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概述

    宋金对立时期，蒙古各部落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已出现了私有财产，开始由氏族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的变革过程。蒙古孛儿只斤部落的贵族铁木真，就是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杰出人物。宋宁宗开禧2年（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召开各部落首领会议，创立了蒙古帝国，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分封制度，设置护卫军，颁布“大扎撒”法典，并任命“札鲁忽赤”（即断事官）。这些政治、军事上的措施，虽然是为了加强大汗的威力和对各部落的控制，但也顺应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蒙古族内部的统一。这时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很快就侵入长城以南地区。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成吉思汗的独生子窝阔台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宪宗蒙哥灭大理。宋度宗咸淳7年（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元世祖至元16年（1279年）又灭了宋朝，统一了全中国。

    元朝的统一结束了300多年来国内几个政权并立的局面，改变了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形势。当时中国的疆域比汉唐时代更为广阔，西藏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直接归宣政院管辖；云南被建为行省；台湾、澎湖也归入中国版图。这个大统一局面的出现，扩大了国内各地区经济相互调剂的范围，促进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的，他们的创作丰富了祖国文化的宝藏。由于东西交通的一度畅通，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较前密切。我国的罗盘、火药、印刷术于此时传入西欧，西方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等也陆续传入我国，这有利于双方科学文化的发展。

    但是，元朝的统治是建立在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基础上的。蒙古灭金初期，除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用作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的奴隶；并把一些州县分封给蒙古贵族，封地内的人民不得任意迁移。这时汉族豪强地主也乘机建立军队以维护其封建统治，并很快投降了蒙古，成为蒙古统治者的帮凶。在蒙古统治者和汉族豪强地主的双重压迫下，人民负担极为沉重。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又分全国人民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法律、政治、经济上都规定了不同的待遇，以达到分化各族人民团结的目的。元朝规定各级地方行政长官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职。此外，又建立里甲制度，监视人民的行动。汉族人民不准收藏武器，被禁止打猎和练武。当时处在社会底层的是以汉族农民为主的各族劳动人民，而压迫在他们头上的是以蒙古贵族为主的各族上层分子。由于统治者的穷奢极侈和官吏的贪暴，人民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元杂剧中对于权豪势要的横行霸道和官府的贪暴腐朽的描绘，正是当时黑暗现实的反映。

    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残酷的民族压迫下，人民不断起义。元世祖一方面加强军事的统治，在全国普遍驻军队，“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而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亦间厕焉”（《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政典·军制·屯戍》）；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并力图恢复农业生产。所以元成宗即位以后，起义便渐次转移到边远行省，局势比较稳定。到元顺帝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起义仍在持续与扩大，内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渐趋活跃，加以全国灾荒的严重，终于在至正11年（1351年），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最后由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代替了元朝的统治。

    蒙古统治者在侵入长城以南的初期，还未能接受长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的一套文化制度，对汉族的儒士也同样杀戮或用作奴隶，但在灭金、灭宋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逐渐注意到利用封建文人巩固统治的重要意义。窝阔台灭金后3年（1237年），就曾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考试儒生，《元史·耶律楚材传》载：

    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曰；“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

    元世祖积极标榜文治，设学校，建官制，征召著名儒士。至元（1264~1294年）初年，又“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元史·选举志》）；此后又多次拟立制度，但都没有正式施行。这一方面由于镇压人民起义和侵宋的军事活动的频繁，无暇兼顾；另一方面也由于蒙古贵族和将校的阻力。直到元仁宗延祐2年（1315年）才重开科举。在此期间，一部分儒士仍没有摆脱奴隶的命运或贫寒的困境；一些走上仕途的文人，也因受统治者的歧视，思想仍多苦闷。正如明胡侍所说：“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真珠船》）

    为了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蒙古统治者在侵入长城后也逐渐崇尚儒学，提倡程朱理学。窝阔台在灭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就命修孔庙，并“诏以孔子五十一世孙元措袭衍圣公”。元世祖更在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设立孔庙。几个仕元的理学家姚枢、窦默、许衡等，都官居要位。他们除了直接为蒙古统治者出谋划策外，还大讲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念。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元代的文学创作，包括部分杂剧在内，封建思想的表现仍相当突出。如郑廷玉的《疏者下船》，秦简夫的《赵礼让肥》都是赤裸裸的封建说教的作品。

    但是随着元朝长期黑暗的统治，人民在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中提高了认识。从北宋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学思想也受到冲击。宋末元初的邓牧在《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篇中，尖锐地抨击了暴君和酷吏。他还指出：“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在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因此他认为：“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其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这是一种朴素的民主思想。锺嗣成的《录鬼簿》有意识提高“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的杂剧作家的地位，并把他们的活动和“高尚之士、性理之学”区分开来。当时进步的杂剧、散曲和说唱文学的作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了大胆创造精神。

    蒙古贵族还利用宗教来麻痹各族人民的思想，对各种教派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到传播，而佛教、道教的影响尤为深远。佛教徒公开参与政治活动，八思巴被封为国师，“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害不可胜言”（《新元史·释老传》）。据至元28年（1291年）宣政院的统计共有寺宇42318区，僧尼213148人。道教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太一教和传统的正乙天师道。在北方以全真教的势力为最大，他们提倡“忍耻含垢，苦己利人”，“坚忍人之所不能堪，力行人之所不能守”，以调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麻痹人民斗争的意志，主要反映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思想要求。道教和佛教思想对杂剧创作也有着直接的影响，马致远等的神仙度人剧和郑廷玉的《看钱奴》、《忍字记》等宣扬佛教宿命论的作品，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

    蒙古贵族在侵入中原的初期，由于他们还不知道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曾占领一部分农田为牧场，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但在元世祖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在中原和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影响下，蒙古贵族不得不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开始重视农业，采取了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由于农民的辛勤劳动，南方的农业在原来比较发达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北方的农业也逐渐获得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农桑辑要》王磐原序）棉花种植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元代出现了10多种农业科学专著，其中王祯的《农书》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就，介绍了300多种农具的构造和使用方法，对元代及以后的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元朝建立初期，为了满足蒙古贵族的消费和供应官府的需要，曾在大都等地设置了各种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和管理手工业的机构，拘略全国工匠达数十万人，在工场进行半奴隶式的劳动。民间手工业生产一度受到破坏。到元成宗元贞大德（1295~1307年）年间，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民间手工业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松江人黄道婆从海南岛黎族人民那里学习到纺织棉布的新技术，带回上海，很快就在江浙一带推广。丝织业是江南农民的主要副业，这时杭州城内已开始出现小型的丝织业手工作坊。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品远销国内外。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海运和漕运的沟通，中西交通的扩大，促进了大城市经济的繁荣。《马哥孛罗行纪》记载当时大都（今北京）的状况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盖各人自各地携物而至，或以献君主，或以献宫廷，或以供此广大之城市，或以献众多之男爵骑尉，或以供屯驻附近之大军。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不息。”又说：“娼妓为数亦伙，计有2万有余。”南宋灭亡之后不久，杭州的繁华也很快恢复，据关汉卿在当时所见到的景象是“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辏集”，“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此外，如中定（今济南）、太原、平阳（今临汾）、京兆（今西安）、彰德、涿州、汴梁（今开封）、泉州、温州、苏州、广州等地，工商业都很繁盛，为杂剧和南戏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

    和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话本、说唱、戏曲等文艺形式，在北宋时期本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的过程中，北方中国人民在阶级与民族的双重压迫之下，先后同金元统治者展开了长期的斗争为这些文艺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社会内容和群众基础。在北方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杂剧，成就尤为突出。从辽金以来传入中国的音乐，“饶有马上杀伐之音”（见徐渭《南词叙录》），结合我国北方歌曲“慷慨悲歌”的传统，形成了新的乐曲体系——北曲。元人杂剧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继承北曲的传统发展起来的。

    元杂剧作家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家创作活动最兴盛的年代是元世祖至元到元成宗元贞、大德时期。这时期产生了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他的杂剧《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压迫和反侵略的思想倾向。同时的王实甫、康进之、纪君祥、石君宝、马致远、白朴等作家也为我们遗留下许多优秀的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当时社会现实，歌颂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后期从大德以后直到元朝灭亡，这时期杂剧中心逐渐南移，虽然也产生郑光祖、官天挺等著名剧作家，但杂剧已日趋衰微，脱离现实和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日益严重。

    南戏是宋南渡以后在温州杂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在元代前期一度衰微，到元末才重新兴盛起来，产生了高明、施惠等优秀作家和《琵琶记》、《拜月亭》等影响深远的作品，为明清传奇的艺术形式奠定了基础。从宋代开始形成的南曲，则是在词和南方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形成的格调纡徐绵邈的乐曲体系。南戏里所用的曲调和唱腔主要是在南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同时，一般说唱或戏剧大都由妓女在都市的勾栏行院里演出，娼妓们也有行会组织，她们的领班被称为行首。据我们今天所知，元人杂剧演出时的角色，除了净与副未二种名称沿自六朝以来的参军戏以外，其他如旦、孛老、卜儿、小倈，原来都是行院里各种人物的名称。元人杂剧作者如张国宾、花李郎、红字李二，也都是勾栏行院中的人物。这些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人物在我国戏剧的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元时期在北方民间流行起来的新的诗歌样式——散曲，对戏曲而言，它是一种不具备表演内容的歌曲；对诗词而言，它是一种新兴的诗体。它的小令和词调近似，它的套数又和剧曲的组织相同。散曲作家的成分既十分复杂，作品的风格也有很大的差异。一般杂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白朴，往往兼擅散曲，他们的作品具有较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朴素豪放的风格，缺点在带有士大夫的消极情调和小市民的庸俗作风；后期的散曲作家如乔吉、张可久等，他们的作品词句华美，消极思想表现得更显著，散曲在他们手里，实际是愈来愈接近词调了。

    当时除一部分和广大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书会才人”与勾栏艺人合作，从事戏曲、说唱等通俗文艺的创作外，许多封建地主阶级的文人仍从事诗文的创作。北方早期的作家，主要是继承金国的传统，受元好问的影响较大，成绩以刘因为最突出。南方则承受南宋江湖诗人的余绪。到元仁宗以后。虞集、杨载、范木亨、揭徯斯继起，号称四大家，然而内容仍很单薄，倒是末期的王冕成就较高。元代诗文作家既缺乏李杜韩柳那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和磅礴深厚的思想内容，也没有欧苏王黄诸家广博精深的学术造诣，就只能在形式上规唐仿宋，总的成就远不能和当时的戏曲作家相比。

    元诗

    元代诗歌作者大多属于封建士大夫，受程朱理学影响较深，诗作成就不高。其中汉族文人因在元代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下，已没有优越的地位，即使获得一官半职或较高禄位，并不和元统治者同心同德，诗作很少对元王朝统治者歌功颂德，而是常常在咏史、题画诗中，曲折地流露出对宋朝的怀念与同情。

    元诗中反映隐逸生活的作品较多，这同诗人们在政治上的彷徨苦闷以及仕途险恶有关。少数诗作也触及民生疾苦，揭露了统治阶级的罪恶。

    元初诗人大多是宋金遗老，经历过社会动乱生活，又受元好问及江湖派诗人影响，诗作内容较充实。中期以后，诗作以唐人为宗，但大都是追求词采典雅精丽，缺少创造变化，内容平淡空泛。

    前期诗人中，刘因的成就较高。他在宋亡后的不少诗作，曲折地表达了故国之思，以及对被俘不屈的宋臣的敬意和对宋朝奸臣、降臣的痛恨。此外还有刘辰翁、方回等人。

    中叶有虞集、杨载、范木亨和揭傒斯，号称元代四大家，是当时的著名诗人。虞集的诗作风格严峻，声律圆熟，文字流畅婉转，有少数作品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杨载的诗含蓄，有新意，且注重炼字造句，文字平易通顺；范木亨、揭傒斯的诗技巧不如虞、杨二人，但内容题材广泛，触及社会的某些不合理现象。元代后期作家，因处在社会矛盾渐趋尖锐的社会，因而揭露社会黑暗的诗歌渐多。

    到了元代末年，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文人的政治态度也各不相同。这期间，王冕的诗歌思想内容较丰富，萨都剌、杨维帧等的诗歌艺术上较有成就。

    王冕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既有江南水、旱灾的情景，也有高官巨贾的骄奢淫逸图像，有的诗也曲折地反映了元末农民起义后江南农村的动态。他的诗风比较朴直豪放。萨都剌是回族诗人，当时以宫词、艳情乐府一类诗著名，艺术成就较高，但往往缺乏充实的思想内容。

    杨维帧在元末据有诗坛领袖的地位，他的歌行多咏史、拟古之作，模仿李贺诗风，驰骋异想，运用奇句，少数诗具有现实意义。

    总的来说，元诗成就不高，但专拟唐人的倾向，对明清诗人有一定的影响。

    元代散文

    元代散文远比宋代逊色。一些可观的篇章又大都是经世致用、歌功颂德的论说文，缺乏自由抒写个人思想感情的作品。

    在元王朝的100年间，散文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家有戴表元、袁桷、姚燧、赵孟頫等，多数为宋、金遗民。他们的古朴的文章，时常流露怀念故国的思想感情。其中戴表元的散文清深雅洁，有的文辞生动、清洁而有新意。如《敷山记》记叙富人出资买山让给有名人隐居事，从中可见元初隐逸风气的社会真相；《二歌者传》写两个“从良”歌妓的友谊，娓娓动人。赵孟頫作为画家，其题画文文中有画，使人读后身临其境。

    中后期作家有吴澄、马祖常、虞集、柳贯、杨维桢等，他们大都生活在元代由盛而衰时期，文章于和平淡雅之中时有离乱困苦的叹息声。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倡导，散文中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内容则更加浓厚了。其中虞集的《陈炤小传》、《答刘桂隐书》，褒扬忠于赵宋的人物，深含寓意。柳贯的《送段吉甫州判序》，论说国家应重视人才的培养，写得文理相彰。此外，张养浩的《济南龙山洞记》、黄瑨《说水赠春卿》、姚燧《序牡丹》、杨维桢《耕间堂记》等，都是元代散文中的佳作。

    元代杂剧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并在唐宋以来话本、词曲、讲唱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成熟的文学剧本。这比之以滑稽取笑为主的参军戏或宋杂剧可说已起了质的变化。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故事，而且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元杂剧的形成是我国历史上各种表演艺术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时代的产物。金灭北宋、元灭金的过程，同时是北方人民反抗女真贵族、蒙古贵族的过程。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艰苦斗争，要求有战斗性和群众性较强的文艺形式加以表现；而构成戏曲艺术的各种因素到这时已经过长期的酝酿而融为一体。这样，元杂剧就在金院本和说唱诸宫调的基础上，由于现实的要求、群众的爱好，大大扩大了题材和内容，展开了我国戏曲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

    在元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文人也发生分化。特别是元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又没有恢复科举制度，中下层文人的仕进道路大大缩小了，生活跟着下降。除了少数依附元朝统治者的官僚外，大多数文人和广大人民同样受到残酷的迫害，因此，他们和人民的关系比较密切。部分文人和民间艺人结合，组成书会。他们一方面学习民间艺术的成就，同时又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杂剧的创作。书会的组织，民间艺人和文人的合作对元杂剧的兴盛起了推进的作用。

    宋金元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杂剧的兴盛准备了充裕的物质条件。适应统治阶级宴乐和广大市民的文化要求，南北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各种伎艺集中演出的勾栏瓦肆。特别是作为都城的开封、大都、杭州等地更为繁盛。同时，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晋南地区现存的舞台、壁画便是很好的证明。节日、庙会是农村的演出日，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到各地作场。这样就保持了戏曲在发展过程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此外，元朝的疆域广大，交通发达，密切了国际和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也有一定的作用。

    元代是我国戏曲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有姓名可考的杂剧作家，有80余人，见于书面记载的作品，约有500余种。从现存的100多种元杂剧和锺嗣成的《录鬼簿》、夏庭芝的《青楼集》等等有关资料看来，元杂剧最兴盛的时期是在前期。在南方还是以诗词为主要文学样式的时候，北方就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等杂剧作家，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剧本。当时杂剧活跃的地域是在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大都和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平阳，以及东平、彰德等地。

    《录鬼簿》所载“前辈名公才人”56人，都是北方人，这是由于南宋以来南北在政治上长期对立的结果。元代前期的杂剧作家和人民群众保持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比较熟悉人民的生活。他们的作品大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生活气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塑造了一系列下层被压迫者的形象，歌颂了他们勇敢不屈的反抗斗争。少数作品闪耀着作者和人民的美好愿望，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在艺术方法上，现实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流，而少数优秀作品的现实主义又往往是和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

    杂剧的语言是以北方民间口语为基础写成的，并且吸收了民间文艺的营养，具有质朴自然、生动泼辣的特点。部分作家还吸收了诗词里富有表现力的词汇与句法，使语言更加优美。同时，元杂剧的创作和舞台演出结合得十分紧密，杂剧作家充分掌握了舞台艺术的特点，集中概括了生活中的各种矛盾，构成了动人的戏剧冲突。元杂剧作家的这些成就不仅直接丰富了当时的戏曲表演，而且影响了后来的戏曲创作。

    元代散曲

    散曲是在宋金时代民间长短句歌词并吸收民间曲词和北方少数民族乐曲的基础上形成的，又称北曲。

    元代散曲作家可考的达200余人，作品4300余首。作家因时代有先后，创作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期作家有达官贵人或文人雅士刘秉忠、杨果、姚燧，杂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教坊艺人珠簾秀等，活动中心在大都（今北京）。成就较高的属兼作杂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有民间歌曲的质朴自然，也有较深的社会内容，又经过了艺术的锤炼，有较高的境界。如关汉卿的《不伏老》及其他描写恋情作品，白朴的《题情》，马致远的《秋思》等。

    后期作家有专攻或主要从事散曲创作的张可久、乔吉、贯云石等人，活动中心也逐渐转移到南方的杭州一带。创作数量比前期多。其中不乏保持前期质朴自然特色的好作品，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刘时中的《上高监司》等。但总的说内容远离现实，语言趋向典雅工丽，逐渐失去了前期的特色。

    元代散曲大致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是反映元代社会黑暗现实，寄托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如张养浩的名作《潼关怀古》，指出无论如何改朝换代，人民总不能摆脱贫困的境况；刘时中的《上高监司》，直接描写了灾民的悲惨遭遇，展现了元代政治制度的腐败；睢景臣的《高祖还乡》，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指“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

    二是大量喟叹世情险恶，向往归隐生活的作品。如马致远的《秋思》，既表现了对残酷现实的愤激和对富贵的鄙视，更主要的是表现了厌世与超然物外及时行乐的思想。

    三是歌唱爱情与吟咏闺怨。这类作品数量多，表达了直率真挚的感情，既有对封建礼教的藐视一面，也有片面追求色情的一面。

    四是写景抒情。

    从创作风格来看，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是豪放派，以马致远为代表，在前期占主流地位；一是清丽派，以张可久为代表，在后期占主流地位。

    元代南戏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明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碟，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徐渭《南词叙录》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祝允明就南戏的来源温州杂剧说，在“宣和之后，南渡之际”（1119~1127年）就已经存在。但由温州杂剧发展成为南戏，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与过程，徐渭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1190~1194年），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温州从隋唐以来就以“尚歌舞”而“敬鬼乐祠”著称（见《永嘉县志》卷6《风土志·民风》），唐顾况诗“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就是形容永嘉的风俗的。这种祀神的乐曲大约同楚辞的《九歌》，南朝乐府的《神弦曲》类似。随着唐宋时期各种表演艺术的发展，它也逐渐吸收了各种民间词调演唱故事，这就是最初在浙东沿海流行的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到南宋建都杭州以后，温州成为后方重要经济中心和对外贸易港口。由于交通的发达、都市经济的繁荣，使温州杂剧有可能吸收其他地方的歌曲，如〔福清歌〕、〔福州歌〕、〔台州歌〕等来丰富自己的歌腔，并有了象“九山书会”那样的专业组织，不断适应城市观众的需要，提高剧本的创作水平。

    到了《赵贞女》、《王魁》等戏文流传到杭州以后，就以其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新鲜内容受到群众的欢迎，奠定了南戏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赵贞女》戏文的出现，在我国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豫章、永嘉、建安、遂安等包括现在江西、浙东、闽北等许多地方的风俗说：“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及举孝廉，更娶富者。前妻虽有积年之勤，子女盈室，犹见放逐，以避后人。”这里所说的“衣冠之人”，当然是封建地主。他们的妻子不仅是家庭里的奴隶，还要凭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丈夫，一旦丈夫举孝廉，就不管她的积年勤劳，子女满前，一脚踢开。可是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从汉魏以来，一直被看作地方习俗，相沿不改。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南方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科举名额的扩大，这个问题就更突出了。《赵贞女》戏文是我国文学史上首先把这个东南地区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舞台艺术形象反映出来的，它受到东南地区广大观众的欢迎，同时为统治者所禁止，就毫不足怪了。

    《南词叙录》说南曲的曲调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协宫调”，它是运用当时民间流行的词调以及一些新起的民间小曲如〔吴小四〕、〔赵皮鞋〕、〔麻婆子〕等来演唱的。由于它在南方流传，唱时也用南方方音。它分平上去入四声，不象北曲的以入声派入平上去三声。在用韵上也和北曲有所不同，如“居鱼”、“支时”有时合用，“车速”、“家麻”不分。曲调比较轻柔婉转，不象北曲的高亢。伴奏以管乐为主，而北曲则以弦乐为主。剧中各个角色可以分唱或合唱，不象杂剧的一本戏只能由一个主角唱。题材偏于爱情故事及家庭纠纷，演唱历史英雄故事或农民起义战争的戏比较少。剧情一般较杂剧为曲折、丰富，一本戏往往要演几十出，因此情节就不如杂剧集中。

    早期南戏除《赵贞女》、《王魁》外，还有《乐昌分镜》、《王焕》等戏文，这些戏文的舞台影响很深远，但剧本都没有流传。这主要由于南宋的封建文化比较发达，程朱理学思想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像朱熹、陈淳等理学家不但直接禁止地方戏曲的演出；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之下，也使许多封建文人鄙视甚至敌视民间戏曲。

    由于憎恨永嘉杂剧的流传，他们甚至把南宋亡国的账也记在它身上，说“若见永嘉人作相，国当亡”（见叶子奇《草木子》）。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当关汉卿、白朴、王实甫等在北方写出大量优秀的杂剧剧本时，南方的学者文人在历史、哲学以及诗文方面虽也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著作，却始终很少人注意到南曲戏文的加工与创作。《南词叙录》说南戏“语多尘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这是许多南曲戏文没有流传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现传宋元南戏据近人搜辑，有传本的15本，有零星曲子流传的119本。其中出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张协状元》是比较可靠的早期南戏剧本。《张协状元》开场时念的〔满庭芳〕词：

    暂息喧哗，略停笑语，试看别样门庭。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酬酢词源诨砌，听谈论四座皆惊。浑不比乍生后学，谩自逞虚名。状元张协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诸宫调唱出来因。厮罗响，贤们雅静，仔细说教听。

    东瓯是温州的旧名，绯绿社是南宋时杭州杂剧演出的组织。作者以“占断东瓯盛事”、“教坊格范，绯绿可同声”自夸，在唱完这段话宫调以后，又在〔烛影摇红〕词里说：“九山书会，近日翻腾，别是风味。”而九山又是永嘉西城的地名，是南宋以来热闹的市区。根据这些情况推断，可以认为它是南宋时期温州杂剧的底本。

    《张协状元》写书生张协在五鸡山落难时与贫女结婚，富贵后忘恩负义，同《赵贞女》、《王魁》是同类的题材。但在贫女经宰相王德用收养为义女之后又同张协重圆，已表现了阶级调和的倾向。全本都用南方流行的词调和民间小曲演唱，开场时由说唱清宫调引入，以后是主角到了哪里，戏也跟到哪里，而且有许多同剧情不大相干的插科打诨，这些都表现了初期南戏的特征。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里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写金国河南府同知的儿子完颜寿马和走江湖的戏班女艺人王金榜的爱情故事，题材和石君宝的《紫云亭》相似，从内容到形式都看得出杂剧的影响。另一种《小孙屠》里出现的南北合套曲，说明南戏已注意吸收杂剧的乐曲来丰富自己。

    在元灭宋以后，杂剧在随着北方的政治、军事的势力传入南方时，以其新鲜的内容和精炼的形式盖过南戏，使南戏一度趋于衰落。虞集《中原音韵序》说；“自是北乐府出，一洗东南习俗之陋。”徐渭《南词叙录》说：“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撤，一时靡然向风，南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都说明了这情况。到了元末，南戏既在同杂剧的接触过程中汲取它的部分成就，逐渐显出它的优越性；而随着南方农民大起义而来的新的政治形势也有利于南戏的流行。这样，南戏才重新趋向兴盛，产生了高明、施惠等优秀作家，《琵琶记》、《拜月亭》等著名剧本，并为明清以来的传奇戏奠定了基础。

    南戏的形式在元末明初逐步定型下来。一般先由副末开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全剧大意。从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悲欢离合，以生旦团圆终场。南戏称一场为一出，每出例有下场诗，重要人物上场时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叫作定场白。曲词的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这是从元末明初到清中叶戏曲创作的主要形式，也就是后人用以区别于杂剧的传奇戏。

    元代民间歌谣

    元代民间歌谣流传下来的很少，目前能收集到的约有20多首。它们是在元代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产生的，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战斗性。

    元代民间歌谣，有一部分是揭露黑暗政治和鞭挞贪官污吏的。由于元朝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贪赃枉法，引起人民强烈的反感。统治者为缓和人民的反抗，常派“宣抚使”、“肃政廉访使”去纠察贪暴，问民疾苦，实际上他们和地方官吏狼狈为奸，反而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9“拦驾上书”条中收有3首民谣，对此作了深刻的揭露：

    九重丹诏颁恩至，万两黄金奉使回。

    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

    百姓却啼天哭地。

    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

    这些描写是生动逼真的，那些所谓“宣抚使”、“廉访使”与地方官吏“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赃吏贪婪而不问，良民涂炭而罔知”的罪行以及“阎闾失望，田里寒心”（引文均见《辍耕录》同条）的激愤情绪可以想见。叶子奇《草木子》卷4还有这样两首民歌：

    解喊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前一首叶子奇点明也是嘲讽“廉访司官”的。它通过解贼与迎官仪式的对比，揭露了官吏们的“赃污狼藉”，表现了人民对他们的无比的憎恨和蔑视。后一首更进一步指出官吏们作弊徇私无法无天的情况，不仅直呼他们为“强盗”，而且把他们看成祸国殃民扰乱天下的罪魁。在这些民谣中，人民戳穿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欺逛和剥削的实质，是人民教育自己的生动教科书。

    元代民间歌谣，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元末顺帝（1333~1368）时，在天灾人祸威胁下人民反抗一触即发的形势。《元史·五行志》中有一些附会自然灾害的歌谣：

    苇生成旗，民皆流离；苇生成枪，杀伐遭殃；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作品反映了人民流离失所和苇丛里出现旗枪等现象，正是他们走向反抗的前奏。另一些民谣则反映了汉族人民的民族反抗意识：

    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塔儿黑，北人作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作主人公。

    后者杨慎《古今风谣》作：“塔儿白，北人是主南人客；塔儿红，南人来作主人公。”不知是否别有所本，但似更能表达人民要求摆脱民族压迫的强烈愿望。《元史·五行志》所载末句，想是史官修史时为附会朱氏当兴，以迎合明朝统治者的心理而修改的。正是在这样民心思变的形势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石人谣》出现了（见权衡《庚申外史》及《元史·五行志》）。还有一首《树旗谣》：

    山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黄溥《闲中今古录》

    它是写在浙东一带人民起来反抗时所树的大旗上的。短短的四句却说尽了老百姓的心曲，调子是激昂的。“由是谋叛者各起，黄宕方国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所起的作用。红巾军的浩大声势，严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的气焰，伸张了人民的正义，因而获得了人民的拥护，《松江民谣》就是一首对起义军热情的颂歌：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辍耕录》卷九“松江官号”条

    这里洋溢着人民胜利的欢笑，也嘲笑了统治阶级的无能。人民是无敌的，元朝的统治就在这人民强大的进军声中灭亡了。

    元代小说

    元代小说是承袭六朝以来两种小说体制而发展起来的，主要成就在话本小说方面。

    一种是沿袭六朝志怪、志人及唐代传奇而出现的文言小说，多见于杂抄稗贩、琐闻笔记中，如陆友的《砚北杂志》、杨瑀的《山居新语》、吴元复的《续夷坚志》等。这类作品多为见闻条录，夹叙鬼神怪异事，情节简略，内容单薄，思想贫乏，影响不大。

    一种是沿袭末代话本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可分为两类：短篇的小说话本；长篇的讲史话本。

    小说话本作者据载有汴梁（今开封）人陆显之，编有《好儿赵正》；杭州人金仁杰，编有《东窗事犯》。此外，可能属元人作品的还有《裴秀娘夜游西湖记》、《钱塘梦》、《王魁》、《绿珠坠楼记》等。这些作品反映的社会面比较广阔，表现了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又用通俗口语写成，影响颇大，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开了新局面。

    讲史的长篇小说，今存有元代刊刻的《全相平话五种》15卷。它们是：《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平话》、《全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各3卷。这些是供阅读的本子，但保留了民间讲史话本的原貌，显示了元代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形成过程中的重要阶段。

    这些讲史小说又可从内容、格调、写法上的不同而分为两类：一类为《武王伐纣书》与《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既演述武王伐纣、燕赵争战的历史故事，又大量附会鬼神，穿插妖术怪异情节，荒诞不稽而与史实相悖；一类为《秦并六国平话》、《三国志平话》等，所写大体忠于历史事实，有的兼收野史杂传与民间传说。但很少采入无稽妄说和怪异传闻。

    讲史话本虽然故事简单，结构松散，文辞粗疏，却为明代长篇小说的产生和发展积累了艺术经验，提供了创作的基础，其成就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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