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文学概述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300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别具一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经过了将近400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第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100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锦、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杜甫《忆昔》诗描写说：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城市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代首都长安城，周围约有35.5公里，其规模之巨大，为当时世界所少见。全城人口共30多万户。南城商业区布满“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长安有5条大道通往全国各方。水路则“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除长安外，洛阳、扬州、广州、成都、凉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富庶。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陆路有北、中、南3条路通往中亚和印度。水路上，中国海船可以远航至红海、印尼、日本。当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和中国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而朝鲜、日本、印度、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

    隋唐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除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身，这就在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面前展开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儒、道经典都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佛教也得到武后、宪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学说也未受排斥，这对文人思想的活跃也是很有利的条件。作家的队伍扩大了，许多作家都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生活上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磨炼，他们对社会情况、人民生活都比魏晋六朝那些上层文人更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们充实而健旺。

    “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文人共同的风尚，在政治上，他们更往往高谈“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韩愈的辟佛老，俨然以天下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论》更在肯定君权前提下倡言“公天下”。这种思想活跃的状况，对文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有明显的好影响，道家蔑视礼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也焕发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传，除对王维等作家的思想有影响外，对变文及其他讲唱文体也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儒、道、释思想对文学也各有消极的影响。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

    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10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

    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

    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

    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虽然他们批判的标准、继承的目的和我们显然不同，但是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模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唐代的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做诗，太宗、玄宗的诗曾为某些文人所称赞。武后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王维死后，代宗曾关心他诗集的编纂工作；宣宗也曾写诗悼念白居易，这对倡导做诗风气，提高诗人声誉，是颇有作用的。我们知道，唐代非常重进士之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摭盲》）的谚语。在进士科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这种制度对一般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形式的掌握，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唐代人民群众爱好诗歌成为普遍风气。《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诗歌在唐代的确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品。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听歌妓唱诗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诗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事实，更可以想见著名诗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盛况。这种诗歌和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过去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对诗歌创作也是一种促进的力量。

    上面是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诗）所以繁荣的一般原因。但是，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特色。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400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到了隋炀帝继位，却穷奢极欲，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不数年便弄得经济凋敝，民怨沸腾，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义中灭亡了。

    隋朝前后只统治30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

    唐开国以后，唐太宗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了隋文帝行之有效的均田、租庸调、府兵、科举等一系列的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加强国家力量的措施，同时整顿吏治，改革政府机构，使社会很快走向安定和繁荣。从贞观到开元100多年中，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昌盛繁荣的顶点。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实力也日益加强。从太宗、高宗到玄宗时代，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东、北边境的威胁，并使广大的西域地区各国纷纷内附。在帝国四境先后设置了6个都护府，使边境长期保持巩固安定的局面，并以积极友善的种种政策措施，促进了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繁荣发展。

    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10载、13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14载（755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8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的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佺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

    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念故土思念家乡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

    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

    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祖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3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

    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侯宗乾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般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

    初盛唐文学主要是诗歌，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变文等通俗民间文学也有更大的发展，从民间诞生的词，也逐渐转入文人手中成为新的诗歌形式。

    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风，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古文运动的胜利，也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

    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晚唐骈文虽然继续流行，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继承韩、柳散文的传统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锋芒的讽刺小品，也显示了散文的艺术力量。

    唐代传奇小说，其源出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期的传奇，作品不多，并且还有六朝志怪的浓厚影响。到了中唐时期，作者增多，创作达到了极盛阶段。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志怪的色彩渐渐淡薄。文人对功名富贵的梦想，文人和妓女的爱情，成为新的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浓厚的市民生活情调。情节的委曲细腻，人物的生动鲜明，也大大超过了初盛唐时期。这是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

    由于唐代帝王提倡佛教，当时寺庙中讲唱佛经故事之风相当盛行，于是产生了变文。后来更产生了讲唱历史故事和时事的变文。这种讲唱文学，初盛唐已经存在，中晚唐更为盛行。除讲唱结合的变文外，还有只唱不讲的词文，以及只讲不唱的话本。这些通俗讲唱的文学，故事情节多想象夸张，语言多铺排渲染，艺术比较粗糙。但对后来的白话小说、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唐代民歌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形式短小，现实性很强，值得我们重视。

    在唐代城市繁荣，音乐发达，歌楼妓馆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歌曲的曲子词。现存敦煌曲子词，多数是中晚唐时代歌妓们传唱的民间词。内容相当广泛，有歌楼妓女的辛酸，也有征夫思妇的痛苦。中唐时代开始有文人词出现。到晚唐时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词，内容偏于艳情，成就不大，但艺术上有独创性，影响较深远。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下来，成为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当时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然也有战争，局势仍相当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创作成就有新的发展。后蜀在温庭筠直接影响下，出现了花间派词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南唐词人有冯延己和李璟、李煜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隋唐五代诗

    隋及初唐是诗歌史上的过渡时期。唐代诗歌达到全面繁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

    隋代诗歌，齐梁影响根深蒂固，但隋初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他们的一些较好的边塞诗，反映了征人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具有某种清新刚健气息，透露出一点新气象。形式格律亦有进一步的发展，像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已初具初唐七言歌行的规模。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已接近于唐代的七律。而无名氏的《送别诗》，其声调韵律，已是很成熟的七言绝句了。

    初唐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宫廷诗人如虞世南、上官仪、杨师道、李义府等，诗风淫靡浮艳。沈佺期、宋之问两人虽未摆脱齐梁影响，但他们完成了律诗形式的定型，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积极开拓诗歌的表现领域，从题材内容到格律形式都有新的探索，显露了新的独特风貌。继四杰之后，陈子昂以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扫荡齐梁余风。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所作《感遇诗》和边塞诗，内容丰富，刚健朴质，现实性很强，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开启了一代新风。

    盛唐诗歌发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风格流派众多，达到全面繁荣的高潮。除李白、杜甫外，出现了以写山水田园闲适生活为主的山水田园诗人和以写边塞征戍生活为主的边塞诗人。

    山水田园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语言清新洗练，意境深幽秀丽。但思想内容上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把边塞的奇丽景色与建功立业的英雄壮志结合在一起，气势雄伟，情调悲壮，具有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

    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蔑视权贵，追求自由，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绊毫不调和的叛逆态度。诗作想象奇妙，热烈奔放，色彩缤纷，飘逸不群，成为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诗圣”，关心人民的疾苦，关心祖国的命运，对人民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罪恶强烈憎恨。其诗作忧国忧民，沉郁顿挫，饱含爱国激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诗歌对以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唐大历前后，元结、顾况等人的诗，继承了杜甫同情人民、批判现实的精神，诗风质朴，词意深挚。刘长卿、韦应物主要以山水诗见称，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练，皆自成一家。当时影响较大的“大历十才子”，内容浮浅，实际成就较差。

    贞元、元和年间，诗坛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无稹、张籍、王建等倡导“新乐府运动”，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加以发展革新，以批判现实为主旨，写下大量政治讽喻诗。其他诗人如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在艺术上也有各自创造。其中韩孟一派努力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或气象阔大，或思力深刻，或奇崛险怪，或笔力峭拔；有的有散文倾向，有的流于艰涩怪诞，对宋诗影响很大。贾岛以“苦吟”著名，李贺则在语言形象上精思独造，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元白和韩孟两派诗人之外，柳宗元的山水诗意境深沉，情致委婉。刘禹锡的《竹枝词》富有民歌风味，开朗流畅，都有鲜明特色。

    晚唐五代诗感伤颓废的情调和藻饰繁缛的风气逐渐增浓。杜牧、李商隐的诗忧时悯乱，感叹身世，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他们的七律和七绝在艺术技巧上有独特贡献。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人的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的社会动乱和阶级矛盾。五代诗坛冷落，是唐诗的尾声。

    唐诗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古体诗的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的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无不齐备，这些形式，上承风骚，下启词曲，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流传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诗体。唐诗的成就空前绝后，成为以后各代诗的榜样。

    唐五代词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诗体。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文人词始于中唐，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的《渔歌子》，韦应物的《调笑令》，白居易、刘禹锡的《忆江南》等，是较早的作品。初期文人词题材较广泛，形式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

    词至晚唐，作者渐多，艺术上趋于成熟。以温庭筠影响最大。温词题材偏于闺情，内容娇娆柔弱，词句过于雕琢。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等。

    五代时赵崇祚编《花间集》，以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内容多闺情离愁，形式上追求藻饰。唯韦庄词语言清丽，稍有内容，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等。另有牛希济、李询的词，也给人以清新开朗的感受。

    五代时词家集中在南唐首都金陵，重要作家有冯延巳、李璟和李煜。冯延巳留词100多首，为唐五代同人存词最多者。多写闲情、春愁，语言清新流转，继承温庭筠婉约词风并有所发展，对宋代晏殊、欧阳修等人有很大影响。

    李璟遗词4首，具有浓厚的感伤情调。李煜原为南唐国君，初期词多写宫廷豪华生活，降宋后所写词大多为家国之恨，感慨极深。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艺术上以白描取胜，语言明净，意境优美，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言怀述志，抒写特定的生活感受，一改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词风，对词的创作积累了新经验，开拓了新境界，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唐代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指的是中唐时期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由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所谓“新乐府”，是指唐人用新题而作的乐府诗。从初唐诗人至杜甫、元稹、韦应物等人，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可算作乐府运动的先驱。作为运动，发生于唐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元和年间，在唐王朝正走向衰落，社会各方面矛盾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使唐王朝中兴。

    因此，在文艺领域，便有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后者首先由李绅、元稹写了《新题乐府》，互相唱和，后来白居易写了《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

    张籍、王建等人都写了大量体现革新方向的新题、古题乐府诗，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

    白居易、元稹分别在他们的书信、诗文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其要点是：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基本宗旨，主张诗文要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目的，强调诗文要服务于政治；以“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但伤民病痛”（白居易《伤唐衢》）为诗歌的内容，指出诗文要表现人民的生活。

    同时，他们阐发了诗歌的特性，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与元九书》），要求诗歌内容（“情”与“义”）和形式（“言”与“声”）统一，用“质而径”、“真而切”的言辞，“顺而肆”的体式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使诗歌具有巨大感染力，让人易于接受。

    他们的乐府诗作如《卖炭翁》（白居易）、《田家词》（元稹）、《野老歌》（张籍）、《水夫谣》（王建）等，比较广阔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面临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贫富悬殊、战祸频仍等尖锐问题，针砭现实，指斥时弊，以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倾向，平易通俗和直切明畅的艺术特色，实践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并展示了运动的实绩。

    由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对权势者的触犯，以白居易为首的诗人先后遭受贬斥，运动逐渐衰落下来。但是新乐府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诗歌创作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五代文

    隋唐五代是由骈体文向散体古文转变的时期。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最终摧毁了骈文的统治，完成了文体的革新。东汉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统治文坛达数百年之久。

    隋统一中国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广阔和复杂，骈文越来越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桎梏，随之产生了文体改革的要求。隋文帝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直实录”，李谔上书，主张复古。

    唐初王勃等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陈子昂大张复古的旗帜，虽意在诗的革新，也对文风的转变发生了作用。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提倡散体一反对骈文，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成为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先驱。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道合一，以文明道，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形式服从内容。

    韩愈提出文学语言应在继承古代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要求“文从字顺”，自然流畅。他的《原道》、《原毁》、《原性》、《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进学解》、《送穷文》等，内容复杂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

    柳宗元的寓言讽刺文和山水记是两类最富创造性的文章。如《三戒》等寓言，讽刺一些社会现象，概括某种普遍的生活真理，锋利简洁，发人深思。他的山水记如《永州八记》，在对自然美的描绘中渗透着自己的感受和情怀，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其传记散文往往借题发挥，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缜密谨严，条理井然，风格严峻沉郁，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等。

    韩愈的学生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及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也是古文好手。另有刘蜕、孙樵、杜牧等人的文章，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各擅其胜。

    除新起的散体文外，骈文在隋唐五代依然流行，但已向自由发挥、切近实用方面发展，出现了不少精美的骈文作品。如初唐四杰，盛唐张说、苏颋，中唐陆贽，晚唐李商隐，唐末五代罗隐、徐铉等人，都是骈文名家。

    辞赋这一文体在唐代亦有发展，柳宗元、刘蜕、杜牧等人均有佳作，如杜牧的《阿房宫赋》。

    唐代佛教盛行，在大量唐译佛经中，也有不少佛教文章具有文学特色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唐宋古文运动及影响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加显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所谓“古文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散文的骈俪化，原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骄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但在骈文鼎盛的当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便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裴子野的《雕虫论》，也反对骈俪文的“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苏绰仿《尚书》作《大浩》，成为无生气的拟古。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于开皇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李谔上书，同样主张复古（《隋书·李谔传》）。隋唐之际，王通更以排斥异端，复兴儒学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中说》，在论文时就非常强调“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

    唐初文风，沿南朝骈俪之习，王勃、杨炯等虽对当时文坛有所不满，但他们还是以骈文名重一时。陈子昂出来，又大张复古的旗帜。他的功绩，固然是在诗的革新方面，但对文风的转变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旧唐书·文苑传》）但唐玄宗开元时期，苏颋、张说号称“大手笔”，他们虽主张“崇雅黜浮”，而骈文的陈腐习气实际还是很重的。

    直到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复古的思潮才进一步高涨起来。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真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以为“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则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是“文章中兴”的开启者（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元结则从创作实践上，力变俳偶为散体，多记叙山木园亭和表现愤世嫉俗之作。独孤及强调“先道德而后文学”；特别推崇两汉文章，认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梁肃《毗陵集后序》）。梁肃文论思想受独孤及的影响，更提出“气能兼词”的论点（《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为根本的文学思想，更系统，唯不善为文，自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言虽近道，辞则不文”。

    总之，关于文章必须宗经、载道、取法三代两汉的思想，在韩柳之前已提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些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和韩柳一致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还未能彻底摆脱骈文家的积习，不能卓然有所树立、改变一代的文风。但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在文论上的主张，或创作中的努力，是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和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天宝以来，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就和安史之乱的现实有关。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贞元、元和时期，号称“太平”和“中兴”，实际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唐会要》卷47），不但和广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农夫士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唐书·李叔明传》），也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但是贞元时期20年苟安的太平，不仅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到了暂时的稳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统治区内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因而也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中兴”的希望。

    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贞元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从而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统一的封建帝国统治。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除军阀大地主外，它确是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的。韩愈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统一帝国的封建统治走向衰落和崩溃。他所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试图建立的理论体系的重要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韩愈着重提出并论述了与佛老尖锐对立的儒家之“道”，这个“道”，是历圣相传、有其悠久的传统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来“饰其辞而造其意”的骄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也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汉以前的散体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现实生活内容，而且它本来是载道的，因而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所以韩愈提倡古文总是和学习古道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显然韩愈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换句话说，要学古道就必须学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这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

    这里应该指出，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是和韩愈不尽相同的。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他的唯物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韩派古文家和柳宗元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是古文理论的精华。他们的文体改革是建立在散文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的。韩愈首先强调作家的修养。他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养。对于文学语言，韩愈重视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坚决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他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指出“推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樊绍述墓志铭》）。他还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而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还必须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

    韩派古文家李翱在《答朱载言》书里，透辟地发挥了韩愈反对因袭、主张独创的理论。他认为圣人的《六经》，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辞，“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他以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义是共同的原则，也就是道；而意则是各家表现义的具体思想。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创造的。他以为文章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尚异”、“好理”、“尚对”、“不尚对”、“爱难”、“爱易”等等标准，主要在是否“能极于工”。“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之文，一定是“文理义”“三者兼并”的。因此，文章之词也必须是独创的。韩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湜也同样主张从意到言的新创。他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富则出众，出众则奇矣。”但他实在已走到了极端，从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样提倡文以明道，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的颓靡文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他认为对社会生活作“褒贬”或“讽喻”是文章应有的功能（《杨评事文集后序》）；文学批评必须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那些用美丽的辞藻包藏着错误内容的作品，对读者的危害是更大的。他认为真正优美的作品，不仅应该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须有正确而充实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于写作态度、写作技巧等有关作家修养的问题，也都有精辟的论述。

    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韩愈、柳宗元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他们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推广了，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

    韩愈由于不顾流俗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在当时就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等，或为朋友，或为授业弟子。而孙樵则为再传弟子。他们或者趋尚艰涩，或者唯能平易，或者只求奇异，一般成绩不大。诗人张籍、元稹、白居易等在文章方面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韩愈和古文运动的影响。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学价值较高，则显然是在韩柳古文影响下的一个发展。

    中唐时代，传奇小说和古文并兴，二者是互为影响的。古文运动解放了文体，使着意好奇的传奇家，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因而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也给古文家以借鉴，因而也有利于古文运动的推广和成功。韩愈、沈亚之都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他们既提倡古文，也写作传奇小说。

    但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运动实际趋向衰落，骈文恢复了统治地位。原来古文运动，就形式说，是对骈文的革新运动。但是骈散文之间并无绝对严格的分界线。韩柳古文并未废除骈词俪句固不必说；在韩愈提倡古文，反对“俗下文字”的当时，裴度就持反对的意见，以为“文之异在气体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寄李翱书》），就是说，文章重在思想内容，不在骈散的形式。完全从形式着眼来反对骈文，意义是不大的。裴度还批评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同上），就是从韩愈古文的内容来批评的。古文运动当时所以发生广泛的影响，是和韩柳文内容的深广有密切的关系的。韩柳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不仅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无法挽回，而且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道统的宣传既无补于统治阶级的没落和崩溃，士大夫振作有为和希望，也渐趋破灭，后起的古文家乃不得不把古文引上狭小、琐细的道路，古文便成为少数隐者之流的抒写生活情趣的工具。这些古文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毕竟不够深广，不足以振奋人心，因而也就自然地不为人所注意了。这样，形式主义的骈文就轻易地恢复了统治地位。

    北宋初期，柳开、王离偁、姚铉、穆脩等，都标榜韩柳古文，反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到了中叶，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由于欧、曾、王、苏诸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功，从此韩柳古文遂成为新的传统。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以韩柳为首的唐宋古文新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个古文新传统，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被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语体散文所代替。

    古文运动提倡“道”和“道统”，维护封建统治，为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士所利用，这使古文即散文蒙上浓厚的封建说教的色彩，逐渐走上陈陈相因，腐朽僵化的道路。但是韩柳的创作实践，不仅是为了“传道”或“明道”，更重要的还是以古文鸣不平，反映一定的现实社会内容，这样就起了积极的影响。韩柳以后古文有了更广阔的园地，许多古文家用它来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也使之成为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唐代传奇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唐人小说之称为“传奇”，始自晚唐裴铏的《传奇》一书，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对于小说，历代正统文人总是采取鄙视态度的。《汉书·艺文志》固然摒之于九流之外，唐人也“每訾其卑下”。但是实际上，当时参加传奇小说创作的人，却有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家或诗人。李肇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下）这说明唐人传奇由于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新的成就，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看法了。

    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而唐代举子们的“温卷”，对传奇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由于名利关系，“温卷”的风气，到中晚唐尤为盛行，这和唐代传奇的发展情况也是一致的。此外，佛道教义、神怪传说的流行，对传奇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

    唐代小说的发达，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虽说“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但终与志怪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他文学体裁对它的影响。唐代传奇作家如王度、沈既济、陈鸿，都是史官。他们利用《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传统经验，使本来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体制更为阔大，波澜更加曲折，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这是很自然的。其次，唐代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通俗文学的盛行，对传奇的创作也很有影响。从《游仙窟》、《柳氏传》、《周秦行记》等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变文的散韵夹杂的文体；而《李娃传》更来源于民间的《一枝花话》。最后，唐代古文运动与诗歌的发展，也影响传奇的创作。这不仅表现为一些传奇作家如沈既济、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等和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作家有过联系；更重要的是，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既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传奇作家面向现实，而古文运动对文体的解放，又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再则唐传奇如《长恨歌传》、《莺莺传》、《无双传》等，都是小说与诗歌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互相协作，比如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了《长恨歌传》；元稹既是写《莺莺传》的小说作家，又是写《李娃行》的诗人。正是在各种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下，形成了唐代传奇以诗歌与散文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独特风格：既有美妙的意境，又有细致的刻画；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如实的描绘。因此无论就现实意义或美感价值来看，唐代传奇都超过了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优秀作品多出于中唐，原因也正在这里。

    唐代传奇的思想与艺术

    今存唐代传奇小说，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几十篇。这些作品大都收入宋初李昉等编集的《太平广记》里，其他如《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全唐文》等总集类书中也收集了一些。但明清以来，书商以此牟利，“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有许多作品被窜改淆乱。鲁迅为“发意匡正”“斥伪返本”，曾在编成《古小说钩沈》后，选录了《唐宋传奇集》。

    唐人传奇根据它的历史发展情况，可分3个时期：

    1、初盛唐时期这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的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还和六朝志怪小说相去不远，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逐渐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

    《古镜记》是现存唐传奇中最早的一篇。作者王度（585？~625？），太原祁人，是初唐诗人王绩之兄。这篇作品“犹有六朝志怪余风，而大增华艳”。故事内容是记述一面古镜降妖、伏兽、显灵、治病以及反映阴阳变化的诸种灵异。它虽在叙述中透露出一些社会动乱和民间疾苦的影子，但主要是宣扬迷信和天命无上的消极思想。作者按时间顺序，将古镜灵异的12段独立故事贯串成章，比起六朝志怪的零篇散录，在结构上有了进步。

    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的美妻被白猿劫走。欧阳纥率兵入山，掩杀白猿，而妻子已孕，生子如猿，聪悟绝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虽仍是搜奇猎异，却通过欧阳纥失妻后的悲愤和不避艰险，终于夺回妻子的描写，表现出了他对妻子的挚爱。与《古镜记》相比，它已开始着重描绘人物的活动，情节更为曲折，描写白猿所居环境的幽险也较形象，是一篇粗具规模的传奇作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胡应麟《四部正讹》都认为它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用小说影射真人，以达到人身攻击目的的恶习，很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

    《游仙窟》作者张鷟（660？~740？），字文成，高宗调露初进士，颇有文名。他的《游仙窟》久已失传，而唐时即流传于日本，近世始由人抄录带回中国。作品自叙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邂逅交接的故事。其中多通过书信投赠、诗语对答来表现男女调情，实际是轻薄文人纵酒狎妓生活的再现，色情成分极浓。但从作品已基本上脱离志怪而转向现实生活的描写来看，它在传奇发展过程中仍有一定的意义。张鷟在《朝野佥载》中还写了一些小故事，是较为健康的。如《隋文帝狮子骢》，通过狮子骢初到长安时的神骏和后来流落磨坊时的憔悴，寄寓了英雄末路的感慨，故事曲折动人，描绘栩栩如生，和魏晋志怪小说已有明显的不同。

    2、中唐时期这时期作品空前增多，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从内容上说，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如《枕中记》和《南柯太守传》。

    《枕中记》作者沈既济（750？~800？），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曾任左拾遗与史馆修撰等职，并撰《建中实录》。《枕中记》是受了刘义庆《幽明录》“焦湖庙祝”的启发，借以表现唐代官场的现实。作品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生平热烈追求的“出将入相”的生活。一旦惊醒，还不到蒸熟一顿黄粱饭的功夫。于是他大彻大悟，万念俱息。《南柯太守传》的作者李公佐（770？~850？），字颛蒙，陇西人，尝举进士，今存所作传奇4篇，而以《南柯太守传》成就为最高。作品除受“焦湖庙祝”的启示外，还受《搜神记》“卢汾梦入蚁穴”的影响。它写淳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廉能称职，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谢世；于是宠衰谗起，终被国王遣送出郭。淳于棼醒后惊异，寻踪发掘，始知所谓槐安、檀罗国者，原来都是蚁穴。从此他深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

    这两篇作品都曲折反映了一般封建士子热衷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社会官场的险恶和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丑态。但因作者受道家影响过深，对现实矛盾采取消极逃避的态度，作品的思想性也就不高。他们越是渲染卢生、淳于棼的飞黄腾达和身受排挤，也就愈发加强了作品所宣扬的“人生如梦”的主题。然而这两篇作品都能融合寓言与志怪的表现手法，具有讽刺文学的某些特色，在艺术上是有价值的。《南柯太守传》穿插颇多而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而脉络清晰。结尾尤为成功。鲁迅说：“篇末命仆发穴，以究根源，乃见蚁聚，悉符前梦，则假实证幻，余韵悠然，虽未尽于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中国小说史略》）李公佐还有一篇《古岳渎经》，写楚州刺史李汤于龟山水中见一怪物而不识，后作者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得《古岳渎经》第8卷，乃知其物为淮涡水神无支祁，禹治水至桐柏山，加以降伏，镇锁龟山足下，使淮水安流。这个神话反映人民战胜了水灾，创造了一个“神变奋迅”的神猿形象，它和《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是不无关系的。

    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传奇中成就最高。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并且经常运用写实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和环境气氛，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这些作品从男女双方的自身条件出发，以“郎才女貌”为理想的爱情标准，比之当时要求“门当户对”的婚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作品所虚构的美满结局，也反映了人们争取幸福婚姻的善良愿望。然而有的作者把高科及第当作解决矛盾的出路，则表现了他们庸俗的封建思想。

    《任氏传》和《柳毅传》都是具有神怪色彩的爱情小说，而充满人间社会的清新气息，是对六朝志怪传统的大革新。沈既济的《任氏传》写富公子韦崟的贫友郑生与狐女任氏相爱，韦崟惊羡任氏的美艳，欲施强暴，为任氏以大义所折服。任氏又为郑生划策，谋取厚利。后郑生远出就职，任氏预知此行不吉，拟不从行，为郑生强邀而去，途中果为猎犬所害。整个故事缠绵悱恻，委婉动听，既有现实生活基础，又富于浪漫主义精神。作品塑造了一个动人的狐女形象。她纤丽多情，聪明勇敢，因为对郑生无比忠贞，才能以一弱女子抗拒韦崟的无礼，揭发他“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的不义行为。然而作者让她用诱窃美女的办法来报答韦崟的恩义，未免有损这一形象的完美。作品写郑生两次遇见任氏和任氏抗拒韦崟强暴的情景，有许多精彩生动的细节描绘。任氏的形象实际是概括了教坊中妇女的性格特征。作者写她能够“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至死”，表明他是看到这些市井人物性格健康的一面。

    李朝威，陇西人，生平不详。他的《柳毅传》写落第书生柳毅途经径河，遇见洞庭龙女牧羊荒郊。龙女自述在径河夫家备受虐待，要求柳毅传书至洞庭。柳毅慨然允诺，入洞庭龙宫。洞庭君弟钱塘君闻讯大怒，凌空而去，诛杀径河道龙，救出龙女。后经许多曲折，龙女终于和柳毅结成美满婚姻。作品中的龙女是反抗夫权压迫、追求幸福爱情的妇女形象。父母包办的婚姻给了她无限的痛苦和折磨。但是经过她的坚决反抗，终于和柳毅结成夫妻。柳毅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书生。他的传书，纯系激于义愤，没有个人企图，因此当钱塘君酒后逼婚时，他竟毅然拒绝。他后来爱上龙女，也不单是爱色，而是感于龙女的深情。作者对火龙钱塘君的描绘，有声有色，在他出场前，就借洞庭君之口加以渲染；并通过洞庭君的软弱谨慎，陪衬出他那烈火般的刚强性格。他的对答简短干脆，与个性完全切合，所以着墨不多而形象鲜明。总之，《柳毅传》的人物描写相当成功，全篇荡漾着诗意的想象，浪漫色彩非常浓厚，情节也离奇曲折，富有戏剧性。它比较典型地运用了通过幻想反映现实的表现方法。《全唐文》编者以为“猥琐”而并删《柳毅》与《霍小玉》二传，则恰好说明了它们反封建的鲜明倾向和细节描绘的动人。

    蒋防，字子微，义兴人。所作《霍小玉传》写歌妓霍小玉和书生李益的爱情悲剧。李益在长安与霍小玉相恋，后来李益以书判拔萃，授郑县主簿，临行向小玉发誓偕老，归家后即变心易志，另娶贵姓女卢氏。小玉相思成疾，沉绵不起。侠士黄衫客激于义愤，挟持李益重入小玉家。小玉悲愤交集，痛责李益，气结而死。冤魂化作厉鬼，使李益夫妻不和，终身受到猜疑与嫉妒情绪的困扰。

    作者以最大的同情，把霍小玉塑造成一个温婉美丽，受尽封建社会压迫凌辱而不肯屈服的悲剧形象。她本是霍王婢女所生，霍王死后，以庶出被逐，沦落为娼。这种不幸的经历，使她深刻地认识到封建贵族家庭的冷酷无情，即使在李益最迷恋她的时候，也总是涕泪盈面，相信被弃的命运是必然的。然而现实比想象还更冷酷，连她那希望欢爱8年之后，即永遁空门的最低要求也终归破灭。她不甘心就此罢休，连年变卖服饰，嘱托亲友，到处探寻李益。她这种执著不移的痴情，不仅使读者更加同情她的遭遇，也越发反衬出李益的刻薄无情。但当她的希望一旦幻灭，缠绵的爱便立刻转为强烈的恨。作者这样描写了她和李益的最后会面：

    玉沉绵日久，转侧须人。忽闻生来。欻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送与生相见，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羸质娇姿，如不胜致；时复掩袂，返顾李生。感物伤人，坐皆欷歔。顷之，有酒肴数十盘，自外而来。……因遂陈设，相就而坐。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选举杯酒，酹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征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就这样，作者通过生动的性格冲突的描写，把故事引向了高潮。霍小玉在现实中失败了，然而在道义上胜利了。作者托名李益，创造了一个心理活动比较矛盾复杂的薄幸男子的形象。他最初爱上小玉，纯为“重色”，以后共同的生活，虽也在他心上引起过一点爱情，背约后感到过一些惭愧，但终于选择了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而做了负心人。正因为他既给霍小玉以希望，又亲手粉碎了它，这就给霍小玉带来更大的痛苦，他自己也终于成为道义上的罪人。作者运用烘托手法，联系霍小玉探访李益的情节，描写了一连串的陪衬人物。他们是社会舆论的化身，尽管身份不同，地位各异，都一致同情小玉，谴责李益。化鬼报仇的结局带有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但也表现出作者鲜明的爱憎。《霍小玉传》在反映唐代封建社会中妇女被侮辱、被损害的悲苦命运的同时，揭示了豪门士族和市井细民间的对立矛盾；并且能够联系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来描写爱情，刻画人物，通过性格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因此结构谨严，形象完美，富有典型意义。

    《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776~826），字知退，白居易之弟。作品写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故事。李娃是一个感情真挚的妇女形象。她最初虽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了某生；但当她看到某生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就痛自谴责，与鸨母斗争，挽救了某生。作者有意在某生沦落为乞丐与高第得官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境下，安排了李娃与荥阳公的出场，通过客观对比，表现了出身于两个不同阶级的人物的鲜明对立的精神面貌。在某生沦落时，荥阳公为了家族门第的尊严，不惜置亲子于死地；而李娃却在其最艰危的时刻挽救了他。某生富贵后，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了不妨碍某生的仕宦前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荥阳公却立刻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人们不难从这些场景中看到：一个被人贱视的妓女却有比较高尚的品格；而一个道貌岸然的“老爷”，其灵魂却虚伪狠毒到了可怕的地步。《李娃传》通过某生与李娃的结合，表现了一对社会地位贵贱不同的青年男女，经历千辛万苦，赢得爱情幸福的主题，具有强烈的反对门阀制度的意义。它好象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不是不能突破的。而妓女可以封为“汧国夫人”的设想，也相当大胆。但是荣华富贵的团圆结局，不仅表明作者的思想局限，也为后世的戏曲、小说提供了一种廉价的俗套。

    这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很有特色，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文笔清丽圆转，描写淋漓尽致。例如写某生被骗过程相当生动细密：李娃、假姨、信使，每一个人物都在这场诡谲的骗局中成功地扮演了规定的角色；无论是笑语常谈、托词谎语、行止进退……真真假假，都令人莫测高深。又如东西两肆争胜斗歌的场面和气氛，也刻画得有声有色、热闹非常。从而反映了唐代长安繁华复杂、充满陷阱的都市生活，大大加强了作品的生活气息。

    元稹的《莺莺传》写张生和崔莺莺一度相爱，终于负心背弃的故事。王性之根据元稹生平及其诗篇，指出张生形象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一定的可靠性。小说的女主角崔莺莺刻画得很成功。她出身名门，深受封建意识的熏陶，举止端庄，沉默寡言。因此，虽有强烈的爱情要求却不能不深藏在心底，以致有时采取了完全违反自己初衷的行动：她自己约了张生来，却又板起面孔，斥责他的“非礼之动”。这正表明她的封建意识和爱情要求间的深刻矛盾。但事后不久，莺莺忽然自动乘夜至张生住所私会。这种大胆突破封建礼教的行动，对如此一位大家闺秀来说，确实有一定的反抗性。然而，当她意识到张生将要抛弃她时，却无力起来斗争，只能自怨自艾，听凭命运摆布。莺莺性格中的这些弱点，是与她的贵族身份地位、教养熏陶分不开的。至于张生，只是一个玩弄女性而毫无羞愧的封建文人。他对莺莺始乱终弃，是封建制度下醉心功名富贵的士子的真实写照。作者对他的卑劣行径，非但不加指斥，而且从封建的道德规范出发，赞许他为“善补过者”。这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中严重的封建思想。从艺术上来说，作品后半篇以大量诗文来代替生动的叙述，也大大减弱了形象的感染力量。但因为《莺莺传》写的是“才子佳人”的恋爱，所以深受文人喜爱，宋以后有许多作品就是根据它演变而来的。其实，无论就思想或艺术来说，《莺莺传》都比不上《霍小玉传》和《李娃传》。

    描写爱情的传奇，还有陈玄祐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等，它们在思想和艺术上也各具不同的特色，但成就都不能跟上述各篇作品相比。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传奇小说在这一时期中成就并不很高。郭湜的《高力士传》、姚汝能的《安禄山事迹》、无名氏的《李林甫外传》等，大都写统治阶级人物故事，并杂以神怪。值得一提的有陈鸿的《长恨歌传》和《东城老父传》。前者系配合白居易《长恨歌》而作，故事情节大致相似。其中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后者前半部分叙斗鸡童贾昌得宠的经过，可以从中看到唐玄宗骄奢淫逸的生活实况。后面部分写向往开元的“太平盛事”，也流露出对腐败时政的不满。

    3、晚唐时期大批传奇专集的出现，表明晚唐文人对这种文学形式的进一步重视。作品有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牛肃《纪闻》、薛用弱《集异记》、袁郊《甘泽谣》、裴铏《传奇》、皇甫枚《三水小牍》等。这些专集中每有可喜之作，但总的来看，倾向于搜奇猎异、言神志怪，六朝遗风复炽，现实主义内容受到削弱。然而这一时期的传奇也表现了一些新的题材，描写剑侠的作品，便属此例。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斗争，往往蓄养刺客以牵制和威慑对方，而神仙方术之盛，又赋予这些剑侠以超现实的神秘主义色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找不到出路的人民，也希望有这样一些人来仗义锄奸。于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便应运而生。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充满矛盾。它们反映了人民要求改变处境的愿望，却强调了一条错误的个人斗争的道路；它们既表彰了剑侠英勇义烈的品质，又有意地宣扬他们为主效忠的动机……这正是统治阶级文人创作的弱点。杜光庭《虬髯客传》以杨素宠妓红拂大胆私奔李靖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隋末有志图王的虬髯客在“真命天子”李世民面前折服，出海自立的故事。其创作意图虽是在晚唐动乱不安的现实中宣扬李唐王朝的神圣，但确也刻画了这“风尘三侠”的风貌：虬髯客的豪爽俊伟，红拂的机智勇敢，李靖的风流倜傥，都跃然纸上，比身居统治地位而实为“尸居余气”的杨素有生气得多。袁郊的《红线传》和裴铏的《聂隐娘》，都充满知遇报恩的思想和带有神秘色彩的描绘。不过《红线传》写红线制止了田承嗣想吞灭薛嵩的阴谋企图后说：“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某一妇人，功亦不小”，表现了反对藩镇战争的思想；而《聂隐娘》除了从中可以看到藩镇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丑恶真相外，主题思想则一无可取。聂隐娘本人也不过是一个善于倒戈避害的军阀爪牙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侠士排难解纷的精神，也渗透到爱情传奇的领域中。裴铏的《昆仑奴》便是描写一位武艺高强的老奴，帮助少主窃取豪门姬妾，成全他们爱情的故事。而薛调的《无双传》中也出现过一个感恩知己的人间侠士。

    《无双传》是晚唐爱情传奇中最好的一篇。它在社会变乱动荡的背景上，突出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王仙客与刘无双——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赞扬那种不以贫富为转移的爱情的同时，作品揭发了军阀给人民正常生活带来的祸害。此外，皇甫枚的《步飞烟》、牛僧孺的《崔书生》、裴铏的《裴航》也都是描写爱情故事的较好的作品。牛肃的《吴保安》则写出一对患难朋友的深情厚谊，十分动人。

    晚唐时期还出现一些含有教训意义的神话小说。它们发展了志怪传统，采取寓言笔法，对某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作了意味深长的解释。牛僧孺的《郭元振》写郭元振斩除猪魔，拯救无辜少女的故事，含有劝人分清善恶的用意。李复言《李卫公靖》写李靖骑天马为龙母行雨，为了拯救旱灾，违命多降雨水，反而酿成水灾。这实际是在告诫人们：必须按照规矩办事，否则好心会带来恶果。裴铏《韦自东》写义烈之士韦自东被一道士聘去护丹抗妖。妖魔化作巨蛇、美女，都被他一一识破，结果却被一个变幻作“道士之师”的妖魔所欺骗，前功尽弃。作品提供了这样一条教训：要善于识破伪装，不能以貌取人。然而，这类作品既取材于释道神怪之说，便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迷信的影响。

    总之，晚唐传奇虽为数不少，但无论从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上看，都远逊中唐时期那些著名的作品。

    唐代传奇的地位和影响

    唐代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成熟。从此，小说正式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而且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传奇创作的作家，促进了小说在艺术上的丰富和提高。

    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复杂，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自己的基本主题。一些优秀的作品则往往兼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六朝志怪如《搜神记》中的“韩凭夫妇”、“紫玉韩重”，《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等表现反封建的爱情主题的作品，讴歌的对象是一般士子平民。而在唐传奇中，娼妓婢妾则第一次大批成为被赞颂的主角。霍小玉、李娃、红拂、步飞烟等生动的形象，连同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反抗思想：坚持爱情自由的理想，反对封建势力的压制……成为后来小说戏曲中反复歌颂的主题。不少优秀的民间文人和天才作家，从各自特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了不少创造、提高、改编的工作，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这种先进的思想。在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和“三言”中的杜十娘、花魁娘子等人的身上，我们固然可以看到霍小玉、李娃的影子；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不少作品则显然是唐代传奇的嫡系。他大量描写人神狐鬼间的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和题材手法上，都受到《任氏传》、《柳毅传》等的影响，而又超过了它们。戏曲里根据后传奇改编的如王实甫的《西厢记》、郑德辉的《倩女离魂》、汤显祖的《邯郸记》、洪升的《长生殿》等更不胜枚举。

    唐传奇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六朝志怪与轶事小说往往只是“丛残小语”，即以比较完整的“王嫱（《西京杂记》）”、“玉镜台”、“管宁割席（《世说新语》）”等而论，也都只截取某一个生活断片，来描写人物某一方面的特征。唐传奇则比较全面地采用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

    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这种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小说形式，是由唐传奇开始的。而传奇中大量出现的惊奇情节、大胆想象，以及生活细节的细致刻画，对后世戏曲小说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唐传奇还以简洁、准确、丰富、优美的语言，把古代散文的巨大表现力，发挥到了很高的地步。它的不少人物故事成为后世诗文中常用的典故是并非偶然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作者生活和思想的局限，唐传奇中并没有深刻反映民间疾苦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劳动人民的形象。这一点，既赶不上当代的诗歌，也不及后来的小说。

    变文

    变文是寺院僧侣向听众作通俗宣传的文体，一般是通过讲一段唱一段的形式来宣传佛经中的神变故事。正象佛经中神变故事的图画叫作变相，这种文体就叫变文。从魏晋到隋唐，佛教的流传愈广，僧侣通俗宣传的花样也愈多，有转读、唱导、俗讲等名称。它们既直接继承了佛经里以散文叙说以偈语宣赞的形式，同时也接受了我国民间流传的故事赋、叙事诗的影响，在诵说时运用大量的四言六言句子，而在吟唱时采用五言诗或七言诗的形式。唐时俗讲尤其流行。韩愈《华山女》诗形容它的盛况是“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赵磷《因话录》记晚唐俗讲僧文淑说：“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又说：“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后来在宋金说唱诸宫调里还一直保留了（文淑子）这支曲调，可想他对当时教坊歌曲及后来说唱文学的影响。

    和佛教俗讲流行的同时，民间艺人也采用变文的形式讲唱故事。唐王建《观蛮妓》诗：“欲说昭君敛翠蛾，清声委曲怨于歌。”又五代韦毅选《才调集》载有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诗》：“翠眉嚬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可见当时通俗说唱，不但有说有歌有表情，而且有画幅配合，正象佛教的变文也往往与变相图配合一样，它的目的在使“看官们”同时从图画里得到印证。

    从北宋以下，继承唐代通俗文学而发展起来的话本、词话、戏曲等文艺形式愈来愈完善、丰富，唐代流行的变文以及其他通俗文学作品逐渐丧失了现场演出的意义，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没有流传。现传的变文是清光绪25年（1899年）才从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但其中不少卷子已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盗走，现在保留在北京图书馆里的只是它的残余部分。

    一般所说的敦煌变文实际包括宣讲佛经的作品和其他通俗讲唱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后面还有五代和宋初人的题记。作品产生的时间既久，内容也相当复杂。宣讲佛经的主要有讲经文和变文两类。前者大都先引一小段经文，然后边讲边唱，加以敷演，如《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后者直接讲唱佛教故事，不引经文，如《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这些作品主要是佛教教义的宣传，充满了因果报应、地狱轮回、人生无常等思想，同时还夹杂“居家尽孝，奉国尽忠”（见《降魔变文》）及“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见《太子成道经）等封建道德观念。它们规模的巨大和幻想的丰富都在当时其他通俗文学之上。如《降魔变文》写佛弟子舍利弗与“外道”六师斗法。六师先后化出“顶侵天汉”的宝山，“莹角惊天”的水牛，“口吐烟云”的毒龙等，—一为舍利弗化出的金刚、狮子、鸟王等所破灭，其中有不少想象瑰奇的描绘。如下面的一段：

    六师既两度不如，神情渐加羞忄而，强将顽皮之面，众里化出水池。四岸七宝庄严，内有金沙布地。浮萍菱草，遍绿水而竞生；软柳芙蓉，匝灵沼而氛氲。舍利（弗）见池奇妙，亦不惊嗟。化出白象之王，身躯广阔，眼如日月，口有六牙。每牙吐七枝莲花，花上有七天女，手扌刍弦管，口奏弦歌，声雅妙而清新，姿逶迤而姝丽。象乃徐徐动步，直入池中，蹴踏东西，回旋南北。以鼻吸水，水便干枯，岸倒尘飞，变成旱地。于时六师失色，四众惊嗟，合国官僚齐声叹异处，若为：

    其池七宝而为岸，玛瑙珊瑚争灿烂。池中鱼跃尽衡冠，龟鳖鼋鼍竞谷窜。水里芙蓉光照灼，……

    后面这段七言唱词又把上面散文叙述的内容重复歌咏一番。这样讲一段，唱一段，直到故事结束。变文的基本形式就是如此。

    在宣讲佛经的变文里还有一种“押座文”，是在讲经以前念唱的诗篇，篇幅较短。“押座”即压座，含有安定四座听众情绪的意思。它的作用跟后来话本的“入话”和弹词的“开篇”有点相近。

    比之宣传佛经的作品，其他通俗说唱文学作品一般较有生活气息和现实意义。这类变文以讲唱历史故事的为最多。其中《伍子胥变文》讲唱楚平王夺子妻为妃，并杀害忠言相谏的伍奢和他的儿子子尚，他的小儿子子胥历尽艰苦为父兄报仇，是我国较早也较完整的说唱文学作品。作品除揭露了楚平王的淫乱残暴，突出了伍子胥的报仇决心外，还写浣纱女、渔父等不贪富贵，不避诛戮，帮助伍子胥逃亡，表现了人民反抗暴君、同情忠臣义士的思想感情，带有较多的民间传说色彩。这类变文里尚有少数讲唱民间传说或当时社会重大事件的。前者如写孟姜女哭倒长城的《孟姜女变文》，后者如写唐末沙州爱国将领张义潮等领导人民起义，赶走了吐蕃和回鹘守将的《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这些作品都已残缺，但仍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反抗暴政的精神。中间偶有片段动人的描写，如孟姜女在长城下和骷髅对话的一段，深刻地揭露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设想也较为奇特：

    ……更有数个髑髅，无人搬运，姜女悲啼，向前供（借）问：“如许髑髅，家居何郡？因取夫回，为君传信。君若有神，儿当接引。”

    髑髅既蒙问事意，已得传言达故里。魂灵答应杞梁妻：“我等并是名家子。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又如《张淮深变文》写唐朝使者到了沙州，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而“人物风华，一同内地”，感动得左右从人无不凄怆，则通过人物和环境的渲染，流露了人民的爱国思想。

    前面以散文叙说，后面以诗歌吟叹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早就出现的。《楚辞·渔父》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都是如此。但以一段散文、一段诗歌、边说边唱、交互进行的文学样式，那是到唐代变文流行以后才大量出现。宋元时期的词话、鼓子词、诸宫调等说唱文学以及杂剧、南戏等戏曲，基本上是继承这种样式继续发展的。虽然变文里的散文和诗歌部分内容不免重复，不知道根据它们的不同性能有所分工，语言也不够生动；这些都只有到后来说唱文学和戏曲作家的手里才得到圆满的解决。

    俗赋、话本和词文

    俗赋是收集在《敦煌变文体》中不属于变文的一类作品，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

    《韩朋赋》写韩朋夫妇为宋王迫害，终至双双殉情，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韩朋赋》的故事最早见于《搜神记》，全篇文字古朴，又多用古韵，可能是隋唐以前流传下来的。《晏子赋》写晏子使梁时，梁王因他短小丑陋，设辞讥笑，反为晏子所讽刺。《燕子赋》写黄雀强夺燕巢，燕子向凤凰控诉，被凤凰判罪。它们是上承魏晋南北朝的杂赋与俳谐文，如伪托宋玉的《讽赋》、曹植的《鹞雀赋》，及见于袁淑《俳谐文》的《鸡九锡文》等，下启后来的《大口赋》、《风魔赋》、《鸡鸭论》等通俗诙谐之作的。

    此外与俗赋体裁相似的尚有《孔子项托（橐）相问书》和《茶酒论》。前者写孔子出游，遇见小儿项托（橐），提出许多难题问他，他对答如流，最后反难倒了孔子。它同《列子·汤问》里记两小儿论太阳远近，使孔子不能回答，都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也较好的儿童故事作品。后者叙茶、酒各自夸耀，争论不决，最后由水出来调停。全文设为主客问答，又都用韵，实际是一篇俗赋。《茶酒论》前题“乡贡进士王敷撰”，后题“知术（行）院弟子阎海真自手写记”，可见当时有些通俗文学作品出自文人手笔，而且在行院里演唱的。

    话本小说在唐代就已出现，从敦煌发现的《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叶净能话》等作品、残缺的《唐太宗入冥记》都属于这一类。话本小说以散文叙说故事，很少或没有诗歌配合。《叶净能话》写道士叶净能的神奇故事，为道教宣传；但其中叶净能惩处抢占张令妻子的岳神和魔祟康太清女儿的妖狐，以及他带领唐明皇游月宫的描写，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幻想。故事曲折动人，语言也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俗赋的骈俪作风，可说是现传唐人话本里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最后是被称作词文的通俗叙事诗，如《季布骂阵词文》和失题的董永唱词。它们全用七言诗歌唱，而且一韵到底。《季布骂阵词文》叙季布在阵上骂退汉王，汉王灭楚后悬重赏搜捕季布，季布几次蒙难，终于凭仗机智，绝处逢生。全诗故事曲折，铺叙详赡，长达320韵，4400多字，可以看作是我国唐代以前最长的叙事诗。

    包括变文在内的唐代通俗文学，题材、体制既多种多样，艺术成就也互有高下。一些比较动人的作品大都富于幻想，带有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细致描绘。我们不仅从《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话》等宗教性故事里看到山神造寺、潭龙听经，以及月中水晶宫、娑罗树的神奇景象；即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也被涂上了种种神异的色彩，如韩擒虎死作阎罗、唐太宗生魂入冥。以及项托（橐）死后化为森森百尺的竹竿等。这些设想虽离奇不经，或带有宣扬宗教意味，但也曲折地传达了人民对某种理想境界的憧憬，对某些迫害人民的力量的憎恨。这在孟姜女、韩朋的故事里尤其明显。对人物外貌、动作及场面有许多夸张性的渲染，而缺少人物内心的刻画；有时故事情节虽比较简单，而结构仍相当宏伟，也是这类作品的艺术特征。它较多继承赋家铺张扬厉的作风，而缺乏后来小说家的传神之笔。如《伍子胥变文》写子胥逃亡的一段：

    悲歌未了，由（犹）怀慷慨，北背楚关，南登吴会。属逢天暗，云阴叆叇。失路徬徨，山林摧滞。怪鸟成群，群狼作队，禽号猩猩，兽名狒狒。忽示（尔）心惊，拔剑即行。匣中光出，遍野精明，中有日月，北斗七星，心雄惨烈，不怇千兵。

    这些整齐而有韵的铺叙文句是上承魏晋南北朝的赋体，又一直影响到宋元以来戏曲里的韵白和说唱里的赋赞的。从语言风格看，一些从隋唐以前流传的故事传说，文句都比较整饬，带有六朝骈俪余风，而语气不够流畅。中晚唐的作品如《叶净能话》及《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中的散文部分，就较多散行单句，明白流畅，接近口语。可以看出它们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杂赋、诽谐文和宋元话本小说、说唱文学之间起了桥梁的作用的。

    唐代通俗文学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时传奇小说以及《长恨歌》、《秦妇吟》等长篇叙事诗的创作，对后来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它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较多从人民利益出发的爱憎态度，以及富于想象、夸张的浪漫主义色彩，它表现了一般民间文学的共同特征。其次是在题材上为后人提供大量的历史传说和民间传说。这些故事传说有不少是从隋唐以前流传的，但大都经过当时民间艺人或文人的加工，在内容上有所丰富。最后是它成为宋元时期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话本、词话、弹词、戏曲等的前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文学样式是怎样在人民群众的长期哺育和民间艺人及文人的创造性劳动中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

    唐代民间歌谣

    从唐人的“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子词》〔望远行〕）、“人来人去唱歌行”（刘禹锡《竹枝》）等诗句看，当时在人民口头传唱的歌谣不少，而且影响了文人的创作；但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歧视，很少流传。就现存的唐代民间歌谣看，有不少是揭露统治集团的腐朽黑暗，表达人民对他们的憎恨与反抗的。如《王法曹歌》（见《朝野佥载》）：

    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沫。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它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贪赃枉法。“驴咬瓜”、“牛嚼沫”的比喻不仅神态逼真，而且表现了人民对他们的鄙视。又如《两京童谣》（见《广神异录》）：

    不怕上蓝单，唯愁答辩难；无钱求案典，生死任都官。

    安史之乱后，一些“投身于胡庭”的“朝士”，受到三司审问。歌谣里嘲笑了他们的下场。

    早在高宗永淳年间（682~683）就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

    新禾不入箱，新麦不登场。迨及八九月，狗吠空垣墙。

    ——《新唐书·五行志》

    根据历史记载，当时人民的颠沛流离虽和自然灾害有关，但从歌谣中直接表现出来的却是繁重的租赋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以及农村破产、人民逃亡的凄惨景象。它跟李绅《悯农》、聂夷中《伤四家》等诗的意境十分接近，可窥见唐代民间歌谣对新乐府诗人影响的一斑。此外如讽刺鸡坊小儿“富贵荣华代不如”的《神鸡童谣》（见《东城老父传》），讽刺杨家“君看女却为门楣”的《杨氏谣》（见《长恨歌传》），都在唐代极盛的玄宗朝出现，使人们看到这表面还维持着繁荣的唐帝国，核心里却正在霉烂。到了黄巢起义的前夕，就出现了“金色虾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的歌谣（见《新唐书·五行志》），直接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斗争。

    由于唐代国势的强盛，人民精神的振奋和边塞诗人出现的同时，在民间歌谣里也流传着歌颂爱国将领的作品。如《薛仁贵军中歌》（见《新唐书·薛仁贵传》）：

    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短短两句诗，把当时民族英雄薛仁贵和部下壮士在天山击退九姓突厥胜利归来时的豪情壮气渲染得这样动人，是以前此民歌中所少有的。

    此外，被收在《敦煌掇琐》里的长篇五言诗，很象是当时的通俗劝世文，封建迷信的色彩相当浓厚，但其中有些片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贫富的对立。如“富饶田舍儿”一段，写富饶田舍儿是“牛羊共城郭，满圈养牛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而贫穷田舍汉虽然和妻子辛勤劳动，但“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还要为官租私债发愁。又如“男女有亦好”一段：

    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儿在愁他役，又恐点着征。一则无租调，二则绝兵名。闭门无呼唤，耳里挃星星。

    写出了繁重的徭役、兵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可以与杜甫《兵车行》、白居易《新丰折臂翁》等诗相印证。又如“工匠莫学巧”一段：

    工匠莫学巧，巧即他人使。身是自来奴，妻亦官人婢。夫婿暂时无，曳将仍被耻。未作道与钱，作了擘眼你。

    写出了当时处在官奴婢地位的手工业者不仅本人受到剥削，连妻子也受尽了侮辱，那是唐代其他文学作品里所少见的。

    由于唐代诗风的盛行，下层妇女也多能写诗。宫人纩衣藏诗及红叶题诗就是当时的传说。前者相传是玄宗时宫人缝在给战士做的战袍中的。

    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著绵。今生已过也，愿结后生缘！

    后者相传是宣宗时宫人题在红叶上的。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这些诗虽不像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短小精悍，但也曲折表达了她们久居深宫的幽怨和对合理生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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