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团对我很客气：“钱姑娘什么事？”我转眼不看犯人，免得自己控制不住。我问林家团这个人怎么了？死活不说？
刚才不是说他快招了吗？“阿妗让你来问吗？”林家团追问。我不明确回答。
林家团看出究竟，他笑笑，让我出去，这里不好看，女孩子受不了的。犯人的事不必我操心，无论什么情况，他会直接向他阿妗禀报。
犯人忽然叫唤起来。“让我见易太太。”他呻吟。
林家团大喝：“找死！”两个审讯队员一起大喊：“打！”
我掉头走出来，没有片刻拖延，立刻跑到后厅求见易太太。易太太很奇怪：“小钱姑娘什么事？”“他们快把他打死了！”
“谁打谁啊？”我说了审讯室里的犯人。易太太不以为然。
“这家伙不是恶棍就是小偷。”她断言，“好人什么不能说？”我说好人坏人都是人，人都只有一条命，打死就没有了。“不老实说，打死也活该。”我说不能这样。打死人不是共产主义。“你们那个主义还没到嘛。”
我情不自禁喊：“易太太，这里有鬼！”她吃了一惊。
我提到审讯室里那个人叫唤要见易太太，他怎么会知道易太太呢？林家团为什么不向易太太报告，一个劲让人往死里打？这里有问题。
易太太笑：“瞎说什么？我家外甥搞鬼？”她让我不要嫌弃她外甥，人家林家团对我可是很有意思，当初就是林家团一再鼓动她向游击队要我来，她想给我做的媒就是做给她这个外甥。“易太太先别说这个，那边人快死了！”“死就死了，急什么。”我不知怎么说通她，心里一急，眼泪就掉了下来。“易太太你不能这样！”
她看着我大笑：“果然爱哭。”她站起身打算走掉，我禁不住放声大哭。“哭什么！”她笑，“去看看。”她带着我去了前厅。
犯人只剩下一口气，易太太看了那团血肉，并不显得吃惊。“问出个啥？”她问林家团。
林家团看了我一眼：“还是不说。”我非常惊讶，我只离开几分钟，犯人已经像个死人。他们真是往死里打。易太太命令把犯人的魂弄回来。林家团从墙边水桶里舀一勺水，泼到犯人的脸上。
犯人醒了。用尽浑身力气说了句话：“我找易太太。”易太太问：“你是谁？”
他动着嘴唇，费尽力气说话。他自称陈平，来自台湾，有人交代他到黄狮坑找易太太，见了易太太才能说。
“这位就是易太太。”我说，“谁交代你找她？”那人姓吴，老吴。
我一听愣了，当即追问：“吴春河吗？”陈平看着我喘气，满眼疑问。
既然要到黄狮坑见易太太，为什么碰上自卫队就跑？他说跑的那个人他并不认识，是进山路上才碰上的。他向人家问路，那人领他走，遇到自卫队阻拦，那人拔腿逃跑，可能因为害怕。
林家团大喝：“假话！”
我不管林家团，当即转身对易太太说：“这可能是我们的人，情况要搞清楚，请易太太保证他安全。”
易太太问：“你担保？”我说我可以担保。我马上通知上级派人前来核实。林家团说：“钱姑娘不要上他的当！”
我不理他，只跟易太太说：“易太太，不能再像吴春河那次了。”一提姐夫，易太太不再犹豫，即喝道：“放他下来。”我让驻在黄狮坑的另一位姑娘立刻进山向上级报告，请易太太派两个人护送她。我自己留在庄园，守在陈平身边。陈平被抬出审讯室后昏迷不醒，易太太喊来一个土医生给他上药，我在一旁寸步不离。我感觉蹊跷：陈平身上带着支手枪，跟他一起进山的人跑了，两件事都不算太特别，为什么林家团要把他往死里打？我有疑问，只怕他们还不放过他，我守在这里他们做不了手脚。
半夜里陈平醒了。他说的情况让我大吃一惊。
原来他不仅带了一支手枪，还带了金条和大洋，都是他的祖产，带在身上以备急用。家人把财宝缝进一条腰带，让他扎在腰间，腰带被林家团搜身时搜走了。林家团向易太太报告时，没有半句提到腰带，他把陈平往死里打，显然不是为了从他嘴里问出什么，只为了把他打死。陈平一死，腰带里边的财物就是林家团的。
我追问老吴是谁？吴春河吗？陈平反问：“你是谁？”“我是游击队联络员。”我说，“吴春河是我姐夫。”他眼泪掉了下来：“命不该绝啊。”
他原本很疑惑，为什么他一提老吴，我就知道是吴春河？我告诉他其实我不知道，只因为吴春河失去音信，我们很着急，一直在找他，因此一听陈平从台湾来，由一位老吴介绍找易太太，不禁联想，试着一问，没想到对上了。
“他到底怎么样了？”我问。“我也不知道。”陈平说。
陈平讲了他们从台南撤离的情况。姐夫吴春河多年从事地下工作，经验非常丰富，一向小心谨慎，从来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少不了应急计划。从台南出发前，姐夫交代，此行如果顺利，到大陆后一起进山，如果出了意外，大家自行上山，通过黄狮坑易太太联络地下党游击队。易太太误抓过吴春河，知道吴先生怎么回事，对他介绍过来的人会认真帮助。上船时姐夫让陈平跟他分开，各乘一条渔船，以防一起遇险。渔船队在澎湖遭遇巡逻艇时分散躲避，巡逻艇舍弃其他船只，追赶吴春河所乘渔船，方位靠北。陈平听到北侧海上的炮声，看到火光在远处闪耀成一片，心知不好。
陈平那条船逃过了灾祸，次日靠岸于晋江围头，他在那里下了船，等候了两天，吴春河无影无踪，无声无息。陈平知道一定是出事了，否则吴春河不会不按约定会合上山。陈平按应急方案单独行动，辗转来到黄狮坑。回想这一次撤退，陈平非常懊悔，如果他们没在台南多停留，按照原先的撤离计划及早离开，可能就躲过了海上的意外灾祸，姐夫可能已经跟他一起安抵游击区了。
“为什么临时改变计划？”我问。“我跟老吴提起阿榕伯，老吴放不下，只怕从此错过。”“阿榕伯是谁？”
“老吴说很可能是他岳父。”
我一时傻了：“不会吧！”“我也说不会那么巧。”“他俩在一条船上？”
不是，吴春河、陈平和老人三人各乘一条渔船，老人坐的船殿后。那条渔船的船老大是金门人，如果逃过巡逻艇追击，很可能驶到金门避险躲风头。
我大张嘴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次日下午，三哥带着一小队人，还有游击队的医生匆匆赶到黄狮坑。他们询问了陈平的情况，给他作了检查包扎，拿棉被把他包起来，放上一辆牛车送进内山。三哥没有走，留在黄狮坑易太太的庄园里。
他夸奖：“亏得澳妹会流鼻水，这么聪明，陈平捡了条命。”我顾不得跟他开玩笑，迫不及待，把姐夫和“阿榕伯”的情况告诉他。三哥跟我的最初反应几乎一模一样：“不会吧？”“陈平乱说吗？”
三哥凝神静气，思忖许久。他不相信姐夫会出事，这么多年里，姐夫历过多少险？死过多少回？这次应当也一样。也许因为什么意外耽搁了，不要急，不要丧失希望。
“这个阿榕伯，我们阿爸呢？”我问。要是真像陈平所言，我们失踪多年的父亲又有了踪迹，如柯子炎所言“觉醒”
了，再一次死而复生现身于人间，可能就在金门，与我们近在咫尺。三哥问：“天下事有这么巧吗？”“不是说‘凡事皆有可能’？”
以三哥的感觉，凡事皆有可能，这事恐怕不那么简单。父亲真的还活着？姐夫在台南找到的人真是他？他坐的渔船真的没出事到了金门？这都有待证实。
我宁愿相信这些都是真的，因此我非常担心，要是特务知道父亲藏在金门，那可怎么办？柯子炎卖力追踪，声称要把父亲刻的印章拿大锤砸碎，冷酷“血手”于父亲似有私仇，恨恨不休，让他听到风声就坏了。
三哥说：“这个得防，任何人都不要说。”三哥也让我平心静气，不抱幻想，免得日后失望。姐夫从台南带回一个老人，如果没有丧生大海，老人有可能落到金门，事情就这样，不必联想太多。
“他不是别人，是阿爸！”三哥认为不一定。哪怕是又如何？我们的父亲早就似有若无，无论是死是活，销声匿迹这么多年，对家人来说早是不存在了，作为父亲倒是不要也罢。“三哥不能这样。”我生气，“为了阿姆也该去找他。”“没听阿姆骂他死鬼？”母亲谁不骂呢？我们这些孩子哪个没让她死骂？难道她真让我们去死？她骂父亲难道不一样？骂他也许是因为想他。父亲毕竟是父亲，没有他就不会有我们，有了他我们家才算完整。这么多年他受难无数，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他，不能没有他。
三哥说：“乖女要流鼻水了。”说服不了他，我心里一着急，眼泪真的掉了下来。他不当回事，问我哭什么？
回头他去刻一个木偶给我玩，我可以管它叫阿爸。门外突然传出报告声，敌工队里的战士跑来汇报：林家团跑了。林家团从陈平的腰带里搜出财宝，刑讯中把陈平往死里打，实属谋财害命。
但是他是易太太自己人，易太太把他臭骂一顿，却也没给他更大处罚。三哥他们一到，他做贼心虚，不辞而别，跑得不知去向。
三哥说：“迟早要找他算账。”三哥还有重要任务，当晚住在易太太的庄园里。第二天，一位地下党领导带着一队游击队员从山里赶到了黄狮坑，大家表情严肃，脸上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偷偷问三哥：“领导来干什么？”“帮你找阿爸。”我不高兴。三哥笑一笑，让我快活一点，好事。
那天下午游击队员整队出发，三哥叫我跟上队伍。我们到了山口，队员们在山口附近布岗警戒，领导则守在一棵大柏树下，拿望远镜张望远方。大约半小时后，前方山脚有了动静，一队人马闪出山道拐弯处，迅速向山上前进。太阳西垂，阳光照亮山间，山下那队人马穿越山谷，他们的钢盔、枪管在阳光下闪耀。
我大吃一惊：“这是谁？”“解放军。”
“他们到了！”“澳妹有一份功劳。”
解放福建的战役正在迅速展开，解放大军一支侦察小分队先行南下，穿插敌后进入我们游击区，今天进山与游击队会师。我护送的电台进山后发挥了作用，通过上级与解放军部队建立直接联络，为侦察小分队南下穿插提供了保障。
我们心情激动，在村头等了半个多钟头，解放军小分队到达山口，走在前边的是游击队派去的向导，以及部队的领导。队伍里的战士个个年轻精干，脸盘晒得黝黑，军装洗得发白，钢盔上挂着树枝树叶编成的伪装环，背着背包和枪支，在山道上快步行进，山谷里传响着持续不绝的脚步声，偶尔还有轻微的枪械撞击声。
我站在山坡上，看着部队潮水一样涌上山口，泪水忽然涌出了我的眼眶。不是哭，是欢笑，笑靥如花。我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阿姐的替身
我回到厦门家中，母亲看到我，脱口就骂：“死崽！回来做啥！”我笑：“阿姆咒我死？”
母亲再骂：“臭澳妹找死啊！”“好好活着嘛。”母亲把家门关紧，摸着胸口喘气。
要是在以前，母亲应当骂我离家不归，她会喊叫“死到哪里去了”，但是今天她不追究我离开，反骂我回家。母亲是口吐真言，此刻她既牵挂我，又不想在家里见到我，她猜得出我离家去干什么，我出现在家里，比我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更危险。
我告诉母亲没事，只管放心。外头兵荒马乱，我们采集队躲在山沟农村不敢动弹，我担心母亲，设法跑回了厦门。母亲不说话，她对自家澳妹了如指掌，这些话骗不了她。她拿手托住我的下巴，在我脸上左看右看，眼泪忽然掉了下来。
“快走。”她说，“我和亚明不要你管。”“阿姆赶我？”
她说厦门要打仗了，赶紧找地方躲起来。家里不安全，宪兵特务成天上门搜查。“不怕，我又没干啥。”我说。
她喝道：“骗谁！”我告诉母亲我会听话，找个地方把自己藏起来，但是我一定要回家让母亲看看，免得她为我着急。我会多加小心，母亲不必担心。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母亲大惊失色，当即抓住我的衣领，指着屋顶低声叫：“快上去！”我说：“阿姆别怕。”
她不由分说，推着我去搬梯子。我们家二楼屋顶下有一个半隔层，铺有楼板，离屋顶只有齐腰高，隔层里堆放着家中杂物，包括破摇篮和坏板凳。隔层没有楼梯，需要上去时把竹梯搬过来靠上去，不用时则把竹梯搬走。事出突然，我叫母亲别怕，自己心里却很紧张，这时只能听母亲的，我急忙搬梯子上隔层，母亲赶紧把梯子搬开。
敲门声再次传来。母亲跑到门边，喊了一句：“谁？”“阿婶，是我。”
虚惊一场，不是宪兵特务柯特派员，是颜俊杰。他穿着上校军服。进门第一句话，他问：“澳妹回来了？”母亲大吃一惊。
颜俊杰说：“我都知道。她要找我。”母亲让颜俊杰等着，自己去搬梯子，把我从隔层躲藏处唤了出来。颜俊杰没多说话，让我赶紧去换衣服。他给我带来一套女兵军服，大小正合身。“外头现在安全，我查过了。”他说，“我的车在巷子口。”我匆匆换了衣服，几分钟后跟着颜俊杰离开。母亲在门边垂泪，看着我们出门。颜俊杰说：“阿婶放心。有我，澳妹不会有事。”母亲只有眼泪，没有一言。我跟着颜俊杰到了要塞司令部，成了军官餐厅的一名女勤务兵。
从厦大生物学系学生、地下党员、游击队联络员到国民党女兵，短短时间，角色变换之突然，我自己都觉吃惊。
几天之前，游击队通讯员从内山赶到易太太庄园，通知我立刻进山去见领导，有重要任务。当晚我跟着他翻山越岭，到了机关驻地，见到了一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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