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历史本身跌宕的命运一样，这些响亮名字的背后，无不充满着矛盾、坚持与忍耐，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下，即便是王莽，我们也可称其是在以最大的善心帮助他的帝国走出困境，就这点而言，他不失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从后世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秦皇至王莽的这段历史视作帝国之草创，因此，在看似稳定的大一统下，也隐秘着不为人知的暗香浮动。即黄先生所言的“进三步，退两步”。这一点，西汉尤为明显。
秦始皇：左手艺术胆魄，右手魔君铁腕
“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黄仁宇
公元前221年，对嬴政来说，是值得存照留念的日子。随着齐国国君建走出国都临淄城，向秦将王贲投纳版籍，齐国灭亡，历时9年的统一战争宣告结束。
坐在咸阳宫里的嬴政总算可以舒一口气了。在这9年当中，无数的人流干了眼泪，流尽了鲜血，流亡在天涯，国家倾覆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白骨填壑也成了杀人之外的娱乐游戏。这在秦国，也不能例外。然而经过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后，人们忽然发现，公元前221年的景象，与往常已有了根本的不同。
从这一年开始，天下的百姓要陆续抛却以往所有的生活经验，去迎接一轮执政者所说的“新的曙光”。无论是对种地的、读书的、还有做买卖的，除了以最快速度适应新时代，没有他径。以往的赵人、燕人、或是楚人，此时已统称为他们原本恨之入骨的秦人。他们需习练相同的文字，出门打车，坐的也是被重新校订了宽度的新坐骑。固然所谓“书同文，车同轨”不是一日而成，但百姓们已经看到了嬴政的决心，他要在这个自己一手创造的新国家里，演绎一段全新的传奇。
嬴政对此是有绝对的信心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明白，在处理国家大事上，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有耐心。吕不韦门客三千，故吏遍地，权倾朝野；嫪毐太后，私生两子，阴谋叛乱，最后皆为嬴政所灭，这其中固有诸多因素，但若无耐心，怕大事也难一蹴而成。
自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继王位，至“奋六世之余威”，“振长策而御宇内”，不会不会明白，战争动乱，六国“苦秦久矣”，秦人自己实际上也受累于此。所以天下既安，重要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制度建设。这是王朝巩固的基础。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风俗，统一钱币形制，无疑是这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开端。嬴政明白循序渐进的道理。治大国如烹小鲜，当然需要慢工。
史载，嬴政每天需要批阅的各地奏报，以竹简的重量来算，足有120斤。即便放到现在，这也不是一个小数，何况这一数字对于嬴政是最为基础的规定。每天如果没有批完既定的工作量，嬴政便不能享受理应情趣十足的私人生活。事实上，在史籍中，人们几乎看不到后世君王常有的那些宫闱之事，就连他的皇后的名字，人们也无从知晓。
史无前例的大帝国，需要他耐心细致的指点，也脱离不了他个人性格的点缀。耐心细致，所以帝国广大，却皆遵循着同一种原则；个人性格，所以在细节之处，也显露出其艺术性的想象力和胆魄。后者，如同黄仁宇先生论及的一样，我们应该对“临潼县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正由于他们在1974年的意外发现，让人们从赫赫兵马俑的身上，寻找到了窥探真实嬴政的另一个线索。
黄仁宇先生由此说道：“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地套制，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究嬴政在兵马俑上的所作所为，其实不难解释他在成为天下的主人后，在国家层面上做出的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如前文所提的“同文同轨”，或是将钱币形制定为圆形方孔，以致后世虽有名称上的不同，但皆遵秦制，以及“废分封，立郡县”，修建长城，北击匈奴，将全国的豪族世家120000户迁到首都附近，以便压制监督，同时承认自耕农对所开垦荒地荒山的所有权。
这些被后世称为“万代所宗”的小手笔、大手笔，以黄仁宇先生的观点来看，无非是为了“使境内人民保持一种集体性格”，使得全境之民，能在一个整齐划一体系下，感受到如黄先生所称的“平等的观感”。
由着这样的创造，我们便常能于史书之中翻阅到“黔首大安”这样的篇章字眼，从今日的眼光来看，嬴政式的模范或称原则，对中国日后两千年的社会发展，不可谓不大，而就其当日所铸就的成果，也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批判其为“残酷无道”、“丧失人性”。这就好像青蛙吃苍蝇，就论其为嗜杀成性。这也正是为什么汉初勤于总结秦朝倏忽而亡的教训，制度上却依旧“汉承秦制”。嬴政最大的功绩并不在此，而是如黄先生所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
在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于空旷一片的白纸上，描绘一幅全新的蓝图，进而以进取之姿态，一世、二世，以至无穷，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独创性的冒险活动。这样的君王，称其为“千古一帝”丝毫不为过。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缘由，才有以后在这个嬴姓子孙身上所发生的令人“切齿痛恨”之事，让人无法痛快地作全面的褒奖或是彻底的贬损。这也正是黄先生所论“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的意思。
就像前面说的，这与嬴政个人性格中所具有的艺术想象力和胆魄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公元前212年，嬴政主持修建秦直道，也就是当时的高速公路。这条“天下第一道”穿越14个县，700多公里。路面最宽处约60米，最窄处也有20米。
同年，嬴政认为咸阳人太多而城过小，下令修建阿房宫，由于工程浩大，嬴政在位时只修了一座前殿，而仅仅就是这么一座前殿，其规模就令人叹为观止——东西宽690米，南北深115米，占地面积80000平方米，足可容纳万人。因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新建的国家体育场，拥有永久性坐席80000个，在使用现代化机械、有7000名工人同时间作业的情况下，用时5年方告竣工，工程总造价22.67亿，可想而知，建造阿房宫，在秦代，又需要耗费多少财力、物力和人力？
倘若说修直道是为了国防建设，那么阿房宫则显然是为了一己之私“酷使民力”、“残酷无道”，况有“焚书坑儒”这等灭绝文化的“魔君手段”，一切的善良修为和创造是决然不能掩盖其血腥的本质。嬴政千年的骂名由此注定。然而国家草创，一切从零开始。谁曾为他提供最为确切的参考？谁有能发誓说如果自己站到那时的场景，不会有嬴政的手段？作为一个全新世界的统治者，倘若抛却应有的想象力和胆魄，不5次巡游四方，是否又会让后来人发出”过于保守，而不思创新，毫无帝王之相”的责难？
事实上的情况，黄仁宇先生早已为我们指出：“他除了重视域内长久的和平之外，也极端注重性道德，认为与全民的休戚有关。”，从而又指出实际上被我们忽略的一个重点：“秦始皇铁腕统治全国十二年的时间里，从未发生重大的事变。”
嬴政无人能代替，“朕就是国”，他一闭眼，这个国家不久重又陷入兵革之中，而此时已是秦二世，就此论嬴政，未免过于成王败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嬴政更多地扮演了种树人的角色，玩笑点说，他犹如《英雄儿女》里的王成，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而后历朝历代，不过损益相承罢了。
“文景”：在危机中寻找转机
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
——黄仁宇
汉文帝刘恒于公元前180年以外藩身份继承大统，与其说是撞了大运的千年等一回的喜事，不如说他接手了一份苦命的差事，因为此时的汉帝国，与身心疲倦，重病缠身之人毫无区别。
自高祖登位，到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人翦灭吕氏，近23年的时光，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他（刘邦）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不择手段。”“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
帝国动荡飘摇，物价飞涨。刘邦时期，1石米的价格是万钱，120斤大米需要2000元人民币，购买1匹马则需要100两黄金，其价值比现在的旗舰级斯巴鲁轿车还要贵上几倍，同时，商人投机倒把行为也十分严重。工商秩序混乱是汉初的顽疾。
同样在刘邦时期，“人相食，死者过半”，多数百姓居者无其屋，耕者无其田，失业又失家，领不到政府救济金，只得成群结伙地四处流浪，造成了最令帝国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流民。流民众多，纳税户少，国库空虚，国家疲敝，这一状况到吕雉时代并没有发展根本转变，当然，造成这个问题的还有另层原因。
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皆被封王视作私有财产，故而尽心经营，千方百计地壮大国力，而对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征性的交点“保护费”。
当日王侯间富者，以吴王刘濞为最。他左有铜山之便，可以肆意铸钱，右有东海之利，可以煮水为盐，依靠着如此雄厚的国力，刘濞的内心势必每天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侯国经济发达，中央财政见肘，也就是说部门经理比董事长拿得年薪还要多。刘邦、惠帝、吕后及中央高官厉行节俭，粗衣淡饭，实则是国家没钱，不得已而为之。身体羸弱，肌肉不显，无怪乎强人要来欺凌。以下这封匈奴冒顿单于送来的“情书”，吕雉怕是终生难忘吧——
“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如此戏弄羞辱，吕雉纵有百般怒火，也只能一笑了之，继续奉行自高祖以来的和亲政策。
内不稳，外不安，汉帝国犹如走在钢丝上，一旦掌握不好平衡，就有性命之虞。对此时的帝国来说，稳定才是一切，发展更是硬道理。时艰出明主，这往往是不破的真理。刘恒是否能不负众人所望，将帝国带上一个正常的轨道，事实上，在其登位之处，即便是拥立他的大臣，心中也没底。
以外藩身份而入大内，刘恒的内心最初肯定是有一丝惶恐。以“仁孝宽厚”着称古今的他，由于儿时不受刘邦待见，一段时间内对自己的执政能力并不抱有多大的信心。作为金字塔顶端的人物，他只能在承认现有局面的前提下，舒缓矛盾双方的情绪，力求一个相对平缓的态势。
黄仁宇先生指出的“轻刑法，减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正是他这种指导方针的体现。任重而道远，内忧而外患，若想撑起这个庞大帝国的架势，需要的是“见急用忍”。在“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现实下，大刀阔斧恐怕只能适得其反。百姓有饭吃，不至成乞丐，有房住，不至成房奴，有地种，不至成草寇，才是最紧要的民生工程，而对那些日益坐大，越来越不懂规矩的诸侯王，暂且姑息时日。
前178年，刘恒下诏，“除田租税之半”，也就是将耕地的租金从15税1改为30税1，这个政策在前168年又实施了一次，也许觉得这样的力度还远远不能给百姓带来实惠，第二年，刘恒干脆下诏，将田租全部免去。虽然不久又恢复30税1的租金，但显然，刘恒和他的帝国已经向天下昭示了一种决心，这种决心在他登基3个月后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治国理念。黄仁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
帝王时代，正规化不仅是民生安定，更是神圣君权的凸显。鸽子的羽翼丰满了，也要向秃鹰展示自己的强硬。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继位，刘恒以齐国开刀，将其分为六国。同年，封淮南王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实际上将淮南国一分为三，削弱了侯国的实力。虽然诸侯坐大的局面未有根本的改变，但至少在一定层面上创出了安定与发展的模样。据《汉书·食货志》记载——
“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国库里的钱多得数以万计，用来串起铜钱的绳子已经断了；国家粮仓里的粮食多得连粮库都存不住了，新粮下面压着旧粮，有些粮食已经腐败得无法食用。
若将帝国形容为企业，那么在刘恒之前，刘氏企业无疑即将破产，很多大企业正摩拳擦掌地准备清算。他们的眼睛早已盯上了电脑桌，文件柜，空调，沙发，还有那些无形的资产。还好，在经过一番董事会的震荡后，刘董上台，在“破产保护”后凤凰涅盘。刘恒抓住了所能利用了全部机会，随着帝国的蒸蒸日上，他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领袖。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作为帝国的接班人，这句话刘启可能不止一次地从父亲刘恒的口中听到过。实际上，自他继位，始终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因为帝国的好梦才刚刚开始，远未到弹冠相庆的地步。令他最担忧的，不在内廷而在外藩。他要承先帝之业，让帝国更上一层楼，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大”，就必须对各地藩王做彻底的清除。
御史大夫（相当于现在的第一副总理）晁错的一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更让刘启意识到，对诸侯王开刀是必然而迟早的事。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只是割了对方几块肉，他们就哇哇乱叫地反抗起来。这就是发生于前154年的“七王之乱”。
黄仁宇先生认为，这起事件是“文景之治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刘启虽然在前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但很快就“圣明”起来。事件的结果，如黄先生指出的：“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妻子入宫为奴。”“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由朝廷派遣，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的体制。”
汉景帝刘启不仅为自己扫除了执政的障碍，也为自己儿子扫清了御宇的麻烦，武帝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祖父与父亲给他接手的帝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比起刘恒当初的境遇，刘彻无疑是个幸运儿。
文帝与景帝，父子两代，即要面对老一辈留下来的顽疾，又要处理刻下的难题，然而终究以39年的努力，将刘氏企业带出困境，迎来希望。这不免让人想起一句话，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偶然。
汉武帝：如此精明，却又这般愚暗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如此愚暗？
——黄仁宇
晚年的刘彻总是陷入无以名状的恐惧中。
他相信帝国因自己的努力才得以强盛，但是在宫中，他对自己的权威是否能到达每一个角落深表怀疑。病痛的折磨加剧了这种感受。帝国上空出现的连天阴云使大地非同寻常的寂静，似乎预示着不详的变故。这一年是公元前91年，刘彻65岁。
黄仁宇先生说“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妆微行，几遇不测。”这已是过去的往事了，刘彻很怀念意气风发的时代，他可能会在心底哀叹：年轻真好。但是沉疴已重，他纵有万丈雄心，如今也只能在甘泉宫里回想曾经的伟大。皇帝的敏感多疑，暴露了他内心的虚弱。
这一年，黑社会头目朱世安为丞相公孙贺所逮，交于廷尉审判，朱世安在狱中诬告丞相之子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而且还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刘彻的敏感神经拉响了警报，他起先还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虽然自设立中朝以来，对相权有所削弱，但不至君臣反目的程度，然而听到丞相及其子竟然以巫蛊之法谋害自己，刘彻的眼睛顿时冒出了黑光。他想到了缠身不去的疾病，原来竟是那些混蛋惹的祸。此时的刘彻，看谁都像是拿着利刃想要谋害自己的恶徒。
刘彻下令，将公孙贺父子拘捕，满门抄斩，阳石公主也不能幸免，与此事有牵连的卫青之子卫及伉诸邑公主也一并杀掉。黄仁宇先生将刘彻的“暴行”概括为“专制魔王的毛病”“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
如果我们不将刘彻看作帝国的皇帝，而是帝国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者，心中的愤怒似乎会得到一丝的平息。他终身可以信赖的战友、最好的聊天对象、最贴己的知心朋友大将军大司马卫青已经去世15年，最被看好的帝国明星霍去病早已坠落26年，65岁的刘彻很孤独。
太子刘据“仁恕温谨”“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但是一想到自己百年之后，太子即是当朝天子，就多少心有不甘。他还不想死，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想和他的战友们一起马踏飞燕，驱逐匈奴。由此黄先生才有此论“皇帝自身即相信神仙，亟求长生不死。”当一个人需要外在的寄托来撑起内在的生命支架，那么此人势必是脆弱的。两鬓斑白，老眼昏花的刘彻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人。这不得不让后来的读史者唏嘘不已，
年轻时的刘彻一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是个“意志坚定”的人，有理想。有抱负，又有彻底的行动力。当其执政，汉帝国经文景的奋斗与积累，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富足，已有盛世之象，心腹之患唯有匈奴。黄先生指出“汉时匈奴已有二十四个部落的联盟，他们之力所能及绵亘一千五百英里，自东北至于青海。”
这个操阿尔泰语的民族，由于如黄先生指出的“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一致，丧中国人尚要组织动员、装备、征调、训练之际，北方之劲敌则可以省略上面的步骤。他们的几龄壮丁早已在马背上，他们的武器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他们从来不缺乏流动性”的原因，使得帝国自高祖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公元前133年，将军王恢统军30万，于马邑（今山西朔州）山谷中埋下伏兵，以当地一直与匈奴有紧密贸易往来的豪商聂壹为间谍，诱匈奴军臣单于亲率10骑兵入境，兵锋直指马邑。后因匈奴得到内情而撤退，是为“马邑之战”。此战虽无战果，却向匈奴宣告了妥协政策的完结。
前127年，卫青，李息夺取河套，刘彻设朔方郡；前121年，霍去病取得河西之战的胜利，浑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汉朝；前119年，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交战，歼敌70000人，俘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兹后以全胜之势追杀匈奴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的肯特山），在狼居胥山举行了祭天封礼，一直打到瀚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方才回兵。
有胜利当然也有失败，黄仁宇先生提及“公元前99年的战役，中国方面之死伤率达60％-70％，很少生还”黄先生指的是李陵矢进而降一事。前119年的战役，其实说来也只能算是惨败，黄先生指出“十四万马匹出塞，不到三万南归”，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
令刘彻头疼的并不是这些军事上的“偶一失利”，他最为挂怀的是战线拉得那么长，而军费却往往不足。导致后勤保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往往720斤粮食运到前线时只剩120斤。为了筹措军费，刘彻听从桑弘羊的建议，将盐、铁、酒的经营权收归国有，实行专卖，聘请专人理财，黄仁宇先生还指出刘彻其他“敛财”的方式“包括向商人抽资产税，抽舟车许可证税”。刘彻当时，一切的经济、税收手段不过都是临时的政策，但日后却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这恐怕是刘彻万没想到的。
希望很大，困难很多，但至刘彻后期，匈奴已经被打得伤痕累累，已无复当年的凶猛，帝国北方边境由此得到了暂时的安宁。汉匈战争犹如马拉松长跑，刘彻以他惊人的意志带领他的帝国爬上了辉煌的顶点。年轻的往事时常让皇帝心潮澎湃，但过去的岁月已然不复再现，敏感多疑、恐惧脆弱、孤独无助成了晚年刘彻的主题词。
或许这是命运之神的刻意安排，一个曾经鼎盛的帝王不能一辈子都被荣耀的光辉眷顾，他需要尝一些苦涩甚至悲剧性的人生滋味才能让他更趋完整。公孙贺父子事件让命运的安排更具某种凄凉感。但这仅仅只是刘彻晚年悲剧的开始，此后不久，便出现了黄先生所述的“惨祸”——
“左右传说宫中有巫蛊牵涉皇太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生怕刘据一旦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愤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意志坚强的人似乎都有一个性格的缺陷，那就是过分相信自己，包括判断力，敏锐度，观察力，以及用人的准确性。江充是被自己看重的人，他的观察就是自己的观察，这里面又何尝会产生什么猫腻——刘彻想必就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正如我们始终谈到的，刘彻晚年，敏感多疑、恐惧脆弱、孤独无助，他恨不得将天下人都看成自己的对立面，一有风吹草动，就如兔子乱窜。
刘彻15岁登基，御宇54年。他掌握了帝国的命运，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到老却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战胜不了年衰的自己。这实在让人不解，黄先生也提出疑问“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如此愚暗？”刘彻就像一根枯老的树枝，在失去活力的同时也失去了再度重生的力量。
个性司马迁与反个性班固
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黄仁宇
黄仁宇先生论《史记》与《汉书》，“一为私人着作，另一书稿则经过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常言道，文品亦为人品，作书当如做人。黄先生指出这两部史书的不同，其实也实指出这两个作史者各异的秉性趣味。如黄先生所言“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独尊儒术）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以后世眼光评论这两本史书，联系作者所为，我们不妨称司马迁为个性新人类，称班固为反个性的规矩人士。
公元前127年，司马迁随父亲从家乡夏阳迁居长安，由于司马谈的关系，他有机会受教于孔安国、董仲舒这些当世名儒，依照我们固有的认识，在汉武帝崇奉儒学的大环境下，只要司马迁用心学习，对各位任课老师尊敬有加，另外时不时地写上几篇文章歌颂一下伟大的君王和他英名的政策，不出意外，司马迁必然会被龙目所钟，成为皇帝身边的红人。他的人生也会展开一道与我们所见不一样的轨迹。但我们看到，他比没有那么做，除了尊敬老师，早睡晚起，偶尔做做身体运动外，对儒家所宣扬的那些理论，还是青年的司马迁似乎并没有太多兴趣。
他与当时富贵子弟的主流意识不同，当人家还在为仕途升迁而投主所好时，马革裹尸、英雄沙场是他的人生理想，张骞、霍去病是令他热血沸腾的偶像。城市的生活使他驿动的心感到疲倦，他希望自己能走出被城桓束缚的世界，去一览瑰丽壮美的江山。
都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成功的女人，对于司马迁来说，每个有理想的少年身后都有一个同样性情的父亲。司马谈一向倡导“有志理想，路在脚下”，也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着书写史，就以此为原则，如今他又想编撰一部规模空前的史书，只是年事已高，怕有些力不从心，儿子年少，除了让他出去多走走，广博见闻外，司马谈也有私心，就是让儿子接班写史书。
说司马迁“自由奔放”多少有些过，但如黄仁宇先生说的“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倒是清晰可见。老话说“三岁看到老”，司马迁的这一情趣秉性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当然，这已是后话。
20岁的司马迁带着多走路、多思考、多记录、多经历的目的，踏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旅途——“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他口袋里的钱粮足够他一路潇潇洒洒，但他终究不是纨绔子弟，如今常说，只有用心，才有花开结果时，于司马迁而言，他唯有带着感情去体验，这段旅程才有价值。他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当这个年轻人来到汨罗江畔时，他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高声朗诵屈原的诗，念完之后痛哭流涕。
这样一个人，放到现在都显得有些“闹腾”，司马迁有自知之明，说自己是“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黄仁宇先生认为“这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我们当然也能料想，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的班固，对司马迁不会有什么好感。抛开他的家庭环境，单就皇帝的所好来说——黄仁宇先生指出“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曾为大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帝刘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着书，就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班固显然活在主流社会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活”并非出于什么政治压迫，或是万般无奈的选择，而是主动靠拢。他的一生也经历过“男儿当自强”的火热年代。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着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也算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了一回。不过，这段故事于他而言不过是段插曲，洒脱一点来说，是抽身于繁忙的公务去戈壁荒漠度度假，散散心，他人生的重心始终不离“正经的学问”与“正道的生活”。
环境决定处境，思维决定视野。班固是个成功的读书人，也是个忠诚的体制维护者。故而，对利益富贵这类东西非常敏感。司马迁认为，妻子儿女没有衣服穿，逢年过节祭祀祖先没有好饭好菜，作为一家之主，是应该感到耻辱的，如果没有这种心情，那么连草木都不如。黄仁宇先生故而指出“在他看来，贫穷是做事失败的象征，除了特立独行的人可以例外，其他都应引以为耻”。显然，司马迁把自己看做是特立独行之人，但班固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游离在主流价值观之外，他旗帜鲜明的对司马迁举起了反旗，黄仁宇先生引班固《汉书》里的《司马迁传》指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说出上述的那番话，司马迁需要很大的勇气，更需要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的头脑。在大家都唱高调，鼓励精神愉悦的时候，他掀开人们内心的欲望，袒露人性的本质——富者人之情性。在他所处的时代，自然比谁都要个性。因为黄先生指出，这样的话“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作为一个史家，性格因素对史料选材的影响，至少在司马迁身上，显得格外明显。单拿项羽与刘邦来说，这二位应该都算是英雄，不过英雄也有大小之分，在特定的环境下，英雄有时还是流氓的代名词。刘邦彭城大败，慌不择路，为了不被敌人抓住，就把儿子刘盈、女儿刘乐推下车，好在有夏侯婴一片仁心，才保住他们的性命；刘太公被项羽所执，项羽威胁要把刘邦的父亲剁碎煮肉羹，刘邦笑着说“有幸请分我一杯。”刘邦这个英雄流氓将“不慈不孝”全都占全了。
依照儒家倡导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原则，开国领袖的这些糗事应该以某种高超的技法隐去，或者干脆不写，而且项羽论起来，乃“本朝第一号公敌”，后世有“尊刘贬曹”，生于大汉、长于大汉的司马迁，当然要以国家的名义对这个让自己的领导吃尽苦头的“反革命”一贬到底。但司马迁并没有这么做，他将《项羽本纪》排在《高祖本纪》的前面，将项羽以同情赞誉之笔法叙其可爱的面目，而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黄先生风趣地指出，这要是放在班固的时代，项羽就只能被称为“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班固对此心有领会，他总是能以主动的姿态贯彻自己和上司的主张。黄仁宇先生指出“他的《高后纪》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一事一字不提。”司马迁却是“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不过我们也不能就此论班固就是一个死板僵化之人，他多少也有些“异类”的色彩，比之他所写史书的“中正端直”，他别的文章却生动有趣，潇洒明朗，不带迂腐气，更没有“官方色彩”。只是两人虽分明有异，结局却都有些惨惨戚戚。一个被宫刑，一个蒙冤入狱而死。在这方面，两人算是殊途同路了。
“影子帝王”——霍光
政事一决于光。
——黄仁宇
公元前119年，21岁的有为青年、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奉旨出征匈奴，途经多年未曾履足的家乡河东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暂作歇马时，霍去病与亲生父亲霍仲孺相认，与此同时，同父异母弟霍光第一次出现在这位少年将军的面前。
相较于对父亲的感情，霍去病似乎更喜欢这个年仅10岁的弟弟，在行军打仗中也不时与诸将谈及自己与弟弟短暂相处时的愉悦心情。这种愉悦心情促使他在得胜还朝时，也将霍光带在了身边，见识了长安的繁华，朝拜了天子武帝，由此霍光从基层做起，先为郎官，后为侍中，兢兢业业，唯恐有失。
行事乖巧，遇事沉稳的人，就像沉静的花朵，令人感到发自内心的舒畅与欢喜。霍光就是这样一朵花，他赢得了朝廷上下几乎所有人的欢喜，包括汉武帝刘彻。因之这个男人的特殊身份，他对霍光的宠信更具有影响全局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刘彻对霍光的宠信来自于“爱屋及乌”的心理。霍去病少年成名，风头盖过一代名将，其舅卫青，前程武功皆不可限量，却不幸在24岁时，因病早逝，真是对不起父母给取得名字。
刘彻哀叹之余，很自然地将对霍去病的全部宠爱放置在了霍家的唯一骨血身上。冠军侯去世不久，刘彻就封霍光为奉车都尉，享受光禄大夫的待遇，随伴左右，直接负责皇帝的出行及其安全。与其说这是汉武帝对霍光的信任，不如说是对霍去病信任的延续。
然而，他人加恩，自己却不能不思量自己的位置。霍光和他的哥哥一样，也是个聪明人，他的聪明就在于，在宫闱森严，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宫廷之内，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出入禁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静详审。”
从积极的一面来说，这为霍光开阔视野，洞悉人情，锻炼自我品质，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有莫大的帮助，但另一方面，由于主要精力放在内廷之上，而没有像卫青、霍去病那样，渴饮匈奴血，饮马黄河边。武帝驾崩之后，宫廷一切的变故与翻转也与之有着解不开的关联，也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霍光终身未出塞，可是却成为朝政纠纷的中心。”这或许正是黄先生指出的“霍光也并没有成就无人敢于之争的权威”很重要的原因。
不过这是否是晚年遭受“巫蛊之祸”的汉武帝刻意让霍光成为“众矢之的”的安排，今人已不能做完全肯定的回答。实际上，如果说刘彻在选择金日磾、上官桀为顾命大臣，只是出于人事安排的“技术性”考虑，那么选择霍光，无疑是将其视为唯一能信任的人，刘彻驾崩前，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的图画赐予霍光，嘱托霍光像当年周公辅佐周成王一样辅佐刘弗陵便是明证。
其实，绝对的信任有时也并不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这会让人除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别无他途可以报恩。霍光也许不会这么想，但事实上，他已经陷入了这样一个怪圈。当日的情景，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暗地里却波涛汹涌。武帝穷兵黩武，国力已几近耗完，内斗也因武帝身后的利益再分配而隐现于宫闱之内。这个时候，最需要做的就是团结。
出于这种考虑，便有了黄仁宇先生所言的“以嫁和睦”之事。黄先生说道：“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磾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女二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上官安及霍光之女生女才六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
利益勾连，才可能有所牵制，而趋于一定限度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制衡体系，霍光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但这种人事关系上的相互“和睦”，却给昭帝刘弗陵带来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不仅是“政事一决于光”，更多的来自内心的恐惧。帝王在恐惧什么呢？
自古无出一理——功高盖主，取而代之。即便昭帝年少有为，淡淡的几句话就将上官桀设计诬告霍光谋反的事化解于无形，让满朝文武都一致认为这个14岁的小家伙“高祖、文、景俱不如也。”但怎么说汉昭帝毕竟年少，尤其作为帝王，出于本能，他不得不有所提防，也正由于朝政勾连错节，皆有霍光一人独裁，每次见到霍光，这位少年皇帝都只能“虚已敛容”，背后冒凉风也未可知。世论这为霍家的最终败亡埋下了伏笔，不是没有道理。
说霍光挟天子以令天下，当然有所不妥，然而单就霍光发号施令者这一身份来说，“影子帝王”的面貌事实上已经初现。从善意的方面来理解，武帝宠信备至，自己当然要事必躬亲，将先帝托付的这个天下照顾好，断不能出一丝差错，这是霍光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所要思索的。他想得多，也做得多，照《汉书》的说法，“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霍光越做得好，百官越是敬重，皇帝也越是倚重（虽然是否出于完全的主动，还是被迫接受，如今已无所知），加之随着外孙女的入驻后宫，霍光的身份也在朝廷重臣另加了一个“外戚”。公元前74年，21岁的汉昭帝不幸因病早死，此后，虽然霍光已不再直接立威于朝廷，而是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霍光的废立由这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出面做主。”但一为武帝顾命，一为昭帝肱骨，老臣多已身死，庙堂之上唯有他是老资格了。这个时候，他不当“大佬”，又有谁能说自己能扛起这个国家的重担？
人生轨迹的转变，很多时候其实是形势所逼。拿昌邑王刘贺一事来说，霍光先立其为帝，后又罢黜其位，似乎有点翻云覆雨，乾纲独揽的架势，俨然一个真正的君王，操纵着一切。如果说霍光要自立，恐怕没有人不会相信。
细察昌邑王一事，其实我们会发现，霍光无非是在做一个忠臣良子分内之事。刘贺即位27天内，就干了1127荒唐事，平均一天40件。废除这样的昏昧之君，与其说是在彰显作为“影子帝王”的权威，不如说其实霍光是在维护汉家的传统。其虽有帝王般的权力，但归根到底不过是汉家的看门人。这一点霍光是清楚的。黄先生认为：“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作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其所立的汉宣帝刘询立结发妻子许平君为后，而不立霍光的小女儿为后，当中还演绎出一段“寻故剑”的典故，霍光即便有帝王的权力，却也无法左右真龙天子的坚持。
这也正是所谓“影子帝王”，终究不过是影子罢了，遇到大晴天，也自会收敛其模样。这是游戏规则，即使位重如霍光也不能改变。这以后的事，诸如其妻背着他派人鸠杀许后，死后因事泄，子孙亲戚皆被皇帝削去权力，以至谋反而灭族，又如何是这位霍老二所能预料的。
一个书呆子的经济改革
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习气。
——黄仁宇
王莽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分两种，一种是读书为我所用，一种是读书为书所用。前者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将书本知识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局面；后者尽信书籍，奉行教条主义，一切以书本知识为依归，往好的方面说，是读书读到书眼里，往坏的方面说，就是书呆子。从日后托古改制，进行经济改革的那些措施来看，王莽显然属于后者。
如果王莽没有在公元9年1月15日篡朝夺位，我们倒可以讲这种书呆子的习气理解为某种可爱的性情，但是他偏偏做了“逆臣贼子”，而且还成功了，如此一来，他就不可爱了。可是一个书呆子如何又能故装好人，韬光养晦而不露痕迹？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射声校尉，在任上，王莽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39岁时，王莽辞去大司马之职，隐居乡野，此间儿子杀人，王莽逼其自杀，博得好名。
王莽以自己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又阴险毒辣的官场制胜手段最终赢得了一小撮知识分子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拥戴，然而书呆子会有如此精明狡诈吗？可能的解释，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王莽可能精神失常”，更进一步说，应该有些人格分裂。做个假好人对王莽来说或许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施政于天下，解决刻下最要紧的问题，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王莽就像幼稚园的小朋友。
西汉末年，土地兼并如同一出没有结尾的电视剧，愈演愈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失去土地，或成为“犀利哥”一样的乞丐流民，或沦为高收入者的私奴。如此一来，国家实际控制的人口大量减少，而这些人，黄先生指出“向来构成向帝国当兵纳税之基础者。”国家没有可征之兵，政府没有可征之税，前者威胁国家安全，后者影响财政收入，另则，富权阶层声色犬马，“骄而为邪”，贫困百姓因穷生奸。富人穷人都不做良民，社会治安急转直下，百姓没有安全感。
治标先治本，王莽认识到造成社会动乱的原因在于土地兼并，但他施行的办法却让人跌破眼镜。他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将土地收回国有重新分配。这看起来不错，听到上也令人动心，但王莽的土地国有却以井田制的方式推出。他所接受的教育让他知道，三代是制度最为完美，百姓最为富足，人心最为纯美的时代，武王、周公是人人追膜的圣人明主，既然自己做了皇帝，要开创新时代新事业，超过始皇、高祖，汉武，就必须学以三代而不改。放到特殊时期，王莽的这一理论颇有右倾的色彩。
井田制下，土地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对夫妇授田100亩，缴税额为10税1。商周施行井田制，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所决定，实际上到春秋末期，这一制度已名存实亡。王莽理想伟大，想要再创一个人人平等，人人有饭吃的世界，但他却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这就好像硬要穿着长袍马挂在车水马龙的现代社会溜达。
黄仁宇先生将王莽对土地制度的改革视作的一项农业政策，将“五均”、“六筦”视作商业政策，也就是国家垄断经济。王莽极为信奉《论语》中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而这一商业政策，他是根据思想顾问家刘歆所引《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五均”、“六筦”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对盐、铁、酒实行专卖，对名山大泽所出之物进行收税，垄断货币材料的采掘、冶炼和铸造，禁止一切私人铸币行为，并对各大城市的物价进行政府干预，并直接进行赊贷活动。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政策，王莽的政府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商人。
王莽将自己所领导的经济改革看成一项伟大的成就，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说“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看上去是为了百姓福祉，实际上是往自己的腰包塞钞票。比如他实行10税1的田赋后，政府的田赋收入一下子增加了2倍；政府在酒专卖这一项上纯利润就高达61176%，。
王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赚了一笔，但这并没有维系太长时间，实际上，除了首都及附近几座城市外，王莽的新政始终没有更大范围的施行。这也跟王莽的书呆子脾气有关。黄仁宇先生指出“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
王莽以为只要命令一下就往事大吉，对地方官员接到领袖命令后，是否能遵照执行从不关心，黄先生也指出，他的政策只是大而化之，在颁布之前不下基层，不做民意调查，故而他的改革多有华而不实的地方。黄先生认为，这是“他尽信中国古典”的缘故。
读书人喜欢大而化之，习惯于不求甚解，也就不专注于细节，“带有盲人摸象的成分。”个人化情绪尤为明显。货币改制便是如此。王莽的货币改制总共进行了5次。第1次始于公元7年，在西汉通行的五铢钱之外，政府又铸造了3种新币，一是大钱，二是契刀，三是金错刀。大钱每枚重十二铢，其重只相当于五铢钱的2．4倍，却当五铢钱50枚使用；契刀与金错刀更是离谱，前者当五铢钱500枚使用；后者当五铢钱5000枚使用。
一个国家同时有4种法定货币流通，百姓不知以谁为宗，币种混乱导致物价混乱，加之兑换不便，百姓还是选择五铢钱为硬通货，这就相当于现代人家里藏有黄金，不管你如何贬值，我都不会亏。大概是看到效果没有达到预期，王莽政府于公元l0年开始了第二次货币改制，这回改制他从《周礼》中得到了启发，认为“刘”(刘)字由“卯、金、刀”三字组成，为了表示“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自己建朝登位是遵从上天的旨意，于是废除契刀、错刀和五铢钱。除了大钱继续流通外，又铸造了重一铢的“小钱”，一铢“小钱”当1枚五铢钱使用。这就等于是1块日元当1块人民币使用，那么显然1块人民币的实际价值就被低估，导致贬值，物价上扬，百姓生活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我们说“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似乎是王莽的下意识动作，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逼到一个尴尬甚至可笑的地步，而他还不自知。第二次货币改制只进行了1年，王莽又开始了他的第三次改制。这回改制充分实践了他的下意识动作。这次的货币制度被称为“宝货制”“宝货制”使用5种货币材料，货币名称有6种，共28个品种。5种货币材料中有“贝”，大概是因古书上记载，圣人曾经以贝做过货币，身为先贤明君不二的接班人，他自觉也有责任恢复古制。
当今读者遇到此番情景，光是“5种”、“6种”、“26个”这样的数字，恐怕都会有目眩之感，更何况还有计算、兑换、使用，更是头疼要命，古人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而后两次改制不过是略加损益，没有根本创新。
黄仁宇先生告诉我们，体察王莽的所作所为，“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习气”。他虽然夜以继日的工作，但脱离不了读书人的“意气”，也就是只注重表面的和谐，如黄先生指出的“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做实际的措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
王莽企图在平地上盖高楼，实际却是在空中建别墅，没有根基，一碰就倒。我们不免哀叹：老兄你何必去做什么皇帝，做个学者，可能小命就保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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