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概述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在开封东北40里）组织兵变，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将近20年间，宋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又先后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并了南方的几个独立王国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汉。中国人民经过唐末五代长期分裂的局面，到这时才在大部分地区取得了统一。北宋初期各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主要为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但客观上也使当时人民有比较安定的环境来从事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并有利于封建文化的继续发展。

    为了防止中晚唐以来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宋太祖在夺取后周政权后的第二年就采用赵普的建议，解除了禁兵统帅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此后北宋王朝除集中全国精兵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师的驻兵轮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防止士兵和将帅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又把京师的禁兵分给殿前都指挥使、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统领，使禁军将官的权力因而削弱。同时设置枢密使，掌调发国内军队之权。这样，“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北宋王朝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加以北宋历朝皇帝对武将的猜忌，在边疆有事时每派宦者监军，多方牵制；或自画阵图，遥授军机，使将帅不能因地制宜，随机应变。因此从宋太宗太平兴国4年（979）对辽的高梁河之役开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灭，在对辽、西夏和女真的历次战役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丧师失地结束的。这就使北宋比之我国历史上的其他统一王朝表现得特别软弱。在辽、西夏和女真的军事威胁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礼，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杆来。北宋文学就是在人才最盛的从庆历到元丰（1041~1085）期间，也没有象西汉赋家或盛唐诗人所表现的开阔恢弘的气象，归根到底是这种政治形势所决定的。

    由于军队的缺乏作战能力和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北宋王朝每年要向辽和西夏交纳几十万两匹的银绢，使国内人民，主要是农民阶级，在徭役、赋税的沉重负担之下，还兼受辽、夏贵族的剥削。北宋王朝认为辽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苏轼《富郑公神道碑》）。因此它不仅没有积极加强防御力量，取消或减轻岁币来缓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图以对外的一味妥协，集中力量，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北宋王朝在军事部署上一反历代统一王朝的做法，采取“守内虚外”的政策，在边境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国内重要地区，专力防范农民的反抗。为了防止农民的迫于饥寒，铤而走险，北宋王朝每当荒年还大量招募饥民来当兵，从而使军队的数额不断扩大，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加深了农民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在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顺就在蜀中起义。到宋仁宗即位以后，先后爆发了王伦、王则等的起义，北宋对西夏的战争又接连失败，促使一部分正视现实的文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厚农桑、减徭役、明黜陟、抑侥幸等改良政治的主张，企图以此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他们的政治主张遭到吕夷筒、夏竦等保守派的反对，形成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就是庆历党争。到了宋神宗即位，又由于“冗兵”、“冗官”和“冗费”的巨大开支，农民负担过重，而品官形势户、大地主和大商人却乘机兼并，大发横财，阶级矛盾又趋激化，新党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就在这时产生。他的青苗、方田、均输、市易等措施，又遭到司马光、苏轼等旧党的反对，从而形成长期的新旧党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就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比之武人，北宋王朝对文人的待遇就优厚得多。宋朝文官有优厚的俸给，在离职时也还可以领宫观使的名义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这样。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其实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长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担任。这对于提高当时文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效忠于北宋王朝，收到了效果。然而在北宋庞大官僚机构里的各种文官，他们的力量也往往互相抵消。北宋王朝为了防止宰相的专权，在宰相之下又设参知政事，并以枢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军事大权和财政大权。在中书、枢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谏，在州郡长官之外又设通判，使彼此互相牵制。这就使当时的官僚机构越来越臃肿难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时彼此争论不休，却很难制定有效的对策。“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这是后人对于他们的尖锐讽刺。

    北宋王朝在培养和选拔文士方面继承了前代学校、科举的制度，在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培养一般官僚的候补人才，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培养专门人才的学校。到宋仁宗时更明令全国州县都建立学校，设置学官教授，并有一连串考试提升的办法。由于官办学校还不能满足士子学习文化的要求，民间私立的书院逐渐增多。当时最有名的庐山白鹿洞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南京应天府书院、潭州岳麓书院，被称为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在宋太宗时学生达到数千人，应天府书院在宋真宗时修建了150间校舍，它们的规模比官办学校还要大。

    北宋王朝为了要从地主阶级的各阶层选拔效忠于他们的官僚，还进一步发展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唐代应举的进士往往向王公贵人投献诗文，希望他们替自己宣扬，有些士子由于有王公贵人推荐，往往不待阅卷就内定了，而真正有才学有品格的文人有时反没有被网罗。唐代最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进士出身的。宋代科举开始采取弥封、誊录等制度，主考和阅卷官都集中贡院评卷，不得和外人接触；一次录取的进士常达三四百人，比唐代超过10倍以上。这就使中小地主阶级的士子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政权。宋太祖曾说：“昔者科举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殿试，尽革其弊矣”（见《宋史·选举志一》）。这话虽不能尽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势家大族对中央政权的垄断。此外宋代对科举录取的进士，还由皇帝赐诗、赐袍笏、赐宴、赐驺从游街等来加以奖励。“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尹洙曾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10万，恢复幽蓟，还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见《儒林公议》）。宋代的科举制度，以及配合这一制度的种种措施，有效地吸引当时士子走向读书应举的道路，巩固了北宋王朝的统治，也促进了当时封建文化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经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于无用之地；而少数贫寒的士子，“一举成名，六亲不认”，更成为宋元时期小说戏曲中鞭挞的对象。

    宋初科举承唐五代余风，偏重诗赋，到仁宗以后，就更重策论。宋郊在庆历4年（1044年）上奏：“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政治矣。”就说明这样的考试内容可以选拔有政治头脑的人才。文人执掌政权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和当时科举制度密切相关。同时科举考试的偏重策论，更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风。苏轼《拟进士廷试策表》说：“昔祖宗朝崇尚词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乎熄。”宋文长于议论，就是诗歌也表现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又同这种考试内容密切相关。

    我国在中晚唐时期已开始雕印佛经，唐末五代，民间已有雕板印书的，后唐长兴（930~933）年间还刻过九经；但一般学者读的书都还是手抄本。到北宋庆历以后，民间刻书业才更普遍，各种刻本书籍才更大量流行，而活字印刷术也同时发明了。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这就大大扩大了学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当时从中央的三馆、秘阁，以及州学、县学、民间书院，都藏有上千上万卷的书籍。私家藏书如宋敏求、叶梦得、晁公武等都达数万卷，而且喜欢借给人看。宋代学者所掌握的历史文化知识一般比前代学者丰富，私家著述远远超过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几十卷、上百卷的大部头著作。这不仅决定于印刷事业的发达，同时是当时封建文化全面高涨的表现。

    在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国内局部地区，如吴越及南唐，由于战争较少，人民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较轻，农业生产仍有所发展。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农民得到比较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劳动，全国农业生产恢复较快；朝廷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的措施，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北宋时期封建经济的特点是地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建立在主户与客户的契约关系上。在契约规定的租额以外，客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较之实行均田制的唐代农民有所减弱。客户在购买到少量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这些改变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兴趣。加以农具的有所改良，“不择地而生”的占城稻种的推广，不但使当时国内荒地大量开辟，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所提高。“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王安石《后元丰行》），“春畴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苏轼《南园》），这些诗歌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大片耕地的垦辟和农民的精耕细作。

    农村耕地的扩大和农作物单位产量的提高，使全国农村中可以有更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从事文化活动，这就为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唐代开元年间，经过将近百年的休养生息，人才称盛，每年到京师应举的士子超过千人。宋代从开国到嘉祐（1056~1063年），也将近100年，待试京师的士子每年有六七千人（见《宋史·选举志一》），比唐代超过了好几倍。苏轼在应举时的《谢范舍人启》说，蜀中在宋初数十年间，人民救死扶伤不暇，学校衰息，到天圣（1023~1032年）以后，“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虽未免过夸，却多少说明了随着封建经济发展而来的封建文化的高涨。北宋文学主要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力量互相抵消，国家积弱不振，农民负担奇重，而封建文化却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而得到进一步高涨的时代背景里缓慢地发展的。

    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将功臣，要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后来对西蜀和南方诸国的降王降将也都赐第封官，赏赐优厚，同时集中诸国旧臣在馆阁里编书，厚其俸禄，使他们为王朝粉饰太平。当时宫廷里每有庆赏、宴会，皇帝常和侍从大臣唱和诗歌，而贵族官僚家里也常有文酒之会，佐以妓乐。正是在统治阶级这种风气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学基本继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风，片面追求声律的谐协和词采的华美。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诗文，晏殊、张先等的词，就是在这种文学风气之下产生的。

    北宋王朝以优赐功臣宿将、降王降臣来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组织来巩固王朝的统治，同时就不能不增加它对农民的剥削。当时农民除向官庄、地主交租外，还受豪门大户高利贷的重重剥削，往往“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宋史·食货志上》转录司马光疏中语）。因此王禹偁在太宗时上的《端拱箴》就指斥了宫廷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膏血上面；而当太宗在元宵张灯设宴，夸耀国家的太平繁盛时，吕蒙正就指出“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的事实（见《宋史·吕蒙正传》）。这些从中下层地主阶级出身通过科举参加政权的文人，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在文艺上的表现必然和那些一味为北宋王朝粉饰太平的御用文人有别。正是这样，在北宋初期的柳开、王禹偁等作家已有意继承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的传统，企图纠正晚唐五代以来文艺上的颓风。

    到仁宗庆历时期，一方面由于北宋王朝将近百年的统治，为封建文化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外危机的加深，促起文人对于现实的关心，诗文革新运动就在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领导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为北宋文学的主流。此后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诗文的造诣各有不同，却都是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辉煌的成就的。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说：“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唐衰兵乱，又百余年而圣宋兴，天下一定，晏然无事，又几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文学的繁荣虽归根到底决定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它们相互之间的步调却往往不平衡，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就表现了这种现象。

    北宋欧苏等大家是韩柳古文运动的最好继承者。韩柳的大部分著作文从字顺，成为后来文人学习的典范；但他们本身也还没有完全摆脱汉魏以来辞赋家的习气，部分篇章过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炼，甚至近于生涩。欧阳修主持礼部试时曾打击了文坛上追求险怪的作风，王安石、苏轼更批判了“力去陈言夸末俗”和“以艰深文其浅陋”的辞章家习气。他们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晓畅明白，平易近人。这就引导当时的散文创作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其影响远及明清的许多古文家。

    宋诗从王禹偁起就注意向杜甫、白居易学习，努力把诗歌引向现实主义的道路发展。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时，诗歌上也接受了韩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响，在内容上要求以诗歌“叙人情，状物态”，反对西昆诗人的无病呻吟；艺术上要求以清丽平淡的风格纠正西昆诗人的浮艳作风，这才开始表现了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经过王安石、苏轼到黄庭坚，他们从各自的生活道路出发，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学习，通过诗歌抒发个人的生活感受，表现个人的政治态度、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诗歌风格，和欧阳修合称北宋四大家。由于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脱离人民群众，长期的书房生活，使他们习惯于以学问相高，以议论相尚，而不大注意于从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构成鲜明的诗歌意境来激动读者。这种作风在欧、王、苏三家中已有所表现。到了黄庭坚、陈师道，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使诗歌脱离现实的倾向愈来愈严重。

    金兵的南下，两河的沦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这些在靖康、建炎之间（1126~113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使当时政治形势起了剧烈的变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暂时缓和了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战之争代替了从北宋中叶以来长期的新旧党争。当时黄河南北人民纷纷组织忠义民军反抗女真贵族的残暴统治，南宋军事形势在岳飞、韩世忠等爱国将领的艰苦奋战之下也渐有起色，这些现象一度给人们带来了“中兴”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赵构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贵族的战争威胁吓破了胆，更害怕爱国军民力量的强大会动摇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训，发愤图强，反而变本加厉，一面杀害主张抗战最坚决的岳飞，一面向女真贵族割地称臣，并每年交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以换取他们苟安东南的局面。这种残酷的现实首先在诗歌创作中得到反映。当时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陈与义、曾几已经在诗里表现了伤时念乱的心情，到陆游更继承从屈原到杜甫的爱国主义传统，集中反映了广大人民抗敌御侮的要求，并在更大程度上纠正了江西诗派脱离现实的倾向。同时的杨万里、范成大，出入于北宋和中晚唐诸名家，各以其丰富的诗篇描绘祖国的江山风物，使宋代诗歌在苏黄诸家之后重新出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此后宋金对峙渐趋稳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文学上爱国主义的呼声渐趋微弱，代之而起的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更多地表现了对现实的消极态度。直到南宋亡国前后，领导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经历亡国惨痛的作家如谢翱、汪元量等，才重新写出了一些激动人心的爱国主义诗篇。

    不论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带有更多的封建说教意味，这是和宋人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分不开的。从中唐到北宋，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赖关系有所减弱；农村土地的兼并又加深了农民与地主之间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阶级矛盾。为了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仅需要在政治经济上采取种种措施，同时需要在思想意识上建立他们的理论体系，而最有效的办法则是利用儒家的传统学说，给予新的解释，以适应当时统治阶级的要求。宋儒的道统观念和理学思想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北宋初期的理学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长期纷乱，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以巩固国家的统治和稳定封建社会的秩序，还有它一定的积极意义。他们在文学上主张明道致用，反对浮华纤巧，也有助于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后来的理学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们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强调“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们就鄙视许多为人们所喜见乐闻的文艺作品，把诗文作家看作俳优，认为对文艺的爱好是“玩物丧志”，而片面要求作家为封建教条作宣传。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之下，使两宋不少诗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头巾气”与“学究气”，削弱了一般文艺作品所应有的明朗性和生动性。

    与诗相比较，词的发展情况有所不同。这一方面是由于词从晚唐五代以来已经形成了绮靡婉约的作风，人们习惯于用它来写艳情。它从民间到文人手里也还不算太久，没有像诗那样的得到他们重视。在诗里，他们好象总要显得正经一点才成样子，而在词里却不妨放肆一点，随便一点。这样，他们在词里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有时却显得坦率一点，也真挚一点。另一方面是由于晚唐五代词人写来写去不出于一点男女的离情别绪，却正好为宋人留下更加宽广的余地来驰骋他们的才情和笔力；不比古近体诗，在唐人已经占领了各方面的主要阵地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之后，宋人就较难同他们争雄竞胜。因此宋词作家的数量虽不能同诗家相比，作品的内容也不见得比宋诗更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特色和独创性。前人以词为宋代的代表文学，我们还不能同意，但从一代文艺作品应具有自己独特的时代风格看，它还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发展。然而由于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涨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欧阳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怀，气象已自不同。到苏轼更矫首高歌，时见奇怀逸气，在婉约词家之外别立豪放一宗，开南宋张孝祥、辛弃疾等爱国词家的先河。尤其是辛弃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气昂扬，激励人心，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两宋词家的最高水平。

    苏词在北宋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他门下的秦观和同时的贺铸主要还是继承五代词家和柳永的词风发展。柳永多作慢词，多从都市生活汲取素材，在当时市民阶层中传唱最盛，但主要还在表现男女的离情别绪和悲叹个人的沦落江湖，格调还是不高的。到北宋后期，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更以典雅工丽之词为这没落王朝点缀升平，把宋词引向了脱离现实的道路。南宋中叶以后的词家如姜夔、吴文英、王沂孙、张炎等，虽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继承周邦彦的词风继续发展的。

    由于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涨，妇女知书能文的渐多，词的传统风格又有利于抒写“闺情”，因此宋代还出现了一些女词人。生在南渡前后的李清照，既在词里描写她深闺孤独无依的生活，同时还抒发她南渡以后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两宋词家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经济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的长安、洛阳，住宅区的坊巷和市区分开，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市区交易也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汴京（今河南开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当时洛阳、扬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况也相类似。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和娱乐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现了一些群众游艺场性质的“瓦肆”或“瓦子”，经常演出说话、说唱、杂剧、院本等艺术，使两宋时期的话本小说、说唱诸宫调和戏曲，继承唐代通俗文学的发展，取得更重要的成就。

    由于这些作品的对象是占市民阶层中最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阶层之中，熟悉许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这就在他们的作品中较多地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反对封建压迫的斗争。决定于作品内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节愈见曲折，对人物声音笑貌的描绘更加细致，语言也愈来愈接近口语。这是从《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以及《宣和遗事》里有关晁盖、吴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绘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当时中国国内除北宋外，还有由契丹族在东北地区建立的辽，由党项族在甘肃、宁夏地区建立的西夏。辽、夏在和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在国内建立学校，培养人才。夏人虽有自己的文字，在与宋人交往时却用汉文。辽君臣有不少还能用汉文写诗。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更继承了北宋的文学成就而有所发展。当时北方中国人民反抗女真贵族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出于人民斗争的需要，民间流行的院本和说唱诸宫调发展得较好，为后来元人杂剧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金人院本都已失传，但从《辍耕录》所载院本名目看，其中如“禾下（农民）家门”、“大夫（医生）家门”、“先生（道士）家门”、“卒子（兵士）家门”、“邦老（强盗）家门”、“都子（乞丐）家门”、“秀才（士子）家门”等，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和生活，且已有莺莺、柳毅、裴少俊等的故事戏。至于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对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影响就更显著了。

    金国从建立初期到中叶的数十年间，遗留下来的诗文大多数是一些文学侍从之臣的作品，虽文词组织工丽，而内容很少可取。直到金王朝覆灭的前夕，诗文创作倾向才有比较明显的改变，忧时伤乱成为许多作家共同的主题。“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乱飞如箭镞”（《过晋阳故城书事》），通过当时金源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国家民族的灾难，还写出了人民和妥协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坚决斗争精神。

    宋代诗

    宋代诗歌是继唐诗之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又一个重要阶段。仅据《宋诗纪事》和《宋诗纪事补遗》所载，作家已达6800多人。诗歌总数也超出《全唐诗》好几倍。产生了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一批优秀的诗人。流传至今的，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虽然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唐诗高度发展达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宋诗却能另辟蹊径，形成自己的特色，唱出宋调以区别唐音。它的成就，它的特色，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宋代特定的社会条件，宋诗形成了“取材广，命意新”、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爱国诗多、爱情诗少等特点。

    在宋诗中，虽然没有唐诗那种恢弘的景象，阔大的气魄，乐观自豪的调子，但面临山河沦陷、民族危亡、抗战复国的呼号日益高涨，这是宋诗的主调。反映民族斗争，表现爱国思想，宋诗触及的方面广、程度深，而且诗人多以战斗者的姿态出现，这又是唐诗所不及的。同时，在反映民生疾苦，表现农民的思想和生活，揭露社会黑暗等方面，宋诗也比以前的诗歌更加扩展和深入。甚至写到农村生活和风俗的各个方面，包括车水插秧、辗米磨面、蔬菜瓜果等。

    由于宋代诗人不少是朝廷大臣，所以宋诗对当时的内政、外交、军事、宗教、哲学、文艺乃至探讨经术、考订文物、鉴赏书画都有反映。宋诗的命意新，在认识上讲究思深义高，能够给读者以启迪。宋人爱作翻案文章，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翻进一层。在写法上讲究刻抉入理，细致精密。唐人写诗重气象，宋人写诗重格局，重气骨，要写出妙理，使诗歌富于理趣。在遣词造句方面，避免因袭，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精深。

    以上这一切，又给宋诗带来了枯、腐、切、尽、议论太多等弊病。

    宋诗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4个时期：

    1、北宋初期（960~1022年）。这是由晚唐诗风向宋诗过渡的时期。总的来讲，是西昆体统治诗坛。王禹偁在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有所创新。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致力于诗风的改革，以诗文革新的理论和丰富的创作实践为宋诗的发展开阔了道路。

    2、北宋后期（1023~1127年）。这是诗人辈出、诗歌创作空前繁荣的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是诗坛主将，分别被称为“半山体”、“东坡体”、“山谷体”。他们都比较重视诗歌的思想内容，有散文化和议论化的倾向。宋诗的特色通过他们的创作已经形成。尤其是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为深远的诗歌流派。

    3、南宋前期（1128~1210年）。爱国主题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调。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号称“中兴四大家”。他们虽曾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但都能突破江西诗派的限制。尤其是陆游。他的近万首诗歌创作是矗立在宋代诗坛的一块丰碑。

    4、南宋后期（1121~1279年）。四灵诗派、江湖诗派活跃于诗坛。文天祥、汪元量、郑思肖等人以沉郁悲壮的诗篇为宋末诗坛增添了光彩。

    宋代词

    宋代是词的创作繁荣的时代。词以宋称，说明它在一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据唐圭璋所辑《全宋词》和孔凡礼的《全宋词补辑》，现存宋词作品达2万多首，有姓名可考的作者1430多人。宋词昌盛的原因，是宋初社会相对承平，城市经济繁荣，适应市民阶层需要的歌唱文体蓬勃发展。同时，也由于上层人物的提倡，并参与创作。而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经隋唐五代的孕育和创作经验的积累，必然出现高峰时期。

    宋词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前期词作，以小令为主，对“花间”和南唐词风因袭成分比较大，基本上没有突破传统的相思离别题材。但在小令的艺术手法方面日臻成熟。他们对宋词的发展有先导之功。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六一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晏幾道虽然年辈较晚，但从词风来看，也应属这一时期。他由于一生怀才不遇，陆沉下位，词作凄婉，工于言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张先、宋祁、范仲淹等。范仲淹词作虽然不多，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突破，可以说是豪放词的先声一曲。

    真正给宋词的发展带来巨大变化的是柳永和苏轼。柳永始衍慢词，擅长铺叙和白描，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词的题材，《望海潮》等极写都市的繁华。苏轼完全改变了“词为艳科”的状况，突破了相思离别、男欢女爱的藩篱，反映社会现实生活。词风雄健激昂，顿挫俳宕。“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创了豪放词派。以苏轼为中心的元祐词坛，一时名家蜂起，如黄庭坚、秦观、贺铸、王安石等，虽风格不尽相同，各以其名篇佳作把宋词推向了鼎盛时期。

    此后，出现了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格律词派。周邦彦对北宋词博采众长，词作格律谨严，富艳精工，有着很高的艺术成就。“前收苏秦之终，复开姜史之始”。在北、南宋词风转变的过程中，周邦彦的创作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时期，杰出的女词人李清照在词坛独树一帜，词作清新雅洁，极富情韵，于苏豪柳俗周律之外独创“易安体”。

    南渡之后，宋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辛弃疾、陈亮、张孝祥、张元幹、陆游等人用词反映抗金斗争，表达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写得气势磅礴，激动人心，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把宋词提高到一个更加辉煌的阶段。同时，随着南渡之后统治者征歌选舞的风气日盛，文士学士的风雅词派兴起。以姜夔为代表的格律派雅词成为这一时期有影响的词派，姜夔继承了周邦彦的词风，创造了一种清朗峻峭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

    宋词的最后阶段是遗民词。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人以掩抑的哀吟，抒发故国山河之恸。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则以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品，悲愤的呼号，使300年宋词的发展发射出最后的光辉。

    宋代散文和骈文

    宋代的散文和骈文，继承唐代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写作技巧，增强了抒情和表现的能力，有着突出的成就和显著的特色。

    从开国到宋仁宗时期，散文家们举着韩愈、柳宗元的旗帜，柳开、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大力提倡古文，对西昆体侈丽浮华的文风进行了抨击。但创作上还不大成熟。欧阳修是宋代散文的奠基者。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揭开了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他的散文平易畅达、从容婉转，笔端饱含着充沛、真挚的感情。和唐代散文相比，宋代散文增强了抒情性。形象性和抒情性的完美结合使得欧阳修的散文具有鲜明的个性和醇厚的诗意，成为反对当时流行的时文的最好典范。在理论上，他较好地解决了文和道的关系，认为文章必须“明道”，文和道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观点有利于散文的发展。同时，由于他担任朝廷要职，在政治上和文坛都有声望和影响，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在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宋代的六家中，除他之外的五家，都和他有师承关系。所以，他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启了一代文风。

    北宋后期，散文的发展出现了黄金时代。三苏、曾巩、王安石、陈师道、黄庭坚等人沿着欧阳修开辟的道路阔步前进。特别是苏轼的散文，各种体裁俱备。谈史议政的文章纵横驰骋，气势磅礴；叙事记游的散文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深含理趣。著名的《赤壁赋》等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他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散文的发展。

    南宋时期散文作品大都是在激烈的民族斗争中有感而发。李纲、岳飞、胡铨、辛弃疾、陆游、陈亮、叶适直至文天祥、谢翱等人，在作品中抒发了激昂悲愤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道”与“文”、内容与形式、思想和艺术结合得密切而完美。所以，南宋虽以散文名家的作者不多，但作品的水平一般都比较高。

    宋代的笔记文很发达，尤其是史料笔记作品多，价值高。这是因为宋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不少都是朝廷重臣，他们常用笔记记叙本朝的轶事和掌故，而所记又多为亲身经历或见闻。著名的作品有司马光的《涑水纪问》、欧阳修的《归田录》、苏轼的《东坡志林》、赵令畤的《侯鲭录》、朱弁的《曲洧归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岳珂的《桯史》、陆游的《老学庵笔记》、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孟元志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等。

    宋代的骈文经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也有很大的改革。主要是以古文之气势，运骈文之词句，促使骈文散文化。到了北、南宋之交，骈文渐渐打破四、六格式，多用长句，形成了宋代骈文最突出的特点。南宋后期的骈文写得流丽精当，不用古律，有的还用骈文叙事，语言浑然天成。

    宋代笔记文、志怪与传奇

    宋代笔记文

    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文始于魏晋，盛于宋，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

    宋代的文学家、史学家不少是朝廷大臣，他们常用笔记记叙本朝的轶事和掌故。而所记又多是他们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所以，宋代的史料笔记比较发达，所载史料一般都比较可靠。

    宋初的五代旧臣记叙唐五代故事的，有郑文宝的《南唐近事》、《江南余载》，张洎的《贾氏谈录》，钱易的《南部新书》等。

    进入宋朝以后，有司马光的《涑水纪闻》，杂录了从宋太祖到宋神宗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政事。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尚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分17个门类，记述哲宗绍圣以前的轶闻杂事。赵令畤的《侯鲭录》，诠释名物、习俗、方言、典故，也有诗词创作、文人交往方面的内容。其他还有苏轼的《东坡志林》、彭乘的《墨客挥犀》、范镇的《东斋记事》、张耒的《明道杂志》、王君玉的《国老谈苑》等。

    南渡以后，不少笔记追述北宋的旧闻，如朱弁的《曲洧旧闻》、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等。记载南宋朝政得失的有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岳珂的《桯史》、王明清的《挥麈录》等。张端义的《贵耳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密的《齐东野语》、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等都是南宋有名的笔记。其中有很多关于文学的记述和评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了都市的繁荣及生活习尚。

    考据笔记最有名的要数沈括的《梦溪笔谈》，从故事、考证以至器用、技艺，涉及面极广。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吴曾的《能改斋漫录》、黄朝英的《靖康缃素杂记》都是考据与记事间杂、多有可取的笔记。

    笔记小说有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人录》等，保存了不少小说史料。

    宋代志怪与传奇

    宋代的文言小说，是六朝志怪和唐代传奇的余波。从总的方面来看，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不如唐传奇。其特点是专集多，单篇少。

    宋代志怪与传奇较早的都收在《太平广记》中。这部类书是北宋初年朝廷组织大臣文士编纂的，共500卷。保存了大量的野史、小说、传记。其后辑录的专集有徐铉的《稽神录》、吴淑的《江淮异人传》、刘斧的《青琐高议》、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张君房的《乘异记》、张师正的《括异记》、秦再思的《洛中纪异》、毕仲询的《幕府燕闲录》（仅存残帙）、洪迈的《夷坚志》等。大都是记诡异，谈巫鬼，讲图谶灵验、因果报应等方面的内容。有的记述了多方面的生活现象，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的某些侧面。

    单篇传奇从题材内容来看，大致分两类：

    一类揭露封建帝王奢侈荒淫和昏庸腐败的。主要是写汉成帝、隋炀帝、唐玄宗和宋徽宗。如秦醇的《赵飞燕外传》，通过赵飞燕和昭仪受汉成帝宠爱的故事，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托名颜师古的（《隋遗录》（又名《南部烟花录》、《大业拾遗记》）和无名氏的《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记述隋炀帝开运河、游江都、造迷楼、修西苑等暴虐荒恣的罪恶。乐史的《杨太真外传》、秦醇的《梅妃传》暴露了唐玄宗的骄奢淫逸。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则写宋徽宗的纵情逸乐。

    另一类是写爱情故事和表现妓女生活的。秦醇的《谭意歌传》写谭意歌和张正字曲折的爱情故事。结构和描写明显地受唐传奇《霍小玉传》的影响，但以团圆结束。张实的《流红记》，根据唐代“红叶题诗”典故渲染成篇。写书生于祐在宫墙外御沟中拣得一片红叶，上有宫女题诗，后来得此宫女为妻的故事。柳师尹的《王幼玉记》写王幼玉流落风尘，爱上柳富后一往情深。经过种种曲折，最后忧郁而死。这些作品里的妓女大多是歌颂对象，作者总是赋予她们多才多艺、貌美多姿、感情真挚等美好的外貌、性格和感情，在她们身上倾注着同情。具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意义。

    宋代的志怪和传奇，由于理学的盛行，多含有劝诫、说教的因素；又由于统治者迷信神仙方术，使其具有封建迷信的色彩。再加之作者脱离现实生活，往往模拟前人。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言矣。”当然，作为一代小说作品，对以后的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曲，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宋代话本

    话本原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从敦煌发现的资料看，唐代已出现话本，但到宋元时代才渐趋成熟。

    在宋代汴京、杭州等工商业繁盛的都市里，为了市民的娱乐，各种瓦肆伎艺应运而生。“瓦肆”即“瓦子”或“瓦舍”，它的出现，说明各种民间伎艺已长期集中在固定地点演出，这就有利于各种伎艺的交流和它们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东京梦华录》记北宋汴京的瓦子说：“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50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纳数千人。”《武林旧事》记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艺有50多种，瓦子23处，每个瓦子又包含若干座“勾栏”。当时北瓦内的勾栏有23座。

    在这许多瓦肆伎艺中，属于说话范围的有四家。一、“小说”，二、讲史，三、讲经，四、合生或说诨话。其中以“小说”、讲史两家为最重要，影响也最大。《醉翁谈录》说：

    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当作武）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噇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汉包羞。

    可想见说话内容的丰富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水平。

    宋代说话艺人还有书会、“雄辩社”等组织，用以出版书籍、切磋技艺。《东京梦华录》说北宋汴京有霍四究专说三国故事，尹常卖专说五代故事。《武林旧事》说南宋杭州讲史有乔万卷、许贡士等23人；说经、诨经有长啸和尚、彭道士等17人；“小说”有蔡和、李公佐、张小四郎等52人。说话人数比任何其他伎艺为多，而其中说“小说”的又比讲史、说经的多出一倍以上，这说明它是最受听众欢迎的。

    说话这一民间伎艺至迟在中唐就有了。从元稹《寄白乐天代书一百韵》诗中“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两句下的自注和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关于“市人小说”的片段记载看，唐代的说话艺术已渐趋成熟。而从《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和《叶净能话》等几篇现存的唐话本看，尽管情节还不够集中，语言还不够通俗，但无疑是宋元话本的先驱。变文除人物故事的描绘外，它的散文韵文交错的体裁也为部分话本所吸收。《清平山堂话本》中《快嘴李翠莲》通篇以韵语说唱为主，《刎颈鸳鸯会》中也夹唱10首《商调·醋葫芦》，其他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菩萨蛮》也杂有很多韵语，都可以看出变文的影响。

    与唐传奇和变文相比，话本的体裁有它自己的特色。说话人为延迟正文开讲时间，等候听众，并稳定早到听众的情绪，因此汲取变文里押座文的经验，在正文之前吟诵几首诗词或讲一两个小故事，叫做“入话”。这些诗词、小故事大都和正文意思相关，可以互相引发。说话人为渲染故事场景或人物风貌，往往在话本中穿插骈文或诗词。话本结尾又常用诗句总结全篇，劝诫听众。这些地方还残留着说唱文学的遗迹。“小说”原名银字儿，最初也用乐器伴奏，后来才逐渐减少了音乐歌唱的成分而独立发展。说话人为吸引听众再来听讲，往往选择故事引人入胜处突然中止，这是后来章回小说分回的起源。

    话本的思想内容

    话本小说的流行正当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宋元时期，当时说话篇目仅“小说”一项，据《醉翁谈录》所记已达100种以上，实际当不止此数。为什么流传下来的却这样少呢？这主要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通俗文学的歧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给它带来重大损失。据《四库全书》杂史类存目《平播始末》提要说，《永乐大典》有平话一门，所收平话极多，其中当有不少宋元旧编。1900年，英法联军入京，《永乐大典》散佚，这部分平话就无法再见到了。

    “小说”是说话中影响最大的一家。由于“小说”多就现实生活汲取题材，形式短小精悍，内容新鲜活泼，因此最为群众所欢迎。《都城纪胜》说当时讲史的“最畏小说人，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提破”。就说明了这情况。现存宋元话本的“小说”，包括《京本通俗小说》的全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大部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约40篇左右。宋元话本与明代拟话本有时不易区分。大抵以宋元民间故事传说为题材，反映宋元社会生活面貌，而在若干细节上（如风俗习惯、地名、官名）又符合宋元社会情况的，即使其中有经过后人改动的地方，依然可看作宋元话本。

    现存的“小说”话本以爱情、公案两类作品为最多，成就也最高。在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中，已有较多的市井细民成为故事中的主人翁，并表现他们对封建势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妇女斗争的坚决和勇敢。《碾玉观音》和《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这类小说中成就较高的作品。

    《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是裱褙铺璩公的女儿，被咸安郡王买作“养娘”后爱上了碾工匠崔宁，就趁王府失火，双双逃至潭州安家立业。后因郭排军告密，郡王抓回秀秀处死，她的鬼魂又和崔宁在建康府同居，最后并惩处了郭排军。作品中秀秀为争取爱情而斗争的精神表现得非常突出；同时通过对咸安郡王的刻画，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性。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在金明池畔遇上了青年范二郎，她借和卖水人吵架，主动向范二郎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表示了对他的爱慕。她父亲因对方门第太低，不准他们结婚，她始终没有屈服。为了范二郎，她曾死过两次，甚至做了鬼还要和他相会，最后又通过五道将军，救他出了监狱。璩秀秀、周胜仙对爱情的追求和执著，反映了当时妇女民主意识的觉醒。

    其他如《志诚张主管》写一个白发老人张员外的小夫人，突破礼教的束缚，主动追求员外店里的主管张胜。

    《乐小舍拚生觅偶》中突出了乐和同顺娘之间的深挚爱情。顺娘看潮落水，乐和不顾危险赴水去救，后两人都被救起，终成夫妇。

    公案类的作品反映了当时复杂的阶级矛盾，有的还表现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直接斗争。《错斩崔宁》和《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是这类小说中较有特色的作品。

    《错斩崔宁》写崔宁和陈二姐，被卷入因15贯钱而引起的谋杀案中，结果在昏官的严刑拷打之下，招供诬服，被判处死刑。作品揭露了封建官府的草菅人命，还直接加以批判说：“这段冤枉，细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并告诫这些官吏：“做官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出现的一伙侠盗赵正、宋四公、侯兴等，不仅惩罚了为富不仁、视钱如命的财主张富；而且偷走了钱大王的玉带，当面剪走京师府尹的腰带挞尾和马观察的一半衫奚，闹得整个京师惶惶不安。

    其他如《简帖和尚》中通过一个还俗的和尚写假信骗取皇甫殿直妻子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善良妇女任人摆布的惨状；批判了官吏的昏聩残酷，动辄严刑逼供，置他人死活于不顾，同样有它的现实意义。

    此外，如《郑意娘传》写郑意娘被金人掳去，不甘屈辱，自刎而死，表现了坚贞的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后来写她的鬼魂把负心的丈夫摔投江中，为作者的迷信思想所左右，有些描写相当恐怖，但仍曲折表达了妇女的反抗精神。

    《快嘴李翠莲》写李翠莲在出嫁前后，以锋利的辩才，回击了封建教条加于她的种种束缚，从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中的尹宗母子，为万秀娘的不幸遭遇所感动，挺身而出，把她从恶霸手里救出。为了替她报仇，尹宗还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表现了下层人民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

    由于话本作者思想的复杂，各篇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很不一致。在少数作品中还存在着较多的消极落后乃至反动的成分。如《菩萨蛮》中，宣扬了“只因我前生欠宿债，今生转来还”的报应思想。《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记》、《定州三怪》等篇中，弥漫着一股迷信和恐怖的气氛。在《冯玉梅团圆》中，美化了一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和官家小姐之间的爱情。这些消极落后的因素，甚至在那些优秀的“小说”中，也不能完全避免，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一些无谓的插科打诨，以及某些爱情作品中做鬼还要团圆的描绘，虽然也表达了美好的愿望，但究竟是在作者迷信有鬼的思想基础上设想出来的。

    宋代话本的艺术成就

    在艺术上话本比之它以前的小说来已有很多新的发展。说话人为了吸引听众，很注意故事情节的动人。如《简帖和尚》的开头，读者只见枣巷口的小茶坊中来了个“浓眉毛，大眼睛”的官人。当皇甫殿直在家时，这“官人”派人送简帖与礼品给皇甫妻杨氏，引起皇甫的怀疑，把妻子休了。杨氏含冤无处诉说，准备跳水自尽，却遇上一个自称是她姑姑的老太婆，把她带回家，逼着她嫁给那个“浓眉毛，大眼睛”的官人。后来这“官人”向杨氏泄漏真相，说他本是个和尚，因见杨氏貌美，就设计买通老太婆诱骗她。杨氏听了之后，“扌卒住那汉，叫声屈”。这一“屈”，喊出了杨氏内心的怨愤，也激起了读者的共鸣。作者就以这样巧妙的布局步步引人入胜。其次在“小说”中已开始运用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而且还出现了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错斩崔宁》中当刘贵借钱回来，因陈二姐开门迟了，就骗她说已经把她卖了。到夜间刘贵睡后，作者这样描写陈二姐：

    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爷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道（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须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

    通过这种人物内心活动和言行的细致描写，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善良、驯顺而没有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的贫家女子的印象。

    此外“小说”的作者有时还通过富有戏剧性的对话，表现人物性格的特征。《碾玉观音》中秀秀、崔宁逃出王府后的一段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秀秀道：“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好对夫妻！’你怎的到（倒）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

    在上述对话中，秀秀追求爱情时所表现的主动、泼辣的性格，和崔宁的憨厚、怯懦的个性都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些不同性格特征又是和他们各自不同的身份、经历相吻合的。

    话本小说在故事结构、人物刻画上的这些特点，表现了古典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唐传奇又前进了一大步，开始趋向成熟。

    在敦煌变文和唐话本中虽间有俗语，仍以浅近的文言为主，到宋元话本小说，才通篇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叙述。后来我国小说、戏曲所普遍采用的白话文体，这时已经正式出现，开始了我国文学语言上一个新的阶段。

    讲史大都是根据史书敷演成篇的，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人民的爱憎感情，究竟受正史的影响比较大。从《醉翁谈录》看，当时讲史的艺术效果也是很强的，但就现存的作品看，结构散乱，人物性格模糊，故事、情节前后不连贯，语言文白夹杂，它们可能只是当时说话的提纲或是简单的记录，因此无论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都无法和“小说”相比。

    现存宋元讲史话本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全相平话五种》。

    《新编五代史平话》，曹元忠的跋说是“宋巾箱本”，但其中不避宋讳，大约是经元人翻刻时修改过的。作品叙述了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兴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在封建暴政和长期战乱中的苦难；它歪曲了黄巢的起义，却比较生动地描写了刘知远、郭威等人的发迹。

    《大宋宣和遗事》以宋人口吻叙述，但其中也夹有元人的话，如“省元”、“南儒”，对南宋帝王名字也未尽避讳，因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作品从历代帝王荒淫失政之事引起，接着叙述北宋的政治演变，重点写宋徽宗的荒淫及金人的入侵，表现了作者对黑暗政治的愤懑。全书由文言和白话拼凑而成，文言部分大抵抄袭旧籍、拉杂成篇；白话部分则是民间故事的记载，很像“小说”，因此有人怀疑它不是说话人的本子，而是由宋末愤世文人拟话本而作的。其中梁山泊故事已经具备《水浒传》的一些主要情节，可以看出《水浒传》的最初面貌。

    《全相平话五种》是元代至治年间刊行的，很可能就是元代的作品。它包括《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又名《乐毅图齐》）、《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评话》续集（又名《吕后斩韩信》）和《三国志平话》。这些作品大抵依据正史，但其中插进了不少民间流传的故事，刻画出一些封建统治者的嘴脸，如：纣王的荒淫残暴，秦始皇的兼并野心，刘邦的刻薄无赖，曹操的老奸巨猾。《三国志平话》的成就较高，已具备了《三国志演义》中的主要情节和基本倾向，书中张飞的形象相当生动。当然比起《三国志演义》来，它的内容和描写还是简单、粗陋的。《武王伐纣平话》在谴责纣王荒淫残暴的同时，肯定了武王伐纣的正义性，其中某些神奇怪异的因素，已看出了后来《封神演义》的苗头。

    此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卷尾有《中瓦子张家印》六字，张家为南宋临安书铺，因此一般都认为是宋刊本。全书叙述高僧玄奘与白衣秀才猴行者，克服种种障碍，终于到达天竺取经的故事，为明代小说《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最早的根据。

    宋元话本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讲史本身成就虽然不高，对后来《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列国志传》等历史小说却有很大的影响。至于“小说”，不仅思想内容，在创作方法和语言的运用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后来的小说、戏曲有深远的影响。

    宋代民间歌谣

    宋代民间歌谣只是极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笔记小说里。就现存的民歌看，多数是思想健康、具有战斗意义的作品。

    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朱弁《曲洧旧闻》

    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

    ——《大宋宣和遗事》

    两首歌谣虽都只12个字，对北宋统治阶级的批判却是十分深刻的。《曲洧旧闻》说“王将明当国时，公然受贿赂，卖官鬻爵，至有定价”。前一首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种黑暗的现实。《宣和遗事》载：“靖康初，金人犯边，求言之诏凡几下，往往事缓则阻抑言者。”后一首就讽刺了北宋统治阶级所谓广开言路的实质。

    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

    ——《京本通俗小说》《冯玉梅团圆》

    这首民歌成功地运用对比的手法，反映了金兵南下后中原人民流落他州外县的凄凉生活，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有的民间歌谣还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封建统治集团里的当权派。

    打破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

    ——吴曾《能改斋漫录》

    杀了穜蒿（童贯）割了菜（蔡京），吃了羔儿（高俅）荷叶（何执中）在。

    ——曾敏行《独醒杂志》

    二蔡一惇，必定沙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

    ——《大宋宣和遗事》

    这些歌谣通过暗喻、谐声等手法，表现了人们对于祸国殃民的蔡京、章惇、童贯、高俅等权奸的刻骨仇恨；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一个“好世界”的向往。

    在反映民族斗争的歌谣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统一祖国的信念。如下面二首。

    胡孙死，闹啾啾，也须还我一百州。

    ——马端临《文献通考》

    天水归汴，复见太平。

    ——周辉《清波杂志》

    前一首反映了后金葛五死而引起的内部紊乱。民歌的作者以轻蔑的口吻表达了广大人民对金朝统治者的愤慨和收复大好河山的愿望。后一首写南宋建炎初，黄河决口，洪水几至汴京。在金人统治下的汴京人民想导水入汴，他们将洪水比作天水，渴望南宋能收复中原，“复见太平”。

    人民对于抵御外敌、守边有功的将领作了热情的歌颂。如《边上谣》：

    军中有一韩（韩琦），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范仲淹），西贼闻之惊破胆。

    ——孙平仲《谈苑》

    对于赵宋君臣的屈膝求和、苟且偷安，则予以辛辣的讽刺。如下面二首：

    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山东，却管陈东；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却管秀才解。

    ——石茂良《避戎夜话》

    张家寨里没来由，使它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庄季裕《鸡肋编》

    前一首，写金人围汴京，由于北宋军民固守，引兵北归，这时本来正好乘胜追击，但统治集团中的投降派，不顾东京（汴京）的危在旦夕，而一味苟且偷安，忙于镇压反对妥协投降的陈东等太学生，以及处理“复春秋科，太学生免解，改舒王从祀之类”的不急之务。后一首据《鸡肋编》载，当时张俊领军在杭州，怕士卒逃跑，“择卒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又“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搬运花石，皆役军兵”。民歌的作者正是表达了当时人民（包括士卒在内）对他的愤慨的。

    由于词调的流行，在宋代民间歌谣里有部分是用词调表现的。《江湖记闻》中讽刺贾似道、刘良贵的〔一剪梅〕词，把当时官僚们在“公田法”和“经界推排法”的名义下，狼狈为奸，加紧搜刮人民的丑态揭露得很深刻。

    宰相巍巍坐庙堂，说着经量，便是经量。那个臣僚上一章，头说经量，尾说经量。轻狂太守在吾邦，闻说经量，星夜经量。山东河北又抛荒，好去经量，胡不经量？

    民间词语言通俗，生活气息浓烈，和文人词明显不同。下面这首《行香子》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馨。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升，君还不信，把秤来秤，有一斤水，一斤瓶。

    词里巧妙地讽刺了酒商的作假。语言既通俗、生动，又非常俏皮，表现了民间词的特色。

    辽金文学的发展

    辽是契丹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它从五代后梁末帝贞明2年（916年）建国，到宋徽宗宣和7年（1125年）为金所灭，和北宋对峙了166年。金是女真族统治者建立的国家，它从宋徽宗政和5年（1115年）建国，到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为蒙古所灭，和南宋对峙了109年。辽、金定都于今北京地区（辽称南京、金称中都），它们同北宋、南宋的长期对立表现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融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斗争。其中有些重大的军事斗争，虽然是统治阶级挑起的，但仍不能阻止南北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契丹贵族建国初期，崇尚武勇，连妇女都会骑射，对文学并不重视，跟中原地区的重文轻武，形成各自不同的习俗。但到了它在燕京建都时，疆域扩张到现在河北、山西的北部，跟早在这一带定居的汉族人民杂居，他们一面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刻印、翻译唐宋作家的一些诗文集；一面也给汉族的封建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辽兴宗在一次射猎之后以《日射三十六熊赋》试进士，辽道宗的皇后萧观音在随道宗到伏虎林射猎时写了一首七绝诗：“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录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都表现了契丹族以勇武立国的精神。

    萧观音在对道宗的宠爱感到绝望时，写了10首《回心院词》，抒写她宫廷生活的苦闷。她把这10首词交给宫廷艺人赵惟一制曲，在共同的文艺爱好中，他们发生了性爱，触怒了道宗，赵惟一被族诛，萧观音被迫自尽，在临终时写了绝命词：

    ……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共西耀（指夕阳）兮将坠，忽吾去乎椒房。呼天地兮惨悴，恨古今兮安极；知吾生兮必死，又何爱兮旦夕。

    《回心院词》以及有关的故事的流传，在封建专制的宫廷里，投进一线光辉，照见那“见不得人的地方”的黑暗。从有关这故事的诗词作品看，又表现契丹民族在文艺上接受汉化的过程。

    金建国初期，中原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其统治很不稳定，因此一些辽宋旧臣在诗歌里也较多流露故君故国之思和仕金后的内心矛盾与痛苦。象宇文虚中就是宋朝使臣，因负才名而被迫留金的。在诗歌中他以苏武自励，还表示自己的决不屈节：“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在金日作》）“莫耶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同上）此外，吴激、高士谈等也有一些忆国怀乡的作品。比较有名的则是吴激的《人月圆》词：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在与南宋和局已定的数十年间，北方各族人民生活上逐步融洽，文化上互相吸收，金世宗、金章宗等更进一步接受汉族文化来巩固他们的统治，这时全国也出现不少文学侍从之臣，如蔡珪、党怀英、赵秉文、王庭筠等。他们的诗歌偏于雕琢模拟，内容比较贫乏。只有刘迎写黄河缺口的“传闻一百五十村，荡尽田园及庐舍”（《河防行》），赵秉文写金贵族生活日渐豪华腐化的“至今甲第多属籍，时清毬马争驰突，锦鞯貂帽猎春风，五陵豪气何飘忽”（《长白山行》）等诗，还能反映出一点现实。这时期出现了一些风格豪迈雄壮的词，如邓千江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折元礼的（望海潮）《从军舟中作》等，颇能代表金词的成就：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王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鍪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邓千江（望海潮）《献张六太尉》

    这词反映了金与西夏军事斗争的历史事实。对名藩兰州的险要形势和两军鏖战后战场景象的描写，对战胜敌人、解除边境威胁的边将的歌颂，对为国献身的“英灵毅魄”的礼赞，构成了全词沉雄豪壮的基调。在文学批评方面，王若虚反对当时“雕琢太甚，经营过深”的文风，主张“文章自得”，“浑然天成”（见《滹南诗话》）。他反对江西派而推崇苏轼，这反映了金代一般诗人的观点。

    金代后期，北方的蒙古族崛起，其军事力量压倒了金。1214年，金宣宗被迫南渡，河北尽失，此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更加痛苦。这时文风开始转变，忧时伤乱逐渐成为诗歌的主调。除杰出作家元好问外，赵元、宋九嘉等都写出一些反映现实的诗篇。赵元的《修城去》写蒙古军攻陷忻城后，幸存的老百姓又被金统治者鞭打驱赶去修城：“修城去，劳复劳，途中哀叹声嗷嗷”；“修城去，相对泣，一身赴役家无食。”《邻妇哭》写蒙军侵扰带来的灾难：“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这两首诗都写得十分悲惨动人。宋九嘉的《途中出事》则勾画出一幅兵荒马乱时期的流民图：

    幼稚扶轮妇挽辕，连颠翁媪抱诸孙。饥民羸卒如流水，掘尽原头野荠根。

    老稚扶携访熟乡，驿尘满路殣相望。终朝拾穗不盈把，只有流民如麦芒。

    金国接近人民的作家和民间艺人在北宋杂剧的基础上发展了院本，并把说唱文学推进了一大步。元杂剧就是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金院本都已失传，说唱文学现传有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无名氏《刘知远诸宫调》，前者成就更高，对后来戏曲文学有很大影响。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指北宋继唐代古文运动之后兴起的，旨在反对西昆体文风的文学运动。早在唐代中叶，韩愈、柳宗元就针对六朝以来骈文中的形式主义和浮华轻靡的文风，倡导了古文运动、到了晚唐五代，内容空洞的骈文又泛滥起来。

    宋初的文坛，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风行了半个世纪。一批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文人如王禹偁、柳开、尹洙、石介等，勇敢地举起了唐代古文运动的旗帜，提倡韩柳散文，为革除五代旧习、击败西昆体浮华的文风进行了斗争。

    真正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是欧阳修。因为这场运动是适应当时进步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兴起的，欧阳修既有理论上的杰出建树，又以大量的优秀创作影响着、带动着一代文学创作。他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对韩愈的理论和实践作具体分析，吸收其好的一面、摒弃其不好的一面。他正确地解决了文与道的关系，确立了文道并重、道先文后的写作原则。一方面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另一方面纠正了柳开、石介等人文道混为一谈的偏向，廓清了西昆体造成的空洞无物、形式主义的流弊，引导诗文革新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作为北宋文坛的一代宗师，欧阳修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文学家。在几十年的仕宦生涯和文学活动中，他对后起的古文家热心提携，其中包括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和王安石、曾巩等著名的散文家和诗人。他们和欧阳修一起，用大量的丰富多彩的作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了一个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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