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写小说，写了50年，萧克将军创造了当今文坛的几个之“最”。

    他拿出一个纸口袋，掏出一叠发了黄的稿子，上面赫然四个黑体大字——“供批判用”。

    萧克摇头，说：“不要这样讲，我是当事人嘛，别说朱总司令，就是团长也不会抱着机关枪和敌人打嘛！”

    坚持要去看打败仗的地方。

    写小说的上将

    第一位获茅盾文学奖的上将北京国际饭店二楼宴会厅里，一派欢声笑语，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在这里举行。

    坐在获奖席上的人自然很引人注目——一位80岁的老者旁边坐着一个18岁的姑娘。老者着一身米白色的中山装，姑娘穿一件鲜红的上衣。这一老一少相互映衬，更成了不少新闻记者拍摄的对象。

    会议的组织者好像知道人们的心思，特别向大家做了说明——“那位老者是德高望重的萧克将军，那位少女是长篇小说《金瓯缺》的作者徐兴业的孙女，她来代爷爷领奖。”

    轮到获奖代表讲话时，萧克健步走到了讲台前，操着一口湖南官话说：“我是一个兵呐……”

    此前不久，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浴血罗霄》的出版召开的座谈会上，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很高的评价。夏衍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反映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冯牧说：“这是一部真实的红军生活的风俗画卷。”

    胡耀邦也写诗给老将军：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读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报刊评论说，当今文坛上，恐怕还没有几部写了50年才出版的长篇小说，恐怕也没有哪部小说没有出版就受到两次批判，更没有上将军衔的人写小说，并且一举获得中国文坛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萧克将军创造了当今文坛的几个之“最”。

    说到这些，萧克将军笑笑说：“什么之最呀，我不过是一个业余作者罢了。”

    那天，萧克写了一首诗：

    内战告终仍引弓，

    业余犹喜事雕虫。

    风云雷电无宁日，

    幸有中郎惜焦桐。

    他把所有关心这本书出版的同志比作蔡中郎，而自己却永远是那么谦逊。

    此刻，在人们热烈的掌声过后，萧克说：“这本书能够出版，要感谢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他们派出了董保存同志做我的责任编辑，我们很好的合作，这本书才得以出版……”

    老人家的话使我想了很多很多……

    将军拿出一叠发黄的稿子，上面赫然四个大字——“供批判用”

    那是1986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在北京淡淡的晨雾中，我找到了一条不起眼的胡同中的一个很不起眼的红色大门。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将军府吗？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按响了门铃。早就听说萧克将军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直不肯拿出来，我几次给他的秘书打电话，才答应今天去谈谈。说实在话，我心里没底，谁知道他的小说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不理想，岂不是自找麻烦？

    萧克将军着一身便服，站在门口和我握手，把我让进一个简朴的小客厅。

    给我最深印象的是那幅有一面墙大的中国地图。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老将军吗？

    这就是我们常在党史军史上看到的那个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1927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上过井冈山，参与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曾先后担任过红六军团的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八路军一二○师副师长、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以及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的老前辈吗？

    坐在他的面前，我感到他更像一个老学者：戴一副咖啡色的眼镜，文质彬彬，腰板笔直。

    刚刚坐定，萧克将军就说：“我那个东西，还是很不成样子哟！”

    我说：“萧老，您就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嘛！”

    他拿出一个纸口袋，掏出一叠发了黄的稿子，递给我。我扫了一眼，先吓了一跳，上面赫然四个黑体大字——供批判用。

    看我吃惊，他十分平静地解释说：“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印的。你们先拿去看看，看有没有价值，如果觉得还有用处，我们再研究如何修改。”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读完小说，我被他营造的情境感染了——这是一部少见的描写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虽然它还很粗糙，还有待完善，有待提高，但它的的确确是一部罕见的小说。

    于是，就有了我们较长时间的合作。

    “我要写一部中国的《铁流》”

    萧克将军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会在50年后出版，更不会想到这本书会给他本人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和罪名。

    长征结束后，1937年5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散会以后，萧克将军策马扬鞭，在和战友返回驻地的路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写一部中国的《铁流》。

    回忆起最初的创作冲动，萧克总是神采奕奕，他说：“你们不知道哇，那路边的高山，血一样的红，天上的云也像是血，我们骑在马上飞跑，我就想起了红军的战斗生活。我们所经历的战争，远比我读过的《铁流》要复杂，要精彩，我怎么就不能写出来？那时候年轻气盛啊！”

    搞创作，仅仅有冲动是不够的。他能完成这部作品，和他的文学功底是分不开的。他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喜欢文艺，参加革命前，他就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在家乡读师范的时候，他就曾经用一块大洋买过陈独秀主编的《新文学大系》。参加革命后，只要有机会，他就找书看。有时打土豪，他也要看看有没有书可读。《少年维特之烦恼》就是一次打土豪得到的，一直跟了他许多年，后来被一位战友弄丢了，他至今还很遗憾。

    他不光读，而且动笔写，写诗歌，写小说，也写散文。当年的《湘赣红旗》上就发表过他的作品。

    创作《浴血罗霄》是在甘肃省一个叫镇原的小城，那时，他每天晚上都要挑灯夜战到凌晨。谁知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了，他身为一二0师副师长，和贺龙、关向应同志一起，奔赴晋西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战事繁忙，他就没有时间写这部小说了。

    1938年3月，一二〇师收复了晋西北7城后，部队有个短暂的休整，他又重新执笔，抓紧时间写他的小说。一张小炕桌，一支洋蜡烛，一堆白纸，一写就到深夜……关向应政委开玩笑说：“老萧，你要是不当兵，说不定搞了文艺工作。”

    《浴血罗霄》的初稿，完成于京西百花山里。那时他是冀热察挺进军的司令员。每天的工作是紧张的，但他还是见缝插针，利用躲敌机的时间，在膝头上奋笔疾书。当时躲飞机没有像样的防空洞，多是在老乡挖煤的洞子里，有人说过，这是完成于煤洞子里的小说。

    司令员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在那时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部下中不乏作家、评论家，他们对这本书都很关注。《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看了初稿，对萧克说，还可以再充实一些，不怕内容多，多了可以删。由多变少易，由少变多难。将军虚心听取了意见，做了再次修改——那些日子他得了肺结核，不得不静下心来养病。

    自然，他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也招来一些议论，有人还来点冷嘲热讽。萧克很不以为然，他说业余时间聊大天、打扑克没有人说三道四，我写小说反倒有人说不好，真是岂有此理！

    小说的初稿完成以后，他可就没时间动它了——他毕竟是一员战将，他的主要工作是指挥作战，写小说只能是业余的业余。他把这部用毛边纸、粉莲纸等杂七杂八的纸写成的书交给了他的夫人、老红军战士蹇先佛，请她像带孩子一样带好这部小说。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有一天蹇先佛带着孩子到了古北口的一个团里，吃过饭已经很晚了，又困又累，团里的同志就安排她们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她发现稿子不见了，急得满头大汗：“老萧把稿子交给我，我给丢了，这怎么向他交代啊！”团里的同志也帮助找，一直找到深夜，还是不见踪影，谁知到了第二天凌晨，外面有人敲汽油桶。咚咚敲了好一阵，哨兵到那里一看，装稿子的皮包放在桶上。人们估计，可能是偷皮包的人以为里面有钱，偷去一看是一堆稿子，才送回来的……

    全国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照说稿子可以送出版社了。萧克将军却没有这么做，他想好好改一遍再说，只是那时没有时间。他主管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实在无暇改小说。到了1958年，这本还没有出版的小说就开始遭厄运了。

    有人打电话给萧克，要他把书稿拿出来，他说：“拿就拿，我的小说能有什么问题？”结果书稿被打印出来，罪名也跟着出来了，什么“宣扬战争恐怖”，“诬蔑劳动人民”，“写不正常的趣味”等。在批判会上有人居然指着书中国民党士兵的一句话说：“你竟敢喊打倒共产党。”将军哭笑不得。翻来覆去的批判把他折腾得吐了血。

    到了“文化大革命”，对这本书的批判也进一步升级，罪名越来越大，什么“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因此有人对萧克说，你是何苦来呢，当你的将军吧，写什么小说哟，还不够给自己找麻烦的！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泼在这部小说上的污水被清洗掉了，萧克将军依然没有时间来改它。直到他从第一线上退下来，他才有时间翻开已经发黄了的书稿。

    坚持要去看打败仗的地方

    要修改这部小说，就要有一些新的想法。萧克执意要到老区走一走，看一看，唤起一些当时的感情，于是我们就上路了。

    我们坐火车直奔永新——萧克曾经在那里战斗过很长一段日子。不巧，我们到达永新的那天正在下雨。吃过晚饭，我们都觉得有点累，就躺在床上休息。

    这时，只见萧克将军让警卫员搬来一把藤椅，放在屋檐下，说：“你们休息吧，我在这里坐一会儿。”

    他手抚额头，看着屋前的翠竹，听着哗哗的雨声，一动也不动地坐着，仿佛是一尊雕塑。

    他坐了很久很久，直到工作人员来催他休息，他才从沉思中醒过来。他对我说：“回到这里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真快哟！”

    来到老区，他的兴致极高，说话也比平时多了，一坐到车上就给我们讲起当年的战争……

    几天以后，我们参观一个有名的纪念馆。当地同志听说萧克将军来了，都来陪他，他说：“我不要你们陪，只要几个搞党史的同志在就够了。”当地的同志没办法，只好依他。我以为他是想找个比较了解情况的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另有用意。

    纪念馆的同志和党史办公室的同志紧跟随着他，漂亮的女解说员认真地给他介绍，他也看得十分认真，而且只是看，很少说话。

    解说员很认真地解说着：“当年阻击敌人时，朱总司令就是用这挺机枪，和战士们一起阻击敌人……”

    萧克停下，看了看那支枪，转身问党史工作者：“朱总用过？”

    一位党史工作者回答：“听说是。”

    萧克将军摇头，说：“不要这样讲，我是当事人嘛，别说朱总司令，就是团长也不会抱着机关枪和敌人打嘛！”

    众人只能点头称是。

    紧接着，他们来到一座山的模型前，纪念馆内的音响大作，似乎是要再现当年的作战情景。

    解说员的声音很有力度：“在战斗中林彪贪生怕死，需要增援的时候，他却逃跑了……”

    听到此处，萧克将军又站住了。

    “不要这样讲，这样讲不好。我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的仗是打得好的，林彪也没有贪生怕死。至于后来他变坏了，那是后来的事情，是另一回事。”

    这话今天听来也没有什么，但在当时，人们是感到很惊讶的，这是他说的吗？

    快要走出这个纪念馆的时候，萧克将军在一张我军序列表前指出了两个错误后，突然笑了起来：“你们把我当军团长的时间提前了一年，给不给补工资哟？”

    人们都笑了起来。

    快离开了，纪念馆的同志请他题字，他既像问别人又像问自己：“写什么呢？写什么呢？”

    过了一阵，他拿起毛笔，挥毫写下了四个大字：求实存真！

    大家在为他鼓掌的同时，好像也明白了什么。

    我们上了车，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对待历史就是要求实存真，不唯上，不唯定论，不感情用事。不能完全为了一种政治需要，把有些事情说得不是那么回事；也不能因为感情上的原因，把有的说成没的。”

    我当时很受震动。

    在我的心目中，有些老同志总是爱谈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而不愿谈自己走麦城的经历。

    没想到萧克却不是这样——那天，我们到了江西宜春，他提出要去看一个地方。那里不通公路，而且路很险，人们劝他不要去了，他坚持要去，我问：“为什么非要去那里不可？”

    他说：“你们不知道哇，当年我在那里打了一个败仗，牺牲了不少人啊！”

    原来他要去看他打败仗的地方！

    不巧得很，第二天下起雨来，车子没法开，他没有去成。我看他在屋里坐立不安的样子，真有点恨起雨来了。

    当晚，当地的同志请他给烈士纪念馆题词，他说：“这个词我一定要题。”

    他叫人拿来纸笔，蛮有感情地写了碑文。

    说实在的，这些年来，有的老同志官做大了，与一般老百姓的距离也就远了，而萧克将军却正好相反，他时时关注着老区的老百姓。那是在湘南的一次活动中，正当他要为一个烈士纪念碑揭幕的时候，有一个人奔跑过来，手里举一张纸，一下子跪在他的面前，直喊叫什么，当地的保安人员把这个人拉走了。

    萧克说：“你们问一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得到的回答是，他有些事要领导同志解决。

    “到底是什么事嘛？”

    “他是无理取闹。”

    萧克不高兴了，他说：“你没有调查，怎么知道人家是无理取闹？”

    对方不说话。

    萧克又说：“你们不知道，我们闹革命的时候，这里的老百姓用生命支援了我们，如果他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不解决，那就有点对不起人家了！”

    事后他又专门叫秘书过问此事。

    我这才觉得对这位老将军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们外出的时候，他用很多的时间和我谈关于“左”的问题。他是革命的见证人，他经历了我们党历史上的许多次的“左”。

    他说：“当年在中央苏区打‘AB’团，把许多很好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给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你们没有经历过，那时，我们的很多战友，都被当成‘AB’团打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保护他们……”

    讲起这些，他的话就多了——

    他说起在中央根据地的一些往事，说到一些我还不是很熟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

    他的秘书张国琦告诉我，在平反冤假错案的日子里，萧老可是没有少费心思——

    福建有个傅柏翠，在战争年代脱党后，又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可一直把人家当成“敌人”对待。傅柏翠多次上书，都没有得到解决。他给萧老写信，申诉自己的不平。

    萧克对有关人士说：“当时傅柏翠同志离开我们的队伍，是因为我们的政策太‘左’了，我们要把人家当成反革命来对待，他如果不跑，他早就没命了！”

    又有人提出，当年傅柏翠打死过我们的人，不应该给他平反，要平反也得留个尾巴。

    萧克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们对任何问题都要做具体的分析，他说他打死了我们的战士，你去追他，不停地放枪，他不打你，他不是照样被打死？”

    在他和许多老同志的努力下，傅柏翠终于在他九十岁的时候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这次老区之行，他产生了不少新的想法，唤起了一些当时的感情。过去他曾指挥千军万马在这里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现在他又调动笔下的千言万语，去进行新的战斗——修改他的《浴血罗霄》。

    “写好了进医院，写不好进法院……”

    当他把这部印有“供批判用”字样的书稿交到我手上的时候，很快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有的同志认为，这本书不用改就可以出版，反正是老将军写的，又经过了那么多的磨难；有的同志则认为，书是新中国成立前写的，现在出版还是要做一些必要的改动。

    我觉得，这是一部难得的书稿，是一部少见的反映红军生活的长篇小说。

    它虽然还很粗糙，但它毕竟是一块还没有打磨出来的璞玉，只要认真修改，是会成功的。

    问题提到萧克那里，他很干脆地说：“文章不厌百回改，我不仅要改，而且要好好改，改不满意，绝不出版。”

    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改起小说来也像指挥打仗一样，一丝不苟。我们一起研究了一个修改方案，用他的说法叫做“三三方案”：三分之一的章节做文字删节润色，三分之一的章节要做较大的修改，还有三分之一的章节要重写一遍，全书整体结构也要调整一下。

    我知道，小说做结构的调整绝非易事，更何况他是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呢！

    有好心的同志劝他，不要费那么大的劲了。他说，我要对得起自己，也要对得起读者哟！

    于是，他开始了新的战役。

    每天上午看材料，做准备，中午起床开始写作，晚饭后稍事休息，再接着写下去，直至凌晨一时左右。我们怕他太累，劝他量力而行。他说：“这和打仗一样，没有点敢打敢冲的精神是不行的。”他的夫人蹇先佛也说：“他那个脾气，你们是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怎么干，你们谁也别想说动他。”

    写了没有几天，问题就来了——只要人们知道他在家，就会有人来访，找他题字的，找他写文章的，请他出席各种会议的，找他落实政策的……秘书警卫挡驾有时都挡不住。

    将军挥挥手，说：“走，走，走！我非躲出去不可，要不然我的任务是没法完成了。”

    他的夫人却说，你最好还是别出去，出去了写起东西来更不要命了。

    他还是出去了，我们一起去了东湖。

    那些日子，他已经进入角色，吃饭时想的是小说，散步时谈的是小说，有时发生争论也是小说。

    一天，他的秘书张国琦提出，是不是可以把1928年红军时期的一些事情放到1934年来，以增加小说的可读性。

    “哪些事情，你说说看。”

    “比如说，那时部队的素质相当差，有人一说要跑反，部队就有人跟着起哄，你们当时叫做‘发妖风’……”

    “不行不行，到了1934年，部队的情况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这不能调整。”

    他在前面修改，我在后面编辑，编着编着就发生矛盾了。有时他要保留的战争过程，我认为太冗长了，想删了些，他坚持要保留。我说，过程交代多了没有用处。他说，《战争与和平》一书中有多少过程？《三国演义》中有多少过程？

    有时我们为了一个人物的命运，争论好几天，有时他很固执，有时他又很随和……

    一天夜晚，我走过他的窗前，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看看又没有别人，就敲门走了进去，他说：“我正在读我修改的这一段，你也听听。这是敌机来轰炸后的一个场面。

    “一阵连续的轰隆声过后，红军驻地的山头上立即腾起了无数巨大的烟球，吞没了山顶，烟球随即向天空飞散，红军阵地上出现了鲜血淋淋的尸体，山冈上许多乌黑的弹坑内，东斜西歪地横陈着没有手的、没有腿的、没有一个四肢完全的人，有些树枝上、灌木叶子上挂着带血的衣服、帽子……”

    我被他的描写震动了，连连说：“好！好！”

    “不要光说好，要是听你们的，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这些东西怎么也写不出来。我非要等夜深人静以后，才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

    就这样，一节稿子要改个五六遍。有的章节要修改十遍。全书大的修改四遍，从近40万字删改至25万字。

    稿子脱手了，他开玩笑说：“你们不是说，写好了进医院，写不好进法院，不知道我写好了还是写坏了。”

    他进了医院。校样出来以后，他说，我负责到底了，再看一遍吧！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他坚持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并且认真校正了所有引文……

    坎坷人生将军诗

    笔者和萧克将军早就熟识。因而读起他的诗来，就另有一番滋味。那本装帧素雅的诗集，在我读来，有那么多的风雨雷电，那么多的人生感悟，那么多的奇特经历，那么多的鲜活人物……

    有些诗在不知情的人看来，也不过尔尔，但在知道些情况的人来看，就是坎坷人生了。

    我在这里仅就他的几首诗来说和他有关系的几个人物吧！

    北大荒遇丁玲

    汤原晤丁玲

    冰封雪冻嫩江寒，相见同惊两鬓斑。

    共历风波差一字，别时频顾语犹难。

    这首诗写于1962年10月。

    当时萧克将军被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错误批判后，降职到农垦部当了副部长。他到北大荒的国营农场检查工作，来到了合江农垦局下属的汤原农场。

    那是一个寒风凄凄的清晨，萧克听说丁玲就在汤原农场的时候，向有关的同志问起了她的情况。农场的同志告诉将军，丁玲在这里当文化教员，别的事情她都不肯做。萧克将军说：“哦，她在这里呀，那一定要见见她！”他们在延安的时候就认识。

    那时候他们多年轻！萧克被人叫做“白袍小将”。

    但他可不是个小将，他是赫赫有名的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当时的作家丁玲，对他是很崇敬的，她还专门采访过这位年纪很轻的将军。

    后来，萧克到了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丁玲也到了那里。他们还一起谈论过抗日中的文艺问题。

    谁会想得到两个人在这里见面呢？

    “相见同惊两鬓斑！”是啊，他们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了。丁玲握住将军的手，连声说：“老了！老了！”

    这既是叹自己，又是叹将军。岁月不饶人啊！

    萧克将军说：“你也显得老了。”

    丁玲说：“我本来就大你四岁嘛！”

    ……

    好多年不见了，应该有很多的话说，但当时的政治气候又不容他们说什么。

    后面一句，更是艰难的人生。

    “共历风波差一字”，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政治风浪中，他们都是受害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作家协会系统揪出了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把一个本来对党有着深厚感情的丁玲打成了右派。

    一年以后，萧克将军也因“教条主义”被打倒了，也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

    他的训练总监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都被撤销了。

    一个右派，一个右倾，只差了一个字。

    他们都经历了苦难的人生。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把分手的情景，政治气氛都写了出来——“别时频顾语犹难”。

    30多年过去了，说起那次分手的情景，萧克将军记忆犹新。他说：“那是一个飘着雪花的早上。我已经离开农场，准备登车了，只见雪中跑来一个人影，近了才看出是丁玲。我当时心里很是感激。这么大的雪她还跑来了，我感觉到了她的那一分情谊。我和她握握手，就上车了。我看见她的眼里好像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又不能说。我也有许多的话要说，就更不能说出来，或者是不能说明白。只能是用多保重这样的话来相互告别。哎，那个年头啊！……”

    老团长王尔琢

    谒王尔琢墓

    智勇双全震赣湘，为除叛逆以身戕。

    时逾半纪临君墓，如见英姿焕大荒。

    这首诗又写出了一个历史人物——王尔琢。

    此人在朱毛红军中颇有名气和威望。当年不是有那样的说法吗，“朱毛红军打仗靠谁？还不就是二十八团！”

    “二十八团靠谁？还不就是靠了大胡子王尔琢。”

    说这些，年轻人可能还是没有概念。这么说吧，林彪就是王尔琢手下的一个营长。如果不是王尔琢牺牲，林彪也许就当不成团长。如果王尔琢不牺牲，说不定他的军衔要比林彪还高。林彪也许就当不成副统帅了。当然这都是也许……

    萧克和王尔琢的关系甚笃。萧克也很崇敬这位黄埔一期的上级。在他的领导下，萧克当过连长，当过副营长。那时的三个营长，一营长是林彪，二营长是袁崇全，三营长是肖劲。

    当时的情况很是险恶，不要说能看到革命成功，就是能看到革命的队伍稍有扩大，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位二营长袁崇全就对革命的前途完全失望了。他也不愿在山里转来转去，想去打大城市，想自立门户。他拉起队伍就走了，没有和团里的人打任何招呼。

    身为团长的王尔琢以为他就是一时想不开，不是叛变革命，很是自信地说：“我去把他叫回来。”

    王尔琢牺牲得很惨烈。

    他到了那个叫思顺墟的村子，袁崇全正在和一伙人打麻将。

    王尔琢很自信地叫：“老袁！我是王尔琢，我来接你们来了！”

    已经铁了心的袁崇全，哪里还听这个，以为他是带了人马来打，于是就开枪杀害了王尔琢。

    当时王尔琢不仅是主力团长，还是红四军的参谋长，他的牺牲，对红军来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但由于当时的条件，只能在他牺牲的地方掩埋。

    正在生病的朱德军长赶来了。人们呜咽着向王尔琢告别。

    ……

    后来红军在井冈山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拟就、陈毅手书的挽联是：

    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

    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使萧克将军感到遗憾的是，这两次追悼活动他都没能参加，当时他也身负重伤。所以他心中总有这么一种想法，就是要抽时间去看看王尔琢。在职在位时，没能去成，退下来了，总还是可以去的吧。

    时隔几十年以后，萧克将军到了王尔琢牺牲的地方，他要了却他的心愿。

    站在王尔琢很不起眼的墓前，萧克将军的感慨颇多。他和随行的同志说起了他们当年的团长，说着说着忍不住老泪横流……“尔琢同志，我来看你来了！”

    空旷的山野里，他的声音很响很响。

    他仿佛看到了王尔琢的身影。真是“如见英姿焕大荒”了。

    当天夜晚，潘汉年被抓了起来。

    读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文有感：

    一代英杰，人民精粹。

    深入虎穴，无私无畏。

    长期蒙冤，惜人弗味！

    今得昭雪，忠魂有归。

    万众欢腾，三中全会。

    如果有人说，这首诗太白了一点，韵味不够，我想萧克会同意的。

    这也难怪他，写这首诗的时候真是有感而发，而且感情相当充沛。

    他曾对笔者说过，当时读了夏衍怀念潘汉年的文章，心情特别激动。顾不上推敲，忍不住就写了这首诗。他和潘汉年也是老熟人了。那年他们在延安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住在很近的窑洞里。吃过饭，有时就聊聊天。一个在前方打仗，一个在敌人心脏里搞地下工作，你说的我觉得很新鲜，我说的你也觉得很新鲜，真是越说越近乎。

    ……

    从此他们就有一种同志加朋友的关系。

    对潘汉年的历史功过，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他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了一生，这恐怕谁都不得不承认。

    但潘汉年至死也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他是被当作特务而被迫害致死的。

    当党给潘汉年平反的时候，萧克就不能不想起和潘汉年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天，他对夫人蹇先佛说：“好久没见到潘汉年了，去看看他吧。”

    两人坐上了车，很快到了潘汉年家里。

    虽说都在北京，平时也很少有机会见面。他们聊了半天的家常话，也谈了一些国际国内形势。

    等出了门，蹇先佛对萧克将军说：“我怎么觉得小开（潘汉年的外号）的情绪有些不对头啊？”

    萧克说：“没有啊，他平时也就是这个样子。”

    “我总觉得他心里好像有什么事。”

    萧克将军说：“你不要多心。”

    谁知过了不到24小时，潘汉年就被抓了起来。

    萧克在中南海听到传达的时候，真是目瞪口呆，他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潘汉年是叛徒特务。但他也不能站出来说什么。

    对这样一个长期在敌人心脏工作的老同志，用了那种残酷的手段来把他迫害致死。萧克将军心中总是很不能原谅，他为潘汉年就那样离开了我们而感到愤愤不平。

    于是当夏衍写了纪念潘汉年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后，他忍不住拿起了笔，写下了上面的那首诗，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

    尽管这首诗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在诗中表达的那种感情，是真实可信的。我想读者是会理解的。

    “万众欢腾，三中全会！”萧克将军看到了潘汉年的平反，也看到了许多像潘汉年一样的冤案的平反。所以他用了类似口号一样的语言。

    “铁根之根终不绝”

    怀蔡铁根

    铁根之根真如铁，志在抗日入军牒。

    晋冀察绥策战马，战后金陵习兵决。

    上书我军现代化，论事说理殊剀切。

    谁知淫雨漫纷纷，无限上纲玉石裂。

    是非颠倒出京华，削职远徙贬东越。

    日服劳役暇读书，夜抚雏儿度岁月。

    十年浩劫益凄凄，大灾小灾如滚雪。

    坚持真理不报诬，宁为玉碎不折节。

    神州重振马列风，铁根之根终不绝。

    这里也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故事。

    如今知道蔡铁根的人恐怕不多了。

    1970年3月11日上午9时40分，江苏常州西门外的公墓围了很多的人。

    这里要枪毙“现行反革命”，不少人来看热闹。

    一个五十来岁的人被押了出来。他在痛苦地挣扎着要说话，但一条麻绳勒住了他的脖子。

    这就是当年总参谋部的条令处长，后来的南京军事学院教授会的主任蔡铁根。枪声响了，这位南征北战的老红军倒下了。

    他为什么能得到萧克将军的如此称赞呢？

    原来，这位蔡铁根是当年和萧克将军一起挨整的，而后来的结果，是他比张志新还惨。

    真是“铁根之根真如铁”，当年在批斗他的会议上，他的骨头是最硬的。当有的人批判他，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他说：“你们搞错了，你们批的那些恰恰是毛主席批准的。”

    有人跳上台去，揪下了他的领章和大校军衔，当即就赶出会场，关了起来。

    别人能写检讨就写了，他就是不肯写。他认为他没有错，而是批他的那些人错了。

    后来他被赶出了军队，到了江苏常州的工业局工作。对于给他的那些“帽子”，他从来就不承认。他说历史会是公正的。

    他一次次地给中央领导人上书，七次上书都没有消息。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又被揪了出来，成了“反党集团”的首脑人物。

    蔡铁根和朋友的正常来往，被说成是搞反革命组织活动。

    有一次蔡铁根和人说起了打游击，被人汇报后，就成了他要组织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红色政权。

    他好不容易到“善卷洞”去玩了一次，就被人说成是他去看地形，要上山打游击了……

    他被逮捕法办，关进了监狱。

    第一次审问，他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你们凭什么把我关起来？”

    “十六条上有没有这一条？”

    审问他的人火了，大声吼道：“你这个现行反革命怎么这样嚣张！好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革命，我是一个革命战士！”

    ……

    他抗议过，绝食过，还试图越狱过，但都没成功。他受到了更加非人的对待。

    被判处死刑的那一天，他也没有低头。

    当大会宣布，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的时候，他大声高呼：“你们无权判我！我要上诉！”

    为了不再让这位老红军说话，行刑的人用麻绳勒住了他那耿直的脖子。

    ……

    萧克将军听到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党为蔡铁根平反以后。

    当年自己的老部下，结局如此惨烈，萧克不能不喟然长叹，也不能不为之骄傲。

    他写下了这首诗，为的是想让蔡铁根的精神永存。

    坦荡胸怀老天真

    酬耀邦同志

    花甲履新益自珍，清风两袖勖同仁。

    为求实事勤咨访，不惮求知书贴身。

    小着何堪登大雅，尊诗恳切励斯人。

    平生耿介言行一，坦荡胸怀老天真。

    这首诗里涉及了一部长篇小说，即萧克将军写的那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

    这是一部命运多舛的书，还没有出版，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判了两次，说这部书是反党作品，宣扬战争恐怖等。经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这部书终于在萧克将军退居二线后出版了。

    萧克买了很多书，准备送给老战友和老同志。在他列出的名单中，就有已不再当政的胡耀邦。

    几十年来，萧克将军为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你地位显赫的时候，我不一定去看你，也不和你套近乎；你若是不怎么顺利的时候，我倒是可能和你来往。

    他和胡耀邦不能说不熟悉，他在晋察冀当副司令的时候，胡耀邦在晋察冀军区下属的四纵队当政委。他们是上下级关系。那时他们经常在一起研究作战，也在一起谈天说地。但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除非是开会，他没有去和胡耀邦叙什么旧。倒是胡耀邦没了职务，他还想着去看看这位当年的老同志，后来的总书记。

    《浴血罗霄》送到了胡耀邦的案头。

    对这种情谊，胡耀邦当然也很是珍惜。

    那段时间，胡耀邦正在闭门读书。他很快读完了这部很特殊的书，并且用宣纸写了一首诗送给萧克。诗是这样写的：

    寂寞沙场百战身，青史应留李广名。

    夜读将军罗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

    萧克将军读了胡耀邦的诗，心情也很激动，随即写下上面那首诗。

    他和胡耀邦是同一个时代的革命家，他们的身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因而他们的心是能相通的。“平生耿介言行一，坦荡胸怀老天真。”这难道不是这两位老革命家的共同写照吗？

    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安葬胡耀邦的共青团农场的那座小山请谁写个山名的时候，胡耀邦的夫人说：“那就请萧克将军！”

    军人学者

    萧克也没想到，他退居二线后，会出任这样一个职务。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兵，将军做学问总是有一定的局限的。

    说这事偶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

    最初的想法是从1989年秋天才有的。那时，曾是河南郑州市委书记的李宝光找到萧老，说是河南的不少同志想搞炎黄二帝塑像，想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能不能请萧克出面……

    这些同志找到萧克，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萧克素以“军人学者”着称。战争年代，他曾经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1948年5月，他又出任过华北军政大学的副校长，协助叶剑英为华北、为全国培养训练干部。全国解放后，又长期从事军队的教育工作，出任军事学院院长。

    他是我们党内老同志文化教育工作较有经验的一个。

    恰在此时，萧克收到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的来信，他在信中说，如果能出一部《中华文化通志》，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是有意义的。如果萧克能出来主持，此举，还是有可能的。

    两个事情合在一起，萧克同志倒有了一些兴趣。

    萧克把这封信批给了有关的老同志，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因此，有人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搞个炎黄文化研究会还是可以的。”

    “那就请你出任会长喽！”

    “我不行，一个当兵的。”

    “你是军人学者嘛！”

    “我有自知之明。”

    说来说去，最后，萧老说：“你们要搞研究会，我可以请周谷老来出任会长。”

    后来，萧克去找了周谷老。周谷老长萧克同志十来岁，萧克一直视他为长者，他把来访的意思一说，周谷老就说：“还是你干。”

    萧克说：“你的学识、你的资历都合适，还是你出山吧！”

    两个老人推来推去，最后，周谷老说：“要不，咱俩一块干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1991年5月10日，人民大会堂湖南厅里，全国各界的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炎黄文化研究会在这里宣告成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特意赶来祝贺，他热情洋溢地说：“今天我非常兴奋，这么多的老同志关心我们的文化事业，热衷祖国的传统文化，我要给你们当好后勤，给你们做保障……”

    萧克在这次会上宣布，炎黄文化研究会将在近阶段办三件事——编一部《中华文化通志》，整修黄帝陵，编好《炎黄春秋》杂志。

    要做一件事，谈何容易，何况又是这样一件大工程。在1992年3月召开的一次研究《中华文化通志》的会上，萧克问大家：

    “我们要做的事情该不该干？”

    “当然应该干！”

    “既然大家都说该干，我就要点将了。”

    他接着点了三个人的名字，谁都不敢接这个任务，都说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萧老急了，说：“这像打仗一样，既然决心定了，就要确定指挥官！”

    但这毕竟不是打仗，这次会上还是没有确定谁来搞这个工程。

    萧老有个特点，要干个什么事，就要搞出个名堂，他无论是到外地开会，还是在京参加学习，他都记着这件事，都过问这件事。

    1993年5月，他决定把姜义华请到北京，要他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组成一个编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多方联系，多方进行工作，终于在7月组成了这个编委会。

    这时大家都要萧克出任这套书的主编。

    “这不行，我一个出身行伍的人，是不能当这个主编的。”

    大家还是一致要求他担任主编。

    他还是坚持不当。

    最后，双方妥协，他答应出任编委会主任。

    既然当了这个主任，就要干主任的事，他又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亲自过问有关这本书的宣传材料，动手修改有关文字；亲自过问有关这本书的经费问题。

    当他得知香港三立公司的副总经理吴茜小姐表示愿意赞助这一活动时，他又对有关人士说：“一定要人家出于自愿，如果是看老同志的面子，那就不好了。”

    他要求，一定要一流的作者，写出一流的书来。因而就有了一个独特的组稿办法——招标，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

    他的这些决策，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当《人民日报》的广告登出以后，马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全国二十几家新闻单位争相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学术界，这消息更是不胫而走，不少年轻有为的人前来联系有关事宜……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准备，《中华文化通志》于1993年早春开笔，100名作者汇集北京，从萧老和别的老同志手上接过了沉甸甸的聘书和3000元的资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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