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概述

    明代历时300年，是小说、戏曲等文学兴盛，诗文相对衰微时期。其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与后期两个大阶段。

    明代前期从开国到正德年间，有150年时间。当时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从恢复、发展到出现比较繁荣局面。但是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先是在元明之际，杰出的作家施耐庵、罗贯中在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水浒故事和有关的话本、杂剧的基础上，加工完成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巨著。

    《三国志演义》既是中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也是最有成就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集中描绘了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封建统治集团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的种种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和统治阶级的残暴、丑恶，反映了人民在动乱时代的灾难、痛苦和对统治集团的爱憎、向背。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场面壮阔，形象丰富，人物性格鲜明，艺术成就突出。

    《水浒传》是一部反映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北宋时期宋江等36人在梁山水泊的农民起义作为历史根据，以民间广泛流传的水浒故事和说话、杂剧等通俗文学为基础，经过施耐庵、罗贯中的综合性再创造而完成。作品艺术地描写了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既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又成功地塑造了农民起义英雄的群像，不仅展示了农民起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燎原之势，也写出了起义的悲剧结局。作品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其中120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总之，《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思想、艺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是两部划时代的作品。

    此外，由元入明的诗文作家，如宋濂、刘基、高启等，由于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了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一些富有社会内容的作品。但从明开国后的100多年中，文坛比较沉寂。统治文坛90年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雍容典雅、词气萎弱的台阁体。他们的作品大多为歌功颂德、粉饰现实之作。起来反对台阁体的先有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后有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后者的诗文能托事感时，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与此同时，杂剧、散曲和传奇戏曲创作也有所发展，小说创作则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代后期从嘉靖年间算起，小说、戏曲得到迅速的发展，创作出现了数量多、题材广的繁荣局面。同时，诗文也发生变化。明代中叶，社会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戏曲、小说由于能直接反映市民的生活和感情，其语言通俗、浅近，被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当时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特别是印刷业的发达，也为小说、戏曲和其他通俗文学的广泛流传创造了物质条件。因此，这一时期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戏曲方面，有优秀的南杂剧作家徐渭，他的作品《四声猿》是明代杂剧的代表作；传奇出现了创作高潮，产生了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他的代表作《牡丹亭》是中国戏曲、世上浪漫主义的优秀作品。

    戏曲创作从内容上看，一是产生了大量的现实时事剧，二是讽刺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三是爱情剧更加丰富多彩；从形式上看，一是更加多样化，灵活化，二是注意戏曲的结构艺术。小说方面，首先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丰富，留传下来的就有50~60部之多，包括讲史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和公案小说。其中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是有巨大影响的浪漫主义神话小说；《金瓶梅》则是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其次是文人创作的话本（后人称“拟话本”）大量出现，在《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中，不少篇章即属拟话本，是白话短篇小说繁荣的表现。在诗文方面，不象戏曲、小说那样变化明显，但也有一些变化，如沈周、文征明的平易清新的诗风的出现，以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唐宋派散文的出现，对前七子的复古运动有所冲击。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徐渭、汤显祖等曾公开反对，李贽针对当时复古模拟风气，提出“童心说”，公安派、竟陵派主张抒写“性灵”，以及晚明小品的出现等，都是诗文变化的表现，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综观明代文学，戏曲、小说成就最高，特别是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的产生，是其标志。戏曲《牡丹亭》的成就，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小说、戏曲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家们的创作经验，也为清代许多作家所汲取。清代诗、词、文的所谓“中兴”，同明代诗文的变化有关。

    明代诗

    明代300年的历史，诗歌创作较为繁荣。其发展可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较优秀的诗歌大都为由元入明的诗人所作，刘基、高启是其代表。他们经历了元末的大动乱，接触到了现实生活，因此诗作揭露了社会现实的一些黑暗面，富有社会内容。如刘基的《二鬼》诗，通过离奇变幻的神话故事表达诗人想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理想；乐府诗《筑城洞》、《畦桑词》、《买马词》等，有的表达对时事的忧虑，有的讽刺政令繁苛、重敛伤民。

    总的说，他的诗歌成就较高。高启的诗歌，众体兼长，其中的乐府诗，不少接触到农村现实生活，如《养蚕词》、《打麦词》、《旧家行》等，具有风土气息，表现了农民的苦与乐。他的诗情写景类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诗，如《醉歌赠宋仲温》等登临、怀古、赠答诗，写出了江山的壮丽，抒发了祖国重新统一的情怀。他的诗才华横溢、清新超拔，是明代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此后的100多年，诗歌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台阁体和以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诗派。“台阁体”诗派的“三杨”，均先后官至大学士。他们以太平宰相的地位，写了大量应制、颂圣或应酬、题赠的诗，雍容典雅，但内容平庸乏味。后人追随他们，使这种诗风流行了100年左右。其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鲜明地表现了他爱国忧民的情怀。其后的茶陵派诗人李东阳，推崇李白、杜甫，想用深厚雄浑之体代替“台阁体”，但并未能消除“台阁体”的影响。

    明中叶以后，诗歌出现的变化，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中表现出来。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反对“台阁体”。他们写出了一些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但毕竟创作以模拟剽窃为能，走上了盲目尊古的道路。稍后，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重复“前七子”的错误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使诗歌创作模拟倾向更为严重。其中的王世贞，晚年诗风渐趋自然，部分诗歌现实感增强。后来以袁宏道三兄弟为代表的公安派，在李贽“童心说”影响下，提出了“独抒性灵”的诗歌理论，他们以清新的诗风，使诗坛耳目一新。稍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针对公安派流于轻率浅露的毛病.以“幽深孤峭”的风格来补弊纠偏，却又形成了孤峭奇崛的诗风。晚明，以陈子龙、夏完淳为代表的复社、幾社诗人，才起而强调诗歌反映现实的战斗作用。总的说，明代诗歌作家多，创作数量大，而且形成的流派较多，也提出了许多诗歌创作的理论主张，但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却不如唐诗与宋诗。

    明清散曲

    散曲在元代是兴旺时期；明代在作家人数和作品数量上超过前代，内容与形式有自己的特点；清代则逐渐走向衰亡。

    明代初期散曲作家大多沿袭元人“笑傲烟霞、嘲弄风月”的风气，作品主要表现闲适情绪与吟咏风情。如汪元亨、汤式和朱有燉等，写了一些点缀升平、吟风弄月之作。

    明代中叶，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社会矛盾加深，皇帝昏庸，宦官专权，人民发出反抗的声音。这时涌现了许多散曲家，产生了一批有批判精神、具社会意义的作品。如康海、王九思的唱和之作，对现实有较真切的感受，时时透露出对官场黑暗、世情险恶的喟叹与不满；王磐的散曲虽多闲适之作，但部分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抒发了他的不平与理想；祝枝山、唐寅等的写风情闺怨之作，有的也写出了妇女对爱情的追求。

    陈铎、冯惟敏、薛论道是这一时期散曲代表作家。陈铎久居金陵，精通音律，写了大量供歌伎清唱的散曲。他的《滑稽余韵》一卷收小令136首，写了社会各行各业人物，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明代中叶的社会面貌。其中既描写了工匠的辛劳生活和困难处境，也刻画了里长、巫师、媒人之流的丑态与对社会的蠹害。

    冯惟敏作有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收套数50套，小令400余首，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他对广大农民遭遇的天灾与官府重压表示了同情，对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作了揭露。散曲风格刚劲朴直，语言浅近，具有特色。

    薛论道的散曲集《林石逸兴》收小令1000余首，内容多写边塞风光，表达将士怀乡之情与卫国壮志。

    陈铎等人之后，盛行南散曲。它因需适应昆腔的要求，追求文字的工丽和音律的协调，但内容多数不出闺情，缺乏新意。梁辰鱼的散曲集《江东白苎》是代表性作品。

    明清易代时期，因民族危亡与民族压迫，引起一些人写出了激愤或离黍之作，其中以夏完淳的几首散曲最为感人。

    清代的散曲，如尤侗、吴绮、朱彝尊等人之作，因一开始就走上了雕琢之路，多模仿元人或明人，内容又不脱闲适与艳情，缺乏社会意义，所以成就不大。散曲也随着昆腔的衰落而日渐消失；尽管道光、咸丰以后，散曲内容有一些变化，如谢元淮、黄荔的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昏庸，表现了爱国热情，但终因曲味不浓，艺术上平庸，没有什么社会影响。散曲的发展，也就到了尾声了。

    明代民歌

    明代民歌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沈德符《野获篇》说：“自宣、正至化、治后，中原又兴〔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民歌不仅流行传布于民间，而且也影响到文坛，使许多文人为之颠倒。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陈宏绪《寒夜录》引）又有人认为当时流行的时调“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李开先《词谑》27引何景明语）。正因为如此，明中叶后，一些散曲作家，受民间歌曲影响，也写了一些语言通俗且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同时也有不少文人开始搜集民间歌曲，并予以刊行，这都是明代文学发展中值得注意的现象。

    现在我们看到最早的民歌集子是成化年间刊行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等4种，以后还有冯梦龙选辑的《挂枝儿》、《山歌》等多种，在当时不少的曲选和杂书中也选刊了相当数量的民歌。总计要在1000首以上。搜集在这些集子中的大都是在城市中传唱的俗曲，内容多是情歌。

    在这些情歌里，突出地表现了被压迫人民挣脱封建礼教束缚，要求婚姻自主，要求自由结合的强烈愿望，也表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感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精选劈破玉歌·分离》

    结识私情弗要慌，提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吹钉嚼铁我偷郎。

    ——《山歌·偷》

    乞娘打子好心焦，写封情书寄在我郎标；有舍徒流、迁配、碎剐、凌迟，天大罪名阿奴自去认，教郎千万再来遭！

    ——《吴歌·甘认》

    上引第一首不只是男女相恋中所发的誓愿，而是在封建统治重重压迫下迸发出来的叛逆的声音，表现了不怕任何迫害的决心。后二首那种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自由，同样显示了他们爱情的坚贞执著和与封建势力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在这些情歌中还表现了劳动人民所珍重的是真挚美满的爱情，而不是权势和金钱，有一首民歌这样唱道：

    富贵荣华，奴奴身躯错配他。有色金银价，惹的傍人骂。红粉牡丹花，绿叶青枝又被严霜打，便做尼僧不嫁他！

    ——《四季五更驻云飞·富贵荣华》

    也就因为劳动人民的爱情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因此，表现在情歌中的感情是淳美、朴素的，像下面这一首：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在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破，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汴省时曲·锁南枝》见《南宫词纪》卷6

    天真、新颖的比喻，生动地表现了一对情侣亲密无间的感情。再如：

    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自从别了你，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

    ——《挂枝儿·喷嚏》

    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事有谁知？

    ——《山歌》卷10

    想象的奇特，构思的新巧，正好表现了诗中主人公的刻骨相思和奔放的热情。

    从上面这些作品看，明代优秀的民歌都具有大胆泼辣、想象丰富的特点。语言也朴素、自然、流畅，准确形象地刻画了青年男女热烈而又细腻的感情，具有很强的表现力。但在这些情歌里也有不少感情不够健康，还有些作品纯粹是淫词滥调。

    明代直接反映封建压迫剥削，歌颂农民起义的歌谣保存下来很少。在封建文人的心目中，作为明代“一绝”的民歌是不包括这类歌谣的。但今天看来，这类歌谣正是明代民歌最值得珍视的一部分，它们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反映了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意志和感情。李开先《一笑散》中有这样一首民歌：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膆里寻豌豆，鹭鸶腿下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

    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诛求无厌的本质和狠毒的剥削手段。还有一些歌谣是直接反映明代官僚机构的残酷凶暴的：

    一案牵十起，一案飞十里。贫民供鞭箠，富有吸骨髓。

    案上一点墨，民间千点血。

    ——《沅湘耆旧集》

    人民无辜遭受迫害，厂卫特务到处横行，社会的黑暗、恐怖由此可以想见。正是这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必然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导致人民的不断的起义和反抗。

    当明末农民起义大规模兴起时，民间歌谣又成了战斗的号角，鼓舞着广大人民的斗争。例如：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叫大小都欢悦。

    ——《明季北略》

    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绥寇纪略》

    金江山，银江山，闯王江山不纳捐。

    ——《明史·李自成传》

    它们都以鲜明的阶级感情，倾吐了广大人民对农民起义军的热烈拥护和爱戴，洗刷了统治阶级对起义军的诬蔑。同时，这些歌谣还广泛地宣传了起义军的政治主张，对团结广大人民共同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明代戏曲

    在宋元南戏和金元杂剧两种不同戏曲基础上，发展衍化出包括传奇戏曲和杂剧的明代戏曲。

    传奇戏曲的前身是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的南戏，是明代主要戏曲形式。其发展以正德前与嘉靖后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元末明初五大传奇《琵琶记》与荆（《荆钗记》）、白（《白兔记》）、拜（《拜月亭》）、杀（《杀狗记》）的出现，是杂剧时代向传奇时代转变的标志。初期传奇作品极少。据载成化、弘治年间留下的作品较多，姚茂良的《精忠记》、王济的《连环记》和沈采的《千金记》较著名。嘉靖以后传奇创作大盛，出现了李开先的《宝剑记》、传为王世贞（一说其门人）作的《鸣凤记》、梁辰鱼的《浣纱记》三部重要作品。

    《宝剑记》把林冲塑造为勇于向高俅、童贯斗争的草莽英雄，借以表达作者对黑暗统治的抗议。《鸣凤记》以时事入剧，直接写杨继盛等人同奸臣严嵩的斗争。《浣纱记》写吴越兴亡故事，寄意深远。

    万历期间，传奇创作进入高潮，形式也更加丰富，著名的作品有高濂的《玉簪记》、周朝俊的《红梅记》等。吴江的沈璟、临川的汤显祖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

    沈璟所作传奇有《义侠记》、《红蕖记》等17种，今存7种。以他为首的吴江派，创作重视音律，强调戏曲语言本色，维护昆腔的地位。

    汤显祖的传世之作有《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世称“玉茗堂四梦”，其中的《牡丹亭》成就最高。以他为首的临川派，接受海盐腔、弋阳腔等“杂调”影响，反映现实、抒写情性强调“自然”，不受曲律束缚。

    明代杂剧也可分前后两期。

    前期上承元杂剧，作品不少，但成就不高，且大量宣扬封建道德，可以藩王朱有燉的作品《诚斋乐府》为代表。其后有康海的寓言剧《中山狼》、王九思的抒情剧《杜甫游春》，颇具特色。

    嘉靖以后的杂剧创作出现了较大变化，纯粹的北曲杂剧逐渐蜕变为由南曲写成或是南北合套的南杂剧。著名的作品有杨慎（一说许潮）作《太和记》、李开先作《园林午梦》，汪道昆作《五湖游》、梁辰鱼作《红线女》等，而以徐渭的短剧《四声猿》（包括《狂鼓吏》、《雌木兰》、《女状元》和《玉禅师》）影响最大。

    明初到中叶的戏剧

    明初杂剧作家较多，据《太和正音谱》记载，有刘东生、王子一、贾仲名等16人。但除杨景言的《西游记》杂剧写三藏法师取经故事，对后来神话小说《西游记》有影响外，其他作家既少直接反映现实或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就是他们写得最多的爱情戏，如刘东生的《娇红记》、王子一的《误入桃源》、贾仲名的《铁拐李度金童玉女》，也大都不脱金童玉女落凡、太白金星指点等俗套。

    至于擅名一时的朱有燉（1379~1439）《诚斋乐府》，以大量神仙庆寿、美人赏花的戏曲来点缀豪门贵族的生活，内容更少可取。宁献王朱权（1378~1449）著的《太和正音谱》和贾仲名的《录鬼簿续编》，对研究元及明初杂剧有重要的价值。传奇戏从《琵琶记》出现以后，宣扬封建道德的倾向愈益严重，到成化年间（1465~1487），号称理学名臣的丘濬作《五伦全备记》，虚构了伍伦全、伍伦备兄弟和他一家的遭际，表现了剧中人物怎样死心塌地地按照封建道德教条行事。剧中许多唱词说白充满封建说教意味，第三出里四支〔金字经〕甚至全用《论语》的句子写成。邵灿在《五伦香囊记》的第一出里自称“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可说是《五伦全备记》的复制品。此外如《冯京三元记》写冯商积累“阴德”，感动上帝，生子连中三元；《商辂三元记》写秦雪梅守节抚孤，长大后连中三元，也都是宣扬封建道德，美化官僚地主的作品。

    为了使戏剧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明代法律一面禁止在舞台上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先圣先贤的形象，保持这些封建偶像的“尊严”；一面鼓励那些“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的戏，为他们宣传因果迷信及封建道德观念（《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丘濬在《五伦全备记》的《付末开场》里有一段自白。

    这三纲五伦，人人皆有，家家都备。只是人在世间，被那物欲牵引，私意遮蔽了，所以为子有不孝的，为臣有不忠的……是以圣贤出来，做出经书，教人习读，做出诗书，教人歌诵，无非劝化世人，使他个个都习五伦的道理。然经书却是论说道理，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曾见古时老先生，每说“古人之诗如今人之歌曲”。……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觉。但他做的多是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非惟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败坏了风俗。……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做《五伦》全备入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

    这段话是高明“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全面地体现了当时封建统治阶级要利用戏剧为他们服务的观点。由于明代前期封建经济继续有所发展，阶级矛盾暂时得到缓和，也有利于这种戏剧观点的形成和扩大影响。就这样，从明初到中叶的100多年间，剧坛上一直泛滥着一股“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戏曲创作也同诗文、小说等一样，长期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

    和明代前期剧坛上泛滥着“以时文为南曲”的逆流的同时，继承前代戏曲优秀传统的作品，如经过明人改编的《南西厢》、《幽闺记》，描写历史英雄故事的《古城记》、《草庐记》、《金貂记》，描写水浒故事的《木梳记》等，依然在民间流行。这些民间流行的戏曲大都爱憎分明，语言朴素，舞台影响深远。它们和唐人传奇、宋元话本以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共同为明中叶以后戏曲创作的转向繁荣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和艺术上的借鉴。

    从明初到中叶，经过比较长期的稳定，国内各大都市，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既为明中叶时期戏曲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明中叶以后出现的王学左派思想，也打破程朱理学的长期统治，为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戏剧的产生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琵琶记》，而王学左派的思想家李贽却认为《西厢记》、《拜月亭》的成就在《琵琶记》之上。元人杂剧里所艳称的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的故事在《破窑记》里已被贬低，到《香囊记》里更说她“遗臭千年未泯”，而李贽却称许她是“善择佳配”。这些被统治阶级看作“异端”的思想，直接促进了明中叶后一些具有反封建思想倾向的戏曲的产生。

    明中叶出现的比较有成就的戏曲作家有王九思、康海、李开先等，他们都是在统治集团里被排挤出来的人物，从而对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多少有所认识。

    王九思的《杜甫游春》杂剧，写杜甫在安史之乱后出游曲江，痛骂李林甫的“嫉贤妒能，坏了朝纲”，流露了作者对当时执政大臣的不满。比之明初那些为亲王贵族歌舞升平的戏曲，已经前进了一步；但作品里的杜甫实际是作者的化身，它远不能表现这位伟大诗人的精神面貌。康海的《中山狼》杂剧相传是为讽刺李梦阳写的。作品写东郭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被赵简子射伤的中山狼藏在书囊里，避过了赵简子的搜查；可是当中山狼出囊之后，反说东郭先生是假意救它，实际是要害了它的性命，连原来东郭先生在赵简子面前替它辩护的话都成了他的罪状。这就深刻地揭露了狼的本性，不管你对它怎样慈悲，它总是要吃人的。作品还写东郭先生在受尽狼的威胁之后，当杖藜老人把它骗进书囊要杀死它时，他又动了恻隐之心说：“虽然是它负了俺，俺却不忍杀了它也。”这就辛辣地讽刺了这个书呆子的温情，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全剧关目紧凑，语言本色而流畅。狼、老杏、老牛的开腔说话，情态逼真，使作品饶有童话意味，这在古典戏曲里是少见的。

    李开先的《宝剑记》写北宋禁军教头林冲上疏弹劾奸臣童贯、高俅，被高俅以借看宝剑为名，设计陷害，逼上梁山，最后仍受招安，同被高衙内迫害的妻子张贞娘团圆。传奇通过林冲和高俅之间的斗争，曲折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同时抒发了作者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心情。他写林冲的两次上疏和张贞娘为夫击鼓鸣冤，在水浒故事里并无根据，倒更象后来《鸣凤记》里有关杨椒山夫妇的描写。《水浒传》写一个丝毫不想反抗王朝的林冲终于走向坚决反抗的道路，树立一个草莽英雄的形象，并深刻揭露统治集团内部尖锐的矛盾。《宝剑记》写林冲受尽迫害，对宋王朝始终存在幻想，且终于为了忠孝两全，受诏招安，这就把这个草莽英雄的性格士大夫化了。然而这部作品在《五伦全备记》、《五伦香囊记》等传奇正在流行的时期出现，内容既有一定的现实性，曲词也比较流畅，不象当时有些文人的作品，过分追求藻丽，因此对当时的戏剧创作依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剧中《夜奔》一场是歌场传唱之作，下面二支曲子比较真切地抒写了一个在统治集团里饱受打击被迫逃亡者的心情。

    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的忠和孝。

    ——〔双调·新水令〕

    良夜迢迢，投宿休将门户敲。遥瞻残月，暗度重关，急步荒郊。身轻不惮路迢遥，心忙只恐人惊觉。魄散魂消，魄散魂消，叹红尘误了五陵年少。

    ——〔驻马听〕

    后来万历年间的戏曲家陈与郊改编《宝剑记》为《灵宝刀》，在林冲被诬的部分恢复了《水浒传》的原来面目，保留了原记里贞娘击鼓鸣冤、锦儿代嫁等情节和部分曲词，又增加了宋徽宗带妓女李师师游万岁山、李逵在寿张县坐衙判案等饶有讽刺意味的情节，比原记确是提高了，虽然结尾还是摆脱不了招安受封的俗套。

    明代小说

    明代小说的繁荣，使中国小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使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充分显示其价值，而且打破了中国文学以诗文为正统的垄断地位。它的空前繁荣，有其原因：

    一是明朝开国以来的百年时间里，由于统治者采取了恢复发展生产、让人民休养生息的方针，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明中叶以后，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壮大起来，因此，大批反映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并被他们酷好的通俗小说，就在宋元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发展了起来。

    二是由于通俗小说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并显示了它的社会作用，明中叶以后，引起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文人如李贽等的重视，并从理论上加以充分的肯定。

    三是明代印刷术的进步，刻书业的发达，也为小说的流行提供了物质条件。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西游记》，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走向成熟的标志。由它们的带动，从嘉靖到明末，更是出现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特别是出现了由文人作家独立创作、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对以往创作依附于历史或神怪题材来说，是一大突破，也是中国长篇小说的一个新发展。短篇小说中大量文人创作的拟话本的产生，从题材到艺术风格，也是对仅供讲唱的话本的一个新进步。

    明代长篇小说从内容上看：

    一类是从讲史话本中发展起来的讲史小说，说的是历代兴亡和战争的故事。其中的《三国志演义》由罗贯中参阅正史，广搜民间传说，最后加工改定。它既有丰富的魏、蜀、吴三国历史内容，又有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而且塑造了曹操、关羽、张飞、诸葛亮等成功的艺术形象。《水浒传》一说施耐庵著，一说施耐庵、罗贯中合著，是一部描写北宋末年梁山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也是在民间传说和说话小说基础上加工而成，热烈歌颂了梁山英雄们的品质和反抗统治者的精神。

    第二类是神话小说，内容涉及神魔鬼怪，充满神奇的幻想，但其中如由吴承思根据宋元说话和民间传说加工而成的《西游记》等好的作品，也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的理想。

    第三类是世情小说，以署名兰陵笑笑生所作的《金瓶梅》为代表，小说展示了城镇为中心的广阔社会画面，真实细致地揭露了明代社会黑暗的方方面面。

    第四类是公案小说，如歌颂历史上清官包拯、海瑞等的“公案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黑暗和阶级矛盾。

    明中叶以后，大量出现的文人模拟话本创作的短篇小说，对当时文坛和后来文学都有不小的影响。其中最早的话本集为《清平山堂话本》。后来冯梦龙编成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凌蒙初写成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简称“二拍”），代表了明代短篇小说的成就。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

    明中叶后长篇小说，数量最多的是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它们都属于历史小说的范围，不过前者主要是以描写历史事件的演变为主；而后者是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描写重点。历史演义的大量产生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中叶后，阶级矛盾和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厂卫的特务统治日益残暴，文人们感到直接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困难，因此借用历史题材来托古讽今、寄托理想。其次，我国历史悠久，史籍浩繁，在客观上为这类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宋元以后，“讲史”小说的发展，特别是《三国演义》的杰出成就，为它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但是也由于这些小说的作者都远离人民，缺乏生活经验，他们企图以史书为创作源泉，走轻便道路。因此它们的成就都不能和《三国演义》相比。

    明中叶后产生的历史演义，共有20余部，从远古至明代，几乎每朝历史都有通俗的演绎。吴门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概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自罗贯中《三国演义》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与正史分签并架……

    这些历史演义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对广泛传布历史知识，起了一定的影响。袁宏道的《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云：

    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读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

    可见其流传之盛。但是，这类小说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并不多。它们的编著者虽然有意识地向《三国演义》学习，但限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经验和艺术修养，大多不过是正史的材料的连缀和演绎，缺少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同时还普遍地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其中较好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列国题材的小说。

    《列国志传》，余劭鱼作，共8卷，226节，刊于明嘉靖、隆庆间。作品起于商朝的妲己驿堂被魅，终于秦国一统天下，比较全面地记载了列国故事。其中若干章节，把流传在民间的神话故事穿插进去，如“苏妲己驿堂被扭”、“穆王西游昆仑山”等，但并未改变历史演义的简朴面貌。

    在《列国志传》的基础上，明末冯梦龙“本诸左史，旁及诸书”编著了《新列国志》。300年来，这是一部除《三国演义》之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通俗历史演义。清乾隆年间以蔡元放名义印行的《东周列国志》，实即冯梦龙《新列国志》的评点本。作品叙事起于周宣王，讫于秦始皇，删去《列国志传》中某些虚构情节，改正了谬误，更符合于史实，同时“敷衍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小说的文字朴实生动，明白晓畅，部分情节描写有声有色。如第102回对朱亥义勇行为的描写：

    秦王欲封朱亥官职，朱亥坚辞不受，秦王益怒，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圈有斑斓大虎，见人来即欲前摆。朱亥大喝一声：“畜生何敢无礼！”迸开双睛，如两个血盏，目眦尽裂，迸血溅虎。虎蹲伏股栗，良久不敢动。左右乃复引出。秦王……意欲迫降之，亥不从。命拘于驿舍，绝其饮食。朱亥曰：“吾受信陵君知遇，当以死报之！”乃以头触屋柱，柱折而头不破。于是以手自探其喉，绝咽而死。

    在这样夸张的描写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粗豪义勇的人物形象。其他如“弦高假命犒秦军”、“围下宫程婴匿孤”、“西门豹乔送河伯妇”等故事，表现了我国人民传统的美好品质，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作者原意要将它写成一部令人“引为法诫”的历史演义，对它的文学性总的说来注意不够，所以作品的主要成就还在于对普及这个英雄辈出时代的历史知识。

    这时期较好的历史演义，尚有甄伟的《西汉演义》。《西汉演义》中有些描写是很有意义的，如写刘邦在伐秦过程中，由于招贤纳士、修明政治、严肃军纪，因此深得民心，终于取得胜利；而项羽狂妄自大，恣意杀掠人民，大失民心，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英雄传奇小说方面，这时期产生的作品很多是通过隋末农民起义、唐末五代的分裂、宋代抗辽抗金的战争等，塑造了一系列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人物原来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受到人民的热爱和尊敬。成书后，大都保存了民间传说的精彩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北宋志传》。

    《北宋志传》的作者熊大木，嘉靖时书坊主人，是英雄传奇小说较早的作者，在《北宋志传》以外还编有《西汉志传》、《东汉志传》、《唐书志传》、《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等，对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北宋志传》把自南宋以来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定型化了，为故事的再创造保存了丰富的材料。小说通过北宋杨业一家世代抵抗契丹的忠勇事迹，赞扬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谴责破坏抗敌事业的叛卖行为。小说包括幽州大战，杨业撞死李陵碑，杨六郎把守三关口，十二寡妇征西等故事，描写了众多的英雄形象。如老英雄杨业，骁勇善战，威震四方，连契丹的萧太后也称赞他：“久闻此老号杨无敌，名不虚传”。后因奸臣潘仁美的陷害，身困重围，头撞李陵碑壮烈殉国。但杨氏一门却更坚强乐观，不问男女老幼，前仆后继地跨上卫国杀敌的最前线。作品中不仅着力渲染了杨六郎的英雄事迹，而且比较突出地描绘了杨门女将的群像，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是个可贵的创造，特别是杨令婆、穆桂英的赤胆忠心、智勇双全，闪耀着爱国主义的思想光辉。书中绿林豪杰出身的孟良、焦赞也是人们所喜爱的草莽英雄的形象。

    但是，《北宋志传》里所表现的爱国思想和忠君思想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这些王公大将、诰命夫人，他们为国效劳是以忠君观念为基础的，这和人民大众所表现的爱国主义思想还是有所不同的。全书艺术上比较粗糙：人物性格不够鲜明、生动，情节缺少提炼，甚至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以及某些迷信、荒诞的描写，这些都影响到它的文学价值。

    此外，较好的英雄传奇小说还有吉衣主人的《隋史遗文》和无名氏的《英烈传》等。《隋史遗文》属于“说唐”小说系统，作品以乱世英雄秦琼为中心人物，把隋炀帝、唐太宗等皇帝放在次要地位，标志着说唐故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英烈传》在演说朱元璋发迹变泰的故事中，写了他和开国臣僚在发迹之前的一些豪侠行为，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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