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逆境不改“夫子”气。

    邓小平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晚年，为了笔墨官司“较真儿”。

    也许是中国文化中有儒家的传统，所以中国历史上不乏“儒将”。就是在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十员大将中，也有几个是颇具儒将风度的而谭政大将则更是有名的“夫子”。

    称他为夫子，倒不是因为他说话总是之乎者也，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酸气，更不是因为他很注重仪表，讲究整洁……而是说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和谦逊。

    然而，政治家对儒将身上的书生气是很警惕的，不是有那么一句名言吗：

    切不可书生气十足！

    还有人告诫说：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当然也有人歌颂书生气，赞美这种书生气，多年来，不是有人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吗？

    谭政大将虽然身经百战，但他身上的“书生气”总也改不掉。直到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没有改掉这一点。

    “什么‘三八作风’？这很不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

    林彪是中国共产党内很有个性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不仅反映在他对重大事情的决断上，也反映在他平时的讲话上。他有过不少的创造——诸如“一点两面”、“三三制”等等。公道地讲，他这种编串子的办法，有时候还是很起作用的，起码能把很多很复杂的内容变得好记了。

    但是这种归纳有时候很有片面性，甚至会有以偏概全的问题。当然这都是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问题，在当时我们恐怕是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来的。

    谭政大将就提了出来。

    那还是在他就任总政治部主任不久，在广州参加的军委会议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三八作风”这个说法。这是林彪的一个讲话的征求意见稿，林彪把毛泽东当年给“抗大”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来了个大概括。

    谭政看了，很不以为然，他说：“这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容易说混了。需要再斟酌斟酌……”

    有人提醒他，说这是林总本人的意思，不是秀才们概括的。谭政说：林总说的也不是不能改嘛！

    不是他不了解林彪，他们在一起共事有几十年了，对方是怎么一个人都很清楚。在东北打仗的时候，林彪对政治工作的事很少过问，也还听得进他谭政的意见。

    可谭政怎么也没想到，林彪会把他的这个提法拿到了1960年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更没有想到这个提法在会议的文件中出现。

    谭政拿着中央的红头文件，看着看着就坐不住了。白纸黑字，“三八作风”直刺他的眼睛。

    多年来谭政心目中“全党服从中央”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原则。他绝不是说说而已的。对于中央的文件是不会有二话的，他赶快布置总政宣传部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准备工作。

    宣传部起草了宣传提纲，送到了谭政的案头。恰在这个时候，另一封信也送到了他的案头。

    这是一位当年在“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写来的。他认为，如果提“三八作风”的话，那么，“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否应该改为“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怎么办？

    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同志咬文嚼字，这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又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奋斗”还是用“艰苦朴素”。

    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还没有批回来，又出了岔子——有个军区的宣传部写来一个请示，问是不是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标语，刷在军区的大院子里？

    宣传部又把这份报告，送到了谭政大将的案头。

    在谭政看来这件事情很简单，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还没有回音，这要等毛主席批下来以后再作答复。

    下面军区又来电话催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只好去问谭主任。他对宣传部的同志说：“不急，等毛主席批示了再答复，也不迟。”

    偏偏有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把总政这里没有立即表态的情况告诉了林彪。

    这时的林彪正在考虑“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他不能容忍全军的最高政治机关，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

    他对一个常去他那里的人说：总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诋毁“三八作风”。

    他还对有的人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

    这无疑是个信号。如果是政治斗争中的老手的话，那么是不会忽视这种传言的。在这种时候，谭政身上的书生气表现得更加明显了——他对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同志说：“以后不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我不相信那些话会是林总说的。”

    也有好心者劝他说：“你和林彪是多年的老上下级关系，你的一些话林总有意见，你去认个错不就得了？”

    他还是说，没有那个必要。他觉得林彪是了解他的，不会因为这些工作上的事对他怎么样的。同时，他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说的那些话有什么错？

    你们说嘛！

    他依旧上他的班，开他的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却不知道有人正在暗算他。在他的头脑里，是不会有那么坏的人专门整人的，特别是在我们党内。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谭政主持召开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紧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而这个报告又登在了解放军报的显着位置上。

    这时，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嗅出了些味道——这和林彪的一些说法是并不一致的。

    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和他说起这段往事时，他自己也说，我当时是书生气十足。

    林彪是个很喜欢搞突然袭击的人。对战场上的敌人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对他的许多同事也是如此。

    他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回来了，唯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来。

    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林彪突然提出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叫谭政听来很吃惊的讲话。

    林彪拖着他的湖北腔说：“现在政治工作的方向有些偏。今年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林彪见到谭政时还说：“军队的政治工作还好，我很放心。”

    他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林彪在他的这次讲话中，还发表了那个当时很新奇的说法：四个第一！

    他讲起这些来可谓摇头摆尾，他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这就是“四个第一”第一次在部队出现。

    对这些说法，谭政怎么能够接受呢？但不接受也得接受，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首长的指示，是为下一步军委扩大会议定下的调子。

    到了开晚饭的时间，谭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的意思。然后马上报给林彪。

    恐怕到这时，谭政大将是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但他还没料到下一步的斗争矛头就是他本人。

    说来后人很难相信，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报告以后，总政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和他的调子完全不同的长篇发言。

    谭政的报告，是林彪交代要做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发言，也是林彪要他作的，基本意见是林彪的。

    谭政听着这位同志的发言，越听越不是滋味。按一般的常理，这位同志发言前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呀，这样总是不大对头吧。他哪里知道正是林彪让这位同志这么干的。

    他已经隐约感到，这次会很可能是朝着自己来的。

    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一些看风向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散布对谭政很不利的话。也有人在会上发难，把谭政的讲话当成靶子批判。

    林彪也明确指示：“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谭政是很仓促“迎战”的。实际上他只能是被动挨打。

    最后，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并且要求总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继续解决他的问题。

    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总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开了起来。这种名为党委扩大会议的斗争会，完全是不许讲道理的。只准谭政承认他是“反对党，反对军委，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不许他解释，更不许他说理。

    偏偏谭政又是个爱讲点“理”的人。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不可能反对毛主席。要他承认这一条，他坚决不干。

    他在斗争会上据理力争：“你们这么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和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这也不是事实。”

    他的这些说明和争辩，得到的只是一句话：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

    那时候有个很是时髦的说法，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有人出来算谭政的老账了：“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着作，可用你的名义发表以后，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

    听到这里，谭政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说：“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想用我的名义发表也发表不了哇！”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

    “你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代你们的反党纲领！”

    可以说，那些日子是谭政心情最坏的时候了。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了好几年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被烟雾笼罩。有时候，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谭政大将实在是想不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死也要死个明白呀！

    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他不去。

    还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他也没有去。

    实在闷得难受了，他去了他的前任罗荣桓元帅家里。

    他们之间也是几十年的相交相知了。谭政来总政治部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

    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

    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比如两口子闹意见了也是找罗帅给调解调解……

    罗荣桓也知道了一些情况，见谭政来找他，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谭政心情很是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帅虽说身体不太好，但对一些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有些话他也不好说。

    “主席同意这么搞？”谭政还问。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起来，还是要工作的嘛！”

    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没有力量，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

    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言外之意是，我都快成反党分子了，还能干什么？

    “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

    两人谈了一阵子，也没有什么更好谈的，他们就分手了。

    逆境不改“夫子”气

    谭政55岁那年，他正式被降为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同时也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和国防部副部长。

    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波折。从中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谭政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的那种“夫子”气却没改掉。

    他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

    在别人看来，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也是个有名无实的事儿。而谭政是那种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的人。他还真的当起了副主任。

    他跑了总参的直属单位，一个又一个的招待所，一个又一个通信站，看那里的政治工作是不是保持了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他跑了总政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又跑八一体工大队。要人家谈怎样做好演员的思想工作，怎样正确对待比赛中的胜败……

    不是要他管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吗，他就下到了公安总队一些哨所，去和那里的战士促膝谈心……

    不是管后勤的政治工作吗，他就到武汉的一个被服厂去蹲点，一蹲就是3个月。

    “大有收获，大有收获！”回到北京，见到了罗荣桓元帅，他很有几分兴奋。

    他很详细地向罗帅讲起军事工厂的一些情况，说到了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把他带回来的几件不合格的衣服给罗帅看。

    他还对罗帅说，有的军事工厂有问题，特别是生产军械弹药的工厂，那要是出了质量问题可是不得了！

    罗帅也很是高兴地对他说：“好哇，好哇，你把调查的情况写个报告，也准备一个稿子，向军委汇报。”

    于是，谭政就认真地准备起来了。手头的材料是现成的，他不用准备就能说出许多事情来，自己动手写提纲，认真和秘书凑材料。

    材料准备好了，也向上面报告了，说叫他等，他就静静地等。一天过去了，没有消息，两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等了几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他不能再等下去了，就又去找罗帅。

    这时罗帅身体已经是越来越不行了，他自己也无能为力。

    一天谭政正在总后参加会议，得到消息说罗帅不行了，他和李聚奎上将飞车赶到罗帅家里，也没能说上一句话。吊唁时不好有更多的表示，回到家里，他不禁失声痛哭……

    1964年，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开始了。不少领导同志都下去了，谭政也决定下到基层去。

    他下去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改造自己的思想。

    他选择了江西九江的一个军工厂。他的正式职务是工作组的组长。到厂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工作服下车间劳动起来了。为了和工人打成一片，他改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名字——唐一夫。

    这又应了他的那个外号——“夫子”。

    他在这个工厂正经当了半年多的工人，并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人一致起来。

    工人们对这个“老唐”很感兴趣，有什么话愿意对他说，甚至有的工人家里发生了矛盾也愿意找他去帮助解决……

    既然是工作组的组长，就还要管一些事情。一天他接到江西省委的通知，到南昌去参加一个会议。

    他带上秘书就去了。研究军工生产，他现在是有发言权的。

    谁知来到南昌的当天晚上，秘书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请告诉谭政同志，他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

    秘书觉得不对头，就问：“这是谁的意见？”

    电话里说出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秘书只能回答：“知道了。”

    怎么和谭政老头说呢？秘书可是费尽了心思。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扯谎。

    “谭政同志，会议改期了，我们要先回九江。”

    谭政说：“不会吧，不是定好了的吗？”

    秘书说：“刚刚改的。”

    “不行，我要去问问他们，哪能这样不负责任，劳民伤财。”

    秘书再次劝他：“首长，就不要再问了吧！”

    他说：“不问怎么行，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呀。”

    秘书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他这才不说话了。

    他沉默了一阵，又问：“是谁不让我参加会的呢？”

    秘书只好告诉了他。他又吃惊地睁大眼睛，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

    秘书只好说：“首长，不要太书生气了……”

    邓小平批示：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文化大革命”前，谭政被降职到了福建省当副省长。可以说是副省长的椅子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来了。他先是被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造反派抓走，后来又被揪回北京接受三军造反派的批斗。

    他曾经对人说过，“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把所有批斗手段都尝了一遍。后来又被关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八年……

    当他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说话迟钝，腿脚不灵，真的像是一个小老头了，老秘书去见他时，他竟然哭了起来，老泪纵横，像是个孩子。

    “没有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

    老秘书问起在监狱里的情况，他摇摇头，说：“八年了，别提它了！”

    说这话时，颇有点像当时样板戏里的台词。

    他说起出来以后的情况，说到不少老同志来看他，“那天耀邦同志来了，特别关照他们照顾我的生活。”说着说着，止不住又流泪了。

    “我是出来了，但就这么待着，也不是个办法，总得有点事情做才行啊！”

    这就是谭政，这就是他的书生气。

    秘书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给叶副主席写封信，把你的情况说一说。”

    他觉得可行。第二天就动手给叶帅写了一封不是很长的信。

    此时，正是邓小平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叶帅很快把这封信批给了他。

    向来以作风干练而闻名的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毛泽东，并作了批示：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到军委当顾问。

    当天，这封信送到了中南海游泳池。

    毛泽东也想到了这个老乡，他们应该说是老熟人了，井冈山时期，谭政就当过他这个前委书记的秘书。毛泽东在谭政的信上用粗粗的铅笔画了一个很大的圈。表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这样，谭政大将又穿上了他无比喜爱的军装。

    说来也很有意思，他穿上新军装的时候，高兴得像个新兵。虽说没有了当年的大将军衔，但这“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也足以让这位老红军战士兴奋得睡不着觉了。

    他穿了军装去看叶帅。在西山叶帅的住所，他握住老帅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叶帅看他的身体被摧残成这副模样，也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谭政啊。”叶老帅坐下来关切地对他说，“你出来工作，是小平同志建议，毛主席批准的。你呀，能做多少工作，就做多少，身体不好了，就不要像过去那样，不要勉强。”

    叶帅说话的声音不大，谭政的耳朵已经有点背了，没有听清。叶帅只好又说了一遍。

    谭政听清楚了，但他还是说：“能工作了，我就要给党多做点事情。”

    两人说了许多过去的事，但也有很多的话没有说出来，他们还不能说啊！

    分手时，叶帅说，你的耳朵不好了，送一个助听器给你吧！

    谭政接过来，试了试，说清楚多了，这东西好！

    ……

    他又去了徐向前元帅家里。站在徐帅面前，徐帅竟然不敢认他了。

    “谭政，你怎么一下子老成这个样子了？”

    谭政苦笑了一下，说：“林彪把人往死里整。”

    两双久经风霜的手握在了一起，很久没有分开。

    “你被关了几年呀？”

    “快九年了。徐帅，你说，他们怎么能这么整我呢？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整我。”“你这个谭政，真是个书生。要整你，还要问为什么？”

    徐帅的山西腔，久久响在他的耳边。

    晚年，为了笔墨官司“较真儿”

    这又要说到前面提过的那个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

    当年批谭政的时候，说是他把毛主席改过的文章说成是自己的。他不服气，因为那个稿子他改了六次，毛主席只改了一次，而且是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怎么能说这个稿子不是我写的呢？

    批他的时候，他不认这个账，后来他更不认这个账。

    有一天，一个地位相当高的人来看他，对他说：“谭主任，你在延安作的那个政治工作报告，不能算是你的着作吧？”

    他没有回答。对这样的问题他是不屑于正面回答的。

    过了不久，有关方面给他送来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件中，有一个附件，就是那个报告。这回的处理更是有趣，没有署谭政的名，也没有署别人的名，而是署了“留守兵团政治部”。

    谭政又好气又好笑，“留守兵团政治部怎么作报告？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他很不高兴地对秘书说。

    秘书能说什么，只能说：“可能是他们搞错了吧！”

    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说：“历史总会是真实的，总有一天会有人说公道话的。”

    没有多久，他就得了脑血栓。有人说，那是气的。谭政自己什么也不说。

    这会儿就是想说，他也说不利索了。

    有一天，老秘书兴冲冲地来看他，坐在病床边赶快拿出一本书，对他说： “谭老，这是党的权威部门编辑的《党史参考资料》，里面收了你的那篇文章。”

    他没有听明白。他的耳朵是越来越不行了。

    秘书又赶忙给他写在纸上，告诉他这个消息，又把书打开给他看。他明白了，脸上出现了难得见到的笑容。

    他的嘴动了动，说出了几个字。老秘书也无法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从口形看，好像是说：“实事求是就好。”

    有人说，谭政这个人就是特别计较这些事。

    谭政说：这不是个名利问题，对这样的事有必要较较真！

    （此稿在写作过程中，得到谭政同志的秘书乔希章同志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