柔的歌。这歌先是让这帮听众哄堂大笑，然后奇怪的是，他们受惊似的把目光移开了。从此以后，这唱歌的人就心想着，他的歌唱肯定是与生俱来的，深深地埋藏着。此刻在这高地上，他独自一人，却唱不出来，也吼不起来，或者哪怕是一声呼唤。那是一种清清楚楚的呐喊，一种简直是盛气凌人地寻求自己权利的呐喊。他从心灵深处喊出了哥哥词典里那些言简意赅或者回肠荡气的、单音节的或者多音节的词语。这些词语回荡在大地上，并且在那山间小道上产生了另一个名字，叫“世界之音”的回声。每呐喊一声，我就发觉那些祖先在洗耳恭听，喜上眉梢，心旷神怡。
我把这本词典举得高高的，用嘴唇吻它，面对这个地方鞠躬致意。然后，我从茅舍角上的榛子树上割下一根主干，在上面刻上了这个地方的名字和年份——“多布拉瓦，斯洛文尼亚，南斯拉夫，1960年”——，宣告它为我们家族的墓碑，依次向前推算。——此时此刻，这位二十岁的年轻人对未来多么不抱希望（他的国王似乎永远也不会出现了）；他对现在的期望多么不可动摇；那个回应他的声音是多么微弱，或者多么小心翼翼啊。它不是早就被那些来自四面八方——所有的山谷，从一个个兵营里回响在这平展的高地上的命令呼喊，练习射击的岩灰色士兵和地区公墓里掘墓铁锹刨挖——的声音淹没了吗？不，一如既往，不管我在哪里，那盲窗和那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就像一个王国重现的透明水印花纹。面对这一切，火车的汽笛同样会变成和平鸽的鸣叫，像印第安人的呐喊一样。我始终感受到里面装着那本词典的海员背包带系在我肩上。母亲，你的儿子依然行走在天底下！
我一下子扑倒在地上，永远感受到了什么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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