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概述

    明神宗万历44年（1616年），建州女真族统治者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大金（史称后金）王朝，定都兴京（今辽宁新宾境内）。明崇祯9年（1636年），努尔哈赤第四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定族称为满洲（译音，即妙吉祥义）。明崇祯17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覆灭。当时皇太极已死，其子福临（即清世祖）继位，改元顺治，睿亲王多尔衮摄政，便乘机入关，以明降将吴三桂为先导，镇压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中央政权，并随即进行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这时民族矛盾很尖锐，汉族地主阶级内部拥满和反满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于是清统治者采用礼葬崇祯帝后，升级擢用降吏和不改变汉人服制等项措施，来分化汉族地主阶级；同时发布赦免罪犯、蠲免粮饷等项告示，企图缓和人民的反抗情绪。然而，在清初40年的时间里，反清战争仍在不断地进行。“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抗清军坚持最久，在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军到康熙元年（1662年）才告失败，由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抗清政权，则一直坚持到康熙22年（1683年）。

    康熙时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封建帝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村经济的措施，以求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人民在经历了明末残酷的剥削、巨大的战乱以后，有了安定喘息的机会。整个社会经过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也逐渐恢复繁荣，为清王朝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对外所采取的限制贸易的政策，则有力地遏制了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侵入，使封建经济的发展有了保障。

    清统治者继承并进一步加强了明代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规定由内阁到六部等中央机构，均设复职，满汉平分。但实际上中央大权，并不在内阁，雍正以前在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雍正以后在满员充任军机大臣的军机处，而一切重要问题，最后都由皇帝裁决，形成了极端专制的封建统治。

    清代科举制度仍按明代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但扩充了取录的名额，还颁布了捐纳制度。康熙17年（1678年）又开设博学宏词科，用以罗致“名士”，取录者都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在施行羁縻政策的同时，又严禁文人结社，并大兴文字狱，以压制思想上的反抗。清初文人的社集很盛，由于经历了明代覆灭的重大变动，文人多在诗文中寄托他们怀念故国的情绪。杨凤苞说：“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秋室集》卷1《书南山草堂遗集》）所以自顺治9年（1652年）以后，便不断有禁止文人结社的明令。雍正3年（1725年）更定例究查。文字狱也比历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除庄廷钅龙先死，“焚其骨”外，“所杀70余人”（《亭林文集·书潘吴二子事》），受株连的近200人，以社集中文人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雍正时汪景祺之狱，吕留良、曾静之狱等，实行残酷镇压，这对当时文人的消极影响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斗争也很尖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编写了《性理精义》，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以巩固其思想统治。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很受宠幸。

    明清之际，在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出现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都亲身经历了明代的覆亡，亲眼看到了明末社会种种腐朽黑暗，参加了抗清的军事斗争。他们通过这种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长期观察和分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产生了进步的民主思想。

    他们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对封建社会本身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批判，有的针对封建统治，特别是针对明朝统治的积弊和问题，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张，或补偏救弊的改良方法。

    黄宗羲大胆地抨击了君主专制政治，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认为“自秦汉以后，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他们还提出了均田的主张，黄宗羲主张把全国耕地先“每户授田五十亩”，“余田……以听富民之所占”，同时按土质分别“田土之等第”，地税均“以十一为则”。王夫之在《噩梦》里更进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恒畴”，这可以说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

    其次是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批判。

    顾炎武对于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别注意。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谓之亡天下。”他所说的“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沦亡。他认为保国是君臣和有职守的人的责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

    在时代的刺激下，他们反对明末王学的空谈心性，提出“合经学无理学”的主张，企图通过经史的研究达到唤醒人心，复兴民族的目的。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黄宗羲说：“文之美恶，视道合离”。这就开始转变了明末空疏的学风。

    稍后，阎若璩、胡渭等立汉学旗帜，攻击宋学。这些对清代的学风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对清代的文学理论和创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诗文的复古主义倾向，甚至在小说戏曲中也确考时地，侈谈学问，都和这种学风有关。

    清初的进步作家，民族意识强烈，对现实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明遗民以诗文著名者如顾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节降清的吴伟业，在他的诗里也反映了明清之际的变乱，艺术性较高。王士祯是康熙时期的诗坛主将，他论诗以“神韵”为主，创作力求“超脱”。这种诗风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脱离现实。清初词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拟多于创造，如陈维崧的模仿苏、辛，朱彝尊的宗法姜、张。纳兰性德虽有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贵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内容同样贫乏。

    戏曲方面，在苏州地区产生了以李玉为代表的一派作家，对明末清初动乱的现实有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体写作的《清忠谱》对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为深刻。康熙时期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同时又抒写了国家“兴亡之感”，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李渔的戏曲理论，联系舞台实际，并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小说方面，陈忱的《水浒后传》描写梁山英雄们在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再度起义，并突出了南宋时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寄托了作者的“孤愤”，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毒害，歌颂了争取真挚的爱情生活和反对封建礼教的斗争精神。在文言小说的创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时期，是清朝经济文化发展达到顶点，阶级矛盾也日趋激化的时期。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适应贵族、大地主、大商人享乐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业也活跃起来，呈现了一片繁荣的景象。当时窑业、印刷业、制盐业、纺织业、矿业等的规模和水平已相当可观。景德镇的窑业工人就将近20万，广州有一个制茶工场，男女童工达500人，还开始部分地使用机器。在这个过程中，东南沿海一带一度被摧残了的资本主义萌芽又开始发展起来，但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很多地区又表现得不够明显，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阻碍，它的成长过程是很缓慢曲折的。

    所以那时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阶级的扩大兼并，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皇室、贵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额的财富，大商号、当铺、票号、银号、盐庄，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惊人的财富。其结果便是土地愈集中，农民愈贫困。

    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趋腐败，贪污成风，当时毕沅为两湖总督，福宁为巡抚，陈淮为藩司，三人朋比为奸。人们说：“毕沅象蝙蝠，身不动摇，专吸过往虫蚁；福象虎狼，不顾人畜，一概吞噬；陈象老鼠，钻穴蚀物，使人不防。”嘉庆初年，查抄前军机大臣和砷的家私，估银约10亿两，超过乾隆年间所耗军费的10倍。八旗兵丁既不操练，又不事生产，成为社会上的寄生阶级，整个统治集团生活奢靡，日趋溃烂。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连地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如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的白莲教起义，历时9年，活动地区包括川、陕、楚、豫、甘5省；苗民起义比白莲教起义早一年，起义先后达12年之久；嘉庆18年（1813年）又爆发了天理教起义。

    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同时也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道光年间，英国殖民势力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道光20年（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序幕，使中国逐步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6年（1741年）至乾隆53年（1788年），前后48年之间，共有63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乾隆笼络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36年（1771年）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267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220人（全祖望《公车征士小传》）。乾隆38年（1773年），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结果在乾隆39年（1774年）至乾隆47年（1782年）的8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乾嘉时期，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博学”、“好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他们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通经，由于他们只是依据汉儒的意见，特别是以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作尺度，所以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客观规律是很不相同的。虽然他们在整理古代学术文化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粉饰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对政治比较关心，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两种主张，以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戴东原集·与某书》）。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响不大，仍是以训诂大师闻名于世。

    初期考据学者标榜汉学，以与渊源宋代的程朱理学立异，后来更多调和汉宋之论。他们已进一步总结前人在学术、文学上的成就，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文学创作中的复古主义倾向更为严重，只有长篇小说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清中叶的诗歌领域中，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影响仍然很大。主张“温柔敦厚”的沈德潜，更是典型的台阁体诗人；稍后，翁方纲的“肌理”说，表现了考据学对诗歌的影响。只有袁枚的反对复古、主张性灵的理论，继承了明末公安派的传统而有所发展，他的“性灵”说不象公安派那样玄虚抽象，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当时比较有进步意义。郑燮的诗歌不仅能突破复古主义的束缚，而且写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等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一直影响到清末的文坛。由于学者多读古书，多记古事，这时还出现了骈文“复兴”的局面，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个对立的文派，汪中在这方面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杂剧、传奇方面，由于作者的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词采，他们的作品就只能成为文人案头之物。只有蒋士铨、杨潮观成绩比较可观。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戏。从明代发展起来的弹词、鼓词在这时普遍流行，作品数量很多。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义妖传》表现了反封建、追求爱情的精神；《再生缘》歌颂了妇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写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专权。在弹词中成就比较高。

    章回小说中出现了标志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高峰的《红楼梦》，它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的罪恶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讽，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镜花缘》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社会进行了一定的批判。诗文、词曲更加衰落，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由于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才出现了新的情况。

    清代诗

    清代诗人、流派众多。虽然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盛行，但仍不乏反映社会矛盾、暴露现实黑暗的作品，现实主义传统在一些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中仍有继承和发展。在技巧形式上不断追求创新，也为诗歌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

    清初“遗民”诗人的作品大都敢于正视现实，反映那个时代的民族斗争，表现不忘故国的思想感情。

    如顾炎武的诗托物寄兴，吊古伤今，充满爱国激情。他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日知录》），其诗作沉雄悲壮，苍凉沉郁，具有淳朴自然之美。黄宗羲的诗多故国之悲，怀旧之感，慷慨激越。王夫之的诗追怀往事，感慨生平，流露反抗精神，寄托亦深；他以情景交融论诗，影响颇大。另有杜濬、钱澄之、归庄、申涵光、吴嘉纪、屈大均等，其诗作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疾苦，具有现实意义。

    以明臣而仕清的诗人，以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为最著名，称“江左三大家”。钱谦益反对明代“复古派”，提倡“情真”、“情至”。擅七律，诗风接近晚唐和宋诗。入清后的一些诗，如《后秋兴》等，感慨兴亡，深沉苍劲。吴伟业的诗不满现实，又不敢明白直陈，诗风显得委婉含蓄，感染力很强。龚鼎孳诗较少特色。

    清初较早的诗人还有应试出仕诗人宋琬和施闰章，有“南施北宋”之称。宋琬诗多有感伤忧患之作，诗风磊落雄健。施闰章诗现实性比宋琬为强，诗风气象浑厚，真挚沉痛。

    这一时期的诗人，以王士祯最负盛名。王士祯论诗以神韵为宗，诗作大多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风格含蓄、冲和、淡远，艺术上有新的特色；但过于典雅，流为空调，适应了清王朝粉饰太平、点缀升平的需要。

    继王士祯之后以诗名者，还有查慎行和赵执信。查慎行早年诗作多记行旅，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诗以白描见长，用笔劲炼，不尚藻丽。赵执信论诗与王士祯意见不合，作《谈龙录》，对“神韵说”表示不满。主张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以言志为主。诗风清新峭拔，但蕴藉不足。

    清中叶诗人沈德潜，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主“格调说”，效法汉魏盛唐。其诗多为歌功颂德之语，部分诗作反映了一定现实。他的诗选如《唐诗别裁》、《古诗源》等，流传颇广。厉鹗为浙西诗派领袖，风格清秀恬淡，曾主持江南江北诗坛数十年。号称诗、书、画“三绝”的郑燮，许多诗篇同情人民疾苦，反映社会黑暗，吐露襟怀性情，清新流畅，自成一派。

    号称“乾隆三大家”的袁枚、赵翼和蒋士铨，诗论、诗作出现新气象。袁枚倡导“性灵”说，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对当时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诗风，起了很大的冲击作用。其诗多抒发个人的闲情逸致或叹古讽今，富于情趣，清新灵巧。赵翼诗论主张与袁枚接近，诗风清晰明畅，较有特色。蒋士铨诗多直抒胸臆，风格直扑，功力不及袁、赵。

    另有黄景仁诗，注重意境，情调感伤低沉、极富感染力。翁方纲倡“肌理”说，主张义理与文词结合，其诗多为“学问诗”。张问陶主张诗中有“真我”，反对模拟，颇受袁枚赞赏。

    乾嘉时代，诗人黎简、舒位、王昙、彭兆荪等力图独辟蹊径，摆脱拟古主义的束缚，代表着诗坛风尚的转变。但后期诗歌总体上趋于衰落。

    清代词

    清代词人甚多，词学呈现复兴气象。清初诗人王夫之、屈大均、龚鼎孳、宋琬、彭孙遹、尤侗、余怀、曹贞吉等都有词集。较有成就的词人有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德等。

    朱彝尊主持诗坛达50年之久。论词主张“淳雅”、“清空”，开创浙西词派。词学姜夔、张炎，多在字句声律上用功夫，细致绵密，圆转嘹亮。不少作品精工隽永，清新秀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但一味追求清空淳雅，词的内容渐趋空虚、狭窄。

    陈维崧填词1600余首，用词调400多种，与朱彝尊齐名。其词多感旧怀古，抒写家国兴亡之感；一些描写人民苦难的作品，沉痛动人。风格接近苏轼、辛弃疾，气魄宏大，豪放遒劲，为清词阳羡派代表。

    纳兰性德主张诗须有才学，词须有比兴，反对模仿。善以白描手法直抒胸臆，自然流丽，风格颇近李煜。内容多写离愁别恨，哀婉凄怆，真挚深沉。与他风格相近的作家有佟世南、顾贞观等。

    诗人能词者，有吴伟业、王士祯等。他们对于乾嘉时代的作家作品都有影响。

    清代后期，以张惠言和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盛极一时。

    张惠言有感于浙西词派题材狭窄而力挽此风，提出“比兴寄托”的主张，强调作词要意在笔先，感物而发；缘情造端，情感蕴藉，反对无病呻吟之作。他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其词作风格厚重，深婉沉挚，咏物写景多有寄托。但由于以个人的生活和感受为主要内容，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这种情况到鸦片战争之后才有改变。

    清代文

    清初散文家，一部分属于学问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都是具有进步思想和民族意识的作家。他们的文章批判封建弊政，反抗民族压迫，具有民主倾向。

    黄宗羲主张言之有物，反对空洞模拟，文章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往往写得纵横恣肆，雄浑质朴；顾炎武主张“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其文淳朴自然，生动感人；王夫之强调社会性、现实性，文章感情洋溢，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他们治学谨严，言之有物，立论卓越，对于转变明末空疏的学风，有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的文人之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称“清初三大家”。侯方域以才气见长，文章学韩愈、欧阳修，驰骋纵横，富有气势。魏禧认为“文所以可传，中必有物”，文章以见识议论为主，凌厉雄杰，感慨激昂。汪琬主张辞义明了，合乎经旨，为文疏畅条达，简洁明快，但才气不足。另有王猷定、戴名世、邵长蘅等，也都以散文见称。

    清中叶的散文以“桐城派”古文影响最大。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

    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他提出“义法”的主张，“义”指内容，“法”指形式，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与形式统一。但“义”的实际内容是与清王朝提倡的程、朱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相联系的，目的是要使传统古文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对于文章、写作，提出尚简去繁，语言纯正典雅。他的散文文笔简练雅洁，往往在淡泊中寄寓深沉的情感，开了清代古文的新面貌。

    刘大櫆认为“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论文偶记》），提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所以注重字句的推敲，以形成文章的抑扬顿挫，激昂舒缓，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这种由音节求神气的见解，对散文艺术理论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姚鼐主张合义理、考据、辞章而为一，并提出要从“格律声色”中求“神理气味”，可看作是对刘大櫆理论之补充。他还提出阳刚、阴柔的风格理论，颇受后人推重。姚鼐的文章简洁平淡，富有情韵。其山水游记清新俊逸，如《登泰山记》等。

    属于桐城派或写作倾向相近的作家还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桐城派一个支流阳湖派，以阳湖人恽敬、张惠言为代表。恽敬的散文受桐城派的影响，但又不满于桐城派古文写作的诸多清规戒律，主张综兼各家之长，建立新的艺术风格，其文较有气势。张惠言学韩愈、欧阳修，好骈文，欲融骈文、散文之长而成一体，文章简洁晓畅。

    清中叶的骈文作家有胡天游、杭世骏、洪亮吉和江中等。汪中成就较高，他的骈文“状难写之情，含不尽之意”，感情强烈，有时不免流于伤感，《哀盐船文》为其代表作。

    鸦片战争前后，著名散文家如朱琦、龙启瑞、吴敏树、曾国藩等，都受到桐城派的影响。到以龚自珍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的文章出现，才开始了近代散文的新面貌。

    清代弹词和鼓词

    弹词和鼓词是流行于不同地区的说唱相兼的曲艺形式。前者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后者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乐器伴奏，主要说唱铁马金戈的战争故事。

    说唱文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唐代的变文、宋代的陶真、涯词、鼓子词、诸宫调和元代的词话，是说唱文学在各个时代的不同名称。它们都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丰富了我国说唱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继承前代的艺术传统，明清两代的说唱文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以弹词和鼓词为主的各种说唱艺术出现了，同种说唱艺术的不同流派出现了，它们在同一城市中同时演出，艺人们互相竞赛，互相揣摩，为了压倒别人，不仅在演唱方面有不少可贵的创造，而且在作品内容方面也进行了加工和润色，使之更加丰富和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弹词是由宋代的陶真和元代的词话发展起来的。弹词这一名称最早见于田汝成在嘉靖26年（1547年）左右写成的《西湖游览志余》中，原书卷20记杭州8月观潮说：“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明代弹词见于著录确实可信者有两部：嘉靖间梁辰鱼的《江东廿一史弹词》和明末清初陈忱的《续廿一支弹词》，现均已散佚。今传杨慎《廿一支弹词》较梁著为早，故梁著别标“江东”二字以示区别。但杨慎的十字句与后来弹词中有衬字的十字句不同，它不是弹词，而是元代词话的继续，本名为《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其书传到江南才被易为今名。文人拟作皆在一种文艺流行民间以后，由此可以推知：弹词的风行至迟当在明嘉靖年间。

    弹词是由说（说白）、噱（穿插）、弹（伴奏）、唱（唱词）几部组成的。说白部分为散文，唱词部分基本上是七言韵文，有时也略有变化，加上三言的衬句，成为三、三、七或三、三、四的句式。弹词作品大多数是长篇的，一部作品往往要说上几个月，象《安邦志》、《定国志》、《凤凰山》是三部连续的作品共674回，70余册；一般通行的也都在10册以上。弹词中的开篇没有说白，短的只有两韵四句，长的也不过十几韵。主要是起定场作用，把听众的兴趣引向正书上来，正如宋人说话中的入话一样。后来它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嘉庆、道光时，有马如飞者善著开篇，今传有50余篇，其唱腔称为马调，影响很大。弹词开篇直到今天还是最受群众欢迎的曲艺形式之一。在语言上，弹词有“国音”、“土音”之分。国音弹词是用普通话写的，如《安邦志》、《天雨花》、《再生缘》等。土音弹词是用方言写的，或者夹杂有方言的，它以吴音弹词为最多，如《珍珠塔》、《玉蜻蜓》、《义妖传》等。浙江的“南词”、福建的“评话”、广东的“木鱼书”等，都是用各自方言写成的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土音弹词的异名。

    现传弹词作品据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辑录有270多种，其中除少数是鸦片战争以后创作的，大多数是清中叶以前流传下来的。现存弹词作品的数量虽然不少，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却是极狭窄的，绝大多数都是写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只有一小部分作品有比较真实的历史背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弹词多在城市演唱，比较更受到妇女的欢迎，因此，她们要求突破封建束缚，改变长期受压迫地位的愿望也就在作品中有所体现。有不少作品出于妇女作家之手，象《天雨花》（陶贞怀作）、《再生缘》（陈端生作前17卷，后3卷由梁德绳续成）、《笔生花》（丘心如作）等皆是。

    《天雨花》写作时代较早，据其自序，其书当成于顺治8年以前。作者写出了明末朝政的混乱和阉党的弄权。书中主人公左维明对郑国泰、魏忠贤的斗争，对阉党屠杀东林党人的谴责，都表现了作者对明末现实的批判。但作者又是一个陈腐的封建秩序、封建道德的维护者，她对封建的等级观念、忠孝观念、妇女贞操观念无不大加歌颂，有时竟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嘴连篇累牍地进行封建说教，对农民起义和起义的领袖，她抱着极端仇视的态度。作者还是一个拙劣的自然主义者，她写左维明与郑魏等人的斗争，苍白无力，常常是稍一接触，即匆匆收场，得不到充分开展。而对左维明的家庭种种生活情况却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使严肃的政治主题淹没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描写中，削弱了主题的鲜明性和形象的战斗意义。

    《再生缘》写成于乾隆年间。它是写元代女子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经双方父母订婚，后经奸人破坏，几经波折，终于团圆的故事。作品较成功地塑造了孟丽君这样一个压倒须眉的女子形象。在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她竟位列三台，和男人一样出入朝廷，议论朝政是非，办理国家大事，并运用自己的才智为国家铲除了叛国通敌的奸党，恢复了忠良的名誉，这些都突出地体现了作者有意为妇女吐气的愿望，也是这部书动人之所在。在艺术上，《再生缘》的情节比较离奇、曲折，作者围绕孟丽君与皇甫少华的婚姻这一主线展开了一系列的矛盾斗争，写得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但由于作者的思想和艺术修养都不高，限制了作品的成就。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大都是封建伦理观念的体现者，缺乏理想的光辉。孟丽君虽有超人的智慧和才能，但她最高的理想仍旧是回到家庭去做一个贤妻良母。并对一夫多妻的封建婚姻制度大加宣扬，因而大大损害了这一形象的完美。

    《珍珠塔》在以才子佳人爱情为题材的弹词中，是最为江南广大人民所熟悉的一部。书中叙述书生方卿因家贫求助姑母，遭到有钱的姑母的羞辱，表姐陈翠娥同情他，并私下赠给一个珍珠塔。最后方卿中了状元，他装乞人模样，到陈家唱道情，讽刺了姑母。这部弹词在揭露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方面有一定进步意义。由于说唱艺人在演出中不断加工，它在艺术上以描写细致、语言流利生动见长，不少片断今天仍活在舞台上，深为群众所喜爱。

    弹词中还有一类是根据民间传说故事编成的，说唱白蛇与许仙恋爱故事的《义妖传》就是这类作品中比较优秀的一部。《义妖传》的故事情节和《雷峰塔传奇》基本相同，“义妖”即指白蛇幻化的白素贞。她为了捍卫自己与许仙的爱情幸福，跟代表封建势力的法海和尚展开了出生入死的斗争，体现了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妇女要求挣脱封建压迫的强烈愿望。其他人物如法海的虚伪残忍，许仙的诚实懦弱，小青的热情爽快，也都有较好的描写。

    以上四部虽然是比较好的弹词作品，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利用，小市民意识的渗透，特别是作者本身的思想和艺术的局限，作品存在着大量的封建伦理的说教，不同程度的猥亵描写。在故事情节上也往往陈陈相因，总脱不掉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经过波折而大团圆的俗套。

    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它也是由陶真和词话发展而来的，与词话的关系更为直接。今传最早的鼓词，是明天启刊本《大唐秦王词话》（一名《秦王演义》），写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征伐群雄统一中国的故事。韵文为十字句，与鼓词相同，只是这时还不用鼓词的名称。正式使用鼓词这一名称的，是明末清初的贾凫西，他的《木皮散人鼓词》不是演述故事，是借用这一形式来抒发自己内心的不平，但正是这个事实说明至晚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鼓词已经流行，并且已经转而影响了文人的创作。

    鼓词也是韵文、散文相间的。唱词为七言或十言句，句式似较弹词更为灵活。鼓词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又说又唱的成本大书，另一种是只唱不说的小段。习惯上，前者称为鼓词，后者称为大鼓。大鼓出现较晚，它是从鼓词“摘唱”来的。所谓“摘唱”，即从鼓词中摘取精彩的一段来演唱。清中叶前后渐渐兴盛，并有了专门为此创作的作品，于是它便与鼓词正式分开，成为另一种曲艺形式。

    鼓词大部分是写前代忠臣良将南征北战的故事，其中虽有一些历史的影子，但绝大部分是虚构的，也还有不少神仙道化的描写。作品主要是写朝廷上忠奸的斗争和抵制外族入侵的战争，虽然多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却多少反映了人民的爱憎和愿望。较有代表性的如《呼家将》（一名《肉丘坟》）等。鼓词中也有写才子佳人恋爱故事的，较之弹词同类的作品，一般来说篇幅要短小得多，风格也不同。但仍未脱公子受难，小姐受苦，终于团圆的俗套，其中较好而影响较大的是《蝴蝶杯》，特别是“游龟山”一段描写，反映了劳动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和他们的反抗情绪，有一定意义。

    还有一部分鼓词是由文学名著改编的，根据小说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根据杂剧传奇的有《窦娥冤》、《西厢记》、《白兔记》等。这些鼓词一般与原作出入不大，对这些文学名著的普及有很大作用。

    子弟书是鼓词的一个支流，大约创始于乾隆年间。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说：“旧日鼓词有所谓子弟书者，始创于八旗子弟。其词雅驯，其声和缓，有东城调、西城调之分。”由此可见它的来源和音乐上的特点。

    子弟书的题材，除一部分直接从社会生活中吸收外，大部分也是根据明清流行的小说、戏曲改编的。前者如《烟花叹》、《厨子叹》、《逛护国寺》等，可以借此了解当时一些社会生活和下层人民的某些生活状况；后者对传播文学名著起了一定作用。子弟书的作者还对原著某些人物形象和思想倾向做了一些创造性的阐述和发挥，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理解，如子弟书代表作家罗松窗、韩小窗据文学名著改编的《鹊桥密誓》、《黛玉悲秋》以及佚名的《草桥惊梦》、《闹江州》等，都有这样的特点。

    子弟书的乐曲今已失传，但保留到现在的不少作品仍以各种曲艺形式进行演唱，受到群众的欢迎。

    清代民间歌曲

    清代文人继续明代文人的遗习，搜集民间通俗歌曲的风气更盛，保存下来的作品远较明代为多。刘复、李家瑞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中共收俗曲单刊小册6044种，又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他“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1.2万余种”，由此可见清代民歌的兴盛。

    清代俗曲集的情调与明代基本相同，多为男女相思之作，亦有不少色情作品，大都是城市酒楼、茶馆、妓院中传唱的东西，如《霓裳续曲》、《白雪遗音》等刊本和《时兴呀呀哟》等钞本。但其中亦有一些思想比较健康，歌词清新俊爽的作品：

    〔寄生草〕濛淞雨儿点点下，偏偏情人不在家；若在家，恁凭老天下多大。劝老天，住住雨儿教他回来罢。淋湿了衣裳事小，冻坏了情人事大。常言说：黄金有价人无价。

    〔寄生草〕情人送奴一把扇，一面是水，一面是山。画的山，层层叠叠真好看。画的水，曲曲弯弯流不断。山靠水来水靠山，山（若）要离别，除非山崩水流断！（重）

    ——《霓裳续曲》卷四

    清代民歌中亦有来自较为僻远地区的，如李调元的《粤风》和无名氏的《四川山歌》，它们的曲调较简单，但感情真率朴实，是民歌的本色：

    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结网三江口，水推不断是真丝。

    ——《粤风》卷1

    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攀槐枝望郎来；娘问女儿“望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

    ——《四川山歌》

    这里并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却体现了民歌清新健康的风格。

    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束缚和迫害在清代民歌中的反映也较前代更为具体深刻，有的谴责男子的负心，有的怨恨父母的无情，感情都十分强烈。有的则具体地写出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所带给妇女的痛苦。例如：

    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

    ——《四川山歌》

    这是辛辣的嘲笑，也是严肃的抗议。但在那样社会里，不知有多少妇女的美好青春被葬送了。《时调小曲丛钞》中〔银绞丝调〕“哭情郎”、〔王琳琅调〕“别情哥”两首都是写女子自己选择了配偶，却被父母另嫁了别人的痛苦心情，特别是前一首，不仅写了她与情人痛苦的离别，并且写了她对情人殉情而死的深切的悼念。作品中两对青年的命运正是那个时代必然产生的悲剧。但青年人是顽强的，他们继承了前代民歌中那种“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的精神，表现了更为强烈的叛逆精神：

    思想着才郎，恼恨着爹娘。脚踩着花盆，手扶着墙；两眼不住的泪汪汪。因为才郎挨了一趟打，打的奴浑身上下茄样。郎嗳！能舍这皮肉不舍亲郎。

    ——《时兴呀呀哟》

    冤家要去难留下，满满斟上一杯茶。这杯茶，留下冤家说句儿话：既要去，就该留下知心话；偷偷瞒瞒不是个常法。倒不如瞒着爹妈，逃走了罢！瞒着爹妈，逃走了罢！

    ——《京都小曲钞》

    任何迫害，不会使青年人屈服，任何肉体的摧折，也不能熄灭他们心中争取自由的火焰，“能舍这皮肉不舍亲郎”，这就是他们的回答，“瞒着爹妈，逃走了罢”，这就是他们的行动。

    清代还有少数民族民歌和儿歌专集的刊行。前者如《粤风》中后3卷的《瑶歌》、《苗歌》和《僮歌》。作品多半是情歌，也反映了他们的一些习俗。但由于是用汉字标音，虽经注释，仍有不少难懂之处。后者如郑旭旦的《天籁集》和悟痴生的《广天籁集》等儿歌集，它们是成年人向儿童传授知识，训练儿童语言的，一般句子较短，语言简易流畅，适合儿童诵唱。但其中亦有少数反映社会生活的一些侧面。

    清代传奇与杂剧

    清初传奇密切联系社会实际和舞台演出的实际，思想性、故事性增强，艺术上讲究戏剧结构、场面冲突等。作品大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到现实的政治斗争和重大历史事件，借历史人物和故事抒发作者的爱憎感情，富有时代气息。

    李玉是这种创作倾向的代表。相传他写有60多个剧本，今存20种（包括与人合作3种）。早期作品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为代表，多写人情世态。清初写成的《万里圆》、《千钟录》（又名《千忠戮》）、《清忠谱》（与朱皠、毕魏、叶稚斐合作）等，或揭露明末政治的黑暗，或表现市民暴动和人民的反抗精神，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超过了早期作品。其中尤以《清忠谱》著名，作品对伸张正义、不惧权势的周顺昌等东林党人正义斗争的描写，具有典型意义；还成功地塑造了城市人民群众的形象，比较真实地表现了群众斗争的场面，艺术上很有特色。

    以李玉为中心活动在苏州地区的戏剧家，还有朱皠、朱佐朝、庄园、毕魏和叶稚斐等，称“苏州派”。朱皠的《双熊梦》、（又名《十五贯》）叶稚斐的《琥珀匙》、丘园的《党人碑》等，都是有影响的作品。

    苏州派之外，吴伟业和尤侗，是另一类型的戏剧作家。他们的作品不适合演出。即所谓“案头之曲”。作品大都借历史故事抒发个人怀才下遇的苦痛心情或故国之思，影响不大。如吴伟业的《秣陵春》传奇，尤侗的《钧天乐》传奇等。

    这一时期的李渔，既是一个剧作家，又是一个戏剧理论家。所撰《笠翁十种曲》，较著名者有《风筝误》、《奈何天》和《意中缘》等。所著《闲情偶记》，是对戏曲创作和演出理论的系统总结，有独到的见解。康熙时期洪升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继承了明代传奇的优秀传统，代表了当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

    《长生殿》吸收了唐白居易《长恨歌》、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元代白朴的杂剧《梧桐雨》和明人吴世美的传奇《惊鸿记》等的成就又有所发展，对唐明皇、杨贵妃生死不渝的爱情加以歌颂，并结合李杨爱情揭露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表现民族感情，是这类题材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

    《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表现国家兴亡及南明王朝内部的政治斗争，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较好的结合，是明清传奇创作的现实主义的高峰。

    之后传奇创作走向低潮，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描绘文人雅士“轶闻韵事”的作品大量出现。值得注意的传奇作家尚有唐英、蒋士铨等。唐英著有《古柏堂曲》17种，有些剧目保留了民间戏曲的优点，如《十字坡》、《面缸笑》等。蒋士铨著有《红雪楼十二种曲》等，其中《临川梦》写汤显祖故事，较有价值。乾隆时黄图副珌、方成培根据白娘子的传说改编的《雷峰塔》，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清代杂剧创作已处尾声，较好者有清初陆世廉《西台记》、吴伟业《通天台》和《临春阁》、尤侗《读离骚》及清中叶杨潮观《吟凤阁杂剧》等。《吟凤阁杂剧》包括短剧32种，内容积极，有现实意义。清代后期传奇、杂剧日益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被称为“花部”的有生命力的地方戏。

    清代小说

    清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资本主义因素及初期民主思想和启蒙思想在发展。清代小说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由盛而衰，开始向近代小说、现代小说转变。

    一些优秀小说继承明代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等的优秀传统并有所创新。

    许多文人作家接触了较广阔的社会现实，把目光转向世俗的社会和平民，在对现实社会寻常生活的描绘中表现民族意识和民主倾向。他们根据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现世的生活经验去借鉴历史，选取题材，进行艺术虚构，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的能力较前代作家有所提高，表现形式和手法更丰富多彩，日常口语的运用也更加熟练。

    康熙年间产生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乾隆年间产生的长篇白话小说《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

    清初长篇小说多取材于历史和传说，其中一些作品曲折地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民族斗争，影响较大的有《水浒后传》、《隋唐演义》等。

    《醒世姻缘传》则是以婚姻为题材的小说，用山东方言描写社会各阶级的人物群像，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聊斋志异》继承了魏晋志怪小说、唐宋传奇的传统，加以发展创造，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它是明中叶以后“传奇风韵”的继续，又影响了清代的文言小说。

    产生于清代中叶的《儒林外史》，生动地描绘了封建科举制度下“儒林”人物的百丑图，标志着讽刺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对近代谴责小说有极大的影响。

    《红楼梦》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触及了封建末期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形象地揭示了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命运。它汲取了《水浒传》、《金瓶梅》以及戏曲和诗歌等多方面的创作经验，达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的最高峰。

    清中叶出现的历史小说有《说岳全传》、《说唐演义全传》等。

    《说岳全传》借鉴了元明戏曲及说唱中有关故事的精华，充满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影响很大。继《说唐演义全传》之后，又出现《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反唐演义》等续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描写忠奸斗争，宣扬功名富贵思想，在艺术上则模拟多于创造。

    这一时期描写成仙得道济世救人故事的小说，像长篇小说《绿野仙踪》、《济公传》等，曲折地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

    短篇文言笔记小说有《阅微草堂笔记》、《新齐谐》等，成就远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

    清代后期，小说渐趋衰落。较好的一部长篇小说《镜花缘》，在妇女问题上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但艺术上比较粗糙。这一时期《红楼梦》续书大量出现，这些续书思想倾向各不相同，反映了作者各自的伦理道德观念，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民俗世情。

    嘉庆、道光年间，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日见衰歇，脱离现实，宣扬名教和因果报应的作品大量涌现，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小说的发展才出现了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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